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仍然属于试验性质,这项改革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背景下进行的。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是按土地的常年总产量计征,既不是对农民从事农业的净所得征收所得税,也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商品税,税制不科学。与其他产业和社会阶层承担的税负相比,对农民按土地常年总产量征收8.4%的农业税,税率偏高。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在税收制度上对农民明显不公。因此我们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以税惠农。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城乡统一税制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建立城乡统一的税收体系,可采取分步到位的方式。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条件,要及早取消农业特产税。下一步农业税的改革,可采取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方式,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取消对农民单独征税的税种后,把农民的税收负担纳入相应的税收系统。我国农民收入水平低,长期以来农民负担重,农村需要休养生息,不应把从农业中征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来源。在税收政策上对农民应该有所倾斜。这种“以税惠农”的办法最能保证农民直接受益、管理成本低、可操作性强。建国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业税制度,它对我国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现有农业税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说,它已经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改革农业税制度已经成为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农业税的目的及性质出发,分析我国农业税制运行中的问题,指出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改革涉及到整个农村的税费改革,并根据我国的客观经济情况分析我国农业税制发展的方向。
一、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农业税制度的目的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我国农业税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并有利于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显然,这些词句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说明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来说,税收的目的在于规范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分配关系、筹集财政收入进而为社会公众提供适度的公共产品及服务。而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则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政府与农村居民的分配关系,规范政府与农民在农业收入上的利益关系;二是保护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益,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三是为基层政权的运转提供一定的财力基础,但不是其全部财力基础。总的说来,现有农业税制度的目的已经不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2.农业税制度的性质不清晰
根据农业税的性质,可以将农业税分为三种类型,即收益型农业税、流转型农业税和土地(财产)税。第一,收益型农业税是对农业生产的收益进行课税,它有总收入与纯收入课税之分。第二,农产品流转税是指将农产品流通纳入税收分配体系,欧共体实行的增值税将课税范围扩大到农业,就是这种性质的农业税。第三,土地(财产)税是指对土地本身进行课税,可以分为土地财产税(狭义)、土地使用税、土地转让税等。狭义的土地财产税是对土地所有者的课税;土地使用税是对土地使用者的课税;土地转让税包括土地所有权转让税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税。
农业税制度的改革方向取决于农业税制度的性质,而目前我国农业税制度性质则相对比较模糊,无法确认现行农业税属于上述哪一种类型。按照现行农业税法,我国的农业税根据农业生产总收入进行课税,属于总收益型的农业课税。但是,由于受到征管水平的制约,农业税的征管不可能按照每年的实际产量进行课征,而是确定了一个常年产量;且现行税制不是根据每一块地分别确定常年产量,而是对某个地区实行一个相同的常年产量。这样,将农业总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就名存实亡了,也就模糊了其总收益课税的性质。以统一的常年产量为基础,按照土地使用面积来征税,与其说是总收益课税,不如说是土地使用税。上地使用税是以调节级差收益、保护土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税种。我国按照比较大的行政区划来确定常
年产量,具有调节级差收益的性质:它不以农业收入为直接课税对象,因而在中国更具有保护上地使用权的性质。但是,现有的农业税制正好忽视了其最本质的特点,因而造成无法有效地实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的目的。
3.农业税的管理混乱
按照税法,现行农业税应当依照农村实际耕地来征收。但是由于垦荒、筑路、城市化等原因,农村实际耕地与早年确定的计税面积存在很大的差别。“有地无税”与“有税无地”现象普遍存在,降低了农业税的公平性
现有农业税很大程度上是委托当地财政部门和粮食收购部门来征管的,征实与折征代金并存,征管效率低下。由于征管难度大,基层政府及村组干部大量涉入农税及相关负担的征收,增加了农业税征收中的非规范性操作。而基层政府及村组干部在征管过程中的某些非合规性行为则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负担,使政府与农民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更加复杂,从而降低了农业税的权威性。农业税收管理的无序性增加了税收征管成本和农民的纳税奉行成本,极大地降低了税收效率,构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
4.农村税费负担比较重
目前,农村税费主要包括四项内容,即农业四税、村提留、乡镇统筹及其他收入。据对四川某县的调查,2001年农村税费收入合计数为14043万元,人均负担为117.101元(含两工)。其中农业四税为2436万元,占17.35%:村提留为2006万元,占14.28%:乡镇统筹收入为2242万元,占15.97%:其他收入为7359万元,占52.40%。而其他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入237万元,各种集资112万元,以劳折资3377万元,其他社会负担3633万元。由此可见,农业税在整个农村税费中的比重不大,真正影响农民负担的是各种提留、统筹、集资及乱收费。农业税制度的改革,不能只从农业税本身出发,必须通盘考虑农业税费的全部问题。
二、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的调整
我国的农业税制度改革不仅是农业税制本身的改革与完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整个农村的税费改革。
1.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 目前税费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减轻农民负担。笔者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只是税费改革的个方面,而且是一个很初级的目标。农村税费改革要与农业税制的调整同步进行,否则农业税制的调整将很难实现。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而且要保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保护农民土地的自由流动;不仅要提高农业税收的征管效率,而且要为今后农业税制的高级化创造条件:不仅要改革农村税费体制,而且要调整和界定政府职能。从终极目标来说,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调整必须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2.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制调整的内容
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说就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具体为:(1)三个取消:取消乡统等费用,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项目,取消屠宰税。
(2)一个逐步取消:在3年内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3)两个调整:一是调整农业税政策,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1)一项改革: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业特产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制调整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农业税的调整,主要是统一各地常年产量、税率及计税价格,并核实了计税面积。第二是农业特产税的调整,按照税不重征的原则确定特产税的征管环节。第三是征收主体和方式的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由地方税务机构征收,征收方式以折征代金为主。
3.农业税制调整的误区
从目前来看,尽管这次税费改革和农业税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由于它没有涉及到现行农业税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存在不少误区。
第一,农业税制调整没有从观念上实现总收益型收入课税向土地使用税的转变。因此它没有将土地使用权的保护作为农业税法的主要内容,而仍然将上地使用权的保护交由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及文件来执行。实践证明,各级党政部门的政策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而且很容易在基层走样,因而很难有效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益。
