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扎实推进我国农村养老制度建设

第一篇：申论--扎实推进我国农村养老制度建设

扎实推进我国农村养老制度建设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政策原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始破题了。这不仅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对当代中国实现和谐发展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提高认识，倾注感情，端正态度，把好事做好，把实事做实。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定要从政治高度去认识。

老有所养是人类基本要求之一，也是社会最基本的责任之一。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大部分农民还游离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外，这种状况的存在，与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符合；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也有很大差距。胡锦涛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全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农民，占中国人口数量的绝大多数。如果广大的中国农民不能或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共享，就不能说真正实现了科学发展观。

进一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缺失也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固然，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由于社会人力物力的制约，农村与城市间的绝对差距不可能马上消除，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福利差别也不可能完全拉平。但作为同一个国度内的公民，农民有权利要求最起码的公平正义，政府也有责任保障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严重挫伤农民支持发展、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还会引起社会的对立和冲突。

再进一步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农村内需不振很大原因是农民为了养老防病，即使有钱也不敢花。如果我们解决了农民养老这一后顾之忧，农村内需必能从根本上得到扩张，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带着真感情去投入。

把中国农民纳入养老保险，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说到底是要花钱的，甚至还要花一笔不算小的钱。没有基础性的资金作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会流于空谈。对此我们是有教训的。

其实我国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考虑农民的养老问题，早在1986年就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经过十多年的筚路蓝缕，到1999年无奈地宣布中止。没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足，完全靠农民自己缴费的积累。以当时农民的收入状况，显然不可能完全支撑起这一保障制度。

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各级政府要舍得投入。政府财政是比较紧张，尤其是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即使如此，只要我们带着感情来投入，正如一位地方领导干部所言，“政府少上几个项目，少搞几个政府工程，钱就可以筹措得到”。

对中国农民带着感情去投入不是一种施舍，而是基于良心的回报。中国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辛勤耕耘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中国农民是我国工业化的付出着，数十年的剪刀差贡献，使得我国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中国农民是我国城市化的支持者，城市建设用地让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城市的高楼大厦又凝聚着农民工的汗水。中国农民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这么重大的贡献，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发展中积累的部分财富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撑起一张老有所养的保障之网呢？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以务实的态度去推进。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我们从农民的角度，以务实的态度把每一个环节、每一种因素都考虑充分，照顾周全，制度才能有效运转。

首先，制度设计要简便易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人数众多，数亿农民要参保缴费，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领取养老金。制度设计要做到缴费和领取时都简便易行。比如农民流动性比较强，要允许在不同地域参保缴费；农民收入不稳定，万一不能连续缴费时要能有变通办法等。

其次，政策出台要务实。政府确定农民个人缴费率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把农民个人缴费率定低了，固然影响保障水平，但定得过高会把农民吓走，而使得保障制度成为不可能。毕竟农民目前收入还不富裕，也不稳定。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低水平是一个客观现实。从低水平起步，逐渐提高保障能力。

再次，区域模式要协同。尽管各地基础不同，情况各异，制度设计可以因地制宜，不必整齐划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毕竟是全国范围内的一项制度安排，也只有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才有意义。所以各个地方在进行本地制度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普适性和兼容性，避免出现农民工因为保障金不能异地转移而被迫退保的现象。

第二篇：农村社会养老-申论

农村社会养老

>> 热点分析

在农村，家庭养老是绝大多数家庭唯一的养老模式，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两个老人居住和一个老年人独自居住的情形也存在，但他们都需要子女经常去照顾他们，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相应的支持。虽然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养老模式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并且这种以“土地养老”、“养儿防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养老也有其深厚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基础，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种种挑战。

首先，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民的养老压力逐渐加大，养老的经济负担和养老服务负担将更加沉重。按目前的政策规定，一个农村家庭最多只能有两个孩子，这样将会使得家庭供养资源减少，而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却是成倍增长。将来，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人，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将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显然，在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下，一旦老人生病后，庞大的医药、护理和营养费用负担极重，他们要面临着经济和时间的双重压力。过于沉重的养老负担会严重削弱农村家庭自身的经济积累能力、扩大再生产能力、子女教育能力，乃至大大弱化中国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其次，国家对农村养老行为规范和调整力度减弱，不良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一些农村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加之国家法律对老年人权利保障不够，使得有些老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传统的家庭养老是建筑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行为，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但老人生活质量的好与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养人的自身素质和精神文明程度。因此，在农村家庭养老的模式中，有的老人能生活幸福，安度晚年；有的老人只能维持温饱；有的老人却受到虐待。这就反映了农村家庭养老形式还不能为老人晚年生活质量提供完全的保障。对一些家庭养老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农村基层组织除了调解外，很少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即使依法判决了，又由于相当一部分农民法律意识差，法律文书的执行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老人的生活质量依然得不到保证。

最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再加上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空巢老人增多，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竞争压力，使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在农村的父母。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所不能解决的。鉴于此，许多地方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已开始逐步探索多元化、多渠道的方式，为农村养老提供可靠保障。>> 对策链接

