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查

第一篇：来自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查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第一批规划研究课题———“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田野调查。在课题组项目主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陈小君教授的筹划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中青年师生共五十多位，分成14个小组，从2002年9月下旬开始，以我国中部省份湖北省为重点，对包括湖北省的10个市、县、区和山西、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的4个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农户达406家，访谈农民计五百余人。

课题组主要围绕农地的权属状况、使用状况、流转状况、税费负担、征用状况以及纠纷状况这六个方面与各地的农民、基层干部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座谈和个别访谈，并向农户发放了问卷。此外，课题组还从各地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内容涉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地方性政策、统计数据、法院典型案件判决、土地权证、各地农地运作的试点办法等等。本报记者在对课题组报告认真整理后，将其主要部分节选刊登，希望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

一.权属状况

问题：土地归属一向为法律制度设计的重心。为反映出农民本身对当下土地权属的认识，课题组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耕种的土地是谁的”。作出有效选择的问卷430份，选“国家的”占60%，“村集体的”占27%，“生产队(小组)的”占7%，“个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

结论：认为土地属于国家的占有绝对优势。

解读：一个从法学视角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即为何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土地是国家的。虽然同为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与集体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这种不同却被受访者所普遍忽视。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还认为，两者的边界是模糊的。然而，这样的模糊或许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譬如，作为农村社区精英的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都持相类似观点。课题组认为，影响集体成为适格私权主体的因素一是集体所有权所承载的公法义务淡化了其私权属性；二是集体所有权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缺位”。

二.使用状况

问题：在农民对现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满意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04份有效问卷对此作出了选择，其中266份选择“满意”，占总数的64%；只有70份选择“不满意”，占总数的18%。在农民是否愿意种地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13人对此问题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总数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税费负担减轻就愿意”，占总数的31%；而72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占总数的17%。虽然愿种地者为多数，但仍不足50%。

结论：我国现行的农地承包政策在总体上虽然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解读：一些地区的调查结果反映，农民对现行承包政策普遍持“无所谓”甚至“不满意”的态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地上负担的税费过重，加之农产品价格(尤其为粮价)上不去，所以种田几乎无利可图，在有些地区，甚至种田还要倒贴。这自然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影响了土地承包政策的声誉；二是由于承包到户的政策与某些地区的情况不符，所以实施效果不理想，从而影响了当地农民现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度。比如，山东平度地区一直在实行“两田制”，而中央的现行政策是统一实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这样的政策调整，在基层牵涉面很大，影响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很难推行开来。

三.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状况

问题：在实行流转是否自愿的问卷调查中，课题组设计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问题，回答“通过村委联系取得”的有2补偿费的仅为39.6%。

结论：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土地征用情况发生率也不同；但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土地征用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将日益成为农村的一个基本问题。

解读：土地征用已经成为农村，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村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从调查各地的土地征用补偿情况看，在征用土地后，国家的收益是村集体和农户的好几倍。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价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作为对土地所有者的补偿，却由政府拿走了一块，同时资金使用权又统归政府。这样，土地所有者(从土地的收益归属的角度看)的角色就模糊了起来。

六.农地纠纷调处状况

问题：对广东、湖北、山东等地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335个选择中，有64.2%的人面对土地纠纷选择由村干部解决，有4.2%的人选择由乡镇干部解决，有2.7%的人认为由法院解决；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解决途径也占不小比例，为19.1%，这其中还有9.9%的人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

结论：农村对土地纠纷的解决途径，选择呈多元化特点，农地纠纷交由法院解决的比例过小。

解读：农地纠纷一段时间里在部分地方不被法院受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内部规定，对于大面积的农地税费纠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征地补偿纠纷，法院不予受理。正常解决纠纷途径的不通畅也进一步造成农民诉诸非正常方式解决纠纷，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表明，有超过19%的农民选择了村、乡镇干部调解和诉讼以外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

七.规制农村土地制度九条建议

第一、对《土地管理法》第10条进行调整。修改为：农地所有权主体应明确为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但于土地发包与调整时应尊重历史性形成的土地边界。

第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作出确认，并澄清其功能。法律可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法人，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

第三、关于土地权属登记，可做出如下适当超前的规定：农地所有权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登记发证；土地承包使用权由农业主管部门登记造册，土地管理部门核实后发放使用权证。

第四、探索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路径，改变目前农村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小农经济状态，建立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经济联合体，使其逐步走上合作经营的道路。

