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

第一篇：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

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线:多予、少取、放活作者：张新光发表日期：2006-06-27文章来源：《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三农”问题已初步得到缓解，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的发展阶段。下一步，我国应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制约，大力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真正做好“放活”这篇大文章，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作用，激发他们自我发展和自我积累的巨大潜能，不断提高和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部活力。

（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从十六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大政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配套政策措施，使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势出现了重大转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决不能重犯过去的“冷热病”，以免造成顺民意、得民心的农村好政策发生“变数”。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走得更快些、走得更好些、走得更远些。

一、十六大以前的“三农”问题何以产生？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发展是如何陷入困境的？农民在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缘何会得而复失？农业问题为何会“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1]（p1）？这个大题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满意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邓小平语）。因为，“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江泽民语）。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土地“大包干”革命，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1992年，邓小平同志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５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p376)

但在1988年至1998年的10年间，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发

展相当不利。“例如粮食，还有各种副食品，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这些年提高了几次，还是比较低，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购销价格倒挂，由国家财政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钱就不多了，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钱就更少了。”[2](p262)因此，从1991年到2000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比例由10.3%下降到7.8%；全国县级财政收入只占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71%；在农村义务教育支出中，中央财政只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乡镇财政负担78%，这样势必会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从1987年到2002年，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共征用农业耕地面积为3689.4万亩，从中获取土地差价收益估计在14204亿元～30991亿元之间。特别是1998年开始，国家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农村，全国每个县平均每年流失资金3亿元以上[3]。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3年，国家累计征收农业税3945.66亿元，累计征收农业特产税1366.25亿元，又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村汲取资金6990亿元，农民共为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12301.91亿元，由此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区变得空虚而缺乏生机。总之，我国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三农综合症”很大程度上是宏观体制环境造成的。

二、我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主要特征

十六大以来，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和完善，以新理念催生新举措，以新举措带来新变化，以新变化促进新发展。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波及面之广、触动层次之深已超出了预想和祈望。它的核心内容是6个字，即“多予、少取、放活”。

（一）坚持“多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建国以来，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国家向农民“要得多、给得少、管得死”，极大地削弱了他们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十六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四保障”的惠农政策，财政转移支付达到2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多。2005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超过3000亿元，比2002年增长50%以上。2006年，中央提出要求：“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据有关专家测算，“十一五”期间，要根本改变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的问题，国家财政至少需要向农村地区投入资金5多万亿元，主要用于解决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广播、通电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二）坚持“少取”是保障农村税费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

坚持向农民“少取”的方针，是十六大以来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逻辑起点和最大亮点。从2003年起，中央决定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拉开了新一轮农

村改革的大幕。2004年，除烟叶税外取消农业特产税，并承诺逐步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底，中央财政累计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1835亿元，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其他3个省份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终于告别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这与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将减轻负担超过1000亿，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它不仅理顺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迫使农村基层组织釜底抽薪，另起炉灶，脱胎换骨。实践证明，“税费改革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完善的配套改革措施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成功的保证；促进农民增收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根本目的。”[4]

（三）坚持“放活”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1]（p1）今后，我们究竟给农民怎样的政策，创造怎样的环境，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真正破题。正如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处于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总体而言，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民增收的主要表现是“三个不适应”和“三个不协调”：即农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日益多样化、优质化、精细化的需求；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不适应农民多渠道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需要；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城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乡之间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协调。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的集中反映。因此，今后我国解决“农业不稳”的问题，实质解决是工农业生产方式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太穷”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其核心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落后”的问题，实质是解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调的问题，而其核心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瓶颈制约，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不断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可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始终坚持“放活”农村经济政策的方针，这是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

三、中国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选择

首先，建立和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体系和法律保障机制。一般地说，农业属于“弱质产业”或具有“微利性”，工业属于“竞争产业”或具有“赢利性”；农村属于“分散区域”或具有“资源扩散性”，城市属于“集中区域”或具有“资源聚集性”；农民属于“弱势群体”或具有“易侵害性”，市民属于“强势群体”或具有“受保护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光靠政府号召不行，单靠市场机制也不行。下一步，应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税收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通过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机制，促使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总之，加强和搞好法律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5]（p333）。

其次，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产权模糊，阻碍农地使用权自由转让和流通；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许多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工合法权益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村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新型社会中介组织培育和发展缓慢，影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等等。下一步，应当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加快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放活农村经济政策，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二三产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不断拓宽农民就业增收的空间和渠道，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新体制。从2006年开始，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转向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是如何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结构，包括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两个系统，解决“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二是如何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从制度上保证农民能够均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当务之急是把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76）下一步，要把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党政权力与村民自治互相渗透的问题作为改革重点。同时，要把解决地方政府层级过多，管理幅度过小，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加快推动地、县两级党政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整体转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撤消地级行政建制，逐步实行市、县分治和“省直管县”体制；逐步建立起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如何解决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三者分设的问题，应从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和地方行政层级入手，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行政管理新体制。

[参考文献]

[1]杜润生.我们欠农民太多（序）[A].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张新光.迷离的“第三只手”——对当今“新双轨制”的分析[J].学习月刊，2005，（10）：41～42.[4]何开荫.农村税费改革——牵一发动全身[J].决策咨询，2003，（05）：18～20.[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篇：重庆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重庆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1.内容摘要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是率先在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必将因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机再次把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摆在全党全面推进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当前，国家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重庆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我们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更加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毫不动摇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泉。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农民安居乐业，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农村正在发生新的变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社会管理任务繁重。总之，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加倍努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农村好形势。

