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矛盾分析调研报告
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入改革，尤其是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政权组织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党群干群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如何不断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化解干群之间原有的和新生产的各种矛盾，在应对各种挑战中提高乡村班子的执政能力，这是摆在各级党委，尤其是乡村两级党政班子面前的重要课题。解决好这一课题,就是解决农村发展缓慢的关键所在。今年以来，我们高邑县调研组带着这个课题，深入到全县6个乡镇的18个农村中去，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部门了解等形式，开展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调研期间，共召开了乡镇干部、县直有关部门、农村干部、农村党员和村民代表四个不同类型的座谈会20次，随机走访村民220户，收回《农村“两委”干部调查问卷》309份，《农民走访调查问卷》220份，共529份问卷。
一、税费改革后干群关系矛盾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汇总、梳理，结合走访座谈县乡村干部和群众的情况，我们认为随着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大战略的实施，当前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主要矛盾有以下五个：
一是农村干部文化素质、工作作风、领导方式与群众对农村干部的职能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这是基本矛盾。税改后，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主要是引导、示范、管理和服务，这对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发现，目前在全县农村党员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文化水平偏低、致富能力偏低、带富水平偏低、年龄较高的“三低一高”问题，全县有近半数的农村干部只有初中学历，62%的农村党员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一技之长并能带头致富的农村党员干部为数不多，对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许多农村党员干部表现出了很不适应。如有50%的干部在带领群众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缺路子，少法子，感到无处下手，心有余而力不足；有37%的干部不善于做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作风不民主，办事不公道，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有41%的人对农村政策不熟悉，法制观念淡薄，不能严格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导致群众不满。如：王同庄乡东西韩、西西韩村，每村5个村干部，文化最高的是初中，一个村的村长是文盲，仅有一人能写简单汇报，有的连口头汇报都说不了。
二是农村干部发展市场经济能力低与农民要求发家致富愿望高之间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致富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作为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如何与农村市场经济相衔接，如何发展壮大“一村一品”等个体工商业，如何发展高效农业，靠一家一户是不能实现的。这就迫切需要广大乡村干部做农民进入市场的“领路人”，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一些乡村干部对市场经济并不熟悉，对高效农业不了解，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不理解，自己不能致富，更谈不上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如大营乡的东大营、中大营村，中韩乡的小河村、徐家庄村等农民主要以简单的种植业、养殖业来生活。同时，农业税免征仅是“少取”，农民还盼望政府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创办产业协会，增强农民抵抗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提供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让农民更有信心发展农村经济。在收回的529份调查问卷中，“愿意让中央在种植、养殖业与合作医疗、教育上给予更多补助”的占68.90%，列第一位；“希望乡村干部带领农民发展高效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的占60.25%，列第二位；“希望加大农畜产品保险力度”的占50%，列第三位。
三是农村干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与农民不服管理的矛盾，这是经常性矛盾。主要有：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与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乡规民约的执行、农村治安联防、村容村貌治理、街道硬化整修、水电系统管理运行等公益事业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管理；如万城乡小石家庄村、武城村由于村集体无经费，原先供群众吃水的自来水系统已坏的无法维修，现在只有家家打旱井、户户购水吃。王同庄乡的东南岩、西南岩等村由于没有经费，村里的垃圾得不到及时清扫等；法律法规与农村农民约定俗成、封建陋习等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精神文明建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村民自治、人地矛盾、宅基地发放等。例如：在农村责任田和机动地的承包过程中，有的已出嫁未迁户口的女儿在娘家婆家都分不到耕地，造成生活困难，乡镇政府的指导性意见村里难以执行；机动地管理不规范、增人减人后机动地调整不完善等；计划生育“三结合”优惠政策，由于有的乡、村财力薄弱，无法及时兑现等，群众有意见；有的村因发不了村干部工资，只有用房基地顶工资，用承包地的承包费顶工钱等。
四是村欠户、户欠村，村与农户之间互相欠帐的矛盾，这是历史遗留性矛盾。农村税费改革、土地延包之后，使得乡村集体收入减少，财政困难，债务被迫延迟偿还，使一些群众对乡、村组
织的信任度越来越低。税改后，如何进行清收清支、妥善处理债务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但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据统计：全县截止底，107个村有债务的占70%以上，债务总额达3500多万元，平均每个村达30多万元，如：万城乡牛家庄村，截止，欠内外债达50多万元。严重的资金短缺使部分村级班子举步维艰，不能及时解决好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影响了班子凝聚力、战斗力的提高。其次是，农村干部垫付农业税费情况较普遍。税改前，由于各地将农业税费任务直接分解到了乡镇，如果乡镇完不成税收任务，其税收分成和返还就不能兑现。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各乡镇政府将任务又转移给了其所辖村，并采取了一定的奖惩措施，而村干部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往往自己先掏钱或借贷款垫付。对那些难收的“困难户”、“钉子户”、“失踪户”的农业税费，村干部垫付后很难追收。调查表明，个别村干部垫付的农业税费，一年垫付的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
五是村干部待遇差造成不认真工作、不及时解决群众纠纷和矛盾造成新的矛盾，这是农村干群关系不协调的根源性矛盾。农村干部是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组织推动者，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是，农村干部“端的是泥饭碗，干的是硬任务，落的是没前途”，工作苦、工资低，职位不稳定，养老前途无保障，严重影响了农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座谈和调查问卷发现主要存在三种情况，1、不愿意当村干部，尤其是愿意当支部书记的人在减少，在收回的309份村干部问卷中占20.50%。
