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论文：农民集中居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模式探析范文

第一篇：学年论文：农民集中居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模式探析范文

农民集中居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模式探析

方益民 朱剀婷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

摘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设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宏伟蓝图,其中新农村的内涵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农民集中居住这一新型农村发展模式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并被初次引入到中部地区部分农村试点运行。由于中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农民集中居住这一模式在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如何是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集中居住创新模式中部问题

所谓“农民集中居住”，简单地说，就是把自然村的农民集中到小区居住。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空心村”现象越来越多，“空巢家庭”以及家庭中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都逐渐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部分农村因劳动力的缺乏，荒废土地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阻碍农村事业发展，农民集中居住模式既能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也能提高农村投资效率，因而在东部沿海农村率先发展起来。本文将从农民集中居住创新模式的研究现状、东部发达农村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现状、农民集中居住模式在中部地区植根的适应性分析以及在中部地区推广农民集中居住的模式几点建议四方面开展尝试性分析。

一、农民集中居住的创新模式的研究现状

农民集中居住模式作为一种新型农村建设模式，直到2000年以来才相继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对于农民集中居住的现状，有些学者侧重于对这一新

型“三农”问题的缓解以及对解决模式进行价值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农业的第一次制度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所产生的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效用已经发挥殆尽，中国农业需要第二次创新。而实行土地制度的调整，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正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契机。他们认为合理流转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集中安顿农民居住至少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首先，闲置土地集中利用，有利于高科技和大中型农业机械在农村中的运用，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单位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其次，这一模式有利于我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当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情况的改善；再次，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能够对农村居民的住宅进行空间上的重新调整，变零乱分散为集中有序，变自然状态为规划形态，变土地零散为集约使用；最后，对于缓解农村空巢家庭存在的系列问题，也提供了尝试和解决的方法。

另外有部分学者，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是农民集中居住的政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农民集中居住涉及到国家、地方政府和被拆迁农民三者的切身利益。在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以江苏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这一新农村建设模式虽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他们作为一项如此巨大的政府推进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地方政府往往仅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以简单行政命令代替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造成很多严重隐患,强制推进集中居住是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严重侵害，违背了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折射出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存在的若干不良倾向；其次,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缺乏统筹规划，一味追求向城市看齐，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自然风景与文化传统；另外,地方政府无视农民意愿，对农民的补偿不到位，造成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加剧;宅基地兼具生产、生活双重属性，集中居住实际上也对农民发展庭院经济产生了严重阻碍；最后,集中居住如果没有合理的调节与保障,就会使得农民生活成本提高，生活不方便，造成“上楼致贫”的不良后果。

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农村中出现的农民集中居住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反映在对渐已成熟的东部农村研究上，对中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研究非常少，对模式推

广地区农民土地意识的转变、基层政府在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思想状态生活状态等的研究几乎没有做出过尝试，更没有以湖南省农民集中居住这一“三农”发展的模式的现代功能为基准点来探寻政府和农民在现代农村社会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使之体现更好的职能定位。农民集中居住模式尤其是在中部地区的试点存在巨大的研究空间。

二、农民集中居住模式在东部地区的发展现状

农民集中居住这一创新性新农村建设模式最早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得到施行和发展。尤其在江苏、上海、浙江等一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初具规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综合效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比如江苏如皋地区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农民集中居住形态比较成熟，五万个村落相继村村合并，组建成大村落，政府将因外出务工或者从事其他外地工作的农民的土地实行集中流转，支付给农民一定的补偿金，补偿金的份额综合考虑农民的土地转让量、当地的物价水平和农民的房产面积，政府通过集中建造农民集中居住小区以作为对农民土地补偿的一种形式，将失地农民集中安排住宿在政府营建房里。如皋地区的这一农村发展模式被成为“农村快速小康的捷径”。对于政府通过这种创新手段征收来的农村集中用地，通过招商引资或者本地投资等多种方式将土地集约使用，开展新型工业化建设，最终使得农村发展摆脱滞后局面，进而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三、农民集中居住模式在中部地区植根的适应性分析

中部地区农村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也具备东部农村发展的一些特点，因此农民集中居住在中部地区的试点和推广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中部地区发展有其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部地区的区位因素、人文因素对其试点单位进行调查研究。近年来，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江垭镇（调研团队队员家乡所在地）部分村落开始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新农村建设试点方案，执行基层政府吸纳农民土地使用权，建立农村集中居住社区，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实行有偿补贴等一系列措施。本课题调研小组正是基于这样的政策背景对张家界市慈利县江垭镇部分村落开展实证调查。对待中部地区的特殊环境因素，要特地从

以下几方面加以把握：

1、了解和分析近年来中央在三农问题上的政策大背景，以及省委省政府和市县级党政机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的政策举措，从政策上宏观把握开展农民集中居住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方法。中部地区开展流转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工作，更要对即将失地的农民进行充分的说服和劝导工作，保证在政策和法规调控的范围内将征地和新建工作做到位。

2、要组织专门的部门开展对新农村建设试点单位的充分调查，分析中部地区区别于东部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历史风俗等因素，为农民集中居住模式在中部地区的试点和推广奠定背景资料。只有这样的周密部署和科学组织，才能找到区别于东部地区的特殊地域特征，进而将在东部地区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农民集中居住模式进一步加以创新和改进，建立真正适合中部地区实情的创新模式。

3、由于农民是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实行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因此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农民土地意识的变迁，包括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认知与了解，农民对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看法和见解等将显得十足的重要。农民集中居住只是一个结果，一种模式，充分和全面的针对农民土地意识的调研将为这一结果和模式提供佐证。近些年来，伴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各地区农民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土地意识的变迁，了解农民生存状态，掌握农民意识变迁，能够为有效推行农民集中居住模式铺平道路。

4、提高认识基层政府在农民集中居住模式实施过程中的角色及作用。政府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渠道流转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对于流转后的集中土地，政府主要通过哪些渠道有效利用，另外，政府对农民的土地补偿政策有哪些，什么标准，都是开展推广这一创新性农村建设模式的必要前提。

5、基层政府在顺利实行农民的土地流转，安顿农民的集中居住后，应当对集中居住后农民的生存环境、思想动态，老年人群的生活质量、留守儿童的受教

育环境是否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集中居住区的配套设施能否适应或满足百姓需求等等方面加以跟踪调查，及时收集和总结在土地流转和集中居住生活的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为进一步优化这一模式、更好地开展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6、政府根据调查资料，分析和预测这种农村建设新模式在中部地区的发展可能诱导的问题，如农民的土地的意识形态扭转的不及时性造成农民返村现象、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农民利益的侵害、集中居住小区的环境问题和生活问题、对农民的补偿问题等，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

7、在开展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及时阶段性总结农民转让土地使用权以及政府安排农民集中居住这一“三农”发展新模式的应用价值及推广价值。

四、对中部地区开展农民集中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自从2007年12月份以来，本课题团队利用院专项调研经费对中部农村农民集中居住模式应用的的典型——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开展了实证调研，由于慈利县的新农村建设步伐稍微落后于河南郑州以及山东的部分农村，因此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只从以下几方面对中部地区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建议：

1、在进行新农村建设时，要根据不同的县市条件选择不同的建设模式，而不可将农民集中居住模式毫无分别地落实在每一片中部土地。要科学制定农村村庄建设规划，湖南省的镇村布局规划编制工作基本结束，镇村布局规划是一个宏观的布局性的规划，着重解决农村集中居住区的定点、定位和村镇主要基础设施的布局。要全面实施镇村布局规划，还必须制订切实可行的农村村庄建设规划，明确规划主体和规划资金渠道，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履行法定报批程序，尽快为新一轮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提供规划依据。

2、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尽早出台相应的用地政策，对集中居住区用地单列计划，下放审批权限，确保农民住宅年度用地计划不挤占地方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用地计划；涉及到用户承包地的采取置换、互换、征收等手段时，农户要服从调度；

对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建集中居住区的，减免相关土地规费；收益部分用于集中居住区基础设施投入；对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到中心村建房，宅基地的面积可适当放宽，对多占用土地增加收费，增收的资金应用于农村集中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