2.改革的意义

在重庆乃至整个中国，农村改革问题可不是一个局部性的改革问题。譬如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社保改革，还有金融改革、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对于重庆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尽管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这些改革还是属于局部领域的、一个大的方面的改革。相对于17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相对于发展程度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广大乡村，重庆农村改革则不同了，它对于重庆的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意义。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者说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从重庆改革开放的纵向维度来看。重庆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道路，历经风雨取得巨大成就。30年成就起步于农村改革，又受制于农村改革。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上考虑，重庆下一个30年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起步于哪里？新的战略突破口在哪里？再过30年，也就是到了2038年，已接近于本世纪中叶。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目标是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等发达国家是个什么含义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标准呢？

在已走过的30年里，我们的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9%-10%的高增长；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还需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年均增长约为6%-7%）。考虑到经济总量越来越大，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难度就会加大；再考虑到重庆的人口总量，人均GDP的指标要上去难度会更大；而人均GDP提高最大难度在农村。因为重庆人口总量的约60%-70%在农村，即重庆现有17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我认为农民工群体仍应属于农村人口，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群体的法定身份、主体消费和基础财产都还在农村）。重庆下一个30年的发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如果不能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农村社会生产力，重庆的全局发展将会举步维艰。

从全国经验来看，或从我们对我国发达地区的印象和感受来看，发达地区之所谓发达，不仅表现在工业和城市建设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们的农业和乡村建设也基本达到了现代化程度，基本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城乡生活水平同质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生活情趣、乃至衣着打扮基本相同，你很难分清谁是城市人谁是农村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基础教育、医疗保障、退休养老保障等主要社会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如可以常常看到校巴接送乡村的孩子上学；城乡基础设施同步化，即道路、水电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与城市同步同标准地建设。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重庆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现代工业体系已基本建成，但重庆大多数的农村却还非常落后，更不用说城乡二元结构在管理体制上、在公共财政投入上的巨大差异了。从这个比较中，更能说明重庆农村改革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说明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的决策是抓住了重庆下一个30年发展的事关全局的要害问题。

总的来说，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有利于重庆的新农村建设，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3.改革的重点

按照胡锦涛同志对重庆提出的“314”总体部署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重庆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思路应着眼于以下领域：

3.1．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创新土地流转体制和适度规模经营机制

一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这一政策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否则农村生产经营就会出现混乱，农民权益就会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要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根据各地的实践和探索，可行的思路有：一是鼓励城镇或当地资本组成“龙头企业”，转包土地、规模经营。二是开发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建立“土地银行”，激活土地要素，实现土地和劳动的有机结合，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土地银行”可以由国家来办或者民办公助。出去务工的农民把土地存在银行里获取利息收入。银行把这些存进来的土地贷出去，主要贷给成片种植、规模经营的种粮大户。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存贷之间的亏损，可由政府补贴。其好处是，农民转包的土地能留转到质量能手当中，促进适度规模经营；而且可以保证土地使用方向不变，保户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3.2 深化和落实林权改革制度。

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指导，强化政策扶持和开拓创新，发展林业产业，建设现代林业，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林业产业横跨一、二、三产业，资源类型多、产业链条长、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发展林业产业，繁荣林区经济，对加强生态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各级林业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林业产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林业产业协会的作用，搞好统筹规划，加强宏观指导，强化政策扶持，着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林产品供给能力，全面提高生态安全保障能力。

3.3．健全财政支农投入机制，改革农业投资管理制度

各级政府应当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主体作用。要调整国民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对财政收入用于“三农”的比重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比重应有一个适度的界定，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在加大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动员和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投入新农村建设。目前，有关农业投入的管理规定比较笼统。由于对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划分、资金用途没有明确的规定，时常导致农业预算支出被挤占的现象发生。为此，要改革农业投资管理制度，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可操作的法规，以保证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3.4．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要按照中央部署和规定，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进行乡镇机构的合并和人员的精简，真正在转变职能、强化服务、提高效率上下功夫；要积极探索县乡联动改革，完善和创新农村治理机制。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依法搞好村民自治，推行农村民

主政治建设。要下大力力气加强基层干部廉政勤政、执政为民建设；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利益。

3.5．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农村社会管理

一是重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改变农村基层农技站“网破、线断、人散”的状况，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技术保障。二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目前发展的重点是：建立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解决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三是更新农村治理理念，转变社会管理方式。优化农村组织机构，扶持农民自治组织的发展，扩大基层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四是大力发展农村公益性文化和教育事业。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体制机制，坚持科教农结合，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3.6．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为此，一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重庆农村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壮丽事业。二是各级党委要切实把农村工作摆到重要议事议程。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重视农村改革发展，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切实体现和落实“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政策，要关心乡村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高他们的待遇和保障水平，鼓励和支持党政干部广大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投身农村改革发展。

5.政策建议

5.1成立农村“土地银行”，规范土地流转形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土地的利用率越来越低。“土地银行”可以由国家来办或者民办公助。出去务工的农民把土地存在银行里获取利息收入。可以保证土地使用方向不变，保户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5.2保持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根据人口变动进行小范围调整。

因为人口变动，如果土地的承包关系不相应做出调整，就会导致，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所以应该根据人口变动，在一定周期内小范围的实行土地重新分配，实行按需分配。

5.3节约土地，规划建房。

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对城市建设投入较大，而对村镇建设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缺乏有力的指导和有效的投入，导致农民建房无序，许多村庄出现“新房一大片，弃房随处见”的现象，这样不但影响了村容村貌，还使大片的土地被闲置浪费。

第三篇：厉以宁：土地确权启动新一轮农村改革

厉以宁：土地确权启动新一轮农村改革 2014-06-15金融家

农民失去了土地和房屋，这正是历朝历代统治当局最担心发生社会动荡的源头，然而这些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土地确权对农民权益的保障有意义，从这个角度分析，无论怎样高估都不算过分

土地确权是当前中国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始。为了说明这一重大改革的深远意义，我们从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谈起。

