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第一篇：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一

引

言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我国农村也面临发展的大好形势。党和国家亦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历史条件。但是随后的一连串错误政策使我国农村发展陷入绝境。事实证明，建国后近三十年我国的农村政策至少是不成功的，我国没有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从而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的政策和中国及世界的形势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我国的农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也获得了较大的收益。但是，短暂的蜜月过后留给农村和农民的是发展的持续疲软，是农村和城市的愈益扩大的鸿沟，是东西部农村的巨大分野，是农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本文将就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来年农民之间收入差距作比较深入的分析，主要是集中在差距形成的趋势、原因和对策方面。在寻找原因的时候我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因为历史教给了我们一切。本文力图以敬畏的心情去回想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和带给广大农民的苦难，以科学的精神来鉴别历史的真伪，以中立的价值观来探求真理。以此去寻求属于理想主义者的真理，属于空想家的公平、正义和属于农民的苦难及梦想中的农村发展。数据是让人痛心的，前景却不那么乐观；留给我们的是可能。本文力求做到结合历史实际，运用数据分析法，历史方法展现我国当前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势和趋势，它们形成的原因，力求寻求一点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其中主要集中在趋势和原因方面。对策是无力的，如此艰深的问题不能由某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来解决，为了保持文章的完整，尽量提出一些自己认为可能会给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的对策。本文分三部分，分别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各部分相互衔接，有机结合。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众多研究者的大量富有成效的成果，在此深表谢意；并尽量给出注释，以示尊重。

有必要说明本文的逻辑。本文从具体的数据出发说明了中国当前（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势和趋势，由此寻找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此问题的对策。在寻求原因时，本文注重从纷繁复杂的原因中寻找社会和历史的根源，这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作者认为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结构，社会的组成部分本身也是结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层层相互联系和包含的结构所组成。结构的变化不是孤立的，任何变化都是整体变化的一部分，任何结构的变化也要从整体着眼，全面的看待。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不是单一的问题，它是复杂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它的解决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脱离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本文说明了中国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农民收入差距在较低水平上产生和扩大的原因和继续扩大的原因，着力点在其社会和历史根源，说明了这种状况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而本文的对策分析正是建立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的，二者有机统一。

二、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的分析

本部分介绍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趋势，说明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是在低收入基础上的扩大，且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农民的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较大的增长，但增长速度在减慢，农民与市民的差距在扩大，农民相对越来越贫困；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这样的基础上却扩大了，并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种差距将继续扩大。以下就是对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作详细的分析。主要涉及农民收入水平变化的总体趋势，变动的具体情况，和地区之间的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势；其中变动的具体情况用常用的几个指标来衡量，包括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为了更加具体的介绍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本文用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和构成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工资性收入等来说明收入差距可能会越拉越大，因为不同的发展速度本身就是差距产生的原因，而这也正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或许这会给政策制定者有益的暗示。由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地区之间表现更加明显，本文也介绍了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

（一）、农民收入水平及分配差距变动总体趋势

这表现在1.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变慢。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再度出现回落，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取得比上年增长9%的基础上，便进入了急转直下阶段，1997年比1996年增长4.6%，增长速度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4.3%，比上年又下降0.3个百分点；1999年增长4%，比上年又下降0.3个百分点；2000年仅增长2.1%，增长速度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由于基层存在着的屡见不鲜的农民收入“兑水”现象，农民收入的实际增速比上述统计数字反映出来的增速事实上还要低。增长速度的变化导致收入的相应变化。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

农民收入增速减慢，使一度曾有所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在这一点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城乡之间差距好象说明不了农民之间的差距。但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地区内部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变化趋势之中发现在相应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具体情况，甚至会发现单纯看农民之间收入数据变化所不能发现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各地农民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发展、变化的结构状态，从而找寻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就是只有跳出农民问题的圈子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这在后面的内容里会有所论述。3.居民消费结构城乡差距拉大。当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向空调器、摄像机、影碟机、电话、电脑甚至汽车

等高档、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发展的时候，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性为主的消费水准上。这一点是结合上面的情况共同发生影响的。

