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收入分配困境[推荐5篇]

第一篇：如何应对收入分配困境

如何应对收入分配困境

又到了发放年终奖的时候了，辛劳了一年的工薪阶层，充满了期盼。据传，腾讯公司派出了高额年终奖，让人眼热不已。是的，“好单位”的员工，如腾讯这样技术性强的企业，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有性质的企业，如央企特别是国有银行以及券商因为去年的信贷猛增，利润滚滚，想来依然会收获一个好年成。但众多的民营企业、也包括缺乏创收能力的事业单位则是寒酸过年，尤其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农民，他们收获的依然是“零年终奖”。

几家欢喜多家愁的年终奖，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过去十多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1990年代，这一数据尚在50%-53%之间，2009年则为43%，这是历史最低点；而大部分OECD国家在过去50年中，这一数据是在65%-80%之间波动。第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课题组的权威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名义平均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实际收入差距远高于这一数字。第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巨大，一些垄断部门的员工，比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的职工平均收入，要比其他行业高出3倍之多，这还是平均意义上的，这些部门的一线员用、临时用工的收入其实还是很低的，那么这些部门的正式员工，其收入高到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李实教授课题组的数据显示：在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若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这些现象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严重失衡。

为什么农民工收入低

居民获得收入，主要是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 “一次分配”，这个过程在市场里完成，根据劳动贡献原则进行分配，谁贡献多，谁分配就多。第二个渠道来自“二次分配”，在一次分配时，社会中的弱势者会因竞争力不足而难以获得体面的收入，政府就应该对他们给予一定的救济与帮助。如果收入分配结构出现问题，无非是出在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我国目前在这两个环节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劳动所得，包括工资收入、奖金收入以及个体经营的收入；其二是资本所得；其三是政府税收。如果劳动所得比例偏低，显然是资本所得和税收比例偏高了。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劳动所得占一次分配的比例很低，但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有的企业如高科技企业、垄断性企业的职工收入占比并不低。前者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员工具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固能够获得高收入，公众不会对这个群体获得高收入而产生不公平感。而后者，则是因为这些企业凭借市场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利润，这类企业的本来职责是承

担“社会责任”，但事实上这些企业已成为了被内部人控制的利益集团，故而在分配上向内部人倾斜。

在一次分配中，所得极低的是农民工。农民工收入偏低，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市场化的原因，我国目前劳动力供应仍然相对过剩，普通劳动者劳动能力也不强，故而其收入不可能很高。其二，在供求关系之外，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劳资双方的谈判能力。财富在劳资之间的分配是一个零和博弈，劳动者所得提高了资本所得就必然减少。决定分配比例的，是双方的谈判地位。在劳动力过剩时单个劳动者是没有谈判地位的，但要是劳动者能够联合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谈判力量。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组建真正由劳动者控制的工会组织，是提升劳动者谈判地位的唯一途径。

劳动者权利缺失是根本原因

第一，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务农的收入极低，只有把农业人口转移出去，提高人均耕种面积，才可能提高务农的收益。第二，农民工要是能够选择在家休息，需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涵盖农民，固农民并没有选择闲暇的机会。第三，找到更好的工作，需要有很强的劳动技能，提高劳动技能的途径是接受培训、教育，而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很大，农民的子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缺乏良好的教育，升学的机会甚小，这是他们不具备高级劳动能力的根本原因。第四，创业之所以可能需要具备的三要素是企业家才能、投资机会、获得创业资金，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农民并不缺少企业家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投资机会和资金。由于诸多行业被垄断，可供民间选择的投资领域相当逼仄，竞争非常激烈，且小本经营的买卖还受到管理部门的种种限制，因此农民的投资机会原本就相当少。更重要的是农民甚少有机会获得创业资金，获得资金两个途径，其一是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其二是转让自己的资产获得资金，现在资金流向的总体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农民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借贷。而农民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和住宅，现在农居是不能转让给城里人的，农民的土地也不允许自由转让，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时代，农民的土地和住宅因不允许转让而毫无商业价值。故而，农民即使是有天才的创意，也无法转化为商业机会。这一方面限制了农民致富的机会，同样也是扼杀了无数可能潜在出现的企业。而这些企业被扼杀，也就是扼杀了潜在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的话，就会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结构。