第二,农业税制调整没有完成对计税而积的准确计量。为了减轻工作量和减少改革阻力,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要求不重新丈量土地,而以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作为计税面积,因而无法完成对计税面积的准确计量。上地使用税要求对农村耕地进行准确的计量,而第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与农村实际耕地面积存在较大的差异;不重新丈量土地尽管回避了很多矛盾,但是却为进一步推行土地使用税制造了障碍。第三,农业税制调整没有解决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经费问题和基层政权的职能转变。在现有的农业税费制度下,农业税及相关规费构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乡镇政权的不断膨胀及村级事务的不断扩张使其财力日益紧张,这是农业税费不断攀升的内在原因。农业税为基层政权提供一定的财力,但不是全部的财力。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后,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更是受到经费的强烈约束,制约了农村基层政权功能的发挥。在现有体制下,基层政权还不是农村居民的自治权力机构,而是我国五级政治架构中的基础环节,因此基层政权的运转不应主要由当地居民来承担,而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来负责。因此,架构农业税制度必须清楚地界定基层政权的职责,界定农业税在提供基层政权财力中的作用。
三、我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方向 今后农业税制度改革将朝什么方向发展,是我国近期学术界及实务界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它也将影响到农民及基层政权的切身利益和农村发展的后劲。根据我国农业税的目的及性质,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笔者作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提出一个三阶段式的农业税制度改革方案。
第一阶段,配合农村税费改革,建立以土地使用税为王要内容的农业税制度。由于我国农村税收征管力量有限,农村居民的收益核算体系不健全,目前尚无力建立以纯收益为课税对象的收益型农业税。由于我国大部分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在一定区域内的常年产量是统一的,因此要调节土地的级差收益存在困难,而以常年产量为依托保护土地使用权更有说服力。实际上,现行农业税与其说是总收入型的收益课税,不如说是土地使用权课税。要转型的主要是我们现有的观念,不能再从收益课税的角度去理解现有的农业税制,而应当从保护土地使用权的角度去理解它。建构土地使用税实现对土地使用权的保护,不能单纯从利益交换说去理解,不可能完全按照村民从土地使用权保护中获得的利益,来分摊政府保护土地使用权而付出的服务成本。同时要切实解决农业税的计税面积问题,对现有农业用地进行一次普查,核实计税面积。建立土地使用税的目的在于维护农村居民的土地使用权益,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能够实现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或土地所有权向农民回归,那么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会自动实现。但在现实条件下,农民只拥有部分土地使用权,因此目前开征土地财产税不太现实。建立土地使用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一步确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进而促进其自由流转。笔者希望通过这种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阶段、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条件下,建立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现代流转型农业税制。增值税式农业税制度的构建主要目的不是从农村经济中筹集财政收入,不是增加农民负担,其主要目的在于建构现代流转税制,促进农产品的进一步商品化,使增值税制更加合理有效,准确控制农村税源,防止工业产品税收负担向农产品转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是简单的农业税制的建构,而是更大意义上的流转税制度改革。由于在增值税式的农业税制度下,农产品税负不仅可以得到相关优惠,而且可以通过价格机制转嫁出去,因此它与当前我们正在构建的土地使用税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税收,不存在要替代土地使用税的问题。目前,可以在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粮食主产区进行试点,将粮食及其他特殊农产品(即农业特产税课税范围内的产品)纳入增值税体系。
第三阶段,在土地使用税和农产品流转税的基础上增加纯收入型的收益课税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税。建构纯收入型收益课税,其前提是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达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农村经济核算比较健全,成本收益界定清楚。而其中,土地财产权或使用权的自由流通则是关键前提。实际上,建立现代流转型农业税也要求有上述前提,只不过纯收入型收益税是在原有的农业税负上增加税收负担,而增值税式农业税不增加农业负担,因而后者可以先行推广。由于我国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建立狭义的土地财产税及其转让税不大可能,但是在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则可以考虑开征土地使用权转让税,以规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同时也保护这种流动。
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制调整的同时,必须准确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合理界分各层次政府间的职能。
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目的在于防止地方行政权力的扩张,既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又不妨碍农村居民的自主投资决策权;政府间的职能界分在于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防止上级政府向基层推卸责任,维持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平衡,从而保证税费改革后的农民负担不再反弹。
第二篇:减免农业税的另一种思路
减免农业税的另一种思路
目前三农问题、农业税问题履见报端,各级政府也为了建设合谐社会、缩小城市农村收入差距在制定各项政策,温家宝总理连续两年将三农问题及相关政策作为国务院的1号文件下发,显示出了国家对改善农村、农业及农民问题的决心。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党的政策永远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两会期间,我们常听到某省省长、市长或县长说农业税的减免能够为农民减负多少多少亿,乍一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因为农民要赚一点钱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一颗汗粒掉下来摔八瓣,辛苦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如今政府一下子就减了几百亿,这要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喜讯啊。
但是单纯的减免一些农业税能起到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吗?我是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的,在农村生活了十八年,我对农村的情况太了解了。虽然说光减免农业税一项就能减轻农民几百亿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农民头上,变成了多少呢?我国农民的基数大啊。平均下来,是每个人50元钱,还是60元钱呢?如果我反问大家一下,不管是农民,还是城镇户口,如果每年让你多收入这50、60元钱,对你的生活会起到什么巨大的作用吗?50元钱能干什么?能多吃一个星期的饭吗?能买到一袋饲料吗?能买到一袋化肥吗?能买到一袋种子吗?能买到一瓶农药吗?那减免50元钱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我想无论是谁,仔细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可能都会得出一个结论来:那就是这个农业税的减免不会给农村的人均收入带来多大的影响,也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富裕。相反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很严重的负面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可能会导致乡、村等基层组织的瘫痪,很多诸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停滞不前。
既然减免农业税又不会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实惠,又有如此严重的负面影响,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执行呢?我想,用两个字可以来概括,就是“德政”。因为我国农民的数量太大,这部分人的人心又最容易得到满足,所以执行这个政策,再加上舆论的炒作,就将这个“德政”一下子深入人心了,就更可以体现出我党的光辉形象了。
实际上,我想,即使不减免农业税,我国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是非常感谢党的。在我的记忆中,我小时候就没吃过细粮,那时候我的家里很穷,一年到头也吃不着几次肉。所以那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因为一过年就有好多西吃,有新衣服穿。但是自从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的生活就逐渐的好起来了,吃穿不愁,很多人都盖了新房,买了很多的农业机械,逐渐的传统的耕种方式也被现代化的种植方式所取代,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说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感谢党的。
但这么多年了,我每次回家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现在的农村仍然停留在吃穿不愁的阶段,也就是温饱阶段上,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变化最大的就是平常的时候,农村的壮劳力基本上都不在家,大多进城务工了。这些年来党中央及各级政府制定过很多的农村产业政策,为了农村的发展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很多的政策仅是政策,口号的性质多了一些,可操作性及具体可行的办法少了一些。当然了,仅靠国务院或者是最高领导人来制定这些具体可行的办法是不现实的,他们即使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但各级政府呢,数量庞大的专家及学者队伍呢,经济学家呢,企业家呢,他们为什么不提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案来呢?
