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农村改革中的几个重点领域

第一篇：今后农村改革中的几个重点领域

今后农村改革中的几个重点领域

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一号文件明确表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略。

正像2005年一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今后，中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难点又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试图对这些可能成为我国今后农村改革重点领域的几个方面作一讨论。

调整城市化政策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完成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使直接的种植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同时，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效率。如果这两个转变不能完成，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任务就不能说完成。实现这两个转变，在大的方向上也可以叫做“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是正确的方向，但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却并不容易。

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关键是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多年以来，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离不开提高农民收入、稳步增加粮食生产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在这三大目标中，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但是，即使将2004年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增加10倍，每个农户平均也只能得到五六百元。所以说，在目前条件下，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人数减少，农业规模增大，不仅可以使农户获得国家补贴的数量增加，还可以提高农户承接国家其他支援农业项目的能力。如果城市化不到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就不能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也不会有保障，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和谐社会也难以建立起来。

笔者认为，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架构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土地政策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土地政策没有突破，农民进城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土地承包权必须永久化、市场化，使农民放弃土地后能得到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补偿。但是，也要有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防止过快地出现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政府对土地的交易要有控制和调节。

第二，城市居住和住房标准政策。取消旧的户籍制度以后，要有居住地登记政策。登记的条件是拥有或租有符合标准的住房。这是合法居住的惟一条件，也是取得属地化管理的社会保障账户的前提条件。不用担心几户人家租用一套房屋而“骗取”城市居民身份，因为一个标准居住单元只获得一户居住登记权利。

第三，城市工作场所居住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长距离的农民兼业将难以消除，而兼业农民不见得都有能力购买或租用标准住房单元。因此，要制定“工作场所居住”法规，他们不能获得居民资格，但他们的“社会保障账户”可以由所在城市代管。他们在农村可以保留土地。

第四，社会保障账户管理政策。要为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社会保障账户。中国很大，账户管理不宜全国统一，应该实行以城市或省为单位的管理，并允许各地有差异。农民兼业地方变化以后，账户资金可以转移，但原管理城市或省区可以扣除一定部分，以鼓励地方加强保障金的收缴和管理。可以学习广东省的经验，实行社会保障账户的社会统筹和个人交纳(账户)相结合的方式，在账户转移时，原管理城市或省区仅仅在社会统筹部分扣留一定数量。账户项目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个部分。工伤保险走商业保险的路子。

第五，劳资关系调节政策。按目前的制度或制度实施的水平，农民兼业者在城市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必须通过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提高资本雇佣劳动的成本，增加兼业者的收入，甚至使一部分兼业者成为完全的城市工人。可通过如限制劳动时间，强化加班报酬管理，强制企业资方交纳工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定比例，强制改善工作场所居住环境等办法达到上述要求。

第六，强化对城市居民兼业的管理。对这种兼业要限制，办法是通过税收来调节。用这个办法可以增加城市就业人数，给农民兼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七，国家行政分权和财政收支政策。目前的情形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中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大城市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不论何种“密集”型的经济都在搞，使得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出现产业空洞，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形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与大城市的产业门槛太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干

部任免制度、行政分权制度和财政制度有关，这些制度造成了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资金的抽取，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自然也影响到当地的就业吸收能力。

笔者相信，如果以上政策能制定和完善，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配套政策，对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稳步转移是有利的。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键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政策的犹疑不定，说到底是担忧城市对农村人口输入的承接能力。其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已经大量承接了农村人口，只不过他们处于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但资金可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获得。只是这个分配结构的调整不是体现在2004年农村政策中的小调整，而应是更大的调整。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迫使资本一方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造成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产生工资上涨的压力，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二是实行土地交易(包括国家征用)的市场化，提高农民放弃土地的收入，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使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买得起城市较低标准的住房。实行这两方面的政策意味着国民收入结构的深刻调整，可能带来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例如会增加中国产品的工资成本等。但这方面政策更积极的影响是扩大了国内市场，从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依据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今后农村政策的调整方向是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面临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极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不确定。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致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做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有完善的制度，特别是有公正的法制环境，农民不会因为有了明晰的土地财产权而大量地随意出卖土地。常常出现的情况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导致土地集约经营出现困难。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

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财政开始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央政府按账面免税额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稳定。

关于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被向上抽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找到这个原因仍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据笔者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反映，近一些年，很多农业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会是净赤字。获得财政补贴的1000个左右的县财政，主要是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上级财政自然对这些县不存在直接财政抽取的问题。但这些县内部却存在县级财政抽取乡村两级资金的问题。

问题的根子显然在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县乡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县乡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先来分析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如果按经济学的规范要求，我们很难在数量上确定传统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这会给分析带来困难。

第一，对于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效果或成本溢出”的公共品，农民愿意也只能用“搭便车”的办法来获得。这样一些公共品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富人免费“提供”给穷人，穷人对它们的需求本来弱于富人，或者像环境这样的公共品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午餐”。

第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主要是收益或成本不溢出社区的地方公共品，例如，社区安全、村规民约、纠纷仲裁、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以及土地整治等。对于这类公共品，传统农民在历史上就很少依靠政府。

第三，对于一些收益或使用可排他的所谓“俱乐部”物品，例如教育、医疗，传统农民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通常农民会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些公共品的交易才被显著货币化，并往往被政府所垄断，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或其机构支付货币。

