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

第一篇：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

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追求赶超的国家通常在建立起一个先进企业后就会变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会进入较为成熟的、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也是比较初级的技术，因而比较容易引进。在引进技术后，因为相关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创造大量剩余，实现资金快速积累和产业升级，同时，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因为剩余的出现而实现积累，人力资本也因为经验、“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准备程度提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但在发展的下一阶段仍应引进比较成熟的、容易引进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使得自身的技术变迁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初始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这多为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来的优先发展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不能创造剩余，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资金也不能创造剩余，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很少，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甚至停滞。此时，如果能够从国外借到资金，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若所投资的产业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建立之后同样不能创造剩余，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仍会减慢，甚至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等现象。而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可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剩余积累，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实现经济动态增长。

第三，一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响。（1）如果在发展中违反比较优势，则能够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投资的人多为富人、或者同政府有特殊关系而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他们投资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补贴则来自于无法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穷人。这样，穷人补贴富人，自然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赶超战略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会出现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化在所难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利益集团说”认为，投资到优先产业、得到保护和补贴的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种保护、补贴正是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固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护和补贴利益集团，但追求赶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团说”不能对此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赶超战略。（2）相反，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分享工业增长的果实，经济容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由于建立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能够实现快速的利润积累、资本积累，并不断提升要素禀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度逐渐提高，资本回报率逐渐下降，而工资不断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而穷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益，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逐渐得到改善。这也正是东亚经济在发展中能够实现“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依据当时的赶超战略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失败，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补贴发展先进产业。这样的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后普遍失败，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国际发展机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产生了“资本主义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各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开始倡导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市场制度。这一目标是正确的，但在问题的一些判断上可能存在失误。“华盛顿共识”有十个政策建议，基本目标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配置资源、让竞争决定激励。苏联、东欧改革时推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根据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三项重要内容必须在一个转型国家内同时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带来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三项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这样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产权私有时，企业主才能积极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3）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这样价格信号才能发挥作用。在理论上，休克疗法是很严谨的，同主流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曾经承诺，按照这样的方式转型，经济在开始时可能会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会实现高速增长，实现“J curve”。但事实上，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实际面临的却是“L curve”，有的国家经济下滑超过50%，长期停滞，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好转。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旧体制下都面临危机、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贷款条件则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方式实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这些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比原来还差。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败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则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其保护和补贴。从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应该可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症结。

由此可见，一种理论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这种理论就经不起推论。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不能同时实现。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会有问题；但若二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佣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其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高于国有化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像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例如，1993年、1994年，俄国的通货膨胀曾经超过10000％，亦即一年之内价格上涨超过100倍，这正是当时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对，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

一、两年时才开始私有化。

中国、越南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它们没有推行休克疗法，而是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其积极性，要让干得好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干得好的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在农村也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的收入。（3）要体现出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的时候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的时候，政府可以把价格放开，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以下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2）二是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间6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借助上述两种TCI指标做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分别用两种TCI指标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时候，TCI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赶超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东亚、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希望马歇尔讲座能让我们对发展和转型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二篇：林毅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稿

林毅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稿

(原稿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 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 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 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 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 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 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 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 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 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 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追求赶超的国家通常在建立起一个先进企业后就会变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个 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会进入较为成熟的、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也是比较初级的技 术，因而比较容易引进。在引进技术后，因为相关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创造大量剩余，实现资金快速积累和产业升级，同 时，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因为剩余的出现而实现积累，人力资本也因为经验、“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准备程度提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但在发展的下一阶段仍应引进比较成熟的、容易引进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 家就可以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使得自身的技术变迁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初始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这多为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来的优先发展产业不符 合比较优势，不能创造剩余，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资金也不能创造剩余，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很少，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甚至停滞。此时，如果能够 从国外借到资金，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若所投资的产业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建立之后同样不能创造剩余，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仍会减 慢，甚至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等现象。而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可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剩余积累，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实现经济动态增长。

