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调查分析

第一篇：安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调查分析

安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调查分析近年来，农村承包地的抛荒、闲置和流转已成为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土地的第二轮承包所导致的。本文以同时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试点（安徽省芜湖县）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为案例，可以为研究其它地区农村的类似问题提供一个观察窗口。据笔者在安徽省的调查，至2002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280万亩（不包括“四荒”地的招标、拍卖流转），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5%以上[1]。流转的主要形式有这样5种：

第一，代耕。这是指暂时无力或不愿经营承包地的农户，经自行协商临时把承包地交由别人（大多是亲友）代耕代种，原承包合同关系不变，时间、条件一般由双方口头约定（在许多地方，转包者都要求代耕方负担税费）。这种形式因为简单明了、手续简便，成为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据统计，安徽省以此种方式流转的土地约120万亩，占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的42%。[2]

第二，换耕。指单个或部份承包户主动或在村委会指导下与本村其它承包户自愿调整地块，使承包地连片集中的行为。据初步调查，安徽全省约20万亩，其中，六安市4.2万亩，巢湖市1.4万亩。个别地方换耕的面积甚至占到土地流转总面积的20%至30%。

互换本身是一种流转形式，又对其它形式的流转起推动作用，且有利于土地的连片集中和规模经营。最近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肯定这种土地流转方式。[4]

第三，转包、转让。早在1996年底，安徽省政府农村经济办公室就制定了“安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方法（试行）”，承认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4种形式。

其中转包、转让这两种流转形式操作比较规范，以此种方式流转土地的主体一方是农户或村委会，农户和集体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和保障。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安徽省的有关规定，以转包、转让方式流转土地的应签订书面合同，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地方土地的转包、转让签约率不高，以后引起纠纷可能比较难处理。

第四，出租、反租倒包。出租是指农民或集体组织将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让与他人的行为。反租倒包是指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先从农户或集体组织那里租赁土地，然后转租并从中谋利的行为。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在实践中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以此种方式流转的土地，大多数是在乡镇政府的推动或直接干预下进行的，有不少地方成立了以乡镇长为主任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直接参与土地流转工作，有的还以各种名义参与租赁费的分配或获得“倒包”中的差价。

第五，公司+农户。指大的涉农企业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体，在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的支持下，与农户直接签订合同，租赁大量连片土地从事农业开发，出租土地的农民可以在企业上班。这实际上也是第三种流转方式中的一个特例，农民在获得租金收入的同时，还可实现不离乡就业。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龙头企业实力较强的地方。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进行，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基层组织越俎代庖，操纵控制土地流转活动，有的地方甚至动用警力，威逼农民就范。在一些地方，土地纠纷已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社会群体抗争事件的主要原因。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逼民流转。按现行法规，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方是村民委员会，一些基层干部就以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运用行政权力硬性强迫农民参加土地流转。例如，2003年6月，苏州市光福镇黄渠村村民正准备栽秧，村委会突然通告大家不要干了，因为稻田已被镇里租给了“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每亩地年租金为560元（含代交农业税60元），租期为25年。在村民的反对下，租金有所提高，但村民仍不答应。镇政府为了达到目的，2003年12月初派人到村小学，声称如果家长不在租地合同上签字，将不许其小孩到校上学。过了几天，镇村两级又出动100多人、6辆警车，带着电棍、手铐等，强行把煤渣填在稻田里。为此，村民不断到省市集体上访。[6]

其次是基层政府及官员与民争利。许多村民反映，我们并不反对土地流转，只是土地流转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但不管土地拿去干什幺，补偿费给多少，干部和政府都不和我们商量，而且补偿金的一大半都到了一些单位和个人手里，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在笔者调查过的某市，1999年以前乡村两级对流出土地的农户每亩仅补贴20至30元；2000年以后，从乡村行政组织手中发包土地的售价已高达350元至500元，但给农民的补偿仍按原标准执行；2001年，该市范围内村集体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的发包收入中只有30%左右实际补偿到农户手中，有不少农民甚至未得到一分钱的补偿。

再次是不规范操作。中央文件明确指出：“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期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7]但是一些工商企业动辄圈地数千亩、数万亩，一租就是50年、70年，远远超过农民土地承包期30年的期限。一旦企业垮掉，许多失地农民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最后是圈占土地而不开发。许多基层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招商引资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自己先把地围起来，搞“空架子”工程，致使大量土地长期抛荒，劳民伤财，农民对此反映强烈。

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虽然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其一是农户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的矛盾；其二是土地承包30年不变造成部份农户对自己承包地偏颇的认知模式和狭隘的占有观念与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其三是“小而全”的家庭经营结构与专业化生产的矛盾；其四是耕地资源稀缺与土地闲置浪费的矛盾；其五是平均分包土地的福利保障特性与按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效率性的矛盾。强调加快土地流转的探索，应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农村各项制度，推进土地流转工作的规范、深入进行，为下一步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1]参见《2002年安徽统计年鉴》。

[2]根据2002年安徽省农调队资料整理。

[3]根据2002年安徽省农调队资料整理。

[4]参见最近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5]参见安徽省1996年底出台的“安徽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方法（试行）”。

[6]参见《半月谈》，2003年第11期。

[7]参见中共中央2001年第18号文件。

第二篇：对辽宁省沈阳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的调查分析

对辽宁省沈阳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情况的调查分析

近几年，为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市一些地区相继涌现出了不同形式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从而重新调整了农村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 土地流转面积在我市农村尤其是近郊地区逐年扩大，并且逐步向远郊发展。为及时了解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意向，探索和创新土地经营权合理流动的新机制，以期更加有效地利用好土地资源。最近，我们在苏家屯、东陵、新城子、于洪、辽中和法库六个区、县的30个乡（镇）、300户农民家庭，就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现将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我市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总体情况