（二）、农民收入差距变动的具体分析

1.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大

而20%的收入最低的农民拥有全部农民纯收入的5.05%，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只拥有全部纯20%最低收入人口所拥有收入份额相比形成的库兹涅茨比率从1986年的6.62到1999年的9.68；20%最高收入人口与40%最低收入人口所拥有收入份额相比形成的库兹涅茨比率从1986年2.43增加到1999年的3.23。显然，农民纯收入向高收入人口集中，1999年20%的高收入人口几乎拥有了全部纯收入的一半，60%的相对低收入人口（包括低收入、次低收入、中等收入）拥有的收入不足全部纯收入的30%。他的结论是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在拉大。

2.从恩格尔系数看农民收入状况

而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主要以出售农产品为主的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从而导致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扩大。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农产品为主业的部分农民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的话，也就可以预见他们的收入会相对下降。

3.刘鸿渊从另外的两个角度说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他认为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劳动收入的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由于农民自身的技术技能、知识水平和不平等的劳动就业机制，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选择，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从事脏、苦、累的劳动，而得到的劳动报酬却很低。在新的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多数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因规模、资金、人才、产品、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处于竞争劣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压力，规模扩张受限，削弱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农民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空间受限，这在我国中西部表现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表明，农民从工业部门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变化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从我国农村情况看，1995年与1998年比，农民从工业部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从企业中获得的其他收入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从18.3％上升到39.7％，从而成为影响农民收入差距的第一要素。

（三）、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地区分析

1.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地区之间的差距已经是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地区间农民收入的差距也是这个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式也具有共性和个性。近几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农村地区差距却有所扩大。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４年各省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值的平均差距由４１．７％扩大到５３．２％，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差距由２０．８％扩大到２７．３％；东中西三大地带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１．５８∶１．１３∶１扩大到１．８７∶１．２３∶１。

农村发展差距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差距，同时也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差距。不同产业适用于不同的经营方式，所以产业的差距会表现为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差距。反过来，经营方式和经济体制的不同，导致资源组织方式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的资源组织和生产活动中，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从而进一步促成产业结构的差异。

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差距中，劳动报酬和转移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差距相对较小。从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来看，在引起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中，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在减少，1990年时东西部之间农民人均收入差距57.6%是由家庭经营收入差异所造成，1994年这一比例降到了51.5%。1990年农民收入差距33.78%是由集体经营收入差异所引起，而1994年农民仅劳动报酬的差异就占到其收入差距的44.%16。

2.东西部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明显

三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的分析

我国农民贫困了几千年了！自奴隶社会以降，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苦难的历史，是农民寻求幸福的历史。可是历史给可爱、勤劳的农民开了个玩笑，无论历史轮回还是王朝更替。农民的命运只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百年是中国寻求新的发展思路的历史，农民也为此苦苦追求，最后，终于倒在老对手封建王朝的老把戏上：欺骗--利用—消灭。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美好的发展前景，于是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最大的贡献。于是成为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于是新中国建立了。新中国的建立曾经给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以美好的幻觉。中国农民的地位得到了宪法的肯定，似乎大多数出身农民的新的掌权者会带给农民希望。而建国初的一系列政策也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土地改革、农村经营方式的改革都是有益的尝试。然而后来的疾风骤雨改变了发展的进程，新的政策彻底的打破了农民富裕的美梦。本文的主题是探讨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趋势、原因和对策，并且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正如伟人所说，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当然不能背叛；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历史给我们的启发。下面就是我们不太愿意面对的那些历史。把农民贫困的原因当成农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否是文不对题呢？表面上是的。如果这样认为，我们当然是陷入了就事论事的老套思维方式。所谓收入的差距就是收入有多有少，就是一部分人收入比另一部分人高。我们形成共识的是以下所叙的各点是农民整体贫困的重要原因。农民之间之所以会形成收入差距，并且像这样越来越严重，原因不就是农民的贫困，并且越来越相对贫困吗？我们发现了农民之间在既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却同时陷入了一个思维陷阱。就像人们钻进一个小洞寻宝，碰到了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宝物，于是满足了，心满意足，以为找到了真理；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里只是更大的宝藏的一个小藏宝处，它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吧。在本文讨论的这个问题上正是如此，人们普遍就事论事，或深刻、或肤浅；或激进，或温和。他们忘记的就是农民收入问题的社会背景，和隐藏在这个复杂问题后面的结构。我把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看作是一个小的结构，它作为一个主题是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它就是中国农民的整体贫困；而中国农民的贫困也只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如人们所熟悉的一样，结构的变化是复杂的，小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更大级结构发展、变化的一部分；考察小结构当然不可以局限于其本身，跳出框框寻找起背后的故事，是研究的新思路，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就是本文寻找农民贫困的原因的初衷。也是自认为本文的创新之处。下面就这个问题做具体阐述。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就历史根源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而对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原因阐释也尽量具体，并把区域间深入差距的原因单列分析。本部分解释了第一部分所介绍的农民贫困的原因，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差距继续会扩大的原因。