3、为顺利诱导农民的转地积极性，可以相应出台一些倾斜扶持政策。省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把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向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上倾斜，要建立城市支持农村的投入机制和部门参与、各方协调的长期帮扶机制；东部、中部和西部，湘西、湘中、湘南要区别对待，切实解决各地区基层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为新农村新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4、村镇建设管理队伍是开展农民集中居住，有效转让土地使用权的重要保障。要尽快解决基层村镇服务机构无收费项目、人员经费无着落、队伍不稳定、专业人才严重缺乏、规划管理工作难以开展等问题，建议对镇级村镇建设一条线人员实行垂直管理，明确经费解决渠道，妥善解决人员编制、工资经费等实际问题，保障村镇建设队伍的稳定，提高建设行政执法管理和为民服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郑风田 ,傅晋华 , 农民集中居住：现状、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9期-4-7页 [2] 谢崇华, 陈宏民, 上海郊区农民居住集中现状分析与对策[J]《上海农业学报》-2006年22卷1期-90-92页

[3] 张立平;东部发达地区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行为研究 [D];华中农业大学;2007年

[4] 林善浪;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和行为特征——基于福建省和江西省224个农户问卷调查的分析 [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5] 秦晓燕;关于上海郊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调查和对策建议 [A];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中国科协200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下）[C];2003年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

 楚国良：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研究

2011-09-07 23:35:24

作者：楚国良

来源：作者赐稿

点击：2866

评论：0

条

【字号：大 中 小】 评分等级：0 摘要：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是“三个集中”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缓解我国的“三农”问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我国农民集中居住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天津、成都两地农民集中居住的相关实践,并从中得出了有益启示,最后给出了相关建议.关键词：中国农村；农民集中居住；初步研究

一、两地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基本经验

1、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

天 津、成都两地在既有的政策框架内用活、用足土地政策，解决用地难题。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既有政策，在不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前提 下，先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供给居民点建设用地周转指标，在一定时间内以农民原有宅基地统一组织整理复垦还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华明镇原有农村宅基地12071亩，可复垦耕地8427亩，其中3600亩用于集中居民点建设，另外4000多亩土地规划了工业区和商务区，土地挂牌出让，土地收益预计可达40亿元，除去居民点建设资金37亿元外，还略有盈余。成都市则重点在推进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和交易平台方面做出探索。在全面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权颁证工作到位后，每个农户按权证所确定的土地面积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再以镇为单位，流转各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成立“农锦公司”，农锦公司统一经营全镇集体土地，打破了原有农村土地组为界线，改过去分散经营为适度规模经营。成都市建立了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合理流动提供了平台。

2、创新农民集中居住模式。

中 国国土面积广阔，经纬跨度很大，在历史的演变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各地农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居住习惯，北方喜聚居，南方喜散居。推动农民集中居住是中央的政 策方针，但在集中模式上各地应有差别，考察中我们发现，天津、成都两地因地形地貌、传统习惯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集中居住模式，但两地都是依据本地实际探索 适合本地需求的集中方式这一点是相同的。

华明镇模式。

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以平原地形为主，处于大城市近郊，紧邻开发中的滨海新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不久的将来即将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为给未来城市发展（尤其是滨海新区建设）留足空间、增加建设用地指标、降低拆迁成本，东丽区成功探索出“宅基地换房、城中村改造、依托大项目有序撤村”三条城市化的基本路径。2005年10月，天津市批复同意东丽区华明镇实施以宅基地换房为核心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案，同年，国家发改委批准华明镇为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单位，华明模式得到的政策支持是前所未有的。2006年4月，华明镇启动建设农民集中居民点，2007年10月竣工。共建设居民房17830套（458栋），整镇动迁华明镇12个村，共4.2万人入驻集中居民点，实行以镇为单位的整体集中，实质上看，华明模式为以镇为单位的整体拆迁和整体安置的结合。华明模式得以推动有几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邻近大城市近郊，非农产业较为发达，劳务收入在当地农民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相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当地人已经移居城市，纯农业生产的情况并不多，当地农民基本已经不依赖于土地而生存。

二是华明镇原有农村房屋以土房为主，生活设施配套不完整，生活质量不高，农民愿意集中到条件更好、配套更完善的居民点居住，以面换面、宅基地换房，不会增加集中带来的额外负担。

三是华明镇地处海河冲积平原，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的比例高，能够保证复垦的耕地数量和居民点建设用地指标之间的平衡，甚至还有剩余指标用于商业开发，平衡建设资金。

四是华明镇采取的是一种高位协调的途径，其示范镇建设得到了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强势部委的全力支持，因此推动较为顺利。

战旗村模式。

成都市郫县唐昌镇战旗村地处成都平原腹地，是市、县两级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全村2.1平方公里面积，耕地2158.5亩，农业人口1676人，该村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实施“拆院并院”土地综合整理项目，净增有效耕地320亩。在靠近原有聚居点附近规划197亩土地修建9万平方米的新型社区，新增耕地中除去居民点建设用地197亩外的用地指标挂钩到县城周边，实行市场化运作，采取“农村建设项目锁定城市资源，城市资源置换农村建设资金”的办法，由成都市小城镇投资公司投资8900万元，垫资修建新型农民集中点和配套基础设施，用城市土地经营的预期收益偿还公司。目前战旗村已建成新型社区，基本实现了全村人口的全面集中。战旗村以村为单位，灵活运用“宜散则散，宜聚则聚”的原则，通过大力完善集中点配套，培育农业产业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等利益引导机制实行农民自愿前提下的逐步集中居住。其集中模式成功运作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拥有发达的集体经济组织。该村现有集体企业7家，私营企业5家，村集体资产达1280万元，通过集中经营村内承包地，集体资产不断做大做强。

二是拥有较发达的农业产业体系，村内土地基本实现规模经营，食用菌、蔬菜等产业发达，大量吸纳当地劳力，就业比较充分，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加之政府利益引导机制的建立，当地农民集中居住意愿不断提高。

3、建立新型农民保障机制。

在医疗保障方面，两地都积极利用国家现有政策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一是充分利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加大新农合参合率，华明镇参合率达到100%，农民医保达到全覆盖。二是允许集中居民点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府适当补助，提高了农民参保积极性。

在养老保险方面，华明镇采用集中点农民可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政策，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后（政府有适当补贴），可按月领取520元养老保险金。成都市独创设立耕保基金的办法将耕地保护责任和养老保险有机结合，达到双赢。即由成都市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资金设立耕保基金，主要用于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户的养老保险补贴，其中基本农田400/亩.年，一般耕地300元/亩.年，耕保基金发放到每位农户的财政专户，但只能用于购买养老保险。农户利用耕保基金购买养老保险，既解决了耕地保护问题，又解决了农民的老有所养问题，一举两得。

4、创新农村发展管理方式。

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带来的是农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的转变，在农村管理体制构建上，华明镇突破原有管理模式的束缚，成立了华明示范镇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行政管理，改变了原来以村为主的管理方式，以3000户为一个社区，300户 为一个邻里，组建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居民代表大会为权利中枢，居委会和邻里、居民小组为基础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形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的新 型社区。华明镇重点突出对农村，尤其是居民集中点实行社区化管理，提高了管理、服务水平。成都市重点在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发挥村民自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按照“三分离、两完善、一加强”（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加强和改进农村党组织的领导）的原则，构建和完善“党组织领导下村民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 充满民主和活力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如在都江堰市柳街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房屋测量面积的认定，承包地面积的确定统统都是经过村民议事会的形式通 过的决议，一经确定不得更改。村民议事会的民主决策形式有效满足了农民的民主意愿，提高了农民的参与度，解决了以前由政府职能部门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失为 农村村级管理的一种好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两地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带来的启示

启示之一：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先决条件。

两 地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每一环节都渗透了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本原则，也正因为有了农民群众的支持，两地在推进集中居住工作中遇到 的阻力较小，推进较顺利。如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实行宅基地换房的村，村民要自愿向村委会递交拆迁还迁申请，做到了不强迫一户、不强拆一户，只有同意的农户达 到90%以上，方可实施换房工作。实际操作中，农民的支持率达到了95%以 上。在征地补偿、置换标准制定、房屋测量、还迁户型设计等环节都充分尊重农民意见，让群众自主选择，以村民代表大会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后制定具体 实施细则并张榜公布，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满意。成都市在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项目实施让农民提前知情和全程参与，切实做到整治前农民乐 意，整治后农民满意。同时当地还建立了村民议事会制度，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交由群众讨论，防止简单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侵害部分农民的合法权益。凡是农民不同意的项目，坚决不实施，凡是农民不同意的拆迁，坚决不强制，防止代民做主，以行政命令方式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