土地使用权流转在我市农村起步的较早，发展速度也较快，流转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这种创举带动了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我市农村到2001年，全市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面积已达到了7.5万公顷，约占全市农村耕地总面积的11%，比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高出6个百分点，比流转速度较快的浙江省（13.5%）低2.5个百分点，可见，我市农村在土地流转速度上居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市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土地股份合作式经营，村集体把责任田从农民手中集中起来，然后再由村集体以招标形式进行承包。二是村民之间自发的转租转让，这种自行的互换、转包、转让，或是有偿的或是无偿的。三是土地租赁式经营，主要是由乡村组织协调，向农业开发区、农业科技示范区、外向型农业企业、私营农业企业等多方位发展。

二、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户样本的分布。

为使这次调查的结果更具有代表性，我们在有土地流转行为的苏家屯、东陵、新城子、于洪区，辽中、法库县，各调查了50个农户。调查户的抽选在全市农村各地区的分布是均匀的，这就使调查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性，基本上能真实地反映我市农村土地流转现状。

（二）被调查者家庭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的300户中，按年龄分组，45岁以上有148人，占全部被调查人员的49.3%；45岁及其以下有152人，占全部被调查人员的50.7%。按文化程度分组，小学文化的64人，占被调查人员的21.3%；初中文化程度的184人，占被调查人员的61.3%；高中文化程度的48人，占被调查人员的16%；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4人，占被调查人员的1.4%。按家庭承包地面积分组，承包5亩地以下的有78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26%；6-15亩地的有140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46.7%；16-25亩地的有56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18.7%；26亩地以上的有26户，占被调查总户数的8.6%。按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分组，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有127户，占被调查家庭总数的42.3%；以非农业产业为主要来源的有173户，占被调查家庭总数的57.7%。

三、被调查农户意愿、意向分析

（一）63.3%的农户愿意继续承包、经营土地。

在调查中，问到“您是否愿意继续承包耕地”时，有190户农民家庭（占调查总户数的63.3%），表示愿意继续承包耕地。其原因有六点（多选项、下同）：一是认为土地是未来生活的基本保障，占愿意继续承包耕地户数的46.8%。二是认为没有其他办法和门路，只有靠种地维持生活，占32.6%。三是认为耕种土地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占26%。四是一部分农民认为种地不但有一定的收入，并且剩余还较可观，占16.8%。五是农民感觉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才继续承包土地，占6.3%。六是一部分农民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而继续承包耕地，占1.6%。

有110户农民表示“不愿意继续承包耕地”，占被调查总户数的36.7%。“不愿意”的原因有四点：一是农产品的价格低下，种地不挣钱，占59.1%。二是自己可以找到其他的工作，而不愿意种地，占37.3%。三是所生产的农副产品难卖，占24.5%。四是其他原因，如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各种社会服务跟不上等，占17.3%。

（二）绝大多数农民赞同土地进行规模经营。

据此次调查，有251户农民（占被调查户数的83.7%），表示赞同规模经营，把耕地适当的集中到种田能手中去，这样一来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有49户农民家庭（占被调查户数的16.3%），不赞同规模经营，认为在不能保证所转移的农民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情况下，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每一劳动力经营耕地的合适规模。

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观察我市农村劳动力的生产能力，每一劳动力的合适的经营规模是多少？有129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的43%），认为合适的经营规模是6-15亩。有66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的22%），认为合适的经营规模是6亩以下。有61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的20.3%），认为合适的经营规模是16-25亩。有44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的14.7%），认为合适的经营规模是25亩以上。这表明目前我市农村的耕作水平及生产能力仅限于此，不能盲目的扩大经营规模。

（一）土地转包的形式。

1、有偿转让有合同的145户，占被调查户数48.3%，这部分农民是有偿转让土地，并且双方签有合同书。

2、有偿转让无合同的83户，占被调查户数的27.7%，这部分农民是有偿转让土地，但双方没有签订合同书。

3、无偿转让的有56户，占被调查户数的18.7%，既然是无偿转让双方就没有签订合同书。

4、无偿转让有合同的16户，占被调查户数的5.3%。通过以上调查实例看出，农民在土地转让转包过程中，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还很淡薄。

通过对土地转租转让中有无合同和是否有偿的调查，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近郊地区的土地转让多为有偿和签订合同书的，而远郊地区的土地转租转让则多为无偿并且没有任何合同书。这表明地区之间土地产出的差异，近郊地区土地剩余利润高，而远郊地区土地剩余利润少。

（二）农民希望的土地转租转让方式。

当调查“您希望以哪种形式转让所承包的土地？”，188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52.2%）希望一次性得到现金补偿；67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的18.6%）希望将土地入股而得到分红资金；48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的16%）希望把土地转让出去以后换取养老金和医疗保障金；37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的10.3%）愿意将土地转让后能够得到一份好的工作。五种方式中农民最希望能够得到的是一次性的现金补偿。

（三）实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后农民的要求。

当调查“实行土地使用权转租转让后，您有什么要求？”时，191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63.9%），要求“农民自身的长远利益能够得到保护”。133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44.5%），要求“土地的转租转让，在交易过程中更加合法化、规范化”，使土地流转走上正常轨道。45户农民（占被调查总户数15.1%），要求“土地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利用”，为农民增收再创佳迹。