关于农民贫困的根源，方辉振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作者借鉴了他的观点，形成了本文关于根源的看法。即：制度根源，经济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文化根源，政治根源。其中文化根源和历史根源具有较大的关联性，而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几个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的。作者以这部分说明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是农民整体的贫困。

（一）、我国农民贫困的深厚根源

1、人民公社是导致我国农村长期贫困的制度根源

本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村，它将要在这个阶段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然而，在１９５８年发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几乎剥夺了农民的一切财产，而且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不仅取消了雇工经营及按资分配，而且几乎取消了农民的家庭经营。结果并没有使亿万农民走向“共产主义天堂”，反使亿万农民陷入贫困深渊，使农村陷入崩溃的边缘。这是由人民公社制度本质特征决定的必然结果。而这也为今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副作用远非文字所能描绘。

2、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经济根源

工农产品剪刀差包括比价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价剪刀差，是指以一定时间为基础，工业品价格相对愈来愈高，农产品价格相对愈来愈低，在统计图上呈张开的剪刀状。比值剪刀差，则是指在工农产品交换中，工业品价格愈来愈高于它的价值，农产品价格愈来愈低于它的价值，在统计图上呈张开的剪刀状。两者本质上都是以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式使农业和农民的部分收入流入国家和工业部门，换言之是国家和工业部门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夺。它是构成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另一根顶梁柱。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

１９５２年以来，我国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计算，光是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２年剪刀差绝对量总额就达到了７３１７亿元，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来看，剪刀差的变化与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变化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剪刀差扩大，农民收入就减少，生活水平就相对下降，反之，农民收入就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因为剪刀差扩大必然导致农业及农民利益流失过多，其生产经营环境恶化，削弱农业自身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问题的关键还并不在于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业部门创造价值的抽聚，而在于所抽聚资金的流程，流向及其后果。在１９８４年以前，剪刀差一部分是通过农产品加工业部门和商业流通部门，最后以利税的形式流入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通过为国家财政承担一项重要负担，以低价收购农产品以低价供应给市民的形式流入国家财政。然后，国家再将其主要部分投入城市工业和城市建设，将其少量部分返还给农业。由于国家投资主要是通向城市工业，这种主要靠供给建立起来的资本集约型工业化模式，不仅对资金有着持久的巨大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其运行机制不能形成对积累源泉的保护和培养，因而必然造成工农业发展相互脱节，城乡经济差距拉大，伴随城市发展而来的只能是农村的停滞甚至衰落。

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剪刀差的流程流向发生了变化：一是被国有企业所截留，流向市民消费。国家财政物价补贴政策，不仅没有随着市民收入水平提高而予以修正，反而由生产者向消费者偏转，从而造成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二是被地方政策和乡镇企业所截留，流向非农产业，导致价高利大的地方加工业，房地产业和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从而大大加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生活水平的差距。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往往是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比较多的地区，比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恰恰是承受剪刀差较大的农业生产地区，这就是形成农业大省、农业大县贡献大、效益很差（产粮大县、财政穷县），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矛盾的深层根源。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存在与拉大是造成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市民生活与农民生活之间区别的经济根源。它损害了农业的发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这种损害是持续的，无报偿的。

3、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根源

现代生产力和现代产业，同传统生产力和传统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特点，中国也不例外，旧中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畸形社会，约占社会总产值１７％左右的现代工业同占８３％左右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同时并存是它的主要经济特征。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产物的使二元社会结构凝固化的政策在我国实施几十年，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却导致了我国农业的衰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据统计，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９年，国家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从农业净提

