三农问题之农民（精选合集）

第一篇：三农问题之农民

我认为我们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核心是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依照我的思考是七个字：“安居、乐业、有保障”。要把农民的问题彻底的解决好，天津开展了宅基地换房的办法建设示范小城镇，这是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做法就是在国家现行的政策框架下，一个是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的意愿。搞这个示范小城镇建设，宅基地换房要100%的老百姓都讨论。我们的目的就是95%的老百姓拥护，还有5%的老百姓不反对，都要写申请书。在这么一个基础上来开展试点工作，所以开展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稳定，这个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意愿。

然后把宅基地这块整理好，首先我们把小城镇的房子先建好，然后依照规定的标准，农民置换住房。置换以后他就住到新房子里面去了，那么把宅基地这块地整理出来，再还给集体来耕种，搞现代设施农业。

小城镇要规划好，生态的、环保的、小公园、大公园、社区服务中心、中学、小学、幼儿园全部配套。污水处理、垃圾不落地、太阳能的使用全面跟上。使农民能够过上城市里的生活，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某些方面比城市的水平还要高。然后我们在这个旁边再规划一个产业园，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给农民上保险，在旁边再划一块土地作为市场化运作，出让以后的收益来平衡这个小城镇建设的经费。我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搞的，那么在华明镇搞试点，这个宅基地是1.2万亩，建这个小镇我们是用了8000亩，所以说多出了4000亩土地，效果非常好，老百姓非常的拥护。通过这个办法农民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转移，大大提高农民的收入，明显改善了居住的环境，提高了文明成果，使广大农民享受到了城市化的生活。华明镇搞了以后非常的成功，现在4万多农民进入到这个小城镇里，就业岗位都比较充足，90%的人上了保险，农民是非常拥护、非常支持、非常高兴。

去年的元宵节1万多农民在自己的小城镇里面搞活动、跳秧歌，都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政策好。所以说宅基地换房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就那么一个“换”字，换来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换来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换来了发展的新空间，换来了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换来了城乡差别的缩小。去年4月份，华明镇入选了上海世博会最佳实践区，农民非常的高兴，用他们朴实的语言讲了一句通俗的话：“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就是原来那些土地，现在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活。

那么宅基地换房现在整个天津市有12个镇、5个村庄，在18万人的这么一个范围内展开，到今年年底这18万人都可以搬到小城镇居住了，同时今年5月份左右第三批即将开始。如果国土资源部能够批准以后，我们启动10个镇的试点，涉及到112个村庄，21.6万农民，我们认为这个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态势，它是从天津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天津实际的，至于对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借鉴，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当然兄弟城市也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和借鉴。

“„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核心是农民问题，因为农业是一种产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农村是农民聚居生活的社区。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把农民问题解决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才能顺利解决。”[2]而要很好的解决农民问题在很大的程

度上讲是要解决好农民收入问题，“当前农产品供给形势是建国以来最好的，而农民收入问题，至少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从未这样严峻”[3]。而要解决收入问题则要很好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现在全国农民工就有“8000—9000多万人”大约占到了农民人口的10%，并且“农民工”的年龄35岁以下，可以说是农业的生产力量的主力军。

从教育上说加强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迫切的。虽然国家在几年前就出台了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扫文盲”活动，并且也进行了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农业相关知识的宣传活动。但是这些在很大的程度来说根本就是一种形式而已。很多农村只是在当地的小学挂一个牌，发的书也是很少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有书的时候也只是放在村民委员会，那些所谓的宣传知识的队伍也就是随便应付一下。虽然说会有一些农民来看，但是那些人并不是来询问什么知识和技术的，而是看一下希奇的，因为在一年是没有几次的。而大家经常所说的收到很好的效果只是在很少的农村，而且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是根本得不到那么好的效果。

有一些留在家里没有出去但实有能力的年轻人是很想在家乡做一写事情的，比如说搞一些副业或者是开办工厂。但是，由于手上没有资金，更是没有技术。想到银行里贷点款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说现在要贷几千元作为农业肥料费用是很容易贷到的。但是，那么一点对于想搞副业和开办工厂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起步了什么作用。而用贷个几万甚至是几十万，那就非常的困难了，一般来说是贷不到的，除非有关系后者是经过银行不断的考核才有可能。

因为，当地经济本来就落后。财政支出困难，支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村官”的工资就很成问题。更不要说，请些什么人来教育农民了，虽然说很多的人都是自愿服务的，但是来了总是吃饭的吗。如果时不时就来了人的话，那不是给本来财政困难的乡政府雪上加霜吗。再说了，即使乡政府真正的把工作做到了位也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因为，留在家的农民大多是一些不识字的，那些稍微能认得几个字的大多是年轻人，而他们又出去打工了。如果硬是要这些人去上学的话那也是非常的不现实的。一是这些人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了，根本就听不懂什么，要他们去听课还不如叫他们去蹲监狱。二是，农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非常有空闲时间的，虽然说农民除了农忙外就比较空闲，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带小孩子，每天的放牛喂猪等。这样一来，还谈什么依靠科技来发展农业，农民的素质又怎么会提高呢？

而真正受到教育的人可以说是出去务工的那部分年轻人。一是他们年轻思想活跃，比较容易接受新知识。二是，处在城市里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而这些人对于农村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而且对整个国家来说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4]。而且“农民工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功勋卓著的巨大贡献，农民工创造的伟大业绩将永载中国现代事业的史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工是新时期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5]。农民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按理说他们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报答。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国家的政策和社会地位上都应该得到很好的回报。

“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了，在很大的程度上说农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农民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收入问题，只要是在农村的人都能有很深的体会：赚钱难啊，光靠种田是没有出息的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是谈不上过什么好日子的。为了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更好的维持家庭的开支，特别是子女的教育费用和住房问题。不得已而到城市去打工。而到城市去了，又

不能像城市的人那样得到同等的待遇。政府和工厂对农民工和职工就是“一国两策，一场两工”。农民工在城市里得不到许多最基本的权利，如安全权，选举权等。据深圳的一项调查，仅深圳七家医院的统计，1998年平均每天有31人因工伤致残，平均每4天有1人因工伤死亡。1994年深圳劳动部门对5920家从事有毒作业工厂的调查中发现，无任何防护设施的有3108家，占52.7%，防护设施不合格的2577家，占43.7%。在1998年深圳中毒人数371人，死亡23人。生命这对于每个人来说最基本的都没有的话，还谈什么选举权和其他的啊！而且农民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对114家国有企业调查，在同样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2500元左右。而且还有降低的趋势，2001年深圳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是500元，低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农民工在城市里，不仅是报酬上得不到相同的待遇，而且在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是得不到的，而产生上面的这些问题并不时说我们的农民工不够努力不够勤奋。而是因为我们的农民工不是城市户籍，不是非农业户口。所以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户籍问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在拖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着农民的收入问题，“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开始减少。现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不到一半”[6]。回田良说：“江苏省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加