我国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与重点：

（一）加快建立社会统筹的基本保障制度框架

面向未来的城乡发展格局，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要考虑统筹城乡资源分配、财政分配、社会就业和各项政策发展，建立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此前提下设计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基本制度框架，特别是建立农保可转换为城保的通道和机制，对早期农村养老制度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一是要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以规范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制度框架，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保值增值为目的，制度模式由原来的完全个人账户模式改革为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调剂金账户相结合的模式，改变过去完全靠个人账户积累、没有待遇调整、待遇一经领取终生不变、难以长期保障参保人员基本生活等问题。

二是公共财政要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参保门槛，提高保障水平。公共财政要加大对工作体系的投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不再提取管理服务费，人员和工作经费应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尽快解决原制度从保险费中提取管理费，用于人员和工作经费的问题。同时要以多种方式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在面向农民的筹资上，要降低门槛，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以政府投资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农民的最基本养老保障制度。

三是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实行动态缴费。参保人员预期领取的最低养老金水平可与农村低保水平衔接。加强基金监管，拓宽投资渠道，确保基金安全增值，制定基金管理运营办法，完善养老金计发办法等。

（二）推进保障形式和补偿保障模式的创新，将农村养老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障相结合，提高保障能力和效果

一是要提高农民个人积累参保率、覆盖率，扩大社会保障面。要适合各地的社会经济条件，使个人筹资方案得到农民的认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降低服务的成本，提高服务的效果。各地区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特点，探索适宜的补偿和奖励模式，不断完善实施方案。在筹集资金上，允许一次性交纳的模式，也可采取分期定额缴纳的模式，采取以农村资产权力抵押融资的模式，或者采取个人不缴纳，年老后进行倒扣个人应出资部分的模式等。目前要以多种方式建立困难农民参保补贴制度。

二是要积极改进保险资金享受的办法，支持低成本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服务事业发展，强化对养老服务的规范和管理。促进农民对社会养老服务的综合利用，盘活养老金资源，降低农民养老经济负担。特别是要发展集中公共养老服务，推进服务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提高养老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和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参与式发展的机制，更加方便农民，减少农民享受的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好处，让制度受到农民的欢迎。在资金的使用和养老服务的具体提供上，如允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地区差异性，可以采取定期发放现金的方式，也可采取发放购物券的方式，还可采取发放实物的方式，以及提供住宿、发放资金到中介养老机构等。

（三）加快解决重点人群的养老保障问题，着力提高保障水平

一是解决农村独生子女政策实施问题，扩大实施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奖励扶助政策范围。二是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通过制度建立基本保障，加快建立逐步积累制度。首先鼓励其参加所在城市的城镇养老保险，最好能够参加所在城市的养老保险；另外，也鼓励参加本地的农村养老保险。三是解决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问题，建立灵活的保险方式。四是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在征地环节一次性建立基本保障，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四）推进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

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要突破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瓶颈制约，必须实行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将制度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建立基本制度框架体系，并先行将处于城镇化边缘的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和有条件的地方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强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和服务，制定积极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推进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试点。一是在指导方针上应采用基本制度统一，但不同地区分类指导的原则，支持各地因地制宜的发展创新和探索。要加强引导和服务，帮助基层解决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二是推进管理和技术的创新与突破。加强信息化建设，研制可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账户管理信息系统，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将“金保工程”延伸到县、乡和有条件的村，为农民社会保险关系的异地转移、衔接提供技术支持。三是改进农保工作做法。树立政府服务而不是替代、包办的观念，让农民更多地关心、参与制度的建设，更多地欢迎和满意制度的建设。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效果，改进和建立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方法，抓住重点，加强宣传，典型示范，营造发展氛围，促进农民关心服务。

（五）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扶持发展政策

理顺管理体制，突出政府的两大责任：第一个是政府的管理责任，即政府负责建立和经办机构，并承担管理经费，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管理纳入到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责之中；第二个是政府的筹资责任，即规定各级政府的筹资标准和扶持奖励的发展政策。要从建立起就开始注重制度化建设，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以及基金管理、财会制度、审计监督、定期公示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并且在试点中不断完善，强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管理。在资金管理上，要采用封闭式的资金管理制度，有效保证资金安全运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建立政府筹资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建立起稳定的、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养老费用自然增长水平相适应的筹资机制，确保农民的缴费水平随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提高，建立政府筹资的制度保证机制，中央财政应加大对贫困县以及贫困地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 延伸阅读

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吴为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强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妥善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养老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农村人口达8亿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关系到农民目前和将来的生活安全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需要放在重要地位的基本任务。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探索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03年以后,全国各地开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许多地方通过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创新制度模式,积累了不少经验。到2007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的近2000个县(市、区、旗)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有50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300多亿元,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新形势下,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试点的情况表明,要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首先要加大投入力度。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够发达,经济实力有限,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涉及到众多农民,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能从低水平起步、从保障基本生活入手,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再解决由低到高的问题。因此,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政府牵头,统一政令,加大推力,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应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组织建设,组建一个有权威的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管理机构。要大力提高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组织、协调管理水平。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应投入资金作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充,改变目前政府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扶持方面基本缺位的现状。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的三方共同负担的模式。政府不仅要给予保险金政策方面的优惠,还需要给予农民一定数额的直接经济补贴。