我记得前几年电视上宣传的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我每看一次,就会提一次,大家都说调整,可是应该怎么调整呢?让农民自己来调整吗?每家只有三五亩地,可供使用的积蓄只有几千块钱(这还是多的),你让他怎么调整?要信息,农村的信息渠道是最不畅通的;要技术,农民的教育水平是最低的;要营销渠道,农村早已经习惯了春种秋收,然后把粮往粮库一送的形式。怎么办呢?
我提出一种方案,虽然我并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我希望我提的方案能够引起争论,并做为抛砖引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提出建议或意见。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由政府主导,由专家、学者、经济学家、营销大师、企业家等来研究并制定方案,最后由企业家及农民来实施。各省、市、县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记载,对于各地的资源、气候、什么样的作物适合生长等应该是有据可查的。这些数据建立一个集中的数据库,由政府牵头,由各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要涵盖可用的资源、市场的调查研究、国际国内的需求及产品质量检验标准、生产者的情况、各产品的生产规模等一系列的情况,制定可行性方案,在各方案中优中选优,最后落实。关于经费的来源问题,我想如果能把现在减免的农业税的额度投入到这里面应该是足够的了。
把农业税减免政策落到实处
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农村税费改革从2000年开始试点,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4年加大改革力度,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日,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对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预计今年将在去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在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在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牧业税;对国有农垦企业实行与所在地同等的税收减免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自主决定农业税免征试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1月24日,全国已有黑龙江、吉林、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广东、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西、海南、宁夏、贵州、重庆、安徽、湖南、江西、青海等25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取消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今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去年,全国减轻农业税负担220亿元,加上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年农民税负减轻280亿元。这成为去年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的一大亮点。今年,国家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税费减免力度,必将有力地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取消国家贫困县的农业税,可使贫困地区农民休养生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进一步降低其他地区农业税税率,可以更广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为全年的农业丰收奠定基础;取消牧业税,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畜牧业,促进牧区经济加快发展;对国有农垦企业实行与所在地同等的税收减免政策,可以减轻农垦企业负担,加快改革步伐,增强农垦企业的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国有农垦企业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减免农业税,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城乡统一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助于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和巩固“三农”。建立城乡统一税制,也是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建立城乡统一税收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加大减免农业税力度,为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创造了条件。
———有利于改善农村干群关系。多年来,沉重的税费负担成为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重要因素。税改后,干部不再上门催粮催款,因农民负担重而造成的恶性案件大幅减少,干群关系得到缓解。农民说,以前看到干部上门,大家都躲出去了,怕他们来“要钱、要粮、要命”;现在干部到村里来,不是来收钱,而是来送钱。这样的好事儿,千百年来只有共产党能办到。
当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央的农业税减免政策落到实处。
第一,要广泛开展政策宣传。采取多种形式把中央的农业税减免政策宣传到村到户,做到家喻户晓,让农民了解政策的基本内容,体会到党对他们的关怀。只有政策宣传到位,才能更好地推动政策落实。
第二,要认真做好政策实施工作。制定可行的操作方案,查账对账,实事求是地把减免税数额核算到户,张榜公布,得到群众认可。只有把工作做深做细,才能把减免农业税的实惠真正落到农民头上。
第三,要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在减免税过程中,不允许挪用、克扣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能违反规定抵顶农民历年陈欠。部分地方要注意与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的政策相互衔接,该给农民的补贴要直接给农民,该减免的税要减免在明处。只有采取群众认可的办法,才能避免在政策执行中产生新的矛盾。
第四,要加强政策落实的检查监督。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采取明察暗访等行之有效的形式,深入农村、深入农户摸清情况,了解实情。对落实得好的,要总结推广;对落实得不好的,要切实纠正。只有严明纪律,严格检查,才能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五,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减免农业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基础,还涉及上层建筑。目前,农业税的征收,关系到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关系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等配套改革还不到位的情况下,仅把农业税一免了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当前要积极稳妥地搞好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公共财政制度改革,切实巩固农民减负基础,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为及早实现最终全面取消农业税创造条件。
减免农业税政策一年到位 农民种地实惠
黑龙江省全部减免农业税和对农民实行补贴等政策的实施,使各地农民干劲倍增,连日来,铁力、汤原等地的农民在忙着备耕的同时,还纷纷算起了效益帐。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村三组的农民蒋永变这些天显得格外高兴,他今年包了180亩水田,目前已经打好了苗床,浸了种吹了芽,只要天气稍一转暧,就能马上摆盘下籽育苗。老蒋还粗略地算了一笔帐,他今年的180亩地大约减免农业税近5000元,还可得到国家粮食补贴近2000元,这样今年较往年可增加收入7000元。汤原县竹帘镇吉利村农民张书印去年只种植了15十五亩水稻,今年他一下子增加了45亩,他给自己算了一笔帐,种植一亩水田过去要交25.13元的农业税,今年我种植60亩就是1507.80元,取消了农业税,就等于多收入1500元。前两天,张书印又与黑龙江省香兰米业公司和汤原县新发粮库签订了水稻收购订单,水稻还没下种,就找到了销路,张书印手里掐着订单,心中更充满了希望。高树文是黑龙江省肇东市臻柴村有名的种田大户,今年他家不但购买了大型农机具,还新打了一眼水井。这两天正忙着购买优质种子、化肥和农药。按照国家直接政策,高树文给自己算了一笔帐,以每亩补贴10元计算,今年他可以得到1250元。肇东市五里明镇财税所所长曾祥臣这几天成了大忙人,来向他咨询减免农业税和实行补贴等相关政策的农民络绎不绝。
第三篇: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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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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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仍然屡减屡重,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以至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民负担问题的核心是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多年来各地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试验,但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始终未能明确,改革的方案始终没有出台。为深入探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邓小平农业思想研究课题组前不久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的李炳坤和叶兴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守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何振一和阎坤。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韩俊主持。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不同方式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