第五、落实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自主权。一是修改《农地承包法》第3条，将农地实行单一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修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的农地使用体制”；二是修改《农地承包法》第20条，将该法规定的30年、50年及70年的期限确定为农地使用的最长期限，而具体每一块土地的使用期限应由集体经济组织和使用权人于签订承包合同(或其他形式的使用权合同)时在法定最长期限内协商确定；三是转变政府职能。

第六、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进行完善。

第七、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第八、对农地征用问题，一是把发放对象直接指向被征地农户；二是为落实土地所有者权利，可以考虑在国家统一的监管体系下，由集体组织直接向市场供应土地；三是遏制地方政府圈占农地的冲动。

第九、对农村错综复杂的土地纠纷，应尊重传统的争议解决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强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第二篇：来自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查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第一批规划研究课题———“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田野调查。在课题组项目主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陈小君教授的筹划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中青年师生共五十多位，分成14个小组，从2002年9月下旬开始，以我国中部省份湖北省为重点，对包括湖北省的10个市、县、区和山西、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的4个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农户达406家，访谈农民计五百余人。课题组主要围绕农地的权属状况、使用状况、流转状况、税费负担、征用状况以及纠纷状况这六个方面与各地的农民、基层干部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座谈和个别访谈，并向农户发放了问卷。此外，课题组还从各地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内容涉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地方性政策、统计数据、法院典型案件判决、土地权证、各地农地运作的试点办法等等。本报记者在对课题组报告认真整理后，将其主要部分节选刊登，希望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一.权属状况问题：土地归属一向为法律制度设计的重心。为反映出农民本身对当下土地权属的认识，课题组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耕种的土地是谁的”。作出有效选择的问卷430份，选“国家的”占60%，“村集体的”占27%，“生产队(小组)的”占7%，“个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结论：认为土地属于国家的占有绝对优势。解读：一个从法学视角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即为何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土地是国家的。虽然同为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与集体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这种不同却被受访者所普遍忽视。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还认为，两者的边界是模糊的。然而，这样的模糊或许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譬如，作为农村社区精英的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都持相类似观点。课题组认为，影响集体成为适格私权主体的因素一是集体所有权所承载的公法义务淡化了其私权属性；二是集体所有权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缺位”。二.使用状况问题：在农民对现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满意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04份有效问卷对此作出了选择，其中266份选择“满意”，占总数的64%；只有70份选择“不满意”，占总数的18%。在农民是否愿意种地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13人对此问题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总数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税费负担减轻就愿意”，占总数的31%；而72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占总数的17%。虽然愿种地者为多数，但仍不足50%。结论：我国现行的农地承包政策在总体上虽然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解读：一些地区的调查结果反映，农民对现行承包政策普遍持“无所谓”甚至“不满意”的态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地上负担的税费过重，加之农产品价格(尤其为粮价)上不去，所以种田几乎无利可图，在有些地区，甚至种田还要倒贴。这自然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影响了土地承包政策的声誉；二是由于承包到户的政策与某些地区的情况不符，所以实施效果不理想，从而影响了当地农民现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度。比如，山东平度地区一直在实行“两田制”，而中央的现行政策是统一实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这样的政策调整，在基层牵涉面很大，影响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很难推行开来。三.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状况问题：在实行流转是否自愿的问卷调查中，课题组设计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问题，回答“通过村委联系取得”的有29人，占选取总次数的8%；回答“直接与别人联系取得”的有258人，占选取总次数的70%；选择“上述两种方法都可以”的有84人，占选取总数的20%；选择“不知道”的有8人，占选取总数的2%。在回答“如果把地给别人种，你是否会向他收取一定费用”问题时，回答“会”的有153人，占选取总次数的38%；回答“不会”的有157人，占选取总次数的39%；回答“不但不会，还要贴钱”的有40人，占选取总数的10%；回答“视双方关系而定”的有37人，占选取总次数的9%。结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时，绝大部分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流转对象，但38%的有偿流转率反映了有偿流转在农村中并不占十足的主导地位。解读：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的这种现状是由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及中国的乡土社会所决定的。我国农地为集体所有，而农民为集体中的成员，集体内部成员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就像“鸡蛋从左手滚到右手”一样，并不会对原土地所有人在集体土地上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集体对承包经营权集体内部流转的管理与约束极为放松；而中国农村乡土生活、熟人社会的现状，使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内部流转(包括与集体外的亲友之间的流转)双方对流转契约的态度也颇为随意。对集体外部人员而言，上述两种特点均已不再占有优势，因而此时集体与被流转人、流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流转的程序与集体内部的流转相比有很大区别。四.农村税费、农民负担状况问题：调查的地区在税费改革上进度不一，有的尚在进行有的已近尾声。总的来讲，改革成果不小，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可归为以下两点：一是税改后，农民负担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但在个别地区、个别时段也出现了“增负”现象；二是费税改革后，基层政府叫苦，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难以维持。结论：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税款征收程序趋于规范、明确；农村理解、支持税费改革政策的是主流，但对未来持怀疑和较悲观无奈的态度，对“负担反弹”仍有顾虑。解读：在全国不少地方，税改前的农户负担是以田亩与劳力结合的方式确定的，在改革后，农业税则全部摊在田亩上，这样使无劳力或少劳动力的农户负担增