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由来及弊端

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

以北宋南宋交替时期为例，当时，华北被金兵攻占，黄河流域的居民南迁，南迁是自由的，并没有城市居民只准迁入南方城市、乡村居民只准迁入南方乡村的限制。又如，清朝中叶以后东北开禁了，山东人移居东北，山东的乡村居民可以在东北的城镇做学徒和店员、务工、开店、办作坊、购房建房，山东的城市居民可以在东北的乡村租地、种地、买地、购房建房；他们在东北城乡之间可以自由迁移，不受户籍限制。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20世纪50年代前期。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乡也就被割裂开来了。从那时开始，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十分严格的限制。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机会也是不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处于“二等公民”的位置。

城乡二元体制的确立对计划经济的存在和延续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扼要地说，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有两大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界限不清晰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大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换言之，限制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意味着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居住地，只有这样，计划经济体制才能巩固，才能运转。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创造了条件，在当时，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只是否定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极端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制度)，而没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事实，城乡依旧隔绝，两种户籍制度仍然并存。

而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部署，但相对而言，农村的改革却被忽视了。

什么时候又关注农村的进一步改革？什么时候开始对始终未被触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应当说，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就是集体林权落实到户，曾被称为“新世纪改革的第一声春雷”，绝无夸张之意，而是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状况的。集体林权落实到户，林权证发到林农手中，这就是“土地确权”。从此，林农有了财产权，有了财产性收入，林权可以抵押，林区经济活了，集体林地的面貌变了。这就是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实践给理论界出了一个题目：集体林地可以这样改革，为什么集体农田不能这么做？在广大农村中，林农只是少数，大多数农民是农田的耕种者、生产经营者，在土地确权之后，他们不是同样会迸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吗？农村面貌的真正变化，不能只靠林农，而必须靠农田的承包户。只有农田承包户都经过土地确权，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富裕的、强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土地确权与农民权益

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重庆、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市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出，农民之所以热烈拥护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首先是认定土地确权之后可以切实维护农民的财产权益。

要知道，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名义下，农民承包的土地和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的房屋，不管是祖辈留下的旧房屋，还是近些年来农民自己花钱新建或扩建的房屋，都不被承认是自有的房屋，更不必说自己多年劳动而使土地已经日益肥沃的承包农田了。政府和大企业如果决定占地拆房，农田承包户只得听从安排，让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眼睁睁地看着宅基地上的老房新房一起被拆毁。

而农民所得到的补偿费，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各地几乎都有农民抗占地、圈地和强拆民居的事件发生。

农民的权益既得不到尊重，更谈不到合理的、充分的补偿。要知道，农民失去土地和房屋，不仅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生活资料，而且意味着他们失去了赖以取得收入的生产资料和谋生之路。他们得到的不充分的补偿，只够眼下生活所需，以后怎么办？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农民失去了土地和房屋，这正是历朝历代统治当局最担心发生社会动荡的源头，然而这些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土地确权对农民权益的保障有意义，从这个角度分析，无论怎样高估都不算过分。

当然，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工具、牲畜、运输车辆等)不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由所有者自由出售，售给需要该种生产资料的人，但土地却不一定能如此出售。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土地供给有限，土地的使用状况受到法律的限制，什么样的土地只能转让给什么样的买主、买主把购入的土地做什么用，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违背。这是土地交易中必须遵守的。

我们在日本考察时，对这种情况做过调研，发现日本对土地的交易有详细的规定，日本的城市居民和企业法人可以租赁农民土地，但不能购买农村的土地，而且租赁的土地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如不能撂荒、不能建房、不能设厂等。如果租赁的土地是粮田，那就只允许继续种粮。违者要追究法律责任，这就是明确的限制。

这种规定在日本专家看来是人人都应遵守的。为什么这样？这是日本地少人多，为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土地确权，也以不改变土地使用方向为准则，目的是不让本来有限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改作他用。

因此，农村的土地确权对中国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保证农业用地(耕地和建设用地)使用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使农民的财产权益得到保障，不至于被政府或在政府同意下的企业单位低价圈占土地和拆毁农家住房而得不到合理的补偿。

土地确权后，农民应具有三权三证。三权是：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民在宅基地之上自建住房的房产权；三证是：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证、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在宅基地之上自建住房的房产证。农民的三权三证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为什么农民会成为“失地农民”？为什么农民会成为“无业者”？为什么农民会成为无房可住的流浪者或寄人篱下者？这与农民财产权益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关。土地确权后，农民的三权三证得到了保障，任何人或单位都不得随意侵占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屋。

如果要征用农民的土地或拆迁农民的房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事，需要以农民作为一方，政府或政府同意下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另一方的双方协商，按双方同意的价格成交，以合同为据。这样，农民心里就踏实了，因为他们的权益得到了维护。

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

近些年，土地流转已经在中国广大农村逐渐推广，或转包，或租赁，或委托经营，或土地折股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等等。外地务工、开店、开作坊、经营商业活动的农村居民认为，与其让自己的承包土地闲置或由留守农村的老人以低效率方式自耕自收自销，不如进行土地流转，这样可以取得较高的收入。

但据我们在湖北、江苏、山东几省的调研，发现从事土地流转的农户普遍存在一个顾虑，这就是心里不踏实，即久而久之，流转出去的承包地还属不属于自己。

他们认为，这些租出去的土地、入了股的土地将来能不能收回自营？如果对方不愿意归还，自己该怎么办？去索取，对方不给，怎么处理？或者，对方不愿归还原来的那块土地，而是归还面积相当但土质较差的另一块土地，又如何对待？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令从事土地流转的农民不安。

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得到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证，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土地转包、租赁、入股退股纠纷等问题有了底线，即认为土地确权是对自身权益的维护，从而愿意以转包、租赁、入股等形式把土地流转出去。

关键在于：第一，不必担心土地转包、租赁、入股之后会丧失自己的财产权；第二，不必担心土地流转以后自己会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如转包费收入、租金收入或股份分红等收益。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即土地确权后农民对土地流转有了信心，于是导致较多的农民愿意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转包、租赁或折成股份入股而获得议定的收入，从而又会有更多的农民加入土地流转的行列，进一步扩大农业规模经营的队伍。