第二篇：浅论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

取７４０５亿元来发展城市工业建设。由于长期对农业积累的超度提取，农村资金被过量抽走，而大量劳动力又滞留在农村，工业对农业又无反哺，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手段的长期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比较效益低差。而农业比较效益低差又导致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都不愿意投资于农业，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综合生产能力下降。

二元社会结构既抑制生产，又刺激消费、助长浪费，加重财政负担。国家计划的二元经济结构，保护工人，损害农民，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效率的降低，因为它丧失应有的激励和压力机制。城市和工业在没有任何压力下走向低效率，农民在剥夺下走向贫困，社会发展走向缓慢。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是效率

。１９８９年国家用于粮油的补贴达到４００亿元，全民单位职工医疗卫生支出达到１８７．３亿元。另一方面，二元社会结构由于排斥了竞争机制，使社会趋向僵化、懒惰、保守，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社会基础，因而必然造成工业效率低效益差，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样就必然造成财政捉襟见肘，减少对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投资，从而最终导致农业、农用工业及农村教育卫生事业的长期落后，农民素质普遍低下。

二元社会结构由于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不同利益格局，因此也就切断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的集聚渠道，导致我国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它似乎避免了“城市病”，却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农村病”。这就是乡镇企业布局分散化、小城镇发展无序化、农业生产副业化、离农人民两栖化、生态环境恶化。

4、小农生产方式是导致我国农村贫困的历史根源

小农经济是我国的一大历史遗产。它之所以成为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政府采取“限田、均田、限息、永佃制”等保护措施，或农民反抗起义而造成修复小农生产方式的再生机制；另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生产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他们忍受封建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三重剥削，用苛刻自己、多种经营的方式维持自己生存，甚至用牺牲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萎缩再生产的办法来维护自己。这样，小农经济与贫困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生产方式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它对农民思想的影响。这就是与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是小农意识，它严重阻碍农村的发展。

5、文化根源

与小农思想相适应的是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政策文化向来是重农轻商。士农工商的顺序反映了商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孔子及儒家传统向来也是重义轻利。这是造成我国没有产生商业文化的文化根源。历史上有钱人不是继续扩大生意，而是买田置地，享受生活；他们也不敢太有钱。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不具备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农村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农民的开拓性，创造性极大的受制于这种文化。虽然我们被称为礼仪之帮，但是我国的社会诚信却为人所不齿。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社会是低效率的，也很难发展现代社会化的大生产。比如中国和韩国，两国的私营企业家族化说明两国经济发展社会化的水平，这也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6、政治根源

建国后，我国广泛的建立了农民协会，以促进农村土地改革的开展和农业的发展。后来农业协会被取消。从此农民没有专门为自己服务的机构，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为其主张权利；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唯一的方式是上访。但是这样的方式远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长期的错误政策不能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农村的巨大问题不能受到当权者的重视，农村的现实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正是缺乏为农民服务的正式机构。农民在政治上的权利没有与其贡献和地位相适应的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他们无法改变现实，也不知道怎么改变。于是只好贫困下去，等待救世主。现在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正是这种政治状况的注脚。

（二）、原因的具体分析

除了历史根源外，农民的贫困还有具体层面的原因。以下所述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及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的区别，决定了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产生和发展趋势。

1、农民收入现状的客观原因

当前，农民收入问题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全国性的比较普遍地发生，中国当前的农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从出现到进一步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农业、财政和基层行政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结果。

(1)、现行财税体制加重了中西部农民负担，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行行政体制不规范、农村税费改革造成同一地区以不同收入为主的农民之间负担不一致，造成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农民就业机会减少，农民隐性失业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不合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欠账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后劲。

比如农村教育的水平的严重滞后，农民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这种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区别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2）、农民负担是农民收入不足的重要原因，它指的是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其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活动之外所承担的经济负担。包括税收、村提留、乡统筹、农民义务工、和“三乱”，即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而隐性负担通过不合理的价格因素，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暗中向农民转嫁。

（3）、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新型产业、现代产业比传统产业经营收入和工资相对较高，但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及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渐进的，只有一部分人才能首先从产业结构变化中获得好处，因而农民收入差距可能因为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大。通过分析发现，1986～1999年间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民家庭在就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家庭经营的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劳动力转移到家庭外就业的力度越大，家庭经营中非农业特别是非种植业的投工量越少，非农产业创造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越大。可以推论：农业、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变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2、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观原因