启示之二：实施制度创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关键环节。

城 乡统筹、农民集中居住是一项战略工程，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领导方式和机制体制的深刻变革，必须全面推动各个领域的综合配套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农村产业经营机制、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机制、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农村基础治理机制及统筹城乡发展管理 体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创新推动城乡统筹。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政府既是现有制度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打破体制性障碍成为 政府推动城乡统筹的必修课。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在农村土地流转、小城镇管理体制、建设投融资方式、社会保障制度等8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如投融资方式上，集中居民点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依靠政府财力农民自身积累显然不可能，华明镇大胆创新“以政府直接投资为主导”建设小城镇的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行以宅基地换房为手段的“以地生财，以城养城”的 做法，在投融资模式方面开创了国家开发性金融与小城镇建设结合的先例，有效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成都市郫县战旗村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将全村集体土地统 一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农民以土地入股，年底按股权分红，从而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促进产业向集约方向发展，帮助农民从粗放型生产中解放出来，从 延长的农业产业链条中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启示之三：坚持市场运作、发挥社会辅助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手段。

考察中我们发现，实现农民集中居住由政府全权包办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政府既没有这个财力，也没这个精力，纯粹的行政手段也不利于整合各类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化运作优势是两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重要特点。天津东丽区政府成立了政府全资的“宾力”公司，全权负责华明镇集中居民点建设、农村宅基地复垦、规划商业区工业区开发、市场投融资等工作。其集中居民点的37亿建设资金全部以“宾力”公司名义从银行融资。集中居民点建设剩余的4000多亩土地也全部划入“宾力”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融入资金达40亿元，全面保障了集中居民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都江堰市柳街镇在成都率先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农村产权挂牌交易，加快了农村资源向资本的转化。成都市锦江区2007年成立农业投资公司，全面负责锦江区农村土地经营，利用1970亩国有土地作为资产，加大市场融资力度，目前已从银行贷款累计达24亿元。

启示之四：解决后顾之忧、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是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有力保障。

解决动迁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住得进”还能“住得起”是两地在推进集中居住中着力破解的难题之一，从两地的经验看，依靠较发达的产业体系就近转移、安置农民和依托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集中的后顾之忧是两地推进集中居住并使集中模式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有力保障。如天津东丽区华明镇，在集中点周边规划7.33平方公里的华明工业园，已有110多加企业入驻，23家企业投产达产，加之华明镇紧邻天津滨海物流加工区，较好地吸纳了适龄就业人员就近转移就业。通过就近就业和自主创业，集中点近1.8万劳动力实现就业。华明镇还成立了专门机构，集中安置缺乏劳动能力的农民就业，仅集中点社区物业服务、保安保洁、环卫清扫、治安协管等岗位就安置了1100多名村民。再如成都郫县唐昌镇战旗村拥有村级企业7家，个体企业5家，集体资产1280万元，该村总人口1679人，其中具备就业条件的农民800人，另有100多人在外就业，本地企业只要能吸纳700人就业，即能全面解决就业问题，该村大力发展食用菌、蔬菜、花卉苗木等农业产业，仅“成都榕珍菌业有限公司”一家公司年吸纳当地劳动力就达300余 人，当地较发达的产业体系，为农民的充分就业提供了保障，做到了农民失地不失业，解决了农民收入来源问题。在依托产业实现较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两地还积极 探索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解决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进一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如东丽区华明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100%，农民就医问题基本解决。在一次性交足26000元（政府有部分补贴）后，集中点农民可享受城镇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每月可领取520元养老保险金，养老问题初步解决。成都市从土地出让收益中筹措资金，设立耕地保护基金（400元/亩.年），专项用于承担耕地保护责任农户的养老保险补贴，农民的养老问题与耕地保护有机结合，既保护了耕地红线，又解决了农民养老问题，一举两得。当然，由此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也较大。

三、让农民集中居住必须面对的五个问题

从 实地调查来看，无论是天津的“宅基地换房”，还是成都的“三个集中”，本质上是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和农民集中居住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的 行动。不同地区的改革措施虽然有所差别，但主要体现在拆迁补偿水平和集中居住标准上，一些地区条件比其他地区要更优惠些而已。但无论是宅基地拆迁补偿水平，还是集中居住标准，补偿安置政策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导制定，缺乏公共参与和讨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值得政府、学术界以及公众去关 注和深思。

问题一 ：是否有足够法律依据？

这种通过宅基地拆迁复垦来实现土地发展权转移的做法是否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从 指标供给的形式来看，不论是成都“拆院并院”、天津的“宅基地换房”，还是各地以“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名义进行的农村宅基地拆迁复 垦行为，都不是通过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实现的，而主要是行政手段。在很多地方其与“征收”行为的界限十分模糊，因为尽管农村宅基地被拆迁复垦后土地所有权 依然保留在集体，这个过程中农民的住房及附属房屋、天井、院落、晒场等财产被剥夺，依旧符合征收的特点。问题是，既然没有纳入征收范围，地方政府有什么法律依据来拆除和复垦农民的合法住房和宅基地？这样做是否与现行法律相悖？如果发生纠纷，是否可以有权利的保护救济？

更 进一步讲，为了获得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动用征地权来推动农村宅基地拆迁复垦是否恰当？把农民的宅基地拆掉复垦，让农民集中居住，并由地方政府获得建设用地 指标，这样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如果像某些地方政府宣传的那样，农民可以获得那么多好处，为什么地方政府不通过推动农民或农民集体为交易主体参与 的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而非要通过一种近似于征收的办法来实现宅基地复垦？拆除和复垦农民的宅基地并不是为了国家或地方重要的基础设施、能源、教育、军事 等公共项目建设，甚至也不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商业或居住项目，而是为了获得地方政府可以灵活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为什么要动用征地权？

问题二 ：农民集中居住应在什么范围内推行？

农民集中居住到底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推行？大规模、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是否有必要？

根 据我们的调查，农民集中居住的范围在各地差别很大。有的地方采取小范围就近集中居住的做法，比如我们在成都双流县调查发现，当地在“拆院并院”过程中采取 就近安置的办法，由于新的居住点交通便利、商业设施较为齐全，农民的生活相对便利，同时新的居住点离农民的承包地不算很远，所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要 小；而在天津华明镇，则采取农民集中居住到城镇的做法，在城镇边上建设大规模的高密度公寓式农民居住小区，镇内几个已经被拆除的村庄的原居民统一被安置到 农民居住小区，对农民而言，尽管生活方便了，农业生产却受到很大的影响，养殖业生产更是无法进行。

此 外，急进的、大规模、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是否有必要？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由于耕作层已经破坏，耕地的质量较差，如果宅基地上的房屋很陈旧破败并已空 置，且没有非农价值，复垦的成本就较低，作为补充耕地的来源尚可理解。但在目前很多地区推行的宅基地拆迁复垦行动由于是大规模、运动式整村拆迁，所涉及的 农民住房，有相当部分是质量较好的砖瓦结构房屋，并常年有人居住，拆除这样的房子势必要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样的代价与获得的质 量较差的耕地相比，是否相称？

当然，地方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在发达地区，一亩建设用地指标本身就值10万元甚至20万元，有指标就可以征收城郊农地，其出让金则可高达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拆除较新的农村房屋，将宅基地予以复垦也是合算的。如果复垦宅基地不能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显然不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去推动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整村拆迁复垦。

问题三 ：集中居住的补偿和安置问题

在宅基地换房问题上，显然不同博弈方对其中收益分配合理与否，有着非常不同的计算，也必然产生差别很大的看法。

以天津为例，从政府角度来看，通过宅基地换房，对农民意味着资产价值、服务设施、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善，显然是对农民福利的改进。

但这种说法的有争议之处，是对村民原有住房价值估算中是否应该包括宅基地土地乃至村集体原有建设用地的价值。我们调查的不少天津村民认为，政府在其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益，而农民则有很大损失。

根据新华社2008年8月26日的一篇报道，曾经给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算过一笔账，并认为通过宅基地换房，华明镇农民的家庭财产大幅增加：原来农民居住土坯房或砖混房，估价在2万元到5万元。到新的小城镇置换一套80多平方米住宅，价值超过40万元，农民的房产价值增加了10倍左右。同时，政府还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还迁农民的社会保险。还迁农民达到规定年龄，就可以享受每月400~500元不等的社会保障金。

