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让人忧心的历史惯性——读《黄河边的中国》
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来说，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最为重要的素质要求。特别是一个正处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更要注意从社会上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中发 现社会危机的蛛丝马迹，说服同僚采取非常规的决策方式，及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挽住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以防患于未然。因为对这类国家而言，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着 民主政治发育的速度与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之间的比赛，如果后者明显高于前者，那往 往意味着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对于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我认为有两个薄弱环节亟待引起注意：一是在城 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或者说职工下岗、失业的状况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状 况不对称，职工下岗、失业过快过多，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受多方掣肘进展缓慢；二 是在农村，政府汲取能力与农民负担能力不对称，政府汲取过多且呈刚性增加之势，而 农民承受负担的能力相对而言要弱得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命 运的大问题，曹锦清最近的新著《黄河边的中国》对后一问题作了充分的揭示。
一
一个社会总是由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两部分人组成的，强势集团的行为肯定有其自 身的逻辑和道理，弱势集团的行为也肯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 力量对比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强势集团的逻辑和道理行事。对农村而言，强势集 团就是县、乡、村的各级政府官员（在这里我们把村也视为一级政府，因为对绝大多数 地区而言，村党支部、村委会的行为方式和各级党政机构的行为方式并无实质区别），弱势集团就是庞大的农民阶层。
从道理上说，各级政府从它们所管辖的社区内汲取收入，靠这些收入养人、办公、办事，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里的问题只是，政府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是“老百姓允许我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还是“我愿花多少钱就从老百姓手里收多少 钱”。如果是前一种逻辑，则社会能保持持久的良性运转状态；如果是后一种逻辑，则 意味着政府的异化，意味着政府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对老百姓的强行剥夺。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政府遵循的恰恰是后一种逻辑。
先从养人方面看，基层政府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的状况相当严重。以兰考县X乡为 例，全乡党政机构现在有150人左右，实际只需要30人左右，也就是有五分之四是冗员（第93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在从公社体制向乡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职能，虽大大萎缩，但机构犹存，人员未去，新机制随新需要而不断增设，人员 随之扩大。二是县人事劳动部门，每年硬性向乡摊派复员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本乡几 乎没有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只能安插在乡政府与乡中学内。这是造成乡党政机构人员 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三是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 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四是 乡党政主要官员调动频繁，换一茬官员，便增加若干编制，吃皇粮。随老关系而来的不 会随老关系而去，凭新关系进来的不断增加（第92页）。
再从办公、办事方面看，出于炫耀与攀比的目的，即便再穷的地方，乡镇主要领导、县党政机关及直属机构的领导的轿车、大哥大也要配，星级宾馆也要修，新的办公大 楼也要建，党政官员的福利也要逐年提高，招待费也要一分不少地花；出于保官升官的 目的，盲目追求所谓的政绩；向农民集资，搞一些“短、平、快”的华而不实的项目，强迫农民种这种那却不承担任何后果，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劳而无功。这样的例子在 书中比比皆是。
应该说，基层政府官员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在官场上混不就是图个保官升官吗？ 乌纱帽拎在上级手里，我不听话、不围着上级的指挥棒转行吗？接待上级和其他地方的 官员，不讲究点门面和排场、不哄得他们高兴行吗？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这 些理直气壮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一个最大的道理——农民也是人，他们也要生存、要生活的道理被毫不留情地遗忘和忽略了。
二
目前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民负担的沉重确实值得我们同情和忧虑，但这还不是我最 为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也就是农民负担非但不见减轻，反而愈来愈 重的趋势。从书中提供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事实。
