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农业产业化的山东经验

第一篇：林毅夫：农业产业化的山东经验

林毅夫：农业产业化与“山东经验”

进入专题： 农业产业化

● 林毅夫（进入专栏）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1978年和1984年间，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7.9%，种植业达到5.9%，粮食增产每年达到4.8%。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很快，平均每年达到13.9%。而当时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这是一个农业大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加，城乡差距明显缩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民很高兴；农村提供的产品很丰富，城里的人也很高兴；粮食增长很多，政府也很高兴。农村改革的成功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建立了现在所讲的粮食生产基本自足、丰年有余的格局。

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中国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把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向城市，这使得中国的整体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过去的26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是全世界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远远高于1978年改革之初提出的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7%的目标。

虽然在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农村问题在90年代末以后又开始引起高度关注，所谓“三农”问题里谈到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到1984年是在缩小，但是1984年以后，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6：1，现在是3.2：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上台以后，提出把农村的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一系列的新措施，比如对农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对粮食生产进行直补，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等。而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一种思路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因为中国只有大量减少农村劳动力，才有办法使农村里面的农民收入大量提高，并且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农民的转移当然涉及到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城市里面如何发展。如果城市工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更多地吸纳农村劳动力。

另一种思路就是提高农村内部的劳动力的收入。为此，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教育水平，这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适应城市非农产业工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农村内部掌握随市场需求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农业科技的要求。除此之外，留在农村里面的基本上是小农户，而他们要进入的市场基本上是大市场。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连接问题？山东省从90年代开始实行的“公司＋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模式。山东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导向。十几年来，成效非常显著，表现在几方面：第一，确实解决了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而且利用产业化组织的方式，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根据山东省提供的资料，该省农作物面积的43%，牲畜出栏的23%，禽类出栏的84.7%，水产的21.9%是经过 “公司＋农户”的产业化组织方式生产和销售的。全省农户当中55.1%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司化组织。在高度的农业产业化组织之下，山东的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都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山东寿光的蔬菜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达到30%左右，山东出产的花生油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40%。除了国内市场之外，在国际市场也有很多成就，比如以外贸为主的诸城，一年的产值达到50亿人民币。

第二，山东靠产业化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科技进步。过去在集体经济的时候，科技组织基本上由政府指导，载体也比较完整。进入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尤其是改革推向城市以后，农村的科技体系出现所谓“网破人散”的情形。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只

有不断提高科技水平，才能够在竞争当中取胜。山东省通过产业化，尤其是“公司＋农户”的方式使公司本身就变成了新的科技载体。比如像农大、九连、寿光等企业，积极引进各种先进技术，并结合来自国内的高校甚至国外的最新成果，成效非常显著。更另人惊讶的就是他们还进行了不少自主创新。比如鲁花在生产花生油上就研究出一个纯物理压榨工艺，使花生油的出油率和品质大大提高，生产的花生油质量可以说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一个叫“得利斯”的企业利用当地叫做“莱芜黑”的优良猪种，再引进国外的新品种，培育出新的猪种，叫“欧德莱”，它的瘦肉率可以达到59%到60%之间，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有效解决了市场和科技两方面的要求。

第三，山东农户通过合作化组织，收入显著提高。在加入产业化组织以后，山东农户的平均收入增长在2004年达到797元。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4年是3507元，797元相当于22%。山东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收入在全国排名是靠后的。1978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33块，山东当年只有101块，比全国的水平低了24.3%。当时山东排名是全国29个省市的第24名。到了2004年，全国的农村人均纯收入是2936块钱，山东是3507块钱，比全国高了19.4%，全国排名第7名。尤其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对比较好的地区，比如山东寿光，在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16块钱。这个水平相当于天津这个靠近北京的直辖市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即使是山东比较落后的地区，比如德州，在2004年的人均纯收入也达到3380块钱，比全国的2936块还高了15%，这些都是非常显著的成绩。