第四，有一些公共品在传统社会并不是公共品，而主要是私人物品，例如某些风险的回避，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和灾害防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公共品的性质，农民不得不接受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得。但在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不会从口袋里掏出很多钱来获得它们。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中国农民对货币化的公共品的需求只能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支付，而不能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收入来支付。在农民总收入中，发生在农村的现金收入只占到其中的一半左右，大约2000元上下，相当于城镇居民水平的五分之一。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共品需求(不是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实在不会很高。对农民来说，满足公共品需求的更好的选择是公共品交易的内部化，而不是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性交易。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供应大量公共品；农民有限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会用来购买上述第三类公共品。

现在再来分析乡村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因为统计数据的缺陷，我们也很难估计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县以下政府(包括县政府，但不包括城市中的区政府)的实际支出总额作为乡村公共品的实际供应规模。支出总额应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还应包括违规的自收自支支出，其中后一部分相当难估计。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在5000亿元左右。

5000亿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相当于农民要拿在农村获得的大约15000亿元现金收入(不包括打工收入)的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公共品的总量全部要农民埋单，那么，意味着一个农民在农村每获得100元的现金收入就要拿出33元来支付公共品。这样一个比例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纳税水平，更不用说相当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根本不纳税。当然，农民拿不出这笔钱，于是，就有了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有了数千亿元的乡村两级负债。

现在我们清楚一些了，县乡财政危机的要害是我们强加给农民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品的供应，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共品供应效率十分低下。真正使农民受惠的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和部分财政支农支出(也被大量挪用)。大量乡村公共部门是为收费而存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公共品的享受。

有了上面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当然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平衡点的具体数值，但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有把握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上述四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支付货币。

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建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其意义会大打折扣。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产生了积极效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是减少。

第三，要压缩乃至取消现有的集体经济这个层次，代之以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为此，要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避免村、乡两级干部对土地的控制。这个办法将大大缩小乡村干部的事权范围，有利于精简公务人员的数量。同时，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归还农民，还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

第四，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大量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例如，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接委托乡镇自治政府或某民间机构(例如某医院)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现在的所谓“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服务，宁可撤销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办法养活自己。

第五，现在的一些乡镇机构如果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则完全推向市场。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一类的经费可以转变为“专用支付券”发给农民，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接受“专用支付券”的组织可以向发行者(政府机构)兑换货币。

通过上述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建立这样一种结构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关键是政府的见识与行动魄力如何。从笔者的调查看，乡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县一级领导。改革不仅会触及乡镇干部的利益，更会触及县一级干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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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试论今后农村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

试论今后农村改革的几个重点领域

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村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连续两个中央1号文件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个比较富于进取精神的、全面的农村政策新体系浮出水面。两个1号文件实际上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2005年的1号文件明确表

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从此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文件在总结国内外农业成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规范性意见，对各有关部门提出了具体要求，体现了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农业的决心和魄力。这在中国农业政策史上是空前的，这些政策的落实将极大鼓舞亿万农民焕发生产积极性，推动我国农业真正跃上新的台阶。

正像新的2005年1号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今后，中国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难点又是什么，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提高中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调整，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将是今后我们农村工作面临的难点；如何通过对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改造，建立一种大体有效和谐的乡村治理结构，以强化农村社会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承接能力，也始终是我们需要破解的难题。今后在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要出台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政策，引导农民有序地进入城市；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以土地换取城市社会保障”的政策；要调整城市劳资关系，更大幅度地改善农民在城市的工作条件，提高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以更快的步伐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要改进农村社会的治理结构，稳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农民在农村公共事务中的自主地位，使农民成为中央实施各项利农政策的有效承接者和响应者。本文试图对这些可能成为今后农村改革重点领域的几个方面作一扼要讨论。

一、调整城市化政策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农村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完成国民经济的结构转变，使农业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并使直接的种植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同时，要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实现较高的农业劳动效率。如果这两个转变不能完成，农村改革和农村发展的任务就不能说完成。实现这两个转变，在大的方向上也可以叫做“城乡统筹发展”，但从这两年的政策运作的趋势看，我们对实现后一个转变还缺乏有力措施，并从结果上看也影响到前一个转变。“城乡统筹　发展”是正确的方向，但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却并不容易。

提高国家反哺农业的关键是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多年以来，中央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还是离不开提高农民收入、稳步提高粮食生产和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在这三大目标中，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如果粮食生产不能使农民依靠农业过上体面的生活，农民很难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业生产不能成为赚钱产业，农村和谐社会的建立也是一句空话。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政府反哺农业可能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否则，即使是大农场主也很难维持正常经营。但是，即使将2004年给农民的各项补贴增加10倍，每个农户平均也只能得到五、六百元。所以说，在目前条件下，提出反哺农业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人数减少，农业规模增大，不仅使农户获得国家补贴的数量可以增加，还可以提高农户承接国家其他支援农业项目的能力。如果城市化不到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就不能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也不会有保障，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和谐社会也不会建立起来。这大概是多数有关研究者的共识。从大局来说，像农民工子女上学这类问题都不是最困难的事情。

我们要有大局观，有未来的一个总的目标，然后才可能有政策，否则政策不会配套，甚至会出偏差。恐怕要有这样的目标：在５０年左右的时间里，要中国人口的８０％住在城市；“候鸟”型的长距离兼业要逐步减少，农民兼业将主要以近距离为主，半径在５０公里左右为主。５０年以后，中国人口按１４至15亿计，不到３亿左右人口在农业领域，但真正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可以在5000万户左右，其中，大部分农户的耕作面积可以达到５０亩左右，这些农民不在城市兼业也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其余耕作面积小的农户可以就近在城市兼业。这个时候，现在所谓“三农”问题将不复存在，农村问题的性质会发生变化。这个目标能否实现，要看政策设计是否成功。如果政策成功，保持略大于１％的城市化份额增长速度就问题不大，上述目标可能在4０年内就实现。如果政策不成功，不仅4０