2、当干部的很不安心，精力心思没有用在工作上，在309份问卷中占45.25%。
3、由于待遇低、没有前途，图在任时捞一把，犯错误的现象有所抬头。村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会计犯经济、政策性错误，被处分、处罚的比例上升明显，据有关部门统计，以来，村干部受查处的比例由2%上升到7%左右。尤其在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村，一些群众“有田有地不找你、有吃有穿不靠你、有了问题就找你、不给解决就骂你”，使村干部难当、无人愿意当、中途撂挑子的现象日益突出。据统计，原先在全县农村党支部书记中肯干事、干成事的有91个，占农村党支部书记总数的85%，目前能够长期保持的有78个，占农村党支部书记总数的72.8%，下滑了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村干部的“官位”不大，工作量却不轻。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在待遇差、不愿干的情况下，发展党员、解决难题、处理纠纷、公务办理等不认真、不及时难免发生。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要在农村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由于广大农民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在具体工作中村干部难免会吃亏受气，所以造成了“能人不愿当干部，傻人干不了村干部”的现象，即使有些人勉为其难当了村干部也不安心，解决问题时往往考虑眼前，不计后果，为今后的工作埋下隐患和矛盾。如高邑镇的大夫庄村、大营乡坊册村、中韩乡的东韩庄村、富村乡的贾村等由于当时的干部在村办企业承包、处理责任田、高速路占地等方面不彻底、不透明，后任村干部处理不及时、不彻底，使多年前的问题到现在一直没有完全解决，涉及的群众意见很大。
二、解决农村干群矛盾的途径
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干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按照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机遇，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思路在实践中认真研究和解决，根据我们的调查，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增强村级领导班子驾驭农村工作全局的本领。
一是选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通过民主推荐和竞争的方式，从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选派一批年富力强、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村、落后村挂职或任职。今年以来，我县开展了百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从县直部门抽调了100名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有效的增强了村级组织战斗力、优化了班子结构。同时要利用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推行村委会主任、委员由村民直选和村党支部委员“两推一选”的制度。要大力推行村干部交叉任职，积极鼓励支部书记、委员竞选村委会负责人，提高村级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在“两委”换届工作中，我县有80个村实现了支部书记、村主任“一人兼”，占农村总数的75%；交叉任职人数为347人，占农村干部总数的66.6%。
二是不断深化农村党员干部“素质工程”。近年来，高邑县委紧紧围绕中央省市建设一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高素质农村党员干部队伍这一要求，不断探索改进农村党员干部培训方式，结合高邑实际，重点在加强农村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建设上下功夫、做文章，开创了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新局面。自以来，全县以基地为依托，共举办各类培训班共计22期，培训农村党员、干部5500人次。目前，全县农村党员中，掌握1—2门实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达到2275人，占全县农村党员总数的30.8%。在全县农村两委干部中掌握1—2门实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达到234人，占全县农村干部总数的45%，在今年发展的151名农村党员中，普遍掌握了1-2门实用技术。通过培训，有效的提高了全县农村党员干部整体素质，增强了他们带头创业致富和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双强”本领，为加快我县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步伐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学识和认知能力有待提高，致富本领有待实践，要真正发挥效益还需要一个锻炼提高的时间。
三是不断探索创新为民服务的工作体制。近年来，我县针对农村干部为民服务载体单
一、农民群众各种诉求解决不力诱发的不稳定因素等实际问题，自10月份以来，在全县107个行政村中全面推行了“村民事务代理制”，即以行政村为单位，村民小组随时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办理的有关事宜和诉求承接下来，或由村民直接到村民事务代理室登记申请，整理归类后由农村“两委”干部牵头组织精干人员，按照“全程跑办、无偿服务”的原则，及时到县乡有关部门办理，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这项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还须在机制、经费等方面进行解决。
2、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夯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是积极探索税费改革后增加村级财富积累的新机制、积极化解农村债务。村级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财富积累的重要来源，针对农业税取消后，农村集体财力入不敷出的矛盾，我县于开始，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加强农村资金、资源、资产的经营管理，推行了农村集体财富积累机制。一年多来，全县107个村全部建立了农村集体财富积累机制，底新签和规范完善合同1867份，涉及合同金额1056万元，抵顶债务95万元，涉及359户。清理回收欠款160万元。通过化解债务、清收债权，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提高了村“两委”为民办实事的能力。如高邑镇孙家庄在村民福利上出台了许多好政策，首先是党员评优制度。年终，在村内搞一次群众评议活动，将平时参加会议及时，表现突出，能为村提供合理化建议，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评为优秀，并在物质上给于一定奖励，以此调动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其次是教育激励制度。本村学生，凡是考上重点高中的每人奖1000元，本二的奖元，本一的奖4000元，考上研究生的奖6000元，学历越高，奖金越多，以此促进本村的教育水平。第三是敬老养老制度。为改善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对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补助300元生活费，并计划在增加到600元。其他如东关村、西街、谷兴庄、东南关等村都制定实施了各种福利制度。