第三，一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响。（1）如果在发展中违反比较优势，则能够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投资的人多为富人、或者同政府 有特殊关系而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他们投资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补贴则来自于无法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穷人。这样，穷人补贴富人，自然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赶超战略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会出现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化在所难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 “利益集团说”认为，投资到优先产业、得到保护和补贴的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种保护、补贴正是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对这种观点持反对 态度。固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护和补贴利益集团，但追求赶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团说”不能对此给 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赶超战略。（2）相反，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符合 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分享工业增长的果实，经济容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由于建立起来的产业符合比 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能够实现快速的利润积累、资本积累，并不断提升要素禀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度逐渐提高，资 本回报率逐渐下降，而工资不断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而穷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益，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逐渐得到改善。这也正是东亚 经济在发展中能够实现“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依据当时的赶超战略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失败，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补贴发展先进产业。这样的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后 普遍失败，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国际发展机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产生了 “资本主义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发展 机构，以及各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开始倡导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市场制度。这一目标是正确的，但在问题的一些判断上 可能存在失误。“华盛顿共识”有十个政策建议，基本目标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配置资源、让竞争决定激励。苏联、东欧改革时推行的“休克 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根据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三项重要内容必须在一个转型国家内同时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带来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 三项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这样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产权私有时，企业主才能积极对价格信号做出 反应；（3）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这样价格信号才能发挥作用。

在理论上，休克疗法是很严谨的，同主流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曾经承诺，按 照这样的方式转型，经济在开始时可能会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会实现高速增长，实现“J curve”。但事实上，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实际面临的却是“L curve”，有的国家经济下滑超过50%，长期停滞，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好转。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旧体制下都面临危机、并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贷款条件则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方式实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这些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比原来还 差。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败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 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则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 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其保护和补贴。从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应该可 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症结。

由此可见，一种理论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这种理论就经不起推论。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 项内容不能同时实现。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会有问题；但若二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 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佣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 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其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而，华盛顿共 识的失败不在于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高于国有化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像政府索要 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 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20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 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 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例如，1993年、1994年，俄国的通货膨 胀曾经超过10000％，亦即一年之内价格上涨超过100倍，这正是当时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对，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

一、两年时才开始私有化。

中国、越南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它们没有推行休克疗法，而是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 下特征：（1）并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其积极性，要让干 得好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干得好的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在农村也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 高的收入。（3）要体现出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 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 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的时候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 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 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的时候，政府可以把价格放开，使之完全由 市场配置。

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 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 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 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 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违背，则必然会同时 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 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以下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 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 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 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 高。（2）二是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 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间6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借助上述两种TCI指标做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结果显 示，在分别用两种TCI指标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时候，TCI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赶超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论 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 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 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 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 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 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 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 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 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 “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 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 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 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 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 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 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 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 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 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 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 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 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 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 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 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 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 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 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 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东亚、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 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第三篇：林毅夫家书

当年到大陆之后，即写信与在东京的表兄李建兴联系，林毅夫于1980年（到大陆的翌年）在给表兄第二封长信之中，详细道出他为何要到大陆的心情，到大陆后的观感。

《给表兄李建兴的信——台湾人也要做中国的主人》——林毅夫建兴兄：

临别之际，未及问你将来在东京的地址，因此上封信仅以姑且试之的心情投寄，真没想到竟能接到你的回音。转眼离家已近一载，虽说男儿志在四方，不能眷念儿女私情，而忘却肩上的责任；但是思乡之情却是随着日月的增长而加深。捧读来信之际，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之心情。回国以后，原想尽速给家里捎个消息，但顾及亲友的安全，故不敢莽撞从事。我的回国对台湾当局来说，当然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而我在台的知名度，更给了大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但为了在台亲友的安全，经我的要求，组织终于同意，只要台湾当局不对我的家属和亲友采取迫害行动，这边也就不以我的回国做文章。

在大陆这段时间，经组织的安排，我参观了许多地方，虽然总的来说，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相当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还很低，但基本上每个人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进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基于对历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但是长城的雄壮，故宫的华丽，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那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来说，并非终久之计。因此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正如你来信所说，台湾不该独立，更不应该再次沦为次殖民地。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因此如何

在不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国早日再度统一，是我辈有志青年无以旁贷的责任。现在大陆对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大陆在提出和平统一台湾政策的同时，也再三保证，尊重台湾现行的状况和现行制度，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从我所接触中，感觉到大陆当局是充满诚意的。

当然如何才能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而我觉得将来台湾统一以后，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经济方面；因此目前我准备再以三年的时间，对经济理论问题再好好下一番功夫。在台湾我虽也曾是被吹捧的对象，可是国民党对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养；现在这边则是真正重视我，培养我。目前我的生活除了偶感单调寂寞外，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