2.9%，这个增长并不是靠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拉动的。2000年江苏农民减收户达60%平收、增收的只占1/3强”。而且现在很多农民家庭的收入在绝大部分是来自打工收入的。而且还出现“出外打工一人，脱贫一户”的现状。因为在家里种田是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的，只不过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而到了子女教育和其他支出的时候就很难维持了。江苏这样富裕地方都是这样，别的省份就更不要说了。我们的政府不是天天在说要增加农民收入吗，为何这里就不能打开一个口子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部门、人员对取消户籍制度还存在很多的疑虑。认为取消了户籍制度之后可能会有大量的农民涌进城里来，会使原本交通紧张、社保压力加大、管理困难、就业困难等给城市带来很大的问题。而且有人认为，取消户籍制度很有可能会出现像墨西哥、孟买、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出现很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杞人忧天，能够到城市的生活的人大都是能力比较强的人，是农村的皎皎者。他们不会给城市带来什么问题而使给省市带来税收，创造就业，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市长不欢迎别人来他那里工作就业的。而印度出现的贫民窟问题在我国也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他们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回乡下没有土地耕种。回家只能使讨饭，而且家乡讨饭由没有城市里那么容易，所以就留在了城市。而中国则只是历史的遗留问题“我国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7]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农民找不到工作的话还可以回家乡，因为家乡是有田可耕的。而且中国是人是非常爱家恋乡的，“金窝银窝不如草窝”，万不得已，是不肯轻易离开家乡的。就如三峡移民，国家政府给了那么优越的条件，很多人还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只不过是为了国家大事，迫不得已才离开的。农村是不会出现田地成荒地，农业基础动摇的。“只要我们坚持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真正把农业放在首位，坚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既定方针不动摇，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可以有保证的”[8]。所以，取消户籍制度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

我们要平等的对待农民，特别是在工资方面。因为只要农民工的工资和城市居民的工资相等的话，那么我们的农民收入决定会提高非常多的。而且有的农民就会把在城市学到的技术拿到农村去发展乡镇企业。这样一来又可以带动其他人的收入，带动农村的发展，正在的实现“进场不进城，离土不离乡”。

农民的收入问题，只要靠自己的去解决，依靠国家政府的引导和帮助，才能从根本上使农民脱贫致富“提价策略已经很难像以前那样奏效”[9]了。我们只有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让农民在不断的竞争中提高自己的收入，同时政府也要给以那些没有什么能力或者是在竞争中暂时失利的农民以帮助。

第二篇：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根本之策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三农问题

根本之策

一.“三农”问题的难点是农村人口增长过快过多

1.计划生育成就巨大，但农村人口增长依然过快，数量过多。

我国每年增长人口1500万至1600万，大部分在农村。从生育理论上说，2.1%至2.3%之间的生育率，人口会达到零增长，我国目前的人口数据生育率为1.8%。但绝对增长数量显然与增长率不相符，而且据我近20年来经常在农村的随机调查看，极少见到独生子女户，大多是生育2个孩子，三个四个的也不少，生五六个以至七八个的也不稀罕。XX年，我在山东农村见到4个孩子的农家妇女也才不到40岁，据她说，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少见，计划生育罚款只交很少的钱。XX年我在山西农村调查的几个人口三四万规模的乡镇，独生子女户约在100户左右，其中一部分还是因疾病等多种原因，并非自愿独生子女。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大体是1%的比例，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在河北农村常年资助读书的女孩，她家里3个女孩，这种情况在当地也是很多的。

2.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其中相当一部 分夫妇共同进城，计划生育城市社区不管，农村难管，多胎超生相当普遍。每次全国人口普查都有上百万出生后为躲罚款不报户口的所谓“黑孩子”出现。

3.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生一个女孩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生男孩则不可以再生第二个。自然造成男女比例失调。这是个十分不妥当的政策，而且更加造成只要没男孩，多生几个女孩村民也都是同情的社会氛围。实际上鼓励了没男孩户多生。

4.计划生育财务制度不够合理又往往促使多生。许多基层乡镇计划生育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工资靠计划生育罚款支付，超生罚款多，这些工作人员工资才有着落，如没有超生的，则这些工作人员工资都成了问题，这种机制造成鼓励多生的内在动力。这又是一个很不妥当的做法。这种情况如不是真正深入实际，很难了解清楚。现在基层计划生育部门对各种重要数据等是保密的，调查相当困难。

以上这些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做法是导致农村人口过快过多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又带来如下后果:

1.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太少，农民靠农业增加收入很难。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分割的细碎。人均土地少是因为人口太多，人均土地碎是因为包产到户改革时，全国农村大部分地方没有很好的指导，而由农民 自己分地，平均主义比较严重，当时的集体生产队耕地有多少块，户均就有多少块，如果引导得好，农民就会利用级差地租原理每户分一二块地，而不是全国农村平均每户耕地约8块，每块约一亩。农民会在土地面积上找均衡。户均耕地太少使农业成本增高，太少的耕地又太过细碎使农业成本更高。而根源主要是人口太多。面积小成本高自然收益微薄，往往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生产力水平难以进步。某种程度上重复了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演进的历史。

2.农民增收主要靠进城打工，但由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近亿农民工常年畸形大流动，却难以离开农村落户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低了，但总量并没减少，反而增加。同时，耕地没增加却减少了约3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的15%至20%。

耕地本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市场经济搞了多年，耕地这种生产资料并不能市场配置资源，不许买卖。土地承包法千呼万唤才出来，但仍然没能解决什么问题。耕地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却常年大面积撂荒，种“应付田”。这种状况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也没根本转变，只是有所缓解，新华社记者在湖北等地农村的调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已把农民工城乡大流动看成了常态，其实这是不合理城乡关系 下的畸形状态。多年来的主流认识是把人均仅一亩多的耕地让近10亿农民拿在手里，说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保障!由此可以免去一个“大负担”，由此可以省去财政一大块开支。按这种思路，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就只能继续存在到一个看不见的未来。有人说：XX年“非典”期间，在城市的近亿农民工可以回到农村种地，否则在城市谁给发工资。这就是说农村要荒芜上亿亩耕地，以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民工遇有城市不要他们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农村种地。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有人种了，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如果这些耕地在他们到城市打工期间没人种，但不是由于没有人有能力种，而是由于制度因素使他们不能种。那么除了这些耕地撂荒半撂荒期间造成耕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外，实际上他们回去的边际生产率仍然等于零。因为制度的人为因素可以得到调整，这些耕地本不需要他们就能种好的。

因此，当城里人觉得不给农民社会保障省心省力省钱的同时，相应的社会代价就是小农经济的延续，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大量增长。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口高增长的国家都必定是小农经济占相当大份额的国家。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的国家则刚好相反。与我国的状况形成对照，现在世界上有60个国家为人口逐年减少，人口出生率低而烦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则在为人口过快增长而烦恼。

二.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减少农村人口的最好办法

社会保障本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是德国人发明，而由号称德国铁血宰相的俾斯麦政府开始实施的。即使铁血宰相俾斯麦也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而不认为只靠铁和血的镇压是最好办法，虽然他一生镇压的事也没少干。他是两手都要硬。一百多年的世界发展史说明，他的认识和做法是对的。只是被各国不断加以完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再也不能无休止地拖下去了。而应当：

根本转变思想认识。让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的思路。不给农民社会保障制度，表面是节省，实质是浪费，短期是节省，长期是浪费。结果就是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甚至危及我国社会长治久安。我看“非典”以及近年在我国仍相当严重的各种重大传染性疾病，都和人口太多，密度太大相关。