二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村干部要带头示范，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集体土地，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创办“科技示范园”，如西富村镇的西富村、南焦、古城等村，在河北农大的扶持下，创建了“梨枣生产示范基地”；要带头闯市场，积极争当农民经纪人，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农民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如王同庄乡东良庄村党支部书记冯俊杰，积极与高邑县富林园艺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专家进行联系，兴建了200余亩的高效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吸收村内剩余劳动力50余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三是加大对后进村的扶持力度。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帮扶工作规划，继续加强对后进村的帮扶工作。抓好后进村，形成工作合力是关键，为此县委在县直推行了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县直部门“三包三抓”责任制：即县主要领导包乡镇、县级副职包片、县直部门包村（经济部门包穷村、政法部门包乱村、党委部门包弱村），重点帮助指导后进村党支部抓班子、抓发展、抓为民办实事。并建立了“三抓三包”专项述职制度作为干部实绩的主要内容进行考核。
3、认真执行“一制三化”农村运行新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干部的职责定位和考核，切实加大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农村“一制三化”运行机制是河北省自以来在全省推行的农村规范化管理办法。我县按上级要求，用三年时间到已在全县推广，并在推广过程中不断完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谓“一制”：就是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即党支部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支部书记是村“一把手”，党支部要加强对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妇联会、民兵连等村级组织的领导和监督。所谓“三化”就是“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即党支部要建立支委会工作、党员大会、两委联席会、村委会重大事项向党支部请示报告等项制度，推进支部工作规范化；在村民自治中，要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工作和村民管理等项制度，推进村民自治规范化；民主监督中，建立村务公开、民主议政日、民主评议村干部和“三审”财务等项制度，推进民主监督程序化。
在529份问卷调查中，有30.50%的党员认为“一制三化”需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认为“村务公开、财务监督有待加强”的占25.95%，认为“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占35.66%，认为“民主评议村干部不到位的”占42.35%。对“参政议政不积极不支持”的占43.40%，认为“党员、村民代表的素质不高、私心重”的占28.5%。在座谈中普遍认为当前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力度需要加强，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党员、村民代表的素质，提高广大村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应充分发挥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的决策作用。在调动村民代表和党员、村干部三方面积极性上做文章，在加强农村不同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社建设上下功夫，使“一制三化”的各项制度进一步落到实处。县农工委副书记高平安、农业局纪检组长贾增军、组织部组织科长王运岐等同志认为，县乡党委政府在提高农村干部素质、能力、学历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见效慢，成效不显著的原因，主要是村干部直接对乡负责，不对县负责、不对村民负责。县、乡对农村干部的考核方法需要改进，措施需要到位。王良庄村支部书记马增平、大营镇人大主席焦成芳、王同庄乡副乡长李仲庆等同志认为“民主决策”落实不力的原因主要是县对乡考核、乡镇对农村的考核，看重成绩多、看重财税指标完成、稳定办实事多。对各项制度落实、对村民代表、党员的评价、对村干部个人考核抓得少，不到位。自以来，我县在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选举、民主议政日、支部工作规范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逐步认可，但从座谈和问卷看，在村民代表会、村民管理和民主评议村干部、村干部考核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需要在工作中采取措施，切实加大力度，进一步取得实施“一制三化”制度的更大成效，这是解决干群矛盾、增加干群感情的重要方法。
4、加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不断提高组织农民致富发家的本领。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与党的建设的新形势，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农民得实惠的目标，县委出台了《关于在全县进一步加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目前，全县已有15%的村建起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或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会员数达到了全县总户数的10%以上。如我县后哨营村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后，把自种自营温室黄瓜的农户组织起来，在杨胜飞社长的组织下，申请注册了“哨营”牌商标，按照无公害栽培技术的要求，实行技术、购肥、包装、品牌、销售五统一，让“哨营牌”黄瓜在石家庄市有了一定的市场和知名度，使会员得到了实惠和效益。高邑镇寺家庄村，成立了大棚蔬菜协会，使生产成本显著降低，经营收入明显提高，群众发展蔬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5、建立有效的农村干部养老保障和激励机制，调动广大农村干部扎根农村、爱岗敬业的工作积极性。就我县而言，近年来县委针对农村干部经济待遇偏低，政治上封顶，使农村干部岗位吸引力下降的情况，把农村党支部书记管理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以来，首先认真落实了农村支部书记、村长每月享受定补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同时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干部的调研活动。二是以来，县委制定出台了《落实农村党支部书记待遇的意见》和《关于对农村党支部书记实行目标考核管理的实施办法》等文件，按照全县110个村的地域特点、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工作任务要求，本着可比性原则，将全县农村分为城区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和一般村三个类别，给每个村制定了详细的新农村建设任务目标，将任务直接下达到村。在此基础上，根据目标完成情况对居于同类村前列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制定了三项激励政策:
1、对连续任职以上，能够完成县委下达的中心工作任务，受到社会公认，各项工作居于同类村先进行列，具备公务员基本素质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解决县财政开支。
2、完成县委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在年终评比中居于同类村先进行列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可享受一次性县财政补贴，每人奖励1万元。
3、连续四年获得一次性县财政补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即可直接解决其乡财政开支。今年初县委对10名优秀农村支部书记每人给予了1万元的经济奖励，并为有突出贡献的东关村支部书记李俊彦解决了县财政开支，有效调动了农村广大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密切了干群关系。三是从开始，要采取切实措施，从工资、养老保险、福利待遇以及从村干部中选拔乡镇干部等方面出台农村干部管理办法，从根本上形成一套激励村干部爱岗敬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新机制、新体制。