第三篇：来自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查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第一批规划研究课题———“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础工作是田野调查。在课题组项目主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陈小君教授的筹划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中青年师生共五十多位，分成14个小组，从2002年9月下旬开始，以我国中部省份湖北省为重点，对包括湖北省的10个市、县、区和山西、江苏、山东、广东等省份的4个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农户达406家，访谈农民计五百余人。课题组主要围绕农地的权属状况、使用状况、流转状况、税费负担、征用状况以及纠纷状况这六个方面与各地的农民、基层干部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座谈和个别访谈，并向农户发放了问卷。此外，课题组还从各地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内容涉及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地方性政策、统计数据、法院典型案件判决、土地权证、各地农地运作的试点办法等等。本报记者在对课题组报告认真整理后，将其主要部分节选刊登，希望对相关人员有所帮助。一.权属状况问题：土地归属一向为法律制度设计的重心。为反映出农民本身对当下土地权属的认识，课题组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耕种的土地是谁的”。作出有效选择的问卷430份，选“国家的”占60%，“村集体的”占27%，“生产队(小组)的”占7%，“个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结论：认为土地属于国家的占有绝对优势。解读：一个从法学视角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即为何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土地是国家的。虽然同为公有制的具体形式，国有与集体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这种不同却被受访者所普遍忽视。相当一部分的受访者还认为，两者的边界是模糊的。然而，这样的模糊或许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譬如，作为农村社区精英的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都持相类似观点。课题组认为，影响集体成为适格私权主体的因素一是集体所有权所承载的公法义务淡化了其私权属性；二是集体所有权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缺位”。二.使用状况问题：在农民对现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满意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04份有效问卷对此作出了选择，其中266份选择“满意”，占总数的64%；只有70份选择“不满意”，占总数的18%。在农民是否愿意种地的问卷调查中，共有413人对此问题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总数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税费负担减轻就愿意”，占总数的31%；而72人明确表示“不愿意”，占总数的17%。虽然愿种地者为多数，但仍不足50%。结论：我国现行的农地承包政策在总体上虽然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解读：一些地区的调查结果反映，农民对现行承包政策普遍持“无所谓”甚至“不满意”的态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地上负担的税费过重，加之农产品价格(尤其为粮价)上不去，所以种田几乎无利可图，在有些地区，甚至种田还要倒贴。这自然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影响了土地承包政策的声誉；二是由于承包到户的政策与某些地区的情况不符，所以实施效果不理想，从而影响了当地农民现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度。比如，山东平度地区一直在实行“两田制”，而中央的现行政策是统一实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这样的政策调整，在基层牵涉面很大，影响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所以很难推行开来。三.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状况问题：在实行流转是否自愿的问卷调查中，课题组设计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问题，回答“通过村委联系取得”的有29人，占选取总次数的8%；回答“直接与别人联系取得”的有258人，占选取总次数的70%；选择“上述两种方法都可以”的有84人，占选取总数的20%；选择“不知道”的有8人，占选取总数的2%。在回答“如果把地给别人种，你是否会向他收取一定费用”问题时，回答“会”的有153人，占选取总次数的38%；回答“不会”的有157人，占选取总次数的39%；回答“不但不会，还要贴钱”的有40人，占选取总数的10%；回答“视双方关系而定”的有37人，占选取总次数的9%。结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时，绝大部分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流转对象，但38%的有偿流转率反映了有偿流转在农村中并不占十足的主导地位。解读：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的这种现状是由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及中国的乡土社会所决定的。我国农地为集体所有，而农民为集体中的成员，集体内部成员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就像“鸡蛋从左手滚到右手”一样，并不会对原土地所有人在集体土地上所享有的权利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集体对承包经营权集体内部流转的管理与约束极为放松；而中国农村乡土生活、熟人社会的现状，使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内部流转(包括与集体外的亲友之间的流转)双方对流转契约的态度也颇为随意。对集体外部人员而言，上述两种特点均已不再占有优势，因而此时集体与被流转人、流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流转的程序与集体内部的流转相比有很大区别。四.农村税费、农民负担状况问题：调查的地区在税费改革上进度不一，有的尚在进行有的已近尾声。总的来讲，改革成果不小，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可归为以下两点：一是税改后，农民负担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但在个别地区、个别时段也出现了“增负”现象；二是费税改革后，基层政府叫苦，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难以维持。结论：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税款征收程序趋于规范、明确；农村理解、支持税费改革政策的是主流，但对未来持怀疑和较悲观无奈的态度，对“负担反弹”仍有顾虑。解读：在全国不少地方，税改前的农户负担是以田亩与劳力结合的方式确定的，在改革后，农业税则全部摊在田亩上，这样使无劳力或少劳动力的农户负担增加；同样的原因，种田大户的负担也因此增加；在税改前，农村中的救济户、五保户的各种费用由村集体组织予以减免，在费改税后，村委会的减免决定权被取消，他们的负担因此而增加。为维系公共事业运作而巧设名目、收派各种费用的现象有所抬头,像学校的教育集资、学杂费等，使农民的实际负担增加的远不止统计表所显示的那些项目。这主要反映了几方面的问题：(1)农村税费改革与公共支出、社会救济优抚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冲突；(2)农村税费改革结果与扶持