上次在佳佳餐厅，我原有意将云英、小龙、小麟托你照顾，而如今你也已经离开台湾。云英一个女子要抚养二个孩子，其艰辛可想而知。小龙已经三岁，正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但却只能和他母亲相依为命。小麟出生，连跟父亲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我母多病，我未能尽人子应有之孝道，对于他们我实在有说不尽的抱歉，但望团圆之日早日来临。对云英请代我多鼓励他。也请你转告大哥大嫂，要他们对家庭多负点责任，将来我会十倍、百倍奉还。云英的生日是二月十六日，我母亲是农历五月份生的，我父亲是农历八月七日生，小麟应是阳历八月五日左右生的吧？小龙则是十二月十二日生日，这些日子若方便，请代我向他们送些礼物，我和云英之间有个小名叫“方方”，在礼物上写上这个名字，她就会了解的。

目前我唯一能联系的亲人就是你，但是你也应该特别小心，不要给国民党当局抓到任何把柄，免得惹来一身麻烦。消息最好采用口传，以免留下痕迹。现在你大概忙着准备四月份的考试吧！等考完试再进一步联系。请代我向建成兄嫂问好。最后，我们台湾人应有一个志气，不但要做台湾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为中国的统一、富强而努力吧！

第四篇：林毅夫在2008 CCER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林毅夫在2008 CCER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文 / 林毅夫

尊敬的廖凯原先生，海闻副校长，教授们，同事们，家长们，同学们：

今天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际MBA在这里举办2008年毕业典礼，首先我要祝贺今天要毕业的5位经济学博士生，78位硕士生，40位2005年在职MBA学生，70位2006年全日制毕业生，96位2006年EMBA学生以及8位经济学辅修学生，579位双学位的毕业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今天即将拿到毕业证书，走出北大的校门。这是你们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也要祝贺上述875位学生的家长以及家属，作为学生的父母，你们经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子女的培养，他们终于达成了你们的期许，即将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也要祝贺在座的学生的妻子、丈夫以及子女，在过去这几年的学习中，你们为他们付出了无数寂寞的夜晚和孤独的周末，让他们全心全意在北京大学接受严格的教育，训练，取得今天的学位，你们的付出终于有了成果。你们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你们的丈夫、妻子证明了他们是你们所期望的优秀人才。我要感谢北大中国经济中心所有的老师跟工作人员，你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细致的教学安排，又为国家培养了875位栋梁之材。

今天的毕业典礼同样也是我的毕业典礼，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4年，今天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将把主任的位置交给周其仁教授，下午离开北京，到世界银行赴任。这些天我也是以要毕业的心情度过，每天早晨，当我从未名湖沿着这条熟悉的道路走向朗润园的时候，总在不断的问自己，毕业意味着什么？走出北大校园迎接我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走出北大校门。从北大毕业，意味着我们将承担北大110年来所承担的历史，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MBA学生，你们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可以在中国甚至世界上选择任何学校，但是你们选择了北大，你们选择了110年前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建立的大学。在北大读书，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是希望在北大读书期间充实自己，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我们经过几年的学习把这样的一个责任内化在我们心里，这才是我们毕业最重要的意义。

毕业了，走出北大校门，迎接我们的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意想不到的美好境界。不仅过去三十年非常好，相信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快速发展。一方面实现了我们北大人一百多年来的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还承担着各种困难，挑战，冲突。最近汶川大地震，让我们觉得，即使我们有丰富的物质基础，面对受灾的同胞，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人民还是承担着痛苦。更何况除了偶发的天灾外，我们社会里面还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公，各种利益的冲突，不仅中国如此，整个世界也是这样。科技发展的潜力，目前取得的成就，让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世界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粮食价格飞涨，已经有几十个国家的人民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而爆发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以及战争。当我们走出北大这个象牙塔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时代。希望带给我们机会，但克服挑战需要我们的智慧。因为即使我们已经学会了人类历史至今所有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面对新挑战的时候它都是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在走出北大校园的时候，我们该抱以什么样的心态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责任心，一种认为我们北大毕业生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责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给北大的毕业生创造了很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但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我们的智慧去克服，这才是北大人存在的价值。