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农民除了廉价出让自己的劳动力接受微薄的工资之外，事实上是别无选择。这些因素，说到底是权利的缺失。农民的土地、住宅不能自由转让，农民得不到金融机会，这是农民经济权利的匮乏。晚近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社会权利的观念，政府提供等度的公共服务，被认为是民众应享有的社会权利，我国农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教育机会远落后于其他群体，这是他们社会权利的丧失，由于教育机会的匮乏，他们贫穷的命运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注

定了的。在政治权利上，农民工的选举权、自由结社权是残缺的，农民和农民工对国家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制定缺少话语权，导致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很难出台。

财政应加大公共服务投入

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能有何作为呢？最近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关注：澳门政府给市民派发了4000元或2400元不等的过年红包。近年来澳门经济向好，十年内累积财政盈余达千亿，政府已经连续4年向全体居民派发现金。

其实类似的行为，大陆也是有的，如春节期间，领导会给贫困群众“送温暖”，派出点几百元的小钱。但这与澳门政府的性质有所不同。澳门政府给市民发红包，秉持的是公共财政理念，这些钱原本就是取之于市民的，应均等化地用之与市民，而领导干部的送温暖，其实是在表达一种关怀吧。这且不去说他了。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国家财政对最困难的群体进行救助，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但这只是非常规性的措施，我国的财政支出最大的问题是公共财政制度还尚未确立，预算信息不完整不透明，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服务支出比例过低，项目投资和行政经费支出比例过高。安排太多的项目支出，这是我国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定位造成的，现代政府更重要的责任应是提供公共服务，而我国政府一直更强调发展经济的责任。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对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极其重要。我不大赞同像澳门政府一样给所有民众发现金，我更希望加强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包括教育、社保、医保，以及增加对农民工的培训。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实证研究都表明，基础教育对提高收入水平影响最大，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重点是加强对边远地区和农村的投入。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提高个税的起征点，目前的起征点是2000元，这一起征点太低了是各界的共识，在目前的个税体系之下，个税没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中低收入群体成了个税缴纳的主体，而事实上高收入阶层享有的公共服务更多，导致出现了“劫贫济富”的效果。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确很难，如改变劳动力的供需关系需要一个过程。但改革公共财政体系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马上就可以落实。

第二篇：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基于全国和上海的数据

2015-06-17 基金项目：2012国家社科基金：“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编号：12BJY032)，本文作者为该基金项目的主要参与人，非项目主持人。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近期，国务院又转发了《公务员基本工资的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三个实施方案。这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领域的两项重大突破，标志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迈入新征程。

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可谓“十年磨一剑”。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就开始启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最后又推迟到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2013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贯彻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的原因究竟为何？一方面，由于利益关系的固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势必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导致利益集团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利益关系的掣肘，而垄断行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层特别是决策层没有找到解决收入分配的有力抓手，因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不顺。

我们可以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分析为何缺少有力抓手。(一)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强有力手段

首先，我国现在的税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非国有制企业，城镇就业人口也大部分在非国有制单位(2013年全国税收收入中有33%来自于国有制企业，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中仅有18.4%在国有单位)，在这样的所有制格局下，政府很难调节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分配。其次，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不仅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低效率，更带来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就生产三要素来讲，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导致城乡就业者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资本市场中存在国有资本的垄断和对民营资本的排斥，导致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土地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很低，进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处于不合理的低水平。再次，初次分配领域还未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由于我国工资谈判机制尚未形成，导致工资收入正常增长难以实现。主要原因是缺少工资谈判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工会制度缺陷，即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现有的工会制度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一些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政策还存在，例如户籍制度和养老制度等。

(二)在再分配领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作用有限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一是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很难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采取“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的征管方式，这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的问题。此外，对个税的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个税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据计算，我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但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20%，这就预示着80%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来自中、低工薪阶层承担。二是我国税收结构的不合理。直接税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且存在不同的保障水平。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差异，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