(一)不同方式的探索
1993年以来,为规范农村各种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全国大约有7个省的50多个县市进行了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比较典型的方式有:①湖南省武冈市“费改税”的改革;②河北省正定县“公粮制”的改革;③安徽省太和县“税费合一”的改革;①河北省魏县“税费合一、人地分摊”的改革;⑤贵州省湄潭县“税费统筹”的改革;③湖北省枣阳市杨挡镇“土地负担大包干”的改革。
(二)以上几种方式的异同
总的来看,以上几种形式的改革都是综合性的,既涉及到确定证收的标准,又涉及到征收的方式,也涉及到支出的监督管理等方方面面,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目的概括起来讲有4个:一是减轻并稳定农民的负担,二是规范各种收费的管理,三是降低税费征管的成本(包括直接的征管成本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四是达到公平负担。从各地的实践看,达到这些目的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开征新的税种,还是将税和费合一?第二,是征收货币,还是征收实物?第三,是以地为税费负担主体,还是以人为税费负担主体?第四,如何稳定?第五,由谁证收?第六,何时征收?第七,如何减免?第八,如何监管?比较以上6种改革方式的异同,可以把这8个问题分为3类:
1.具有广泛一致性的问题。这包括税费的稳定、税费的减免、税费的监管 3个问题。在税费的稳定问题上,所有的改革方式。致地确定·,税费,定三年不变”;在税费的减免问题上,也一致地确定对受灾的农户和农村的生活困难户予以照顾。在对税费的监管问题上尽管具体的方式有所区别,比如,有的把村提留转为乡镇对村的拨款,有的对村提留实行“村有乡管”,但在总的趋势上,所有的改革方式都加强了对税费使用的监管。
2.不一致但并非关键的问题。这包括税费征收主体和征收时间2个问题。在征收主体问题上,大多数试点采取了财政部门委托粮食收购等农产品流通部门在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代扣税费的办法,但也有个别试点直接在乡镇粮站设点征收。在证收时间上,多数试点采取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办法,但也有几个试点采取了一季证清或一季、两季征收并存的办法。
3.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这包括税和费的关系、税费的形态和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3个问题。在税和费的关系上,只有湖南武冈采取设立新的税种的办法,其他试点部采取将税和费合并征收、然后再按其性质分流的办法。在税费的形态上,湖南武冈和湖北枣阳的杨挡采取货币形式,贵州湄潭采取实物形式,其他试点则采取实物与货币相结合的形式,但多以实物为主,只是对耕地过少或没有耕地的农户才征收代金。在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上,只有湖北杨挡以耕地为税费负担主体,其他试点均采取“人地结合”的办法,一般都是农业税收以土地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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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担主体,而“三提五统”以人为负担主体。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成效 面临当前农民负担日趋加重的态势,一些地方在尚无全国统一政策要求的情况下,积极探索,率先改革农村税费制度,这种改革探索的精神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些改革不但都取得了一些成效,而且为下一步我国整个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些成效包1占:第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提高了农民负担的透明度;第三,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第四,促进了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第五,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第六,稳定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因为取得了上面的成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试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杨地镇 1998年 5月对全镇 29个行政村144户农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是 99%的农户对这项改革表示完全满意。
(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足
从征收的方式看,现在各地进行的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路大体有3种。第一,针对农民负担设立新的税种,其典型是湖南武冈。第二,将农民负担与现有的农业税收合并征收,其中,根据具体征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以征收实物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河北正定;以征收现金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湖北枣阳的杨挡;以征收实物与征收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其典型是安徽的太和和河北魏县。第三,将农民负担作为农业税附加征收,其典型是贵州湄潭等。这三种思路都存在一些不足。
1.税和费的性质不同,不能合并在一起。第一,农业税收和农村统筹资金的对证基础不同,不能简单合并。第二,各项农业税收的功能作用不同.也不能简单合并。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税实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特产税是对待定的农产品的征税,其主要作用是合理调节衣林牧渔各业收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将征收对象不同的税收合并,不利于发挥各自的调节作用。第三,税费合一并且一定几年不变,实际上是一种包税行为,违背了国家的有关税收法现。第四,有的地方只按土地分摊税收和乡统筹、村提留,从而加重了种地农民的负担。现行税法规定,除农业税按土地常年产量计征外,其他农业方面的税收都是行为税.没有应税行为的不纳税。“三提五统”也应根据农民纯收入的多少来核定。在各地的改革试验中,有的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
2。乡统筹和村提留是性质不同的资金,也不能混在一起、乡镇“五统筹”的用途基本上是政府的职能行为,从本质上说是纯粹地向农民征收的税,但实际上又常常被称为为农民集体承办公益事业而收的费。乡统筹用于国家举办的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的公益事业,是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属于典型的财政职能的内容。所以,“五统筹”从性质上讲属于财政性资金。村提留用于农民集体举办的,主要是为本村农民利益服务的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大体上属于政府行为仅仅限于本村的范围,这部分资金有财政资金的性质。所以,总体上看,“三提留”从性质上讲主要属于集体资金。由于两种资金的性质不同,如果合并征收,就容易出现乡镇挪用、平调村集体资金的情况。
3.征收农业税附加有量的限制。按照现行的税法,附加不能超过正税的15%,但据统计,目前乡统筹费的数额已经接近农业税总额.很难成为附加。例如,1996年全国农民负担的乡统筹费为 234.1亿元,而当年农业税为 251亿元,前者为后者的 93.3%。
4.设立新税种与现行税收制度有矛盾。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中设立的新税种,无疑属于地方税范畴。当前,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税、地方税已经大致划分清楚,但地方对地方税享有哪些管理权限,并非十分明确。实际上,目前地方税的税权仍然过多地集中在中央,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的实施细则,都是有中央制定和颁布的,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限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收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限。这为地方设立新税种设置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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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折实征收容易受到粮价波动的影响。在折实征收的改革试验中,折实证收的实物(粮食)量是按照核定的负担总额和核定时的粮价或定购价折算出来的,而实物又要以出售时的市场价格出售以折成统筹资金的款项。在收购粮食以后,如果粮价上升,就会产生比按原粮价计算的税费总额多的一块资金,这块资金如何管理就成为新的问题。如果粮价下跌,实际的税费总额就会不足.那么,或者完成国家税收和定购粮任务无法保证,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能顺利实现再生产;或者农民的负担又要增加,以保障完成上述职能。