其次要加大覆盖面。我国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还有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消除。这就决定了我们在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要面对现实,正视差别。为确保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全覆盖,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人群的养老方式,不同区域农村养老保障水平的现状,来进行分类设计和分步实施,建立与地区经济增长非均衡战略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非均衡保障制度。在贫困型农村,养老保险必须通过政府的非纳费型社会救助养老金来进行,建立起以生活救济和生活资助为主的救济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温饱型农村,农民基本生活需求已得到满足,应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提供养老和医疗方面的基本保障,同时积极推进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富裕型农村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和大城市近郊,农民收入水平高,思想观念新,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比较高,这类地区可积极实施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试点。同时,在同一地区内部,由于人群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同人群的社会养老方式、保障水平和需求也是不同的,要分批推进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险。

第三要加快立法速度。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在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不仅要解决现实中各个群体之间利益差别和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要为应对未来农村人口老年化的高峰做好准备,这就要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仅要具有前瞻性,而且要具有可持续性。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进程,是关系到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和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建议以法律形式明确诸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应遵守的原则、主要内容、管理体制、资金来源、支付标准、基金的运营情况、监督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第三篇：浅析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初稿

浅析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内容摘要：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老龄化现象。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受城市化的发展，家庭结构变迁，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我国“空巢”老人的数量与比例不断增加，农村养老问题成了一个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因此，尽快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就成了当务之急。解决这一问题，需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经过十多年来的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通过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加深对其认识，很好的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关系到农村乃至全国经济改革和社会的稳定，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引言

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老有所养问题一直是广大农民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体系并没有形成，而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重视不够。以往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采取个人，单位和国家等多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和服务。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我国至今尚未建立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本文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做了初步分析和思考。

一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特点及发展历程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内涵

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 1 ]。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

2.养老保险费用来源, 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

3.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4.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现现代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三）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我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有20多年的历史，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试点阶段。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全国农 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中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

第二阶段：1992～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民政部原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1992年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

第三阶段：1998年～2005年，为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由民政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受各种因素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陷入了停顿阶段。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第四阶段：2005年至今，为政策转向阶段。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表明了中央政策决策层对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视，尤其反映了领导层对农民等弱势阶层的生活质量下降和收人差距扩大的关注。新政策纲领的价值取向对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指示和促进作用。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中国正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观念上正从以城镇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为重点向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转变。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可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还没有来得及成长时就已面临夭折的危险，但它却切实关系到占我国人口约80％的人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随着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时值新农保正在全面辅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已不仅仅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而是市场发展本身的客观必然。

二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农村养老现状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到1.4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97%以上.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保障体系残缺，农村养老问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农村，家庭养老是绝大多数家庭唯一的养老模式，也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在农村养老保障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两个老人居住和一个老年人独自居住的情形也存在，但他们都需要子女经常去照顾他们，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相应的支持。虽然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养老模式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并且这种以“土地养老”.“养儿防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养老也有其深厚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基础。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并呈现出诸多缺陷。首先，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农民的养老压力逐渐加大，养老的经济负担和养老服务负担将更加沉重。其次，国家对农村养老行为规范和调整力度减弱，不良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一些农村人产生了不良影响，加之国家法律对老年人权利保障不够，使得有些老人在家庭中的不到应有的尊重。最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使得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方面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目前养老方式开始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过渡，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农村养老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理想选择。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现状

农村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在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 2 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尽管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由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目前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隔壁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金，根本打不到保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产生：第一，除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多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缴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化等等，农民参保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顺应农民需要而推行了《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烟台从989年开始，大胆地进行农村保险体制的改革，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差距大，因而在养老问题上，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农村养老保险已全面覆盖，如东莞*温州以及山东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贫困地区连一般的保费还无法收齐。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距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三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法律效力差。

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针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法律法规，民政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出台的相关规定位阶过低，权威性较差。有些省份还没有出台关于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地方性法规，管理不够规范。由于制度建设不完善，少数地方出现了挪用保险基金等问题。农村养老保险法律效力差。一方面，民政部1992年制定的《基本方案》只是部门规章，不具有法律效力。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大多数都是在《基本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部门规章，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级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的意愿去操作，既有随意性，又有不稳定性。这种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就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再者，如个人的缴费和集体的补助都不具强制性，国家的补贴也没有在具有强制性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予以确定。另一方面，在内容上，由于《基本方案》的制定时间在2o世纪9O年代，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和现在的现实情况相比，有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基本方案》严重滞后，甚至存在诸多明显缺陷，譬如，物权法颁布后的农民承包地与养老保险问题，对失地农民的保障条款，对保险基金的流失和挪用等行为未规定有效的限制和惩罚措施。因此，有必要尽快出台现行城乡统筹情况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2.农村养老基金管理，很不规范与完善。

目前，在相当部分地区无专门的机构负责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营运，养老基金管理人才缺乏，管理制度缺失，基金投资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一些地 3 区农村养老基金被挤占，挪用或贪污等现象比较严重。当前由于缺乏制度规范，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风险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有关工作管理机制至今没有理顺，造成不少地方管理工作断档。同时，信息网络化管理系统建设滞后，管理技术力量薄弱，多数基层养老保险管理人员只能承担最简单的重要性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方案设计*对提供行为的及时监督*信息分析等方面的能力较差，这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影响到养老保险的正常运行。

