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影响及其对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此，“十五”纲要中指出：“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较快的增长”。近几年来，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
一、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2%，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从1997年开始，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直到2001年才出现反弹，增长4.2%。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比上年增长4.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2575元，比上年增长约４%。最近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受“非典”和洪涝灾害的影响，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为2127元，仅比上年增长0.4%，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政府不再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幅下降。过去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提高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随着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再靠提价的办法提高农民收入已经不现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连年提价，加上粮食生产成本递增，目前我国小麦、玉米、大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二至七成，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如果再提价无疑于饮鸩止渴。
（二）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特别是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逐渐减少。在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全社会更加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的背景下，许多以低技术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面临困境。一些地方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减少冗员，导致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就业人数下降和农民收入减少。2000年，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部分为1063元，与1090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大；但在二、三产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方面，安徽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为255元，与福建、浙江差距分别高达1018元、2181元。因此，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低，主要是差在二、三产业和工资性收入上。
（三）农民的不合理负担过重，削弱了农民收入的份额。农民的收入本来就低，却要交农业税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据统计，2002年，纯农户的人均税费负担为115.7元，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人均税费负担为81.8元，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人均税费负担为62.1元，相较之下收入较高的城市人口平均税费却只有49.5元。我国有些县乡基层政权人员过多，开支庞大，财政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口，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运转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向农民伸手要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二、农民增收缓慢的影响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多人在农村，农民长期不增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增收缓慢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6%，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长3.8%。也说是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不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农民收入上不去，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利于消除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带来负面影响，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要求。
（二）农民增收缓慢是实现扩大内需方针的巨大障碍。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通货紧缩，消费不足。为此，中央做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方针。刺激9亿农民的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把农民消费的潜力挖掘出来，必将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农民增收缓慢，消费欲望不强，消费模式仍然以生存性消费为主，农民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农民增收缓慢不利于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三）农民增收缓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严重的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的主题，也是我国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的主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的根本问题。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看农业是否实现现代化，同样，能否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农民是否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难之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广大农村；关键之点，不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农民收入普遍大幅度的增长。如果农民增收缓慢，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必然要拖全面小康的后腿。
三、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对策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同时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面对农民增收缓慢难题，我们必须运用综合措施，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一）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首先，鼓励农民种植优质粮，增加粮食直补资金，并直接发放到户，千方百计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安徽省出台政策，规定早稻上市时，由国家指定粮食企业按每斤0.70元最低保护价收购，当市场高于保护价时随行就市。其次，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促使产品多样化和优良化，走出一条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再次，推广先进的种植、养殖、加工、贮藏等技术，并注重开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名优产品。最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农业从产前向产后延伸，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农业的综合效益，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举。安徽省于2000年在全国率先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年1月1日宣布在上年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业税附加，减征农业税，为此全省可直接减轻农民负担近6亿元。2002年河南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村“三乱”得到有效遏制，当年农民负担比改革前要减轻37.7％。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费用，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三）发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
第二篇：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影响及其对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此，“十五”纲要中指出：“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较快的增长”。近几年来，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进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
一、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