第二篇：江苏农村税费改革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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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村税费改革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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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地区，改革历时已有一年，认真回顾总结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经验，分析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化解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的基本情况和初步效果
1.农民的减负目标已基本实现。农村税费改革的核心和主体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江苏各地围绕这个主体目标，深入发动群众，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认真实施，顺利完成了方案制定、上报审批、组织归户、检查验收、夏秋两季征交等各个阶段的工作，保证了税费改革平稳有序的推进。税改后全省共征收农业税25.61亿元；农业税附加5.08亿元，农业特产税0.9亿元，农业特产税附加0.18亿元，一事一议筹资8.8亿元，合计40.59亿元，农民人均负担77元，较改革前税收及合同内、外人均负担154元，减少77元，减幅为50％。“两工”提取1.67亿个，较上年减少 2.6亿个；以资代劳总额3.86亿元，较上年减少6.8亿元。
2.各项配套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1）大部分地区的乡镇村区划调整、人员分流工作已基本完成。全省乡镇数已由改革前的1974个减至1372个，乡镇平均人口由3.1万增至4.5万；行政村由35258个减至20219个，缩减幅度为42.7％；村组干部由43万人减至22.65万人，其中村干部减少8.7万人，仅此一项减少农民负担4.4亿元。（2）推进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税改中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由编制部门重新核定教师编制，人事部门核准人员和工资，财政部门核拨经费，委托银行代发到人，使部分地区过去拖欠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按照适度规模办学的要求，调整了农村教育布局。（3）推进了乡镇事业单位改革。通过采取综合设置、精简人员编制、建立用人竞争机制、确定事业单位法人地位等措施，对原来的“农村七站八所”，加以辙并改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已由原先的20个左右调并为现在的6—8个，精简人员编制达到30％。并从有利稳定、人尽其才的原则出发，对精减人员实施了多渠道分流。
3.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范了农村税收的征收行为。为了保证税改后的村级组织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以及计划生育等工作的开展，江苏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规定转移支付资金必须优先保障村级基本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江苏去年上述各项到村资金10.03亿元，高于改革前1999年村三项支出9.27亿元的水平，使大多数村的基本开支得到了保障。为了规范征税行为，江苏按照中央要求，将农业“两税”以及附加的征收职能归口为乡（镇）人民政府财政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村级范围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的意见》。与此同时，还针对涉农收费问题采取了一些专门措施。
4.改革使农村长期积累的许多矛盾得到初步化解。其中包括计税面积与实际面积不符、第二轮承包政策落实不到位形成的机动田、黑地、两田制、、宅田合一等问题，有力地维护了农村的稳定。农村税费改革还增强了各地清理、化解乡村债务的紧迫感。各地采取措施，清理账目，已分类处置了一批历史债务。
二、改革留有难题和大量的后续性工作
1.税改后一部分乡（镇）村的可用财力明显减少，难以维持低水平运转。在苏南如果以每年10万元为基本自给目标，有缺口的村约占10％；在苏中如果以7万元作为基本自给目标，有缺口的村约占30％；在苏北如果以5万元作为基本自给目标，有缺口的村也要达到30％。全省2.1万个村，大致有6000个左右的村存在缺口。税改后出现了一些减支因素，但总体上要保证这些村的正常运转还相当困难。
2.一部分乡（镇）陈欠债务数额大、清偿难。有的村仅农民手中的各类债务凭证就有十几万元。大部分负债乡村缺少可以盘活的集体资产和可以用于清偿债务的资金来源。因为负债，有的乡村受到了司法诉讼和冻结账户、查封财产的法律处罚，分散了干部精力，也给农业税征收增加了难度。农民以债据抵税成为今后税收中难以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3.经济贫困地区对配套改革的承受能力较弱。一部分经济贫困地区因缺少对改革的成本投入，出现了教育布局调整难、事业单位改革推进难、人员分流落实难等一系列新的矛盾。宿豫县辙并村组以后，精减村组干部 4442人，一次性补偿需要资金617.18万元。灌云县农村教育负债4496.98万元，目前亟待解决的学校危房有10万平方米，需投入6000万元，经费的筹措十分困难。
4.由于筹资筹劳数额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镇）村难以举办公益性事业。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型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乡村公益事业受制于投资主体受到一定影响；一部分乡（镇）村的道路、桥梁、水渠急待修理；关系到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累性问题更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仅靠筹资筹劳，要上那些使公众受益的社会项目难度很大。
5.农业税收任务因缺少征收保全措施增加了难度。税改后，农业税的征收主体是农税征管机关，乡镇只属于委托代收机关，农税部门限于人力、物力和缺少应对手段，要完成当期的农业税征收任务和清收尾欠税款难度较大。发展下去，势必造成拖欠越来越多，尾欠越来越大。
6.一部分种粮大户和纯农户因税改反而增加了负担。据丹阳市测算，税改后，种粮大户每户增加负担约50元，增负20％左右。
7.水利：工程水费等涉农服务性收费标准提高给农村税费改革造成了负面影响。
8.“一事一议”的规范要求与农村的实际情况不尽吻合。许多地区由于受到议事内容、议事条件、农民民主议事素质等方面的制约，影响了议事效果。议而不决、议而不行或根本就无法议事的事情累累发生，一些地区已经将一事一议“束之高阁”。
改革是权力与经济利益的调整，在农村税费改革的主体任务基本完成之后，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以及对解决旧体制遗留问题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和经济准备不足，方法欠妥，仍然存在一些矛盾，这是正常的。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着力化解问题和矛盾，认真做好改革的各项后续性工作才能实现改革的各项预期目标，不断深化和发展改革的成果。
三、积极探索税改难题的解决途径
（一）坚持“治本之策”，用发展的办法化解矛盾
1.坚持“治本之策”，明晰农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目前，江苏农业在增长方式上，还是以粗放经营为主；在生产方式上，还是以家庭式的小规模生产为主；在经营方式上，还是以对计划的依赖性为主，特别是粮食、棉花、蚕茧生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贸、工、农分割。这个“三为主、一分割”是导致一部分地区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慢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道路。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的市场化。就目前的情况来说，适应市场化的信息问题、市场体系问题、市场主体的培育问题都做得不够，走向国际化更不够。江苏要发展集约化农业，大踏步进入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二是提高农业的专业化水平。不能再满足于家庭式的经营。因为家庭式经营无法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三是用先进的科技来提升农业的发展水平、扩大消费的需求。四是积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只有产业化才能打破贸、工、农分割的局面，留住加工、流通这两块的利益，解决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问题。江苏结合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际，加强对推进农业市场化、专业化、科技化、产业化的研究，即规模农业与效益农业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2.坚持“治本之策”，积极推进城市化带动战略。江苏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了行政区