农村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相抵触；(3)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仍做得很不够，不少地方的乡镇政府机构还是叠床架屋。课题组调查时发现，有些农村道路坑洼不平，水渠断破；在山西吕梁与乡村教师的访谈中得知，学校破败，老师的办公条件更是简陋的可怜，工资低又不能按月定额发放，这当然也有历史的因素，而上级地方政府和中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得多，做得少，财政转移支出力度确实是个问题。五.农地征用状况问题：在我们402份的问卷调查中，有56.30%的人选择“发生过土地征用”，还有32.80%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发生过征用。土地征用补偿费发放率低，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发放率仅为49.8%，其中约11.40%为部分发放，没有发放的比例为16.30%；土地征用补偿费数额低，被征用地方的农户对补偿费的发放标准也不清楚，在149份问卷中，有41.60%的人都不清楚，知道按田亩数发放补偿费的仅为39.6%。结论：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土地征用情况发生率也不同；但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土地征用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将日益成为农村的一个基本问题。解读：土地征用已经成为农村，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村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从调查各地的土地征用补偿情况看，在征用土地后，国家的收益是村集体和农户的好几倍。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价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作为对土地所有者的补偿，却由政府拿走了一块，同时资金使用权又统归政府。这样，土地所有者(从土地的收益归属的角度看)的角色就模糊了起来。六.农地纠纷调处状况问题：对广东、湖北、山东等地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335个选择中，有64.2%的人面对土地纠纷选择由村干部解决，有4.2%的人选择由乡镇干部解决，有2.7%的人认为由法院解决；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解决途径也占不小比例，为19.1%，这其中还有9.9%的人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结论：农村对土地纠纷的解决途径，选择呈多元化特点，农地纠纷交由法院解决的比例过小。解读：农地纠纷一段时间里在部分地方不被法院受理。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内部规定，对于大面积的农地税费纠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征地补偿纠纷，法院不予受理。正常解决纠纷途径的不通畅也进一步造成农民诉诸非正常方式解决纠纷，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表明，有超过19%的农民选择了村、乡镇干部调解和诉讼以外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七.规制农村土地制度九条建议第一、对《土地管理法》第10条进行调整。修改为：农地所有权主体应明确为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但于土地发包与调整时应尊重历史性形成的土地边界。第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作出确认，并澄清其功能。法律可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法人，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义务。第三、关于土地权属登记，可做出如下适当超前的规定：农地所有权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登记发证；土地承包使用权由农业主管部门登记造册，土地管理部门核实后发放使用权证。第四、探索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路径，改变目前农村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小农经济状态，建立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本单位的农业经济联合体，使其逐步走上合作经营的道路。第五、落实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自主权。一是修改《农地承包法》第3条，将农地实行单一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修改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相结合的农地使用体制”；二是修改《农地承包法》第20条，将该法规定的30年、50年及70年的期限确定为农地使用的最长期限，而具体每一块土地的使用期限应由集体经济组织和使用权人于签订承包合同(或其他形式的使用权合同)时在法定最长期限内协商确定；三是转变政府职能。第六、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进行完善。第七、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第八、对农地征用问题，一是把发放对象直接指向被征地农户；二是为落实土地所有者权利，可以考虑在国家统一的监管体系下，由集体组织直接向市场供应土地；三是遏制地方政府圈占农地的冲动。第九、对农村错综复杂的土地纠纷，应尊重传统的争议解决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强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