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观原因包括上文所分析的关于农民小农思想和文化，由于在市场观念上的差别导致行动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明的觉悟的早的一部分人毫无疑问是先富起来的。由于生产资料的差别，从事产业的区别，家庭劳动力的区别，家庭负担的差别，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的扩大，并且由于上述的原因的继续存和加剧在继续扩大，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形成贫困落后的恶性循环。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

（三）、我国农民之间收入的区域差别的原因分析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我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一些具体的诸如政策和主客观的具体原因，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并扩大，且可能恶性循环，加速差距的扩大；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些状况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随着这种情况继续扩大。其中的原因总而言之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发展不够。

四

中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分析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中国农民收入问题，是长久的历史问题，也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宏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课题。它不仅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首要难题，其复杂性和问题解决的艰巨性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短期内虽然可以力争缓解其严重程度，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它需要政府坚定的决心、高度的智慧，需要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

如前所述，农民收入问题积重难返，如果局限在农民问题本身肯定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既要解决现实的农民收入的问题，深层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刻不容缓。正如上文所述，原因很简单，就是取走太多，投入太少，发展不够。因而本部分的对策就针对这三方面展开。本文将从两方面分析解决中国农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对策。主要思路是通过促进农村的发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并进而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虽然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解决不能等同于农民收入问题的解决，但是我国农民收入差距的出路只能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基础上达到目的。因此本文注重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以提高农民收入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并提出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指导思想，制度设计

2、关于制度方面，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的制度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失误。包括：废除城乡分割、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解决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缺位。改革农村行政体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基层真正实行农村民主自治。农民收入问题反映了农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弱势群体”地位。农民作为最大的一个集体，缺乏或没有发言权，形不成对话的力量，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农民需要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和行动领袖。

农村民主自治制度的真正、彻底实行，可以抵制一些不合理的行政性的阻力，化解一些传统体制的弊端。建立新的农村财政体制，加强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给农民“国民待遇”。建立合理的农村金融体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在以上6个方面的制度中，户籍制度改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性国民手段，而农村行政体制改革，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政治性制度保障。

（二）、政策措施

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和农民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根本的途径就是促进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再以适度的政策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适当调节收入差距。从而解决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要使农村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相协调，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建立城乡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拓展顺畅流通渠道。要建立开放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必须打破现有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以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前提条件的。国家应从放开城镇户籍制度着手，消除农民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城市为中心，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性产业，以增加劳动力就业数量。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外出打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成为今后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之一。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的重要保障。

2、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要对农业实行保护和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使农民从政策的优惠中增加利益。定在当前粮食市场价格低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有效措施是完善粮食购销政策，最主要的是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要加强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投资水平，从资金上保证农业的发展。进行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在农村地区，教学设施简陋，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师工资长期拖欠，优秀教师流失，学龄儿童辍学成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普遍现象。按税收公平原则，农村基础教育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财政投资，应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体制。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教育体制的建立就是要求国家将农村基础教育纳入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之中，统一进行规划和投资。

3、利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机会，改革县乡财政、行政体制，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供制度保证。农民负担的减轻以及农村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我国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行政制度的配套改革，特别是县乡政府财政与事权的相匹配问题、政府行为的规范问题。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不能仅停留在税费和税率以及纳税方式上，而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重新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与事权，本着公平、效率的原则对农村税费和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彻底的改革，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关键的一点在于庞大的“皇粮”人员的减少。

很明显，上述政策是农村发展，农民收入提高的政策保障。但农村的发展不会因以上条件的成熟变成必然，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会因此消失。我们必须跳出农业的框框取寻找农村发展的新思路。那就是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提高。总之就是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要从其它产业的发展找出路。使农村的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一环。这样才会由农民收入的更大提升。所以我们需要：

1、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发展乡镇企业。一方面，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小城镇，促进乡镇企业集中，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逐步向小城镇转移；另一方面，要注意发展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较高的乡镇企业，特别是发展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发展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逐步取消“二元经济”特点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致富。积极发展非农产业，发展体现合作制原则的龙头企业，在新的起点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非农产业的转移，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把小城镇建设与繁荣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