3.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门槛高，资金来源单一。

据调查，农村人口中素质较高、有一定能力和经济头脑的人都已经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通过多种途径进入城市，享受城市的部分公共资源，余下的多数是经济相对较差、年龄相对较大、水平相对一般的人群，这部分人更需要关心、更需要农村养老保险、更需要社会保障。然而根据《基本方案》规定，“凡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地方，暂缓开展这项工作”。这一规定将贫困农民的养老保障排斥在外。交纳养老保险设定的门槛“保富不保穷”，阻断了贫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路径。《劳动合同法》从理论上解决了农民工的问题，但是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为184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29万。这意味着，在全国2亿农民工中，只有不到lO的人有可能享受到“老有所养”的保障。即使这10%，也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数字，一些农民工最终选择了退保。从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整体投入来说,用于城市的社会保障资金是农村的8倍,如果按人均来算的话,用于每一个城里人的社会保障资金可以分配给30个农民。相应地,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投入较少,主要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给予适当补贴的方式。但农村集体经济也相当薄弱,于是绝大部分养老金都变成了农民自己支付。农民本身支付能力有限,则影响了其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加大了农村养老保险管理工作的难度。

4.农村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不稳定。

各地农村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销*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大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低效，农民信心下降。

由于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效力，注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低效性。《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和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利率和债券利息的不断变化，加上物价的上涨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失去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国家的政策和立法滞后

我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起步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制不健全，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1992年，民政部发布《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这是第一部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部颁规章，可见整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层次很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比城镇居民，以及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晚，在政策立法以及财政的支持上也远远落后。这就造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缓慢，以及相关管理事业的不规范。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只是依据民政部门制定的《基本方案》和国务院转发民政部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两个不具法律性的文件在运行。个人的缴费和集体的配套缴费都不具强制性，国家的补贴也没有在具有强制性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予以确定，这也注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低效性。

2.我国农村目前正处于由以家庭养老为主向以社会养老为主的格局变化时期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农村最主要的养老形式。随着老龄化趋势加剧，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目前正处于由以家庭养老为主向以社会养老为主的格局变化时期。其间，旧有的制度因为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崩溃，新制度正在生成，许多矛盾和问题因而出现。

3.国家缺乏针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持政策

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分为现收现付式、完全积累式和部分积累式3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实行“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政策扶持”的方针，实际上采用了完全积累制，政府不承担直接财力支持的责任。该制度基本上成为完全由农民个人储蓄的积累制，丧失了社会保险的互助共济的功能和意义。政府今后应该在政策调整与长期的财政支付安排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资金投入，对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基金实施财政转移支付。

4农民的养老保险意识欠缺

我国的大部分农村普遍缺乏养老社会保险意识，“养儿防老”思想在农村仍有不小的市场，这给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一定难度。此外，许多人认为，由于我国农村耕地基本实行的是人口均等承包的制度，依靠土地可以实现其养老功能。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我国耕地面积逐年下降，人多地少矛盾非常突出。5.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差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目的的顺利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民能持续稳定地缴费，二是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开展到农民老年获得回报后，而不是中途解体，这两个条件都令人怀疑，因为农民不像城市职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收入受自然气候及农产品市场行情影响较大，因而其缴费的稳定性没有把握。从政府方面看，目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在法律基础上建立的，其受行政因素影响较大，往往很不稳定。

四.健全与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义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要求。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新体制的研究和建立对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调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缩小城乡差别，改善社会风气，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客观要求。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超过5930万人，约占全国全部老年人口总数的70%。并且中国农村老年人口规模还继续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到最近，其规模已达到近1亿人[3]P13。老年人口绝对数目的增加越开越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决策面临的挑战。

第三，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向规范化和科学化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相对于城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理论研究比较缺乏，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实践也相对落后。因此，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五.健全与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从政策和立法上加强制度建设。

制度通过法律来规范，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法律规范是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有序进行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约束和强制性地执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把相关的事项通过法律予以规定，利用法律和法规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合理、有效、持续性地进行。坚持“公平与效率结合”的立法原则，在农村建立独具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农村独生子女以及双女户家庭应当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首要目标，因地制宜发展强制的、个人储蓄账户的、由独立非营利基金组织管理的、政府最低担保的制度。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再制定具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保护。

（二）明确政府责任

政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者和推动者,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合理定位在农村养老保险事业发展中的责任,关系到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进程。

为此，政府首先要明确在财政支持方面的责任。国家的财政支持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前提，加强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是政府在加强管理和监督责任。这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的重要保障，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管理长期存在着体制不合理的问题,政府要推进城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系的一体化，应设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严格区分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行政管理和事务管理职能。

（三）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扶持。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采取非缴费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做法是有困难的，但是部分地区借鉴法国非工薪人员保险制度明确个人缴费仅为28，农业工人交14．75，日本国库就支持 6 三分之一的做法还是有条件的，可以逐步推行，或在部分发达省份先行实施。因此，将农村养老保险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中央财政预算将农村养老保险纳入国民社会保障预算，同时明确各地在财政支农支出中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支出，补贴资金的数额根据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缴纳情况、农民收入的增加情况、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情况以及其他的意外损失情况等确定，尽可能提高集体补助和中央财政扶持的比重，给农民参保增加信心，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对于部分地区也可建立以土地换保障的制度。日本的离农政策和土地权益转让补偿金的做法值得研究和借鉴。如通过土地流转的农民，可以由土地使用者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规定或双方约定代其缴纳养老保险金；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可以一次性得到补偿并取得养老保险年金。结合自身实际，实行分类指导，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从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繁荣农村经济的大局角度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显得十分重要。