二、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一)农村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不能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不适应,极易导致供给过度等问题。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证有:①强制性。目前,农村公共物品大都是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决策供应的,其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多数是由乡及乡以上组织以文件和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的,带有很强的指令性。②统一性。政府和部门决策供给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程序和供给结构,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都是相同的,都是上级按统一要求下达的。③主观性。远离农村社区的各级组织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因此往往根据各自“政绩”的需要做出供给的决策;同时,决策者也往往无法严格监督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更无法准确地判断和比较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现阶段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特征有:①实用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都会根据各自的资源状况.以对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利为条件。②多样性。由于农民有了流动和选择就业的权力.从事不同产业和不同工种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即使是从事同一产业如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种植结构、劳动环节的不同,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是不同的。③安全性。即农村公共物品能够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公平的市场环境、明晰的产权制度、严格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农民人身自由、生产活动、生活环境和私有财产的安全。④成本的可承受性。对农民来说,任何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任何超越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公共物品成本的分摊,都会遭到农民的反对。⑤决策的参与性。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有了私有的财产和行动的自由,而且是因为农民对其自己对公、共物品需求的数量、结构和承受能力比较了解。从以上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特征看,供给与需求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不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还可能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由于供给的决策者分散在不同的权力机关,还容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攀比。
(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监督不力 对农村统筹资金监督不力,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预算外资金大部分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单位作为被监督者对本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掌握完全信息,而审计和农民负担管理部门作为监督者对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只掌握非常有限的信息。这样,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信息不对称,增加监督努力的成本很高。第二,预算外资金的收支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报告,缺乏社会监督;而且,社会单个成员监督预算外资金的激励不足。单个成员去监督,监督的成本由自己承担,监督的收益却由本社区全体成员分享.因此,除极个别不做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比较、甘愿冒风险的成员去独自监督外,多数成员因激励不足而不去监督。
监督不足的结果是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部分公共资源用于维持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的运转,用于人头费开支。目前,多数地方乡级行政事业机构急剧膨胀,严重超编,因制度内财力不足,就向农民摊派。农民交钱没有买来公共物品提供机构的产品,而是买来公共物品提供矾构本身。第二,部分公共资源被挥霍浪费、贪污挪用。第三,部分公共资源被用于与农民无关或并非农民独享的事项,如道路、电话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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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 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他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集体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集体资产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实质上模糊不清;二是集体资产所有权的代表不明确。这种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必然造成以下后果:第一,自上而下的侵权行为不可避免。一方面,集体资产所有权出现上移的趋势。据调查,自农村改革以来,土地所有权属于村民小组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属于行政村及属于行政村与村民小组共有的比例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农民承包经营集体资产的收益成为一种界限模糊、可以共享、分配方式不固定的“公共利益区间”,并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力的基层政府栩部门致力于获取这一块“公共利益”,最后形成对各权力主体比较有利的利益分配结沟二第二,农民承包经营集体资产的税、租、费的分配关系混乱。从理论上讲,集体所有的资产,由农民承包经营,农民只需要向资产所有者交纳租金(或称承包费),然后由资产所有者作为纳税主体向政府纳税,农民不应该与政府及其部门发生“费”的关系;农民向作为所有权主体代表的集体组织交纳的租金的标准.应由双方协商而定,而不应由所有权主体或上级政府单方面制定,更不应随意增加;社区范围内所需的公共物品的开支,应该由社区自治组织根据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农民的意愿去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农民不仅要无条件地承担各权力组织自上而下强制性分滩的公共物品的成本,而且要超社区范围向乡村集体组织交纳承包费、“三提五统”,还要向政府纳税,并且要承担来自上级各权力部门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而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四)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出现“过度组织化”问题
在家庭承包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制度下,政府如何面对经营规模狭小的2.4亿农户,有效地实现其获取粮食和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目标呢?事实上,政府实行的是强化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管理制度的制度安排:一是继承原有的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框架,继续实行乡(镇)、村、组三级组织管理体制;二是直接将人民公社改为乡镇人民政府,使乡镇政府与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合一,而且不断扩张其内设机构和干部队伍;三是逐步建立、健全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并不
断通过扩张权力,代表上级政府和部门完成各种政务性工作;四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乡镇政府的政务性工作向村级组织分解下达,不断使村级组织的村务工作政务化;五是采取严格的“上级任命下级”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管理规则和政绩考核制度,逐步形成了一套由政府综合管理、由部门分散管理的多目标管理格局,在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和政府与村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系。这样一种农村基层组织和官埋的制度安排,虽然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农村基层“过度组织化”的问题:一是农村基层组织机构林立,干部队伍庞大,人浮于事;二是农村基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政企不分、政经不分;三是农村基层各组织之间财权、事权不统一;四是在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的运行成本大幅度提高,在上级政府和部门无法全部支付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费用时,向农民分摊这种成本就在所难免;五是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的约束下,受“升迁”和“增收”的双重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很容易采取弄虚作假、虚报收入的做法,从而提高作为衡量农民负担标准的基础的人均纯收入的水平。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赂。
(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要有利于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提供适度的资金来源。由于我自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对农村兴办一些公益事业不能采取完全包下来的做法,而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即国家支持一点,向农民集资一点,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正确选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整顿农村的分配秩序,坚决取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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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和摊派,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收费过多、过滥问题,逐步理顺农村的分配关系,把农民过重的负担降下来。