第一，不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重，党校领导、报纸编辑、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 重，而且各级政府官员也都认为农民负担重。比如，信阳县H乡的一位村支书说：“我们 这里的农民负担，确实很重。做村支书的，本不应该这么说，但这是实际情况。”（第 651页）兰考与杞县交界处的Y乡党委书记说：“农民负担确实太重。”（第459页）几位 正在开封党校学习的县乡干部说：“我们来自农村，来自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就生活 在农村，对过重的农民负担，我们怎么会不知道？！”（第449页）作为过重负担的承受 者和直接受害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沉重并不奇怪；作为中立者的党校领导、报纸编辑、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沉重也情有可原；但连作为农民负担的施加者的各级政府官 员自己都承认农民负担重，就可以想象农民负担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但他们想 因此而减轻农民负担了吗？没有。他们的说法是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只能说、不能做，“ 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减下来”的问题（第459页）。
第二，基层官员对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乡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条文的抱 怨。这个5%是国务院为农民负担问题硬性规定的最高限额，但基层官员对此并不理解。X县某乡党委书记说：“按国务院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这一块，不能超过上年全乡人均 纯收入的5%。去年，我乡核定的人均纯收入是1030元，人均农负应是50元。若某村有80 0人口，该村农负总计应是4万元。村提留、乡统筹各占一半，留给村委使用的全年经费 只有2万元。„„全村干部的年薪就占去⒈54万元，村委总得办点事吧，照顾若干五保户 啦，干部出差，办公费啦，订阅报刊杂志啦，必要的来往招待啦，村小学的修理啦，这 余下的四五千元怎么够花？你叫村委怎么过日子？我们又没有什么村办集体企业，乡里 也没有，干部吃饭，办事，只得向农民要钱，按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吃饭都很难顾上，还能办什么事呢？”（第678页）“我也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 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 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 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第677页）从这位 乡党委书记说话的语气我们不难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为“办事”而置国务院规定于不 顾的行为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第三，基层官员的素质日益低下，不贪污受贿吃亏的情绪日益明显。农民负担沉重，好人
当官完不成农民负担的收缴任务，于是上级只能物色那些有能力完成自己指派的任 务的人当官，而把“德”的考虑置于次要位置，这就必然导致一批素质低下、但办事狠 的人登上前台，这批人能满足上级的要求，但同时也肯定会搭车收费拼命给自己捞好处。这种现象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是屡见不鲜的。可叹的是这种不好的苗头在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又出现了。兰考县X乡的党委书记说，村委在名义上是一个村自治组织，其实是乡政
府的执行机构。村委的第一把手是村支书。村支书的素质如今有下降甚至恶化的趋势。他希望作者在农村调查时，应充分注意这一现象（第95页）。应该说，这位乡党委书记 是很富有观察力的，但不知道他想过没有，村支书素质的下降与乡级政权有什么关系，村支书素质的下降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样发展下去乡级政权会不会步村级政权的后尘？
乡村两级官员是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农民认为他们中许多人是贪官污吏，这时他 们想的不是通过财务公开等手段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通过一个不是逻辑的逻辑为自己 的贪污受贿行为寻找借口。河南内黄某村的村支书说：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 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 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第370页}。X县某乡党委书记说；“有一 乡干部甚至发出这样的牢骚：‘反正上上下下都认为我们是些贪官污吏，我们洁身自好 还有什么意思呢？’乡村干部也是人，既不见得比普通人更好一点，也不见得更坏一点。上下对他们的工作给以鼓励与肯定，他们有可能变得更好一点；如上下左右都过分地 指责他们，不信任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坏一点。这种充满着猜忌与不信任的社会 舆论，本身就有逼良为娼的作用啊！”（第683页）我们真不知道这些乡村干部们说的是 哪家的逻辑：明明自己有问题，还不让别人说，别人说我再变本加厉。在这种逻辑支配 下，农民负担状况有可能好转吗？
第四，农民负担问题也不单纯是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问题。几位正在开封党校学习的县乡干部说：“谁愿意带着人到村里去挨家挨户征粮索款？！这还不是上面压下来 的硬性任务迫使我们这样做的。这个税、那个费，哪一项是我们发明的，还不是出于上 级政府与部门。老实说乡镇名为一级政府，其实只是市、县党政的执行机构而已。”（第449页）X县某乡的党委书记说：“如今有一种舆论，一是认为上头的大官都是好的，是替老百姓说话的，二是下面的百姓是最温驯的，最听话的，三是认为乡村两级干部，绝大部分是贪劾簟⑼梁懒由穑焖压蚊裰窀啵闳獍傩铡Ｕ庵钟呗廴糁环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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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晃侍狻！保ǖ683页）开封县的W副书记说：“县里为落实富民工程计划，我们压乡 镇政府，乡镇政府压各村委，村委搞摊派压农户。市里压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 往下压，定指标，派任务，搞检查。从道理上，人人都会说，这样的做法不对，但做起 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全市各县要搞评比，排名次，名列前者受表彰，落后者挨批评，亮 黄牌。乌纱帽拎在上头，谁不怕丢官去职？！”（第557页）这些基层政府官员的话说的 可能不假，看来好象谁都有一肚子委屈，惟有农民承受过重的负担不委屈。