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后，就可以真正赋予耕地财产权，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土地才可以大范围进行调整集中，大批现代家庭农场才可以出现，大量投资才可以进入，只有土地产权的明晰，才可以使农业投资人放心经营这种以中长期收益为特点的产业。现行的政策为使农民攥着几亩耕地当社会保障，竟控制工商企业、城市居民以及外资等多渠道资 金进入农业。严重缺乏资金的农业却阻挡社会资金融入。农民收入低难以投入，政府财政资金也难以较大量投入，又不鼓励社会资金投入，作茧自缚，使中国农业支离破碎，十分脆弱。包产到户这种体制要求每一个农民成为集生产者、经营者、市场营销者等所有角色为一体的“全能人”。事实上如同大多数市民只能做劳动者不能做老板一样，大多数农民只能做生产者做“庄稼把式”，却难以做经营者也难以做市场推销员。但我们要长久维持的制度设计却迫使他们做“全能农民”。一户几亩地，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与此对应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增加收入奔小康的现实目标又要求他们去“闯市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方式。如只有一个女孩怎么完成“全能农民”的角色?这是一个怪圈:因为农民没有社会保障，要让他们攥着几亩地做保障，以免影响社会稳定，这就不能使土地适度集中，以正常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被视为大敌，被视为畏途，被视为洪水猛兽。兼并者只能做经营者甚至只能做出资人，生产者劳动者只能仍由农民去做。许多人似乎认为，土地兼并必然导致农民大量失去生计甚至流离失所，因为农民没有耕地了.但没有耕地仍然可以继续务农，如同市民的大多数没有工厂，但可以在工厂做工一样.只是由于耕地形成规模经营以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械化的进一步采用，会有更多农民加入农业 剩余劳动力的队伍。但出路只能是工业化城市化，只能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小农经济的位置。其实上亿农民已经自发进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还有上亿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这两个上亿曾经是但早已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了。他们的大多数在户口本上仍是农业人口，因此我们僵化的头脑中还常常把他们计入农业剩余劳动力。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发达地区还在闹“民工荒”。需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劳动保护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以及技能培训制度，这些应当政府管而至今仍然基本没管的问题。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就业道路。而全能小农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多生孩子的生育方式，结果是在强制重压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农村人口仍增长强劲，人们总是把农民多生多育认为是传统观念作怪，但正是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才决定着他们的观念和生育方式,而不是相反.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三.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可行性

1.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总量大大增加了，已经提供了一个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起码基础。大多数人民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丰衣足食，相当一部分已经小康。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也握有了几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我党的方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使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之一。相信全国人民都会赞同的。现在市民的社会保障虽然还有待改进完善，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是由政府财政保证的。大型国企特别是垄断行业的职工也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如果继续把农民摈弃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起码的社会公正公平就无法谈起，也与我党执政为民的原则相背离。

2.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先从养老保障这一部分做起，或者再加上医疗保障。劳动保障这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可随打工企业的市民职工对待，务农的从缓(农民的工伤等事故也是相当频繁的，从缓也是无奈的事)。并且农民的养老保障标准开始从低，以维持基本生存为原则，以后逐步提高。

3.首先在愿意选择独生子女的青年农民中推行养老保障，民政部门代表政府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障手续，60岁以后开始领取养老金，这就变事后奖励为事前鼓励，使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自觉自愿接受独生子女，一定程度上就会真正刹住多生子女的车轮。这部分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要到几十年以后才领取，财政没有现行的支付压力。这项制度的建立靠的是政府的信誉。只可惜现在部分地方政府屡屡失信于民，信誉正在逐步失落，而对一个政府好坏的最后评价是人民对其信任程度。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这个办法施行起来成效就大，反之亦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而不仅因为社会 保障问题，党和政府都应珍惜自己的公信力，决不能朝令夕改。建国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们做的失信于民的事太多了。今后对于损害党和政府信誉的人和事要严加追究。我在基层调研中常常发现一些职能部门及其领导人行政不讲信誉，甚至有意无意欺骗百姓，使党和政府付出了很大的信誉代价，但往往不被追究，甚至视为正常。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执政信誉。能力再强，百姓不信，则这种能力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上述这个以养老保障金换青年农民独生子女的办法，带来的显性和隐性的收益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农村人口减缓增长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对生态资源压力的减轻，足够几十年后付给青年农民的养老金，这是一个只需政府信誉而不需实际支付成本的好办法。只要农村人口的增长明显减少，全盘皆活，农民增收的难题会得到明显改善，因为农民人均收入多年低迷与多生子女紧密相关。全民九年义务教育的压力也会明显减轻。2030年人口达到16亿的上限是十几年前一些专家的估算，从这些年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看，保守估计也要达到17亿。中国地大但可耕地不多，中国水少而且大量在雅鲁藏布江等难以利用的地方,全国三分之二城市严重缺水.如把这个办法当做一个事关全局发展战略大的举措，设计实施奏效，毫不夸张的说对中华民族是一大幸事，2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果我们仍无可奈何的面对大量增 长的农村人口拿不出好办法，却经常去重复什么少生了几个亿的成绩，届时，面对17亿人口，任何一个执政党任何一届政府都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30多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XX大学演讲说，任何一个政府面对8亿多人口都会一筹莫展。不久的未来，我国政府面对17亿人口会不会一筹莫展呢?我们总是说自己创造了奇迹，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问题的关键是17亿人口的生活质量怎样呢?环境生态质量怎样呢?温家宝总理不久前访美演讲说，中国许多经济指标总量很大，但被13亿人平均下来都会变成很小的量，因此减少人口数量应是第一国策的提法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时时关注每年又增长了一个相当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

4.分区设计分省实施。中国发展很不平衡。西藏的生产力水平与发达沿海省份的生产力水平差距当以世纪为单位计。因此，一纸红头文件推行全国在许多事情上不是个好办法。我主张涉及经济与社会的大问题，大多宜于分区设计分省推进。人们通常分东中西三大区，这种分法在一些事情可行，但在另外一些事情就显得过粗。因此全国分八大区域较好，这就是: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地区；XX、天津、河北、山东的环渤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的江浙地区；广东、福建、海南的南部沿海地区；陕西、山西、河南、内 蒙古的黄河中游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XX的西南地区；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西北地区。这八大区域的部分发达省、市已开始程度不同的在农村试行养老保障，但没和青年农民的生育问题结合起来。多生子女和少生子女待遇都是同样的。这样既不能有效减少农村人口又有失公平。多生子女会有较多的家庭照顾能力，而少生子女则较少家庭照顾能力。发达省份目前宜把有限财力用于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奖励，特别是收入较低的独生子女户的奖励，以便造成较强烈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舆论，这才能促使大多数青年农民选择并相信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农民是很实在的，眼前的事实才是最好的动员教育工作。欠发达省份中央财政给予转移支付，不断提高现有独生子女户的养老金水平，以更有力地促使更多青年农民更快地接受以养老金换独生子女的政策。这样，中国农村人口的大量增长才可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中国“三农”问题的死结也才有望解开。

5.从全国财政税收全局的能力看，近年都在2万多亿规模，而且逐年增长幅度较大，另外可以开征一些新税种，主要是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贫富差距。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已属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而日本等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属于分配基本公平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而我国已超过0.4，比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都高，甚至我国的实际基尼系数比名义的还高，因为法制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健全，地下经济,灰色经济大量存在。把公共财政更大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改革财政收支结构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现在我国大中城市大约3个市民就“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的城市是15个人“养”一个吃财政饭的人。而美国公民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却要比我国公民好。这是我们应当好好反思的。

第三篇：解读两会之三农问题.