2、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农产品需求，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发展外向型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中增加农民收入。要解决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专用化优质原料的供应问题。要加快对现有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工艺，提高加工能力和产品档次，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加快调整农业结构，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业布局，提升农业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调整区域布局，优化农业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的比重。调整农业的功能定位，努力开发农业资源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旅游功能。大力发展森林公园、休闲农庄、设施农业示范场、花卉博览园等观光农业、休闲体验农业，适应大都市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多样化消费需求。金融机构要按照农产品加工业的要求合理调整贷款结构，适当增加贷款总量。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率，对加工企业进口农产品加工设备和引进技术，在关税和增值税上给予优惠。以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素质和效益。

3、培植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按照“民有、民营、民享”的原则，引导种养大户组建生产者联合组织，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基层农技部门、供销社、贩销大户、联合种养户兴办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

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农民收入差距的自动缩小，因此为了防止农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调节收入差距。适当缩小农民收入总体差距水平。

农民收入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素质的结果，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的根本在教育，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建立农村长期教育机制，为农民提供培训和终生学习的环境。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从增强致富本领中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要帮助现实中确实存在困难的群众，提高其素质，帮助其通过自身的发展提高收入水平，变过去的输血扶贫为造血发展。

前文提到的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农民之间收入差距问题的特例。本文认为它的解决将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得到解决。值得指出的是国家有必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而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

五

结

语

中国农民收入差距问题，是长久的历史问题，也是在特定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等宏大背景下产生的历史课题。农民收入问题积重难返，而农民之间收入问题也在这一基础上变的更加复杂，解决起来也更加困难。如果局限在农民问题本身肯定是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既要解决现实的农民收入的问题，也要解决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问题，深层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也刻不容缓。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法结合历史方法，综述了农民收入的具体状况，如本文所展现的那样，当前农民收入的形势是农民收入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农民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扩大，并因为各种原因将继续扩大；其原因在于国家和社会取走的太多，投入的太少，发展却不够；在探索原因时本文注重寻找长期以来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影响，这是本文的重点和创新之处；本文还探讨了形成当前农民之间收入现状的具体原因。本文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少取，多予，求发展。而其发展由需要跳出农村的框框，寻求与社会的共同发展。本文提出在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方面要有根本的改变，也提出了具体的促进农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提出要跳出农村发展的旧框框，发展要有新思路。农村的发展要和当前中国发展的整体形势适应，农村发展本身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部分。相信在正确的政策指导和广大农民的努力下，农

第三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第四篇：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中国农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编者按：今年春节后，媒体上刊发了不少回乡见闻、回乡散记等，颇受追捧，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之下，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编者特约此文，与读者分享一位“三农”问题研究者对中国农民的某些观察角度。

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

（一）我国还处在政府与市场转型阶段。政府正从管治朝着治理转型，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转型。与此相应，我国的农业正从小农经济朝着现代农业转型，我国的农民则与其他社会职业一样，均处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

在国人当中，看高农民者有之，看低农民者也有之。不过，看低者的人数要远远多于看高者。我国农民总体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工的处境中看出。一是经济方面，比如工资福利待遇差；二是社会方面，比如有些地方农民工子弟往往不让进当地普通学校，只能上子弟学校，甚至还出现过强行关闭子弟学校，同时又不安排农民工子弟进当地学校的事情。又如公交车上的一些乘务员可能对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动辄横眉冷对；三是政治方面，比如人大代表 1 和政协委员中的农民代表比重偏低，农民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四是政策方面，比如迄今为止我国仍然存在城乡户籍隔离制度，尽管当前各地在引入居住证制度。

其实要看准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并不容易。与我们看待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记者编辑和工人一样，我们对农民群体不能一概而论。正如哲学家波普尔所言，一个人不能绝对把握真理，但可接近真理，其方式是试错。这意味着，我们只能尽可能通过试错的方式日渐更为准确地去把握农民群体的形象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描述农民群体这样一个职业群体的时候，往往采取先入为主、一概而论的态度。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真实的农民群体形象。

（二）现代中国农民这一职业有些特殊性，它集众多职能于一身。在某种程度上，农民既是企业家，又是经理人；既是老板，也是打工仔；既是技术员，又是庄稼汉；既是地主，也是佃农。