第四，山东通过农业产业化比较好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了贡献。比如山东潍坊有“三变”，农民变职工、农民变民工、农民变市民。烟台提出“三集中”，农户向企业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园区向县城集中。而且在“公司＋农户”的方式下，产品要进入市场，就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不断的进行各方面的调整，这就加强了农民的市场观念。同时在市场竞争当中，要重视品质，所以在各个生产环节，对品质的要求都有所提高。“公司＋农户”的不少龙头企业为了巩固自己的基地，把利润一部分反哺给农民。由于这些举措，山东农民上访的情形非常少，确实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从山东这些成就可以归纳出对全国各个地区在推动农业产业化方面作为借鉴的几点经验：

第一，要推动农业产业化成功，第一个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载体，动员各方面的资源，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依靠科技形成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当中，只有产品进入市场才能形成价值。而这个市场不仅是当地的市场，而且从一开始就应该着眼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比如山东寿光蔬菜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开始就针对北京在冬天蔬菜非常少的特性，生产反季节的蔬菜。同时，为了进入北京，想方设法建设所谓“绿色通道”，把寿光蔬菜运到北京来。另外就是诸城外贸，靠养鸡方面的优势，一开始就以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最后取得了成功。山东农业产业化一开始就抓住了龙头企业这个载体，这是解决小农户要进入大市场的一个关键。山东省按照江总书记总结的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思路来解决进入市场的载体问题。各个地方也有不同经验。第一，引进洋龙头，比如兰溪；第二，培育新龙头，由当地的农民企业家形成新的农户企业；第三，做大新龙头；第四，挂靠强龙头，如果有外地的龙头企业做得非常好，那就挂靠它。要发展农业产业化，不管是从、农户还是企业，都会有新的资金需求，而国内的金融体系还不太能够满足龙头企业或者农户的资金需求，因此就需要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动员各方的资源。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莱阳的经验很值得借鉴，他们提出“五个一点”，就是政府补一点、企业筹一点、外资引一点、银行贷一点、农户出一点。山东很重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山东各个地方的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潍坊地区有寿光和诸城，寿光主要是种蔬菜，诸城主要是养殖业；青岛主要是苹果、海鲜，莱阳主要就是花生、油料。各个地方

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形成一个产业群，这将大大提高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各地、各省都能生产农产品，山东的农产品能在全国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而且还要进入国际市场，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在利用地区比较优势的同时，不断引进科技成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比如寿光，最大的成功就是比较早的利用塑料大棚技术，在冬天的时候生产反季节蔬菜。而当塑料大棚这个技术在全国各地普及的时候，寿光就开始引进一些新的蔬菜品种，北京市场上的很多蔬菜都是十多年前没有见过的，有些是从台湾引进，有些是从欧洲引进的。这是寿光取得成功的关键。

第二，在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方面，山东采用的是灵活多样而不是一刀切的方式。首先是根据各种不同产品的特性找出最合适的组织方式。比如寿光是生产蔬菜，而且是反季节蔬菜，这种反季节蔬菜必须是非常新鲜的，既然要非常新鲜，中间环节就必须少。所以寿光基本上采用“农户＋批发市场”的方式，蔬菜直接运到北京的批发市场。而以禽类加工、花生油加工为主的地区就是“公司＋农户”的方式，因为加工需要不少的机器设备投入，农户没办法做，市场也没办法提供。山东在农业产业化上作到了与时俱进，不断根据产品市场的特性和要求，变化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方式。最早农业产业化作为一个政策被提出，是为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所以当时提出的是“公司＋农户”模式。但是在进入国际市场碰上了绿色壁垒之后，为了提高产品安全以打通绿色壁垒，就必须在生产过程当中实行标准化管理，而要标准化管理就必须形成规模化。因此，就由原来的“公司＋农户”模式变成“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按照标准化的方式来严格管理每一个环节。农户越来越多了，公司要去管理这么多农户，跟这么多农户打交道，交易成本就很高，所以就演变为“公司＋合作组织”模式——由合作组织把农户先组织起来，然后再形成基地。最后就变成“公司＋合作组织＋基地＋农户”模式。另外，随着技术的变化，产品也在变化。比如现在引进的蔬菜冷冻技术，需要有很大的投入，那就需要公司。所以在寿光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就演化出新的“公司＋农户”的方式。在农业产业化的组织过程当中，建立基地对土地规模的要求很大，而跟千家万户的农户解决土地问题也很麻烦，所以现在演变出“公司＋股份合作＋基地＋农户”的模式。在山东，同样是农业产业化合作组织这样一个大的帽子下，形成寿光模式、诸城模式等等，而且每个模式内部都在不断变化。灵活多样、与时俱进是山东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当中，当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但是在很多环节上还是需要政府来推动，需要政府来创造条件。比如说寿光的蔬菜，要运到北京来，时间相当长，于是寿光当地政府就想方设法跟北京市市政府达成协议创造了所谓的“绿色通道”。前面提到的资金问题等等，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政府支持。山东政府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清楚必须有一个载体，就是龙头企业。政府也非常清楚，它的角色是提供服务、创造条件，但并不是代替企业做决策。它提供条件，创造进入市场的条件，但并不是提供保护，确实做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样一个原则。总的来讲，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还是一个相当漫长的道路。因为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确实很大。但是新的形势也提供了很多新的机会。展望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维持8%到10%这样的高速增长绝对没问题。随着收入的增长，对于农产品的需求，特别是蔬菜与水果、畜产品、农产品加工的需求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会给农民带来很多附加价值。第二个机遇就是WTO。中国加入WTO为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虽然由于土地稀缺，我国在粮食方面的比较优势很低。但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如蔬菜、水果、畜产品等，是很有竞争力的。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地的老百姓家里吃的蔬菜绝大部分是中国生产的。目前国际贸易的大趋势就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这就给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扩大提供了空间。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必须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同时国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将逐步跟国际接轨，在食品安全要求提高的机遇与挑战面前，农业产业化相当关键。绿

