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增收的几点思考（精选五篇）

第一篇：关于农民增收的几点思考

关于农民增收的几点思考、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农业的发展却始终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大而不强，成为困扰中国农业几个时代的问题。农业效率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顽疾。

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1%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13亿的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却是在以占世界上40%的农民才养活了这21%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积极发展农业、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事关我国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大局，其中许多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农民增收难?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呢?这已经成为当前我们不能回避、更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当前农民增收问题存在的症结

（一）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及负担现状

要使农民增收，关键就在于减轻农民的负担，这一点其实已经众所周知。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的通知》；1990年2月，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作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然而，有令不止，农民负担问题仍然扶摇直上。有资料显示：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去年增长9.5%，而同期农民人均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却增长了16.7%，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积累工强制以资代劳就比去年增长了33.7%。据国家农业部统计，1995年农业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比上年增长19.9%，向农民征收“三提五统” 费用却比上年增长了48.3%，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比上年则增长了52.22%。这一年，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5%的“大限”。从1991～1993年间，国家农业牧业税收入占全国各项税收的比重已呈下降趋势，降到了2.2%，而到了1996年，这一比重却又高达5.3%，比前几年高出了一倍还多；若加上大量的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农民一年辛苦到头几乎所剩无几。“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这句来自一些农村的民谣俚语，也许正反映了那些处于税费重压下的农民们的愁苦与无奈。

（二）我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分析

农民增收为何如此之难？究竟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农民富裕？弄清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农民开辟增收新途径，创造新财富的前提，也是政府采取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措施的基础。⒈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虽然，一直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治理“三乱”、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但现行农村统筹资金制度是乡镇政府以“三提五统”的收费的形式直接向农民收取，实质上是属于一种“一事一费一制”的筹资办法，本身就具有推动开征新费的机制。一事一费需要专款专用、收入与支出相适应，当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公共事务需要时，财政预算内资金没有力量供给，而新事务又非办不可时，就只好相应开征新的收费才能满足需要。加之收费又是由各部门自收自用，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这样在部门利益驱动下，实际执行中就极易扩大收费项目，从而导致农民税费负担居高不下。据中央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的统计，仅中央一级机关部门制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93项之多，涉及到24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政府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269

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例如，有的地方，仅乡镇学校就增收有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仅喂猪一项就有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和城建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村镇不管你养不养猪，一律要按人头征收猪头税。

此外，农村基层行政机构的无度膨胀，人员冗余，也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自全国农村撤消人民公社之后，接着就改制为61,766个拥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税收权利的乡镇政府。后来，这些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越铺越大，但凡上面有的机构，下面也有，不仅先后建立起党委、政府、纪检、人大、政协、武装部六套班子，还相继产生了代表上级政府部门的“七所八站”，真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机构的膨胀伴随着就是乡镇行政人员的飙升。我国在编的党政机关干部，1979年是279万人，1989年则上升为543万人；其中，当数县乡两级上升最快，几近失控！到了1997年，我国在编党政干部人数已达到800多万人，而增加的干部人数与同期国有企业下岗人数1,269,000人大体相当，与此同时县乡两级机构和人员的飙升更是空前的，而这所有人员都无一例外需要农民养活。是谁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是谁消耗了农村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⒉ 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分治拉大贫富差距。

国家现行的“三农”政策，大部分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推行工业化战略时期的政策精神。在制度安排上总的特征是，经济利益结构明显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即“城乡分治，一国两策”。⑴就业制度偏斜。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进城就业、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被阻塞，在制度上使农民与土地拴在一起，强制农民滞留农村。这种制度在事实上使农民失去了居住自由和择业自由，农村劳动力无法与城市工商资本结合。这种制度设计对城市居民有利，工业化创造的就业岗位被城里人“垄断”了，而农民只能靠种地养家糊口。

⑵产业制度偏斜。农民不仅无法进入城市就业，而且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不属于农民。在“国计民生”、“特殊物资”、“战略物资”等名义下，权力部门瓜分商业利益，形成部门割据、“地盘经济”。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和化肥等农资实行垄断性经营（特许经营），大量潜在就业岗位不属于农民。加入WTO后，各行业向国际看齐，提高“准入”门槛，可能对农民更不利，尤其是对西部不利。这样一套制度，限制了农民，抑制了农业，阻碍了农村工商业，负面影响极大。

