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信贷应向农村递延

第一篇：政策信贷应向农村递延

政策信贷应向农村递延

熊树忾

农业发展银行是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银行，怎么样去支持呢？总行要向国务院争取贷款由城市往乡村延伸的政策。要下决心撕开乡村政策性投入的口子，扩大政策性贷款在下伸过程中的准入范围，在建立相关风险基金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田改造工程、对不同载体的合作社的帮扶工程和农村城镇化整体改造工程。在农田改造方面，应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改造策略。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可以实施网状式井田改造，将纵横交错，高低不平的冲榜田改造成集田林路渠于一体的，便于机械化作业的现代农田。在山区，宜林则林，宜果则果，不宜种植林果的则应着手石材或者矿藏开发。在河湖交叉地区，则应支持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农发行的政策性信贷投入要与科技下乡和科技支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政策投入真正能起到促进农村进步的作用。

在帮扶农村合作社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连片开发的特色产品为基础，通过政策信贷的有效投入，支持各类合作社和农村经济联合体做大做强。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农村小额信贷风险，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采取“见花浇水”的渐进投入方式，先支持那些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着一定的抗御风险能力的合作社，在支持中逐渐摸索和完善担保抵押方式，力求政策性投入也能取得低风险高收益的成果。

在支持农村城镇化整体改造工程方面，可以采取靠近集镇和沿乡村公路集并的办法，先集并连近的三到五个自然村，采取统一规划，分步实施，自愿组合，领导疏导的办法。实行人畜分离，将农民的生活区与牲畜养殖区绝对分开，可以在尊重农户个人选择的前提下，先划分出各家的养殖小区，由村委会和村民代表推举专人代养，等条件成熟之后，再过渡到养殖专业户与农户的彻底分离。在规

划时，可以根据各地的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建设街道式居民生活区的同时，预留工业区、商业区和娱乐区，使农民也能享受城市人同等的待遇。在地基的使用和利用上，新农村建设应该尽可能地向高空发展，同时，要合理地改造和使用老宅基地，要通过新农村建设和改造，使农民的生活环境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应尽可能地不减少农田使用面积，即使有少数地方在建设中减少了耕种面积，也应通过发展农村工副业来弥补，妥善解决好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问题。农发行的政策性信贷投入支持新农村建设，应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逐年给予补偿。每个县一年改造一两个村，做出一些样板工程，取得了经验或者寻求到了更好的利益补偿机制之后，再全面推进，有了这样一个发展规划和实施举措，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可以逐渐得到改变了。政策性信贷投入也就有成效了。

通过对村级整体改造和对农田的改造以及对各种合作社的帮扶，促进农村经济的升级和换代，使农发行真正成为农村支柱产业的支柱。这条政策延伸的路虽然很漫长，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就一定能迎来中国农村明天的美好局面。

作者单位：湖北省应城市农业发展银行

第二篇：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渴盼政策倾斜

农村小额信贷扶贫渴盼政策倾斜

“就本质而言，小额信贷是普惠性金融体系的理念和实践。普惠性金融体系理念就是要将小额信贷视为主流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认同的是使所有需要金融服务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群体，都能获得各自所需的金融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说，“然而，当今传统金融机构在不同程度上没有意识到或做不到这一点。”

当前，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和影响，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一方面城市信贷资源充裕，2008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达47万亿元，贷款仅为31万亿元，存款差高达16万亿元。另一方面，农村资金缺口巨大，农民贷款难问题十分严重，2007年末农村信贷资金仅占全国的21％，全国有2825个乡镇仍然存在金融机构空白。

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也显示，我国西部地区的“零金融机构乡镇”，占全国“零金融机构乡镇”数80％。空白金融机构乡镇的大量存在，表明小额信贷还不能有效覆盖到所有的农村群众特别是贫困农民，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离中央明确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农村金融体系的要求还存在很大的距离。

那么，如何帮助解决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问题?采访发现，目前中低收入和贫困农户普遍缺乏贷款服务，农信社等金融机构一般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而这些民间或半政府机构以扶贫为宗旨。可以弥补这方面缺陷。而且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农户信贷服务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还有利于抑制民间高利贷活动。小额信贷机构能否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小额信贷机构自身业务水平和能力建设，另一个是宏观政策环境。而目前这两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只有对现有和将来建立的小额信贷机构进行更加有效的内外部管理和适宜的政策支持，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作用。当前妨碍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主要是这类机构缺乏合法身份和适宜的地位，以及没有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因此很难扩大规模和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全国已先后存在过300多家非政府、半政府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机构，现存的还有100多家。现有的这些机构，基本上都在为贫困和中低收入弱势群体获得贷款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至今为止，它们只给贫困县里的中低收入农户放贷，又不吸收存款，没有任何金融风险。尽管它们的资金和能力十分有限，但它们中的多数还要设法使机构可持续发展，然而至今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杜晓山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对这类不吸收社会存款的民间或半政府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现在都已具备了给予适当定位和合法身份的条件和时机。有了政府适当的鼓励政策，将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机构、人士和资金投入。这将是一项利国利民又无社会和金融风险的好政策。”

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小额信贷已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模式，其科学的运作方式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小额信贷能够达到较高的还贷率。小额信贷的主要作用是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是当前不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其在实现不同区域扶贫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他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

专家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央行、银监会和财政部门等)，或者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授权下，各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利于推动我国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应提倡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机构试点，鼓励适度竞争，并切实实施奖优罚劣的政策措施，形成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