（四）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多渠道筹资基金。

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国家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是全覆盖，因此，完善覆盖对象，真正体现公平性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农村乡镇建立更多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让更多农民得到养老保障。在目前全民实行城乡统筹有困难的情况下，实行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保险体系，与城镇居民同工同险，享受政府、集体的阳光。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力度应加大，应该维护社。会公正，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加大财政投入，多渠道筹集基金，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

（五）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影响其执行的效果。政府机关应成立监督管理机关，加强对其监督，保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加强对养老基金和基金去向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养老基金发挥真正的作用，用到农民的身上，让广大的农民老人不再为自己的养老问题而担忧，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提供条件。

（六）健全基金管理制度，提高机构的组织效率和制度效率。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管理，要健全基金管理制度，以规避物价上涨和利率下调带来的基金贬值风险和政府信任风险。完全积累制的农村养老保险，积累起来的资金必须保值增殖，否则将变成历史包袱。努力提高资金的管理和运作能力，避免基金贬值风险，也就成了各级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机构的一大重任。其基本要求是既要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又可以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拓宽投资领域，还可以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投资代理，以提高资金增值率。提高保障机构的组织效率和制度效率，如有条件，建立专门的农民养老保险管理机构。明确各部门在资金筹措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分工。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人员精干的专职干部队伍。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农保干部，可以通过举办财务、业务培训班，学习交流，提高农保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化、网络化和管理服务现代化水平。

（七）加强农民的参保意识。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只是刚刚起步，只有政府和群众双方相互配合，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农民必须从世代相传的传统保障意识转化为现代保障意识，意味着农民的心理、生活习惯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是引导、促成这种观念转化、接受这项新事物最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要提高各级领导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常地、广泛地宣传农村新型社会保障的意义，讲清形势、算清经济帐，实现群众的广泛参与。

（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渐进式推进。要根据地区之间的差异制定相应的政策。首先要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明确城乡一体化目标。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是将农村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结合起来确立城乡统一观念，为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明确思想上的方向。其次是合理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打破二元结构，注意加大财政投入，合理管理营运社保基金。针对我国具体情况，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消除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障碍。

最后是建立合理的基金营运模式，规范和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农民年老后生活的基本保障，要通过创新，改变以往单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加强基金管理，才能确保基金安全，应实行市场化基金运营，而政府则应在其中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并且给予运营保障，保证由商业投资机构投资运作，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基金获得有效的保值增值。

结论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只是刚刚起步，只有政府和群众双方相互配合，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农民必须从世代相传的传统保障意识转化为现代保障意识，意味着农民的心理、生活习惯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是引导、促成这种观念转化、接受这项新事物最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要提高各级领导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常地、广泛地宣传农村新型社会保障的意义，讲清形势、算清经济帐，实现群众的广泛参与。

参考文献：

[ 1 ]孙合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8.[ 2 ] 刘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J ].金融投资, 2006(10): 5182.[4] 林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分析[ J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 20(5): 18-21.研究

第四篇：实施四项举措扎实推进制度建设

规范化管理年活动专题（18）

郑州市白庙劳教所 2011年7月18日

郑州市白庙劳教所实施四项举措

扎实推进制度建设

按照省局《全省劳教（戒毒）系统规范化管理年实施阶段工作安排》的通知要求，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行动迅速，务求实效，制定了所规范化管理阶段性工作安排，通过四个步骤扎实推进建章立制工作，在全所掀起规范化管理活动新高潮。

一是清理规范规章制度。该所把规范制度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根据活动中八个方面的内容要求，按照部门职责，对原有规章制度逐一梳理、学习，提出修订完善意见和建议。

二是学习领会规章制度。该所建立了规章制度审核、循环改进机制，对以前的制度常“回头看”，及时查找不足，总结经验。利用各种教育活动组织警察职工学习规章 制度，深刻领会规章制度。

三是贯彻落实规章制度。牢固树立“严、细、快、新、实”的执行理念。养成职业习惯，融入工作实际，照章办事，令行禁止。严格督办、考核、奖惩。

四是增强警察执行能力。加强执行力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的保证。该所针对不同岗位、不同人员，以提高执行力为目标，以岗位职责为取向、以能力提升为重点，实行差别化培训和岗位职业教育，坚持做好“大讲堂”、“小培训”等多种形式教育活动。

该所将规范化管理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建立起“思想教育有效、制度措施完善、执行责任明确、监督检查到位、责任追究严格”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有力促进了规范化管理年活动中的制度建设。

第五篇：扎实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扎实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着力提高企业防范法律风险能力

江西省国资委

江西省国资委成立以来，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帮助下，紧紧围绕履行好出资人职责、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壮大国有经济，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扎实推进国有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以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组织体系和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建立，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防范法律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为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2004年8月，江西省国资委成立不久，首批选择了8家企业（出资监管企业4家，重要子企业4家）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2005年初，我省被列为全国地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单位之后，又明确了3家出资监管企业和10家重要子企业为第二批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试点企业，使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企业总数达到21家。近两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又陆续在8家出资监管企业配备了专职或兼职总法律顾问，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到目前为止，实行了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出资监管企业达18家，占出资监管企业总户数的75%。其他尚未设立总法律顾问的出资监管企业也通过设立专门或合署办公的法务机构实行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明确了专职法律事务人员；出资监管企业的22家重要子企业也实行了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实 现了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由试点到重点企业的全面推开。