⑶财富分配制度偏斜。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农民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缘。城里人已经享受了医疗、养老、失业保险以及生活最低保障等“劳动与社会保障”好处，但农民尚不知劳动与社会保障为何物。在教育方面，农民额外负担义务教育费用。本来受教育的一方享有权利，政府是义务方，但在农村却反过来了，农民负载了义务，仅2001年农民支出乡村办学就达130亿元。在国家政策方面，农民从积极财政政策中得到的实惠少。近几年，国家在调整居民收入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对城镇居民采取增收措施较多而对增加农民收入措施较少。1999年至2000年，国家给公务员和国家事业单位人员加薪，提高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城镇居民收入增加9.3%，而农民收入则仅增3.8%。国债项目也是城镇多，农村少，城乡收入比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已经超过3∶1。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给中国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也就是说，工业品是被提高到脱离了本身的实际价值卖给农民的，而农民的农副产品又是被大大压低了本身的实际价值卖出的，这一切源于政府制度的偏斜，并通过国家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实现的。

Y

D

工业品价格

A

１B

农业品价格

C

0X

如上图所示，如果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与价值相等，它的比价线AB就为1。但是，正是因为出现了远离AB比价线、呈剪刀张开的AD与AC两条线，工农业产品间的“隐性负担”就到了农民的身上。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人和城市人在收入和财富的道路上表现为“双轨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1999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加到8,346元，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也有提高，但仅为2,210元，就是说，市民平均工资比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了6,136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与1978年相比，实际已经下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财富上的“马太效应”正在广大农村和城市之间日益加剧的凸现出来。⒊人力、社会资本的短缺，加大了农民增收难度。

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国约有3.6亿农村劳动力，可遗憾的是，这么多的劳动力，其总体受教育水平明显偏低，素质不高。于是，广大农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约为1.6亿），高素质人才短缺，人力资本严重匮乏。据统计，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率高达35%，全国外出打工农民约8,000万人，其中80%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同时，农村社会资本也极度缺乏，“农民真苦、农村真穷”正是其真实写照。农民个人拥有财产很少，可作为生产投入的资金必然很低。再加上农村社会基础资本也严重不足，乡村的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极为薄弱，必然影响了农民增收渠道的拓宽。人力与社会资本的双重短缺，导致农村科技、信息、教育发展的严重滞后，高素质人才缺乏，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加大了发展高效农业、特色经济的难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限制了农民增收。

三、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应对之策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显示了我党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给中国９亿农民的送来一份暖融融的新春贺礼。“一号文件”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进一步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近几年，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减少，这是由于农产品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市场价格低落造成的。为了解决我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线，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关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一要构筑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产业结构。这就要求必须加快非粮食种植业和非种植业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畜牧业、养殖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一个大产业。二要构筑不同地区各自比较优势的农业区域结构。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不同地区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三要构筑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社会结构。不仅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还要相应调整城市人口结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为此，必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这就是通常人们

所说的，要使农民增收，就得减少农民；要使农业现代化，就得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近年来，安徽亳州结合自身农业发展特点，以效益农业为突破口，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在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调整，亳州市的种植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60%下降到52%，养殖业得以迅速发展，其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2.5%提高到40.78%，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亳州市大力推进了农业产业化，重点扶持和发展29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3年，其民营企业实现增加值54.3亿元，从农村吸纳了43.2万从业人员，发放劳动者报酬29.3亿元。

（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就业水平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制度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可见，健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有助于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为农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在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过程中，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一般投资规模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使用物质原料以国内为主，劳动力以农民为主，从而能够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农民就业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非农领域就业水平的提高，必然拓宽了农民增加收入的渠道。有研究认为，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摩天大楼，少建几个“世纪广场”，少修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连带效应更是不可估量。

（三）加大政府税费监管力度，切实减轻负农民担

在我国农村不少地区，曾一度出现过税费不分、以费代税、税负过重的情况，农民增产不增收，成为增收难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大政府监管力度，推进税费改革，禁止以各种形式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和以资代劳，则是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关系、治理“三乱”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政策举措。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适当提高现行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税率，取消农村一切其他收费，乡、村两级由此减少的收入，主要通过精简乡镇机构和压缩人员，减少财政开支，调整支出结构以及通过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给予补助。在农村实行“费改税”，必须同乡镇政府职能转换结合在一起，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把农民集体经济所有者职能，从乡镇政府职能中分离出去，交由农民选举产生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实施。乡镇政府则从法律、规范、服务、监督方面进行工作，从而实现在农村分配关系上，政府财政分配与农民集体经济分配分开的目标，以理顺农村公共分配关系，阻断农村政府部门用集体经济组织名义，向农民伸手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渠道。农民要想增收，减轻负担是前提，要从根本上改变“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的状况。