2.既要规范税费制度,又要照顾现实。一方面.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法制经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要充分体现这一要求。目前农村税费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一事一费一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化分配的要求,也不利于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要实现税费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消除弹性政策,坚持依法管理,促进公平竞争。但是另一方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并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最明显的是,“税”和 “费”不论是合在一起征收还是分开征收,都有矛盾。对于把“费”中的乡统筹纳入税收,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对于把“费”中的村提留纳入税收,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由于村提留与税的性质不同,二者很难合一:即使合一,也很难保证村提留能返还农村,农业特产税就是一个例子,该税收上来后并没有返还农业。然而,二者不合一,村提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漏斗”,各方面都会打它的主意。
3.不能为农村其他改革设置障碍。农村税费制度涉及农村统筹资金制度、农业税收制度、粮食征购制度,这都是关系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因此,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应该瞻前顾后,彼此促进,决不能因为其中一项内容的改革而影响其他改革。
(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方向
考虑到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宜以“费改税”为核心,与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向农民筹集的资金,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资金,已经具有税收的一些性质。第二,税收要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严格、规范;而收费则具有较大的弹性,缺乏内在的控制和约束机制。第三,“费改税”涉及面窄,改革的重点明确,即主要涉及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改革,基本不影响现行农业税收政策的执行,也不对现行的粮食收购政策产生冲击,因而难度相对较小,便于实际操作,不但农民容易接受,而且为今后农业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对策选择
1.按照职业身份将农村居民分为几种类型,分别确定“费改税”的计税标准,做到公平税负。可将农村居民分为三类:农业户、兼业户、专门从事工商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一般地讲,由于农业户的收人低于其他职业类型农户的收入,计税标准可低一些;而由于工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要高干前两类型农户的收入,计税标准可高一些。对干完全经营种植业的农户,还可根据土地面积的多少及其收益情况,再具体确定不同的计税标准。另外,为了稳定农民负担,也为了减轻征管工作量,上述税收负担可一定几年不变。对于一些困难户、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农户、优抚对象等,可酌情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这实际上也是公平税负的一种必然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各地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全国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费改税”办法,应当允许各地制定不同的计税标准。
2.适当改革现行税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针对当前的!司题,应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既有全国统一、又有适度分散的政府间税权划分的新体制。具体的政策包括:一方面,中央税、共享税和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主要税种,其税收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不得向地方分散。但地方拥有对地方税的征收管理权以及部分的政策调整权。这主要是指地方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选择或调整其地方税税率;甚至对一些地方小税种,如果征收成本高、征收数额小,地方有停征的权限。另一方面,地方也应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即地方有权在全国统一征收的地方税以外,结合其实际情况,单独开征区域范围内的某些税种。就农村“费改税”而言,可考虑由省一级进行税收立法,县一级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可以设想,将与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划为乡级财政的主体税种;同时,将乡统筹和村提留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也将其划为乡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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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改税”的税收收入分为两部分,并实行严格的支出管理。“费改税”的税收收入应该分为两部分:相当干过去乡统筹部分的税收归乡镇政府所有,纳入乡镇财政预算范围,由乡镇财政结合其他资金进行统筹安排使用;相当于过去村提留部分的税收归村所有,其资金使用和财务状况必须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村级提留的使用在由乡镇财政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实行村务公开,即定期向村民公布财务状况,接受其监督。这是“费改税”的重要内容。如果村级财务管理混乱,脱离财政部门和村民的监督,“费改税”很难成功。
4.调整和清理农业的各项税收。在摸清现有耕地状况、重新评定常年产量的基础上确定 新的农业税税率。农业税是对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征收的一种商品税。鉴于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粮食生产又是需要政府给予重点照顾的特殊环节,现行15.5%的税率确实太高,可调整为5%,但要足额征收。农业特产税税率1993年调整过,现在看是基本适度的,今后需要做的主要是清理,避免重复征税、按人口或田亩平摊。对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需要做的主要是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标准,缩减优惠政策,完善征管办法。5.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解决“三乱”问题的难点在乡镇及乡镇以上。因此,必须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目前,不少乡镇干部超编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教师比学生还多,60%~80%的乡镇财政支出用于教师的工资。二是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乡镇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往往是上级安排下来的。如果不改变现有体制,乡镇的干部会担心,如果抵制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们会被“穿小鞋”。三是改进工作方法。乡镇政府在向农民收取税费时,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四是乡镇政府要带头守法。乡镇政府不但不能“乱开口子”,还要加强对乡镇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6.加快农村政治体制创新步伐。其目的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达到由社区内部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建立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监督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并保证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使用符合他们的意愿。这又进一步要求:①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可以在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让农民充分反映其意见。②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凡未经投票表决而动用本社区筹集到的公共资源的行为都是违法的。③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第二,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领导人和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由于有选举约束,他们能够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对社区负责,把自己的政绩做给本地选民看,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有一套制度安排,使社区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当选与否完全取决于本地选民,而与其他任何因素无关。这样,社区领导人才敢于抵制来自外部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抵制各部门、各系统出台的收费规定。
7.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真正把农村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不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也只有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乡村两级也才会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资本与政策投入,特别是加强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为减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担,随着国家税收状况的改善,国家可考虑加大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额度,或将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的税收按一定比例留给乡镇财政,至少将农业税部分留给乡镇财政,以使乡镇财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材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