年内不能实现，还怕引起更大的麻烦，使中国社会转型陷入长期停滞之中。

以我看，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架构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土地政策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土地政策没有突破，农民进城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土地承包权必须永久化、市场化，使农民放弃土地后能得到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补偿。但是，也要有土地经营规模控制政策，防止过快地出现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政府对土地的交易要有控制和调节。从台湾和日本的经验看，这个并不难做到。

第二，城市居住和住房标准政策。取消旧的户籍制度以后，要有居住地登记政策。登记的条件是拥有或租有符合标准的住房。这是合法居住的唯一条件，也是取得属地化管理的社会保障帐户的前提条件。不用害怕几户人家租用一套房屋而“骗取”城市居民身份，因为一个标准居住单元只获得一户居住登记权利。我们现在的公安户籍登记系统可以做这个工作，只是需要住房普查工作配套。对原有居民标准居住单元的限制可以放宽。这里还会有一些具体的政策需要制定，就不细说了。

第三，城市工作场所居住政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长距离的农民兼业将难以消除，而兼业农民不见得都有能力购买或租用标准住房单元。因此，要制定“工作场所居住”法规，他们不能获得居民资格，但他们的“社会保障帐户”可以由所在城市代管。他们在农村可以保留土地。不提倡这部分兼业者的子女在城市受教育，其中道理就不细说了。

第四，社会保障帐户管理政策。要为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社会保障帐户。中国很大，帐户管理不宜全国统一，应该实行城市或省为单位的管理，并允许各地有差异。农民兼业地方变化以后，帐户资金可以转移，但原管理城市或省区可以扣除一定部分，以鼓励地方加强保障金的收缴和管理。学习广东的经验，也实行社会保障帐户的社会统筹和个人交纳（帐户）相结合的方式，在帐户转移时，原管理城市或省区仅仅在社会统筹部分扣留一定数量。帐户项目主要是养老和医疗两个部分。工伤保险走商业保险的路。

第五，劳资关系调节政策。按目前的制度或制度实施的水平，农民兼业者在城市承受了很大屈辱，根本不可能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必须通过对劳资关系的调节，提高资本雇佣劳动的成本，增加兼业者的收入，甚至使一部分兼业者成为完全的城市工人。办法有的是，如限制劳动时间，强化加班报酬管理，强制企业资方交纳工人社会保障资金的一定比例，强制改善工作场所居住环境等等。兼业农民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有可能成为城市标准住房单元的购买者，至少他们能生活得比较体面。

第六，强化对城市居民兼业的管理。我无法知道在大城市中有多少人拥有两份以上的工作（包括退休人员的兼业），但估计这不在少数。对这种兼业要限制，办法是税收的调节。用这个办法可以增加城市就业人数，给农民兼业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第七，国家行政分权和财政收支政策。目前的情形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中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大城市几乎成了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不论何种“密集”型的经济都在搞，使得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出现产业空洞，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形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与大城市的产业门槛太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我们的干部任免制度、行政分权制度和财政制度有关，这些制度造成了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资金的抽取，影响到它们经济的发展自然影响到那里的就业吸收能力。

我相信，如果以上政策能制定和完善，并辅以其他必要的配套政策，对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稳步转移是有利的。但我估计到上述考虑也会有人心存疑虑；疑虑大概主要是以下三种：：

第一，关于公平的疑虑。设立住房标准门槛是不是有失公正？这个问题我在其他文章做过讨论，不想多说了。有一点要清楚，如果按照一种浪漫主义的思路，所有城市都敞开大门，并向农民提供廉租房和最低收入保证，那么至少目前绝大部分农民都会到城市来，城市政府根本无法实践这种承诺。我总认为，公正与否不在于有没有门槛，而在于是什么样的门槛。

第二，关于中国工业品成本提高的疑虑。调节劳资关系的后果会大大提高中国工业品的成本，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造成失业的增加。但凭借我的经济学直觉，我以为人们过虑了。要知道，农民兼业者的收入提高以后，国内市场容量会增加，产业规模会扩大，就业也会增加。中国工业品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销售并不总是好事。

第三，关于城市容纳能力的疑虑。只要城市经济保持８％以上的增长率，劳动就业人数就会有一定的增长，相应地，人口也会增加。２００3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2164万人，农村净减少1390万人。按照这个趋势变化下去，情形当然比较乐观。如果我们的农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能很好落实，在能源节约方面取得进步，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有更好的政策，再如果我们对贫富悬殊能够适当控制，那么我们的GDP增长将保持在８％以上，城市对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容纳就会稳步增长。这个估计算不上浪漫主义的估计。

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键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政策的犹疑不定，说到底是担忧城市对农村人口输入的承接能力。其实，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已经大量承接了农村人口，只不过他们处于边缘化的生活状态，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资金，但资金可以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获得。只是这个分配结构的调整不是体现在2004年农村政策中的小调整，而应是更大的调整。调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劳资关系的调整，迫使资本一方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造成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产生工资上涨的压力，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二是实行土地交易（包括国家征用）的市场化，提高农民放弃土地的收入，实现“以农村土地换取城市生活保障”，使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买得起城市较低标准的住房。实行这两方面的政策意味着国民收入结构的深刻调整，可能带来对国民经济的“消极”后果，例如会增加中国产品的工资成本等等。但这方面政策的更积极的后果是扩大了国内的市场，从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依据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今后农村政策的调整方向是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并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加速这个目标的实现。