据我们在华明镇的调查，从市场估价来看，75平方米的楼房按每平方米4000元的均价，价值大概在30万~40万元之间。以华明镇贯庄村为例，该村宅基地平均每户165平方米，但加上村办企业、道路、办公楼等集体建设用地，贯庄村共有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2142亩，1910户，平均每户748平方米，折合为1.12亩。如果按户均一亩建设用地计算，考虑到贯庄周边的土地挂牌出让价格是每亩200万~400万元，是宅基地换房30万元收益的7~13倍左右。当然，华明镇各村的户均建设用地有所不同，但华明镇共有集体建设用地12071亩，可以计算出户均农村建设用地大概在0.8亩左右。华明镇部分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按宅基地实际面积一比一换房。这样的要求，显然远远超过了政府目前愿意支付的水平。因此，部分农民不愿意搬迁是必然的。

这 里并不是说，去完全满足所有农民的补偿要求就是合理的。即使在城市更新改造或城中村拆迁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个别权利人漫天要价、导致城市更新或改造无法 完成的情况。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虽不必然）是缺乏市场交易机制、没有价格发现机制来显示财产权利真实市场价值所带来的结果。

因 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土地发展权转移过程中仍然缺少市场定价要素，土地发展权转移价格基本上被地方政府单方面地规定为小城镇大小不同的一套住房的价格，而农民在此过程中基本缺乏谈判权。总之，在没有找到合理的定价方式前，强势地方政府忽略、伤害农民的眼前或长远利益的状况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问题四 ：如何切实尊重农民意愿？

如何在集中居住过程中对农民意愿实现切实尊重的问题，虽然各地出台的宅基地换房政策中一再强调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但实际操作中却往往难以实现。

在政府为获得土地指标来推动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强烈激励下，很难相信“搬、还是不搬”对拆迁复垦所涉及农民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选择，结果是缺乏足够发言权的农民“被”集中居住的性质很强。

以 天津为例，尽管当地各种政策文件中一再强调，宅基地换房以自愿为原则，要在保障农民利益基础上尊重农民意愿，由农民自愿提出申请，与村委会签订协议，同意 宅基地换房，才可以操作；同时村委会必须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签字画押，公证处公证。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地方存在着强势推进宅基 地换房的情况，尊重农民意愿的措施有时很难落实。

以华明镇为例，由于宅基地换房涉及到的贯庄村出现拆迁困难，华明街道委员会2008年8月16日就发布了《关于强势推进贯庄村整体搬迁工作的决定》的文件。

文件中要求：与贯庄未搬迁户有亲属关系的华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管委会及物业聘用人员、贯庄村两委会成员、党分支书记、企业负责人等，从8月18日至8月22日在岗做亲属的工作，促使他们搬迁；从8月23日至8月27日停职做亲属工作，若亲属仍未搬迁，街道党委将视情况，分别做出停发奖金及相应福利待遇、解聘、辞退、免职以及党组织处理等。

一些村民反映，在宅基地换房过程中，村委会搬迁到新社区，原有菜市场强行关闭和拆除；村内道路也放弃维护；断水断电，村子周围的学校也同时搬迁。村民往往面临的局面是不得不换。虽然天津市政府要求必须90%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能进行宅基地换房，但我们对贯庄的调查表明，村民意见并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结果导致占全村45%的866户农民联名起诉。

问题五 ：农民集中居住的后续问题怎么解决？

农民集中居住的后续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和妥善解决，这本质是一个“外生推动”的城市化所固有的缺陷，即并非缘于生产生活方式自然调整而产生的集聚。首先是复垦后耕地的归属问题。以天津华明镇为例，搬迁上“楼”的农民如何参与类似复垦项目的收益分配仍不明朗。按照《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调查，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宅基地复垦项目占地2000亩，华明街道为此专门成立了天津市滨海华明农业有限公司。规划建设581栋二代节能温室和两个各占15亩的智能温室，将重点发展高效设施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该项目建成后预期年收入可达4765万元，安置就业1500多人。

从华明镇的安排来看，华明街道办事处农办主任李健生称，“这个项目将来交由公司运作，收益也归公司”。因此，被置换出宅基地的农民应该不能参与复垦后的耕地收益分配。

其 次，有些地方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完全按照城市居民公寓式的小区模式建设，不管当地的农民是否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不仅未考虑农作物晒场和农业生产辅助用房，甚至连放置农机具的场所也没有。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很多农民集中居住小区里，道路被用于晒场、停放各种农机具的现象非常普遍，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带 来了极大的不便。

最后，由于集中居住以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包括煤气、自来水、物管费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一些地区宅基地复垦后农民失去了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连蔬菜也要到菜市场购买，事实上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对那些原本靠农业生产可以实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民，特别是对俗称“4050”（四十多岁和五十多岁）农民来说，原有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就业又有困难，也没有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生活更加艰辛。

由 于存在着上述问题，目前在各地推行农村宅基地复垦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阻力，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上访和集体性事 件。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通过放弃对原有村庄基本设施维护，甚至在学校考试之前突然将学校搬离，从而对剩余村民施加压力，使得剩余村民 为了维系基本生活条件和确保孩子上学，“自愿”在搬迁协议书上签字。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自愿”集中居住，很难让人满意。

四、关于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几点建议

农 民集中居住点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当前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应遵循积极、稳妥、有序的原则，统一思 想、科学规划、创新举措、顺势推进，通过若干年持续努力，实现农村居民点布局从自然形态向规划形态转变，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质 量。1.以统一思想认识为前提，积极稳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进 一步统一各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从全局、长远的高度审视农民集居点建设重大意义，调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积极性。应充分认清推进农民集中居 住点建设的决策，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科学选择，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是惠及农民的好事实事，必须不遗余力、持之以恒地予以推进。应正确认识农民集中 居住不是农民居住自然点的简单合并，不是人口简单的空间集聚，而是牵动农民切身利益，涉及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实施农民集居是 一个渐进的、较长的历史过程，必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和村级财力的增强以及农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实施，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防止盲目制定时间进度、追求建设速度和大拆大建、强行推进的现象。只有深刻领会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才能顺势而为、合力攻坚。

2.以完善布局规划为龙头，引领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有序推进。规划是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龙头，事关长远发展。

一要细化完善。组织对农民集中居住点规划“回头看”，做好修订完善工作，提高规划的前瞻性、可操作性，务求贯穿生态理念，体现文化内涵，反映区域特色，防止千村一面。

二要相互衔接。在制定农民集中居住点总体布局规划的同时，还要考虑畜禽养殖和二、三产业发展等问题，使之相匹配。同时要协调建设、国土等相关部门，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搞好集中居住点布局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

三要公开透明。规划要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并通过法定程序确定下来，实施刚性管理。规划一经确定要对社会公开，严格执行，接受群众监督。

四要依法监管。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必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级政府的政策规定来开展，加强建设过程中的监督管理，绝不允许借集中居住点建设变相开发商品房，违规操作，否则会损害农民利益，留下隐患。

3.以项目拆迁、危房翻建等为重点，引导农民逐步向居住点集中。根据目前财力，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不可能像城镇改造一样大拆大建，只能在规划引领下，分步实施，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一是利用项目拆迁率先集聚。对于拓展工业园区、建设规模化现代农业项目以及有关重大工程需要拆迁的农户，应率先安置到集中居住点，利用拆迁补偿做优环境、完善功能，增强对农民集居的吸引力。二是利用新建翻建先行集聚。凡 需新建、翻建房屋的农户应一律进入集中居住点。对集居点外的分散建房，除特殊情况外，应停止审批。强化镇村干部管理责任，建立专项巡查制度，坚决刹住不按 规划办事、不批私建、乱搭乱建等现象。对少数因房屋破旧、居住确有危险又无力新建住房的困难户，可给予必要扶持，优先进点集居，或利用村民“脱壳房”过渡性置换。

4.以解决难点问题为突破，加强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政策引导。农村现行政策的制约是目前农村集居点建设推进的一大难题。一方面要积极反映、向上争取政策；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调研，积极探索，形成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一是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千 方百计做好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用地的调剂工作。对于涉及农户承包地的，要在做好农民思想工作的前提下，采取置换、互换、征收、租赁等多种方式，加以解决。尽快明确跨村组宅基地置换政策，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复垦奖励政策。对集中居住点用地计划实行单列，确保不挤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地计划。

