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夫关于企业文化的专题讲座

第一篇：林可夫关于企业文化的专题讲座

温州民营企业与企业文化

——正泰集团党委书记林可夫先生专题报告会

林可夫：

男，1947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硕士生导师。197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11月—1980年5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5团政治处担任干事，65团中学教师。

1980年5月—1985年11月，在温州第九中学担任书记。

1985年11月—1993年11月，在鹿城区教委担任主任、党委书记，兼市教委副主任。

1993年11月—1997年12月，任中共瑞安市委副书记。

1997年12月——2004年7月，任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2004年7月至今，在正泰集团任副总裁，集团党委书记、集团工会主席。

前言

对于有事业、有生活追求的人来说，没有比真诚更重要的，没有比责任更有力的。

德汇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对于德汇人来说不平凡，对于钱金耐来说更不平凡。我作为他的老朋友知道：他走过了，挺住了，撑起了。这是德汇的精神，也是钱金耐个人人格魅力的体现。

火灾后，钱金耐给我电话里的两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一句是“林部长，您放心，我会挺过来的！”另一句是“林部长，我对3000多受灾商户和员工会负责任的，不会给温州人丢脸的，也不会给你这个老朋友丢脸的！”

昨晚，我翻阅了一些关于德汇的报道，可以说德汇给我上了一课。人活在这个世上，讲的是一颗心。对有事业、生活追求的人来说，没有比真诚更重要的，没有比责任更有力的。

一、什么是成功的企业家？

1、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有一种独特的眼光。这种眼光就是远见。能一直抬头看天的人，具有远大眼光的人，不会被眼前的利益留滞，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

2、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具有一种胸怀。一种博大的胸怀，体现一种诚信和善良。胸怀是一种素质。古语道“成大业者必由原。”这个原就是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能容天下难容之人。对于企业家来说，聪明很重要，但是从成功的企业家身上可以看到，善良比聪明更重要。

3、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具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你可以和他人合作，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有所创新的那种能力。第一要素是必须以合作和共事为前提，第二要素是要有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与时俱进，有所创新的能力。

比你的竞争对手学得早一点儿，学得多一点儿，用得活一点儿，用得多一点儿。

具有远大的眼光，不会为眼前的困难吓倒，不会为眼前的利益驱使，并且能够有一种胸怀，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与时俱进、有所创新。

——这就是成功的企业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个好的企业家要做到四点

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企业，经不起风浪，受不了考验是走不远的的企业。

最好的企业文化不是高挂在墙上，而是写在员工的脸上。员工脸

上表现出来的是精神面貌。这种企业文化是否被员工认可、理解、认同和发自内心的向往？

1、企业文化的价值观

企业文化最顶层的是价值观，这也是最核心和最有难度的部分。价值观的最终段体现在三点：

①发展愿景和目标。愿景和目标是要把大家领到哪里去？是团结全体员工努力的方向，是大家共同认为的是非的标准。

②把企业判断是非的标准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企业越发展越要发展企业文化，不论员工有多少，支配员工的思想中有一个，就是价值观。③抓员工思想。把企业文化渗透到员工头脑中去；把企业文化从墙上请下来，落实到行动上，最后实现众人目标只有一个。

2、企业文化是什么？

企业文化就是做人的工作。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让人高效、愉快的做事，并且是做正确的事。

企业文化就是想方设法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公司的发展献计献策、努力工作。

3、企业文化抓什么？

企业文化就是抓住“人心”。

人心有问题，干部队伍就会存在问题——精神懈滞、能力不足、脱离群众、贪污腐化。而最终实现基业长青，打造百年老店，靠——抓住人心，让企业员工的心都汇聚在企业的发展上。

人的需求：

1、生存；

2、社交；

3、尊重；

4、价值。

“抓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人心聚在企业发展上，体现员工的价值和尊严。

4、企业文化图什么？

图团结和自信，最终图发展。

5、企业文化靠什么？

靠大家。用企业文化熏陶员工、影响员工，最终成就大家。

三、温州人的精神

温州的经济靠什么发展、飞跃的？一靠温州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二靠温州人特别能创业的精神；三靠温州文化的感染、熏陶和教育。

1、温州人精神的形成：被逼出来的温州气候好、日照强、雨水充沛。温州因气候温和而得名。温州海域面积占10000平方公里，陆域面积占10000平方公里。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仅为0.4亩。人多地少，人人能吃苦，但就吃不饱。