今年３月１４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温家宝总理的回答不仅是指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也是指农民对现有承包地的承包权长期稳定不变。总理的回答表达了中央政府准备进一步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预期目标的决心。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粮食生产总量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制度还支持了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村实现了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面临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极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极不确定。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用“永远不变”这样强烈的语气表达了他对稳定土地承包制本来意义的坚定认识，也预示着中央政府将下决心为稳定土地承包权作出更有效的努力。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至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创造出一种浪费无穷、痛苦无边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农村土地制度如果再不做调整，将误国误民，贻害无穷。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温家宝总理“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作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有完善的制度，特别是有公正的法制环境，农民不会因为有了明晰的土地财产权而大量地随意出卖土地。常常出现的情况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导致土地集约经营出现困难。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也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当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以后，农村社会自然不会立刻变成天堂，一些问题不免要发生，但那时的问题一定比现在少得多。那种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保守观念该抛弃了；尤其是那种固守教条、专挑改革毛病的左的思维惯性该改一改了。在关键时刻，政治家的决断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我们希望温家宝总理的土地改革理念能被付诸行动，依此推动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走向深入。

三、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

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财政开始出现问题，乡级财政逐渐大面积地发生赤字。在农业税废除的形势下，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要发生，财政难以为继。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央政府按账面免税额对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稳定。乡村干部是乡镇机关的主要债主，而且也往往是“转手债主”，因为政府还不了债，或者还债时有舞弊行为，便使得一部分乡村干部也进入了上访队伍。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财政危机是严重的。应该说这种危机程度恐怕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问题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原因又在哪里？

是因为减免农业税影响的结果么？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简单结论。如同一个瘾君子断了毒品而发生问题，我们不能把他的问题归结于中断毒品的后果。按我们前面的简要分析，农业税这个税种是没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的；如果允许这个税种存在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大。

关于乡村财政危机发生的原因，一个更常见的说法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资源被向上抽取。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抓到这个原因仍然没有贴到问题的要害。按我的调查和统计资料的反映，近一些年里，很多农业县的财政如果没有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财政会是净赤字。获得财政补贴的1000个左右的县财政，主要是农业县和中西部贫困县，上级财政自然对这些县不存在直接财政抽取的问题。但这些县内部却存在县级财政抽取乡村两级资金的问题。在我调查的华北某县，县财政甚至控制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给他们发放工资，逼使有的书记用其他手段解决自己的报酬问题。

问题的根子显然在县乡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县乡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县乡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

我们先来分析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

如果按经济学的规范要求，我们很难在数量上确定传统农村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这里的深奥分析我们在这里展开；更简单明了的定性分析和历史分析足以使我们把握问题的性质。在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这会给分析带来困难。

第一，对于国家安全、宪法秩序、环境保护这样一些“效果或成本溢出”的公共品，农民愿意也只能用“搭便车”的办法来获得。这样一些公共品在任何社会都应该是富人免费“提供”给穷人，穷人对它们的需求本来弱于富人，或者像环境这样的公共品对他们来说是“免费的午餐”。

第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品主要是收益或成本不溢出社区的地方公共品，例如，社区安全、村规民约、纠纷仲裁、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以及土地整治等。对于这类公共品，传统农民在历史上就很少依靠政府。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所谓“五口百亩之家”，这样的农户其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要超过当今中国的许多农户，但这些农户没有表现出对“政府”的强烈需求。事实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国实行的是所谓“皇权不下县”制度，农民通过社区代理人与皇权发生联系。社区代理人相当于现今西方国家在基层政治活动中的“志愿者”。那个时代的县政府也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从沈从文的小说里我们就看到，一个湘西的县太爷没有县衙门，马背就是自己的办公室。

第三，对于一些收益或使用可排他的所谓“俱乐部”物品，例如教育、医疗，传统农民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而通常农民会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只有在现代社会，这些公共品的交易才被显著货币化，并往往被政府所垄断，农民不得不向政府或其机构支付货币。

第四，有一些公共品在传统社会并不是公共品，而是主要是私人物品，例如某些风险的回避，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养老风险等。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保障和灾害防范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公共品的性质，农民不得不接受社会化的方式来获得它们。但在农民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农民不会从口袋里掏出很多钱来获得它们。

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中国农民对货币化的公共品的需求只能用他们的货币收入来支付，而不能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收入来支付。在农民总收入中，发生在农村的现金收入只占到其中的一半左右，大约２０００元上下，相当于城镇居民水平的五分之一。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共品需求（不是需要）的货币支付能力实在不会很高。对农民来说，满足公共品需求的更好的选择是公共品交易的内部化，而不是高度货币化的社会性交易。

综上所述，在我国农村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民并不需要由政府来供应大量公共品；农民有限的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会用来购买上述第三类公共品。

现在再来分析乡村社会对公共品的供给。

因为统计数据的缺陷，我们也很难估计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品的供给规模。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县以下政府（包括县政府，但不包括城市中的区政府）的实际支出总额作为乡村公共品的实际供应规模。支出总额应包括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还应包括违规的自收自支支出，其中后一部分相当难估计。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在5000亿元左右。

5000亿元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规模，相当于农民要拿在农村获得的大约15000亿元现金收入（不包括打工收入）1/3。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公共品的总量全部要农民埋单，那么，意味着一个农民在农村每获得100元的现金收入就要拿出33元来支付公共品。这样一个比例大大超过城市居民的平均纳税水平，更不用说相当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根本不纳税。当然，农民拿不出这个钱，于是，就有了高层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就有了数千亿元的乡村两级负债[1][1]。

现在我们清楚一些了，县乡财政危机的要害是我们强加给农民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品的供应，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公共品供应效率十分低下。真正使农民受惠的主要是政府的教育支出和部分财政支农支出（也被大量挪用）。大量乡村公共部门是为收费而存在，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公共品的享受[2][2]。