（四）农民在土地转让承包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00户调查资料显示，有156户（占总户数的52%）农民，在土地转让转包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类型的问题。：一是在土地转包转让双方“对违约方处罚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反映遇有这类问题的50户，占32.1%；二是“土地流转合同书上的使用期限和责任不清楚”，遇到这类问题的41户，占26.3%；三是“由于合同书规定的不明确，造成土地转让双方闹纠纷”，反映遇有这类问题的40户，占25.6%；四是“没有土地承包证明，村里没有下发‘一书一证’，” 反映遇有这类问题的33户，占21.2%；五是有的村“发包人情地”、哄抬地价、土地流转合同不完善等，反映遇有这类问题的3户，占1.9%。

（五）当前农民承包土地最担心的问题。

据调查，农民第一担心的是“经营土地的经济效益下降”，这一点是他们首要担心的；农民第二担心的是“对市场的需求把握不准确”；农民第三担心的是“一包30年的土地承包政策不能稳定”；农民第四担心的是“自身的生产技术不先进、不科学”；农民第五担心的是“缺少社会性的营销服务”；农民第六担心的是“其他”，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农民负担过重、村集体组织没有任何作用等。

（六）土地转让承包过程中，农民希望政府做的事情。

据调查，有52.8%的农民“希望政府尽快出台有利于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措施”；有40.8%的农民“希望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监督管理”；有30.3%的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明确土地

使用权益”；有23.3%的农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出台适应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办法和组建权威性的中介机构”。

四、土地流转的积极效应和作用

农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来，土地流转的基本动因、土地流向、流转形式、利益分配等等，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因此，土地流转机制也必须及时进行完善和创新，以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努力实现土地流转从“单一发展粮食生产”向“全面提高农村经济效益”的历史性跨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分散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难以与现代化农业规模相适应，形势要求必须建立新的生产力制度，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我市各地相继涌现出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它的积极效应和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可以分离出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事其他行业生产。

土地的正常化流转，给有志要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力提供了可能和创造了机会，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解决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据调查，在是否愿意放弃个人所承包的土地经营权的问题上，有37.3%的农民，回答是愿意的，原因就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已转移到其它行业中去。土地流转为各类能人创造了机会，善于种地的扩大种地规模、善于经商的可以下海经商、愿意务工的可以外出打工。

（二）可以增加农民收入。

农民收入自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曾有了一次大的提高，但之后一直在较低的增长速度上徘徊。土地流转是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必将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有67.3%的农民，认为农民收入增加了；还有24.7%的农民，认为农民收入与以前没有变化；另有8%的农民，认为农民收入减少了。以上数据表明，农民在土地转让承包后的收入比转让承包前是增加的趋势，说明了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得到了实惠。

（三）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目前我市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的种植结构都有待调整和提高，健康而有序的土地流转，是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方面。土地的自由还将有利于农民根据自身的条件、愿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引进新品种，发展名、优、新、特的农产品，改善农业的种植结构，促进农产品深加工，把农事活动结成产业链，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由千家万户的粗放式经营，转化为企业管理的集约式经营。2001年全市粮经作物结构比达到6：4的格局，农村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2%，农村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了13.1：46.7：40.2。

（四）可以实现土地资源与资本、技术等资源的优化配置。

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流转，将有利于农村土地、劳动力、生产资金以及各种信息资源、新的科学技术等，进行合理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可以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由小资本、低效益的分散经营向追求较大规模、集约化经营改变。

（五）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流转，可以实现土地归成方连片式经营，为农业科学技术和机械化的应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鼓励兴办科技园区、科技示范区等，引进新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增加科技含量。才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根本措施。

五、土地流转中应注意的问题

目前我市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实际上正处于从“单一发展粮食生产”向“全面提高农村经济效益”的转折阶段，土地流转制度和政策导向，既要考虑如何引导和支持农民进行结构调整，又要考虑如何稳定现有的种田适度经营规模。但调查中发现，我市的土地转让尚存在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如有的乡村擅自改变土地承包关系，有的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来源，有的用行政手段将农户承包地转租给企业经营，也有的村是借流转之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严重的侵犯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等等，都应引起重视。

（一）保证耕地30年不变政策坚决落实到位。

有些地区承包土地一包30年的政策尚未落实到位，工作迟缓，有的村年年重新分地，造成地块不稳定。有的村向农民签发“土地使用证”和“承包合同书”尚未发放到农民手中。有的村预留地面积严重超标（按规定预留地面积不得超过全村耕地总面积的10%）。对于上述各种问题，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应遵照国家有关的文件精神，认真查处办理，坚决制止违法行为。

（二）正确认识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不能盲目推进。

土地流转是在有条件的地区，以农民自愿为基本前提，按法律程序处理土地使用权的问题。这就要求各地区在农村土地承包期内，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权单方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迫农民放弃承包权或改变承包合同，不能强制收回农户的承包地搞招标形式的承包，不得将农户的承包地收回抵顶农户欠款，不能借土地流转名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农业用途。

（三）稳定土地政策，因地制宜搞流转。

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应在稳定土地承包制度的前提下，搞好土地转租转让，土地流转不能一刀切。我市农村近郊地区农用地流转的比例就大于远郊地区，且四个郊区都有土地流转行为，而四个县（市）中只有辽中和法库两县有土地流转行为，流转的方式也是单一的股份合作经营（存在问题的）。为此可以看出，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土地流转才成为可能。因此，稳定现行的土地政策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农村工作的一项任务，（四）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管理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必须遵循“条件、自愿、有偿、规范、有序”的原则，如何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土地流转的规范管理，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紧要课题。农村土地转租转让没有法律依据可以遵照。据调查，有52.8%的农户希望政府尽快出台有利于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依法管理土地的转租转让。依法培育和发展以农村土地使用权为基础的耕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土地制度、土地产权以及引起农村人地关系变动的各种因素（包括农村城市化、产业结构化等），土地流转要进行法律规范。对具备条件的地区，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要及时鼓励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流转，各级政府要提供信息、中介、协调、组织和服务，还可以探索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基金制度。