一、推进国有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推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企业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总法律顾问制度又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核心。近四年来，我们以列入全国地方国有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工作试点单位为契机，以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为抓手，以构筑法务工作组织体系为依托，以培养高素质法务人才队伍为重点，以提高法律风险防范能力为核心，以为依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为根本目的，及时有效地在出资监管企业及重点子企业开展了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工作。

（一）统一思想，发挥作用，切实提高对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重要意义的认识

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专门从事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以规范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执业机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针对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推行之初相当一部分企业对之不了解、不理解，乃至不重视的状况，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做好了工作。

一是着力宣传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意义。强调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建立企业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机制的需要，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结合对一些企业因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导致企业遭受巨额经济损失、一些企业因缺乏法律论证随意决策而使企业承担重大经营风险以及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涉法纠纷中疲于应付等案例的分析，使企业对设置企业法律顾问、建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二是重点妥善处置了一些企业重大债务纠纷。抓住国资委成立不久，部分企业最关心、最迫切要解决的一些债务处置问题，特别是在企业改制重组中，债务重组是前提条件，指导和帮助企业法务人员，充分发挥他们对企业经营管理情况熟悉、对历史债务形成的原因清楚和对改革政策把握准确的优势，与债权人和司法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有效化解了一些历史债务纠纷，也为企业的改制重组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从而使企业真正感受到企业内部法务人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建立和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也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

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之初，我们把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积极协调处理法律纠纷作为工作的重点和抓手。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有效实施，使企业处理法律纠纷的成本降低，能力明显提升。涉及企业债权债务风险的纠纷，企业法律顾问能从企业实际出发，能协商的协商，该用法律手段用法律手段，尤其是对企业因历史担保带来的债务风险，企业法律顾问能尽心为企业考虑，出主意、想办法，把风险控制在最低程度。三年多来，出资监管企业法务人员通过协调、应诉、诉讼、审核合同、纠正失误等，共为企业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49.65亿元。

（二）领导重视，强力推进，确保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领导支持重视，为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提供前提条件。针对不少企业领导对实施总法律顾问制度认识模糊的状况，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采取约请试点企业主要领导谈话的方式，面对面宣传实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督促企业领导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委主要领导都要讲一段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情况，提出新要求。分管领导专门到企业开设讲座，阐述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意义、来由、建立和完善的算途径以及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等重要内容，启发和促进企业高中层领导提高认识。列入试点省份后，委领导明确要求，要试就要真试，试出成果，试出成效，试出经验，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听取一次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报告，针对出现的问题，要求试点办公室组织力量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对如何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精心指导，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由于领导的重视不是停留在言论上，而是落实在具体工作中，企业领导对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越来越主动。有12家企业主动要求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

措施有力到位，为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过程中，为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我们加强了动态跟踪和信息搜集、调度，经常深入企业调研，建立试点工作进度台账，制定验收标准，试点企业根据工作进度、对照验收标准逐项落实完善，实行了自查与检查相结合、动态验收与汇总验收相结合，使试点工作目的更加明确、推进的节点和节奏更加易于掌控，同时，也更便于点上的经验在面上进行推广互动。为了营造企业总法律顾问必要的工作环境，我委规定企业专职总法律顾问应进入党委班子或董事会，享受副总待遇。企业总法律顾问地位的提升，不仅有利于其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保证了法律专门人才界入高层决策，为企业法律风险的事前把关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建立网络，完善制度，实现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由点的深化到面的扩大

一是以组织体系和网络体系构建为依托，切实夯实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基础。实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必须有健全的组织体系和网络体系。工作开展之初，针对一些企业仅满足于设立一个总法律顾问或明确一位专职法律顾问，对健全总法律顾问制度组织体系和网络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等问题，我们采取了两种方式加以解决。一是明确要求试点企业必须设立法务机构，在下属企业及横向部门必须设立法律联络员，并将情况定期通报；二是重点指导几家企业建立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和网络体系，并进行宣传示范。如省冶金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本部除设立了专门的法律事务部，财务、资产管理等重要部门也明确了法律联络员，其下属企业，有的实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有的实行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没有专职法律人员的三级企业，均设立了法律联络员，形成了企业上下联动的法制工作组织体系和网络体系，信息交流畅通，情况反映及时，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明显增强。其他出资监管企业纷纷借鉴，有些企业还有所改进，如江钨集团公司，不仅做到企业业务发展到哪里，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而且在所属企业管理的社区，也设立了法律联络员，负责社区法律事务工作。目前，21户出资监管企业组织体系和网络体系基本健全，法律事务机构由5户增加到20户，专门设立的法务机构由2户增加11户，21户企业共有法律联络员280余人。