有了上面的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当然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个平衡点的具体数值，但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原则是有把握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上述四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支付货币。

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建立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不仅要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要把自治制度逐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没有自治，就无法形成非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在村级社区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乡镇一级社区将是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如果自治停留在村一级，其意义会大打折扣。有人提出要取消乡镇一级政府是完全错误的。公共权威机构的派出制已经被世界政治经验所否定，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从政治学规律看，除非某项公共职能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性质，否则实行派出制会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如果一个社区需要综合的权威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就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产生。我国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乡镇一级民主选举，产生了积极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第二，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是减少。

第三，要压缩乃至取消现有的集体经济这个层次，代之以农民自愿组成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为此，要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剥夺村、乡两级干部对土地的控制。这个办法将大大缩小乡村干部的事权范围，有利于精简公务人员的数量。同时，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归还农民，还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

第四，广泛实行委托服务制，大量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例如，县计划生育委员会直接委托乡镇自治政府或某民间机构（例如某医院）办理计划生育事务，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3][3]。现在的所谓“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服务，宁可撤消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办法养活自己。

第五，现在的一些乡镇机构如果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则完全推向市场。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一类的经费可以转变为“专用支付券”发给农民，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接受“专用支付券”的组织可以向发行者（政府机构）兑换货币。

通过上述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全新的乡村治理结构。建立这样一种结构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关键是政府的见识与行动魄力如何。从我的调查看，乡镇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县一级领导。改革不仅会触及乡镇干部的利益，更会触及县一级干部的利益。“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三篇：重点领域检查制度(完成中)

公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管理制度

1目的与范围

1．1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技术标准和规程．认真检查并及时发现和消除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操作等方面的隐患，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制度。

1． 2本制度规定了安全生产检查的项目、内容、时间、方法、隐患整改、责任分工及要求。

l.3本制度适用于西安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2总则

2.l安全生产检查依据“分级管理、分线负责”的原则进行实施。

2.2安全生产检查的方式

安全生产检查的方式一般按检查的目的、要求、阶段、对象不同、分为经常性检查、专业检查和定期检查三种。

2.2 1经常性检查是指公司领导和安全员对安全生产的周查和月查及不定期检查。主要包括：岗位检查和重点检查。.2 2专业检查是根据公司特点，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有计划、有重点地对某项专业范围的设备、操作、管理进行检查。

2.2 3定期检查是主管部门组织的按规定日程和规定的周期进行的全面安全检

查。主要包括：安全生产大检查、重点领域检查、企业内定期检查。

3职责

3.l主管生产安全的公司班子成员负责审查安全 检查计划，督促重大隐患整改。

3.2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编制安全生产检查计划。负责制定安全管理检查表。负责组织专业检查和定期检查，并下达隐患整改通知单，验证整改效果。负责指导相关人员开展经常性检查。负责对检查结果实施考评。

3.3技术开发部部负责制定机房及设备设施专业检查表，参与专业检查和定期检查。负责机房及设备设施隐患的整改工作。3.4综合办公室负责制定防火、交通安全专业检查表。组织防火和消防器材专业检查。参与定期检查。负责下达火灾隐患整改通知单．并验证整改效果。

3.5安委会组织组织各种检查及隐患排查，督促隐患整改。4经常性安全检查 4.1检查范围

4.1 1设备设施、消防设施、安全用电、安全设施，储存情况以及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情况。

4.1 2危险源：按照危险源识别和评价划定的重大、重要和一般等三级危险源。4.2管理要求

4.2 1各部门安全员每天上班前和工作结束后应对本部门进行检查发现违章、隐患应及时予以制止或消除，解决不了要向部门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报告。

4.2 2技术开发部每天对机房内设进行日常检查，填写检查记录。部门安全员发现违章、隐患应及时予以制止或消除，解决不了要向部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报告。

4.24安全管理委员会委派安全管理人员不定期对公司及克服网点进行现场安全巡视，填写日常检查记录。发现违章、隐患应及时予以制止或消除，解决不了要向上级报告。

4.25危险源检查：班组每天一次．车间每周一次，安全部每月两次。各级均要认真填写 危险源检查表。5专业检查

5.1专业检查分为考评自查和专项检查考评自查是以车间为单位，按照《机械制造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考核评级标准》进行自查专项检查由安技部组织，针对企业状况，对全 厂设备设施、作业环境进行专门检查。

5.2考评自查每季度进行一次，一、=、三季度由各车间组织，自查结束后，填写自查报告报安技部。安技部对各单位、各部门的检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主要是“三查”，即：查自评资料、查整改现场、查设备状况。四季度由安技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参加，按《考评办法》中规定的程序执行。

5.3专项检查每季度开展一次．突出一项专业或一项综合工作。专项检查的内容按照年

度安全生产检查计划执行．特殊情况报主管生产安全的副厂长审批后执行。

5.4考评自查的时间为每季度末的最后一周内进行；专项检查的时间为2、5、8、10月的最后一周内进行；

5.5专项检查应由安技部组织编制《安全检查表》(编制方法见本制度第8节)，按照表

列项目进行检查，检查前要组织检查人员学习检查表内容。5.6专业检查中发现违章、隐患应及时予以制止或消除，不能立即整改的由检查组下达

整改通知单。检查结束后，由安技部收集检查中的各种资料，编写检查报告，报主管生产安

全的副厂长．同时通报企业所有单位，按规定实施考核。

6定期检查 6.1检查时间

6.11各单位应于每年“元旦”、“五一”、“十一”前一周结束自查。

6.1 2安技部在上述单位自查结束后对各单位进行复查或抽查。6.2检查内容

6.2 l查思想：查各级领导、群众对安全生产的认识是否正确，安全责任心是不是很强． 有无忽视安全的思想和行为。即查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素质。