[1]

第四篇：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缺陷

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缺陷

摘要:当前，我国尚未颁布专门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统一法律文件，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存在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受局限、土地征用机制弊端凸显等缺陷。笔者对这些缺陷作了初步的探析，旨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关键词: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 法律制度 缺陷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

目前，我国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立法以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该法详细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方式、程序、争议解决途径等，并取消了若干不合理的限制。如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即将发包方的批准权仅限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这一种方式上，基本消除了流转过程中的各种人为障碍，从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具备了更多物权特征，使其流转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

为了贯彻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部于2005年1月19日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29 13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这些法律文件为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维护流转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在第3篇“用益物权”中，第1l章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意味着我国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为更开放的流转奠定了充分的法理基础。

2008年，时值改革开放3O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规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以上的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诸多创新和规范，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的农地流转制度。但是，这些规定多为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并且都是包含于旨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立法中，没有制定专门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统一法律文件。相比而言，1990年我国出台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非常完备地规范了城市土地流转规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土地市场的成熟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范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

陈小君教授组织的课题组在有关农村土地状况问卷调查中，设计了“您认为您的承包地(田)的所有权是谁的”问题，调查结果统计显示：认为是国家的占41.91%，是乡(镇)集体的占3.56%，是村集体的占29.57%，是村小组的占6.23%，是个人的占17.62%。这一结

果表明，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我国农民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当然是指全体农民集体。但“集体”在词义上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无法具体落实到个人，因此在实践中自然会出现集体的代言者。目前，在农村土地的使用管理上，这个代言者往往为县(镇)、村、村民小组三级组织交叉担任，实际上并未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农民集体组织，由此导致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

这种主体的虚置，给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造成了重重困难。因为从物权的角 度而言，产权明确是产权交易的前提，没有明确的权利主体，相关的物质利益就会成为搭便车的目标。县(镇)、村、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分化现象，容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产生纠纷，并且给农民无形中套上了三层枷锁。

有学者提出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或私有化的观点。笔者认为，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并不在于土地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关键是无论采用哪种制度，都应当落实主体而非虚置。当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的大前提下，充实“集体所有”内容，做好明晰产权关系、规范凭证管理、完善征地制度等相关的立法工作，才是彻底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的最佳选择。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受限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人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l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从立法上看，我国对抵押、继承这两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作出了限制，即抵押仅限于“四荒土地”，继承仅限于林地。究其原因是，考虑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身份性。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承包地的抵押权、继承权更多地关系到土地作为～种资产的使用价值，对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中长期投入相当重要，这些权利的受限或丧失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对抵押权的限制不合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看，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和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在新颁布的《物权法》中，立法者最终选择了限制耕地的抵押。理由主要是对农民可能失去土地保障的担心，即承包人将承包土地使用权抵押给银行后，如不能按期偿还贷款，银行依法行使抵押权，承包人就要失去土地，从而失去生活保障，造成社会问题。然而，这一点从逻辑上很难认定其合理性，因为立法许可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转让，转让的结果是承包人现实地失去承包土地，而抵押的结果仅是有失去土地的可能，那么立法以顾虑农民失去土地为由，限制抵押而允许转让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其次，对继承权的限制不合理。立法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主要是考虑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承包合同产生，有一定的身份性，不适合作为继承的对象。笔者认为，这种限制也不尽合理。首先，从逻辑上说，既然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那么以继承人不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为由，否定其拥有承包地的使用权是不合理的。其次，从权利的来源上说，通过继承获得的承包地使用权与统一发包时获得的承包地使用权的权利产生基础是不同的，前者是财产收益，后者是生存保障，将两者混为一谈，是对承包土地使用权物权性质的否定。再者，不允许继承会增加农户土地投资的风险。在土地的承包期内过于频繁地调整承包地，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激励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和发展土地的规模经营。对新承包户而言，后继经营也难以继续，极有可能造成前期投资的浪费。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不规范