温州人的吃苦精神是逼出来的，为生存奔走四方。温州人的能创业也是被逼出来的。

人最怕的就是安于现状，不敢改变现状。

2、温州文化的独特之处：

山地文化：山里人的勤劳朴实，能吃苦。——文化底蕴 海洋文化：冒险精神，会看天。——对风险的预测

移民文化：温州的大部分人是从其他地方移民而来的，走南闯北走四方是有历史渊源的。现在200万人在世界各地创业，仅欧洲就达100多万。

温州人恋家不守土，对家乡最好的回报就是在外创业后对家乡的回馈。

永嘉文化：士工学说认为只要是通过合法的劳动所得，就是光荣的，令人敬佩的。倡导凭本事挣钱。

特别能吃苦是一种压力和环境造就的，特别能创业如同品牌附加值一样。

四、人才选一个企业，选什么最重要？

①选一个企业，关键是选老板，特别是选人品。

②选一个企业，看从事的产业是否是朝阳产业。

③选一个企业，选企业的人文环境，看企业的气氛。

五、一个好企业的六要素：

①尊重人。企业的发展靠员工，员工的发展和价值的体现需要借助企业的平台。

②相信人。

③关心人。

④帮助人。

⑤发展人。

⑥成功人。

现在是民营企业的春天，年轻人的就业观念已经有所改变：就业选产业、选老板、选文化。只要年轻人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就可以成就自己。

六、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什么？

①靠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②靠历届政府的支持；

③靠一大批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员工队伍；

④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创新；

⑤靠全国各地300万外来务工的“新温州人”。

七、一个成功的企业，最大的财富就是员工

凡是成功的企业都是尊重员工、善待员工，把员工的发展看的比企业更重要。

稻盛和夫的管理独到之处是什么？

1、对危机的理解超乎平凡人。

危机是危险和机会的共同体。机会总是装扮成危险和问题的模样出现在人的面前，只有穿越了“危”抓到了“机”，抓住了机会，才能寻求发展。

2、办企业的目的，并不是实现我个人的梦想，也不是为了赚钱，而

是为了员工、为了员工家属的现在和将来的物质和精神的最大满足。把员工视为企业的最大财富。

3、人生（结果）的三个决定因素：

一、思维方式（心态）；

二、努力程度；

三、能力。

它们之间是乘法的关系：

人生（结果）=思维方式（心态）*努力程度 * 能力

（-100—100）*1—100* 1—100

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差一些，努力程度可以受情绪的影响，但是思维方式（心态）要正确。思维方式是积极的、阳光的，要不然可悲的是自己。

谁都没有和你过不去，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第二篇：林毅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稿

林毅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演讲稿

(原稿为——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 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 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 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 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 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 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 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 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 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 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 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追求赶超的国家通常在建立起一个先进企业后就会变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个 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会进入较为成熟的、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也是比较初级的技 术，因而比较容易引进。在引进技术后，因为相关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创造大量剩余，实现资金快速积累和产业升级，同 时，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因为剩余的出现而实现积累，人力资本也因为经验、“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准备程度提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但在发展的下一阶段仍应引进比较成熟的、容易引进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 家就可以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使得自身的技术变迁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初始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这多为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来的优先发展产业不符 合比较优势，不能创造剩余，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资金也不能创造剩余，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很少，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甚至停滞。此时，如果能够 从国外借到资金，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若所投资的产业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建立之后同样不能创造剩余，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仍会减 慢，甚至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等现象。而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可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剩余积累，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实现经济动态增长。

第三，一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响。（1）如果在发展中违反比较优势，则能够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投资的人多为富人、或者同政府 有特殊关系而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他们投资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补贴则来自于无法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穷人。这样，穷人补贴富人，自然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赶超战略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会出现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化在所难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 “利益集团说”认为，投资到优先产业、得到保护和补贴的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种保护、补贴正是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对这种观点持反对 态度。固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护和补贴利益集团，但追求赶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团说”不能对此给 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赶超战略。（2）相反，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符合 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分享工业增长的果实，经济容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由于建立起来的产业符合比 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能够实现快速的利润积累、资本积累，并不断提升要素禀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度逐渐提高，资 本回报率逐渐下降，而工资不断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而穷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益，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逐渐得到改善。这也正是东亚 经济在发展中能够实现“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依据当时的赶超战略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失败，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补贴发展先进产业。这样的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后 普遍失败，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国际发展机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产生了 “资本主义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发展 机构，以及各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开始倡导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市场制度。这一目标是正确的，但在问题的一些判断上 可能存在失误。“华盛顿共识”有十个政策建议，基本目标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配置资源、让竞争决定激励。苏联、东欧改革时推行的“休克 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根据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三项重要内容必须在一个转型国家内同时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带来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 三项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这样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产权私有时，企业主才能积极对价格信号做出 反应；（3）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这样价格信号才能发挥作用。