二是完善制度，科学设置工作流程，提高企业防范法律风险能力。试点期间，我们坚持深入企业调研，指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并针对实施情况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先后制定下 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切实提高企业防范法律风险能力的通知》等有关文件和通知18件，完善制度，规范实施。在法律风险防范方面，针对部分企业不够重视法律把关和法律论证的现象，制定下发了《关于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指导意见》，规定凡企业上报国资委审议的涉法事项，未经总法律顾问或法务部门组织法律论证，出具法律意见书，国资委不审议，退回企业补充材料；违反程序造成企业损失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各企业也按照要求制定出台了合同管理、担保管理、诉讼纠纷处理、应收账款回收、法务工作规则等一系列工作制度。江铜集团公司开展了制度建设年活动，由法务部门负责，对公司7045项制度、规定进行了梳理、修改、调整、完善，并新制定67项制度。不少企业还按照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要求，科学设置内部工作流程，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做到流程不到位，办事就无法到位。明确了重大涉法事项不经法律事务部门论证，不经总法律顾问签字就不予提交。同时规定任何重大投资项目，法律事务部门都要参与，考察、谈判、签约，出具法律意见书，全过程提供法律支持和服务。

（四）抓学习培训，促队伍建设，为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提供组织保障

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关键在人。如何配足配齐法律专业人员，如何选好企业总法律顾问，如何引进留住法律人才，如何提高人员素质，是提高企业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前提。我们的做法，一是选好配好总法律顾问。按《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的任职条件，配备专职总法律顾问，暂时没有适当人选的，作为过渡性措施，由具备一定法律事务管理能力的班子成员暂时 兼任，保证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推行工作不停顿、不延误，扎实开展。二是采取措施选好用好企业专业法务人员。有的企业公开向社会招聘，好中选优；有的加强在企业内部选配和培养。为用好、留住法律专业人员，一些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激励措施，如上调工资、按照纪检干部岗位津贴标准发放岗位津贴、按挽回资产损失的实绩奖励法务人员等。三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培训活动。先后请国务院国资委法规局的专家领导授课、请中央企业总法律顾问现身说法、请法律专业人员开设讲座，每年组织企业法务人员两次以上的培训，培训方法多样化，多次组织参加培训的人员赴外省国资委和大型国有、民营企业考察学习。同时，多方指导企业开展培训。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多时间，先后培训企业法务人员3500余人次。与2005年前相比，出资监管企业专业法务人员由24人增加到107人，学历结构也由原来的只有4个法律本科毕业增加到有法律硕士生8人、本科生45人。出资监管企业法务人员总计已达482人，其中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的有160人，为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资源支撑。

（五）突出重点，整合资源，充分发挥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在企业改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在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通过实行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整合联动，积极发挥总法律顾问和法律事务机构在企业改组改制、资产重组、兼并破产以及企业重大投融资等工作中的作用，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决策，有效保障了企业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

一是充分发挥企业内部法务人员作用。围绕企业改制重组中 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实施，从法律上严格审核、充分论证、规范操作。强调企业改制必须对改制方案出具法律意见书，特别是今年以来，我省加大集团公司层面股权多元化和对部分省属企业下放到市县管理的改革力度，注重做好法律论证把关，对涉及的法律和政策问题开展充分调研，严格落实各项规范。既保障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又切实维护出资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企业重大投融资发展项目上，企业法务部门提前介入、全程参与，认真提出法律意见，揭示法律风险，提出化解对策，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是整合集团公司内部法务人才资源，协同完成企业重大涉法事务。省投资集团公司、冶金集团公司、煤炭集团公司、江钨集团公司等在集团公司及其子企业中形成了由集团公司内部法律权威人员组成的团队，为公司出谋划策，对一些疑难法律问题，进行“会诊”，制定应对措施。三年多来，出资监管企业及其子企业法务人员通过协调债务纠纷、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共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达50余亿元。

三是对出资监管企业法务人员有效调配使用，同时借助外部法律专家库，依法协调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在出资监管企业之间出现法律纠纷时，由省国资委通过设立“模拟法庭”，聘请资深法律专家，针对双方的陈述进行法律分析，在此基础上，本着双方受益原则，促成双方达成一致、解决问题。如果一方不接受协调，最终造成企业损失，要追究企业领导人员责任。去年，在省政府的支持下，省国资委还与各级法院建立了国有企业债务纠纷诉讼协调机制，凡涉及国有企业债务纠纷的案件，省国资委先行协调，协调不成依法立案，从立案到审理、执行，国资委可全程 参与协调。三年多来，我们协助企业诉讼、应诉以及督促企业追回违规投放资金等35起，协调债务纠纷50余件，为企业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达18.6亿元。仅去年以来，我委协调国有企业债务纠纷案28起，涉及本息7亿多元，协调处理成功19起，涉及本息4.3亿元。

二、大胆创新，探索实行由出资人向企业派驻法务总监制度 在推进重点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与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与加强和完善国资监管的需要相结合，坚持在实践中探索，在创新中发展。经省政府同意，开展了由出资人向出资监管企业直接派驻法务总监、财务总监试点工作，从形式和内容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

（一）通过学习借鉴，提出向企业委派法务总监试点工作思路

在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中，我们感觉到总法律顾问作为企业内部法律人，向总经理负责，对总经理的不当行权难以有效制约。为此，我们学习和借鉴上海复星公司等民营企业向子企业派驻法务总监的做法，结合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提出了在国有独资出资监管企业派驻法务总监的思路和措施。2008年初，在省电子集团公司、省煤炭集团公司、大成资产经营管理公司3家国有独资公司中率先开展了由省国资委派驻法务总监试点工作。