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5.2%，农民得到了实惠。但从1997年开始，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1999年增长3.8%，2000年增长2.1%，直到2001年才出现反弹，增长4.2%。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比上年增长4.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为2575元，比上年增长约４%。最近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徘徊在4%左右，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受“非典”和洪涝灾害的影响，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年为2127元，仅比上年增长0.4%，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政府不再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增幅下降。过去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提高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价格，随着国内外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再靠提价的办法提高农民收入已经不现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连年提价，加上粮食生产成本递增，目前我国小麦、玉米、大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二至七成，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如果再提价无疑于饮鸩止渴。
（二）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特别是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逐渐减少。在一般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全社会更加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的背景下，许多以低技术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面临困境。一些地方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减少冗员，导致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就业人数下降和农民收入减少。2000年，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部分为1063元，与1090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并不大；但在二、三产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方面，安徽省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为255元，与福建、浙江差距分别高达1018元、2181元。因此，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低，主要是差在二、三产业和工资性收入上。
（三）农民的不合理负担过重，削弱了农民收入的份额。农民的收入本来就低，却要交农业税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费”。据统计，2002年，纯农户的人均税费负担为115.7元，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人均税费负担为81.8元，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户人均税费负担为62.1元，相较之下收入较高的城市人口平均税费却只有49.5元。我国有些县乡基层政权人员过多，开支庞大，财政上存在着严重的缺口，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运转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向农民伸手要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二、农民增收缓慢的影响
我国13亿人口中有9亿多人在农村，农民长期不增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增收缓慢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1997年至2002年五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6%，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长3.8%。也说是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不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农民收入上不去，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不利于消除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带来负面影响，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要求。
（二）农民增收缓慢是实现扩大内需方针的巨大障碍。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通货紧缩，消费不足。为此，中央做出了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方针。刺激9亿农民的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把农民消费的潜力挖掘出来，必将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农民增收缓慢，消费欲望不强，消费模式仍然以生存性消费为主，农民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弱。农民增收缓慢不利于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三）农民增收缓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严重的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的主题，也是我国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的主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的根本问题。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看农业是否实现现代化，同样，能否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农民是否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难之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广大农村；关键之点，不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农民收入普遍大幅度的增长。如果农民增收缓慢，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必然要拖全面小康的后腿。
三、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对策
促进农民增收，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同时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面对农民增收缓慢难题，我们必须运用综合措施，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一）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首先，鼓励农民种植优质粮，增加粮食直补资金，并直接发放到户，千方百计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安徽省出台政策，规定早稻上市时，由国家指定粮食企业按每斤0.70元最低保护价收购，当市场高于保护价时随行就市。其次，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促使产品多样化和优良化，走出一条优质高效的发展道路。再次，推广先进的种植、养殖、加工、贮藏等技术，并注重开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名优产品。最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农业从产前向产后延伸，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农业的综合效益，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举。安徽省于2000年在全国率先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年1月1日宣布在上年取消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取消农业税附加，减征农业税，为此全省可直接减轻农民负担近6亿元。2002年河南省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村“三乱”得到有效遏制，当年农民负担比改革前要减轻37.7％。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彻底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各种费用，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三）发
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广大农村，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仍然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要积极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深化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多种资产经营形式，把发展乡镇企业与推进农业产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导扶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增加农民非农就业。
（四）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农村人多地少，要想致富，必须鼓励农民“走出去”。各级政府要建立和健全覆盖面广的劳务输出网络，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多渠道组织劳务输出，把劳务输出作为增加农民的重要途径。
四、用城乡统筹的思路促进农民增收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坚持“五个统筹”，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思路，加快建立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五个统筹”的思路充满了辩证法，它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用城乡统筹的观点来思考“三农“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支农、建农问题，而是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问题，通俗讲，是如何把“农民”变成“市民”的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为３６％，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工业增加值已占ＧＤＰ的５０％）。为了彻底解决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需要将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逐步解放出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减少农民、致富农民的目标。