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群人。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坚强的心面对各种挑战，因为任何新出现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发挥我们的智慧。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谢谢。

第五篇：马歇尔演讲稿

The“Marshall Plan” spee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5 june 1947

1947年6月5日的在哈佛大学的“马歇尔计划”的演讲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was born in Pennsylvania on 31 December 1880.He graduated from the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to launch a career as both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After dut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served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 and later in China and in other posts in the United States.Appointed Army Chief of Staff from 1939 to 1945, he became Secretary of State in 1947 until 1949 and was nominated Secretary of Defence in 1950.乔治 马歇尔于1880年12月31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他从佛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开始了他的作为士兵和政府家的生涯。服完在菲律宾和美国的兵役后，他在二战期间在法国参加战斗并之后在中国和美国的一些职位任职。1939年到1945年他被任命为陆空军司令，1947年到1949年他成为国务卿，并在1950年被提名为防务部长。

Below is text from the speech he gav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n 5 June 1947.This speech initiated the post-war European Aid Program commonly known as the Marshall Plan.以下是他在1947年6月5日在哈佛演讲的文本。这个演讲促动了战后欧洲援助计划，即被广泛称之为的马歇尔计划。

It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OEEC)on 16 April 1948, in order to meet Marshall's request for “some agreement among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part those countries themselves will take”.The mandate of the OEEC was to continue work on a joint recovery programme and in particular to supervise the distribution of aid.In 1961, the OEEC evolved to become the OECD.为了实现马歇尔的要求“为了时事的需要及这些国家之中的一部分本身的需要，一些认同需要在欧洲国家之间实现”，这个演讲促成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于1948年4月16日的成立。这个OEEC致力于联合的经济复兴计划并且特别地监督援助的分配。在1961年，OEEC发展成了OECD。

General Marshall was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53 for his role as architect and advocate of the Marshall Plan.马歇尔将军在1953年因在马歇尔计划中所起的建设者和提倡者的角色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I'm profoundly grateful and touched by the great distinction and honor and great compliment accorded me by the authorities of Harvard this morning.I'm overwhelmed, as a matter of fact, and I'm rather fearful of my inability to maintain such a high rating as you've been generous enough to accord to me.In these historic and lovely surroundings, this perfect day, and this very wonderful assembly, it is a tremendously impressive thing to an individual in my position.But to speak more seriously, I need not tell you, gentlemen, that the world situation is very serious.That must be apparent to all intelligent people.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Furthermore,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are distant from the troubled areas of the earth and it is hard for them to comprehend the plight and consequent reactions of the long-suffering peoples, and the effect of those reactions on their governments in connection with our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in the world.今天早上我被哈佛校方给予我的强大的声望、荣誉和巨大的赞扬深深感动并深表感谢。我受宠若惊，因为事实上，我真是非常担心，惟恐我的无能无法承担你们给予我的如此真诚的期望。在这些历史性的美好场合，这个美好的日子，并且这个非常精彩的时刻，这是对我这么一个位置的人来说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但是更认真来讲，我并不需要告诉你们，世界形势非常严重。那对所有明智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一个困难就是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传媒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情况使得那些大街上的人们很难对现今的形势作出一个清楚的评价。并且，这个国家的人民远离这些问题地区，并且他们也很难理解那些长期遭受苦难人们的窘境和和相应的后果，也很难理解他们政府因为这些后果与我们的努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上的作用。