色壁垒实际上是一个机会，因为在满足食品安全要求以后，出口反而会更顺利。如果全国各地在农产品需求增加，食品安全要求提高，国际市场更为开放的形势下，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无疑将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出巨大的贡献。

根据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形势报告会上的报告，由石拓协助整理成文。

第二篇：林毅夫家书

当年到大陆之后，即写信与在东京的表兄李建兴联系，林毅夫于1980年（到大陆的翌年）在给表兄第二封长信之中，详细道出他为何要到大陆的心情，到大陆后的观感。

《给表兄李建兴的信——台湾人也要做中国的主人》——林毅夫建兴兄：

临别之际，未及问你将来在东京的地址，因此上封信仅以姑且试之的心情投寄，真没想到竟能接到你的回音。转眼离家已近一载，虽说男儿志在四方，不能眷念儿女私情，而忘却肩上的责任；但是思乡之情却是随着日月的增长而加深。捧读来信之际，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之心情。回国以后，原想尽速给家里捎个消息，但顾及亲友的安全，故不敢莽撞从事。我的回国对台湾当局来说，当然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而我在台的知名度，更给了大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但为了在台亲友的安全，经我的要求，组织终于同意，只要台湾当局不对我的家属和亲友采取迫害行动，这边也就不以我的回国做文章。

在大陆这段时间，经组织的安排，我参观了许多地方，虽然总的来说，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相当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还很低，但基本上每个人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进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基于对历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但是长城的雄壮，故宫的华丽，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那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来说，并非终久之计。因此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正如你来信所说，台湾不该独立，更不应该再次沦为次殖民地。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因此如何

在不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国早日再度统一，是我辈有志青年无以旁贷的责任。现在大陆对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大陆在提出和平统一台湾政策的同时，也再三保证，尊重台湾现行的状况和现行制度，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从我所接触中，感觉到大陆当局是充满诚意的。

当然如何才能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而我觉得将来台湾统一以后，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经济方面；因此目前我准备再以三年的时间，对经济理论问题再好好下一番功夫。在台湾我虽也曾是被吹捧的对象，可是国民党对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养；现在这边则是真正重视我，培养我。目前我的生活除了偶感单调寂寞外，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

上次在佳佳餐厅，我原有意将云英、小龙、小麟托你照顾，而如今你也已经离开台湾。云英一个女子要抚养二个孩子，其艰辛可想而知。小龙已经三岁，正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但却只能和他母亲相依为命。小麟出生，连跟父亲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我母多病，我未能尽人子应有之孝道，对于他们我实在有说不尽的抱歉，但望团圆之日早日来临。对云英请代我多鼓励他。也请你转告大哥大嫂，要他们对家庭多负点责任，将来我会十倍、百倍奉还。云英的生日是二月十六日，我母亲是农历五月份生的，我父亲是农历八月七日生，小麟应是阳历八月五日左右生的吧？小龙则是十二月十二日生日，这些日子若方便，请代我向他们送些礼物，我和云英之间有个小名叫“方方”，在礼物上写上这个名字，她就会了解的。