第五，精兵简政困难重重。减轻农民负担，精兵简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问题 是可能性有多大？开封县陈留镇的田书记说：“精兵简政，喊喊可以，做做困难。关于 精兵简政，我们喊了多少年？但在事实上，机构越来越多，人员也越来越多，精兵简政，若动起真格来，得摔掉许多人的饭碗。如今，进入县乡党政部门，挤入收入丰厚一点 的县局委办，如银行、工商、税务、电力、财政、公安等部门，没有背景与门路是根本 不行的。这些稳定且收入较丰厚的部门，差不多成了‘父子兵’的部门了。就是正规大 学生毕业分配，也得凭关系，有门路。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精简谁都不行。全县工商系 统，近300来人；电力部门足足有500---600人。按理说，人数实在太多，但哪一个都精 简不掉。”（第509、510页）M县的赵秘书说：“关于精兵简政，我们叫了多少年，也精
简过几次，政越简越多，光是每年的各项达标检查就忙得不亦乐乎。兵呢，越精越多。„„再说，精简一兵，摔掉一人饭碗；精简一个部门，摔掉一批人饭碗。他们一定会跟 你拼老命的。如今，哪个当官的肯干这种虽于政有益，但于己绝对有害的事情呢？！”（第748页）看来，除了农民之外，谁也得罪不起，这样下去，农民负担怎么能减轻呢？
三
沉重的农民负担及其难以逆转的历史惯性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正如作者所 言：“中国农民对那些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员一般反应模式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在我看来，农民对不合理的地方政权的一般反应模式是：一忍耐，二上告，三 下跪，四揭竿而起。如今，数村范围内的农民小股‘起义’已时有所闻，这不能不引起 我们的高度重视。”（第175页）“沉重的农民负担，总有一天会把农民群众逼到造反的 一路上去。中国历史上的这方面教训，实在太多了。我们应将此起彼伏的上访上告及小 规模的‘聚众闹事’，视作大规模群众抗议的前兆。”（第365页）对于作者的这些判断，我深表同感、完全赞同。
那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书中提及的两件事情可以给我们明确的启示。
一是舞阳县的“农民负担三年早知道明白卡”做法。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舞阳县从 1994年开始，即向每个农户发放“农民负担三年早知道明白卡”，规定农负率不得超过 上年全乡人均纯收入的5%，并规定每年农负的增幅，人均不得超过5元。这是舞阳县人民 政府于1994年3月18日发布的“第一号令”。该“令”还规定，对于额外加收粮款，农民 有权拒绝缴纳。应该说县政府的这项指令，基本上是得到落实的，问题是对“农民负担 ”如何定义？县里对“农民负担”的正式定义是指“村提留”与“乡统筹”，其他如农 业税、农林特产税、烟叶税等等，都不在“农民负担”范围之内。但农民对“农民负担 ”的理解是实际落到农户身上的负担，而不单是指“明白卡”上的那些负担。
其实，按“明白卡”所收的钱粮是绝对不够用的。既然“明白卡”上所收钱粮不够 用，那只有从“明白卡”外去想办法征收。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那么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名义向农民要钱呢？那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就该县而言，主要在烟 叶税上打主意。全县将烟叶种植面积分摊各乡、各村、各农户，每亩征收百元。至于农 户实际上种不种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然不种烟，也得缴纳烟叶税，否则全县教师的 工资就无着落，至于各村翻修改建小学校舍，修筑乡村道路，办村集体企业，也得另行 向村民集资（第290页）。
如此看来，即便“明白卡”上写得再明白，执行得再好，对减轻农民负担而言，也 没有丝毫的意义。
二是河北邯郸肥乡县某村的电价问题。该村的墙上刷有一条标语：“省电力局省物 价局核定电价每度0.45元，村民有权拒绝超收。”作者问一位村民：“这里每度电0.4 5元吗？”村民回答：“你信他们的鬼话？！每度电起码七八角，甚至一元多呢！”（第 379页）当作者又问在供电所任职的李氏为什么不按标出的电价收费时，李氏的答复是： “县电力局机构日益扩大，人员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价格收费，根本无法维持日常 开支。”（第404页）
把电价公开写在墙上，可谓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码标价”了，但农民还得按高得多 的价钱支付电价款，农民为什么拒绝“拒绝超收”呢？其中的奥妙颇值得我们深思。有人认为，只要我们采取并税除费的改革措施，让农民对自己应该缴纳的款项清清 楚楚、一目了然，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针对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问题，减轻
农民过重的税费负担。我国古代曾经推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等并税式改革措 施都没能达到原来设想的效果，今天的“明白卡”和电价现象也说明如果仅仅是让农民 “清楚”“明白”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由此推理，并税除费的改革措施成功的可 能性就需要大打折扣了。
四