解读“两会”之“三农问题”

这次“两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出三农问题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解决三农问题要首先解决好以下三个 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大兴高教园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199”（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要改变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我国善有部分农村，依然存在多子多福的观念，对农民进行系列的普法教育。从思想上引导他们走出贫穷的泥潭。

第四篇：破解三农问题之关键: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

破解三农问题之关键: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

破解“三农”问题之关键：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及其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顺应了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三农”问题的长期

性与复杂性，“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到底在哪里？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江津市委组织的由10个市级领导牵头30多个部门参与的，专题针对“三农”问题的调研和13个专题报告的汇编。本文拟从江津实例分析，谈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破解“三农”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一、“三制一转”，促进江津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

江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于1992年撤县设市，襟长江而紧邻重庆主城西部，幅员3200平方公里，现辖26个镇街1个管委会，有340个村85个社区居委会，14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9万。自改革开放以来，江津与其他许多县市一样，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之后，结合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实际，大胆创新，深入实践，在“三制一转”上努力做好破解“三农”问题的大文章：一是以“业主制”带动农民，二是以“合作制”组织农民，三是以“协会制”联结农民，四是以劳务组织转移农民，全市农村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明显转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质量明显提高。2004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234元，其中农业产业化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以上；城镇化率达到44.7，累计转移在外务工农民30.37万人，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82。其主要特点：

一是农业产业化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全市已发展业主（大户）792家，其中江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62家，重庆市级重点龙头企业9家；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新型合作经济组织143个，入社农户3.31万户，服务和带动农民13.1万人，直接使2.3万农村劳动力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者变成了农业产业工人，同时为6万多青壮年农民实现了异地转移。四面山花椒公司、恒河果业、柏杉丝绸、锦丰麻业、渝欣牧业、五举酱菜分别带动花椒、柑桔、蚕桑、苎麻、金银花、蔬菜产业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格局。2004年，江津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销售收入5.19亿元，利润5188万元，上缴税金1209万元；出口创汇457万美元；投产花椒达到24万亩，产鲜花椒7.5万吨，收入4.8亿元。

二是特色农业和主导产业初具规模。坚持以工业思维抓农业，突出特色促发展的原则，积极引导社会各阶层人士和城市资本、工商资本、信贷资本、社会闲散资金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目前，全市已实现土地有效流转20万亩、其中流向业主（大户）的占60，初步形成了业主 基地 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建成优质粮油基地68万亩，花椒基地50万亩，优质柑橘基地7万亩，蚕桑基地12万亩，苎麻基地2.5万亩，金银花基地2万亩，蔬菜基地20万亩，发展优质瘦肉型生猪25万头；有66个农产品通过商标注册，其中著名商标14个、省部级名优品牌20个，花椒、柑橘、蚕桑、榨菜、曲木板已进入国际市场。花椒基地被确定为重庆市首批标准化农产品出口生产示范基地。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粮经种植比由5年前的7：3调整为6：4；粮食在农林牧渔产值中的比重由31.72调整到21.87。

三是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一是通过组织实施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工程、村社干部素质工程和农民科技书屋工程等培训学习，使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农业科技水平得到提高。近几年来，全市常年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均在3万人左右，1万多人获得绿色证书。二是大胆引进和创新农业技术，不断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的市场竞争力。花椒深加工项目被列入国家“863”计划和第一批国家星火计划（龙头企业技术创新中心）；“九叶青花椒”丰产栽培标准化示范项目被国家林业局列入“全国林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优质柑橘项目被列入国家“948”计划，恒河果业于2004年6月正式加入国际育苗者协会；柏杉丝绸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创新，实现一机多用，该技术在国际、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四是劳务经济成为支柱产业。2004年，江津市在外务工农民达到30.37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5.23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3年收入的总和，全市农民人均劳务收入达到1384元。劳务经济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巨额的现金收入，而且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业观念的转变、促进二元社会结构的调整都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目前，全市有务工人员全家外迁的占外出务工农户的11.84，其中有相当部分全家外迁已达10年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双转移，成为都市群体的新生一族。同时，跨国劳务输出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与日本、美国、毛里求斯、约

旦、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劳务输出关系，已输出农村劳动力400余人。2004年，中央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多次聚焦江津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今年4月，世界银行和国家农业部“阳光工程”项目评估小组来江津，对江津市劳务开发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在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过程中存在“五多五弱”问题

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

效转移，符合社会分工的一般规律，它是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首先是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来看，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应越来越多的脱离农业生产，甚至脱离物质生产；其次是从农业内部来看，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和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将传统农业逐步推向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的新的经营方式，也是农村人口尽快实现分工分业的必然要求。但目前的问题是，“五多五弱”现象突出：

——企业实体多，带动能力弱。一是近些年，乡镇企业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丧失，适应市场变化的新构架和运行机制还处在建设与转换过程中，曾经被誉为突起的异军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方乡镇企业不断萎缩，造成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回流。二是龙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带动力还不够强。在江津市792家龙头企业中，没有一家进入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属江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的62家占7.8、属重庆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的9家占1.1，其余均为小业主。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缺乏必要的考核评价机制，相当部分龙头企业名不副实。2004年重庆市级龙头企业销售收入仅为1.62亿元，位居渝西经济走廊区市县的第5位，明显落后于合川的4.98亿元、璧山的3.49亿元。

——服务体系多，发挥功能弱。一是近年来虽然在“市—镇—村—农民”四级体系中都建立了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但服务功能弱。其中市级体系建设较好，功能比较齐全，但发挥作用较差；乡镇级“七站八所”几经改革，虽然机构人员相对成立，但专业服务水平大不如前；村级体系和民间服务组织，基本处于有其名无其实的状态。二是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基本处于重数量轻质量的起步阶段，入社农户和带动力仅占全市的10左右。

——外出务工多，适应能力弱。根据江津市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调查统计，2004年底全市总人口146.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5，农村劳动力66.44万人，在外务工农民30.37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45.71。但从务工农民的自身素质看，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专业技能差，适应能力不强。据统计显示，全市外出务工人员中具有高中（含职高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不到2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9.7，通过技能培训的总体不到50。全市常年在外打散工的农民就有好几万，这部分人除了能干一点体力活外没其他本领，劳务收入除了生活费所剩无几。此外，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对农民工的文化技术资质要求越来越高，相当部分农民工实际务工收入下降，工作压力增大、稳定性差，这已成为近年来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