我们在一些省市调研时还发现，土地确权固然为土地流转创造了使从事土地流转的农业承包户安心、放心的良好条件，但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这就是：还需要有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与之相配合。

不少地方只有一个为土地流转服务的办公室或信息中心，或为土地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服务的大厅。有这样的办公室、信息中心或大厅，要比没有这样的设施要好一些。但也应当承认，仅有这样的设施是远远不够的。

要知道，对从事土地流转的供求双方来说，更需要的是一个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市场不仅能够提供供求信息，而且还给供求双方提供可以成交的机会，并且价格(或土地流转的实际收益)也将在市场竞争中趋向合理，每个当事人(无论是供方还是需方)都有选择的机会，然后再作出决策。这一方面可以促进转包、租赁、入股等土地流转行为规范化，使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尽可能减少；另一方面可以引致更多的潜在的供方和需方摆脱观望状态，进入土地流转行列。从减少土地流转信息不对称性现象这一角度来看，这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一种做法。

今后在陆续扩大土地确权工作试点范围和推动土地流转工作时，在积极引导土地流转有序和规范化运作方面，有必要培育有关土地流转市场的中介服务组织。需认识到这是一项对以后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有了健全的、完善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体系，可以防止土地流转过程中发生改变土地使用方向，以及防止当事人把承包土地流转给非农业人员从事非农活动的做法。同时，中介服务组织的完善和规范化的运作还有利于减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供求纠纷，防止供给方(农业承包户)在土地流转后出现失地、无地现象，或出现得不到应有收入的状况。

此外，还应提及与土地流转工作相配套的农村土地评估体系的建设。要培育一批熟悉农村实际情况又懂得资产评估的专业人员，这样既有助于确保农民的收益，还可以在增强农民信心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开展。

耕地面积为什么“增加”了

我们在一些土地确权工作已经结束的试点市县进行了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的地方都有耕地面积增加的报告。浙江省嘉兴市的报告中说，土地重新丈量后，耕地面积大约增加了20%；浙江省湖州市和杭州市所汇报的数字与此相近，耕地面积大约也增加了2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据我们在嘉兴市的平湖市姚浜村和新埭镇同基层干部、农民座谈后的归纳，土地重新丈量后耕地面积之所以增加，大体上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30多年前土地承包开始时，土地质量参差不齐，有“好地”，也有“坏地”，所以承包土地的面积是这样计算的：“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算一亩，农民同意这样做。经过30多年了，承包土地的农民精心维护自家的承包地，加上水利灌溉设施有很大改进，土地“好”和“坏”的差距缩小了。现在重新丈量土地，一般都是一亩算一亩，农民没有意见，于是耕地面积增加了。

第二，据年长的农民回忆，当初丈量承包土地时，土地都是零碎的小块，田埂纵横，占地很多，所以丈量时都把田埂占地剔除掉。还有，田埂两侧被遮住阳光的地带，也不包括在耕地之内，当时农民都认为这种剔除是合情合理的。过了30年，农村的情况变了，农民普遍使用拖拉机耕地，有些农民还用插秧机插秧，田埂被拆掉，小块土地连成大片。重新丈量土地时，耕地面积当然会增多。

第三，以前农村田边地头，常有一些荒地、水草丛生的低洼地未被利用，经过30年，田边地头能利用的田地都利用了，于是在重新丈量时，耕地面积也会增加。

第四，当初农民要缴纳农业税，所以农民在上报耕地面积时，能少报就少报，几乎家家如此，明明是一亩三分地，只上报一亩，谁也不揭发，大家心照不宣。现在，农业税取消了，而且土地刚刚重新丈量完毕，所以家家如实上报。加之土地可以入股，可以转包，也可以出租，少报土地面积只会让自己吃亏。农民说：“只有傻子才少报呐！”这句话反映了当地的实情。

我们在浙江进行了有关土地确权的调研后，在广东清远市参加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各省(区、市)经济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主任会议，在同中西部一些政协的经济委、农委的负责同志谈到浙江省土地确权后耕地面积增加的情形时，他们说：“我们那里耕地面积如果也重新丈量和土地确权，耕地面积可能增加得更多一些，因为当初还有„坏地‟三亩折算成一亩的情况。而且荒地更多，近些年来，田边地头也都被利用了。”

假定真的如此，耕地面积重新丈量后，全国耕地将不止18亿亩，而可能超过21亿亩。

(瞭望东方周刊文 | 厉以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篇：农村改革

中国电器之都——柳市的历史改革情况：

1982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袁芳烈听到这一句感慨万分。三个月后，温州市委召开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发展经济重点户、专业户表彰大会。人们怀疑是要“一网打尽”，暴发户们都带着脸盆铺盖出发，亲朋好友间含泪相送。

可是在大会上，袁芳烈说，你们是发展我们温州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大家要向你们学习。温州满街敲锣打鼓，贴上许多“劳动致富光荣”这样的标语，气氛热烈。

但是刘大元们的心情，却一直低落。

袁芳烈经过调查，认为抓“八大王”的事错了，决心给八大王平反。他甚至专门与中院院长谈话，“我说错了我负责，你没责任，我是市委书记，第一把手，错了不会叫你院长去担，出了事我承担。”

终于，刘大元等人盼来了平反，这是1986年的一天。来人居高临下，语气冷漠地宣布几人无罪。刘大元忍不住反唇相讥，“这算什么平反呢”。宣判人被激得无话可说，怒气顿生，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上。但刘等三人并不理会，神情倨傲，扬长而去。

尽管八大王事件已经平反，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仍然严肃。1986年，一个同情他们的记者在《江南报告文学》上发表文章，写刘大元在如何上下奔走，并捐5000元钱为柳市搭建彩色电视差转台云云，涉及身份处只字未提。