政府要真正从政策上支持鼓励这类机构的健康发展，予以它们适当的合法地位和身份，予以它们适当的合法地位和身份，给予它们财政或低成本融资资金支持和提高它们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以推动此类机构扩大规模和可持续发展，更多更好地帮助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农户。目前，就如何推动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健康发展问题，杜晓山提出了4点具体建议：

从国家财政资金中拨出1～2亿元，作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垫底循环基金，以此吸引国内外各类资金，设立专门的扶贫小额信贷批发基金，以彻底解决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瓶颈问题。而且，即使暂时没有其他资金拖入，仅这1～2亿元也够现有100多个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中追求既扶贫又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业绩良好者扩展规模的近期资金需求。

如果政府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可以替代的方案使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银行为这些公益性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贷款资金，政府财政则为这些银行提供配套的贴息资金，以解决目前一些合格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严重缺少融资来源的问题。

对于那些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经营历史达到一定年限(例如5年以上)并有优良业绩的机构，应给予一定金融业务的合法经营权，并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指导下，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加以监管。给予这类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如衡量的标准是：它的所有单笔贷款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指导下，建立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对小额信贷扶贫业务进行自律型监管。

第三篇：农村小额信贷

一、农村金融环境分析以及其存在的缺陷

我国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含量总体偏低，决定了农业金融具有交易成本高、风险大、回报率低的特点。虽然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村经济基础依然薄弱，发展缓慢和城乡差别扩大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日渐萎缩，一些在县城设立的银行分支机构为了追求利润，纷纷把视角从农村转移到大中型城市，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正规农村金融信用社垄断经营，地下非正规金融活跃失控的局面产生。大量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困扰的“三农”资金缺口更大，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关系的失衡使农村资金供应雪上加霜。农村资金外溢，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也是极其不利的，也给农村金融运行的整体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金融生态环境不可能支撑当地金融的正常发展。

尽管目前黄冈市已初步形成了政策性的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金融并存的农村金融基本框架，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一定提高。但是农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其整体服务功能还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和建立新农村的需要。其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金融网店覆盖不足，机构竞争不充分，由于不同的原因，近年来四大国有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网点都比较少，造成了农村金融服务网点整体数量相对较少，无法有效覆盖农村的每个乡镇，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金融服务空白。

（二）服务层次和水平低。

目前，农村银行业金融服务网点业务品种还仅限于对公结算、居民储蓄以及银行卡业务，贷款业务也只开办了商户联保、个人小额贷款等小额信贷业务、个人存单质押业务，部分代收代付、代理保险、国债销售等中间业务，业务品种相对较少。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方式单

一、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的情况，已严重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农业保险难以适应农业的快速发展

在1994年农业保险市场化后，由于农业保险固有的赔付率高、回报率低等问题，使得商业保险公司纷纷对农业保险业务采取限制规模的措施以控制亏损，呈现出保费收入逐年大幅下降、险种逐渐减少、机构萎缩、承保深度不断降低的局面。农业保险的缺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机构对农业、农村企业的风险评估，成为“惜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仅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紧张的状况，而且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进程。

（四）、农村贷款需求日益增大，可用于农业贷款的总量严重不足。

商业可持续性经营的原则使得农村金融机构不可能把全部资金都投向农村。农村地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身份是双重的，不仅要为农村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的商业可持续经营。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在两者之间平衡的问题。从目前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实际运行的情况看，这些机构在农村的信贷投入比例非常低，而在城市工业领域投入较多。出现这种情况也无可厚非，因为只有实现了商业可持续性，保住了生存，才能谈支农问题，这是前提。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在现行的政策框架下，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资金来源狭窄，且多为自筹资金，要让它把仅有的资金投向三农是不现实的，这是由农业的弱质性以及贷款收益率、回收期限等多个因素综合决定的。因此，要实现支农与商业可持续之间的良好、稳定平衡，最可行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其内部成立一个专门服务三农的部门，并且对该部门采取独立核算、独立考核。

此外，如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数量有限、农村金融贷款经营机制僵化和农村金融信贷管理能力弱等等，使农村金融缺乏良性循环的基础，这些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

二、行为模式中的缺陷

（一）、农户担保体系不健全，农户贷款担保难制约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

目前，农户小额贷款的担保形式主要有“公司+农户”、“联户担保”、住房抵押、个人保证等。然而这些担保形式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许多难题，使农户可望而不可及。“公司+农户”的形式要求贷款户必须是公司的下属体。而目前许多农户都是个体经营，特别是纯农业的农户都是独户独体，不可能加入公司，而公司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面为那一个农户作担保，这种形式使许多农户根本无法入门。“联户担保”的形式，银行要求很严，农户必须联合寻找三户以上有担保实力的担保体，由于农户经营的特殊性，往往很难寻找这种既有实力又相互信任的联保体，因此具体操作难度很大。“住房抵押”的形式虽然很方便，但农户在农村住房无土地证，村住宅不能作为担保体，虽然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推行农村住宅可抵押担保，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系列的问题尚待解决，就目前而言农村住房抵押对农户来说仍是一句空话。个人保证的形式，银行要求很高，担保人必须是公务员或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主。这些担保人在实际操作中农户很难找，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为农户作担保。因此，个人保证的形式对农户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由此，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担保难成了制约农户小额贷款业务发展的一大瓶径。