划的重大调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区划与城市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通过发展城市，增强其辐射与带动作用，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全省共有13个地级市、30个县、28个县级市、50个辖区先后进行了调整，调整后中心城市的区域范围得到了扩大，为城市的扩容和资源的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
在农村税费改革调研中，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一个农民当他由农村迁入城市以后，其消费水平会增长2—3倍，一次性的消费支出会高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农民进城以后，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具有经济实力，可以在城市投资办工业、办商业以及其它产业。因此，用“拆除门槛放农民进城”的办法，不仅可以减少农民，有利于推进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使留在农村的农民富裕起来，而且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拉动消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化解矛盾
1.以创新的思维和办法主动积极地化解农村集体债务矛盾。
农村集体债务过重是诱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重阻力。解决乡（镇）村的陈欠债务问题是江苏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后续性工作。
如何解决乡村集体债务问题，江苏各地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除已经清偿了一批历史债务外，还创造了一些好的做法，推广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组织财政、审计或中介机构对乡（镇）村债务复审，挤掉债务水份，分清债务性质，鉴定落实还债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对于确应由乡镇承担的债务，通过组织收欠还债、核销减债、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以及调减、免利息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又如通过转让、出租、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积极盘活存量资产，化解债务矛盾。江苏的乡镇和企业大都有一定数量可以利用的存量资产，有的是闲置厂房、土地和设备；有的是技术、专利和品牌。将各种有形与无形资产加以充分利用，发挥其效益，对于化解债务矛盾是十分有利的。
2.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积极稳妥地搞好农村教育布局的调整。农村税费改革所涉及的教育布局问题和财政负担问题，在江苏大部分地区表现得都比较突出，即使是在比较富裕的苏、锡、常地区，也有一些乡（镇）反映强烈。大家普遍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对教育事业的关心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教育投入已经成为一项大宗投入。大多数农村学校的面貌与教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变，进行教育布局调整不能搞成新一轮的达标升级活动，而应该以教育资源的内部调整为主。要防止和纠正少数地区在教育布局调整上的贪大求洋倾向。对于那些原本就存在着生源不足、而要在调整中扩班招生的学校应首先搞好内部挖潜。
教育布局的调整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要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地理环境、交通状况，以及农村人口将大量转入城市等现实因素，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地搞好调整，并尽可能将学校向城市和农村中心集镇集聚。应允许和鼓励农民选择学校，送子女进入城市求学。这可以作为义务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
3.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解决税改中的其它难题。税改中的其它一些难题，也应该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去加以解决。许多办法和创意在群众之中，关键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调查研究和集思广益的工作。
例如，一年一度的农村筹资筹劳问题，有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就建议采取并年集中使用的办法。用这种积少成多的办法可以办成一两件大事。当然这样做必须征得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必须先积攒、后使用，先积攒的资金要专户储存，不准挪作它用，还有的人建议在郊村之间可以开展筹资筹劳等方面的互助互济。今年先办你们村的事，明年再办我们村的事。关键是村与村之间要建立信用，不搞“平调”。
又如，农村的水利建设问题。由于税改以后，资金投入机制发生变化，“两工”和公积金
取消，村内的农田水利工程由村民实行“一事一议”来解决。但占农村水利工程总量70—80％的跨村、跨乡工程谁来负担，谁来投入，谁来组织实施？为了保证农村的水利建设，国家要加大资金投入，国家对农业的补贴，要逐步转到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大型水利工程要继续坚持以政府组织引导为主。跨地区工程要由受益范围内的单位与个人共同出资、统一兴办。
再如，许多地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建议：税改后农民的税负轻了，一年的税负可以一次交纳，不必再分为夏季与秋季两次征收，这样还可以大大减轻农税部门的征收压力，减少税收成本。对于纯农户和种田大户负担较改革前减幅不大甚至有所加重的问题，也有不少地方的同志提出改进建议。他们认为，改革前农业税是按田亩征收，而“三提五统”是按人征收，费改税后一律按田亩征收，农民负担由人口向土地转移，形成了种田越多负担越重的反常现象。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农业税附加可以考虑改为以村为单位按劳负担。
（三）克服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坚定农村税费改革的必胜信念
江苏的农村税费改革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但由于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化解各种积累性矛盾的难度很大。因此，当前江苏的农村税费改革一定要在巩固和深化上做好文章。一方面要防止滋生松懈、畏难和厌战情绪，继续发扬知难而进、知难而上、持之以恒、连续作战的作风，把工作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认真地“回头看”，针对存在问题及时地、实事求是地调整政策和工作部署。
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后基层干群关系出现新变化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
――建议党校研究解决的问题
固城乡党委书记李培博