时值政策敏感期，全国上下各新闻单位无人敢直接论及八大王处境。只有刘大元心知这记者是从侧面呼告支持，拿到杂志后，潸然泪下。

1985年，晋江假药案震惊全国，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力挺“去粗取精”，支持农民致富，但却因之落马。而巧合的是，项南挂冠前夕，即1986年1月，曾经来过柳市。柳市和晋江，中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

实际上，整个八十年代，柳市都在光影交织中度过。

1983年3月，熟悉温州的王芳出任第七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这年末，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新动向》。该文在报道温州地区几个专业基地时，重点报道了柳市五金电器生产的情况及新鲜经验，肯定了乡镇工业的发展方向。嗣后，温州电视台专题录制《柳市崛起之谜》电视记录片，在温州地区广为播放。1984年3月1日，中央转发农牧渔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报道指出：发展乡镇企业的总方针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并提出乡镇企业的范围是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极扩大到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

为此，乐清政法部门释放了在押的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和翻砂大王吴师廉。使受挫的柳市低压电器生产重发生机。是年6月，柳市区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事电器业人员超过5万余人，供销人员多达10000余人。

1984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王芳要求温州市长卢声亮作《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的发言。卢指出：民办工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办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持民办工业的发展；要为民办工业正名；要为民办工业落实政策；要为民办工业提供服务。

1985年，中顾委一批老同志去温州参观后，在杭州和王芳交换意见。他们一方面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搞活了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吗？这样搞下去的后果如何？

当时，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的领导来过温州（除了台湾省之外，全国各省的党政干部都去过温州）参观考察，影响颇大。王芳认为，要对这些省市的领导负责，温州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如果是对的，会产生好的影响，是对全国的贡献。如果错了，这个责任中共浙江省委

挑不起。

关于这一问题，王芳在200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要中央直接回答是不可能的„„中央已经把政策交给我们了，就看我们敢不敢实践，敢不敢创新。”

王芳组织中共省委调查组亲赴温州乡间调查，后来写成《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发表于《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上。

1986年，7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建议建立“温州试验区”》一文上批示浙江省委：“王芳同志，大胆试验，中央支持。” 7月18日，温州市委召开全市经营大户座谈会，会议提出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保护他们的合法地位，保护他们的产权和经营权，鼓励他们当好商品生产的“排头兵”。

此话令人如沐春风，但是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比喻。

排头兵的本意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战士，在队伍前面冲锋陷阵，打开局面，扫清障碍，率先提供前进路标。

有的时候，排头兵也是祭旗者。

到了1986年，柳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着手建立电器总厂和电器产品检测中心，引进12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中级以上占80%）。

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也在《瞭望》杂志上著文称：“‘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而后他又说：“温州地区所走的道路乃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劳动致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比苏南、珠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1986年4月21日《世界经济导报》）

1987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国当时的经济形势时说：“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对柳市叫好的人有很多，但是阻力仍然很大。从84年开始的一系列文件频频戳中柳市的阿喀琉斯之踵。

198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手段低劣，柳市区质次电器销往各地》的批评文章。接着，煤炭工业部因柳市生产的某些矿灯配件不符合防爆要求，通令所属企业不准购买柳市的电器产品。柳市一时被搞的声名狼籍，退货的、退合同的、拒付货款的接踵而至，供销人员到处碰壁，步履艰难，柳市低压电器市场再度陷入困境。

1984年4月7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得生产该产品，各级经济管理部门不得安排计划，不得供应原材料、动力和提供生产资金。”

1984年10月5日，温州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整顿柳市低压电器生产的报告》，虽是整顿报告，措辞却诚恳，文末提出三点要求：合格产品可以临时性许可证、乡镇工业可以向银行按略高于国家牌价购买白银，产品价格可以灵活掌握。浙江省政府迅速向上转送了这份报告，并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对柳市区生产中的困难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白银是“银触点”的关键原材料。以1984年为例，柳市乡镇企业的交、直流接触器、空气开关、继电器等低压电器产品全年白银用量10多吨（1985年9月29日乐政[1985]137号《关于柳市低压电器产品质量问题及其管理方案的报告》），乡镇企业被排除在白银统购统销的体系之外。

这些原料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困扰柳市的制度死穴。1987年2月17日，乐清县工商局在柳市查获走私白银88公斤。整个八十年代，类似的走私案件层出不穷。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银供应放开。但此时的低电压电器，已是技术成熟且利润微薄的产品了。

1985年12月底，机械工业部对柳市镇生产销售的低压电器产品质量突击检测，结果是“所检产品均不合格”。据北京面粉五厂反映，该厂从英国进口一套生产线设备，选用温州长城控制元件厂和温州莲池电器厂以及只标有浙江制造而无厂名的空气开关配套，由于质量太差，给该厂造成了经济损失。

关于这次抽查结果通报，机械工业部选择了第二年4月9日发布。要求“请有关单位„„应向持有相应的认证标志或许可证的企业采购„„否则，出现质量事故，由采购单位负责。” 此前的4月5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其中规定不得以“处理品”生产和组装用以销售产品。

类似的国家级产销禁令在84年后层出不穷，文件中常出现“各地（特别是浙江省）”、“温州”、“乐清”、“柳市”。国家技术监督局和机械电子工业部对柳市低电压电器愠怒已极，柳市人暗自心惊。

1987年6月，柳市一些假冒电器产品在上海被查获。1988年，国家工商局对柳市生产、销售伪劣电器产品提出批评。

王芳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四年多时间里，虽然很少参加各厅局的工作会议，但每年省乡镇企业局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都到会讲话。据他回忆，一位中央机关来的领导干部，调查了浙江乡镇企业发展情况后说：“浙江县市的一把手都成了乡镇企业局局长了。”言下之意是浙江各级主要领导对乡镇企业太重视了。既是肯定，也是疑问。