（二）、农户的分散经营和高风险性，农户小额贷款投向选择难制约了农户小额贷款的业务展。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主要对象是农户，而目前农户的分散经营方式，使得面向农户的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琐碎而复杂，农户小额贷款每户一般贷款余额是5万元，而5万元对经济发达地区来说数额相对较小，根本派不了用场，上不了项目，因此，产生的效益也较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经济的市场风险也不断加大。目前，农业生产经营者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小生产不适应大市场、数量农业部适应买房市场和种植业产品高成本且竞争力不强，一级政府缺乏控制农业风险的政策体系等。因此，农业作为一项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风险、市场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加大了投资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抑制农村小额贷款的有效投入。给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拓展带来了难度。由于农业属于弱质产业，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相对较高，加之农户经营形式多种多样，从客观上讲，农行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风险也相对较高，由此影响农行向农户发放农户小额贷款的积极性。由于缺乏相应的风险分散机制，农行在发展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过程中将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如果没有政府引导或者其它组织协调和农户的融资关系，农行的农户小额贷款业务发展将因风险问题而受到制约。

（三）、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缺乏，信息传递不畅，贷款对象确定难制约了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

多年来农行对农户贷款业务基本上停办，因此一些农户对农行开展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缺乏信心，由此造成双方缺乏了解，除了抵押物不足，主要原因是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半径过长，而目前农行只有通过农村专业合作社组织了解农户的信息，农村专业合作社又还只是起步阶段，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还相当低，加上农行在乡镇一级的机构仅限于大的集镇，对于分散或边缘山区的农户普遍缺乏了解，信息不灵，由此造成农户小额贷款的客户对象情况不了解，贷款农户对象选择难，这就严重制约了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

（四）、农村信用工程创建缓慢影响小额农贷的发放工作。

由于部分乡村集体经济收入有限，属空壳村，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不良贷款较多，少数地方政府、司法部门打击恶意逃废债的力度不足，无法满足信用村镇的评定标准。另外，农村信用社贷款以农业为主，农民生产主要以传统的粮食、烟叶、食用菌生产为主，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大，沉淀的贷款较多。个别信用社存在畏难情绪，没有积极主动地向当地政府汇报和银子支持，加上认为小额信贷量小、笔数多、成本高，不愿意积极参与。

（五）、农行机构客户经理超负荷运转，业务开展难影响了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快速发展。

农户小额贷款具有点多、面广、额小、业务量大的特点，而目前基层行又没有专职的农户小额贷款客户经理，这对于工作量大的农户小额贷款业务来说，管理很难到位，加上基层行客户经理紧缺，且要承担公司业务、法人客户、个体经营户的贷款管理和中间业务、银行产品营销等，仅维持现有业务量都很困难，不可能抽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农户小额贷款业务上，由此，影响了对农户小额贷款业务的拓展。

（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方式亟须创新。

小额农贷以额小、灵活、简便深受众多农户的青睐。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农村资金供求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利率要求低的特点，目前,不少地区的小额农户贷款已与农户需求不相适应，亟须突破诸多瓶颈制约：①、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不尽合理，一定程度限制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②、贷款的风险性较高。农业属于高风险、微利行业，小额农户贷款担保机制缺失。同时，小额信用贷款主要依赖借款人的信用作保证，个别农户信用意识淡薄，存在逃债、赖债行为，导致风险不断积累。③、贷款管理难到位。农信社信贷人员偏少，而小额信用贷款具有点多、面广、零星分散、工作量大的特点，致使贷后管理工作难到位。

（七）、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政府职能的经济管理职能的弱化使得农村小额贷款发展缓慢。

地方性农村小额贷款管理条例无法给予农村小额贷款发展有力的支持。农村小额贷款的外部监管仍处于“盲点”。缺乏一个综合性强、更有权威的监管部门在农村金市场活动进行监管。政府对小额贷款的发展缺乏更为经济有效的措施，甚至在一些地区个别地方政府的行为会对农村小额贷款产生某些负面效应，破坏农村的信用，违背市场规律，引导农民进行一些缺乏论证的结构调整，更有甚者利用小额贷款以谋私权等等。

第四篇：浅析农村小额信贷

浅析中部地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

【摘要】小额信贷作为特定区域内面向融资弱势群体的一种小额信贷形式，是一项重要的扶贫措施。其从起源到现在虽然只经过了短短40多年的发展，却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地区融资难题，极大地促进了“三农”经济发展，为农民自己创业脱贫致富创造了条件，已成为现阶段农村主要的金融需求之一。本文通过对中部地区一些省份现阶段小额信贷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了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提出了个人的建议。

【关键词】中部地区 小额信贷 发展

各省份小额信贷发展状况

（一）湖北省

——以湖北宜城市粮油协会联保贷款为例

宜城市地处江汉中游，盛产粮棉油，有“吨粮田县市”之称。该市粮油市场广阔，粮食生产、购销、加工、储蓄等行业发展迅速，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2000年成立了宜城市粮油协会。粮油协会会员大部分为固定资产十几万的种田大户、养殖户和经销户，由于这些行业投入成本大，生产周期长，风险难控以及自身存在弱者性，而金融部门评审面广，要求高等原因，融资难已经成为了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007年，银监部门、人民银行、信用联社和宜城市粮油协会一起研究确定了粮油行业协会会员联合担保贷款的信贷模式，为粮油经济的快速发展扫除了最大障碍。粮油行业协会联保模式主要是由粮油行业协会会员组成联合担保贷款小组, 共同出资设立风险担保金, 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会员按照联保小组授信总额的25% 缴存保证金, 由协会收取后存入保证金专户, 然后会员即可获得贷款。该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较强, 同时实行连带担保补偿和保证金补偿。若借款会员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 则从保证金账户直接扣收, 保证金余额不足部分, 由协会补齐。该模式实行商业保险补偿。协会为借款会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财产保险, 并指定贷款组织为第一受益人。同时实行捐赠补偿。借款会员在遭遇不可抗拒风险损失时,由协会组织其他联保会员对其进行捐赠, 捐赠款项主要用于偿还贷款。