——弱势群体多，产出能力弱。目前，我市农村“留守族”多为“386199”人员，其中按理论概算未外出务工的劳动力36.07万人。这部分人员中除少数在农村担任村社干部、各类服务体系负责人和领办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外，大部分人员：一是文化程度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在家农村劳动力的92；二是年龄偏大，45岁以上的占72；三是接受新事物和科技生产的能力弱。全市除具备相当实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业主和部分专业合作社积极推广运用农业先进科学技术外，大部分农户家庭经营仍然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的甚至倒退到最原始的农耕状态。特别是地处边远的山区农村，生产条件差，耕作技术落后，粮猪型二元经济结构仍占主导地位。目前，全市尚有绝对贫困人口11891人，相对贫困人口34000人。

——基本建设欠账多，抗灾能力弱。一是农村公路建设虽然里程增长，但通车里程短，发挥效益差。全市共有县、乡、村公路5575.1公里，其中县道264.78公里，乡道1622.4公里，村道3688公里。县乡村三级公路中属等外级公路的达3288.55公里，占全市公路的59。这些等外级公路绝大部分长期处于通路难通车的状态。二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病险工程多。全市共有已成水利工程设施30120处，经2003年鉴定水库一类坝12座，二类坝38座，三类坝161座（病险水库，占全市水库的76）；需要维修的230站/307台/11265千瓦，占全市电灌站的51。三是农网改造滞后。经过一、二期农网改造，仅占江津市供电公司供区721个村（旧村）及场镇的55.76。四是饮水卫生条件差，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任务重。全市农村应解决饮水问题的人数712214人，其中水质不安全的202438人占28。

三、形成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五多五弱”问题的主要原因

总体来看，当前江津农村出现的“五多五弱”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制约农民的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对“三农”问题的制度设计和供给滞后。

一是《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对农村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规定得过于原则，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界定不明晰，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土地产权关系不清。主要问题是：（1）土地流转的主体不明确，缺乏相应的指导和监管。（2）合同内容不规范，口头协议较多。调查发现，全市应规范和完善的土地流转合同达3.5万户，占总流转户的44％。（3）土地流转的潜在风险较大。如近年江津市出现的茉莉花项目和葡萄项目等问题，使数百万元的投资和许多农民土地租金付之东流。

二是农村改革长期存在“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双层经营责任制在统的层次上被严重削弱，“空壳村”问题日益突出，不少村级经济债台高筑，根本无暇顾及农村公益事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支持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凝聚力和调控力严重弱化。

三是户籍制度依然制约进城务工农民，使他们难以实现产业转换和人口的空间转移。

四是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了统筹城乡发展和农民尽快实现有效转移的一道道制度屏障。

五是现行法规政策对集体土地的征用和补偿，着重强调了所有权人的权益，加之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又存在虚置现象。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值，貌似合法的进入了开发商腰包，特别是一些商业用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

（二）对农村教育、医疗和科技推广措施不力。

一是国民收入再分配过分倾向于城市。由于我国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安排不合理。国家财政资金、信贷资金过分向城市倾斜，农村义务教育等本应由国家财政主要负担的基本上落到了农村。据资料显示，国家每年几百亿元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市，城市学校的绝大部分开支均由国家财政拨款，而农村每年300－500亿元的教育经费85以上是由县及其以下地方政府和农民承担的。从而，造成了地方义务教育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教师人才短缺；职业教育严重滞后，农村劳动者素质难以提高。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江津市级教育负债已达2.16亿元，镇级教育负债8322万元；全市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8.1，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8.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5.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1。同时，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受当前外出打工能够赚取廉价劳动报酬的利益驱使，相当部分初中或小学文化的青少年纷纷外出打工，农村新的文盲半文盲不断出现。这不仅直接影响当前“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殃及农业、农村、农民的未来。

二是农村医疗卫生改革滞后，看病难、看病贵，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镇村医疗卫生人才匮乏，基本医疗条件差；基层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和分布不合理，医疗保障覆盖面小，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医疗救治体系、卫生监督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滞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较弱。近年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还存在不少问题，大多数参加者从这一制度中的受益非常有限，广大群众的健康状况堪忧。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农民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

三是几次面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改革，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受到削弱。江津市从2000年机构改革，辞退专业人员以来，公益性和经营性服务体系尚未建立，农业科技人员偏少、技术水平偏低、年龄结构偏大，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发展之需。全市从事农业科技的人员1167人，其中市级271人，高、中、初级以下职称比例为2:28:70，41岁以上人员占50以上；镇街从事农业科技的人员896人，高、中、初级以下职称比例为1:16:83，41岁以上人员占48。

（三）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投入不足。

一是受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制约。据资料显示，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前，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68.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59，也就是说地方财政用68.4的相对财力仅负担了59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实行分税制以来，2001年地方财政的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7.6，而中央财政收入却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52.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一直维持在70左右。这说明，实行分税制后，地方财政是用48的相对财力支撑了70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债务包袱越来越重，农业投入十分有限。截至2004年,江津市政府性负债达到11.2亿元，其中镇街负债3.86亿元、占34.5％，镇街平均负债1432.4万元，其中最高的达到5800万元。据农业部门反映，全市从2003年以来共推广省部级技术项目26项、江津市级传统技术项目7项，其中国家投入672万元、重庆市投入253万元、农民、业主自筹投入1690万元，而市级财政和镇街政府投入仅80万元、占总体投入的2.42。

二是金融体制改革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减弱。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各大商业银行的网点大量收缩，面对“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少，实际投入农业资金减少，基层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同时，由于邮政储蓄改革不但没有形成农村资金的“蓄水池”，反而成为转移农村资金的“抽水机”，对原本短缺的农村资金状况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2001年至2004年，江津邮政储蓄年末存款余额依次为8.11亿元、10.26亿元、12.29亿元、15.27亿元，分别是同期农贷余额的1.98倍、1.73倍、1.67倍、2.3倍。

（四）对深化改革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力度不够。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从土地包产到户至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农村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但从1985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步由农村倾向城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在大力发展工业以及为工业服务的交通、建筑、采矿等行业的同时，农村改革基本处于徘徊状态。尔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萎缩，农村集体经济的削弱，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各种矛盾凸现。据统计，1999年至2004年，江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6.5。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357元；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535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34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年均12.6的速度扩大。我国农村经济已到了非“反哺”不行的时候。

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相对集中，为加速农业内部的分工分业提供了保证，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支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是一种相当丰富的现象，至今在理论上对其内涵尚无一个清晰的界定，国家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为此，各地在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大差异。许多地方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没有把发展农业产业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忽视了对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缺乏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导致了前面所述的相当部分龙头企业和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小、实力差，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

四、以人为本，提高人的素质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的根本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的核心问题是提高人的素质。大力实施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千方百计提高广大农民的自身素质，变人员包袱为人力资本，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然而，面对当前的形势和问题，如何才能达到这一要求，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他们的智能、体能、技能“三能”方面做好三篇大文章。

所谓智能，就是要在教育方面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当前，我们实际上面对农村、农民的教育主要应抓好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大块。