（四）由政府牵头，联动各级组织，为农民提供良好的信息、法律、技术服务

市场风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信息的不完全带来的生产的盲目性，因此，只要掌握充分的信息，就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对农民来说，自行搜集各类信息具有很大难度，同时由于搜集信息本身的外部性，将各类信息交给分散的农民处理，显然缺乏经济的合理性。即使农民能够获得信息，但是由于其自身各项条件的限制，他们也不能够根据所得信息做出正确处理，使之作为自己采取行动的依据。同时，由于农村本身的闭塞性及农民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尽管国家制定了种种支持农业的法律、法规，但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法律条文、技术指标还是“奢侈品”，他们缺少机会接触，甚至读不懂法律文件，要想让农民掌握法律技巧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应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透过广播、电视等各种手段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市场信息，让农民生产经营少担风险，多得实惠。要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为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同时大力推广技术下乡，普及农业科技，完善农业生产服务系统，为农业生产、农产品的经营和流通提供技术保障。

四、结语

“三农问题”，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决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我们所进行的农村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农民增收的举措，无疑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则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提供坚实的基础；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我们维持国家的发展甚至稳定都会困难重重。我们相信，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九亿农民必将翻开历史辉煌的一页！

【参考资料】

1.《安徽日报》 [N] 第18919期 2004年4月29日版

2.林毅夫：《有关当前农村政策的几点意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第29期简报 [OL]

3.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 [M]

4.郑曙东：关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宏观思考 [J]《财经科学》1994年第4期

5．陆子修：《农村问题答案不在农村》[M]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6.郝利才： 为农民跻身市场架起信息桥梁 [J]《银行家》1994年02期

第二篇：农民增收问题思考

摘 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战略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而在于促进农民增收，这是当前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紧迫而繁重的任务，也是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又是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生产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发展 产业 三农 新农村建设 增收

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县农民收入增长从纵向比较成效突出，但由于受地域和基础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从横向比较，尚存较大差距，2008年全县城乡差别越拉越大，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去年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仅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仅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6%。

（一）恶劣的自然条件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从全县农民收入结构看，主要依靠种养业和务工输出，因此全县农民收入因地理条件差异而不同。西部乡镇山地自然条件较好，依靠山地种植桑蚕、采集中药材、发展林果和扩大畜牧业养殖，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渠道；中部乡镇人多地少，外出务工和进城打工、经商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东部乡镇土地条件较好，林地资源相对

较差，农业收入主要是粮食、烤烟和中药材。但在总体上镇安县山多地少，农业生产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设施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农民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特别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为严重。同时农业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落后的思想观念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我县大气无污染、水质洁净，是生产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最佳地，但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户不分析市场竞争现状，只看眼前利益，不思长远，小富即满，这些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利用，农民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思想观念仍处于低层次、适应性调整阶段。农民收入依赖于传统主导产业的陈旧式化经营，对发展新型产业怕担风险，不敢投入，依赖优惠政策，绝大多数农户不敢把承包地全部投入新型产业，导致新型产业发展过于分散。加之产品销售观念还未完全从计划经济的羁绊中挣脱出来，不敢跑市场、拉客户、拿订单，这种陈旧的种养观念和短期经济利益观念阻碍了农业战略性调整，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龙头企业的缺位制约了农村产业化进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县龙头加工和营销企业少，带动力弱，现有的核桃、板栗等农产品加工企业处于停产状况，致使我县的粮食、林果、畜禽、肉蛋、中药材等大宗农畜产品以单纯的初级产品出售为主，不能精深加工转化增值。目前农户种茶叶、烤烟的积极性之所以比较高，主要原因是

产品有专业公司收购，农户无产品销售之忧。而中药材、草畜产业不能迅速形成生产规模的重要因素就是产品需农户自销，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和闯外地市场的能力，缺少收购、加工、销售龙头企业，导致新型重点产业产品容易出现一生产就过剩，一过剩就难全销的现象。特别是蚕桑产业近年来不仅没发展扩大，反而在倒退。

（四）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山区条件限制，外出务工成为农民主要收入渠道这一。但总体上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劳动技能差，部分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基本没有就业的门路。据2004年人才资源调查，全县农业人口24.96万人中，具有大专学历15人，中专学历186人，高中学历759人，三项合计占农业人口的0.37%。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未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和法律、法规教育，进城务工大多是从事城镇人员不愿做的体力、苦力劳动，难以在城镇择业和稳定就业，收入也较低。

第三篇：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思考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

农民增收难，这是全社会尤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在我国，农民人口最多，因而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增收最难，因而相对而言又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因此，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关注民生，都必经想尽一切办法下大力气增加农民收入。中央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农民增收。只有农民增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突破，我们落实中央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在新农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才有了实质性的历史成就。