目前，虽然粮油行业协会联保模式经营情况良好，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得不让人深思。首先，粮油行业协会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缴纳的保证金，这些保证金毕竟数额有限，如果存在几个会员同时提取较大数额贷款，并且还款周期较长，那么后来借款的会员资金来源就得不到保证。其次，粮油行业协会联保模式只能帮助其会员解决融资难题，难以惠及真正贫困而又需要资金创业致富的农民，体现不了小额信贷对弱势群体的扶贫作用。所以，只适合经济发展有较高水平的地方发展，推广面较为狭隘。

（二）湖南省

——以湖南湘潭联户担保为例

湖南省湘潭县盛产粮食，乡人有种粮、养猪的传统。在粮价特别是饲料粮上好原料——早稻谷价格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饲养生猪转化，农民才能从“种田80亩，难以养家糊口”的困境中解脱出来。饲养生猪，需要建设猪圈、购置简单饲料加工设备，每饲养一头猪，还需要700-800元周转资金，而农民宅基地属于集体土地，房屋无法抵押，至于存单抵押，更是不可能。

为解决当地村民对资金的需求，2001年湘潭农信社迈出了农村小额信贷探索的第一步，通过资信评定确定了不同档次的无担保抵押贷款。贷款的基本程序是农户提出申请，再由村两委、信用联社联络员、信贷员共同作出信用评估，授予贷款证，然后才能从信用社拿到钱。并且农信社不同于传统银行“春放、秋收、冬不贷”的传统工作模式，存贷款业务一切以农事周期为核心，不同产业、不同贷款对象不同对待。经过逐步发展完善，农信社又探索出了农村联户担保贷款机制：三户以上农民自由组合，成立“联保贷款小组”，联保户推选的小组组长牵头，可共同申请每户最高上限为5万元的相互担保贷款。3户农民结成的“贷款担保圈”产生的信用，可以获得总额15万元的小额贷款。

经过此种创新湘潭县农信社在青竹村去年就投放400多万元贷款，去年全县这种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3亿元，依靠联户担保贷款很多农户都完成了脱贫致富的蜕变，联户担保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

（三）山西省

——以山西临县扶贫基金会模式和山西平遥县小额信贷公司为例

1、山西临县扶贫基金会模式

山西临县扶贫基金会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于1993年在山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该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是无抵押，无担保的。贷款形式以家庭为单位，每户最高只能贷五千，每笔贷款一般在几百元至一千元之间，最多不超过五千元，借款期限一般在6个月至1年，最长不超过2年。贷款利率根据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由茅于轼先生和各基金会会计协商决定上下浮动。基金会贷款采取家庭成员联合签字，共同贷款的方法来保证贷款的安全，一般要求夫妻双方同时在场共同签字，达不到夫妻双方签字要求的借款户，也可以由父母或兄妹联合签字，不需要他人担保或其他财产担保。贷款回收一般式贷款到期时，由基金会管理小组提前一周通知，一次性办理借款回收业务；不能一次性还清可分次还款，但不得超过两次。

2、山西省平遥县小额信贷公司模式

山西省平遥县素有经商传统，是历史上晋商崛起的摇篮。当地农产品加工业、养殖业、铸造业在省内外都占有重要地位，加上平遥农民创业热情高涨，产生了强劲的信贷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2005年山西省平遥县响应中国人民银行启动的第一批小额信贷试点活动，成立了全国首家小额信贷公司——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

截至2008年底，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累计为2890户农户提供了16867,75万元贷款，本金和利息回收率在99%以上，公司整体运营良好。该公司成功最主要是借鉴国外小额贷款经验，探索本公司小额信贷发展的独特模式。在其发展模式中，坚持贷前调查，公司要求信贷员上门进行一对一服务；如果一个村子贷款农户较多，公司到村里办理手续，尽量方便村民。调查内容包括申请者资金及其来源、固定资产、负债、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个人品行和个人健康等多种因素，而不是简单的要求担保抵押。这样，贷款风险充分化解于放贷之前，并且确定了农民与公司的贷款关系，有利于双方的可持续发展。

（四）河南省

——以河南省虞城县政担企银模式为例

河南省虞城县结合本地情况开展“政担企银”融资担保模式，该模式主要是政府注资成立担保公司+企业入股担保公司+股东企业内部联保+金融机构授信放贷的新型担保信贷模式。该模式很好的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不足的问题。该模式的特点：一是担保公司有政府作为依托，金融机构认同程度较高，银企合作意愿较强；二是企业入股，有利于担保公司实行公司化运作、商业化经营；三是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互助担保费用较少，企业融资成本低；四是贷款企业均为公司股东，可以促使企业审慎使用信贷资金，提高经营效益；五是担保公司在企业融资过程中承担着资金再分配作用，有助于强化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能和企业之间的互助联保意思。同时，贷款拉开梯次，企业还款时间具有明显间隔，减少企业还款压力，有助防范信贷风险。具体做法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民事行为能力的经营企业，经营稳定，有较好信誉，缴纳一定的资本金后即可申请成为公司股东。股东取得贷款必须有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担保基金由担保公司统一存入贷款金融机构。基金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注资，一部分是企业入股。在自愿、互惠、互利、诚信的基础上3-5个公司股东又组成若干联保小组，互助担保小组按区域行业设置，金融机构按照各自的行业管理规定和企业资信状况，确定不同授信额度。

存在的共同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小额信贷农村政策性扶持制度较少，有效监管不力

小额信贷额小面广、管理成本高、收益低，决定了农村贷款必须具有一定的政策性质。但由于目前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以及农村政策性金融财政补偿机制等政策性扶持和保障制度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小额信贷的发展；而且目前我国对小额信贷业务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措施，多头管理，层级不明