今天，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繁荣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满足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城乡信息、劳力、资金、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城乡互补和共同发展。同时，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有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规模经营。目前，外出打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年，全国共有近1亿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总收入达3700亿元。安徽省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人均529元，同比增长23%，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9.2%。
城乡统筹是考虑和解决所有“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城乡统筹实质上是统筹城乡生产要素。首先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实现城乡劳动力的统筹，就是要逐步取消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合理准入规定及不合法的收费；广泛开展以职业技能为重点的转业培训，搞好农民工外出的信息服务；整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年底，根据党中央、xx的部署，有关方面迅速行动，积极采取措施清理拖欠建设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截至～年1月中旬，已偿付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215亿元，清欠率达到68%，其中，～年发生的欠款已兑付89%。
其次是统筹城乡税收。许多国家都实行城乡一体的税收体制，农产品税负几乎为零。～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总体上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直至完全取消，这就为最终实现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
最后是统筹城乡信贷。目前农村全部贷款只占金融机构总贷款余额的10％，与农村对GDp的贡献率不相称，信贷资金不足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今后制定货币信贷政策，要更加重视城乡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在农村信用社改革中，应逐步提高对农村经济发展贷款的比重。
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重大的思想创新。农民增收问题只有在统筹城乡发展框架内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第三篇：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何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近年来，我们围绕农民增收，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但是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我认为，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围绕农民增收，狠抓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运用行政手段的多，市场运作的少，农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的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特优产品比例低，缺乏竞争力。二是一般性的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区域结构高度雷同，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加之，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相对突出，农产品供求矛盾由总量为主转向以结构为主，从而致使大宗农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相对过剩，出现“卖难”和价格下降。
2．农产品成本高。
3．非农岗位就业不足。
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自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劳务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度成为支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自1996年以来，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乡镇企业整体萎缩，增长速度回落，经济效益低下，吸纳就业能力明显下降。近几年来很多在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不得不重新加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行列。由于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明显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也随之下降。与此同时，自1995年开始，国民经济连续7年缓慢增长，国有企业下岗或失业人员增加，为了给这些下岗或失业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许多城市都制定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给农民进城务工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加上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势下，进城务工的难度越来越大。上述两个方面都减少了农民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抑制了农民非农产业工资性收入，导致了农民收入增幅下降。
4．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由于种种原因而严重滞后。1998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还未得到根本性改变，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拥挤在狭小的土地上，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造成了农民增收困难。与此相适应，农村的二、三产业发展缓慢，无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的就业领域窄小，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使农村经济无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良性循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潜力不能充分释放出来。
5．农民负担过重。
农民负担是农民向国家和社会无偿提供的支出，它与农民实际收入间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近几年来，中央三令五申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一些地方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年全国农民增加承担的“提留”、“统筹”等费用有180元，占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的10%以上，占上一年农民现金收入的16%，已大大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得超过上年纯收入5%”的上限，由于农民负担加重，使得农民收入很大一部分被挤掉。
第四篇：影响农民增收原因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德州市农业局
（2009年10月24日）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但受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常年偏低。
二、农业比较效益低。在农业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对较低，依靠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
三、品牌农业发展相对迟缓。品牌就是生产力，就是经济效益。没有品牌，就没有市场；没有品牌，就没有效益。近年来，虽然我市品牌农业取得较快发展，但由于各级政府投入不足，“三品”生产基地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出口农产品基地建设与先进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明显弱于其他先进地区，高端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对农民增收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拉动效应相对较弱。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市重点龙头企业已发展到700余家，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到816家，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但从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看，部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利益连接仍比较松散，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龙头带基地、基地促龙头、互惠共赢、良性发展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五、农民综合素质低。总体来看，农民较低的综合素质，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从事、创业能力，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五篇：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
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
农民收入增加的问题事关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的大局，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结合江宁区农村的实际，就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及对策谈一点浅见。
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农民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水平。江宁区也同全国一样，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据目前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自身因素等。