风向是重要的。当时，上海大众的总裁与刘大元交好。某日这总裁意味深长地说，假如有机会与邓公同席吃饭，他是爱吃甜的，还是咸的？你不能不预先打听清楚。刘大元深以为然，他秉性玲珑剔透，一口沪腔可以说得让上海人真假难辨，对于政治，尤其敏感。

柳市人中至少有九成经商，其中订阅《人民日报》的不少，在那个年代里，政治上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可以和商人的性命攸关。

但是，对这些存在于神经末梢上的小人物来说，真的能分辨出八十年代的风是朝哪个方向吹吗？

1989年10月，国务院研究室的两位专家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干部陪同下，在温州作了为期八天的调查，写出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虽然温州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比较特殊，个体、私营和市场调节的成分占的比重确实大了一点，需要积极引导和调整，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所决定的，是我们必须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第二，我国现阶段的个体、私营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有遏制，但似乎也有鼓励。可是就在人们都放松注意的时候，风雷激荡的日子来了。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进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据说，在温州柳市拥有钢琴500多架，家庭拥有量在全国位居前茅。这些昔日捏锄把的手奏出的不一定是最美的音符，但一定是时代的最强音。

因为他们在创造，所以他们有选择命运的权利!

在这农村改革30年之季我们怀着关注农村改革的意义，我们向柳市上峰村调研。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

乐清市柳市镇上峰村坐落在柳市镇的繁华地段，经济实力雄厚，土地资源丰富，有人口435户、1815人，村集体固定资产达1.5亿元。先后被授予“乐清市文明村”、“乐清市卫生示范合格村”、“乐清市消防先进村”、“计划生育示范合格村”、“柳市镇先进党组织”、“镇妇女工作先进集体”、“柳市镇综治先进村”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上峰村“两委”积极响应市、镇党委政府关于开展创建文明村活动的号召，积极行动，从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着力开展交通、环境、通讯、电力、给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新建和扩建公共设施工程，大力改善村民人居环境，村内建成了多条道路和模具加工市场一条街。兴建了村老协会“东沁阁”活动中心，为本村老年人创造了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健身活动环境。增设1台400KW变压器，解决了村民用电难问题。兴建了占地5亩，建筑面积1万平米，总投资700多万元的村办公楼，彻底改变了村委的办公条件。

上峰村“两委”着力打造平安村，积极投入乐清市委、市政府的“平安千村”工程活动，通过组建村义务联防队和义务消防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等举措，治安环境进一步明显好转。村“两委”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农村财务公示制度以及相关政策，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村各项收支和费用每月结算一次，经村民代表小组核算，报镇里统一审核通过后，在村内宣传栏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村里制定了奖学金制度，奖励考上大学的孩子，以鼓励村民重视文化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富裕而文化贫穷现象以及经济发展快、教育投放少不协调的局面。

上峰村书记说：

第一步，允许农民进城进行自由贸易。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管理很严，市场自由交易也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农民到城里自由买卖农产品。放开城市市场，允许农民进城贸易，既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又活跃了城市市场，这是城乡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开始。

第二步，到了1984年左右，随着乡镇企业的繁荣，国家进一步放松人口的流动，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进一步冲破了分割城乡的就业樊篱。在这之前，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人口的就业流动很难，农村人要“跳出农门”进城，只有上学、参军、招工三条路可走，而能够真正实现进城梦想的农民少之又少。给予农民在城里的就业“打工”权之后，农民真正有了通过自身的工作而改变命运的权利。这时，一个叫“民工潮”的新词汇开始出现，这股人潮的涌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村。过去农民进城做工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农民工和城里人虽然还不能完全平等，但毕竟使农民有了更多机会。

党的十六大以来，这一层面的改革走到了第三个阶段，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融入了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五个统筹”、“新农村建设”都是这种“统筹城乡”思路的体现。目前有不少城市已经取消了城乡户口的差别，而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根本的制度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将是历史的趋势。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等政策上，国家正在将农村居民统一纳入、统筹考虑，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

因此，农村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三个层面看都分别走了三步，这三个层面及三个层面中的三步是互相交叉交融、互相依存依托、又相互促进、促动的，这三个层面的改革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强化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三农‟服务的功能，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

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体的要求。如何面向三农推进农行改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农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讨论，并将县域支行分为粮棉大县支行、贫困县支行、西藏青海地区支行、经济强县和大中城市郊区支行，实行差别定位，确定相应的重点服务领域，争取发挥县域金融主渠道作用，拓宽政策性金融的服务领域，促使邮储资金回流农村，继续深化农信社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

第五篇：农村改革

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步伐努力推进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新平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根据‚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省发改委作‚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步伐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进程‛的辅导发言，这个辅导本来由我委米东生主任亲自来讲，但因近段时间米主任随秦省长到北京向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汇报争取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和资金工作，我受米主任的委托代表发改委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探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问题。在座的各位都是老百姓的父母官，长期工作在基层，奉献在基层，对农村工作最熟悉，对农民疾苦最了解，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愿望也最迫切，对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最有发言权。可以说在座的各位领导都是我的老师。为此，我在发言过程中一些不妥或错误的东西敬请提出批评指正。

下面，结合自己对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思考，以及云南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就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步伐、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二体化进程问题，从思想认识、工作思路和保障措施三个方面，谈一些体会和认识，供同志们参考。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一）充分认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基本内涵