（二）资金来源没有保障，无法满足农民对资金的强烈需求

根据国家关于小额信贷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小额信贷机构仍属于非政府的金融机构，无法取得合法地位，也就是只贷不存，不能吸收民间储蓄来扩展自己的业务，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小额信贷资金来源不足。目前，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股东注册资本和不超过2个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并且融资不超过总资产的50%等，这些都限制了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致使其无法满足农村农民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

（三）管理水平与人员素质较低，贷款风险系数大

虽然小额信贷机构在很多地方已得到良好发展，但由于仍处于试点阶段，商业性小额信贷组织依然普遍缺乏风险管理人才，无法很好的把握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变化；而又由于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为农民这一特殊群体，很多农民自身素质不高，金融意识和信用观念不强，即使自身不需要资金也盲目积极争取贷款或者盲目虚构贷款用途骗取贷款改作他用；并且，农业、养殖业等不同于其他行业具有自身的弱质性，受自然灾害及生产环境影响较大，生产周期长，容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所以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等较大，风险难控。

（四）信用环境欠佳，影响农村小额信贷发展

遵纪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特别是对于小额信贷，信用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一直以来，整个社会信用环境体系不健全，违约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借贷者不守信用，欠款不还甚至逃脱债务，增大小额信贷公司经营风险；还有一些实行联保制度的小额信贷模式，也有由于农户之间相互存在不信任原因而无法连结以来共同担保责任共同创业致富；一些小额信贷公司更是因为信用担保因素无法及时为农户提供急需资金。信用已成为了影响小额信贷甚至整个农村金融发展的最大障碍，建立健全信用环境体系，对于建设农村经济对于和谐社会发展已是刻不容缓的必要之举。

（五）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农村小额信贷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虽然我国早已经过了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的一系列改革，但是公司内部管理授权、职责划分、激励约束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小额信贷机构尚缺乏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

国外的成功经验

（一）孟加拉高利率盈利模式

小额信贷的扶贫性质和商业化经营并不矛盾冲突。小额信贷机构实行较高的利率水平是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对于小额信贷机构而言，要覆盖其操作运行成本以及填补部分不良资产必须实行较高的利率水平；其次，从农户的角度看，农户无法得到低利率的贷款，只有较高利率才能使贷款真正到达比较贫困的农户手里，而且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虽说较高但毕竟比高利贷低，更加有利于农民扩大生产，自主创业。就有关资料显示，孟加拉银行的贷款利息也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其中，各营业所的资金是从总部借的，住房贷款一般是以4％的年利率借的，而以10％的利率发放给会员；创收性的贷款一般以12％年利率借得，而以20％的利率发放给会员。贷款期限一般是1年，每周必须还2％，年底连利息一并还清，来一年再借。由于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有更高的风险，因此，贷款的利息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而且，乡村银行目前的股份中92％是由借款人持有，政府只持有8％的股份．乡村银行从商业资源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可借贷资金，对低成本资金的依赖也逐渐降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模式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模式主要是建立了完善的信贷体系。其在总行下设立省级办事处，并设乡村信贷业务部，负责整个小额信贷业务系统的监管、制定系统的政策和业务管理制度、协调该系统与其他银行相关部门的关系，构成较为完善的信贷体系。整个业务的开展是通过下设的320个分支支行、3600个乡村信贷业务部和400多家村级服务站构成的小额信贷体系来完成的，业务直接覆盖广大乡村，完善的信贷体系为农村小额信贷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做到了可持续发展。

（三）赞比亚银保联合模式

赞比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保险机构联合创新出一些适合小农户的金融产品，如“Zyonse金融产品组合”，该产品由商业银行提供信贷融资，由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包括财产保险、生产信贷和抵押担保。农户要获得银行贷款只需存入一些款项作为保险金，并以他们的生产地库存收据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小额贷款得到了保险公司的担保，提高了银行对农户的贷款发放率，既支持了农业生产又分散了信贷风险，促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

启示与个人建议

（一）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大力支持小额信贷发展

小额信贷作为支持贫困乡村地区发展的有益探索，在中国起步发展时间还短，经验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应与时俱进，出台相关支持且与小额信贷相匹配发展的法律法规，并逐步承认小额信贷农村金融的合法地位，大力支持小额信贷发展，并进行引导和规范，整顿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为“三农”经济发展创造一片天地。

(二)创新小额信贷经营方式，开辟资金多方面来源

在吸纳各方捐赠，个人注资，金融机构入股，政府补贴的同时，积极支持私人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农信社甚至小额信贷机构，鼓励民间资本投放农村资金互助组和农业保险机构，放宽最低比例。在资金能够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辟资金来源多元化，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注入“血液”。

（三）全面提高小额信贷组织主体和借款农户素质

国际上不少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专门的资金用于培养把握市场和技术的人才，而在我国许多小额信贷机构为融入当地农村和更好的获取借贷人信息，一般采用当地村民干部作为信贷员人选，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不足的一面。小额信贷业务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务员的个人专业素质和知识水平，而村民信贷员明显比较不和这一条件；同时，农户作为借款人也需要了解新技术，学会如何应对市场不断调整自己的种植和养殖规模及生产方式，所以全面提高小额信贷双方素质，加强对二者的培训有其必要意义。