在理论上，休克疗法是很严谨的，同主流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曾经承诺，按 照这样的方式转型，经济在开始时可能会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会实现高速增长，实现“J curve”。但事实上，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实际面临的却是“L curve”，有的国家经济下滑超过50%，长期停滞，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好转。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旧体制下都面临危机、并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贷款条件则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方式实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这些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比原来还 差。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败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 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则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 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其保护和补贴。从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应该可 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症结。

由此可见，一种理论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这种理论就经不起推论。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 项内容不能同时实现。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会有问题；但若二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 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佣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 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其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而，华盛顿共 识的失败不在于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高于国有化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像政府索要 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 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20世纪 9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 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 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例如，1993年、1994年，俄国的通货膨 胀曾经超过10000％，亦即一年之内价格上涨超过100倍，这正是当时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对，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

一、两年时才开始私有化。

中国、越南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它们没有推行休克疗法，而是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 下特征：（1）并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其积极性，要让干 得好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干得好的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在农村也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 高的收入。（3）要体现出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 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 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的时候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 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 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的时候，政府可以把价格放开，使之完全由 市场配置。

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 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 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 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 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违背，则必然会同时 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 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以下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 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 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 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 高。（2）二是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 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间6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借助上述两种TCI指标做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结果显 示，在分别用两种TCI指标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时候，TCI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赶超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 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论 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 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 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 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 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 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 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 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 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 “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 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 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 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 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 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 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 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 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 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 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 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 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 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 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 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 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 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 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 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东亚、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 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第三篇：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

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追求赶超的国家通常在建立起一个先进企业后就会变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会进入较为成熟的、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也是比较初级的技术，因而比较容易引进。在引进技术后，因为相关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创造大量剩余，实现资金快速积累和产业升级，同时，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因为剩余的出现而实现积累，人力资本也因为经验、“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准备程度提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但在发展的下一阶段仍应引进比较成熟的、容易引进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使得自身的技术变迁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初始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这多为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来的优先发展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不能创造剩余，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资金也不能创造剩余，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很少，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甚至停滞。此时，如果能够从国外借到资金，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若所投资的产业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建立之后同样不能创造剩余，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仍会减慢，甚至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等现象。而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可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剩余积累，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实现经济动态增长。

第三，一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响。（1）如果在发展中违反比较优势，则能够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投资的人多为富人、或者同政府有特殊关系而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他们投资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补贴则来自于无法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穷人。这样，穷人补贴富人，自然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赶超战略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会出现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化在所难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利益集团说”认为，投资到优先产业、得到保护和补贴的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种保护、补贴正是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固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护和补贴利益集团，但追求赶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团说”不能对此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赶超战略。（2）相反，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分享工业增长的果实，经济容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由于建立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能够实现快速的利润积累、资本积累，并不断提升要素禀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度逐渐提高，资本回报率逐渐下降，而工资不断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而穷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益，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逐渐得到改善。这也正是东亚经济在发展中能够实现“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依据当时的赶超战略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失败，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补贴发展先进产业。这样的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后普遍失败，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国际发展机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产生了“资本主义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各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开始倡导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市场制度。这一目标是正确的，但在问题的一些判断上可能存在失误。“华盛顿共识”有十个政策建议，基本目标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配置资源、让竞争决定激励。苏联、东欧改革时推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根据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三项重要内容必须在一个转型国家内同时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带来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三项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这样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产权私有时，企业主才能积极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3）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这样价格信号才能发挥作用。在理论上，休克疗法是很严谨的，同主流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曾经承诺，按照这样的方式转型，经济在开始时可能会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会实现高速增长，实现“J curve”。但事实上，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实际面临的却是“L curve”，有的国家经济下滑超过50%，长期停滞，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好转。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旧体制下都面临危机、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贷款条件则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方式实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这些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比原来还差。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败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则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其保护和补贴。从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应该可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症结。

由此可见，一种理论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这种理论就经不起推论。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不能同时实现。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会有问题；但若二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佣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其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高于国有化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像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例如，1993年、1994年，俄国的通货膨胀曾经超过10000％，亦即一年之内价格上涨超过100倍，这正是当时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对，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

一、两年时才开始私有化。

中国、越南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它们没有推行休克疗法，而是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其积极性，要让干得好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干得好的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在农村也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的收入。（3）要体现出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的时候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的时候，政府可以把价格放开，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以下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2）二是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间6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借助上述两种TCI指标做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分别用两种TCI指标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时候，TCI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赶超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东亚、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希望马歇尔讲座能让我们对发展和转型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四篇：林毅夫家书