二是研究整合资金扶持政策。减 免集中居住点规划审批等相关行政事业收费或进行补贴，减免或取消水、电增容费。集居点农民办理水、电、通信等开户、过户手续时，有关部门应免收开户费、过 户费。同时，尽可能将省支农资金向集中居住点建设倾斜，从每年的土地出让金净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集居点建设。在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的同时，引入多元化投 入机制，多方筹措建设资金，使供水、供电、通信、道路、绿化、垃圾及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到位。

三是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研 究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与之相适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将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纳入社保范围，使农民 获得更多实惠，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可在征用的城镇建设用地中，划出一定比例的土地给成片拆迁的村组开发经营，其所得作为失地农民的生活补助，以保证失 地农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5.以农业产业化为支撑，增强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的物质基础。城 镇化推进离不开工业化发展，农民集居点建设也离不开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发展农村经济、挖掘农内增收潜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农民集居点建 设的有力支撑。应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加大项目农业发展力度，推进优质特色农副产品基地建设，发展高效、优质、安全的现代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 加值。培育和引进农业龙头企业，重点扶持一批竞争力强、外向度高、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努力实现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围绕 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养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打造“一品一村”或“一品多村”，形成小规模与大群体相结合的产业基地和生产体系，实现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着力抓好农民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转移质量，增加农民农外就业和收入。同时，通过教育培训，改变农民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实现从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根本转变。

第三篇：农民集中居住得失

农民集中居住得失

本文见《财经》杂志2010年第22期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25日 共有7条点评

农民放弃了宅基地，最终能够得到什么？

《财经》实习记者 潘国建 记者 姚佳威

在山东、河南、江苏、天津等省市，农村房院结合的散居传统正在加速消失。与之相对应，集中居住，即农民按照政府规划集中住进楼房，则方兴未艾。

农民集中居住，多年前肇始于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目前，各地集中居住的推进速度加快，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

近日，《财经》记者先后赴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实地调查采访，发现通过集中居住，农民居住环境得到一定改善，所获公共服务也有所增加。但由此引发的建设用地流转、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此外，复垦出的土地产权归属，及其引发的利益分配问题也亟须厘清。

现行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则成为集中居住的另一助力。依据该政策，农民集中居住后节约的土地指标可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在依赖土地财政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对用地指标的热情不减。作为最主要利益方的农民，其长短期利益如何得到切实保障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应当承认，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民集中居住趋势难以逆转。而就地方政府来说，考虑农民意愿顺势而为，应为正确选择，以行政手段强推，则为不智之举。

集中居住潮

集中居住，就是农民搬离原来自家房屋，住进成片的标准化楼房。在各地推行集中居住之前，中国农村的规模、样态演进缓慢且自然。

热衷推行此政策的地方越来越多，特别是县域或乡镇经济发达地区。

诸城是山东潍坊市的一个县级市，毗邻青岛。106万人口中虽有80万农村人口，但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位列全国百强。

9月中旬，《财经》记者在诸城的集中居住点内看到，高高的塔吊与远方的平房相映，其下则是在建的楼房，部分集中居住点的开发场面显得甚为壮观。

单从外观看，这里有着和城市外观雷同、整齐划一的多层住宅楼，还配有幼儿园、诊所、健身器材等公共设施。部分地区的村落就近合并，并冠以农村社区的名谓。

2009年，诸城辛兴镇大杨家庄子村的管恩兵搬离旧宅住进了统一规划的住宅楼。他家合计240平方米的两层连体住宅楼建在村边，内部装修和城市居民别无二致。

这个居住点用于安置周围四个村子的农民，计划建设住宅楼87栋，建成后可供767户农民入住。这个规模已经超过了四个村子的总户数。目前，24栋两层连体住宅楼已建成，五栋多层住宅楼主体已经完工。用于建设这些房屋的土地性质仍为集体建设用地，这意味着这些房屋并不能正常上市交易。

管恩兵和妻子的收入主要靠在本地打工。他们原本在县城挑选了一套90平方米的楼房，但在得知村里统一盖楼后改了主意。“花同样的钱买下的房子面积却更大，就下决心在村里买楼”。管恩兵夫妇认为，楼房只为自住，土地即使为集体性质也无妨。

吸引他们的还有诸城所倡导的农村社区化服务。所谓农村社区化服务，是指在乡镇范围内，把地域相邻的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公共服务机构设立在社区中心村，设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警务、环卫、计生等服务站（室）。到2008年6月底，诸城市共规划了208个农村社区，涵盖村庄1257个，并全部投入运行。管恩兵家所住的大杨家庄子村就是辛兴镇大杨家庄子社区的中心村。

农民决定搬进楼房的同时，其拥有的宅基地必须同时放弃，并收归集体。大杨家庄子社区党委书记尤廷春表示，该社区的居住点建成后，可节约集体建设用地329亩。

目前，诸城通过停止审批在非中心村建新房、到中心村建房购房给予优惠等政策，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截至2010年9月，诸城全市已经有79处农村社区中心村的93个集中居住点开工建设，住宅970栋。在2010年诸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道，全年将完成聚集融合1.2万户。

而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新乡市，集中居住声势也颇为浩大。享有“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城市”头衔的地级市新乡，酝酿将其所辖3571个行政村，合并为1050个新型社区。第一批列入硬性发展规划的有329个新型社区，150万农村人口将迁入其内，目前已启动建设的社区为263个。

上述329个新型社区主要集中在城郊村、主干道两侧和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附近。在社区内仿效城市居民小区，建设农民别墅区或高层住宅楼，将几个村的村民集中到新社区居住，农民原有住房则会被拆除。

按照新乡的政策，农村社区的房屋和基础设施比照城市社区建设，但其土地仍属于集体建设土地，农民也继续保有耕地。

除山东、河南，江苏、天津等省市的集中居住热潮也方兴未艾。

上不上楼，是个问题

尽管各地集中居住模式各异，但居住形态的变化对农民来说则仍需适应。

同在诸城，69岁的舜王街道南解留村村民马洪勋一家现有一套农宅，因其子女在市里上班而购买了商品房。他觉得，再花几万元钱买一套楼房既无财力也无必要。

长久以来，中国农村的居住有其特点：以宗族小聚居为依托，以小规模农耕为习惯。从绝对数量上看，农民的平均居住面积大于城市。

记者走访诸城多个乡镇村落发现，收获不久的玉米、花生等作物就摆放在房前屋后。而牲畜、家禽、农具的摆放也有专门的空间。住进楼房，意味着这一切都要变化。

因此，即便有意购买居住点楼房的农民，他们也表示眼前不会考虑搬过去。

诸城辛兴镇一位齐姓村民认为，能住进楼房当然是好事，“前提是不再种地，但这不太现实。”诸城是国内较早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探索的地区之一。但目前各乡镇流转的比例并不均衡，多数农民还耕种自家承包地。

各地推行的农村社区化，使得居住形态从分散变为相对集中。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活动半径短了，但社区服务质量与城区比较尚有差距。

农民集中居住原本在城中村和城郊地带较为常见。“上楼” 往往伴随着土地性质、农民身份的变化。在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名义下，部分地方政府将这些场景直接复制到了远郊的农村。

这些村远离城市，每户拥有面积不等的宅基地和若干亩耕地。他们的楼房外观虽和城市类似，但其土地性质不同，仍归集体所有。

没有改变的还有他们的农民身份。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公共服务上，他们还无法和城市居民看齐。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上楼”的前提条件，就是要退还宅基地，同时，宅基地上的房屋将被拆除。最终，这些被“节约”出来的农村建设用地经过整合后，或用于工业企业用地，或者用于规模农业经营，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复垦后，腾挪出建设用地指标，缓解城市用地紧张。

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屡经变迁。上世纪50年代农村实行初级合作社之前，农民的农用地、房屋和宅基地一直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宣布“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这是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开端。

由于农民的房屋建筑在宅基地上，农民实际占有并支配这些宅基地。宅基地作为一种不动产，一直被农民视为自己的家产。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土地管理部门给农村宅基地发放了“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使用证”，进一步确认了农民的宅基地权。事实上，除了不能进入市场公开买卖，宅基地形同私有。