第三次分配领域即所谓的慈善公益事业，由于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起步晚、发展缓慢，且存在管理混乱、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缺乏监督等问题，很难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

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普通劳动者、普通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或普通劳动者)所占比重的均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于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逐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52%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0%左右。劳动占比的下降意味着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相对下降。虽然从2007年到2010年劳动占比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与1999年相比还是下降了7%。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垄断势力增加是导致劳动占比下降原因之一，但工资变化对劳动占比影响不大。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减少，因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参与分配的贡献率下降。此外，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按劳分配比重的下降，垄断势力的增加导致普通劳动者参与公平收入分配的权利和机会减少甚至为零。

同样地，在初次分配中，普通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从1990年至2008年的19年间，在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政府占比从32.33%上升到33.47%，企业占比从25.84%上升到30.16%，个人占比却从41.83%下降为36.37%。原因主要是随着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企业成为上海经济的重心，因而在GDP中的比重有较快上升。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从全国层面来说，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473，相对于2002年的0.454，上升幅度达4.4%左右。

同样地，民盟上海市委2011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本市不同行业工资收入之比，从住房公积金缴交额中计算出来的差异是2.4倍，但在从业人员平均报酬中计算出的差异却高达6.4倍；在同一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之比已经扩大到5倍，有10%的企业甚至超过10倍。

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我们根据全国基尼系数对其进行组内分解得到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5扩大到2010年的0.56，增加了2.73倍；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0扩大到2010年的0.60，增加了2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多地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农户在农业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以及二者之间劳动报酬率的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分割引起的地区收入的差异。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85-2013年，无论是城乡之间名义收入之比还是剔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城乡之间实际收入之比，都有所上升(虽然2010年之后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和实际收入之比有均所降低)。原因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导致城乡之间就业机会和就业收入有很大差距，另外，城乡之间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性也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不同性质单位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扩大。以全国为例，1995-201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明显要高于集体和其他性质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上海市也同样如此，但上海市国有单位比其他性质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的幅度更大。原因是：相比全国来说，上海市国有企业比重更高，以2012年为例，上海市国有经济产值占上海市GDP比重达44.6%，而全国占的比重为35%左右。

(三)工资性收入增速缓慢的问题

以全国和上海为例，2000-2012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明显要低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这说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没有占到合理的比重(见图

1、图2)，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中国有经济缴税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国有经济的就业占比也相对较小，这使得国家可以调控的、按劳分配的职工工资增速较慢。

图1 2000-201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2000-2012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三、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收入分配要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是前提。同时还要确定什么是公平，两极分化不是公平，平均主义更不等于公平，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是包括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能体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

(二)处理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

在再分配领域，国家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增加转移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将既定的收入再分配到居民个人，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但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与合理起到关键性作用。初次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即使再分配再有力、再完善，也很难维持收入分配格局的公平与合理。国际上，衡量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就是劳动者的报酬(即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处理好“高、中、低收入”的关系 政府要在宏观上对缩小收入差距给予更大的关注，落实好“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方向。对于低收入者，可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于高收入者，要通过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取缔非法收入等手段来平衡过高收入。要平衡好高、中、低收入的关系，使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这不仅能提高内需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关系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方面要靠中央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统筹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把握好各个环节，另一方面也要靠基层政府部门的试验，总结经验教训，将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广东省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收入分配改革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地方试验。在顶层设计方面，广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全面实施，目前，全省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76.5%。另外，广东省人社厅也出台文件规范公务员津贴性收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作制。在基层试验方面，中山市明确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打造橄榄型社会结构；梅州焦岭在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面接连破冰，农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佛山顺德允许村民公寓增加商业功能为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固定收益。广东省的成功经验说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作者：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 陈光普 来源： 《北方经济》2015年第4期

第三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提高劳动报酬 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 【背景链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今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 [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从政治问题来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

[措施]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第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句话点评】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来源：商洛人事考试网（shangluo.offcn.com）

第四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五篇：收入分配问题

 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最敏感）

1.现状：

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存在一系列问题：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措施：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

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

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权益。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树立民众的慈善公益理念，完善和规范相关的捐赠政策和法律制度，壮大慈善组织，形成有效的第三次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