在义务教育方面。应该认真总结分析我国几十年来的成功得失，深入调查当前各地农村在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面做出的极大努力，广大农民和基层政府因此而背负的沉重债务，以及农民子女上学难、上学贵和他们与城市子女在人生起点上的不公平乃至后来的发展差异。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资本论》第1卷649页）；恩格斯讲，社会主义“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的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37页）。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历来是我党的方针政策，但在具体的改革路径上，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实际上是推到了基层和农村。近些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教育集资、教育附加的取消，许多县市、乡镇“普六”、“普九”早已是债台高筑。为此，笔者认为目前国家已基本具备农村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实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扶农惠农政策，首先就应该从农村免费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做起。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县市应尽力搞好高中的普及教育。据亚洲开发银行出具的报告显示，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

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据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年的教育，农户平均工资性收入水平至少可以增加1000元。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培训，对于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何抓好职业教育，我们作为地处西部地区的市县，首先应把中等职业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坚持“需求驱动”和“发展驱动”相结合的原则，着力整合包括各类职业培训中心在内的教育资源，以中等职业学校或高等职业院校为龙头，鼓励和支持社会教育机构承担职业培训任务，依托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技术培训，使多数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都能掌握一两门专业技能。其次是要抓好重点，创新培训方式，把农业部等六部委做出的《2003－2010年农民工培训规划》落到实处。在具体方式上，要尽快将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出范畴，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教育培训机制；把满足市场需求和尊重农民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走定向培训、定向输出、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的路子；积极推进“招标培训”、“劳务培训券”等制度，使政府的补贴能够直接支付到受培训者身上，让受培训者去选择培训者。这样既有利于在培训者之间开展竞争、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又有利于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果。

所谓体能，就是要在医疗卫生方面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近年来，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大幅度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尽快改变这种现状，涉及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取向和方方面面权力利益的调整。在此，笔者仅针对当前人们反映最为强烈并与农民关系最直接的合作医疗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逐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各级政府要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解决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为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提高农民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水平，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城市以外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补助不低于10元，农民自己出资10元。为此，各地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地区，参加人员每年可享受包括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在内的30元新型合作医疗基金。最近，国务院确定在原基础上再增加补助10元。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关心和支持，但实际运作的效果并不理想。比如保险费用偏低、运作成本太高、管理体制不顺等，需要认真加以研究解决。一是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转移支付，突出政府及公共部门的责任。因为处于广大农民目前的收入水平和医疗管理现状，如果没有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大力支持，仅靠农民完全自愿参保的情况下，他们的积极性普遍是不高的。二是建议成立不以盈利为目的、以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提供医疗保障为目的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司”，建立农户、保险公司、医院、政府部门四方参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以形成一种更为有效的激励与监管机制。三是建议将对农户的直接补贴转换成农民的合作医疗基金。因为农业直补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都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两个重要内容，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是政府要将农业直接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愿原则去发动农民交纳并逐个收取合作医疗资金，运作成本太高，有的农户为了人均几块钱的直补资金要往返数十里山路，有的农户因经济困难一笔医保费也要分几次交。四是要探索和完善手续简捷方便的报账方式。手续简便的报账方式是让农民相信并积极参与合作医疗的重要条件。

所谓技能，就是要在统筹城乡就业方面提高农村人口的就业率。一个人只要有了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体魄，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中不至于掉队，如果是一个群体他们必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于当今的广大农民群众来说，他们要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权利，还存在诸多问题和障碍。怎样才能像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指出的一样，“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对此，笔者认为，面对当前大量农民就业不足的问题，我们应牢固树立“多就业少救济”的思想，从政策层面讲，要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市场，彻底破除一切有碍于农民公平就业的体制障碍，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新机制和新秩序。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据调查，目前各地外出打工的农民进入大中城市的占70左右。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和重点也应该是在大中城市。深化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打破城乡分割、区域封闭，建立按居住地划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户籍管理制度，适应进城农民工向城市向市民转变，以导向性的准入条件替代硬性的进城人口指标控制。同时，在改革的思路上，不仅是要取消原有户籍登记管理办法，关键的是要积极探索如何剔除附加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等不合理制度束，平等对待新进城落户居民与原城镇居民的权利和义务，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在农民进城落户登记上，主要应把握好两条：一是在申报户口的城镇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并有缴纳某项保险如大病保险2年以上的记录，以衡量其稳定就业收入的能力；二是有合法的住所，购买和租赁均可。

其次，要规范务工农民劳动合同管理。用人单位招用各种形式和期限的务工农民，都要在双方协商一致、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于上岗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依法建立劳动关系，并于务工农民上岗后30日内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劳动合同鉴证。要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延长工时、使用童工和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

第三，要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认真贯彻落实《教育法》和国家教育部、公安部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等法规政策，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一方面是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的接收主渠道作用，让他们像城市孩子一样有书读有学上；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出地政府要积极支持配合流入地政府做好办理转学手续等工作，切实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四，要建立适合进城就业农民的社会保险体系。根据《劳动法》、国务院258号、259号等法律法规要求，中国境内的所有用工单位均要落实和完善工伤、医疗、失业和养老四大保险。同时，城市要积极探索为已经进城落户并出让承包地的农民工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的，在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制（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前，可继续保留土地承包权，并可享受原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继续保留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这样既能持续发挥承包地的保障功能，又为农民工留后路，避免重蹈拉美国家城市陷井之覆辙。

五、创新机制，强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适应农村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一些地区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按产业化发展农业的思维，后来这种由农民自主选择的经营方式，逐步上升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导向。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业产业化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形式，总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一般以公司 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二是中介组织带动型。一般以合作经济组织 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三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主要是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带动主导产业，联结广大农户；四是其他类型。如社会化服务体系或科研教育等单位，为农户专业化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由于农业产业化的特殊性，目前在理论界和决策层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外，在具体运作上诸如业主与农民的利益联接、集体经济与农业产业化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性质问题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为此，笔者认为：

首先，应明确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概念。农业产业化的准确内涵虽然在理论界尚有较大的分歧，但目前我们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一种比较趋于一致的说法应该是能够让人接受的：即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带动农户进入市场，在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推动农业向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转变的新的农业经营方式。产业化经营结束了农业仅仅提供初级产品的历史，它把现代工业、商业乃至运输、金融、保险等产业同农业的种植业、养殖业紧密结合，构成了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企业共同体，使农业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化、专业化和一体化。江津的实践证明，以公司 农户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化经营正逐渐改变着农业的弱质地位，增加了农民收入。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传统农业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农业产业化是一种更加符合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营模式。另外，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村生产与城市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运作，成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接轨的新经济增长点，应当是广大农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新的伟大创举。

其次，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要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划和引导，积极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和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有力的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从发达国家的一般规律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龙头企业面向分散的农户，即公司 农户；第二个阶段是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民新型组织－专业合作组织建立直接联系，即公司 合作社；第三个阶段是龙头企业与合作社整合，即专业股份合作公司，或合作社拥有一定规模的农业资本时回过头来自己办公司或企业，即合作社办公司，建成合作制的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只有发展到第三阶段时，才能真正结成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实现贸工农的一体化。因此，面对我们当前一般的农业产业化企业，一是要加大对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和创新与广大农户之间的利益联接机制；二是要重点鼓励和支持多种形式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竞争力；三是要建立健全各类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的考核评估体系，使政府有限的扶持资金都能用在刀刃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第三，坚持“小生产 大服务”原则，进一步创新组织形式。首先这里必须弄清两个观点：一是小生产与大服务的问题。二是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与集体经济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小生产”实质上就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将土地产权除所有权以外的其他几项权能实行分离，让农民充分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大服务”就是一方面要在双层经营责任制中注重发挥统的功能和集体经济的调控能力，加强政府部门、村民自治组织和一切涉农机构对农业的强势服务；另一方面就是要积极支持和培育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私营、合资企业创办的综合性的或专业性的农业服务企业的发展，以构成纵横交错、结构完善、功能齐全的服务网络，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服务。