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这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农两大产业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随着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发展，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会被吸纳过去，这种情况_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工资水平上升，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经济结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产业差别的伴生现象，并不是专指城乡二元结构。国内学者认为，我国不仅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具有因制度因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也始终高度重视城乡、工农差别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地提出要逐步扭转工农差别、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党中决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统筹，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我国城乡协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做出了新概括和升华，思想内容更加丰富，．基本思路更加清晰，重点任务更加明确。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这就说明了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农村发展的基本矛盾。从这一认识出发，《决定》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进而提出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的奋斗目标。《决定》在有关制度建设部分，进一步阐明了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基本内涵，这就是：‚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决定》还以‚五大统筹‛部署了重点任务，即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决定》还强调了县域经济的作用，强调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决定》的这些论述完整而深刻，对于推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二）深刻认识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竹形势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对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作了准确定位，是对总体形势的重大判断，是我们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的基础，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

我们从两个方面认识和理解：

一方面，总体形势是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是否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是判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条件是否具备的重要依据。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发展阶段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0美元以上，二是非农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以上，三是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60％以上，四是城市化水平达到40％以上；五是工业部门己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体系。200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方法核算，己远远超过3500美元；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88.7％；非农劳动就业比例59.2％；城市化水平44.9％。以上指标表明，我国总体上己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目前，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财富日益雄厚，已具备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经济基础。2007年，我国GDP总量比五年前增长了65.5％，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4位-_国家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4万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3万亿无,年均增长21.2％，新的发展阶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工农关系调整的重大转折，标志着农业由过去受‚挤压‛、作‚奉献‛的部门，变成了受‚哺助‛和‚帮助‛的部门，工业化发展的成果体现到‚带动‛和加快农村发展上，必然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推进村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关键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物质财富还不是巨大丰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任务艰巨，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突出，农业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缩小城乡差距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二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差别伴生现象，更重要的是因长期以来体制机制原因而形成的，制度原因是带根本性的原因，而体制机制的转换和改革涉及工农、城乡之间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难度最大的，并且改革越深入，改革的难度也会越大。三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内涵丰富，涉及到公共资源、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动，涉及到土地、产业、就业、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不仅需要宏观政策的调整变化，也需要具体的统筹规划和工作落实，需要全社会的协调配合共同推进。

（三）深刻认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的基本思路、基本内涵和重点任务，对于推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

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农村发展的基本矛盾。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改革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消除，工农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失衡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城乡二元壁垒‛阻碍农民与市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这一矛盾已严重制约着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发展。只有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上统筹城乡发展，构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保障体系，才能从全局和根本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结构；只有在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

2、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首要任务。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统筹城乡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格局。只有广大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民各项权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发展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只有加快发展，尽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

3、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任务。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是要从法律、制度、。政策上努力营造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措施，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使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使广大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从而全面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局面。

4、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民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只有统筹城乡发展，才能不断强化农业基础，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全面进步，也才能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

（四）深刻认识我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我省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我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我省改革开放的突破为云南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新三年‚兴边富民工程‛的实施，有利于加快我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步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也是十分巨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发展水平上看，我省仍和上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经济发展不足，工业化程度低，农业基础条件差，城镇化率低，综合经济实力弱。统筹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既面临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又要着力增加投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困难程度大。二是从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看，我省农村绝大多数处于山区和半山区，基础经济发展能力弱，广大农民收入低，增收困难，城乡差距大，统筹城乡发展任务艰巨。三是从投入角度看，我省广大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而要统筹城乡发展，除中央加大投入外，更需要各级财政增大投入，强力扶持推进。

我省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农业十分艰难、农村十分艰苦、农民非常艰辛。具体来看，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仍然面临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1、农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能力较弱。2007年，我省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7.7:43.3:39，一产比全国高6.4个百分点，一产不成情况突出。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全省近2/3的耕地只能靠天吃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二是农业增长方式粗放，综合生产能力不强。我省农业机收水平仅为10%，有效灌溉率仅为36%，低于国家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三是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龙头企业弱小，产业发展规模较小，优势特色产业总体上弱、小、散；农产品原料基地建设滞后，产品精深加工滞后，品牌培育滞后，产品市场知名度不高、竞争力不强，总体质量和效益水平较低。

2、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差距继续拉大。统计数字显示：1978年，云南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27.7元，农村人均纯收入是130.6元，收入的城乡比是2.5:1。200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496元，农村人均纯收入2634元，收入城乡比为4.36:1。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差距为197元，城里人比农村人多收入197元，2007年差距是8862元。从1978年的差距197元变为2007年的8862元。

3、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滞后，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到2007年底，全省不通电的农户有29.8万户，不通公路的行政村5480个，不通广播电视的自然村71780个，还有将近1000万人没有完全解决人畜饮水和安全喝水的问题。农村社会事业投入不够，‚两基‛欠帐高达37亿元，全省仍 有8个县没有实现‚普九‛，县医院业务用房危房面积达32.1%；医疗保障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尚未建设，卫生资源配置不够，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不均，占全省总人口70%左右农村人口拥有的公共卫生资源仅占全省总量的30%。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城市轻农村，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还有问题但总体上不断配套和完善，广大农村的水、电、路、通讯、‘广播电视等配套很低；城乡之间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差距十分明显。

4、农村投入力度小，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不健全。一是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总量虽然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2%，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农村人口在全省人口中的比重很不相称，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对农民的补贴虽然增长较快，但补贴标准仍较低，覆盖范围有待扩大，补贴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三是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县乡财政困难问题突出，投资配套能力弱，影响项目实施。四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农户贷款难，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业保险发育迟缓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5、城乡社会管理制度有待改革。集中反映为土地、户籍、就业兰大问题。土地问题：城镇工矿、交通等建设用地需求大，供需矛盾突出，农村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依村征地制度有待改革，土地流转中不能很好实现农民的权益，失地农民保护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户籍制：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人出生后就分为城里人和农村人两个类型，限制和束缚了农村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一对推进城镇化，对农民进城打工带来很多问题。就业制度：多年来我们在对就业的研究上偏重城市，考核业的的一个 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破解我省城乡差距拉大难题，统筹推进全省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中央国务院在组织领导、改革创新、政策体制、资金投入等各方面全面加强推进解决‚三农‛问题，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必将给处于西部的云南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二、明确任务，突出重点，着力推进云南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体化进程