（四）探索新模式，分化小额信贷经营风险

根据赞比亚银保联合模式，从目前小额信贷的发展走势来看，化解小额信贷风险“小额信贷机构+保险公司”发掘农业信贷保险是其必然趋势。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和农户协商，由农户出资或者二者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购买商业农业保险，并确定小额信贷机构为第一收益人，这样可以在遇到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贷款逾期不还或无力偿还时把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更加有利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减轻农户负担；开创分期还款，减小农户一次性还款压力。由于存在生产周期和还款期限不一致问题，很多农户所借贷款并不能用其本身项目收益偿还，容易造成风险违约。开创分期，分季还款方式，既能够帮助农户强化贷款早还的观念，也能够缓解农户一次结清的压力，防范小额信贷经营风险。

（五）建立农村信用体制，强化借贷者信用意识

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信用体系是各种借贷行为得以持续的根本，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加深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的关系不仅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有利与双方合作共赢，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善农村信用体系，既要制定维护社会信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范信用评级，也要宣扬模范信用形象，树立诚信为本的思想。

参考文献：

（1）湖北宜城粮油协会联保贷款破解农产品销售融资难题——杨希伟 郝同前 新华网（2）湖南省湘潭县信用联社“联户担保”解农民贷款难——黄明智 金融时报（3）民办小额信贷组织的运作与启示——武洪波

（4）山西省平遥县农村小额信贷发展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汪文 马小林 刘波 农民日报（5）从国外经验浅析河南农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调整对策——刘晓光（6）中国农村小额贷款组织发展对策研究——高 雷 吴 茜（7）浅析小额信贷的制度环境——刘美

（8）农村金融创新中两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及问题探讨——伊海燕

第五篇：村官考试——农村信贷

县域涉农银行信贷“脱节”现象

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央政府近两年对银行机构实施了贷款规模管理，这种货币调控手段虽有效遏制了信贷规模扩张、抑制了通货膨胀、确保了经济稳定增长；但最近在对县域涉农银行贷款调查中发现，涉农银行信贷投放因受僵硬、缺乏弹性的贷款规模制约，信贷投放陷于被动，既影响了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放，也严重制约了涉农银行经营发展。据调查，央行对县域涉农银行信贷规模管理存在“四个脱节”：

按月均匀分配贷款规模指标，与县域农村信贷季节性需求脱节。目前，由人行省会中心支行和市级中心支行实施对全省银行贷款进行规模管理，并将贷款规模分配到各县涉农银行；并以2007底各县涉农银行贷款基数为参照，对各县涉农银行实行按月分配贷款指标。由于涉农银行如农村信用社对“三农”信贷投放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农业贷款大都集中在上半年，尤其集中在一季度。这种严重脱离农业信贷需求实际的贷款规模控制，使涉农银行贷款手脚被缚，普遍感到贷款吃紧，对此叫苦不迭。

当月贷款规模指标分配时间滞后，与县域涉农银行信贷审批程序脱节。省级央行在分配各基层涉农银行贷款规模时，前瞻性和及时性不够，当月贷款规模指标一般要到月中才能下达，这与当前基层涉农银行信贷管理系统的贷款审批流程脱节；涉农银行每笔贷款从项目考查、贷款审批和贷款发放都需要时间流程；而贷款规模指标下达的滞后性导致基层涉农银行贷款缺乏足够的时间寻找客户资源，造成贷款不能按时发放；而且不能用完的贷款规模指标又不能结转，基层涉农银行普遍为此纠结，深感贷款被动和无奈。

各县之间贷款规模不能相互调剂，与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资金需求脱节。央行贷款规模指标直接分配到后，并规定各县之间贷款规模不能相互调剂，与经济区域总体资金需求明显脱节。在一个区域经济之间，各县资金需求与供给存在差异，这种规模控制必然造成一些县有贷款规模而无资金、或有资金而无贷款规模的矛盾。可见，当前这种县与县之间相互分割的贷款规模考核办法过于死板，缺乏合理性与灵活性，遏制了各县涉农银行对“三农”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贷款指标当月用不完作废，与涉农银行全年经营目标方案脱节。央行对各县涉农银行贷款规模“按月分配、当月用完、不能跨月”的考核办法，严重制约了县级涉农银行对贷款的掌控能力。通常涉农银行都有信贷计划，上级行也有贷款本息收回考核任务；而央行贷款规模考核打乱了信贷营销计划，与全年经营方案发生矛盾，导致了“有规模无项目，有项目无规模”的尴尬局面。加之涉农银行本身存贷比普遍偏低，再受规模制约，有资金不能放贷的矛盾更加突出，涉农银行整体经营受到影响。

可见，提高央行贷款规模管理政策弹性，进一步增强货币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灵活性，确保基层涉农银行贷款规模与贷款投放匹配，是央行和相关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在四方面配套完善：

其一，按确定新增贷款规模，实现贷款规模与实际信贷需求挂钩。即央行对基层涉农银行贷款规模按下达，使基层涉农银行在信贷投放过程中能保持较强主动权和灵活性，确保贷款规模、贷款项目与贷款资金配套，实现贷款规模管理季节性与性的有机结合。

其二，按新增存款比例确定新增贷款规模，实现存款与贷款直接挂钩。即按基层涉农银行当年新增存款规模确定贷款投放规模，以存定贷，实现存款与贷款挂钩，激励基层涉农银行抓存款的积极性，确保存贷款工作良性互动，增强贷款规模管理的综合调控势力。其三，以存贷比确定新增贷款规模，实现存贷比与贷款规模挂钩。即以基层涉农银行存贷比核定新增贷款规模，存贷比高的少分配贷款规模，存贷比低的多分配贷款规模，消除不按存贷比实际“一刀切”核定贷款规模作法，增强贷款规模管理的效性和针对性。