去年8月24日的《南方周末》，曾以《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 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 为题，刊载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的一封信，这封信对 我国农村问题积重难返的现实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揭示的是 同样的社会现实，不过内容比前者更宽更广，资料更详尽更丰富。从这一封信和一本书 中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我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确实是到了采取大刀阔 斧、伤筋动骨的大举措的时候了。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封建王朝都经历过一场“中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我们以中国现代化的大局为重，痛下决心，我们就一定能清除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弊，挽住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从而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育赢得时 间。如果真如此，则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2001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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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迷迷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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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你，你一定要骗我，不管你心里有多么不愿意，你都不要说你喜欢的不是我。
第二篇：思想汇报—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注：黄河边的中国为党课所列读本）
摘要：这次中原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考察散处在黄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内的农民与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实际反应与变化，思想汇报—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学术界用“社会转型”这一范畴来分析这一尝试一切人都卷入气馁的历史性变革，但那个在解题中的“社会转型”到底是个什末样的社会形态，这个将要转型的“社会形态”又具有怎样的性质，谁也说不清。然而我隐约感到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正酝酿着一场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论战。
感想：作者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观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式我更加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中国现代化目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图经济速度所制约的。
摘要：中原幸存调查第一站——d乡l村。
河南乡村蹲点调查的第一个点，k县的d乡l村：对刘氏家庭进行的调查：户主52岁，党员，复员军人，为人忠厚，务农。妻48岁生有三女一男。长女已出嫁，次女做过保姆如今在开封农场打工。幼女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幼子在读初中。按恰亚诺夫家庭生长周期学说，该家庭者处于生长的鼎盛时期。在未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这一代人中，这种家庭人口规模很是普遍。中午老刘备酒菜相款待。虽然我们反复叮嘱他在他家站住期间与他们平时一样的吃，但还是不知从何处搞了一些菜，吃饭时我们要留的妻子女儿一块上桌来吃，老刘说乡下没有这个习惯。村民请客吃饭妻女不上桌，这一风俗习惯在八九十年代的江浙一带似已破除。这一习俗的保存欲消除死于乡村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家贫困户也姓刘，户主现年50余岁，人挺能干，生有两子，长子在长春某大学读书，次子在县重点中学读高中，思想汇报《思想汇报—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他家的贫困，主要是妻子身患重病，一病就是十几年，到处求医，一是费了工时，二是高额的医疗费用把他彻底拖垮了，妻子去年病故，腹下两万余言的债务。户主对他家的不幸在于似乎一无抱怨：“老婆患病总想治好她虽然死了，也算对得起她。所借之钱慢慢还就是了，如今唯一的心愿，是让二个孩子能大学毕业，找一份好工作，不要像我这样辛苦一辈子。”第三家贫困户大门紧闭。户主姓周，四五十岁，地能有比较懒。同样一亩地亩产只有别人的一半。家里像个狗窝，但填饱肚皮没有什末大问题，实行土地家庭承包之后，绝大多数的农户，生活水平比从前提高了。发财的只是少数。浙一带几乎没有乡村企业，发财的几乎，不是搞建筑承包，就是搞粮食买卖。在这轮争取家庭优势地位的竞争中的的落伍者，似乎是有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而是懒惰，三是疾病。
农民认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好，对现行的土地分配与使用制度并没有感到有何不便之处，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改进的要求。这几年，经历过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对分田到户所带来的变化，有两个共同的感受。一是生活水平确实比过去提高了，而是人比过去自由多了。
感想：改革是自觉能动的过程，改革所引发出来的诸多利益，要求要广泛升入地分析显示对改革是有积极作用的。
摘要：中国的百姓，既要富裕又要安全还要一点平均主义，至于这三大目标能否与怎样协调，这是一个令理论家与政治家们头痛的大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一半接受了这个有自由、有竞争、有贫富差异的新秩序，但中、老年那一代人，无论他们目前的社会处境与地位如何往往用原有的社会标准来衡量，评价这一新的社会秩序。若要他们真的退回到那个安全的好无人身自由，平等的普遍贫困的公社时代去恐怕极少有人会赞同的。
承包之下的小农经济入狱达四场的关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确定不移的方向。中国内地广大农民十分缺乏进入全国性大市场的经验。