目前我唯一能联系的亲人就是你，但是你也应该特别小心，不要给国民党当局抓到任何把柄，免得惹来一身麻烦。消息最好采用口传，以免留下痕迹。现在你大概忙着准备四月份的考试吧！等考完试再进一步联系。请代我向建成兄嫂问好。最后，我们台湾人应有一个志气，不但要做台湾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为中国的统一、富强而努力吧！

第三篇：农业产业化经验材料

农业产业化经验材料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ⅩⅩ是个农业大县，面积2565平方公里，现辖27个乡镇、6个农林场所、955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99.1万，其中农业人口80万。近年来，我们围绕“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总体目标，积极引导和鼓励全县各级各部门投身于农产品加工主战场，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有力地推进了全县农业产业化进程。2003年，全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218家，其中产值过1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85家，5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25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3家，年加工粮食20万吨，茶油3.5万吨，肉类3万吨，木材17万立方米。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去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增加72.5元。今年1—6月，全县农民人均从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得到的报酬收入达173.6元。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抓基地，上规模，着力打造龙头企业“第一车间”。农产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前提，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必须以基地为依托。为此，我们突出抓了两手：一是优化区域布局。我们充分整合资源优势，将农业基地统一规范到“一线两园”发展，促进生产力要素向最适宜区域的优势产业集中。“一线”，就是突出322国道沿线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无公害、有机、绿色“三品”农业和生态农业；“两园”，即文富市、黎家坪万亩生态农业示范园和白水、七里坪万亩生态农业示范园。在“一线两园”内，采用统一的生产技术，把种养大户联合起来，实行连片种养，规范生产，形成区域明显、特色突出的“集群”、“块状”发展格局。目前，85以上的生产基地、70以上的龙头企业都集中在“一线两园”，大大提高了全县农业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水平。二是培育规模基地。通过多年的发展，ⅩⅩ的传统农业已初步形成了产业优势，这为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两年，围绕这些主导产业，我们组织全县20多万农户，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高标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目前，全县已形成了30万亩高档优质稻、20万亩无公害蔬菜、10万头优质瘦肉型生猪、10万羽“三黄鸡”养殖、5万亩油茶低改等十大“万字号”基地，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了充足而稳定的原料来源，成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第一生产车间”。如以文明铺、龚家坪等镇为重点的30万亩优质稻，成为天龙米业有限公司、银利来粮油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原料仓库；以观音滩、茅竹等镇为重点的10万亩油茶低改，成为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的原料基地；以浯溪、白水等镇为重点的1万亩黄姜种植，满足了成为金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加工需要；以七里桥镇、潘市镇和挂榜山林场为重点的2万亩楠竹低改，保证了北光竹制品有限公司的原料需求。在规模基地的联动下，全县农业生产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扶龙头，创品牌，努力提高龙头企业市场竞争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离不开品牌的带动效应。一个知名度高的龙头企业和牌子响的拳头产品，能够推动一个产业升级，带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龙头企业在产业化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我们将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突破口来抓。我们着重在三个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一是优惠政策“扶”。按照“谁有实力谁当龙头，谁当龙头就扶持谁”的原则，去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先后专门下发了《关于扶持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关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若干规定》、《关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了公安、工商、国土、环保、金融等10多个涉企部门行为，并明确规定各有关部门在企业贷款、建设用地、生产用电等方面实行重点倾斜。同时，我们还克服财政紧张的困难，从县财政预算中专项列支280万元，对重点龙头企业技改贷款进行财政贴息扶持。二是重点项目“扶”。2003年以来，我们抓住国家扶持油茶低改工程项目和优质稻出口项目的机遇，重点抓了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茶籽色拉油生产线扩建和天龙米业有限公司相关生产线项目的扩建，扩大了龙头企业的再生产能力。同时，我们还抓紧抓好了万吨恒温果蔬保鲜库、生物农药厂等项目的引进和申报，促进了龙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为帮助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有扩容提质，我们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农业银行的信贷资金4300万元，进行了6000吨茶籽色拉油生产线一期工程的扩建。三是优化环境“扶”。对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龙头加工企业，我们实行县级领导挂牌保护制度，规定任何部门要进入挂牌企业检查或抽查，必须经过书记、县长或挂牌领导的批准。县行政效能监察中心还开通了投诉电话，及时受理农产品加工业主投诉案件，认真查处“四乱”行为。去年以来，全县共查办“四乱”和各种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137件，为农产品加工业主挽回经济损失260万