土地流转在我国农村虽早已存在，但大多数地区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规范的流转程序。

首先，流转缺乏登记程序。不动产登记有公示和公信力的作用，能降低交易的信息搜寻成本、减少各种权属纠纷，是不动产行使和

保护的重要保障。同样，登记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生效的要件之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取得、行使、保护的前提。遗憾的是，我国土地登记制度还不统一，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登记，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则由农业部门登记。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也不规范，有的地区以财政困难、没有经费为由，不印发承包权证书;有的地区村委会以农户不愿意交工本费为由而扣发证书，造成了承包方的权利无法有效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畅等诸多问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行使、保护非常不利。

其次，流转缺乏书面合同。由于法律知识贫乏、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很多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仅凭口头协商，无任何书面合同，甚至没有向集体备案。一旦出现不支付租金、不兑现收益分成等情况，或受让方将土地使用权自行再转让、土地使用权发生权属纠纷时，就难以从法律和行政角度进行处罚。这种情况在我国非常普遍。比如，广东省一份调查显示，农业大县博罗县的长宁镇，从2000年10月至今的437宗农村土地流转中只有247宗签订了流转合同，占56.50%，其中租赁的有86%签订了合同，转包、互换等自发流转的只有6.8%签订合同，缺乏最基本的手续，流转程序很不规范J。

(四)集体土地征用机制弊端凸显

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基于上世纪5O年代为适应大规模的国家建设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征地过程中对农民的补偿安置问题，常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安全。现行征地制度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弊端。

首先，土地征用范围规定含糊。我国《宪法》第10条第3款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都规定了土地征用的目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然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17条却这样规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建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可予征用。”显然，这里的经济建设并非完全用于公共目的。例如，国有企业为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需要征用土地，但这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土地市场的商业需求而征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违宪行为，因为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公共利益”之目的。这也许是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中最大的一个特色，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缺憾。这一缺憾所引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它导致了土地征用的严重滥用，使原土地权利人(被征地方)的权益受到很大的侵害J。

其次，土地征用程序不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只对土地征用程序作了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对于其具体的实施，虽然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作了一些条款的规定，但仍显得单薄。有关部门不严格执行，实践中也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没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先征地，后拍卖”。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开发区政府，根本不按法定程序办理征地手续，为了商业目的，先将农民的土地以低价征用，然后公开以高价进行拍卖，严重侵犯原土地权利人的利益。

最后，征用补偿不合理。关于补偿费标准的高低，各国规定不一，但大都是以征地时的地价作为征用补偿的标准，由专门机构进行评价。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对于征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标准没有规定。以耕地为例，根据我国目前每年耕地的年产值折合为人民币计算，其实也不过数千元，而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开发的迅速发展，土地价格成倍增长，每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相当高，与耕地的价格相比差距甚远，实际上侵害了农民的财产权利。

(五)缺乏引导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

从市场经济的需求而言，市场中介服务体制是市场本身形成的必要条件

土地交易与普通商品交易又有很大的区别，其运作程序相当复杂，特别是土地经营权流转涉及到多个主体，即所有权主体、承包权主体、使用权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交易主体的素质参差不齐，无法通晓如此复杂的转让程序，这就要求有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为之服务，如资产评估机构、委托代理机构、法律咨询机构、土地投资机构、土地融资机构和土地保险机构等。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中介服务机制没有专门规定，仅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了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市场化的流转方式，但对具体方式却

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某些地方新生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老百姓仍持观望态度。比如在2008年10月，重庆市渝北区有一家“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管理中心”挂牌成立，该中心旨在对渝北区可流转土地进行整理、登记、汇总，进而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开张不久即引来了周边地区农民的关注，但多数都没有实际开展业务，流转“第一单”迟迟未产生J。由此可见，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进行法律规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立法不仅是一项单纯的法律工作，还要充分吸收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因素，全力构建一个包括土地供应、使用、收益、权责、服务五项机制在内的科学完备的调控体系。同时，为保障这个调控体系的稳健运行，还要建立健全一套争议解决机制，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村土地权属纠纷、行政纠纷和合同纠纷。而就每个农民个体而言，要真正实现立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并非易事，它依赖于农民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依赖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依赖于各级政府在土地流转上依法行政、保障农民权益。