总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协调一致;不会一蹴而就,应该从长计议;不应操之过急,只能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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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集团管理架构与思路方向
集团管理架构与思路方向
一、中能源建设集团运营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与目标
1、总体思路
适应营销发展新形势,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推进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构建业绩型组织架构、创新管理方式、优化业务流程,推进建设管理的集约化、扁平化、专业化(“三化”),统一管理流程、统一技术规范、统一建设标准(“三统一”),加强业务承接和建设职能管理、工程项目管理、业务队伍和建设队伍管理(“三加强”),全面提升工程项目承接和建设能力与水平。
{原因:企业最大的成本是:(1)没有共识;(2)专业不足;(3)重蹈覆辙;(4)时间成本}
2、总体目标(1)构建适应坚强工程建设要求的业务运营体系,提高工程建设安全质量和工艺水平,提升建设管理效率与效益,实现工程建设 “国际同行业领先、国内各行业领先”目标。
(2)明确建设职能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参建队伍管理定位,压缩管理层级,优化机构设置,实现建设管理组织架构的扁平化。
(3)明晰职责界面,优化管理流程,健全技术规范和建设标准,建立集中管理操作平台,强化建设关键环节的集约化管控,全面提高工程建设质量与工艺水平,提升工程建设管理的效率与效益。
(4)加强建设职能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强化业务承接队伍、技术支撑队伍和参建队伍管理,加强公司业务队伍和建设队伍建设,提升公司工程承接和建设整体能力。
二、中能源建设集团管理架构的构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能源建设集团是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特大型集团公司——中国国际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下辖子集团,作为在中国华中地区建筑行业新兴崛起——建筑企业集团,不仅要改变旧的传统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与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不断实现管理上的新突破。在企业集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中,集团母公司的功能定位是关键。所谓功能定位,就是在通盘考虑集团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根据行业特点和生产力活动规律以及集团各成员企业在集团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作用,通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再造进行合理分工,从而形成“分工协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母子公司型管理体制。
1、建筑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功能定位 实践证明,建筑企业集团母公司能否发展成为总承包市场主体和资本经营主体,除了受外部市场环境、内部产权结构以及发展战略、经营机制等决定性因素制约外,当前在运营上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强化集团母公司的经营功能和管理功能建设。经营功能包括工程总承包、资本经营和科技开发功能等;管理功能包括重大人事控制、财务监控和规划与计划功能等。
上述功能是集团母公司应具备或者应强化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取决于集团类型、集权与分权处理、内部管理体制。
1)强化经营功能,提高集团母公司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总承包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国有大型建筑企业和建筑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提供了高层次的市场空间,但能否抓住机遇则取决于集团母公司能否在自身经营功能建设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为此,
中能源建设集团必须结合企业实际,在调整结构、规范集团运营机制的同时,按照“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经营战略,着力改变筹建阶段的行政管理职能为主的状态,增强高层次的经营功能。
(1)完善工程总承包功能,提高集团发展的综合优势。目前,其他建筑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体制存在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法人层次、管理层次比较多,各层次经营功能定位模糊,力量分散,集团母公司与下属企业处在同一经营层次上同业竞争,特别是集团母公司经营层次较低,没有发挥出集团的整体优势;二是集团各成员企业在对外经营中,各自为政,有的甚至在同一地区、同一项目上互相贬损、变相压价压级、恶性竞争,这不仅损害了企业集团的形象,也造成了经营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需要对企业集团内部各层次的经营进行合理定位,明确目标。经过认真调研分析,中能源建设集团将经营功能应定位在“开拓经营的广度和深度,大力发展工程总承包”上,确立了“分类分级经营”的经营策略,即:一般施工项目由子公司参与投标竞争,大型项目和重点项目由中能源建设集团发挥集团优势参与投标竞争。对承接到的总承包项目,实行内部招标,择优选用施工单位,并在施工过程中科学组织、严格管理;在工程质量上实行四级保证监督体系,通过提高施工技术水平和现场管理水平,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逐步形成以总承包为龙头、母子公司联合经营开发的经营体系。
(2)完善资本经营功能,优化集团资源配置和规模结构。国内外成功企业集团的实践经验证明,集团的资本经营职能主要由集团母公司履行。集团母公司要运用资本经营手段,调整存量资产,优化增量资产,使之符合集团的产业发展战略和地区布局;运用资产重组优化成员企业的规模结构,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但是,作为以行政手段集合国有资产而组建的母子公司体制的企业集团,因其子公司经营着较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积聚了丰富的管理、技术和人才资源,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集团的综合实力,井决定着集团资本经营的运行必须兼顾集团发展战略和母子公司间的各自利益。所以,中能源建设集团将按照“既要维护出资者权益,又能保障法人财产权落实;既要发挥集团整体优势,又能保障母子公司利益”的原则,根据母子公司不同的经营功能定位和集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需要,积极进行公司制改革和资产重组。通过股份联合组建如中能源建设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能源建设环境保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能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所属企业根据《中能源建设集团关于进一步构建产权结构、增强企业活力的指导意见》,在机械设备、物资供应、辅助料具及后勤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股份合作、租赁经营或承包经营,组建有限责任制、股份合作制企业 8-10个,总资本预计达10000万元,其中自有投资4000万元,引进外资6000万元;在职职工达到1000余人;让新企业从开始就显现新机制的活力和良好发展势头,起步即与世界同步。
(3)完善科技开发功能,提高集团竞争能力。中能源建设集团要保持稳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研究市场的发展趋势和需求,以科技技创新作为长远方向,致力于技术、人才等基础建设,提高竞争能力。中能源建设集团坚持科学技术是
管理机制、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变革。作为具有产品生产和资产经营双重职能的集团母公司,其管理工作要体现“合理集权与分权”的管理思想,根据市场竞争和体制改革的需要,形成既能保证集团优势的发挥,又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管理体制。
(1)完善规划与计划功能,增强集团母公司对于公司的约束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团母公司必须用科学、可行的战略规划与计划来指导、规范子公司的行动,保证上下步调一致,充分发挥集团整体优势。因此,中能源建设集团将特别重视建立与完善集团的长期计划制度。在对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的认真调研、预测基础上,从既定战略和政策规定的方向、重点和限度出发,并制定“一五发展计划”、“二五发展计划”,计划明确提出经营目标、保证措施和有关政策;根据目标管理的思想,对于公司实施有严格约束力的计划管理,用资产经营责任制将计划、考核、奖罚相结合。为营造平等竞争环境,建立以经营规模、效益水平为基准的客观公正的企业评价体系,根据企业净资产、经营规模、经济效益将全资子公司划分为三个类别,以企业类别确定其目标值和考核,奖罚标准。每年年初由中能源建设集团与子公司经营者签订“资产经营责任书”,主要指标有实现利润、国有资产增值率、净资产收益率、职工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企业总产值、工程质量优良率、国有资产收益上缴等;考核结果与经营者的收入挂钩。
(2)完善产权管理功能,规范企业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运作。大型建筑企业集团具有资产分散、经营分散、成员企业独立对接市场等特点,使集团内多个利益主体共存,分散经营生产与集中控制管理的矛盾比较突出。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建立起一套既强化集团调控功能,又有利于子公司开拓经营的以产权管理为核心的集团治理结构。集团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是基于产权(股权)的占有以及相关契约的联结,是以股权为依据,是通过法人治理结构按规范程序来行使。股权控制主要表现在人事控制、要素控制以及重大经营决策和投资决策控制等。在人事控制方面,中能源建设集团不断健全完善产权代表的管理体系,依据集团章程,制定有关产权代表的确定、考核、奖惩和监督制度。属于全资子公司的,由集团母公司聘任或者解聘,一般产权代表和经理由一人担任;属于控股子公司的,由集团母公司推荐外派,依照法定程序产生或者更换,一般产权代表与经理分设;属于参股公司,按照出资比例来确定是否选派产权代表。