In consider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Europe, the physical loss of life, the visible destruction of cities, factories, mines and railroads was correctly estimated but it has become obvious during recent months that this visible destruction was probably less serious than the dislocation of the entire fabric of European economy.For the past 10 years conditions have been highly abnormal.The feverish preparation for war and the more feverish maintenance of the war effort engulfed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economies.Machinery has fallen into disrepair or is entirely obsolete.Under the arbitrary and destructive Nazi rule, virtually every possible enterprise was geared into the German war machine.Long-standing commercial ties, private institutions, banks,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shipping companies disappeared, through loss of capital, absorption through nationalization, or by simple destruction.In many countries, confidence in the local currency has been severely shaken.The breakdown of the business structure of Europe during the war was complete.Recovery has been seriously retarded by the fact that two years after the close of hostilities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Germany and Austria has not been agreed upon.But even given a more prompt solution of these difficult problems 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Europe quite evidently will require a much longer time and greater effort than had been foreseen.考虑到欧洲战后重建的需要，生命逝去的损失和众所可见的城市、工厂、矿山和铁路的破坏最被估算了下，但是这几个月事情很明显，即这些肉眼可见的破坏可能远远小于欧洲经济整个系统的裂痕。过去的10年情况是极端异常的。狂热的备战和更狂热的战争力量的维持使得国家经济所有方面断裂。机器失修或者完全过时。在军事独裁和毁灭性的纳粹统治下，实际上每一个可能的企业都卷进了德国的战争机器。因为资金的缺乏、民族主义的榨取或者单纯的破坏，长期的商业联系、私人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和船务公司消失了。在很多国家，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已经严重动摇。战争中欧洲商业结构已经完全坍塌。重建被严重滞后，因为这么个事实，即在战争敌意结束后的两年后，和德国与澳大利亚的和平协议没有被遵守。但是即使对这些困难问题给予更多的即使的措施，战后欧洲经济的重建很明显地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并且需要比已经预见到的更大的努力。

There is a phase of this matter which is both interesting and serious.The farmer has always produced the foodstuffs to exchange with the city dweller for the other necessities of life.This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basis of modern civilization.At the present time it is threatened with breakdown.The town and city industries are not producing adequate goods to exchange with the food producing farmer.Raw materials and fuel are in short supply.Machinery is lacking or worn out.The farmer or the peasant cannot find the goods for sale which he desires to purchase.So the sale of his farm produce for money which he cannot use seems to him an unprofitable transaction.He, therefore, has withdrawn many fields from crop cultivation and is using them for grazing.He feeds more grain to stock and finds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 an ample supply of food, however short he may be on clothing and the other ordinary gadgets of civilization.Meanwhile people in the cities are short of food and fuel.So the governments are forced to use their foreign money and credits to procure these necessities abroad.This process exhausts funds which are urgently needed for reconstruction.Thu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s rapidly developing which bodes no good for the world.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upon which the exchange of products is based is in danger of breaking down.在这个问题中有一个步骤，既有趣也很重要。农民总是生产粮食来和城市居民交换以获得其他生活必须品。这种劳动分工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而今，它却是濒临崩溃。城市和城镇工业不能生产足够的产品来和生产粮食的农民交换。原材料和燃料供应不足。机器缺乏或者是已经废弃。农村的农民不能找到他们需要购买的物品。因此他出卖农产品获得的钱币不能使用，这对他来说就成了一个无利的交易。因此，他就会缩小种植粮食的面积而用来放牧。他种植更多的谷物来储存和为他和他的家庭提供一个充足的食物供给，而不管他在衣服和其他日常的城市生活物品上是多么缺少。同时，城市中的人们缺少粮食和燃料。因此，政府不得不用他们的外汇储备和存款从国外购买这些必需品。这个过程耗竭了急需用来重建的资金。于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迅速发生，而这无益于世界。这种产品分工建立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的现代系统正在面临崩溃的危险。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at Europe's requirements for the next three or four years of foreign food and other essential productsare so much

greater than her present ability to pay that she must have substantial additional help or fac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ioration of a very grave character.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欧洲今后三年到四年的对于国外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主要是从美国——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以她现今的能力是无法支付的而必须获得巨大的额外的帮助，否则她将面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这么种非常可怕的状况。

The remedy lies in breaking the vicious circle and restoring the confidence of the European people in the economic future of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of Europe as a whole.The manufacturer and the farmer throughout wide areas must be able and willing to exchange their products for currencies the continuing value of which is not open to question.解决方法在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并且重建欧洲人民对于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前景的信心，并相信欧洲是个整体。广袤土地上的生产者和农民必须能并愿意交换他们的产品来获取货币。