第五篇：农村土地调查论文

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建议论文

10财管（4）朱俊宝 10551148

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完成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定，农村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一方面，土地在农民家庭经营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一些农村劳动力自愿摆脱土地的羁绊，或远离家乡热土外出打工，或到农村城镇经商置业，或就近服务于二、三产业，呈现出空前的“退一进二闯三”的职业分化转移趋势；另一方面，农村产业化经营要求农业经营规模化，而土地使用逐步向专业能手集中又是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前提。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快与完善土地流转，已成为目前农村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安徽农业大学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市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

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和主要形式

截至目前，六安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19216亩，占全市家庭经营面积2．54％，涉及农户4201户，占农户总数的2。47％。土地经营权流转形式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转包。即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绘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全市实行转包的土地面积有12960亩，占流转总面积的67．4％。

2．转让。即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后原土地承包关系自行终止，原承包方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或全部灭失。全市实行转让的面积有2354亩，占流转总面积的12。3％。

3．互换。即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全市实行互换的面积有452亩，占流转总面积的2。4％。

4．人股。即实行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

经营权作为股权，自愿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其他承包方式的承包方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者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全市实行入股的面积有256亩，占流转总面积的1．3％。

5．出租。即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出租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承租方按出租时约定的条件对承包方负责。全市实行租赁的面积2203亩，占流转总面积的11．4％。

6．其他形式的流转面积有99l亩，占流转总面积的5．2％。从流转的组织形式来看，六安市的土地流转基本上是农民自主流转，其匾积18856亩，占总流转面积的98．1％。并且这种形式的流转一般是没有签定流转合同，只是双方的口头协议。有组织引导的流转面积很小，仅有360亩，占土地流转面积的l.9％。

二、土地流转的积极作用

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尽管目前尚未有序进行，处于探索阶段，但各种形式的流转已产生了积极作用。

1．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活跃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实行土地转包以来，一些文化程度较高、有一技之长的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经商，面把承包的土地转包他人。在外务工经商人员有收入，承包了别人土地的务农人员收入也有所增加，活跃了农村经济。

2．促进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使土地荒芜现象得到有效遏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增加，农村中出现了土地荒芜现象。实行土地有偿转包．能够减少土地的荒芜，并且使一些荒滩能够得到逐步开发和利用，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3．促进了土地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土地逐步集中到种植能手经营后，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了土地、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有机结合，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提升了农业的整体效益。种植大户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途径广泛联系市场推销自己的产品，并带动周围农户的产品销售，扩大了六安市农产品销售市场，并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

三、当前农村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活跃，增加了农民收入，但由于流转形式是在摸索中产生的，又没有统一的规范措施，因此存在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土地流转的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农户之

间的土地流转，只有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合同，即使有书面合同，其内容也不完整，在某些方面不具有法律效力。有的未经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审查同意。二是土地流转有的不按规范签订合同，合同条款、标的不明确，甚至与现行法规相冲突，如租用土地的时间超过了二轮承包期规定的时间等。有的曲线炒作地皮，实行耕地“农转非”。三是绝大部分在土地流转时没有通过发包方同意，没有到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目前，还没有一个乡(镇)有比较完整的土地流转合同档案，农村土地流转资料档案缺乏。

2．旧习惯根深蒂固，承包土地流转困难。在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中，有的对土地的眷恋还很深，把土地看成了“保命田”、“退路田”，这种陈旧的思想观念严重地阻碍着土地的流转。因外出打工经商等转移的劳动力提供的可流转土地，大多是按照“弃差不弃好、弃低不弃高、弃远不弃近”的原则操作，形成了分散零碎的插花田，造成土地难以流转。

3．流转涉及的农户多、规模小。全市流转总面积仅1．9万亩，占全市家庭经营面积2．54％，涉及农户420l户，占农户总数的2．47％，难以形成专业大户。农户间转包多，而租赁、转让等流转形式的少。全市实行转包的土地面积有12960亩，占流转总面积的67．4％，其收益都相对偏低。流转给小户的面积多，流转给专业大户的少，难以实现产业化和规模经营。土地流转期短的多。流转期长的少，流转期在10年以下的占1．5万亩，占流转面积的78．9％，流转期lO年以上的仅占0．4万亩，占流转面积的21．1％，易造成短期效益行为，不利于对土地的投入和保护。