（五）是否要进行土地流转应尊重农民意愿。

土地流转是发展方向，但还要看到，一些地区出现的弃耕抛荒现象，一些农户愿意转让耕地，有很大成分是因为土地挣钱较少所导致，并不是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和依赖性已经淡化，农民是有苦衷的。所以不能不经农民同意，随意集中土地，随意调配土地，有些做法实际上是用乡村组织的行为否定了农户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使土地的家庭经营变集体经营或政府经营，这种行为实际是加大了农业生产的生产成本，加重了农民负担。据统计，2001年我市因土地问题上访的有2828人次，反映违背农民意愿、强制实行租赁经营或推行股份合作招标式经营的就有1234人次。所以必须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坚决杜绝以搞土地规模经营或流转之名而使农民失去土地的做法。

（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农民愿意放弃经营土地，那是因目前的经营土地所剩余利润较低，在没有别的出路时，农民是不愿意轻易放弃土地的，土地仍然是农民最基本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还要靠土地生活、养老，据调查大多数农民“既不愿意种地，但又不想轻易放弃土地的经营”，这种心态实际是反映了当前农民对土地保障担忧与无奈。所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将进一步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第三篇：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初探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初探

摘要：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以多种形式进行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中央为什么要再次强调这一问题？近年来农村土地使用权在流转过程中存在些什么问题？如何依法有序地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成为当前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土地使用权；农业规模化经营；现代农业；助推器

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工作时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这一基本思想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非新事物，2005年我们就已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那么，中央为什么现在又要进一步强调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近年来农村土地使用权在流转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揭示其内部规律，找出问题根源，引导规范农村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序流转？本文将试图潍坊市为例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稳定和完善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既是党的一贯政策，也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农业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需要。中国目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经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随着农村新形势的发展，随着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要，现行土地承

包制已出现一些不适应。主要是把土地等生产要素分散在一家一户，制约了土地规模经营。据全国政协常委李德水介绍，在中国南方、中西部以及丘陵地带，人均耕地较少，土地承包时又要肥瘦搭配，一家三五亩地都被分割成七、八个甚至更多地块。这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难以推广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也无法与大市场全面对接。建设现代农业，必然要求采用现代的科学管理办法组织管理农业，由贸、工、农一体化的规模经营方式，取代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农经营方式，使农业经营逐步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而现实的问题是：由于承载着现代农业发展基础的土地分散到千家万户，如果没有合理的流转，就很难形成规模。各地实践表明，通过流转，土地向种植大户、能手和企业集中，使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如潍坊下辖的昌邑市宋庄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通过租赁、转让等流转形式，为金丝达集团集中土地1万多亩，用于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绿化苗木，带动当地发展绿化苗木10万多亩；而辖下的诸城市烟草公司近年来积极探索规模化、农场化种植的路子，在部分乡镇租赁农户承包地建立烟叶农场，目前，农场总数已达57处17510亩。

2、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现实需要。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可有效解决目前农村想种田的人无田可种、不想种田的人又不能不种的问题，促使土地向种养能手、经营大户集聚，吸引工、商、贸企业加盟投资经营农业，有利于建设一定规模的特色农产品基地。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发展种养业、加工业，有效地打破当地传统农业狭小封闭的区域界限，促进农业的对外开放，改造提升当地的传统农业，拉长产业链。同时，通过示范基地、农业园区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潍坊辖下的安丘市辉渠镇夏坡村300个农户将东山500亩荒岭簿地租赁给镇烟站，发展黄烟生产，农户获得流转收益48.5万元，亩均970元，经济效益翻了一番多；

而辖下临朐县上林镇张阁店村通过土地流转，发展瓜、果、菜生产，每亩年增加收入7000多元；辖下的昌乐县卧陀镇一些种烟大户，租赁本村或邻村农户土地，每亩每年300元，被租赁户摇身一变成为雇工，月收入800元左右。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3、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农业产业化深化升级的现实需要。土地使用权科学合理地流转，促进了优势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优化了农业种养结构，加快了农业标准化生产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从而为农业龙头企业提供了量大质优的农产品和丰富的剩余劳动力，增强了农业龙头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的深化升级。如潍坊辖下的诸城市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在农村建立“原料生产车间”，变“公司加基地连农户”的运作模式为“公司加农场带农户”，直接吸收农民当工人，从源头上打造产业化、标准化链条，促进了农业产业化深化升级。

二、现阶段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对潍坊市各县区的调查情况看，受经济发展状况、劳动力转移情况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土地使用权在流转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农民存在思想疑虑。认识问题是制约目前各地土地流转缓慢的主要原因。突出表现在，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土地的依附性，一些农民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而又心有疑虑，害怕彻底失去土地。当其外出打工或无力耕种时，往往选择私下协商代耕，临时性转包，甚至粗放经营也不愿意放弃土地经营权。就连地处中心城市郊区的农民都反映：有了土地，生活就有退路，即使从其它行业赚不到钱也可以回来种田，将来年纪大了，还可依靠土地养老，心理踏实。这些思想的影响，阻碍了一些地方的土地的流转。

2、部分基层干部存在怕烦怕难的情绪。近年来，有些地方的农业规模经营没有太大进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的基层干部为难和怕

麻烦。觉得土地都包给农民了，中央又强调土地流转要遵循自愿的原则，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因而缺乏主动出击的意识，没有积极主动地做好引导服务工作，在土地流转的条件和时机成熟上没有起到“推一把”的作用。