对农民的地主-佃农身份，国人可能容易犯迷糊。根据宪法，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会变成“地主”了呢？这是因为集体是有边界的，由其成员农民组成，农村土地虽然归集体成员共有，但毕竟集体成员人人有份。但是，农民怎么又变成佃农了呢？这是因为农村集体所有的农地又依法承包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等于佃租了农地。

我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工”的重要性实际上排在“农”之前。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我国都是推行赶超战略，“三农”虽然被重视，但实际上城市地区和工业化更被重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户籍控制政策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措施，长期压低对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把由此挤压出来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地区，用于推进工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于1984年基本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到1992年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城乡户籍隔离政策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年来才有较大松动。1998年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大兴土地财政，迄今为止仍以无补偿或低补偿方式大量征收农民土地。

过去十几年里，政府对“三农”的支持则是史无前例。连续十二次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均锁定“三农”，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政府的实际政策仍然朝着城市倾斜，比如城乡户籍隔离政策毕竟还没有完全撤除，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也有待提升，还没有完全基于公平市场交易价格实行补偿。

当代中国企业家会对传统中国所遵循的“士农工商”等级秩序感到天然的反感。毕竟“商”在这一等级秩序中排在末位，这与现代人的观念大相径庭。到了现代，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出现。多少人都想成为企业家，都以成为企业家为荣，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熊彼特甚至说过，在经济和社会的金字塔中，企业家应该占据塔尖位置。

很多国人认为农民守旧、保守、目光短浅、不思进取。这不符合我们对农民群体的就近观察。我们一般很难把农民和企业家这两个群体扯在一起，但中国的情况是：农民与企业家有着巨大的交集。我国外出农民工大约有2.7亿人，这些农民工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愿意冒风险背井离乡去打工谋生。这么多农民工背后有着大量的留守老人、妇女或儿童在支持他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大量乡镇企业，成为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乡镇企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中，大量是农民企业家，像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向集团鲁冠球和华西集团吴仁宝。

（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或多或少嵌入于习惯与传统当中。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以及“温良恭俭让”这些行为规范，在任何文明体中都可以发现，只是存在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而在我国，反而是在农民当中更能发现这些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并不奇怪，因为我国的多数村庄虽然已经脱离了封闭的传统村庄的范畴，介于半封闭社群与开放社群之间，但农民比城里人更为嵌入于传统。试图回到过去很难，很多现代化派人士可能也不屑于回归传统。社会学家将我国农村发生的这种现象称为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差不多发端于阎锡山于民国之初在山西大搞“村本政治”，从那时起，权力开始直接介入村治，其后一发不可收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重视对农村的外部正式制度供给，所谓“破四旧”、“文革”、村级民主，其实都属于此类，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断裂”。社会学家 陆学艺警告中国可能走向“社会结构的断裂”。著名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女士曾经说过，很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村庄已经消失，而且一旦消失，就难以复原。不过，部分传统已经内化在农民的言行中，世代相袭，父母言传身教，必然在子女身上留下一些烙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将传统和文明视为一种自发秩序，属于“人的行动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是一种演化秩序。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是“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不服务于单个人的特定目的，不是由单个人的理性所创制，不为单个人所完全把握、影响或者操纵。它是很多人互动的结果，又为很多人接受，体现在很多人的行为当中。这种高频度行为所体现的特征，又被瑞典社会学家伯恩斯称为“文化”。这种文化或者传统里面，有着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也难免有着一些与个人自由不兼容的成分。在古代的“礼”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因素。孔子在2500多年前“述而不作”，其弟子将其言行编入《论语》，其中大量内容属于孔子对当时存在的自然法和习惯法规范的提炼和总结，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国的农民比起城里人更加嵌入于这种“理性不及”的传统与文化当中。中国文化区分大传统和小传统，其中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而民间信仰或者农民的日常生活文化被称为小传统。比如很多农民会祭拜财神爷，在农闲时节或节日期间往往打麻将，这种财神文化和麻将文化均属于小传统。儒家的某些传统对经济发展有利，比如反对官员经商，重视教育。但是，如果要说中国农民旺盛的企业家精神从何 而来，则需要更多归因到上述小传统。生活条件的恶劣与生活压力较大，助长了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挥。温州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地农民在古时候就需要依赖海洋和经商生存。那里在宋朝时居然出现功利主义色彩浓重的永嘉学派。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农民就闹过分田到户。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的商业文化迸发出力量，在发展实业方面找到了着力点。