摘要：在河南大学讲演，一再谈传统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两种途径。一时典籍试读，二是实证调查。因为一切传统都是产道现代并同意到人们细腻、习惯、风俗与制度中去获得因素。江河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方能对“活传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中国古代社会只有两种组织，一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家，一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其余一切社会中间组织查不多是模仿家组织原则构建的。
三、任何一个小农家庭都处于四重关系中。一是与土地、与自然的性质交换关系。二是利用学员与情感相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关系。人情交换关系大量侵入现代政治过程，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及党政腐败的一大文化根源。小农只有预计是想交换的经验，参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交换经验尚待创新，新的组合组织或是一条出路。
通过阅读这本《黄河边的中国》我对转型过程中的红果社会有了一点了解。对农村社会状况多了些认识。作为新一代大学生要了解社会，了解环河边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繁重。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盖盖，始于农村，始于公社集体耕作制的驻东非处于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革确实解决了农业产量与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大问题，但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与文化后果，一部分已开始显现，一部分还深藏在未来的发展之中。所以对农村社会实际状况与问题做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篇：读《黄河边的中国》曹锦清有感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13社工本1 宋红光 1314040210
1995年，上海某大学的教授曹锦清做出到河南的农村进行调查的决定，并在河南的许多乡村、城镇、县市进行了调研。调研后整理出版了这么一本书。我大概花了近一个月的课余时间将这本厚厚的书看完，又沉淀了一个月，才打算写这么一篇读后感。向来不喜欢写读书感，虽然读完一本书后经常都会有些自己的感想。距离读完这么一本靠数据和事实充实起来的书有一个月之久，所有具体的人物、时间、地点、数据、事件等等都已经很模糊，但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在所有的细节都已经模糊的情况下更能让我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本书的内涵。要问我说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内容，一句话，作者1995年在河南一些地方调研的记录。
作者调研是通过层层的关系网进入农村进行几天的蹲点调查，和村民聊天，然后搜集、记录他觉得有用的信息。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一些人际关系及讲座、报告和乡县村各级官员谈话、了解情况。在调研过程中，他发觉，1995年时候的中原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和古代，或者说封建社会的乡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主要反应在衣食住行上），但1995年时候的中原百姓还得缴纳很沉重的各种税，和村干部的关系还很紧张，思想意识一样闭塞落后，最讨厌的还是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于是有时候，作者有不知身处何时何地的茫然之感。调研过程中，作者发现，一个个村庄就像某些官员的一个个封闭的领域，外人很难进入，更不用说获得一些事实。于是作者时不时会觉得在自己的祖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践活动很困难。这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但又很无可奈何。于是像作者要做这样的调研，得通过层层的关系才能进入调研现场；而调研过程还得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某些人的利益。我不是很清楚作者调研的目的，但是，在书中他屡次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批判了只埋头于书斋的研究、不去进行实际调研的一些学者的治学之法。而作者也意识到要进行这一类型的调研，在国内当时没有系统的理论可以指导，而直接套用外国的理论则有些牵强。理论的总结需要实践的支持，于是他得进行实践；但实践得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是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他只好在这种矛盾下进行实践，或许他心里暗暗觉得如果能够在实践之后总结出一套有用的理论将会是这一实践之后的最大收获吧。我觉得，其实在进行调研的时候，作者本着的是和我们在支农时候相似的一种理念，就是不是很清楚自己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但觉得做了比不做好。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当地人民现在的生活状况也就对很多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像作者这样的人就会想去看看我们的母亲河现在怎样；在母亲河哺育着的地区的人们过去怎样生活，现在又是怎样生活……他是写出了一本书，但是，书中只是记载了他的调研情况和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谁会去读这么一本书，这本书会不会对决策者的行为产生一些效果，他都不知道。只是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自觉，他去调研，去记录，去思考，去反映。就像我们的支农活动。一直不甚清楚我们的意义，但是就是去体验，去实践，去发现，去关注。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来看，作者选择的时间，1995年，可以说是很特殊的时间。1995年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更深入、更广泛变化的转折点。书中还记载了几个比较特别的村子的“发迹史”，包括南街村等“四朵金花”。