3、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不规范，农民缺乏合同意识。目前的土地流转大多处于自发和无序状态。相互之间的转包、转让往往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未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纠纷隐患较多。口头协议的随意性造成接包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积极性不高。潍坊辖下的安丘市调查表明，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只占10%，绝大多数只是口头约定、君子协议，留下了许多隐患。

4、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不健全。目前各地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流转中介组织较少，流转信息传播渠道不畅。个别地方尽管建立了流转中介组织，但真正按市场经济法则进行土地流转的并不多。流转市场发育不良，中介组织匮乏，信息不灵，导致流转不畅。调查中，潍坊辖下的坊子区的一些农民反映，由于缺少中介组织，往往出现转让者找不到合适的受让者，而需要者又找不到出让者，极大地制约了土地流转。

三、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建议与对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必须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动力不断创造土地流转的需求，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的依法有序流转，更好地发挥土地流转在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助推器”作用。

1、尊重农民话语权，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真正受益。农民在流转过程中往往是弱者，他们缺乏必要的合同法知识，缺少对土地升值的预见性，甚至缺少话语权。举例来说，在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有农民与企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按当时的土地产出效益

为基数确立了补偿标准。但土地在不断增值，农民却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往往引发纠纷，甚至发生严重的冲突。因此，要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应该一方面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话语权，提供多种流转方式供农民选择；另一方面要合理评估土地价值，增强合同的科学性、严肃性，既保证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又能保证土地转让期间的稳定，发挥土地规模经营的效果。

2、遵循土地流转原则，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承包工作政策性极强，建立规范有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依法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稳定、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键。一是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要长期坚持。二是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违背农户意愿，强迫流转。做到以人为本，科学推进。三是要坚持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农村土地承包者拥有土地收益和处分权。在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中，流转收益要归农户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中截留、扣缴收益，不许与民争利，确保农村稳定。四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经营者不能损害生态和生产环境，不能搞掠夺式经营和随意改变土地的用途。

3、搭建流转载体，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诸城市枳沟镇、昌邑市宋庄镇等地在实践中，探索性地的建立起有助于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土地托管中心”、“土地代管站”、“托田所”等机构，从事介绍流转对象、帮助审查接包方资格、提供有关业务咨询等。中介组织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区位、价格等信息资料，定期公开对外发布可开发土地资源的信息，接受土地供求双方的咨询，提高土地流转交易的成功率。在双方协调一致前提下，中介组织帮助办理流转手

续，同时为承租者提供信贷、技术、物资等服务，妥善处理土地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切实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三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土地流转与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双赢。

4、规范运作，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监管。土地流转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必须健全制度按规范程序进行。土地流转关系确定后，应当签订合同，并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和村集体组织备案。要统一土地流转合同文本，实行微机化管理，加强指导监督，对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按照农业部《流转管理办法》要求，进行规范完善。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管理，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库，做好登记、审批、备案、合同签证、档案管理、信息发布工作。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仲裁制度。对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的执行和纠纷的处理进行跟踪、调解和仲裁，确保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公平、公正、合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完成于2008年11月

第四篇：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解释与分析

[关键字]农地制度

土地使用权流转

农户模型

ⅰ现象和问题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土地较为自由的流转，例如作为西部开发重点的湖南省怀化地区以及被称为发生“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山东省胶东地区，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并以此作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同时，由山东农业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涉及4省344县的农村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已经具有自己承包土地可流转的意识，见表1。

表1：农民对其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态度

资料来源：杨学城等，200

1与以上事实形成对照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程度的地区差异非常大。根据1998年白罗文等人和农科院合作的一项对８个省的调查表明，参与流转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３％～４％。对同在湖南省的永兴县3乡39村的实地考察则表明，尽管村集体对于土地使用权流转抱积极态度，但实际的流转并未发生。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地区，农村土地市场也存在交易量小、交易期限短和低偿交易甚至无偿交易比例高等现象。而在近年来大量的农村信访中，涉及农村土地的达一半以上，有些土地问题甚至上升为刑事案件。

ⅱ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理论回顾

从1950年6月30日，新中国第一部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诞生以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曾出现过多次大的调整和变迁（石磊，1998）。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回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每个农户成为农业生产中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克服了生产队中劳动监督困难和激励不足的问题（林毅夫，1991）。这项诱致性制度变迁在1981年得到正式的承认，以法定形式肯定下来的长期的土地承包权给予农民稳定的预期，它直接影响预期者的行为，从而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自从1984年以后，谷物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集体化的呼声又在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取规模报酬的教条下出现。1993年，15年的土地承包期即将到期，农民对土地制度预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农业生产中出现短期行为和生产性投资不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决定，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部分林业地区延长至50年。

80年代后期，继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体制改革也正式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或进入乡镇企业实现非农产业就业。为了适应劳动力要素转移，1988年修改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放松了对土地管理的限制，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

1996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村城镇化水平低问题突出，以村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开始受到怀疑。为了适应中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战略，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在“赋予农民有保障的30年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而在今年初的“十五”计划中，作为积极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的首要内容，中央明确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今年7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的《土地承包法（草案）》中，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界定为一种财产权，并规范其流转成为讨论的焦点。

ⅲ土地使用权流转：一个新古典的图解

表2：国民经济和各产业平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14页

表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29页

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微观变化是土地在不同个人间的边际评价出现重大差异。由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与土地总是互补的，对于具有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农户，土地边际产出的程度不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市场意识、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等方面不断进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农民，将会比较其种地的收益和机会成本。当这部份农村劳动力试图退出农业产业时，尽管他们对土地的边际产出评价已经很低，但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依旧会考虑自己已经承包并仍有较长存续时期的农村土地如何被尽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选择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或转让，部份实现承包制赋予的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权利。对于另一部份留在农业生产产业的农民，农业生产可能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收益。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下，土地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多的市场信息、较新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经营能力的农户，他们有可能承租或受让前一类人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对农业生产进行更多的投入。这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具有土地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双方对土地边际产出的评价差距越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被改进得就越多。