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正视城乡收入差距态势，并关注其对全局的影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民收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了2000年的2253元，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43%，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阶段性递减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年－1988年4.9%；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仅1.9%；1992年－2000年为4.6%。特别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连续四年下降，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拉大态势。1983－1990年，二者收入比由1980年的2.5∶1缩小为2.2∶1，最高为2.29∶1，最低为1.84∶1，此为缩小阶段。1991－1995年，差距明显高于前一阶段，除1991年为2.4∶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其中1993、1994年分别高达2.80∶1、2.86∶1，此为迅速扩大阶段。1996－1999年，差距比前一阶段有所缩小，但除一个年份略低于2.5∶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明显高

于80年代。

农民收入中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较为严重。从地区差距上看，全国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农村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多于中部，中部地区农户收入多于西部，差距呈扩大趋势。农民收入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低收入人口比重相当大。

加入WTO后，在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下，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将会进一步下降，如此不利的价格形势，将会使农民收入增长雪上加霜。农民即使年年丰产，也难实现收入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没有粮受穷，有了粮也受穷。”“有粮卖不出去，卖出去也得不到钱，也卖不出好价钱”的现象将会不断上演，这说明农民增收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民收入下降或相对下降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关系到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持续走低，抑制了农村消费，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仍至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

二、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制约因素

农民增收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在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刺激下，2004—2008年农民增收连续五年超过300元，是建国以来首次突破性成就。尽管中央“三农”政策的含金量如此之高、力度如此之大，农民增收自己与自己比还算不错，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绝对额还是在继续扩大，相对差距也没有缩小。农民很努力，为增收在1亩3分地上做足了文章，今年种粮，明年种棉，后年种麻栽蚕；前年养猪，去年养羊，今年养牛，就是难以增收。为什么增收难？从深层次上分析其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结构调整缺乏系统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农业增效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近几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努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得农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农业增长对农民人均收入贡献不大，这是导致农民增收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造成农业增效不快、增收不明显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在农产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的新形势下，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构调整缺乏系统性，从而遏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和农民的增收空间。

（二）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偏低，实现充分就业的梗阻现象严重。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已不只是土地、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劳动者知识、能力、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目前，随着城市化力度的推进，失地农民逐年增加，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较低，缺少就业必需的技能、技术，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严重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流向和流速，导致增收渠道的不稳定性和低效性，是当前制约农民增收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三）农业农村投入不足，农民持续增收缺乏有力的支撑。具体体现在：一是缺乏资金的有力支持。资金短缺、投资乏力，是当前制约农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瓶颈”性障碍，也是制约农民投资创业的一个关键因素；二是缺乏科技的有力支撑。虽然近年来“科技兴农”已形成共识，各种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得到应用，但在对外农业技术合作等方面路子不宽，在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农产品深层次开发和综合利用上进展缓慢，形不成精品，农产品附加值低；同时，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实施面窄：检测设备的落后和检测体系的明显滞后，农技队伍建设中存在的各类弊端等都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制约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降低了农业的整体收益；三是缺乏信息的有效服务。由于区位条件限制，农民信息闭塞，农产品供求信息、务工就业需求信息等的采集、传递利用手段原始简单，农民生产指导、就业决策一定程度上处于盲目、自发状态，缺少与外界的有效接轨，导致增收效益得不到迅速提升。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对策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彻底纠正过去长期形成的重工轻农思想，切实把农业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首位。就“三农”发展本身而言，必须跳出过去那种就农业论农业的思维定势，要把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统筹安排。第一，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优化品种结构，着力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的关键，也是适应国内需求变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农业是一个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产业，不同的农产品只有在适宜土壤气候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理想的品质和产量。现在要总结经验，调整思路，发挥各地优势，让农业生产在最适宜的条件下进行，使农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第二，加快农村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村财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用法治的方法，靠制度来规范农村的分配行为，是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举措。

第三，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很少的耕地面积，只要少数人种植就可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必须走出家门。要加快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要引导乡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环保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并以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继续发展其它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西部省际间流动，实现中国人口东部、中部、西部呈正态分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当废除城乡隔离政策。在户籍制度上，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尽快将户籍制度的改革从中小城镇扩大到大中城市，撤除人为的樊篱，万众一心推倒“户籍墙”。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应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废除限制农民进城的《户籍登记条例》，制定和颁布确保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新《户籍登记法》。

第五，加强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优化农产品品种与品质。随着我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形势的根本性变化，农业竞争优势的发挥程度越来越取决于农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程度，取决于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程度。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从体制与机制上切实解决科教兴农、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业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建立农业科研创新体系。实施“科教兴

农”战略，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