这些村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靠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导人将整个村的人心团结起来，一起选择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发展经济，获得骄人的成绩，全村共享，令人艳羡。虽然它们的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是，村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领导人物的能力及出名后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这样的村子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确实起来了，人们的生活确实比周围的村子的好许多，但是，它们的模式不可复制，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出色的领导人。而它们对它们领导人的高度依赖则会让人担心，一旦它们的领导人下台后，村子还能在原来的轨道上正常、健康、持续地发展吗？
作为现代的大学生，读这样的书初衷是为了提高自己对农村现状的了解，希望从中能找到可以借鉴的地方，可以进一步的丰富自己的专业的社会调查的知识。但是，书中的资料可以说已经很陈旧了，离我们想了解的农村现状比较遥远；所能借鉴的，是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自觉、灵活的调研方法、调研时的认真细心，有所侧重及对调研结果的思考、总结。要想提高自己，光读这么一本书绝对不够，还得再读些相似题材的书，通过对比来提高自己。
第四篇：有谁懂得农村？——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有谁懂得农村？——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韩德强
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城市其实是乡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辈，大多数今天的城里人都还是农民。遗憾的是，农民的孩子一进城往往就把农村给忘了，仿佛自己生来就是城里人。偶尔回到乡下，也不再关心农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赞美田园的与世无争，散发出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农村，心向城市，满脑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时尚，却不理解父母的辛苦劳作。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想关心农村的人也由于话语体系的缺失而对农村一知半解。我生长在水乡小镇，有许多农民亲戚和朋友，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也试图了解农村社会的真实变迁，但总是失于零碎、片面，不能形成稳定的、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无法从一些现象来推断整体。所幸者，中国还有这样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学者，身居九十年代末喧嚣浮躁的大都市，却只身一人遍访中原大地，给我们展示了农村社会的结构、现状和困境。书如其人。一个不起眼的书名，《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正如曹锦清教授的外貌一样平凡；一部注定将成为解读转型期中国的问题和前景的传世之作，正如作者内心一样博大、深沉、智慧。我读着这本沉甸甸的日记体著作，就如同跟随作者进入了“调查现场”，触摸到了农民的呼吸和心跳，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和希望，并且随着作者的目光和思绪，与作者进行着推心置腹的长谈。感谢你，曹锦清教授，你帮助了每一个真正关心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真切地了解我们身处的大地，理解活跃在人们思想深处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了可以沟通的桥梁，更将使人们睁眼认识自身的历史方位。我们常说，认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农村问题之所以越积越多，是与主流话语体系将其排斥到不可理喻、不须理喻的边缘地带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农业产出一度增长迅速。更重要的是，承包制由农村进入城市，推动国有企业的重大制度变革，奠定了体制改革的基调。问题是，承包制虽然解决了部分农村问题，却引发出更多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似乎有着根本冲突。一味地赞美、肯定包产到户，势必将掩盖新产生的问题。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不断加重；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越来越高；农村超生率难以下降；农村干群关系越来越形同水火。为什么？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吗？众多媒体无意中在作这样的引导。因为这样做既省事又安全，还符合老百姓的直接感受。然而，接受调查的乡村干部认为，“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60%左右的财政收入。”根据作者的调查，造成内地农民怨声载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加。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县乡两级吃皇粮的人员增长了三五倍；二是各级各类机构不断追赶现代化，建大厦、买小车、配大哥大，公务开支大量增长；与此同时，各级干部追求高消费，吃喝、奖金、福利的出处又往往落到农民头上，例如通过要求订阅报刊杂志，加大罚款力度等；三是显示政绩，“大跨度、超常规”，拓马路、拆旧房、修宾馆，以及不切实际地要求各乡各村都办企业，造成大量资金无效使用；四是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在乡村两级政权上，村管小学经费，乡管初中经费，县管中学经费，乡级财政收入60%以上用于小学、初中教师的工资，成为农民负担的基数；第五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腐败：贪污受贿。我曾经奇怪，如果说其他各项涉及到各级官员的素质，其行为监控的难度很大，那为什么中央不能一刀切压缩县乡村各级政府的编制呢？