我们可以用上面这个模型说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效率。

（一）图表示的是某村土地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我们假定该村的农户可以分为两类：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而持久的留在该村的a类农户；不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而退出农业生产产业转移至其他产业的b类农户。

（二）图和

（三）图分别表示这两类农户对土地的需求。需求曲线不同的斜率表明他们对土地不同的边际评价，并且这种边际评价与他们各自的土地边际产出成正比。在土地承包制的初始配置下，假定以每户人口为标准，a类农户和b类农户获得的土地量分别为qa和qb。在这种状态下a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pa远远高于b类农户的边际评价pb。这样的土地要素配置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自由流转，那么b类农户的土地将流至a类农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的一般原则，流转量是：qb0—qb1=

qa1—qa0。此时，两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相等都为p*。如果农村土地市场形成后p*可被视为土地的市场均衡价格。这时a类农户增加的效用为e和f，f当中将有g部分有偿支付给b类农户，由于f=g+h，所以社会净效率增加量为e+h，实现了典型的希克斯—卡尔多效率。

由此可见，在一个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样，自由的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姚洋，1998）。这在回答前文第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从效率角度解释为什么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ⅳ流转程度的差异：一个农户的微观决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为什么地区间的流转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新古典的理论在长期中看总是对的（曼昆，1998），但在将它运用到现阶段的中国时，许多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视。以上的图解对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解释力，或者说它代表了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要解释不同地区流转程度的差异，其微观基础就必须分析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和实施流转的决策。受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gary·s·becker,1976）的启发，我们建立一个在一般农村地区代表性农户的微观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变量和参数影响农户对土地的使用和流转决策。

一、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①初始禀赋（t，r）

t：农户可投入的全部用于劳动的时间

r：农户在土地承包制下拥有的土地总量

对于无遗产继承、外来援助和不参与金融信贷市场的普通农户，t和r

可视为他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作为一般的讨论，t和r各自在质量上的差别暂不细分，而只考察数量上的影响。

②效用函数u=货币收入（③+④）+

非货币收入⑤

针对设定的初始禀赋，农户的效用来自两方面：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可能提供的货币收入；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以外提供的非货币收入。效用函数的设定得到以下经验观察的支持：

表4:浙江省海宁市地产对农民的效用

资料来源:

刘红梅，王克强，200

1③农业生产净货币收入：pa·q(l,k,h)-

wal-

pkk-

th

pa：农产品市场价格

q(l,k,h)：农业生产函数

wa：农业雇工工资

l：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

pk：农业生产中资本市场价格

k：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量

t：农业生产费税率

h：农业生产中土地投入量

p1：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劳动力市场限制性

wi：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净收入=就业收入-就业成本

(t-l)：投入非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如果为负值，表明农户雇佣劳动力，反之则反是

p2：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土地市场发育程度

pr：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净收入=流转收入-流转成本

(r-h)：使用权被流转的土地面积，如果为负值，表明农户受让他人流转的土地，反之则反是

⑤非货币收入：eh

e：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以外为农户提供的单位效用。就表4考察的农户而言，e的值为50%以上，相对于一般农户，我们假定e不为零，它将为保有h面积土地的农户提供eh的效用。

⑥生产函数：q(l,k,h)=alαkβhγ

a：农业生产进步因素

α、β、γ：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

农业作为一项弱质产业及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与此同时种子、化肥和灌溉技术等进步也将提高农业产出，因此把a视为生产技术进步因素与自然灾害因素相抵后的净值。根据边际产出递减原则，生产函数的性状满足：00表明，当成本投入超过预算约束时，效用就受到惩罚。因此初始禀赋贫乏、缺少金融市场支持，制约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投入。对于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试图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本是流转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严格的预算约束将制约对土地的需求。这可以解释在各种非正规或正规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区，土地的流转程度也较高，同时也说明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对于促进土地流转、改变农民恶劣的初始条件将有积极意义。

（1）中的x可视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户劳动力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l/эx

第五篇：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解释与分析

“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它们是为适应新的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而这些滞后正是一些社会问题的关键之所在”——T·W·舒尔茨，1968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对当前中国农村中出现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现象做出经济解释，并对不同地区间流转程度的差异提供一个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是：土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理论上能够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因此这项制度创新是对潜在外部利润的反应；而金融制度安排的可得性、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土地承包制的稳定性、村集体的政治决策、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以及农业生产的技术特征是导致流转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字]农地制度土地使用权流转农户模型

Ⅰ现象和问题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土地较为自由的流转，例如作为西部开发重点的湖南省怀化地区[1]以及被称为发生“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山东省胶东地区[2]，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尝试，并以此作为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基础[3]。同时，由山东农业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涉及4省344县的农村调查[4]表明，大部分农民已经具有自己承包土地可流转的意识，见表1。

表1：农民对其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态度

资料来源：杨学城等，2001

与以上事实形成对照的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程度的地区差异非常大。根据1998年白罗文等人和农科院合作的一项对８个省的调查[5]表明，参与流转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３％～４％。对同在湖南省的永兴县3乡39村的实地考察[6]则表明，尽管村集体对于土地使用权流转抱积极态度，但实际的流转并未发生。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地区，农村土地市场也存在交易量小、交易期限短和低偿交易甚至无偿交易比例高等现象[7]。而在近年来大量的农村信访中，涉及农村土地的达一半以上，有些土地问题甚至上升为刑事案件。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而土地制度又是这些基本问题的核心，它是农村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的基础。对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及其地区差异这一新的现象，需要在理论上做出经济解释与分析，而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效率如何？