合作经济组织与集体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作经济是承认其成员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它本身并不反映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合作社可以是集体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也可以是个体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也可以是混合所有制的。集体经济则是反映一种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关系，它是劳动者无差别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比如，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既可以组成合作组织，也可以是企业形式，也可以采取联合的或股份的形式，以形成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证明，促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小生产 大服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目标后，形成了西方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的过小农户生产规模。日本和台湾地区土改后平均每个农户分别拥有的土地不过0.8公顷和1.5公顷。然而，他们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农业机械化程度却实现了现代化，农产品供给总量做到了充分并保证了高水平的农户收入。可以说，以家庭为主体的小生产方式 社会化大服务，在长时期内仍将是我国农业经济运行的一种理想模式。

六、完善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的关键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深化农村改革的核心，也是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的关键。根据我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存在多元化主体和界定不清等问题。《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从两法中可以明确看出，农村土地产权主体有国家、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农民。那么哪些土地属于哪些产权主体所有，显然《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得太原则和笼统。另外，《土地管理法》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属于两人以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据此，也可以看出土地可以属于村民委员会所有，也可以属于村民小组所有，与《宪法》、《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完全一致。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存在多元主体和主体交叉现象，各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笔者认为其解决办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打开思路。

首先，要理顺土地产权关系，坚持承包经营责任制。产权就一般概念而言，即财产权的简称。指具有物质内容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包括以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债权、继承权等，是一定社会的物质资料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关系的法律表现。企业产权，根据其归属和占有主体不同，分为原始产权（终极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产权理论认为，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组织、经济行为和经济实绩。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要求，是以所有权与财产权分离为前提的。据此，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按《农村土地承包法》推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符合现代产权制度的特点，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土地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几项权能归农户，产权关系是明晰的。但这里的问题是，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内的法律规定，拥有所有权的集体归属不清，“集体”这个概念成了一个虚置的现象。农村基层组织的划分本身是以人口和土地为背景的，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只限于内部成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分享的。由于土地所有权者的主体模糊，一方面是造成各地在土地流转中，出现所有者主体多元化现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另一方面是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者，由于过于分散和与之服务的集体所有者的权责不到位，因此在土地流转和征地拆迁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笔者认为，我们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因为它既不同于合作化运动中的小农经济和小私有制，也不同于人民公社化之后的集体经济，而是既吸收了二者的优势，又克服了二者局限性的一种创新方式。在法律层面，要在进一步修改完善现行有关法规的同时，结合即将出台的《物权法》等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关系，特别是要明确土地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处分权的权益，并建立切实可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权法律帮助制度。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依托。切忌走私有化的路子，因为土地私有化不仅不符合我国国情，反而还会导致农民赤贫，激化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搞乱业已形成的大好经济形势。

其次，要明确责任主体，将土地所有权划归村集体。应当承认，近些年在农民土地流转和征地拆迁中，除了现行法规政策过分强调政治效应外，主要问题就是模糊了集体这个农村土地所有者权益的人格化，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与此同时，村级集体经济被严重削弱，村民自治很难深入开展。为此，笔者认为应结合农村实际，将土地集体所有权明确界定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虽然在体制上没有大的调整，但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运作，村作为一级完备的自治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其组织形式和职能职责都有明确规定。加之近些年，各地在“精镇、强村、弱社”改革思路的推动下，村级规模扩大（江津市多数村均在3000－5000人以上）、自治职能增强，而经济合作社基本丧失了“基础”地位，乡镇作为一级政权组织，不完全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征，既没有获得土地产权的资格又不可能在土地承包经营中承担任何责任，责权利关系很难贴身到位。

实行土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一是能够满足土地所有权主体清晰、责权明确、管理规范等要求，有利于土地要素配置的效率化；二是有利于村级集体经济和自治组织的发展，更好地解决农村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实现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使农村集体在与社会各利益团体的博弈中能够更好保护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三是由于土地产权明确划归村集体所有，更有利于土地的长期保护，从而将进一步促进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四是法律将土地产权明确后，国家可依法向农民征税，而土地所有权者可向农民收租，从而也就理顺了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将对农村社会的稳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五是所有者范围内的土地经营模式可以多元化，是选择分户经营还是其它经营形式取决于村民的自愿选择，能够体现充分的自治和民主原则。六是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特别是在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农田整治及农产品的流通等方面，充分发挥土地村级所有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优势和潜能。七是有利于农民的合作化建设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八是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农村的稳定取决于其内部能量的不断释放。土地村级所有和实行村民自治，使表现在农村基层的大部分矛盾转化为村级自治组织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通过自治和民主形式为其提供了有效解决的前提。

在赋予农民拥有长期而又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的同时，明确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划归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者权益，这将是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

七、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的保障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把这一原则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就是统筹兼顾方方面面利益关系和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和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作出的科学决策。围绕本文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和有效转移的命题，除在前面讲到的几点外，笔者认为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还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要以县乡改革为切入点，切实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步伐。县市级行政机构，是在国家整个经济社会中具有规划、统筹、发展相对独立性和全局意义的基本单元；乡镇一头直接联系农村的千家万户，一头直接听命于县市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县乡经济既是城乡工农业的连结点，又是城乡工农产业的延伸链，具有整合和配置城乡、工农资源的功能，对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活跃城乡市场、推进小城镇建设、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的总体要求应当是按照“精简、高效”原则，一是找准定位，本着“市场能解决的、政府不干预，民间能解决的、政府不包办”原则，界定好政府的活动空间；二是切实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使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微观转向宏观，从直接转向间接，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还农民和企业以真正的经营自主权；三是明确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逐步建立起政府管理与企业、市场管理、社会自主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其次，要统筹协调发展三次产业，建立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统筹城乡发展的优势在于有利于城乡资源能够重组与整合，合理协调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良性互动机制，形成工农业结合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进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整个经济发展中，一、二、三次产业始终是相互促进、互为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如果资源配置、利益分配过多倾向某一产业，就会导致比例失调。过去，由于我们长期存在重工业轻农业的指导思想，工农差别、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工农业发展比例明显失调。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其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比例应保持在2：1的水平，而我国在2000年以来工农业比例就高达3：1以上。现在，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实力判断，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时期，这既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也是我们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设施和生态环境设施建设的大好时机。各地应切实抓住当前的有利因素，始终坚持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第二产业为动力、第三产业为保障，积极引导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在形成一、二、三产业的互动机制上，建立起城乡统筹和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使城乡工农产业更加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