4.乡村干部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提倡土地流转的宣传多、要求多，真正从政策上、体制上为土地流转创造条件少，农村没有足够的可供转移的土地。有些干部认为土地承包到户，使用权归农户，流转不流转与干部没关系；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农民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用管等等，缺乏引导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5.存在土地强制流转损坏农民利益的现象。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从幕后走向前台，并且速度明显加快，但存在不少违背农民意愿，损坏农民利益的问题。

6.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一是目前的土地流转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缺乏必要的引导。二是土地流转不规范，缺乏契约约束，农户委托集体经济组织缺少农户委托书，统一发包中由于对预期增值认知不清或漠视，造成对农民、集体

利益的损坏，甚至剥夺农民承包权，造成不稳定因素。

7.农民缺乏社会保障制约着土地流转。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而当前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形成，决定了农民不能轻易离开土地。

8.土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低，缺少中介服务机构。土地流转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缺乏一个由上到下网络状的中介服务机构，致使土地供求双方的信息受阻，信息辐射面狭小，土地流动渠道不畅，范围窄。

四、实现土地有序流转的对策建议

从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经济看，实现土地有序流转，让农民把土地使用权这一主要资本用活用好，发挥土地的最佳效益，确实势在必行。从目前农村各地土地流转的现状及需求看，要实现土地有序流转，必须采取如下对策：

1．从政策上鼓励，从管理上规范。从目前情况看，主要应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土地承包的稳定与实现土地有序流转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政策上明确规定土地经营权归承包者所有并保持长期稳定，同时允许承包者采取拍卖、转让、转包等多种形式将土地使用权用活用好。二是要出台一些支持政策，对承包他人土地使用权进行规模经营的种植能手，要在资金、技术、产品销售等方面予以倾斜。三是要制定一些具体的管理措施，对土地流转的程序、手续由政府有关部门予以登记、认可，并在此基础上与农业支持保护优惠政策挂勾，让土地流转合法、规范。四是结合小城镇的发展，鼓励部分农民大胆放弃土地，让土地随着经济发展的节拍自然流转。

2．从舆论上引导，从机制上完善。在舆论引导上，要让基层干部和农民充分认识到实现土地有序流转是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经，也是政府支持鼓励的，是与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并不矛盾的。同时要培育一批转包经营的典型，并通过典型引路，让农民看到土地流转的积极作用和前景。在流转机制上，要把土地使用权作为农民的主要资本，作为农村要素市场中最活跃的部分，建立有政策支持、由乡(镇)政府职能部门牵头管理、农民自愿转受的土地流转机制。也就是说，只要农民有土地转让，即可通过程序向村民委员会或乡(镇)政府申报，再通过合理手续向受让方转包，或是通过村委会发包，让土地使用权在农村要素市场中活跃起来。

3．以效益为目标，以规模经营和城镇化为动力，推动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最终目的是让有门路、有种植以外特长的农民主动放弃土地使用权，使种植能手获得更多的土地使用权，实现农民增收，地方政府增收的“双增”目标。要达

到这一目的，首先在农村内部要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用市场—企业一基地一农户这根链条，拉动农业规模经营。通过规模经营让土地逐步自发地集中到种植能手经营，带动土地流转，提高土地经营效益。其次，要大力加强农村城镇化建设，让一部分农民到城镇安家落户，发展二、三产业，继而主动放弃原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4．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搞活土地流转。由于各地情况不一，土地流转的实现形式也不可能一致，要在总结目前各地自发产生的各种土地流转形式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样的转让形式，把土地流转搞活。如对成片的荒滩，可采取一次性买断经营权的形式，大胆拍卖。对农民已承包的土地转让，可根据农民自愿的选择，采取多种形式，按照规定程序予以转让。对连片抛荒的土地，可打破区域界限，招标招租。

5.加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化建设。一是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二是明确农民利益不受损害，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确保农村社会的稳定；三是考虑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严防农村环境遭受破坏。同时，摸索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程序，做到职责明确，手续完备，合同规范。

6.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基本原则。首先是群众自愿的原则；再次是依法有序的原则；最后是规范操作的原则。

7.加强政府引导和服务。第一，适当进行宣传引导。第二，努力引导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向。土地流转的方向应尽量与土地利用规划相一致。第三，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第四，加强对市场机制的培育和监督。

8.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建议在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内部设立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并赋予相应的管理职权，对土地的用途、项目、面积、价格等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对土地流转过程实行监管，提高工作透明度，使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更趋优化、更加有效、更为合理。

9.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依托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机构，为流转双方提供法律、政策帮助，收集土地流转信息，为土地流转搭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