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赋税制度，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同时，随着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两免一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落实，农民从党的惠民政策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惠和好处，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调动提高，基层干群关系有效缓和，农村社会呈现出繁荣稳定的大好局面。但是，农村社会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一）农村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农民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减弱。一是过去以“取”为特征的分配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除按照群众的意愿、规定的程序和限额标准开展村内“一事一议”外，负担的税费项目全面取消，农民不再向国家和村集体上缴税费，传统的农村分配关系格局被打破，农民作为利益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二是过去以“管”为特征的农村干群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基层干部不仅不再向农民要工要钱要粮，而且还要给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基层政府职能开始由管理向服务转变，工作重心转移。这些变化，引起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关系发生重要调整，农民的依附关系减弱，同时也对基层政权管理提出新的挑战，“老-1-
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现象比较突出，需要尽快转变观念，改进管理方式，强化服务职能。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受阻。取消农业税后，对农村公益建设项目，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筹集建设资金。但是，有些村民对参与“一事一议”积极性不高，往往是受益农民愿意办，不受益农民不愿意办，由此出现“议而难决”现象，兴修村组公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因缺乏资金投入而陷入停滞状态。
（三）农村公益事业没钱发展。长期以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主要靠农业税、“两工”及以资代劳。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严重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令人忧虑。取消农业税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直延续着"政府＋农民”的模式，主要由国家税收和各种统筹提留、土地承包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摊派、罚款、义务工及积累工等组成。取消农业税后，在公共财政背景下，政府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然而，取消农业税加剧了基层财政的困难，乡镇政府在没有足够能力维持农村原有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面对不断加大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加力不从心。
（四）乡村债务负担沉重，化解难度增大。乡村负债是当前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由于农村教育“两基”达标、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原因，目前乡村两级均不同程度负债，有的乡镇债务数量较大。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的规范化刚性约束，债务化解更是艰难。
（五）县乡财政收入萎缩，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特别是农业特产税比较集中的地区，农业税及特产税取消前，县乡财政对农业税和特产税的依赖程度较强。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后，县乡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缺失导致财政收入萎缩，县乡财政的自给能力大幅降低。基层财政收入除少部分依靠非农产业以外，大部分依靠上级财政预算和转移支付资金。但上级转移支付主要是维持政府运转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能够用于建设的财力非常少，与乡村财政支出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实际相比，收入缺口依然较大，乡镇及村级组织正常运转较为困难。
（六）农民负担由政府转向市场、显性转向隐性。农业税取消后，表面上看农民似乎没有了负担，然而政策运行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却是，农民负担出现了由政府转向市场、显性转向隐性的现象。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了农民虽无税且增产却不增收的现象。
以上问题，亟待在政策措施上予以研究解决。
第四篇：暑期实践报告(农村税费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规范涉农收费始终是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农村税费改革中物价部门既是参入者，也是监督管理部门，不断加大涉农收费检查力度，严肃查处涉农违价行为，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几年来，农村到底出现了哪些变化，农业到底存在那些问题，农民到底有哪些想法，仍然值得物价部门的高度关注。
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教学”的活动中，笔者深入三台县秋林镇金玉乡三村，走进农户，贴近农民，采取“看、听、查、访”的方式，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深入调查，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农民减负和涉农收费的政策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广大农村到处充满着阳光和生机。所见所闻、感受颇深，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三大特点：
一、减负力度较大 农村税费改革后，不仅税费逐年从减到免，而且国家还给予种粮补贴、种子补贴、退耕还林补贴、两改一同价、学校落实“一费制”和“两免一补”政策，土地、公安、民政、计生、供电、农业、农机等基层涉农收费部门收费不断规范，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力度较大。通过调查统计，2006年与2001年相比，金玉乡三村农业人口973人，共计减负近389200元，人平减负约400元。如三村七组，农业人口78人，税费改革前2001年三税（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及村级三提五统26520元，从2003年起全部免除，2006年发放种粮补贴每亩6.0元，计468.0元；农资补贴每亩7.0元，计546.0元；水稻补贴每亩15.0元，计1170.0元；退耕还林补贴每亩230.0元，计17940元；全乡246个中小学生实行“一费制”收费政策后，每生每年减负200.0元计49200.0元；享受“两免一补”学生139人，中学每生减免书杂费155.0元，小学每生减免书杂费95.0元，合计减免书杂费29370.0元；“两改一同价”政策的落实，每度电价下降0.40元左右，全乡因电价下降减负约10000元，仅上述的“一减一降多补”，就使农民直接减负320000元，人平340.0元。这些还不包括农民建房，外出务工，婚姻登记等各种涉农收费的减免和规范而使农民所得的经济利益。我们在金玉乡乡金乐村村农民曾照武家算了一笔账，他全家4口人，2001年各种税费580.0元，学生上学670.0元，电费95.0元（每度0.9元）共计负担1345.0元。自2003年后，税费每年580.0元不交了，学生上学每年只交190.0元，减了460.0元，电费每度减了0.4元，计44.0元，2006年在乡财政所领取了粮食直补，水稻良种、退耕还林，农资直补等国家涉农补贴500.0元人民币，共计减负1584.0元人民币，人平396.0元人民币。
二、农民反映良好