农民的忧虑现实而具体。郑州大学建筑规划研究室主任吕红医认为，有些新社区出于卫生考虑，不允许养殖牲畜，很多养猪、养鸡的村民因此不愿搬迁。

各地政府对外一再强调遵循农民自愿原则，但即使在基层官员看来，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土地诱惑

农民集中居住涉及的资金投入庞大，各地只能分期投入、循环使用相关资金。较早启动集中居住的河南新乡就感受到现实的压力。

新社区的道路、给排水、供电、供暖等基础设施，以及社区内的卫生院、中心小学、便民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由地方政府财政出资。新乡市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思江介绍，每个社区根据大小不同，一般要投入500万元－1000万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照此计算，接下来新乡全市300多个社区建设中，政府共需投入30多亿元。而2009年，新乡为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多方筹资，也只投入了3亿元。

新乡市委党校培训部主任秦小星认为，集中居住项目较少时，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尚可应付，但更多农民开始搬迁时，政府投资将捉襟见肘。

既然如此，政府热衷推行集中居住的动力何在？

城市建设需要更多土地，但现有城市土地供应量不足，“缺地”已成为各地方发展的瓶颈。

随着国家保护耕地力度加大，此前各地滥占耕地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的现象得到一定遏制。地方为寻求经济发展和提升城镇化进程，只得另寻他途。

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施行，则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契机。所谓“增减挂钩”，就是指依规划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减少农村建设用地规模，复垦出耕地，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用于城市发展建设。

从2006年开始，国土资源部在山东、江苏等五个省市推行“增减挂钩”试点。其中山东一省就争取到全部183个试点项目区中的66个，位居全国第一。

2008年6月，在总结此前试点的基础上，国土部颁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

政策的初衷是集约用土地，促进城镇化，却为试点区域提供了用地“活”指标。集体建设用地中，农民拥有使用权的宅基地面积最大。在实施集中居住后，宅基地将退给村集体后加以复垦，在保证耕地面积不减的前提下，腾挪出的土地按照“增减挂钩”，即可转为城市建设用地。

受访的诸城县乡两级政府人士表示，土地指标紧张致使许多新项目不能上马。诸城当地多为食品加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大量吸纳当地劳动力。新项目的投产可以拓展上述能力。

《诸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显示，诸城农村居民点面积占城乡建设用地的70.07％。农村居民点占建设用地比重高，整理潜力大。

2006年，诸城参与“增减挂钩”试点申报，但最终没有进入首批试点名单。但此后，作为山东省县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县（市），诸城随后获批“增减挂钩”指标，共计1069亩。

2008年5月，诸城下发文件要求各地“用足用好”国土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逐步扩大挂钩范围和规模。节约的土地优先解决中心村建设用地，拆旧建新节省的建设用地指标则由全市统一调配使用。政府谋求建设用地指标的意图明显。

诸城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安文丰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农民全部都迁到社区中心村居住，将可腾出8万亩宅基地。

而河南新乡市是国土部的“土地增减挂钩”试点。全市重点区域规划的329个新型农村住宅社区五年建成后，预计能节约土地近24万亩，约占原村庄土地面积的47.9％。

如果规划的千余个农村社区全部完成建设，则可为新乡新增耕地50万亩以上。将这些土地复垦，即可通过“增减挂钩”置换出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农村建设用地原本难以直接获益，但其置换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则溢价明显。

利益得失账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抛开政府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必要性不谈，农民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

在集中居住过程中，农民放弃了宅基地，最终能够得到什么？

新乡对于农民自筹资金到规划区域建房的，地方政府给予补贴水泥、贴息贷款等优惠，第一批在新社区建房的农民，政府每户补贴10吨水泥，最高可在当地农业银行获贴息贷款5万元；第二批建房的补贴5吨水泥，最高可获贴息贷款3万元。这些贴息贷款给予农民的利息优惠，由政府补贴给银行。

而山东诸城，迁到集中居住点的农民在原有房屋评估后获得相应补偿。为了调动农民集中居住的积极性，当地还推出“阶梯式”补贴。如截至2009年9月30日，建设或购买住宅楼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贴建房或购房户80元－100元；2009年10月1日起，补贴就减至每平方米50元－80元。

诸城大杨家庄子村居民于青山家的宅基地上将建起楼房，他同意搬迁并选了楼房。新房位于一幢五层楼房的第三层，为一套110平方米三居室。加上一个车库，于青山总共将为新居支付16万元。除去所获原有房屋拆迁补偿款和新购房补贴外，于家还另需支付约7万元。

一些农民认为，宅基地和建在上面的房屋皆属自己的资产，但是政府只对房屋进行补偿，对宅基地不给补偿或者补偿很少，这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集中居住点每平方米1200元-1300元的价格，相较于城市房屋，对农民来说有一定吸引力。但多位受访农民认为，因为集中居住小区的房产并不能进入房地产市场交易，所以并不急于置换集中居住地的房子。

河南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李铜山曾有调查，面对十几万元房款，新乡有60％－70％的农民拿不出足额资金。但在基层官员看来，农民在集中居住中并没有吃亏。他们认为，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和质量，这也应该计入农民的收益之中。

记者采访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农民并不知道自己腾出宅基地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将在何处“落地”。

按照各地政策，这些指标部分就地转为工业用地，部分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其中蕴含的级差地租，政府将从中获益。

随之而来的现实是，已退出宅基地的农民无缘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所产生的增值收益。

国土部“增减挂钩”政策要求，建新地块实行有偿供地所得收益，“要用于项目区内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先用于支持农村集体发展生产和农民改善生活条件。”但并没有详细规定收益如何分配，各试点地区在操作上也不尽相同。

诸城所在的潍坊市实行最低补偿制度：异地使用的由居民点整治节余出的增减挂钩指标每亩不得低于15万元。该市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周转指标调剂使用所获收益返还村集体，但这些收益在村集体中如何使用和分配，目前并不明确。

诸城贾悦、桃林、昌城等镇多位受访村民表示，其所在村集体尚未参与或讨论过上述资金的分配，农民整个过程的参与性很弱。

第四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文

城口县明通镇兽医站罗小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近年来，实施固本强基工程，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思路，创新组织制度，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努力探索一条适应时代特点、符合农村工作新路子，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进程，为我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方法解决前进的问题，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建设村在这个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建设村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固本强基工程的切入点，围绕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不断的创新思路，取得比较好的成效。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落实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这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和谐社会的要求，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大趋势。

体现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新要求。我认为第一点，我们要看到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必然要求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以三化带动新农村的建设，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化就是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的城镇化。体现了破解“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战略角度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等，我认为是破解“三农”问题，推进农村社会小康的一个总纲。四是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新要求。总的来说，我们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几个差距，我认为最大的差距是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的差距，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高低、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又加剧了城乡差距，影响社会和谐。我们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抓手，建设新体制，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实现农民富裕安康，农村文明和谐。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几个生动实践，几个部分来说明。

首先我们开始实施固本强基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一点是从2003年开始，建设人抓住这一契机，首先抓好班子的组织建设，以一公两强为标准，建设群众信任好班子。所谓一公两强，就是有公心，两强是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这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标准，贯穿于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班子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始终，从逐步建立起来一个富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群众信任的好班子。他们还采取聘任的方式选拔人才，促进班子结构的年轻化、知识化。

创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将广大党员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建设的动力。

1有四个创新，创新发展党员渠道，注重在致富能手、青年骨干和种养专业户中发展党员，能够带头致富，也能够带领群众致富。创新党员学习培训方式。创新党员发挥作用途径。创新党员的考评激励模式，实行村民评议党员活动，“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固本强基，有效地改变了建设村原来班子不强、思想落后、发展滞后，这是以固本强基为发展契机。以民主管理为政治保障。建设村把民主作为建立新管理机制的灵魂，探索一条富有农村特色的“核心＋民主”的民主机制，为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提供了制度保障。一个是创新群众参与机制，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管理制度，形成了重大事项“村班子拟定方案——村民酝酿——征求意见——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村民自治机制。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板凳会议”，也就是说大家带板凳来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和建议。第二是建立“两委班子议事会”，一个是村委一个是党支委，确保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和村民自治的协调与统一。三是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和完善了村务情况通报、村务工作征求意见、民主决策、进村入户等制度。四是建立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成立村务监督小组，规范村务公开，建立健全罢免卸任机制，由群众对村干部进行业绩考核和评议，实行罢免。通过生动深入的民主政治建设，村民对村务工作热心了，积极了，主动了，有效地凝聚了民心，调动了民智。