(3)完善投、融资功能,建立集团内部财务监控机制。企业的集团化有利于增强规模经济的优势,可以更广泛地利用经济资源和市场空间,也有利于增强企业的融资实力,降低或者分散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但是,集团组织结构的多元化使得集团内部客观上存在着各利益主体的不兼容性和行为目标的不一致性。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而财务控制则是集团控制的核心环节之一。集团母公司作为集团的投资中心,要抓好投资战略的制订与实施。在投资战略中,投资组合是关键。投资组合包括行业(事业)组合、地区组合、投资规模大小等。在实施投资战略时,最好把投资与融资结合起来。陕建总公司根据集团母公司、子公司两个不同层次的投资主体职能,实行不同的办法对投资项目进行管理、监督和风险控制,把实行资金预算管理、投资额度控制、确保资产收益上缴作为控制的主要内容,建立成本发生、收益实现和资金使用的责任制度。建立对子公司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达标考核制度、财务计划审批和财务决算审计制度、资产处分和抵押贷款报批制度、财务人员定期考核认证制度,从组织上和制度上保证集团财务计划的落实;强化对施工项目的成本控制,根据建筑产品多样性和施工周期长的特点,制定了《项目成本管理和核算办法》,对成本进行过程控制、分部分项控制和跟踪管理,并将项目资金管理与成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健全效益考查机制,确保企业效益不流失。对事业部、分公司和总承包项目经理部实行财务人员委派制;建立内部银行,实行资金集中管理、优化投放。
2、建筑企业集团母公司管理组织结构设计
集团母公司的管理组织结构是其各项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途径和重要组织保证。行业特
点和企业规模以及地域经济的差异,往往对使功能发挥作用的管理组织结构有不同的要求,如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等管理组织结构。我国目前的建筑企业集团多采用职能制管理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带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色彩,已不适应对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通过对国内外企业集团管理组织结构的研究,综合职能制与事业部制管理组织结构在处理集团事务上的优点,中能源建设集团将提出“职能制与事业部制相结合”的管理组织结构。以建立企业集团“三个中心”(即决策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为前提,综合考虑产品生产、地区经营和职能部门三者之间的关联因素,形成事业部、地区性公司、项目经理部、职能部门四类主要的管理组织结构系统。四个系统管理内容各有侧重,管理程序相互衔接,其各自的职能定位是:事业部按产品或者市场划分设立,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负责协调管理母公司的关联企业或者分公司。地区性公司按地区市场划分设立,是母公司对各地区市场开发的经营主体和利润中心,负责协调管理母公司和子公司在各地区的关联企业或者项目经理部。总承包项目经理部是工程项目成本中心,由母公司授权对于程项目实施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管理职能;一方面要接受母公司的领导,并向其负责;另一方面又接受事业部在生产技术、财务成本、劳动人事、质量安全、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和监督。职能部门是集团的专业管理和决策咨询机构,对子公司、分公司、事业部,项目经理行使“指导、监督、协调、服务”职能。在集团总部,中能源建设集团将设立4个事业部(海外经营部、工程承包部、产业开发部、房地产开发部)、8个地区性公司(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四川、重庆、山东)、12个总承包项目经理部,职能部门设置8处4室2部。通过“职事结合”模式,减少了管理工作中的扯皮、推诿、脱节现象,实现集团的集权领导、分权管理的基本思路,提高集团的凝聚力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总之,中能源建设集团母公司的管理组织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集团发展的规模和相应的功能定位,调整完善管理组织结构,做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争取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同时,战略规划能够明晰企业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是企业持续发展、做强做大的指南针。集团公司要着眼于集团中远期制定战略规划,依照集团公司章程实施并监督。同时,各子公司应在集团战略框架下,综合分析政治经济形势、所处行业的背景状况及企业实际运营等多方面因素,在集团战略框架下制订各子公司发展规划,集团公司对子公司发展规划的制订和确立进行审核和指导。集团公司规划与子公司应相互配合。通过战略规划的制订,一方面使集团公司、子公司对自身进行系统的梳理,明白自身的优势、弱点、企业发展机会和威胁在哪里,确立企业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给自己准确定位。有利于集团公司、子公司有效调配所掌控的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能,促进其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可使集团公司、子公司发展规划相互形成有力的支撑,推动集团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2013-11-11
第五篇:谈律师制度改革方向
论律师制度改革方向
国际法学院09级01班高颖2009301030
律师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难发现,我国律师制度仍存在不少需要改革完善之处。下文将针对司法考试制度及律师权利的保护进行阐述。
一、在司考资格方面,可适当提高参加司考资格的条件
律师资格是公民从事法律服务行业的必要条件。严格规范律师资格制度,对于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保障良好的法治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对于报考司法考试的条件要求较低,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之处。
(一)应限制非法律专业人员报考。律师职业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职业,没有经过系统、专门的学习、训练很难形成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技巧。现实生活中,这些非法律专业人员为了通过司法考试往往功利性的对一些法律条文进行死记硬背。在司法考试中, 这部分考生中有些由于其记忆力强、复习资料对路,可能通过考试, 取得律师从业资格。但是,真正进入了法律服务行业,由于缺乏法学理论功底,往往难以胜任律师工作。
(二)应提高法学学历水平的要求。在美国,本科毕业生,不能报考律师资格;没有经过三年法学院学习并以良好成绩取得毕业文凭的, 不能报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我国在这一方面要求较低,只要具备了法学专科以上学历便可报考。在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由于法学人才奇缺,这种要求是可行的。但对于当下高层次法学人才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仍然沿用传统的报考律师资格学历条件, 显得不合时宜。不仅如此,法学专科人员对于法学的研究过于表面、肤浅,缺乏深厚的法学根底,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常常会捉襟见肘。
(三)对于报考人员的品行进行审查也是极有必要的。西方一些国家的有关考试主管部门对报考者的人格和品性要进行严格审查,如果报考者被发现人格和品性不良,不宜具有律师资格, 即被拒之于考试大门之外。这对于我国的司考制度极具借鉴意义。根据《律师法》
第五条的规定,我国对于律师品行的考察是在通过司法考试之后进行的。在社会生活中,,“ 品行不良” 而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者, 大有人在。如果不事先对报考人员的品行进行审查就可能使一部分品性不良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危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二、在律师的权利方面,应对律师权利进行保障。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律师在从事法律服务时具有一部分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
(一)调查取证权的实现。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人,律师调查取证权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单位和个人不愿意协助律师进行调查取证,甚至故意刁难、阻挠。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公民的法律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落实,由法院对律师的合理的调查取证进行授权,并予以协助。
(二)刑事辩护豁免权的赋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在刑事辩护中,控辩双方难以平等对抗。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律师缺乏权利保障,往往成为“权大于法”的牺牲品。在刑事辩护中,一些律师由于调查取证被冠以“伪证罪”。律师从事刑辩工作困难重重,甚至会将自己陷入泥潭,这也使得一些律师对刑辩工作望而却步。因此,对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保护是极有必要的,这不仅对于保障人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创建一个公平正义的良好的法治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
实践中,律师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例如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局限,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也受到阻挠等等。
总之,我国的律师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律师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我们应正视这些不足和弊端,积极推行制度改革,为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律秩序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