农民情绪好坏，心情是否舒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标志。由于党的惠农政策深入人心，政通人和，所到之处广大农民不但气顺了，怨气没有了，反映问题少了，待人大方了，生活方式变了，而且还表现出良好的精神状态，饱满的劳动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在新洲乡曾照武家里就感受到了这一点，农村税费改革后，负担没了，补贴有了，办起了百头养猪场和一座小酒坊，一家人过得有滋有味，住的楼房，用的高档，穿的时尚，吃的自然。在主人的再三挽留下，我们不得不在他家作了一次客，看到带有泥土芳香的鲜嫩蔬菜，山上吃野食的土鸡，金黄亮色的鸡蛋，醇正的玉米酒，一桌丰盛的农家饭菜，令我们口馋和羡慕。主人还不时表白，我们吃的都是“土货”，味道比城的好。
很多地方的农民对目前党的政策发自内心的感激，编出了新歌谣，歌颂和赞扬现在党的政策，当笔者到了金玉乡乡金乐村村宋克金家，还没等客人落座，脱口而出就是一句“顺口溜”：“现在党的好政策，自己种粮自己得，不但不交税和费，反而国家给补贴”。而同村的汤维阳作了一首“头”字诗：“党把三农放前头，惠农政策进门头，群众冷暖记心头，干部服务到田头，农民种田有劲头，奔向小康有盼头”。这些农民歌谣淋漓尽致的反映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心声，是新农村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特点，同时也说明中国农民已不是过去那种封闭自守、贫穷落后的农民，而是具有一种新思想，新观念，有文化，讲文明的开放性农民。
三、监管措施得力
乡镇党委、政府是与农民最接近，最直接，最密切的基层组织。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许多乡镇形成了一个党委、政府领导重视部门齐抓共管的农民负担监管格局，编织了一张“防护网”，架起了一条“高压线”。
一是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把减轻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工作纳入全乡工作的第一位，作为第一号文件下发，第一个会议召开，第一个任务落实，第一个专班组建。大会小会反复要求，大小领导经常督促。
二是不断完善涉农收费公示制度。我所在的金乐村村及大部分涉农收费单位，街旁路边，都有涉农收费公示墙、公示牌，特别是乡中心学校制作了统一标准的喷绘收费公示牌，全面准确，美观醒目。三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管机制。乡政府采取了年初安排，平时检查，年底考核的办法，做到农民负担常抓不懈，乡政府在全乡各个村聘请了一批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监督员，掌握农村新动向，反映农村新问题，宣传农村新政策，抵制农村乱收费。
四是充分发挥乡镇农村经管站和物价管理所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职能，全县乡镇财政所、经管站、物价管理所合并为财经所，机构变了，但对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监管的职能不变，人员不减，力度不弱，班子不撤。其主要职能是发放农民负担监督卡，开展涉农收费公示和监督检查，掌握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情况，发放涉农各种补贴，严格把关村级党报党刊人均不超过1.0元人民币的标准，村级“一事一议”不超过1劳日的标准，做到农民负担和涉农收费工作常年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坚持“不放松”，确保“不反弹”。
五是干部作风明显好转。由过去的上门“收钱”变为上门“送钱”，干群关系由“恶化”变融洽，基层干部不仅送钱上门，而且把党的政策、农业科技、各类信息送上门，想办法找窍门，主动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农村税费改革后，尽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问题还很多，主要表现在发展不平衡，经济不富裕，信息不灵通，收入差距大，农资价格高，种粮效益低。部分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科技水平不高，民主意识不浓等等。物价部门服务“三农”还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因此，我们要一如既往的坚持服务“三农”为宗旨，进一步应用价格杠杆和手段解决农村价格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发挥监督检查的职能，确保农民减负增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及后税费时代相关问题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及“后税费时代”相关问题分析
温铁军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政治意义大于其经济作用，是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和基层稳定的关键性措施，但各地方在贯彻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期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有的地方出台“过头”政策，有些乡村累积债务包袱沉重，有些地方出现“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农村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需要采取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财税、金融和社保方面的改革等。本文秉承作者一贯的观点——“三农”问题是宏观问题，提出了若干有见地、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后税费时代 “三农”问题
国务院2004年3月临时决定出台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以来，笔者在河北、河南、安徽、湖南、云南等地农村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对近年来发动农民创办的各地村级“新乡村建设试验区”进行了跟踪观察。同期，既参与了有关部委的相关政策讨论，也参与了国内外各种不同学术单位关于“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的理论研讨。现将调研讨论中的情况和认识分析如下：
一、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作用
实地调查到的情况和农民的反映是积极的，各地农村大多数群众对税费改革持肯定态度，学术界也多数认为这次改革成效显著。消极反映当然也有，但十分鲜见地少于、弱于对其他农村改革政策的负面评价。因为，持消极反映的人在基层主要是利益受损的干部群体；在学术界主要是缺乏农村调查机会的书斋学者。
成效之一：过去那些农村社会冲突的“重灾区”，现在因负担过重引发的上访告状下降了80%以上，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一些基层干部说：“我们从过去要钱的变为现在送钱的，农民当然欢迎了”。此外，有些过去税费征收采取 “倒算账”的传统农区，本来就有30%～40%、甚至超过一半的税款收不到，不得不靠“买税”、“借税”甚至骗税来完成税收定额任务，由此，上级政府才允许基层乡村组三级干部得到工资。现
在，上级财政连那些从来就收不上来的“虚税”也如数转移支付，着实让基层政府得了好处。只不过，大多数地方的基层干部在上级来人调查时，一般都对这种实际得到的好处隐瞒不报。
成效之二：各地已经开始或多或少、或先或后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有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已经开始比较实在地关注农村发展。国内社会各方面也开始投入各种形式的支农活动。农民自发组织形成的合作社、协会等基层的良性中间组织得到初步发展。
成效之三：随着主要由土地承载的税费负担的减轻或消失，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过去中部农村比较普遍的耕地撂荒现象几乎完全消失，笔者调查的村级试验区大都出现农民争着承包耕地的情况。总之，只要是做过实地调查的政策研究人员，多数都能够形成共识：税费改革的政治意义大于其经济作用，是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和基层稳定的关键性措施，但也确有必要进一步深化、配套。正如笔者在归纳这次税费改革的意义时所提出的：“2004新政之最大者，莫过于免税”。我们终于在大包干全面贯彻了27年之后，完成了“均田免赋”。这里笔者曾经把大包干形成的土地制度归纳为类似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均分制+定额租”；其后在大多数传统农区出现的复杂问题，则可以归结为很简单的常识——小农经济剩余过少且高度分散，难以支撑高成本的上层建筑。这种分析，仍然源于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三农”问题是宏观问题的观点。
二、执行中的相关问题