以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一个是培育新村民，树立新风尚。打造以“求变、求富、求强”为内涵的新“建设精神”，开展“爱国、守法、诚信、知礼”宣传教育活动，“争当文明建设人”主题活动，提高村民的素质。活跃文化生活，定期举办各种文体活动，增强村民的文明意识和集体意识。开展卫生建设村组竞赛和卫生公约大家谈活动，增强大家的生态意识。加强了社会事业建设，特别是优先发展了教育事业，已经投入了二百万元兴建建设新小学，建起藏书量一千多册的青年书屋，设立邹鹰助学奖学金，开办成人夜校。发展卫生事业，开展农村合作医疗，目前参保率已达到52％。加强社会关爱，开展助困和慰问活动，建设星光老人之家。今天的建设村村民安居乐业，邻里和睦友好，文明礼貌蔚然成风。

新的发展思路带来了新的发展成效。回顾建设村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实践，我们认为可以有几点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做法和经验。

首先，要坚持观念先导，切实重视为什么要建设新农村的问题。我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有三个引导。三个先导是观念引导、典型引导、政策引导，观念是在前面，观念问题关键是转变干部的观念，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观念不改变，还是等、靠、要，没有办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调动自我的积极性和能力。建设村抓住了村班子和党员的观念改变，通过他们领导和带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解决了群众过去那种依赖的思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第一点我认为他们很好的经验。

第二，要坚持规划先行，科学解决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的问题。建设村按照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村、培育现代农民的总体要求，围绕农村产业园区化、居民社区化、生产规划化、组织合作化、保障社会化、环境生态化的基本思路，按照规划分布实施，通过这个规划我们看到建设村整个空间结构体系、现代产业布局体系、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人居生态环境体系等专项规划建设的蓝图，我们可以看到建设村这样一个规划，可以成为全省固本强基一个示范点、农业示范村、园林生态示范村和著名的民营工业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促进。

第三，要坚持依托县域经济，统筹解决怎样建设新农村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除了观念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有一个经济基础，没有经济物质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句空话，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来推进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物质基础了。他们也注意到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方面，注重以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来促进协调发展，加强各项公共建设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建设村在发展中将筹集到的资金主要还是放在公共建设上，为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一方面是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另外一个方面是加强公共事业的建设，为村民提供有力的公共保障服务。在工农统筹方面，坚持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两篇文章一起做，一方面是发展园区工业，安置本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一方面注重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支撑。壮大集体经济是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物质保障。建设村将农村的土地资源，采取集中创业的方式，整合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达到了扩大规模和集约经营的目的，使得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解决了我刚才说的有钱办事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做法和经验第三点。

第四，要坚持上下联系动，形成合力，以创新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讲创新精神了。在建设村的建设过程中，当然首先是得益于固本强基中的领导干部挂点联系制度了，党委、政府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农民积极参与，成为建设的主体。社会各界给予了资金、技术和知识等的帮助，成为新农村建设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部分，建设村的领导挂点推动，本身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有社会各方面给予了支持，将三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所以在这个方面做的比较好，进步发展也是比较快。这是我们总结的四点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我想说一下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战略思考。有一点探索性质，不一定对。从建设村的实践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进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认为在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四大关系。

一个是外源型发展与内源型发展的关系。这是我们概括的。我们根据建设村发展的启示，我们认为要协调好外源型发展和内源型发展的关系，既要重视外部资金的投入，更要重视壮大本地的经济。开始我们要招商引资、征地办厂打开局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实际，既发展本地的支柱产业与特色产品，这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二，既要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更要着眼于就地发展。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农村人口庞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记得温总理说过，中国农村人口很多，不可能都很快变成城市人口。将来的模式是这样的，就算去城市务工的人，他也是经常回到农村住的。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从国际的经验来说，就算是城镇人口占到了百分之八九十了，但是住在农村的人口会占到百分之五六十，德国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方面我们要想到农村要解决它的劳动力的就业发展与经济，第二要改变村容村貌，搞好农村的建设，让大家很高兴的像是住在城市里一样回到村里居住，将来如果建设村很好，我们广州人可能都会来这里居住了，当然可能交通有一点远。决定一方面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转移农村人口，另外一方面要立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第三要根据自身实际推进工业化，更要着力加强农业与农村自身发展。第四既要面向外部的需求，更要面向农民和农村内部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立足于满足农民与农村的自身发展需要来推进，同时也要瞄准外部需求来拉动村级经济的发展。

第三，制度变革与主体力量培育的关系。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政府要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阶段成为投资建设和指导的主导力量，农民是建设的主体力量，社会各方面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相互联系发挥作用的纽带和平台。我初步了解，韩国也是这样。这些力量要组合好，要通过制度与组织的创新发展，形成壮大建设新农村的合力。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完善政府体制，推进农村综合体制改革。要加快农村组织的创新，从平台村的实践看，村委两班子实际上承担了组织农民的功能，从农民面向更广阔的市场来看，还需加强农民自身的组织建设，特别是要允许、引导、规范农民的专业合作组织。比如说发展行业协会、农业协会等经济组织，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提高农民在市场中的吸引能力、谈判能力、经济能力，而且还可以在一些方面通过文化活动，组织文化发展，有利于调和矛盾、提高素质、活跃文化氛围。要积极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建设村在发展过程中社会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源于政府推动，作为社会力量的自发性、专业性需要进一步提高，应该在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中发育更多的中介组织，来发挥社会方面的作用。这是第三个关系。

第四个关系就是面向现代与传承传统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坚持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人文指标的统一。我们搞现代化不是以农村取代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着眼于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第一，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风貌相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应该具有现代生活的健康特征，又具有传统社会的乡土风貌，不是说将城市的那种情况都搬过来。当然我们在传统的方面有一些东西要改，比如说传统的陋习、卫生习惯等，但是农村中的乡土特色、地方特色不能改，保护好地方的人文风情、民俗风情，多姿多彩各有特色。第二，现代精神与传统美德相结合，新农村的新农民必须是现代社会新公民，具有现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相结合的新的精神风貌。现在我们不要走弯路，现在很多农村民风很纯朴，传统好的东西我们要巩固要发挥，要在意识上和时代性上赋予新的精神风貌，比如说一些权利意识、义务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市场意识等等，过去那种勤俭节约、诚信知礼等，我们要保持。第三，现代制度与传统风俗相结合，现代制度以其理性精神、契约化的形式对于农村村务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具有根本性作用，乡村的传统风俗以人情关系，、血缘和地缘等文化力量促进了乡村的和谐发展。建设村在加强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同时，就十分重视乡规民约的作用，把全体村民反复讨论，上下酝酿的“村规民约”变成村民的“小宪法”，规范思想和行为。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要求，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创造热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加以推进，实现富裕、公平、安康文明的发展目标。

二OO七年九月二十日

第五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文 章来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广大农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正当几亿农民所关心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农村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飞速进步，农民一直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成了现实。这个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文明一齐抓。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五中全会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根治、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很难赢得主动、就容易出现波折。

二是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2.6万亿元，这对于建设新农村非常有利，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否则，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会落空。

三是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与城市不同，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由局部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可靠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既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性措施。

四、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十五”发展期间以来，我区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

近年来，中央和自治区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稳步增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我区农业增加值由达到67.2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290.5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320元。

（二）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生活环境不断优化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区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项目，组织实施了农网改造、林业生态建设、人畜饮水改造、县乡道路建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小康住宅建设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不断加大农田土地的改造力度，使一些中低产田得以改良，农村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农业发展有了后劲，可持续发展有了保证。

（三）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农民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区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中小学校舍建设、远程教育网络建设、电化教育设施投入成为各地农村投资的重点。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加大对农民科技培训，培养农村科技能人。广大农民积极学用新型科技，农用新科技在农村得到广泛普及。

（四）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文化生活进一步改善

在国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大环境下，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普遍增强，以宪法为核心，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重点的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广泛普及；依法治村活动广泛开展，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工作格局逐步形成；普遍实行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农村基层民主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新的提高。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更加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文化、服务、娱乐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移动电话、计算机开始进入农户家庭，扩大了农户接受外界信息的能力和渠道，农村居民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虽然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大多数乡村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和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有下列因素制约着我区农村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一）人多地少，农民增收后劲不足