2、哪些因素导致流转程度的地区差异？

Ⅱ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理论回顾 从1950年6月30日，新中国第一部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诞生以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曾出现过多次大的调整和变迁（石磊，1998）。始于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回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模式，每个农户成为农业生产中各项扣除以后的剩余索取者（ResidualClaimant），克服了生产队中劳动监督困难和激励不足的问题（林毅夫，1991）。这项诱致性制度变迁[8]在1981年得到正式的承认，以法定形式肯定下来的长期的土地承包权给予农民稳定的预期，它直接影响预期者的行为，从而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自从1984年以后，谷物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集体化的呼声又在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取规模报酬的教条下出现[9]。1993年，15年的土地承包期即将到期，农民对土地制度预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农业生产中出现短期行为和生产性投资不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决定，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部分林业地区延长至50年。

80年代后期，继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体制改革也正式开始，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或进入乡镇企业实现非农产业就业[10]。为了适应劳动力要素转移，1988年修改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放松了对土地管理的限制，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

1996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村城镇化水平低问题突出，以村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开始受到怀疑。为了适应中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战略，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在“赋予农民有保障的30年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而在今年初的“十五”计划中，作为积极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的首要内容，中央明确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在今年7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的《土地承包法（草案）》中，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界定为一种财产权，并规范其流转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现状对经济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关于土地承包制的讨论构成二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刘守英，1997；周其仁，1997）。由于土地承包制只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排它的使用权和收益的独享权，而按照根据产权学派的观点，一个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享用权，以及自由的转让权。它的权能是否完整，主要可以从所有者对它所具有的排它性和可转让性来衡量（H·登姆塞茨，1967，张五常，2000），因此90年代后期随着土地法律政策的调整，有关土地使用权流转对于农业绩效的研究受到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下一步的探讨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框架（姚洋，2000）。由各类国际和国内社科基金资助的农业和农村研究课题则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事实。而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研究上（文贯中，1989），例如对农业租约与农户行为的研究。本文试图利用可获得的经验事实，以农户的微观决策为基础，对前文提出的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Ⅲ土地使用权流转：一个新古典的图解

劳动力和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两大基本要素。目前我国农村约有劳动人口45000万人，而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计算，农业中能够吸收的劳动力约为15000万人。除去乡镇企业就业的12300万人、流向城市的劳动力5000万人和从事其他产业的2000万人，尚余1.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失业率约为24（袁志刚，1998）。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部门和地区间转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这种转移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不同产业部门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另一方面来自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异。

表2：国民经济和各产业平均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14页

表3：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29页

伴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现的微观变化是土地在不同个人间的边际评价出现重大差异。由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与土地总是互补的，对于具有不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农户，土地边际产出的程度不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市场意识、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等方面不断进步，一部份有能力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农民，将会比较其种地的收益和机会成本。当这部份农村劳动力试图退出农业产业时，尽管他们对土地的边际产出评价已经很低，但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依旧会考虑自己已经承包并仍有较长存续时期[11]的农村土地如何被尽量有效地利用，可能的选择是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或转让，部份实现承包制赋予的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权利。对于另一部份留在农业生产产业的农民，农业生产可能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收益。如果他们发现在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下，土地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尤其是那些具有较多的市场信息、较新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经营能力的农户，他们有可能承租或受让前一类人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对农业生产进行更多的投入。这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具有土地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双方对土地边际产出的评价差距越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被改进得就越多。

我们可以用上面这个模型说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经济效率。

（一）图表示的是某村土地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我们假定该村的农户可以分为两类：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而持久的留在该村的A类农户；不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而退出农业生产产业转移至其他产业的B类农户。

（二）图和

（三）图分别表示这两类农户对土地的需求。需求曲线不同的斜率表明他们对土地不同的边际评价，并且这种边际评价与他们各自的土地边际产出成正比。在土地承包制的初始配置下，假定以每户人口为标准，A类农户和B类农户获得的土地量分别为Qa和Qb。在这种状态下A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Pa远远高于B类农户的边际评价Pb。这样的土地要素配置显然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自由流转，那么B类农户的土地将流至A类农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均衡的一般原则，流转量是：Qb0—Qb1=Qa1—Qa0。此时，两类农户对土地的边际评价相等都为P*。如果农村土地市场形成后P*可被视为土地的市场均衡价格。这时A类农户增加的效用为E和F，F当中将有G部分有偿支付给B类农户，由于F=G+H，所以社会净效率增加量为E+H，实现了典型的希克斯—卡尔多效率。

由此可见，在一个理想的新古典框架中，土地和任何其他要素一样，自由的流转总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并能反过来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已有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对土地交易权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姚洋，1998）。这在回答前文第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能够从效率角度解释为什么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允许和鼓励农民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

Ⅳ流转程度的差异：一个农户的微观决策模型

既然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具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那么这种现象为什么没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出现，为什么地区间的流转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

新古典的理论在长期中看总是对的（曼昆，1998），但在将它运用到现阶段的中国时，许多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不容忽视。以上的图解对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解释力，或者说它代表了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但要解释不同地区流转程度的差异，其微观基础就必须分析农户将土地投入农业生产和实施流转的决策。受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Gary·S·Becker,1976）的启发，我们建立一个在一般农村地区代表性农户的微观模型，然后分析是哪些外生变量和参数影响农户对土地的使用和流转决策。