贯彻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期间出现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一是有的地方出台“过头”政策。宣布过去的“欠税”全部免除，随即引发“劣币驱逐良币”问题，既助长了欠税村户中的某些不良势力，也引起以往老实纳税的农户纷纷要求退回税款的新矛盾。客观上使得已经宣布了这种“过头”政策的地方政府进退两难。
二是有些乡村累积债务包袱沉重。基层政府根本不可能自我消化，减免税政策骤然贯彻导致矛盾显化，再加上很多干部难以适应中央“新政”带来的形势变化，有些利益受损的基层干部消极怠工甚至鼓动上访，特别是在近年来主要由于基层财力不足而不得不“撤乡并镇”的地方，那些权力受损、旧账难收，或者难以再靠“搭车收费”来应对开支的部门，以及那些利益同样受损的高利贷者和工商业者们内外结合，已经成为基层新的不稳定因素。而最为尴尬的情况是，已经在基层潜规则多年运作过程中形成的“劣绅驱逐良绅”的机制作用，使得任何敢于主动化解乡村债务的改革者，都由于触动地方复杂的利益结构而成了悲剧人物。于是，我们都会知道隐含其中的逻辑结果：只要这种潜规则难以根本改变，债务增加的趋势就难以逆转。
三是随着党政部门下属的乡村正规组织在税改同期必然出现“治理能力”弱化的问题，有的地方非法宗教势力、家族势力，甚至某些黑恶势力借机而起，迅速填补农村的“组织空白”和“制度空白”，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养痈为患。这种情况之所以有泛滥之势，主要是因为那些家族性组织、非法宗教组织或团伙组织的“制度成本”，与农村正规组织需要的高额开支相比，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四是普通农民享受到的“公共财政的阳光”仍然有限。尽管过去财税制度下的基层权力和行为方式已经多少有些失灵，但有的地方乡村党政干部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阻碍农民合作社和各种协会等良性中间组织的发展。对于弱小农户自我服务的合作经营，权力部门动辄上门收费；其他收益相对减少的政府主管部门则借机吃拿卡要，即使有上级支持乡村基层的项目经费，也一般会被截留，有的甚至截留50%以上，而且有限的政府资金还往往给了大户或利益相关者。
三、相关对策讨论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看来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体制矛盾，不可能短期内彻底改变。为此，农村的组织和制度变革尤其需要实事求是地与城市相区别。如果我们过早地强调全面贯彻城乡制度的统一，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首先，各部委和地方权力部门应该提高对执政党的“三农”政策的认识，在农村基层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认真学习基本理论，明确认识大包干以后执政党面对的仍然主要是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其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不能超前。
笔者认为，我国大多数传统农区当前大量发生的基本上也是历史上出现过的老问题，老问题得用老办法。不能简单化、激进地套用高成本的城市现代制度。同时，过去以部门为主制定的各种法律和规定，大多数不适应“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的农村实际，亟需像加入WTO 之后政府自动清理与之相悖的文件那样，认真结合“三农”需要，清理改正。对于乡村债务，也可以采取“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办法，由各部委在清理文件的过程中对过去下达任务时没有足额配套经费引发的负债予以“认账”，以后逐年从财政专项经费中补足。
其次，既然是老问题，就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老办法。20世纪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历次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之后，都发生过类似的财务混乱、债务沉重等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的历史性矛盾，每次都得靠上级自上而下地派工作队、组到乡村，主导甚至直接从事清理工作。近年来，按照中央2004年一号文件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责任在地县两级”的指示，福建、湖南、广东等省已经安排地县两级干部下乡长期驻村，有些直接担任“后进村”、“问题村”党支部的“第一书记”，客观效果比任由乡村自行化解矛盾要好得多。
第三，重视自下而上地促进农民的良性组织的发育，填补乡村治理功能相对弱化留下的组织空间，防止和抵制各种不良势力借机扩张。尤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我国农村是以两亿高度分散、兼业化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国家对那些弱势小农自愿联合所形成的任何良性组织，都应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护。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小农经济国家普遍的政策。为此，有必要在“农民合作社法”的立法进程中尽力体现执政党关于“‘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建议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在审查其内容时，需要特别避免过分照搬西方制度的弊病，使该法所规范和保护的农村主体的经营领域相对更宽泛些，注册登记更容易些，国家提供的财政、税收和准入等方面的优惠更多些。
四、“后税费时代”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
笔者一直认为，“三农”问题更主要的是宏观问题。免税之后的农村改革重点，也在宏观方面，即财税、金融和社保。
先看金融。当前农村土地要素高度稀缺已经是众所周知，而资金要素极度稀缺却没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实农村改革的难点，已经越来越集中在金融方面。尽管我们2000年完成15个省区46个村的农户信用调查之后提出的观点—“任何商业金融都不可能为分散的兼业小农提供信用服务”—已经逐渐被理论界接受，但这种根本矛盾却仍然没有破解之道。以往的调研还早已证明，简单化地放开民间金融无异于为高利贷开路。为此，建议把中央为信用社提供的资金至少切出1/3直接支农到村，专项用于发展那些村域范围内的农民互助合作金融，或通过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对会员提供信用服务。当然，在提出这样的政策建议的同时，一方面必须汲取20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教训，严禁乡村党政组织介入干预；另一方面，严禁任何农民自办的合作金融组织设立金库，可规定其资金必须存入信用社，或者以该合作社名义在当地信用社入股。这样可以使得信用社的资金总量不减少，其利益必然由于能更多地为合作社这种大股东或大客户提供规模信贷服务而增加，反对把资金切块支农的阻力可能也就小了。再看财税。1998年粮改文件中把过去的“村交村结”改为“户交户结”的本意是好的，但客观上难以解决土改和大包干以后同样出现的政府与亿万分散农户之间“交易费用过高”的老矛盾。很多人坚持强调重新建立农村的税收体制，笔者认为，今后如果考虑重建农村税制，最低成本的办法是：在落实村社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把过去的“以户纳税”改为“以村纳税”。这不仅更符合村民自治的法理原则，而且会使富裕村社多纳税，贫困村社不纳税并且得到补贴。最后看社保。如果农民合作社等良性的中间组织得到政府支持之后发展起来，则可借势把国家给农民的医疗、养老等社保资金和扶持农户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资金转变为相应的“券”，如“医疗券”、“教育券”，农户以“券”入社组成合作医疗、社区养老协会等组织，并与“平价药店”和社区敬老院等农村公共政策相结合，这样，农民的基本保障就可能以较低成本形成。
此外，某些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试行的“土地换社保”，在社保体系没有全国划一的条件下，也许是可行的。不过，在把过去的农村社区及其农民人口都一次性地彻底改变为城市居委会和城镇人口的时候，需要同时把过去社区集体经济时期的“谁吃租谁支付管理成本”改变为政府推进集体企业改制之后的“谁收税谁支付管理成本”。但这种改变一般都是有高额制度成本的。②这些方面的改革亟需因地制宜地开展试验，并且以往的教训证明，不能完全由当地政府的主管部门来主持和操作这种改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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