当年到大陆之后，即写信与在东京的表兄李建兴联系，林毅夫于1980年（到大陆的翌年）在给表兄第二封长信之中，详细道出他为何要到大陆的心情，到大陆后的观感。

《给表兄李建兴的信——台湾人也要做中国的主人》——林毅夫建兴兄：

临别之际，未及问你将来在东京的地址，因此上封信仅以姑且试之的心情投寄，真没想到竟能接到你的回音。转眼离家已近一载，虽说男儿志在四方，不能眷念儿女私情，而忘却肩上的责任；但是思乡之情却是随着日月的增长而加深。捧读来信之际，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家书抵万金」之心情。回国以后，原想尽速给家里捎个消息，但顾及亲友的安全，故不敢莽撞从事。我的回国对台湾当局来说，当然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而我在台的知名度，更给了大陆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但为了在台亲友的安全，经我的要求，组织终于同意，只要台湾当局不对我的家属和亲友采取迫害行动，这边也就不以我的回国做文章。

在大陆这段时间，经组织的安排，我参观了许多地方，虽然总的来说，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相当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还很低，但基本上每个人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成就，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进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基于对历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但是长城的雄壮，故宫的华丽，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长期维持那种妾身未明的身份，对台湾一千七百万同胞来说，并非终久之计。因此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正如你来信所说，台湾不该独立，更不应该再次沦为次殖民地。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因此如何

在不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国早日再度统一，是我辈有志青年无以旁贷的责任。现在大陆对台湾这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大陆在提出和平统一台湾政策的同时，也再三保证，尊重台湾现行的状况和现行制度，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从我所接触中，感觉到大陆当局是充满诚意的。

当然如何才能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而我觉得将来台湾统一以后，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经济方面；因此目前我准备再以三年的时间，对经济理论问题再好好下一番功夫。在台湾我虽也曾是被吹捧的对象，可是国民党对我只是利用，而不是真正的培养；现在这边则是真正重视我，培养我。目前我的生活除了偶感单调寂寞外，一切都令人非常满意。

上次在佳佳餐厅，我原有意将云英、小龙、小麟托你照顾，而如今你也已经离开台湾。云英一个女子要抚养二个孩子，其艰辛可想而知。小龙已经三岁，正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但却只能和他母亲相依为命。小麟出生，连跟父亲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我母多病，我未能尽人子应有之孝道，对于他们我实在有说不尽的抱歉，但望团圆之日早日来临。对云英请代我多鼓励他。也请你转告大哥大嫂，要他们对家庭多负点责任，将来我会十倍、百倍奉还。云英的生日是二月十六日，我母亲是农历五月份生的，我父亲是农历八月七日生，小麟应是阳历八月五日左右生的吧？小龙则是十二月十二日生日，这些日子若方便，请代我向他们送些礼物，我和云英之间有个小名叫“方方”，在礼物上写上这个名字，她就会了解的。

目前我唯一能联系的亲人就是你，但是你也应该特别小心，不要给国民党当局抓到任何把柄，免得惹来一身麻烦。消息最好采用口传，以免留下痕迹。现在你大概忙着准备四月份的考试吧！等考完试再进一步联系。请代我向建成兄嫂问好。最后，我们台湾人应有一个志气，不但要做台湾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为中国的统一、富强而努力吧！

第五篇：企业文化讲座

关于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

知识型员工”主题活动的

通 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贸建材分公司、销售分公司、各部（办）：

为进一步弘扬“诚信互助、竞争创新、和谐发展”的企业核心理念，践行“忧患、进取、敬业、奉献”的员工行为理念，引深“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知识型员工”活动，公司特组织员工学习李强老师《感恩 责任 忠诚之三》，有关事宜安排如下：

一、培训时间：2月9日上午

二、地点：二楼会议室

三、安排:（分两批）

第一批：9:00—9:40各部（办）出一半员工。第二批 9:50—10:30各部（办）出另一半员工。

四、要求

1、参加人员签到后（不得代签），自觉遵守学习时间（提前五分钟签到），不得迟到、早退。

2、因事不能参加学习，需履行请假手续。

3、保持课堂秩序，严禁大声喧哗。

4、学习时应将手机调为静音或振动，如有业务电话，请到会议室外接听。

5、保持会议室卫生，课后自觉摆好桌椅。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每次培训学习，为了培训工作扎实、有效、有目的地开展，参加学习人员带上工作日志本，做好学习笔记，培训学习后以抽查、问答的形式进行文化知识测试，（包括潞安新理念、华亿核心理念和员工行为理念、提炼每次培训学习内容和华亿公司机关科室人员6S行为规范），对测试不及格的，直接纳入本月民主评议末位员工考核。

特此通知

综合办、企业文化办 2015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