（二）对委派法务总监工作的认识

1、实行由出资人向出资监管企业直接委派法务总监制度是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分权制衡的需要。在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决策层和执行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在企业日常运作中，经理是核心人物，握有很大权力，并且实行个人负责制，为避免经理人因个人履职能力和道德风险等原因造成对权力的滥用，在对其充分授权的同时，必须相应加强监督和制约。特别是在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的国有独资企业中，由出资人直接委派法务总监，十分必要。

2、由出资人委派法务总监是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需要。按照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要求，出资人必须不缺位、不越位。出资人不缺位，就是要在产权清晰、出资人明确的基础上，出资人有权利、有手段尽力规避因与其产权代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可能招致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形成出资人对经营管理者有效的战略控制。由出资人直接向所出资企业委派法务总监，有利于解决出资人与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强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更好地理顺出资人与企业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促进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3、由出资人派驻法务总监是企业实现决策科学化、法治化的需要。通过对法务总监，实施企业重大涉法决策总经理与法务总监联审联签等制度，充分赋予其相应的权力，使之行权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同时，保证其有足够独立判断的空间，有利于实现企业决策的科学化、法治化，更好地避免因决策失误而带来的法律风险和损失。

4、实行派驻法务总监制度，真正有利于实现“三个转型”，即企业法务工作由事后补救型向事前防范型转变、由咨询服务型向审核把关型转变、由具体事务型向参谋助手型转变。

（三）委派法务总监制度的实践效果

1、由企业总法律顾问演变为法务总监，是一个重大的角色转 换，即由企业内部人变为出资人的人。如何使其当好出资人的人，关键是三点：一是法务总监由出资人选拔、委派；二是实行重大涉法事项向出资人报告制度和述职制度；三是由出资人单独进行业绩考核，不仅要考核其履职能力、防范和驾驭法律风险的水平，更要考核其对出资人负责的职业操守。

2、法务总监的职责更加明确，既是把关者，又是重要参谋助手。通过制定法务总监管理办法，明确法务总监是全面负责企业法务工作的负责人，企业班子成员中不另行安排分管法治工作的领导；规定了法务总监的履职范围和行权方式。法务总监通过履行服务与监督职能，贯彻出资人的意图，支持、监督企业遵守法律、法规，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提供法律支持，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越权违规行为以及可能损害出资人利益的行为及时向出资人报告，并督促纠正。

3、作为出资人派出的法务人员，法务总监向出资人负责，与企业总法律顾问相比，工作上不再缩手缩脚，敢于独立判断，提出意见，同时也有义务向出资人及时反馈企业运行的真实信息。

4、法务总监的派驻，使我们较好地解决了国有独资企业特别是尚未建立董事会或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叠企业中，出资人与企业经营层信息不对称问题，法务总监通过出席企业经营班子会议，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对涉法决策中的事项组织专门论证并提出防范法律风险的意见建议。对企业重大涉法事项，建立法务总监与总经理联审联签制度等规定，在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同时，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为出资人把好国有资产安全关。

5、法务总监的派驻，有利于强化企业内部监督机制、责任主体和风险控制机制，决策规定的程序也更能够到位，有利于减少 决策的随意性，有利于进一步理顺出资人与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责权利关系，强化出资人的监管，促进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三、进一步推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工作的思考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和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今后三年我委出资监管企业法治建设的总体目标初步确定为：以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为核心，力争到2011年在省出资监管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全部建立总法律顾问（法务总监）制度，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和重要决策的法律审核把关率达到100％，因违法经营发生的新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基本杜绝，历史遗留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基本解决。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抓好派驻法务总监试点工作，总结经验，适时推广。全面实行和落实重大涉法事项由派驻法务总监和企业总经理联审联签制度，围绕法务总监制度安排的要求，在实践中探索派驻法务总监在权力行使方式、独立判断空间、监督履职范围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进一步强化出资人监管手段，提高出资人监管能力和水平，建立与国资监管体制更加协调的风险防范机制。在明年年初试点工作结束后，在具备条件的出资监管企业全面实行派驻法务总监制度，国有独资公司由国资委选派，国有控股公司由国资委向董事会推荐人选。

（二）进一步完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未开展派驻法务总监的其他重点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总法律顾问制度，重点在强化机构、健全网络、培养队伍、建立机制、完善制度、提高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上下功夫，全面落实企业法律事务工作职能，努力实现法律顾问队伍的专业化。力争经过三年的努力，使出资监管企业及其重要子企业法律事务机构作为独立职能部门的比例 达到80％以上；出资监管企业总法律顾问（法务总监）专职率达到70％；出资监管企业全系统法律人员中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的人员比例达到60％。

（三）加大力度做好企业法律纠纷调处工作。一是指导企业建立健全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预警机制，定期分析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发案原因，通过总结重大法律纠纷案件暴露的管理漏洞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建立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责任追究制度，对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不健全、疏于法律风险防范而发生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追究企业主要领导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的责任。二是继续坚持内部模拟法庭制度和国有企业历史债务协调机制，力争历史债务在三年内基本得到化解。三是继续抓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工作。既要在合同管理、投融资决策、对外收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好法律风险防范，又要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可能转化为法律风险的苗头进行防控。

（四）开展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试点工作。选择两到三家企业开展试点，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在企业建立起以实现总体发展战略为目标，以策略、措施、组织以及信息系统为主要内容，以流程为载体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达到集团公司控制力加强，企业内部、企业与股东之间信息沟通真实可靠，企业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无重大风险损失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