其四，以经济区域确定新增贷款规模，实现县与县之间贷款规模互调。即央行站在区域经济角度把握新增贷款规模，将贷款规模分配到县的同时，允许各县进行规模调剂，取消贷款规模管理“一刀切”的做法，确保各县之间贷款规模有效调节，促进区域整体贷款规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文：莫开伟）

农村资金“非农化”如何破题？

当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社会“空心化”，也引发了农村资金“非农化”，加剧了农村资金供需矛盾：一方面农村生产资金短缺和农民贷款难矛盾突出；另一方面大量农村资金“逃离”农村，通过银行、民间高利贷、非法集资、赌博、六合彩等途径流入非农领域，造成农村躯体“贫血”和发展萎缩。因此，解决农村资金短缺矛盾，要消除“等、靠、要”思想，把着力点放在农村本身，想办法留住农村资金，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笔者认为留住农村资金应通过转变“四种方式”、开凿“四条通道”等措施来实现：

转变社会支农方式，开凿资金流入通道，使农村成为资金的“蓄水池”。即转变政府传统支农方式，从单一扶贫救济、撒胡椒面的方式向资金与项目并重方式转变，大力提供和扶持有市场潜力和规模效益的特色农业产业项目，提高农业投入的收益率，激活农民投资动力；转变政府推动方式，从实行单一惠农政策和农业补贴到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推动方式转变，鼓励民间资本用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农村产业开发和投资创业，鼓励农民用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入股经营，或直接用资金投入，让农民资金用在当地，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矛盾。

转变金融改革方式，开凿资金蓄积通道，使农村成为资金的“吸水器”。一是转变原有金融改革“换汤不换药”方式，无论把小额贷款公司改造为村镇银行，还是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或农业专业合作社等，都应坚守“四道底线”：即真正把农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真正保证“三农”信贷资金需求；真正保证农村资金不“逃农”，真正以缩小城乡差距为己任。二是转变原有信贷改革思维方式，在县下农村设立政策性银行直接吸纳农民资金，为农民发放贷款；并规定县域银行吸收农村资金的一定比例通过补偿方式转入政策性银行，直接用于“三农”信贷投放，使农村成为吸收资金的“天堂”。

转变农业信贷方式，开凿资金供给通道，使农村成为资金的“增值器”。即各级政府制定相应政策激励涉农银行转变传统担保抵押信贷方式，大胆探索适合“三农”季节性、临时性、及时性、层次性等不同需求的信贷投放模式，简化程序，降低费用，优惠利率，拓宽农民信贷需求供给渠道。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引导农民生产合作，打破单

一、分散的生产格局，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同时建立长效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提高农业投资效益，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使农业产业成为财富增值的重要途径，使农村成为农民投资置业的乐园。转变政策催化方式，开凿资金激励通道，使农村成为资金的“孵化机”。即转变中央政府对“三农”补贴方式，从直接资金补贴到资金与农业风险保障方式并重转变，把“三农”补贴的一定比例直接用于农业产业项目投保，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把农业自然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保护农民生产利益。同时，转变各级政府原有农业信贷保障方式，各级财政相应设立农业信贷风险基金和农业信贷担保公司，消除涉农银行信贷风险和后顾之忧，提高信贷投放积极性，增强农村资金“造血”功能，使农村成为取之不尽的资金源泉。

转变农民理财观念，开凿资金投资通道，使农村成为资金的“藏金洞”。各级政府部门重视农民理财观念的引导，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加大投资理财知识普及力度，增强投资风险意识，让农民实现四个自愿：一是自愿从高利诱惑中解脱出来，杜绝将资金投入非法集资、买码等冒险领域；二是志愿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社，将富余资金进行余缺调剂；三是自愿进行农业产业及服务项目的开发投入，扩大农业再生产；四是志愿加入农业专业公司，以资金参股，藏资于农，并分享农业产业收益。如此，则能真正留住农村资金，也才能有效缓解农村资金供需矛盾。（文：莫开伟）

农民对农村资金有五个心愿

最近，笔者就农村资金供需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资金存在三对突出矛盾：即农民贷款难与银行找不到适合贷款户（企业）、农村资金贫乏与农村资金不断“离农”、农村资金使用效益不断下降与农村资金投入需求不断增大等矛盾。对此，广大农民希望农村资金能留在农村并怀抱五个心愿：

一愿涉农银行资金投向“三农”，不能成为农村资金“抽水机”。当前，县域农村靠农村信用社承担90%以上小额农业信贷，其他银行因贷款门槛高，在农村难找到贷款户（企业），大量农村资金被抽调投放到大中城市企业，成了农村资金的“抽水机”，加剧了农村资金缺口，成了扩大农村与城市差距的推手。因此，农民希望县域银行机构转变原有信贷管理方式，确立支农信贷观念，坚定支农信心，把吸收的农村资金用在农村，有效破解农民贷款难题，当好农村经济发展的后盾。

二愿农业产业项目能增产增效，不能成为农村资金“漏斗”。农村原有传统、分散、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也让农民饱受了资金损失之痛。因此，农民希望政府各部门在资金支持的同时，向广大农村地区推介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有规模效益的特色农业产业项目，发展农业专业生产公司，实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根治自发性、盲目性、分散性生产带来抗风险能力弱的“痼疾”；使农民能够增产增收，并带来农村资金增值效应，彻底扭转“投入多产出少”的尴尬局面。