（四）很多学者往往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忖度农民的心态与行为，纠结于农民是否属于“理性农民”这一问题。其实，农民的经济行为一般都是有成本收益计算的，这就是说，农民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喜欢讲“理性人”模型，假设人是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者。但这只是假说，用在现实世界，只要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尽量经济地选择和投入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就是理性的。比如，浙东农民到虾塘打小工帮助抓虾，打工一个长潮约8小时，收入大概240元；一个短潮约4小时，收入大概120元。低于这一水平，则不接受这份短工。但是，近邻亲友之间也相互帮助对方抓虾，不计报酬，只提供一包烟，管一顿饭。很明显，农民与其他阶层一样，精于讨价还价。青年农民工出外打工，更是基于计算，虽则是一种对预期成本收益的毛估，不保证出外必然会挣到钱，但仍属理性计算。理性计算不能保证不犯错，只说明其有预期成本收益的计算，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现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往往找不到足够的外来农民工，这也是农民工们理性计算的结果。随着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改善，农民种粮直补的增加，本 地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外出打工的吸引力在减小。一些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一方面不愿意像父辈一样辛勤劳动，另一方面享受不到与本地人子女一样的舒适生活和平等待遇，对城市社会充满怨恨。可以说，沿海地区大中小城市不为长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农民工及其子女解决户籍问题，这本身已经成为其非理性的表现。

我国农民生活有着很大的礼仪经济和面子经济成分。婚丧嫁娶支出和人情费支出已经成为他们的巨大负担，他们为习俗和礼仪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介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农民，其家计经常处于尴尬的处境。浙东地区的一些村庄里，婚丧嫁娶都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很多农民家庭为此负债，有些甚至为了婚礼借入“高利贷”。男方娶媳妇，一般需要造好新房子，或者在镇里买新居，然后要用红缎被包着10万～20万元送到女方家。女方可以留下，也可以悄悄退回男方。留下者一般在嫁女时提供加倍的陪嫁，甚至包括一辆10万多元的小汽车。来喝喜酒的亲友一般要带人情费，人均800～1000元。丧事方面的铺张也很惊人，比如出丧之前，亲朋好友和邻居们每日都来相聚，需要安排麻将桌、烟酒和用餐，费用很大。而且请乐队吹打，请道士做法事，均需要花费。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这一礼仪很重要：大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规矩做事，均会比较从容，否则会感到不知所措。虽然婚丧嫁娶均可收入一笔可观的人情费，但这方面的花费仍然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因为收入的人情费其实是需要分头归还的。如果别人家婚丧嫁娶，或者造房生子，也需要跟进人情支出。对于一位来自外 部的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而言，村民的生活就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笔者曾经调查过很多农户，村民们一般认为这确实是负担，但又是情愿的，没别的办法，必须跟进，否则不合礼仪，丢失面子。

农民之间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分为无息和有息两种。多数农民是讲信用的。如果他们欠了你的钱，可能会拖欠，但一般不会否认欠了这笔债。传统上的父债子还这种家庭无限责任仍然有效。

最后需要关注农民的消费习惯和文化娱乐生活。很多农民存在不良的消费习惯，其文化娱乐生活也比较单一和贫乏。在一些沿海农村地区，青年农民习惯于抽高规格的香烟，比如中华牌，而且当地的礼俗是见面递烟。在娱乐方面，像电影和戏剧节目，每年一般是在节日或婚礼时组织观看，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到处摆麻将桌。据说一些沿海农村地区现在正盛行六合彩，流动赌博窝点仍然存在。

总而言之，现代中国农民所展示的积极和消极两面形象，与其他阶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反倒是农民阶层更凸显其朴实和诚信的一面。在农民生活中，在保持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如何消除其消极因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最近笔者看到，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乡贤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比如佛山市三水区很多村庄设立了家乡建设委员会、乡贤慈善会，鼓励乡贤参与村庄建设。这应该是个好的趋向。

第五篇：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收入分配论文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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