第三，要有容纳各方利益机制的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中，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相反，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一是要本着“两个趋向”原则，尽可能让农民享受到基本的公共产品。当前，农民增收难、医疗卫生条件差、社会保障问题突出等严重制约和谐农村的构建。并且这些问题随着农村老年人口的增加、土地保障功能下降，以及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分流，整个农村的弱势群体还会增加。今后，即使到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较高阶段，而留守农村的可能仍然是两部分人：一是农业产业化企业和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者（业主）及为数众多的农业工人；二是所谓的“386199”类人口，他们一部分人除能够勉强农耕自给自足外，其余的大多要靠家庭养老和社会保障。况且，如果现在我们的政策运作不当，农民增收的问题解决不了，若干年后现在的青壮年农民也可能会成为今后的救济对象。为此，从总体来讲我们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农业保障机制，以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结构体制，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必然要求。但当务之急，我们应首先从农村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健康权等问题入手，使他们尽可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产品。在医疗卫生方面，应以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为重点，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让那些包括五保户、特困户在内的贫困农民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在社会保障方面，要积极探索逐步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没有相当数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地方尽快建立起以县市级为统筹的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是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构建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机制。当今世界，为了应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许多国家更多地关注一种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机制和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如果广大民众的权利无法得到公正的确认和保障，同时又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社会冲突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政党的执政基础自然就会受到削弱。如前所述，在最近的几年中，有关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利益的矛盾明显增加，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还不可能出现，这是我们破解“三农”问题极为有利的时机。因此，当前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关上利益表达的大门，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和规范利益表达，建立起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且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市场，就是资本的渔利场，资本的本性不会使得它对民众的基本需求有任何怜悯之心，这一点只能由政府来肩负责任。“好范文”版权所有

结束语：目前，不论从人均超过1100美元的GDP，还是从非农产业与农业85：15的GDP比重看，我国都已经达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阶段。本文从农业内部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主要形式促进农民分工分业，从农业外部以打通出口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命题，既是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农村生动实践的结果，也符合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分化和演变规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农村人口下降到30左右，农业产业化高速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时，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篇：三农问题论文: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

内容提要：本文从法律和实践等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现象存在的原因。作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农村土地三级“农民集体”所有，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而在实践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权能已事实上由土地使用权所代替。这种权能替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权高度弱化、使用权对所有权的分割程度很高。特别是国家对“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超法律强制，使本来在法律上已虚拟化了的“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

关键词：土地所有权 权利主体 权能替换 超法律限制

目前，理论界有关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的具体表现及对农村进一步改革的影响已多有论述，而对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现象却很少深究。我认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法定权利主体的多级性和不确定性、所有权与使用权权能的相互替换以及国家对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超法律限制。

一、法定权利主体的多级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都有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将宪法中的“集体所有”具体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 198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八条在民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 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一条也作了与土地管理法相同的规定。上述这些法律，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规定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级类的“农民集体”。

但现行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

首先，“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财产所有权是很重要的法律权利，其主体必然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应该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意义。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参与法律关系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法人或自然人（公民）。法人与自然人都具有法律上的人格，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本意和相关规定上来分析，“农民集体”在概念上与“农民集体组织”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农民集体”不是指乡（镇）、村或者村以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指某级行政组织如乡（镇）政府或某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对于这一点，法律明确规定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是最好的说明。也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它们只能经营管理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显然这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相一致的。按照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解释，“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指的是属于一定区域内（乡、村、村以下）全体农民所有，即不归哪一个组织（生产合作社或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也不归农民个人。然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相关的经济和民事法律的健全和发展，特别是在进行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过程中，这种没有具体组织形态和法律人格化的“农民集体”就会遇到诸如不能行使和保护自身权利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济理论界和有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都力图明确“农民集体”的性质。例如1994年12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关于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行政执法部门的这种解释，在一定的意义上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这与正式的法律表述是不一致的。这种模糊不明确的规定，导致经济实践中的混乱。在现实中，有些地方是由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等非经济组织履行土地产权的职能；有的地方虽然规定土地由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可是国家征用土地却仍需经村民小组同意，征地补偿款仍由村民小组支配；有些地方则由于无法确定“农民集体”的法律性质，虚设产权主体，以至失去土地的发包主体，造成产权混乱现象。

可见，现行法律规定“农民集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

其次，如果将“农民集体”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又会造成大量的农村土地产权不清和不稳定。

我国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第四章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有。”“集体所有的山林、水面和草原，凡是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的，都归生产队所有。”事实上，在对政社合一的体制进行改革之前，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公社与大队两级并没有形为真正的经济实体，只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据国家统计局198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村９９％是以上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９０％以上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在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时，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所替代，虽然一部分在规模和范围上作了调整，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原体制下的土地占有关系。

根据这种情况，《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将《民法通则》规定村和乡（镇）两级“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三级类所有。但问题是《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规定的“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就是生产队解体后的村民小组？对此，1992年6月国家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问题请示的答复中指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资金，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能够以自已名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生产队解体为村民小组后，原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可以属于该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不应理解为村民小组拥有土地所有权。”那么，什么是与村民小组相应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关部门没有进一步解释和确定，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村民小组没有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

而且，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代表，必须具有稳定性、权威性和代表性。据此，任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不能很好地履行所有者职权。理由有三：（1）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其它乡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企业法人，其存在与发展具有动态性，不能长期稳定地承担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2）作为经济组织，其合理的行为准则是追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各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范围不是固定的，可以只包括社区集体的一部分成员，也可以大大超越社区集体范围。因此，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完全代表社区集体全体成员的整体和长远利益。（3）随着农村经济现代化，各类集体经济组织将会越来越多，如果每个企业都拥有自已占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将会使集体不断被分割和瓜分，造成社区集体成员之间的不公平。这又反过来导致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对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行政干预的要求，使其难以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在求经营管理。“①应该说，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也大都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具体确认为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等组织所有。②问题是，农村行政组织或自治组织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根据同样不足。

再次，如果将”农民集体所有“理解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我国法律规定的共有产权将与土地公有制理论冲突。

将法律规定上的”农民集体所有“理解为”全体农民共同所有“，目前被称之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共有权中的共有财产主体是各个共有人，在共有的形式上有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其中按份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按照预先确定的财产份额，分别对于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共同共有则是两个以上的人基于某种共同关系而共同享有某项财产的所有权。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主要区别是不分份额。在共同共有中，只要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就不能划分出哪个人享有多少份额。由于财产不分份额，共同共有人对于共有的财产都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那么，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呢？显然，如果要确定为共同所有的话，只能是共同共有了。但是，如果确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社区农民共同共有的话，在农民集体所有这种共有关系消灭时，就要确定农民各自应得的多少份额。毫无疑问，这种土地所有权份额的确定是对农民个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肯定，也就是承认了土地所有权的私人所有。这是与公有制理论相冲突的。因为按照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农民集体所有“这种公有制形式，财产关系的主体只能是代表该集体全体成员的”集体“，任何个人都不是公有财产的权利主体。农民个人对集体的财产，只有”集体“的所有权，尽管农民是”集体“成员之一，但没有确定个人份额的所有权。在集体公有制中财产的所有权是不可分割的。不能量化到个人，也不能以个人为单位进行转让。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获得不是直接与财产份额挂钩,而是同劳动数量和质量联系在一起。这种理论，在法律上的表现出来的就是，决定农民个人不是”农村集体土地“任何产权意义上的主体，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不具备法律人格意义的、虚拟化的”农民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