第四篇：农业产业化经验材料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ⅩⅩ是个农业大县，面积2565平方公里，现辖27个乡镇、6个农林场所、955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99.1万，其中农业人口80万。近年来，我们围绕“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总体目标，积极引导和鼓励全县各级各部门投身于农产品加工主战场，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有力地推进了全县农业产业化进程。2003年，全县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218家，其中产值过1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85家，5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25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3家，年加工粮食20万吨，茶油3.5万吨，肉类3万吨，木材17万立方米。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去年全县农民人平纯收入增加72.5元。今年1—6月，全县农民人均从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得到的报酬收入达173.6元。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抓基地，上规模，着力打造龙头企业“第一车间”。农产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前提，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必须以基地为依托。为此，我们突出抓了两手：一是优化区域布局。我们充分整合资源优势，将农业基地统一规范到“一线两园”发展，促进生产力要素向最适宜区域的优势产业集中。“一线”，就是突出322国道沿线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无公害、有机、绿色“三品”农业和生态农业；“两园”，即文富市、黎家坪万亩生态农业示范园和白水、七里坪万亩生态农业示范园。在“一线两园”内，采用统一的生产技术，把种养大户联合起来，实行连片种养，规范生产，形成区域明显、特色突出的“集群”、“块状”发展格局。目前，85%以上的生产基地、70%以上的龙头企业都集中在“一线两园”，大大提高了全县农业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水平。二是培育规模基地。通过多年的发展，ⅩⅩ的传统农业已初步形成了产业优势，这为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近两年，围绕这些主导产业，我们组织全县20多万农户，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高标准、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目前，全县已形成了30万亩高档优质稻、20万亩无公害蔬菜、10万头优质瘦肉型生猪、10万羽“三黄鸡”养殖、5万亩油茶低改等十大“万字号”基地，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了充足而稳定的原料来源，成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第一生产车间”。如以文明铺、龚家坪等镇为重点的30万亩优质稻，成为天龙米业有限公司、银利来粮油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的原料仓库；以观音滩、茅竹等镇为重点的10万亩油茶低改，成为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的原料基地；以浯溪、白水等镇为重点的1万亩黄姜种植，满足了成为金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加工需要；以七里桥镇、潘市镇和挂榜山林场为重点的2万亩楠竹低改，保证了北光竹制品有限公司的原料需求。在规模基地的联动下，全县农业生产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由“分散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扶龙头，创品牌，努力提高龙头企业市场竞争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离不开品牌的带动效应。一个知名度高的龙头企业和牌子响的拳头产品，能够推动一个产业升级，带动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龙头企业在产业化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我们将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突破口来抓。我们着重在三个方面加大了扶持力度：一是优惠政策“扶”。按照“谁有实力谁当龙头，谁当龙头就扶持谁”的原则，去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先后专门下发了《关于扶持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关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若干规定》、《关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了公安、工商、国土、环保、金融等10多个涉企部门行为，并明确规定各有关部门在企业贷款、建设用地、生产用电等方面实行重点倾斜。同时，我们还克服财政紧张的困难，从县财政预算中专项列支280万元，对重点龙头企业技改贷款进行财政贴息扶持。二是重点项目“扶”。2003年以来，我们抓住国家扶持油茶低改工程项目和优质稻出口项目的机遇，重点抓了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茶籽色拉油生产线扩建和天龙米业有限公司相关生产线项目的扩建，扩大了龙头企业的再生产能力。同时，我们还抓紧抓好了万吨恒温果蔬保鲜库、生物农药厂等项目的引进和申报，促进了龙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为帮助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有扩容提质，我们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农业银行的信贷资金4300万元，进行了6000吨茶籽色拉油生产线一期工程的扩建。三是优化环境“扶”。对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龙头加工企业，我们实行县级领导挂牌保护制度，规定任何部门要进入挂牌企业检查或抽查，必须经过书记、县长或挂牌领导的批准。县行政效能监察中心还开通了投诉电话，及时受理农产品加工业主投诉案件，认真查处“四乱”行为。去年以来，全县共查办“四乱”和各种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137件，为农产品加工业主挽回经济损失260万元。通过各个方面的大力扶持，龙头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知名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2003年，全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年加工产值8.3亿元，占全县加工业总产值的52.6%。目前，天龙米业有限公司、金浩植物油有限公司、银利来粮油有限公司等3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跨入省级龙头企业行列，天龙米业有限公司已呈报国家级龙头企业。“天龙”系列优质米成为“湖南名牌产品”，先后获省农博会、省“双新会”多项金奖；“金浩”系列产品先后获“第十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中国湖南第四届农博会”金奖，成为享誉省内外的名优产品。