曹教授也给我提供了满意的答案：县乡两级政权负担着每年安排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军人的压力，还得给离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安排出路，这就使精简机构根本上成为不可能。内地大多数县乡工商业不发达，有头脑有野心的人只能在官道上进取。这批人有文化，有见识，有社会关系，有组织能力，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组织性因素。事实上，由于机构过度膨胀，内地干部的工资水准很低，刚分配到岗位上的年青人尚未掌握实权，没有多少油水，升迁的出路日益狭窄，他们已经积聚起很大的社会不满。当然，从底层农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机构膨胀，是现代化冲动型消费，还是显示政绩，这都说明官员们替农民办事是虚，专谋一己私利是实，都属腐败之列。真是够水平。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农民疾苦的关心上。即使解决了腐败问题，减轻了农民负担，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仍然无法通向农业现代化道路。一些地方耕作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一些农机专业户收费为各农户提供机耕、机播、机割，但仍不能产生大量人均剩余，农民仍然只能得个温饱。而另一些地方则由于土地规模过小，农户又无力支付机耕费，又回到了牛耕马拉的时代，连温饱都困难。这就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吗？欧洲各国现代化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可以输出到北美，北美东部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可以向西部拓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将欲何往？欧洲、北美工业的发展可以吸收破产的中小农场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能不能提供同样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一切都不现实，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何在？如果农业不能现代化，可以设想工业现代化单骑突进吗？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他建议：“
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
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
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
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
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
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曹锦清承认，有人会认为这一建议是在“痴人说梦”，但他强调，“上述思考与建议是我长久思考的结果。”在我看来，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邃洞察的学者提出这样一个梦想式的建议，恰恰说明了农村问题的严重和深刻。没有轻而易举、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个奇妙的解决一切问题的制度设计，需要有高尚的人性作引导，改变农民的日常行为方式，才能真正使农村走向现代化。这也许是梦想，但是人类的前进必须要有梦想。如果我们连梦想的勇气都没有，那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全人类恐怕都会无可救药地沉沦到现实的深渊中去。事实上，至少曹锦清是现实的，为什么多个曹锦清就只能是梦想呢？我之所以对《黄河边的中国》爱不释手，还不仅因为它梳理了农村的问题和出路，还因为它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部深度写真集，更因为它时时让知识分子的各种时髦理论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曹锦清的判断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动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就此而论，《黄河边的中国》除了给在广大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有识之士提供了理解并改善自身处境的分析框架，还将三农问题纳入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给不谙农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增加几分现实感。
（《天涯》杂志）
第五篇：《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一、作者简介
曹锦清,1949年生，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1996年，上海学者曹锦清两入中原，借助其“亲友关系网络”，深入河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历时120余天，后以日记体形式写成本书。《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的资料，荣获第五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二、研究理念
将“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结合起来，观察中国社会。就是指从传统的角度去审视现化化过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
三、为实现这一理念而采取的方法
1、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接感受社会生活本身。
2、“入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各位的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四、本书精彩内容
（一）、农村现状：