Aside from the demoralizing effect on the world at larg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disturbances arising as a result of the desperation of the people concerned, the consequences to the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pparent to all.It is logic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whatever it is able to do to assist in the return of normal economic health in the world, without which there can be no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no assured peace.Our policy is directed not against any country or doctrine but against hunger, poverty, desperation and chaos.Its purpose should be the revival of a work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so as to permit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which free institutions can exist.Such assistance, I am convinced, must not be on a piecemeal basis as various crises develop.Any assistance that this Government may render in the future should provide a cure rather than a mere palliative.Any government that is willing to assist in the task of recovery will find full co-operation I am sure,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Any government which maneuvers to block the recovery of other countries cannot expect help from us.Furthermore,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ies, or groups which seek to perpetuate human misery in order to profit therefrom politically or otherwise will encounter the op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剔除世界范围来看的士气不振和因为所涉及人群的消极而可能的骚动不谈，美国经济的后果对大家来说应该很明显。很合逻辑地，美国应该做任何她能做的来帮助世界经济的恢复。若不如此，将不会有政治稳定和有保障的和平。我们的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国家或是教条，而是针对饥饿、贫穷、绝望和骚动。它的目标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复苏，以使得自由体制能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得以出现。我坚信，这样的帮助必须不能建立在一个松散的基础上，就像很多危机产生那样。一个国家在未来可能给予的任何帮助必须提供一个治疗方法而不仅仅是减轻。任何将在这个复兴即或中提供帮助的政府，我可以保证，将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完全的合作。任何试图阻止其

他复兴的政府将不可能从美国获得帮助。并且，政府、政党、或团体，只要他们试图延续人类的灾难来获得自己的政治或其他利益，将遭到美国的严重反对。

It is already evident that,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can proceed much further in its efforts to alleviate the situation and help start the European world on its way to recovery, there must be some agreement among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part those countries themselves will take in order to give proper effect to whatever action might be undertaken by this Government.It would be neither fitting nor efficacious for this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to draw up unilaterally a program designed to place Europe on its feet economically.This is the business of the Europeans.The initiative, I think, must come from Europe.The role of this country should consist of friendly aid in the drafting of a European program and of later support of such a program so far as it may be practical for us to do so.The program should be a joint one, agreed to by a number, if not all European nations.已经很明显，在美国政府能够进一步努力来改善这种情况和帮助欧洲世界开始它的复兴之路之前，欧洲国家之间必须达成一些合约，关于现状的需要及这些国家自身的参与，什么行动这个国家可能采取，并行动起来。任何国家单方制定计划以来让欧洲处于她的经济控制下都是不合适和无效的。这是欧洲的事情。这个主动权，我想，必须来自欧洲。这个国家的角色应该包括起草一个欧洲项目的友好的帮助和之后的这个项目的支持，只要这个项目对我们而言是可行的。这个项目必须是一个联合体，即使不是被所有欧洲国家赞同，必须被一些欧洲国家赞同。

An essential part of any successful action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understanding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of America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blem and the remedies to be applied.Political passion and prejudice should have no part.With foresight, and a willingness on the part of our people to face up to the vast responsibility which history has clearly placed upon our country, the difficulties I have outlined can and will be overcome.在美国方面，任何成功行动的重要一点就是得到美国人民对于问题的理解和解救措施的理解。政治热情和歧视不会是其中一部分。有着如此远见，以及我们国家人民面对历史已经很清楚赋予我们国家伟大责任的意愿，我所描述的困难都能也将被克服。

I am sorry that on each occasion I have said something publicly in regard to our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ve been forced by the necessities of the case to enter into rather technical discussions.But to my mind, it is of vast importance that our people reach some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complications really are, rather than react from a passion or a prejudice or an emotion of the moment.As I said more formally a moment ago, we are remote from the scene of these troubles.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merely by reading, or listening, or even seeing photographs or motion pictures,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And yet the whole world of the future hangs on a proper judgment.It hangs, I think,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of just what are the various dominant factors.What are the reactions of the people? What are the justifications of those reactions? What are the sufferings? What is needed? What can best be done? What must be done? Thank you very much.”

我很抱歉任何一个我公开述说国际情况的场合，我都不得不因个案需要深入技术层面的讨论。但是在我看来，与其仅仅因为热情或者偏见或者一时的情感而产生互动，我们的人民获得一些实际复杂情况究竟如何的广泛了解是更有益的。正像我刚才正式所说的，我们原离那些问题的场景。仅仅远远地看、或听、或即使看照片是不够的，要抓住事情的所有真正的意义。当然整个未来的世界需要一个正确的判断。它取决于，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民的认识，关于什么是各种重要的因素？什么是人民的反应？什么是这些反应的原因？什么是苦难？什么是需要的？什么能最好来做？什么是必须做？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