1．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转让，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抛荒）和有人无田种的怪现象。个别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示范”旗号，转租农民承包田，变“示范园区”为部门和单位增收的“小金库”。另外，还有的以发展为名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如某某专业种（养）植园地等，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从全国来看，1991年～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七五”期间为5．3％，而“八五”期间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门受到金融体制的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局部地区又回到了“刀耕火种”时代。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其一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费用。有统计资料表明，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供养人员的71％，而财政收入只有全国的21％，七站八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因官设位，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江宁区乡镇由原来23个减为17个，行政村由343个减为248个，精简各级干部1000人，为此每年可减少农民负担3000万元。其二是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人数中70％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虽由中央、省、市、县、乡镇几级共同承担，但乡镇承担高达78％之多，而最终农民承担达80％左右。其三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农民除应缴农业税等外，基层政府和各部门乱开口子，巧立名目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市场因素。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面对市场，应对国际农产品出口竞争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从客观上讲，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震荡，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占比是3∶7，而农产品是7个人生产，3个人消费，卖方市场自然转向买方市场。“卖难”现象尤为突出，依靠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潜力极其有限。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生产上注重的是数量上的扩张，而忽视质量上的提档．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数额有限。从主观上讲，在生产和经营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单兵作战，而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冲击。
3．自身因素。江宁区是一个农业大区，由于历史原因，城乡差别比较明显，农村发展较为滞后，因而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是农民素质较低。目前江宁区现有农村劳动力33．6万人，其中大中专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质低，导致综合素质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运用现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弱。就业门路窄、致富机会少，造成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的浪费，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匮乏。目前江宁区人均拥有耕地0．8亩，林地2．85亩，水田0．48亩。撤县设区后，东山镇将纳入南京市主城区，大面积的开放开发、人口不断增加、基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农业资源下降和农业生产规模上升的矛盾日趋激烈，这都将给
农民增收带来阻力。
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在全国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实现农村小康的关键在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应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新对策、新措施。
1．更新观念，增强市场、服务、科技意识。具体应做到提高三种意识：一是提高市场意识。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它已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品种、规模，既要立足于当前效益又兼顾长远利益，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依据自身实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宁市场为依托，辐射南京和周边城市，以水、陆、空便利交通为桥梁，以特色农产品为龙头（如横溪西瓜、土桥大米、禄口獭兔等），在大、中城市设立营销点，使农产品的外调、外运、外销灵活运转，自然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储运——销售——信息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围绕市场、重视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市场，最终达到建一方市场、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务意识。基层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转变职能与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优势，搭好舞台，让农户上台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务甘当“配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江宁区横溪镇为促进本地区农产品升级，不惜一切代价花巨资每年为瓜农举办一次 “西瓜节”，使“横溪西瓜”不仅在全省乃至华东地区闻名遐迩，成为带动横溪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就此一项就使瓜农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识。首先必须加大科学技术宣传推广力度，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送知识、送科技、送信息下乡，使优、特、新品种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信任和应用推广。委派责任心强、业务精的科技骨干、专家、学者深入到农户、田头、场棚，为农户排忧解难，结合实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渔则渔，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农民自身应不断增强科技意识，加大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投入，提高自身档次和科学文化综合素质，依靠科学技术发家致富。
2．夯实基础，采取多投、少取、调整的方法。“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实现强民富民关键在于夯实农业基础，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多投，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继续抓好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的电、路、沟、渠、坝、库、闸和农业机械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对农业补贴数额的同时，切实改进补贴方法，逐步建立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制度，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逐步完善金融体制，加大对农业的放贷尤其是放宽对农户的中短期小额贷款的政策，简便手续，建立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切实为农户服务。
二是少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抓好农村税费改革，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比如近几年对电力农网进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调整线路，更新设备，减少自然损耗，严厉打击偷电行为，统一电脑计费，杜绝了关系电、人情电，为农业每年减少电费支出达50％以上。坚持按中央“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脱产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办法的内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真正使农民通过减负促增收。
三是调整。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自主调整种植、养殖结构，使油粮经济二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移，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蔬菜业、林果业等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创品牌、创名牌。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切实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目前江宁区农村
劳动力33．6万人，占全区人口总量的42％，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个客观事实严重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加快城市化进程，特别是把握好江宁撤县设区的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流通、加工服务等领域，向二、三产业要收入，拓宽增收空间。解决土地使用权的矛盾，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采取经营权有偿转让、切块置换、股田制等形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让农民真正享有国民待遇，取缔一些带有歧视性的限制，如消除农民工进城就业、就医、子女入学、户籍门槛过高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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