三、聚民资，搞嫁接，大力增强龙头企业发展活力。在当今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外力，启动内力，嫁接发展，才能增强龙头企业发展活力。为此，我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积极引导外来资本、民间资本、工商资本等生产要素，培育发展一批新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一是引进外资发展龙头企业。按照“没有不可开放的地方，没有不可开放的领域，没有不可开放的产业”的发展思路，我们坚持内资外资一起抓，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加工龙头企业。通过利用县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优势，新建、改造和嫁接龙头企业，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外向型进程。2003年，全县共引进合同项目137个，合同利用外资25亿元，实际到位外资3.7亿元，其中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项目达27个，合同利用外资4.8亿元，到位资金6400万元。如今年3月我们引进外资1500万元，在白水高新技术项目区兴建金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皂素100余吨，年产值5000多万元，目前已竣工投产。二是激活民资发展龙头企业。按照“经济以民营为主、投资以民间为主、事业以民办为主”的总体要求，我们立足资源优势，因势利导，鼓励农村能人、种养大户和民营企业独资或联户合资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如去年我们引导县内民间资本，在原“七里桥竹制品厂”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培育建成了“北光竹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值达1600万元。三是启动内资发展龙头企业。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各涉农部门充分发挥职能自身优势，积极兴办各类龙头加工企业23个，年加工产值达1.8亿元，为全县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如由县林业局牵头，引进资金600万元，在观音滩镇创办了山山达大芯板厂，发展木材加工生产，年产值达800万元；由县畜牧水产局牵头，组织浯溪、黎家坪等镇的25户猪骨加工大户联合建立了“肉类加工公司”，组织黄泥塘、大村甸等镇50余户“三黄鸡”养殖大户联合建立“三黄鸡”养殖公司。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元化引资嫁接，今年1—6月，全县新增农产品加工企业43个，其中年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2个，总投资达3800余万元。

四、建机制，严考核，全力促进龙头企业稳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败，龙头企业发展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障机制是否健全、是否合理、是否落到实处。为此，我们着力建立健全了三大机制：一是组织领导机制。县里成立了由县长任组长，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副县长任副组长，财政、农口有关部门等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了专门的办公室。各乡镇和涉农部门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严格实行工作“三三制”，即三分之一的人抓龙头企业，三分之一的人抓招商引资，三分之一的人抓日常工作，从而确保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精干力量。二是考核奖惩机制。我们将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工作列入全县重点工作考核范畴，对县级领导、农口各部门和涉农部门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实行“一家企业、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对各镇实行了“三个一”考核目标管理，把发展“1000亩以上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50—1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300人以上的农产品销售队伍”作为硬指标，直接考核到各镇。凡措施不力、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任务的单位，党政领导不能提拔和调动。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发展龙头企业的奖励制度。在去年县财政拿出10万元奖励的基础上，今年拿出25万元，对那些办得出色、解决“三农”问题贡献大的龙头企业主、各镇及主管部门给予5000元到12000元的奖励。三是利益共享机制。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主动与种养大户签订契约，结对帮扶，定点包销，与农户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联合体。全县已形成“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的经济联合体28个，既拉长了农业产业链，又拓展了龙头企业自身发展领域。如天龙米业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包种子供应、包技术指导、包保护价收购，组织各村与天龙米业公司签订了优质稻购销合同，让广大粮农吃下了“定心丸”。今年已与周边8个县市（区）农户签订优质稻订单13万亩，每亩可为农户增收200元。近年来，我县在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各兄弟县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切实将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努力为推进全省农业产业化进程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五篇：林毅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稿