三愿各项惠农资金及时到位，不能成为农村资金“硬伤”。国家惠农政策给“三农”各项补贴，成了农村生产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一些地区在执行政策上把关不严，导致惠农资金发生“跑、冒、滴、漏”现象，不仅影响惠农资金的社会作用，也影响了农民生产投入的积极性，使部分农民将资金投向高利贷、非法集资、买六合彩、赌博等冒险领域，加剧了农村资金“贫血化”。对此，农民希望各级政府加大惠农资金监督力度，确保惠农政策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正义性，让惠农资金成为调动农民生产投入的“引信”，激发农民扩大农业产业规模，消除农村资金短缺“硬伤”。

四愿农产品价格能跟上物价涨幅，不能成为农村资金的“老虎机”。农产品总体价格长期低于物价指数，让农民蒙受了物价上涨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工业品价格如农药、化肥、薄膜等主要农资价格涨幅太快，使农业利润低微甚至亏损。因此，农民希望政府建立农产品市场动态反馈机制，及时、适时调整价格，与社会物价总水平保持一致，并推行农产品收购保护价，杜绝通货膨胀“吞噬”农业利润，消除“谷贱、菜贱伤农”怪圈，让农业真正成为吸引投资并能发财致富的产业，形成农民自愿投资农业的社会氛围。五愿农村金融改革切中要害，不能成为农村资金的“雪上霜”。中央政府推行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将有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改组为村镇银行，民间借贷有望纳入法制化、公开化轨道，农民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业专业合作社也将受到鼓励。这些金融改革对改善农村资金供给将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农民希望这项金融改革不能“穿新鞋走旧路”，一切从农村实际出发，一切从有效解决农民借款难问题入手，做到“四个真正”：即真正把“三农”利益放在高于一切位置；真正保证“三农”信贷资金需求；真正保证农村资金不“离农”，真正有效缩小农村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文：莫开伟）

开伟看财经：如何破解农民贷款难？

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记者杨宁撰写的“他们为何不愿给农民贷款？”一文，对湖北省农村金融服务情况进行了深度调查，并对农村资金流向、制约农民贷款难的瓶颈、涉农银行支农信贷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解剖。农民贷款难现象并非湖北省个案，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可见，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已成当务之急，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直接关系到党和

政府各项惠农政策贯彻实施及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那么，如何破解农民贷款难题，笔者认为应转变“四种观念”，创新“四种机制”，疏通“四条渠道”：

转变农民信用观念，创新信用激励机制，疏通诚信渠道。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根本点在于激励农民提高信用观念，彻底改变拖贷赖账等不讲信用行为，消除银行后顾之忧。同时，县、乡两级政府和村委会当好信用中介人，直接为农民与银行牵线搭桥；结合创建信用乡村等活动，构建农民信用激励机制，建立、完善农民信用档案信息平台；县财政设立信用专项奖励基金，对按时归还贷款的农民实行奖励，实施贷款与各种惠农补贴直接挂钩的办法，对信用观念差、赖账不还的贷款户扣减或停发惠农补贴，并实行罚款、停止贷款、登记不良信用等惩罚方式，用制度手段增强农民信用观念，疏通好农民诚实守信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信用屏障。

转变农民生产观念，创新经营激励机制，疏通发展渠道。农民贷款难的瓶颈在于农业生产分散和抗风险能力弱，而破除瓶颈靠转变农民生产经营观念，在鼓励生产联合、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等生产形式基础上，探索出更加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提高农民整体抗风险能力。为此，县、乡两级政府应有所作为：一是构建农业生产激励机制，鼓励种养殖专业能手扩大农村承包规模，对发展农村经济作出贡献的农民进行奖励，发挥好示范激励效应。二是搭建农业信息平台，充当好市场引路人，实现农民生产与市场对接，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生产商情，提高农产品生产市场准确性；鼓励发展优质特色农业，实现农业增产增收，提高农民收入，疏通好农业发展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生产屏障。

转变银行信贷观念，创新信贷服务机制，疏通信贷渠道。改变农民贷款难，关键在涉农银行确立社会大局意识，转变信贷支农无所作为观念，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大胆创新信贷管理模式：一是小额农业信贷上有新突破，建立乡、村联合审贷委员会，提高乡村干部贷款审批上的话语权，实现贷款全程公开透明，减少盲目性；同时把贷款收回率与乡、村负责人经济利益与政绩考核挂钩，增强乡村干部贷款审查责任感。二是实行贷款差别管理模式，按农户信用等级授信，在授信额度内经审贷委员会同意，简化手续，随时贷款；实行利率激励政策，对按期归还贷款的农民实行优惠利率、定期提高贷款额度，对信用差的农户实行浮动利率，削减直至取消贷款额度。三是对特色农业和农业专业公司进行重点支持，提高农业信贷规模化效益，疏通农民信贷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产业屏障。

转变社会支农观念，创新支农服务机制，疏通扶持渠道。破解农民贷款难题是项社会系统工程，仅靠涉农银行很难奏效，需转变全社会支农观念，从撒“胡椒面”式的盲目支农向重点产业、农户转变，从资金救济式支农向农业保险转变。一是在财政机制上创新，用活用好各种惠农政策资金，把粮食直补、退耕还林等财政补贴的一定比例用于农业生产保险，提高农民抗风险能力。二是在金融机制上创新，在县及县以下设立农业信贷银行，将县以下商业银行存款全部转入农业信贷银行，由农业信贷银行发放农民小额信贷并实行最低利率，其呆账和亏损由财政消化；建立农业政策保险机构，设立农业保险基金，将农业生产全面纳入政策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三是加大社会扶农力度，鼓励社会慈善、福利机构与政府建立农民困难救助基金，对遭遇天灾人祸的农民实行救助，提高经济补偿能力，疏通扶持渠道，为顺利贷款筑牢社会屏障。（文：莫开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