我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区，农民收入近80%来自农业。近年来，虽然各地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推广力度，但农村土地有限，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因此仅靠现有土地和种养方式很难实现农民收入的突破。与此同时，我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效益普遍偏低，对农民增收的支撑能力弱，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少，农民增收后劲不足。

（二）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投入严重不足

（三）农产品粗放生产，加工能力低，产业化经营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目前我区在农作物种植和畜产品养殖过程中，更多地追求数量的增长，不注重质量的提高，更忽视了品牌效应，盲目效仿和低水平重复时有发生，且多以零散种养为主，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大多停留在初级生产、加工上，精深加工很少，因而农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竞争力较弱。此外，农户与加工或营销企业没有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合同不规范，订单屡约率较低。

（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2000年以来，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呈逐步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2.85：1发展到2004年的3.2：1，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步发展。

（五）村镇建设杂乱无章，人居环境条件恶劣

我区部分地区乡镇基本没有进行科学的建设规划，农户住宅位置沿袭历史，随处而建，比较凌乱。农户住宅80%是普通砖瓦房，20%是年久的土坯房，安全系数不高。同时农户基本没有环保意识，随意堆放农作物副产品、肥料等。整个村巷卫生很差，秩序很乱，脏乱差问题十分突出。

（六）劳动力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

当前，绝大多数农民的素质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农民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差距甚远。在思想素质方面，由于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心理，缺乏干大事创大业的开拓进取精神；同时缺乏诚信意识，常常有造假行骗不守诚信行为出现。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2004年我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0%以上，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年，仅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由于农民科技知识低下，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在技能素养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比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在道德素质方面，赡养父母、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有滑坡趋势，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逐步淡化，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有抬头的趋势。农民素质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发展的进程。

（七）农村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滞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1、农村医疗条件差，医疗水平低。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在我区农村几乎是空白，农民生一场大病往往意味返贫。同时农村医务人员水平低，药品价格反映强烈，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

2、科技文化投入不足，教育负担加重。尽管近年来农村居民科技和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总体来看，科技文化投入不足，底子薄、基础差、人才缺、资金少、设施差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改变。

3、社会保障难以保证。由于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不足，部分乡镇既没有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又没有实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

五、如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培育主导产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其次，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在经济发达国家，农产品的深加工品已经占到原产品的70％以上，增值部分一般都是原值的3—5倍，而我国只有0.5—0.8倍，差距明显。因此，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农业发展的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今后，我们应该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按照多层次、多样化的原则，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注意满足农民要求；既要发展大规模的加工业，又要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小企业，使农产品加工业真正成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产业之一。

第三，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我区由于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传统生产和现代技术支撑等，许多农畜产品如优质大米、清真牛羊肉、长红枣、枸杞等生产在全国极具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尽快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集中力量培植宁夏农业的名优品牌，以增强我区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

3、实现由“剥夺农业”向“扶持农业”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生产

4、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实现全国农产品信息联网

目前，许多地区的农民和地方政府都已认识到：调整农业结构，种植或养殖养市场上畅销的农畜产品，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但具体到某个地区、某个农户、每个地块，到底应该种什么、养什么，群众往往束手无策。其根本原因是人们缺乏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及农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消费心理等信息的发展变化方面的了解，缺乏有关方面的数据和资料及其分析和判断。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特别是互联网的建设，通过互联网搜集现代农业科技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变动趋势的信息，建立相应的预测预报系统，定期向农民发布相关的信息，真正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与国内外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使农产品的生产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消费需要。

5、保护环境，协调发展。

6、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一是尽快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法规。这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功能就是稳定农村社会和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缓和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能依法有序地进行，为农村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多渠道筹措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采取国家出大头、地方拨一点、农民自己出一点方式，将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带入实质性运行轨道，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存状况，使城乡更加协调发展。三是对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及使用。

7、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二是狠抓农村普法教育，不断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培育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充分利用骨干培训、新闻媒体、法律工作者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增强依法办事和参与村务管理和监督的能力。三是实行村民自治，规范建章立制。按照“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让群众自我教育，干部自我约束。以村务大事民主决策制度为突破口，解决农村热点、难点问题，从而提高农民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民主权利，制定出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工作规范。四是加强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稳定。要加大对农村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要齐抓共管，共创共建，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搞好农村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稳定。五是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强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把阶段性集中整治与日常性管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开展各项积极向上的群众评比活动，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新农村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8、加强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民素质。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工作的资金投入，对农民进行多方面的培训，一是面对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掌握新技术，了解新信息，增强致富发展的本领；二是法律知识培训，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真正达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先进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有好政策，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好政策必须要有好的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来执行。因此，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和党员队伍的作用。这个作用，在政治上表现为先锋模范作用，在发展经济上表现为带领和带头作用。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农村党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体现农村党员的先进性就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解放的促进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市场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科技观念等在头脑中日益强化，并在具体的生产和生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中某些消极的东西在农村表现得也很突出，对农村基层党员队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迷失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脑甚至广告等现代传播媒介迅猛发展，使我们对全世界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透过这些媒介，我们可以引进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思想，这是积极的一方面。但同时也为一些消极东西的进入提供了条件和渠道。加上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不断出现，个别党员干部对这些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思想上产生了迷茫和各种认识上的误区。有的农村党员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讲经济效益，用不着再强调什么政治，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什么事情都做好了，极个别党员甚至理想信念发生动摇。思想上的迷失性，导致了行为上的无原则性。有的党员精神空虚，无所寄托，迷恋于“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之中；还有极个别的成为金钱、美色、权欲的俘虏。

2、不适应性。部分党员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茫然不知所措，缺乏驾驭市场的能力和带领农民致富的本领。如一些农村党员干部对市场经济的特点、运行规律了解不清楚，特别是在生产的手段和经营的方式上表现出了很强的不适应性，还习惯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和落后的营销方式。对如何搞市场农业、现代农业，尤其是利用网络、信息等现代技术，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更是一窍不通，根本谈不上在农民致富中发挥带头作用。

3、自私性。有个别党员只顾自己致富，缺乏带领农民致富的意识。这种现象在农村所谓的“能人党员”群体中反映得比较突出。这些党员头脑比较灵活，思想观念更新较快，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致富手段比较多，效果也很明显。但他们致富后，并没有按照党的宗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积极带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表现得自私自利。另外，极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4、家族性。在个别农村党员中，家族派性根深蒂固。这些党员首先想到的不是集体的利益、全村百姓的利益，而是姓氏家族和其它各种关系群体的利益。还有一些党员干部甚至为维护家族和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群众意见很大。

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员的先进性，根据“三个代表”的内涵和现实要求，结合农村工作的实际，我认为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并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挥：

1、搞好生产经营，努力成为农民致富的典范。当前，广大农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就是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目标，而对于怎样才能致富，却显得很茫然。广大农村党员作为农民中的先进分子，就要敢为天下先，通过了解市场，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发展有前景的设施农业、林果及畜牧养殖业，或外出务工经商，搞好生产经营，努力成为农民致富的典范，真正使党员成为农民群众致富的一面旗帜。

2、心系群众，带领农民共同致富。农村党员是广大农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必须注意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党员通过诚实劳动富裕起来后，还要注意充分发挥服务作用，通过传授致富好经验、好做法，热心帮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学会经营，积极主动地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对于那些较困难的农户，吸收他们作为自己经营组织中的一个成员，通过自己带动帮助他们致富。我区现在有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一种带领农民致富的有效形式。这些组织的带头人大部分都是农村党员干部，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发挥帮、扶、带作用，带领大批农民走向了富裕，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农村党员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要因地制宜，积极寻找致富门路，为广大农民致富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空间。普通党员可采取“发挥特长、分工联系、突出帮带”的办法，使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分别在参政议政、农业生产、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和带领群众奔小康。

3、崇尚科学文明，争做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榜样。农村20多年的改革发展，使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总的来讲，广大农民逐步树立起崇尚科学，破除旧传统、旧礼教，树立讲民主、讲法制的新观念。但是，一些封建迷信和社会陋习在农村根深蒂固，“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出现和蔓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在精神文化生活中，广大党员要努力成为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的表率；在一些利益问题上，广大党员要处处想着群众，时时为了群众，不与群众争利益，争实惠，始终为农民群众的利益着想。广大农村党员干部要始终以代表先进文化为己任，积极倡导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并身体力行，在农民群众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总之，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积极发挥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为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