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涵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到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等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省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既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又面临许多困难，如何抓住机遇、突出重

点蠢力破二元结构难题，加快推进城乡体化进程，各级各部门领导都作了许多思考。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我省实，1、统筹城乡规划建设

规划建设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我国建国以来重市建设，轻农村建设，重城市规划轻农村规划，农村的发展建设未能和城市的发展建设统一起来考虑，造成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脱节。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树立城乡一体化的规划理念，把农村的发展与建设纳入城乡一体化规划范畴，统筹考虑城乡产业、基础设施、。劳动就业、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等各项发展规划和建设。完善省、州（市）、县（区）、乡（镇）、村五级乡规划体系。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鼓励、指导乡、村庄制定和实施乡规划、村庄规划，要让规划覆盖到农村，不留‚空白‛。小城镇要做到镇镇有规划，每个县市区要有村镇体系规划。全省中心村和重点基层村要有建设与整治规划。

2、统筹城乡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产业发展和布局多年来是偏重城市，重工业、轻工业和很多资源配置在城市，很多产业聚集在城市：但是，整个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加工、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的规划和布局严重不足，农村发展缺乏强大的产业来支撑、来带动，很多地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产业的发展农民要增收难度很大，今后，在产业布局上城市和农村要回时考虑，同时规划，同时布局，特别是特色产业的发展，卫生、文化、广电等社会事业方面城乡反差太大，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将这些公共服务配置到农村，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村的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共同成果，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巩固提高和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着力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促进农村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4、统筹城乡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保证。社会保障是实现以人为本、维护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的保证。目前，整个保障体系的状况是城市实施得好、落实得好、覆盖得好，而广大的农村才刚刚开始。农村的低保问题、养老保险问题、农业农村的财产保险问题、大病救治问题、贫困学生的就学问题等突出。今后，要能够逐步做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这也是中央提出的要求。今后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一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二是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三是扩大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覆盖面；四是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的基础上，就城市建设、人口计划生育、农村土地承包、、教育、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军队转业干部和退伍士兵安置等实行统一标准的管理政策，‘进一步推进完善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套改革，为建设小康云南提供有利的政策通道。

6、统筹城乡劳动就业

劳动就业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支持。就业是民生之本。民生的首要问题是就业问题，多年来我们在对就业的研究上偏重城市。考核就业一个重要的指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只管城镇而没有包含农村，农村许多剩余劳动力是没有纳入到统计的，而且在劳动就业的培训和用工等方面，从政策到条件城市和农村都是有区别的。因此，今后要统筹城乡的劳动就业，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象城镇一样纳入统一的培训计划，纳入统_的就业安排，享受统一的就业政策。积极采取措施，切实扩大就业；加强就业服务机构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重点建设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服务体系。

7、统筹城乡基础

建设基础建设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我省农村在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防灾减灾等方面与城市差距很大，在一些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和高山深谷地区的一些村寨未通路通电，饮用水安全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地发展的基础和后劲。当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尽管这有问题但

最薄弱的环节，’整个农村的发展多少年来就是一个信用社和农行，其他金融机构覆盖的不多。中央提出要改革农村的金融体系，加快农村金融信贷事业的发展，把更多的信贷资金投到农村，支持农村发展。今后，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一是深化城乡金融企业改革；二是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三是建立贷款担保机制；四是加快发展小额信贷；五是调整贷款结构。

9、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依据。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我省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急剧扩张，使得耕地保护压力加大，呈现出用地内部结构不合理和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要把城乡的建设用地统一规划、统一安排、合理使用，城镇化、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用地要合理的规划和利用，基本农田要严格保护。集约使用现有城镇建设用地，建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协调驱动机制，把深化非农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与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保护耕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为出发点，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统筹城乡发展为导向，以优化用地结构和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尽快启动和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配置，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有序有效流转。一是进_步明确界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各种权利，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二是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充分利用经济手段落实城乡建设用地统筹规划。三是加强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安排，推行增减挂钩。

按照省委省政府建设绿色云南、生态云南的思路，以深入开展‚七彩云南保护行动‛为抓手，抓好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的落实，全面规划、治理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统筹城乡生态

防治，建立城市对乡村的生态补偿机制。

以上十个方面的统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推进云南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做到全面规划、共同推进。

（四）根本任务

加快农村改革发展，努力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涉及方方面面。总体上讲，要围绕以上十大统筹抓好工作，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和加强农村制度建设，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二是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着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积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培植支柱产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从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着手，加快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怎样实现村经济，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云南一切矛盾的根本前提，只有农村经济、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统筹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都有坚实的基础。

村劳动力，提高从事农业的人均生产资料占有率。我省工业化程度低，城市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移农村劳动力需要综合治理，‘多管齐下，进一步加快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以城带乡的作用。二是提高农业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立足种植养殖业，：选准产业，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强化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措施，提高产出率，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三是通过公共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支农惠农的投入给农民增收带来实惠。这方面需要改革创新，理顺机制体制和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的强化实现。根据我省实际，统筹推进以上三个方面工作，特别要突出提高农业产出率，增加农民收入这一重点和根本。从实现财政增长的方面看，关键是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核心是推动工业化进程。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一产是国家需扶持的产业，对财政的贡献十分有限，三产则是活县富民产业，对财政的贡献率不大，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大幅提高财政收入。它是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推进，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然而，在我省广大农村，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由于受到资源、交通、人才、能源、资本等诸多方面制约。在现代工业日趋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化的今天，一走传统工业产业发展的路子条件有限，难有大为；必须别辟捷径，走符合云南实际的发展路子。我认为，立足我省实际，发挥比较优势，以山区综合开发为依拓，以农业产业培育为基础，以企业加工为龙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