A、生活异常贫困。农民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基本限于能“吃上白馍”。一些地方竟依然保留着终年不吃菜的习惯。“一般农民虽然盖起了新房,但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多数农民生活的目标与样式仍然没能超越延续了千年传统——“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农民经常是“早饭:面汤加红薯,农忙时节加馍。通常无菜肴,或有一点自制咸菜。中饭:面条。面条分两类:一是红薯粉制的面条,一是小麦粉制的面条。晚饭与早饭相似”。
B、深受四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要么不动，要么乱动”，而所做之事大多是“催粮征款、刮宫流产”），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四是疾病之害。“如今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医疗费实在太贵，全家一人重病，这一家肯定要垮下去。”
C、社会风气下降严重。“既富之后,吃喝嫖赌之风大盛”。不少先行富裕起来的农民沉溺于赌博,原本比较朴素保守的乡镇、县城如今也有了光怪陆离、拥红依翠的逍遥去处。农村中很多地方“鸡叫不论更,男女分不清。猫狗争着养,公婆扔出门”。
D、小农意识强烈，喜分不善合。
E、地方宗族势力抬头。
案例分析：
一个农民的困惑：
“虽然中央与省市一再要求我们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前些年说是一定30年不动。这一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家家人口及一村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这个变动就很大了。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一旦这种家庭在村组内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村组干部的家庭新增人口，那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我们乡政府对这种自发调整行为是无力干预的。”这是曹锦清在1995年做调查时一位乡镇的领导干部告诉他的。那么这种现象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呢？
山东东营市垦利县黄河口镇兴林村是一个以棉花种植为主业的农业村落。最近几年，由于政府已将原来使用土地需要交纳的费用一一免去，加之棉花种植有利可图（每斤3元左右），那些新增人口的家庭，要求增配土地。这种家庭（乙方）在村组内占有的比例并不太高（但人数不少），但是带头人却是村组干部。他们利用在村委会的职权，先是从每家地中抽出一部分地作为集体地。然后又强行耕种了这部分土地。乡政府对此亦无力干预。2006年10月，这一部分被占土地者（甲方）作为原告将抢地的村干部等人告上法庭，几乎甲方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胜诉。必竟土地原来由自己种着。但是审判的结果却出乎每个原告的意料。法院裁决：土地的所有权既不归甲方也不归乙方，而归村委会所有。两者的纠纷应由村委会协调解决。而把持着村委会的乙方裁决：“谁抢到归谁！”对此，甲方的百姓困惑不已。怎么按国家政策种的地反倒不是自己的了？
（二）、干部现状：
A观念与作风不正。在上者“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在下者“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B缺少权力的制约，官员腐败严重。不少干部“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各乡镇书记与乡镇长，通常在县城里有私家别墅，且县级主要官员在地市拥有自己的楼房、别墅。这不仅在驻马店各县乡如此，在整个河南也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河南某县的刘县长更把“唯物主义”精彩诠释为“唯财物主义”,更似揭示出了某种真谛。这位县长追问道:“举世若狂,围着金钱转,何能独独叫有权的大小官吏守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而甘居清贫?”。
C干部编制不断增加。就一县而言，如今党、政、群三块所属机构总共六七十个，人员接近一千。若加上全县19个乡镇的党、政群人员，那就更多了。如今县乡两级党、政、群人员比1983年（公社制改乡镇制在1983年）增加了3倍多。
D、管理方式粗暴。从这个计划生育口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
E、管理乡镇实行条块化管理。凡是收钱的部门都抓到条的手中，凡是用钱的机构都推给块管。使乡镇政府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乡村两级成为上级部门和农民批评的共同对象。
案例分析：
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叹息：
就拿我乡来说，光党政各部门的在职人员就有160名，加上离退休干部30余人，共计近200人。他们都得吃饭拿工资。上面还每年给我们下达指标，必须安排十几名复退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这是政府部门承担硬性规定的就业任务。使得乡镇财政喘不过气来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日趋庞大的党政部门，更在于教育负担。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我乡财政收入的60-70%都被教育这一块占去了。这里指的还主要是全乡300名教师的工资，尚不计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这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自身压力就几乎把我们压垮了。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毛，实收八九毛，这个差价给他们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内地不少的乡政府除了“催粮征款、刮宫流产”外，很少有余力办其他事情了。
五、读书感想
经过120余天的调查，作者对黄河边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并用那些悬置的理论对发生于社会中的一系列现象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如何更好的解释这些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现象，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寻找可行的出路。也逐渐成为困扰我内心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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