6.2 2查制度：检查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否在生产活动中是否得到了贯彻执行，有无违章作业和违章指挥现象。

6.2 3查纪律：查劳动纪律的执行情况，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6.2 4查领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6.2 5查隐患：设备设施、工艺装备、厂房建筑、作业环境等的隐患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6.3检查方法及要求

6.3 l各单位要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开展车间和班组群众性自查和整改，并将检查情况逐 级上报。

6.3 2各单位要在群众自查的基础上，组织相关部门的人员，按分管项目认真进行重点检

查，并组织落实整改。

6.3 3各单位自查及整改结果，于自查后一周内上报安技部。6.3 4各职能部门应对各单位自查、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并落实查出隐患的整改。

6.3 5安全处对各单位、各职能部门的检查、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安委会对重大隐患及时协调整改。

7隐患整改

7.1对查出的隐患，各级、各部门应下达整改指令，限期整改，并建立台帐。

7.2各单位对各种安全检查查出的隐患，原则上必须立即安排整改，按“三定四不推”原则整改到位；对一些较大和整改有难度的隐患要及时列入计划整改项目，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时间进度，并及时对口上报有关责任部门，以便指导、帮助、协调解决，确保设备设施安全。7.3对于因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暂时无力解决的隐患．除采取可靠的临时措施外，应列入安措计划进行解决。

7.4隐患整改完成后，由隐患整改通知单的下发单位(人员)进行验证，签署意见后归档。.8安全检查表的编制 8.1编制安全检查表的依据

(I)有关规程、规范、规定、标准与手册；(2)国内外事故信息；(3)本单位的经验。

8.2编制安全检查表的程序与方法

(1)系统的功能分解：按系统工程观点将系统进行功能分解，建立功能结构图，通过各构成要素的不安全状态的有机组合求得总系统的检查表。

(2)人、机、物、管理和环境因素分析：以检查目的为研究对象，从安全观点出发，从“人一机一物一管理一环境”系统出发，编写检查要点。

8．3编制安全检查表应注意的问题

(1)编制“安全检查表”的过程，实质是理论知识、实践经验系统化的过程，为此，应组织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和安技人员深入现场共同编制。

(2)按隐患要求列出的检查项目应齐全、具体、明确，突出重点，抓住要害。

(3)避免重复，尽可能将同类性质的问题列在一起，系统地列出问题或状态。另外应规定检查方法，并有合格标准。

(4)各类检查表都有其适用对象，各有侧重．是不宜通用的。如专业检查表与日常检查表要加以区分，专业检查表应详细，而日常检查表则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5)危险性部位应详细检查，确保一切隐患在可能发生事故之前就被发现。(6)编制“安全检查表”应将安全系统工程中的事故性分析、事件性分析、危险性预先分析和可操作性研究等方法结合进行，把一些基本事件列^检查项目中。

9考核

凡未认真开展各项安全检查、未按期整改隐患或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及部门．按经济责任制、承包合同和安全生产考核办法进行处理。

一、为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树立“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防止伤亡和其他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切实保证生产安全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安全监督检查管理制度。

二、本制度仅限于企业单位及人员遵照执行。

三、公司生产部是所属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归口管理部门。其工作职责是：

1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和企业的安全生产目标、制度、标准。

2、做好日常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总结、改进、交流、推广先进经验。

3、坚持深入施工企业监督检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督促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的落实及方案的执行。监督控制各生产单位的安全生产指司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管理制度》相关的文章。

1、部门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条例的要求除了做好正常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外，还要做好组织定期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其检查结果作为对所属生产单位进行评比考核的主要依据之一。按每季度必须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要有党政工团等相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参加；共同检查、同时整改、及时消除隐患。按管理制度要求对每次的检查情况做好记录。

2、职能部门要对总承包工程阶段安全达标情况进行全面控制、检查。其主要是工程开工前的安全生产条件、地下部分(含基础)施工完安全生产条件，主体工程质量中检前的施工现场安全达标申请和机械设备、（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机具安全检验、装修阶段过程检查及工程竣工施工安全等级评价申报等阶段的安全检查达标。对每一阶段的达标检查通过后，方可盖章同意申请上报政府监督部门。否则，项目经理应承担所造成的全部责任，将对项目经理及公司相关领导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处罚。

3、所属各企业单位对安全检查人员所提出的安全隐患问题，必须及时解决处理，按限期认真整改及时反馈回执。安全员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隐患，要书面通知项目经理或公司主管部门及相关领导，帮助项目经理出主意想办法、定措施、定时间、定人员、进行处理，并监督落实。项目经理不得无理由拒绝整改。

安 全 检 查 制 度

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安全生产情况，及时发现事故隐患，消除不安全因素，防患未然，特制订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规定了安全检查的目的、分类、组织和整改的具体要求。

第二条 安全检查基本要求

1．安全检查是搞好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其基本任务是：发现和查明各种危害和隐患，督促整改；监督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实施，制止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防范和整改隐患。

2．对生产中的安全工作，除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外，每年还要进行综合检查，专业检查和季节及节假日前的安全检查。

3．安全检查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和具体计划，必须建立由公司领导负责并由有关人员参加的安全检查组织，以加强领导，做好检查工作。

4．安全检查应贯彻领导与职工相结合的原则，达到“群查、群管、群防、群治”的目的。以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查隐患为中心，依靠职工边检查、边整改并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

第三条 各类检查的内容： 日常安全检查

一、日常安全检查是保证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安全检查的主要形式。日常安全检查分公司车间、班组、岗位三级；时间安排是车间每天进行一次，班组每班进行一次，岗位每小时进行一次。