一、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①初始禀赋（T，R）

T：农户可投入的全部用于劳动的时间

R：农户在土地承包制下拥有的土地总量

对于无遗产继承、外来援助和不参与金融信贷市场的普通农户，T和R可视为他所拥有的财富总量，作为一般的讨论，T和R各自在质量上的差别暂不细分，而只考察数量上的影响。

②效用函数U=货币收入（③+④）+非货币收入⑤

针对设定的初始禀赋，农户的效用来自两方面[12]：劳动和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可能提供的货币收入；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以外提供的非货币收入。效用函数的设定得到以下经验观察的支持：

表4:浙江省海宁市地产对农民的效用

资料来源:刘红梅，王克强，2001

③农业生产净货币收入：PA·Q(L,K,H)-WAL-PKK-tH

PA：农产品市场价格

Q(L,K,H)：农业生产函数

WA：农业雇工工资

L：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

PK：农业生产中资本市场价格

K：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量

t：农业生产费税率

H：农业生产中土地投入量

由于商品市场的改革基本完成，农民面临的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本价格主要为市场价格。而农业生产的费税是对耕地面积征收单位税，所以与投入农业生产的土地面积成正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WA。根据已有的考察和研究（姚洋，1999；查金祥等，2001），农业生产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尤其是种粮大户雇佣当地农民，以及农忙期间农户间的相互雇佣。因此此处假定存在WA为农业雇工工资，它可视为只能在农业产业实现就业的农户的闲暇的机会成本。

④非农业生产净货币收入：p1WI(T-L)+p2PR(R-H)

p1：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劳动力市场限制性

WI：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净收入=就业收入-就业成本

(T-L)：投入非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如果为负值，表明农户雇佣劳动力，反之则反是

p2：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其值大小反映土地市场发育程度

PR：流转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净收入=流转收入-流转成本

(R-H)：使用权被流转的土地面积，如果为负值，表明农户受让他人流转的土地，反之则反是 近年来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已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0年的46.9，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份额则由1978年的29.5提高到2000年的53.1，变化幅度高达23.6个百分点。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问题得到初步矫正（林毅夫，2001），这为农户的产业间转移提供了可能。因此此处用WI表示农户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净收入，并与其就业概率相乘作为单位劳动时间的期望收入。与此相形似的假设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概率p2、净收入PR。

⑤非货币收入：eH

e：土地除作为生产要素以外为农户提供的单位效用。就表4考察的农户而言，e的值为50以上，相对于一般农户，我们假定e不为零，它将为保有H面积土地的农户提供eH的效用。

⑥生产函数：Q(L,K,H)=ALαKβHγ

A：农业生产进步因素

α、β、γ：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

农业作为一项弱质产业及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13]，与此同时种子、化肥和灌溉技术等进步也将提高农业产出[14]，因此把A视为生产技术进步因素与自然灾害因素相抵后的净值。根据边际产出递减原则，生产函数的性状满足：0lt;α，β，γlt;1，Q,0，Q，lt;0[15]。

⑦预算约束：WAL+PKK+tH≤WAT+eR

T和R的价值确定此处仍选用了WA和e而非是WI和PR，因为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不完善正是中国大部分农民面临的约束。

二、农户的最优规划

将生产函数代入效用函数，农户的最优规划可简化为：

MAXU=PA·ALαKβHγ-WAL-PKK-tH+p1WI(T-L)+p2PR(R-H)+eH

L,K,H S.T.WAL+PKK+tH≤WAT+eR

构造拉格朗日式：

M（L,K,H,λ）=PA·ALαKβHγ-WAL-PKK-tH+p1WI(T-L)+p2PR(R-H)+eH-λ(WAL+PKK+tH-WAT-eR）

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эM/эL=αPAALα-1KβHγ-WA-p1WI-λWA=0

эM/эK=βPAALαKβ-1Hγ-PK-λPK=0

эM/эH=γPAALαKβHγ-1-t-p2PR+e-λt=0

λ（WAL+PKK+tH-WAT-eR）=0

令αPAALα-1KβHγ=（1+λ）WA+p1WI=X（1）

βPAALαKβ-1Hγ=（1+λ）PK=Y（2）

γPAALαKβHγ-1=（1+λ）t+p2PR-e=Z（3）

λ0，（WAL+PKK+tH-WAT-eR）=0（4）

得土地使用权流转量：

ΔH*=R-H*=R-γ·（WAT+eR）XY/（αWAYZ+βPKXZ+γtXY）（5）

三、比较静态分析

(5)说明影响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诸多因素，为了更清楚分析各外生变量如何影响农户的决策，可以对（1）到（4）分别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4）中Kuhn-Tucker乘子λ0表明，当成本投入超过预算约束时，效用就受到惩罚。因此初始禀赋贫乏、缺少金融市场支持，制约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投入。对于具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试图大规模开展农业生产的农户，他们本是流转土地最大的需求者，但是严格的预算约束将制约对土地的需求。这可以解释在各种非正规或正规的金融制度安排可得性高的地区，土地的流转程度也较高[16]，同时也说明建立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对于促进土地流转、改变农民恶劣的初始条件将有积极意义。

（1）中的X可视为经济转轨过程中，农户劳动力的真实机会成本，且эL/эXlt;0，表明农业生产雇工工资WA越高、农户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期望净收入p1WI越高，农户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时间越少，这可以解释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土地经营出现明显淡化的现象[17]。这些淡出农业生产的土地，理论上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供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发达地区流转程度高。

现阶段影响X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户籍管理制度和城市企业招工制度，以及其他产业能为农民提供的工资水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和过去延续多年的户籍制度的束缚，农民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的成功率不高。即使已经在非农产业实现就业者，办理各种居住证、就业证等就业管制措施提高了农民就业的成本。而在近年的结构调整过程中，城市职工下岗和失业情况严峻，使得地方政府加大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的管制力度。已有的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显著地影响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活跃和[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