林毅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稿

(原稿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 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 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 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 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 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 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 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 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 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 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追求赶超的国家通常在建立起一个先进企业后就会变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个 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会进入较为成熟的、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也是比较初级的技 术，因而比较容易引进。在引进技术后，因为相关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创造大量剩余，实现资金快速积累和产业升级，同 时，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因为剩余的出现而实现积累，人力资本也因为经验、“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准备程度提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但在发展的下一阶段仍应引进比较成熟的、容易引进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 家就可以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使得自身的技术变迁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初始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这多为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来的优先发展产业不符 合比较优势，不能创造剩余，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资金也不能创造剩余，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很少，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甚至停滞。此时，如果能够 从国外借到资金，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若所投资的产业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建立之后同样不能创造剩余，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仍会减 慢，甚至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等现象。而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可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剩余积累，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实现经济动态增长。

第三，一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响。（1）如果在发展中违反比较优势，则能够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投资的人多为富人、或者同政府 有特殊关系而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他们投资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补贴则来自于无法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穷人。这样，穷人补贴富人，自然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赶超战略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会出现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化在所难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 “利益集团说”认为，投资到优先产业、得到保护和补贴的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种保护、补贴正是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对这种观点持反对 态度。固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护和补贴利益集团，但追求赶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团说”不能对此给 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赶超战略。（2）相反，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符合 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分享工业增长的果实，经济容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由于建立起来的产业符合比 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能够实现快速的利润积累、资本积累，并不断提升要素禀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度逐渐提高，资 本回报率逐渐下降，而工资不断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而穷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益，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逐渐得到改善。这也正是东亚 经济在发展中能够实现“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依据当时的赶超战略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失败，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补贴发展先进产业。这样的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后 普遍失败，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国际发展机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产生了 “资本主义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发展 机构，以及各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开始倡导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市场制度。这一目标是正确的，但在问题的一些判断上 可能存在失误。“华盛顿共识”有十个政策建议，基本目标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配置资源、让竞争决定激励。苏联、东欧改革时推行的“休克 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根据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三项重要内容必须在一个转型国家内同时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带来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 三项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这样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产权私有时，企业主才能积极对价格信号做出 反应；（3）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这样价格信号才能发挥作用。

在理论上，休克疗法是很严谨的，同主流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曾经承诺，按 照这样的方式转型，经济在开始时可能会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会实现高速增长，实现“J curve”。但事实上，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实际面临的却是“L curve”，有的国家经济下滑超过50%，长期停滞，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好转。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旧体制下都面临危机、并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贷款条件则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方式实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这些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比原来还 差。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败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 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则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 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其保护和补贴。从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应该可 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症结。

由此可见，一种理论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这种理论就经不起推论。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 项内容不能同时实现。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会有问题；但若二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 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佣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 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其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而，华盛顿共 识的失败不在于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高于国有化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像政府索要 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 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20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 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 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例如，1993年、1994年，俄国的通货膨 胀曾经超过10000％，亦即一年之内价格上涨超过100倍，这正是当时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对，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

一、两年时才开始私有化。

中国、越南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它们没有推行休克疗法，而是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 下特征：（1）并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其积极性，要让干 得好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干得好的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在农村也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 高的收入。（3）要体现出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 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 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的时候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 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 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的时候，政府可以把价格放开，使之完全由 市场配置。

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 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 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 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 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违背，则必然会同时 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 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以下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 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 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 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 高。（2）二是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 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间6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借助上述两种TCI指标做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结果显 示，在分别用两种TCI指标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时候，TCI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赶超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论 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 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 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 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 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 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 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 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 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 “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 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 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 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 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 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 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 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 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 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 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 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 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 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 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 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 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 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 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 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东亚、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 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