二、车间日常安全检查由车间主管安全员组织，采取自检的方法，检查要有记录。车间日常安全检查的内容如下：

1、各车间是否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各项纪律及工艺指标。

2、各车间安全教育和安全活动的开展情况如何，记录是否完整。

3、各车间安全生产情况，班组巡回情况、交接班安全检查情况，隐患诊查情况和整改情况。

4、各类安全设施、防护和消防器材的维护情况，应急措施的掌握情况，交接班记录情况等。

三、班组日常安全检查由班长组织。其检查内容如下：

1．本班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劳动纪律、操作纪律、工艺纪律情况。

2．本班安全教育和安全活动情况，记录要完整，内容要针对实际情况。

3、本班各岗位巡检情况，交接班检查情况，隐患诊查情况和整改情况。

4、本班责任区内安全设施、防护和消防器材使用和维护情况，应急措施学习和演练情况。

四、岗位日常性安全检查由在岗人员以巡回检查的方式进行，其检查内容如下：

1、本岗位各项制度和纪律的执行情况，交接班安全检查情况，重点部位特护情况，岗位分管区域内隐患诊查情况和整改情况，纪录要求详细、准确。

2、本岗位分管区域内安全设施、防护和消防器材使用和维护情况，岗位应急措施学习及演练情况。

3、本岗位现场管线、设备运行情况，现场一次表及各就地液面、压力、温度、电流、转速等参数是否正常，各阀门现场是否有滴漏，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节假日前安全检查

一、节日前安全检查是保证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安全生产检查的主要形式之一。其目的是保证节假日期间装置运行达到最安全状态。

二、节前安全检查分公司、车间两级，检查方法实行公司检查和车间自检相结合。时间安排是车间级节日前安全检查提前四、五天进行，采取自检的方式；公司级节日前安全检查在节日前一至两天进行。

三、公司级节日前安全检查由副总经理及安全员组织，其它有关人员参加。其检查内容如下：

1、节日前间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各项纪律要求是否完善，值班安排是否符合要求。

2、各类安全设施、防护和消防器材是否完善好用，生产原料准备是否充足，备用设备是处于完好状态，各项应急措施是否完善落实。

3、事故及设备隐患的诊查情况和整改情况如何，消防道路是否畅通，管理措施是否完善落实。

4、劳动纪律执行情况，有无缺员、串岗、换岗、洒后上班等违纪现象。

四、车间节日前安全检查由主管安全的安全员及车间主任组织，其他各职能人员参加采取自检的方法，其检查内容同公司级节日前安全检查内容。

季节性安全检查

一、季节性安全检查是针对季节变化对装置的影响进行的专项检查，是保证装置安全、稳定、长久、满负荷、优质运行的重要手段。

二、季节性安全检查分公司、两级要。在时间上分有春季安全检查、夏季安全检查、秋季安全检查和冬季安全检查。

三、公司级安全检查由副总经理及安全员组织，其它有关人员参加。其检查内容应包括：

1、春季安全大检查以防火、防爆、防雷、防解冻、防冒漏、防静电、防风、防建筑物倒塌为重点。内容有消防设施及器材、厂区施工动火及明火管理、可燃物料排放、管线及室外设备防解冻、跑漏物料的检查，各种防雷设施、防静电设施的检查，各种构筑物、建筑物基础的检查，各分厂巡检情况、隐患整改情况检查。

2、夏季安全大检查以防雨、防暑降温为重点。内容有各种通风设施、降温设备、遮阴设备是否完善好用。

3、秋季安全大检查以防火、防寒保温、防毒为重点。除主要检查消防设施外，有毒物质排放是否符合规定等。

4、冬季安全大检查以防火、防爆为重点。内容包括消防通道、消防设施及器材的检查，废水排放是否容易堵塞、冒漏造成路面或通道结冰等。

对工厂实施安全生产检查，不但可以消除不安全因素，还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然而，企业要想开展好这项活动，制定安全生产检查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世界工厂网的小编也收集了一份，以供大家参考。

(一)安全生产检查，包括日常检查，本部门检查，专业检查和月度检查以及季节性检查，每次检查必须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和具体计划。

(二)公司建立由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参加的安全检查组织体系，切实加强领导，做好检查工作。

(三)公司级安全检查，由分管领导负责，结合月度生产特点，在全公司内进行以“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四查为主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同时，分管安全的领导组织各车间和各部门的负责人，每月应至少进行一次。

(四)对查出的隐患问题，要逐项分析研究，并制定整改方案，做到定措施、定时间、定人员，立即整改，不得拖延，有些限于物质技术条件，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应采取临时安全措施，并定出计划，按期完成。

(五)日常检查是指各部门和生产班组在日常工作中进行的涉及安全等方面常规性检查，此项检查应做到随查随改，无法整改的问题立即上报整改。本部门检查是指各部门和生产单位在组织日常工作过程中进行的定期和不定期检查，此项检查每周至少应进行一次，由部门主管负责组织。

(六)每年对锅危险物品、厂房建筑、运输车辆以及防火、防爆和防尘防毒工作分别进行专业检查。

(七)公司和各部门视气候特点及季节变化，对防暑降温，防雨防洪，防雷电，防风、防冻、保温等工作，可进行预防性季节检查。

(八)专业检查和月度检查，日常检查和部门检查可分别结合进行。(九)公司对重大项目整改，应实行《隐患整改通知书》的办法。

对安全生产隐患，要做到“三定”（定项目、定时间、定人员），“四不准”（凡个

人能整改的不推给班组，凡班组能整改的不推给车间，凡车间能整改的不推给厂部，凡厂部能整改的不推给上级主管部门）限期整改。

一： 消防器材要专人管理，经常保持卫生整洁，器材摆放整齐。二： 定期对仓库所配置的各种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修和保养，按时更换药物，保证各类器材常年有效，做到有备无患。三： 库内所有消防器材不准私自动用，不准外借，不准挪作它用，四周不准对方杂物。

四： 在检查保养中发现消防器材损坏、老化工作压力不合格等情况不能使用时，要及时上报，并进行更新和维护。

五： 确保消防器材常年完好无损、性能良好，使用时状态正常。

第四篇：浅谈农村改革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荐]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其显著标志就是“生存性”压力减弱，“发展性”压力凸显。进入新阶段之后，农村潜在的基本公共需求全面释放出来。为适应这个变化，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村改革，为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已成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任务。

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着力解决民生

问题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改革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84.27%的专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短缺是当前农村最突出的矛盾。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不仅成为广大农民最迫切、最现实的期盼，也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深化农村改革的重

要目标。

《报告》显示，基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提高收入是农民最亟须的三种基本公共服务，认同度分别达到70.8%、70%和63.7%；另外，农民对养老(46.7%)、就业(42.6%)、道路(39.8%)、农田水利设施(36.6%)的认同度也较高。由此可见，民生类与发展生产类基本公共服务是当前农民最关心、最需要的。

新农村建设以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强农惠农力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等民生问题大大缓解，农民对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总体评价较高。《报告》显示，86.5%的农民对中央出台的涉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惠农政策感到满意或十分满意。

根据《报告》，11.5%的农民认为，中央惠农政策对提高农民收入作用明显，但同时有66.5%的农民认为，由于农资和其他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由此可见，要真正提高农民收入，各级政府还需加大支农力度。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根本上是体制机制问题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实际供给不足，除了与政府财政投入有关以外，在根本上还是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１、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没有形成规范的分工和问责制，造成了农村公共服务指标的软化；二是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农机制，我国财政仍是经济建设型财政，大量财政支出投向城市；三是政府转型的滞后，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还普遍存在，没有真正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２、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矛盾既需要财力支持，更需要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与财政体制，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发展现代农业，都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来不断扩大农村人力资本的存量和增量。在现行财政体制的约束下，应尽快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基层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央与省级政府应加快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效机制，保障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与能力相匹配。

３、农村公共服务自身运营机制的完善。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需要有合理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市场在公共领域存在失灵现象，所以应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提供基本有保障的公共服务。要充分利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补性，形成井然有序、灵活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

当前应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来解决起点公平问题。农民和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角色，关键在于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平等。目前许多地方在探索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但若不解决农村和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城乡户籍制度统一就只能是形式上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利平等问题。应从城乡制度统一入手，缩小城乡居民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

全面推进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的支出责任，把原来的学杂费规范地转换为中央、省、市县的政府投入，通过中央和省级政府进一步的经费追加，逐步缩小城乡义务教育质量的差距。建议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费用，原则上由中央及省级财政支出。将乡村教师津贴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对于贫困县，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增加转移支付规模，并通过制度化措施确保经费落实。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扶助、救助制度。加大审计和检察力度，杜绝挪用、占用国家补助资金的现象，杜绝农村义务教育乱收费的回潮。

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中央和省级政府应逐步增加投入比例，稳定广大农民对政府长期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预期。出台优惠政策，免除农村五保户、特困家庭的参合费，提高参合率。尽快建立医疗救助运行机制，增加财政投入，合理确定救助对象，提高救助效果。进一步完善保障办法，在保大病的同时兼顾常见病

第五篇：深化农村改革应突出四个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强农、惠农、富民的战略思想、方针政策推动下，我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农村地区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

业的大好局面。然而，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不仅没有减轻，而是更加繁重；保持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不仅没有减小，而是更加紧迫。同时，农村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表现为农村经营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人多地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生产方式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压力依然较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落实面貌等方面，依然是长期而艰苦的任务；农村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这些困难和问题，都是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靠发展，二靠改革。结合当前我国农村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应着力从四个方面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一、破除二元体制，从四个方面着眼统筹城乡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结合“两个趋势”的总体判断和“五个统筹”的总体要求，积极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子和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总结了一批经验，涌现了一批典型，但整体仍处于探索和试点阶段，在一些地方甚至没有实质性进展，迫切需要立足于“四个着眼”，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第一，着眼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体化，加快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规划。明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中观、微观层面，都迫切需要突出“共同富裕”这个主题，制订和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切实把统筹城乡发展纳入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协同考虑、安排和部署。要从规划入手，率先打破城乡分割规划格局，形成城乡空间形态相互融合、产业结构高度匹配、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城乡居民同等享受社会福利与保障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第二，着眼于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提高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建设。依法界定和规范政府职能，着力解决政府部门行为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对于老百姓自己能够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社会组织能够自我管理的，政府都不要干预，切实将政府的关注点转到为社会成员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上来，不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努力在劳动就业、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第三，着眼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各级政府的保障能力日趋提高，但与百姓的实际需求相比，特别是与城市发展速度相比，农村公共事业建设仍显滞后，服务水平仍然薄弱，保障覆盖面依然狭窄。解决这些问题，一是从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入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完善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机制；二是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提高乡村义务教育质量，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着力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是加快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范围，逐步提高补贴标准，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建立制度相对统一、补贴标准不同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灾民和孤儿救助政策，确保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第四，着眼于提升农村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快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农村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趋势和潜力。一是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切实贯彻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二是采取三种方式整合涉农项目资源。一是按照党的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