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逝去的民国多样化历史叙述

第一篇：南渡北归：逝去的民国多样化历史叙述

南渡北归：逝去的民国多样化历史叙述

[导读]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

“民国热”虽喧闹一时，但终究冷却了，留在世人脑海中的多是林徽因的三角恋，辜鸿铭爱小脚，抑或是刘文典与蒋介石对打之类的趣闻。也有人煞费苦心地搬出所谓的“民国精神”，甚至从历史的棺椁中挖出“北大精神”，来抗衡物欲横流、价值缺失的当下。乱哄哄一场好不热闹，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

民国时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还有历史研究与著述的争鸣与辉煌，还有一群至今闪耀光芒的学术大师。那是晚近多样化历史研究与著述的辉煌年代。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多样化历史写作瞬间走向高潮，又是什么力量使它昙花败落，遗恨后人？站在新世纪物质繁荣的孤峰上，回顾那个时代，我们应该保留怎样的温情与敬意？

一、争鸣与辉煌：特殊年代的多样化历史叙述

1.疑古出新：新考据学引领下的整理国故

对当代人来说，提到民国学术，首先呈现在脑海里的是个性鲜活的国学大师们。民国之所以出了这么多国学大师，与独特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的中国学术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是借鉴西方，但依然受到本土学术方法和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所以在研究领域上不得不以本国历史文化为重心。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以广义的史学，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国学”为主。

民国时代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学习了舶来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这一时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更多做的是史料考辨工作，以及进行历史与文化的阐释。胡适是实用主义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推崇古史研究，倡导疑古主义，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以及师承于胡适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更是将“新考据学”发挥到了极致。

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东渡日本，以清朝遗民身份做整理国故的工作，后来开创了甲骨文、金文等古史的研究。王国维提倡将文物考古新材料与传统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研究古代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的国学研究为他赢得了国学大师的美誉。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底后，老师罗振玉继续做着金石方面的考证与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三代吉金文存》，成为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即疑古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们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探究古代的历史，揭露先秦两汉古书上关于古史的记载，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到民国30年，该学派出版了七册《古史辨》，学界震动。同一时期，陈寅恪开启了佛教史、边疆史，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则撰写了中国通史，和深入研究了各个朝代的断代史；蒋廷黻则开始近代史以及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与叙述，并开创性的从外交的角度研究近代史。同时，左翼历史学家与主流史家的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论战，拉开了学术争鸣的新时代。

2.百家争鸣：学术论战时代成果丰硕

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政治权力的控制力便会下降，学术文化多会活跃，各类人才也会出现，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从某种角度讲，民国也是乱世，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在激烈的变革与不断的转折中徘徊与彷徨。民国时代，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流派庞杂多样，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激烈碰撞与交融的时代，是与旧传统说再见以及迎接新文化的时代。

新文化运动后期，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学术思想各流派争鸣的景象，各种主义相继涌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流派围绕着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无政-1-

府主义展开了三次大论战，催生了一大批左翼史学著作。20世纪30、40年代涌现出的优秀著作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邓初民的《社会史简明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何干之《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以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

民国时期的学术论战并非限于主流学术研究与左翼学术思想之间，主流学者之间也存在论战与交锋。这一时期思想高度活跃，学术研究成果明显，可以说是学术研究大繁荣的时代。如，傅斯年对王国维的研究就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战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延续了学术自由的风尚，也留下了大量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学术公案。这一时期涌现出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左翼学者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政权高度的肯定和扶持。

二、尊师重道：民国政府促进多样化历史叙述

1.知识分子受政府尊重 收入高研究无后顾之忧

民国政府尊重知识分子，即便在战乱纷扰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的收入也是相对较高的。当时的大学教员薪俸分为4等12级，最高级别500元，最低级别100元。之前，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时，月俸是8元。据毛泽东回忆，当时的8元月薪已经足够养活自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收入明显提高。学术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教育、学术和科研事业。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十年是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除了社会经济环境适宜做学术研究外，与北洋军阀时代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更注重教育。自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中学法》《中学规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法律法规，从法制上保障各级教育的有序进行。这些法律法规对学校的组织原则，以及教职工的待遇进行了明确规定。

政府解决了教师的经济问题，为他们全心投入教育与科研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条件。根据学者马嘶的研究，当时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人文科类的知识分子有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所以也形成了具有群体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文人们大都在客厅、茶馆、酒宴、沙龙里闲谈，或者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淘书，或者去戏园子听戏，或者下棋、打麻将消遣。文化人生活在一种宽松闲适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经济担忧。

民国政府的一大功劳是解决了知识分子的物质问题，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没有后顾之忧，这在**年代颇显珍贵。由于生活无忧，当时的文人雅士生活在极具艺术气息的氛围中。林徽因喜欢在家里办沙龙，座上宾全是一流的学者与作家。鲁迅喜欢逛旧书店，经常淘一堆旧书回来。知识界能沉浸于学术文化之中，这与他们收入高，生活稳定是分不开的。

2.成立“中研院” 学术研究获国际学术界承认

与教育改革同步的是推动学术机构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了“中研院”。“中研院”，简称“中研院”，是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在人文研究方面，“中研院”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有人认为，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中研院”史语所推崇的“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法。岱峻在《民国衣冠》中写道，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史语所组织了15次河南安阳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1400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发展；在中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等。1932年，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承认。

谈民国学术，无论如何都无法跳过“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的设臵是民国政府一次较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而史语所的设臵更是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史语所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开创了民国的历史研究，每个领域几乎都是新的，都需要去开拓和创新。所以，每项研究成果都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当然，民国政府存在贪污腐败、效率低下、体制臃肿等问题，当时以及后世学者都给予过强烈的批评。但是，仅仅“中研院”一项，我们就该对它表示最基本的敬意。民国的学术研究起于此，后来也止于此，虽短暂，但辉煌。

三、中断与分流：大师随着炮火一同远去

1.学者战火中流离 学术观念上分野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研院”的史语所也随之西迁，先后暂住于昆明、长沙，最后落脚于四川李庄。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学者在颠沛流离中朝夕相处，虽然在学术上并非意见一致，但在生活中确是共患难的挚友。在战争的炮火中，这批大师级的学者没有中断对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只是面对着艰难的环境，无法重现往日的辉煌罢了。抗战胜利后，史语所满怀欢喜地迁回南京。新被窝尚未捂热，内战就爆发了，他们不得不收拾行囊，迎接新一轮的颠沛流离。最后，内战的硝烟终结了史语所在大陆的历史。

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中研院”各研究机构也在筹备迁台事宜。1949年元旦，胡适与傅斯年对酒追忆往昔，无语凝噎，各自潸然泪下。国民党政府最终发布命令，要求史语所整体迁台，但也有一些人选择留在大陆，比如考古学者夏鼐，语言学者丁树生等。实际上，史语所的41位研究员中有20位赴台，两位赴美，其余的都留在了大陆。此外，整个“中研院”的院士中，傅斯年、李济等9位随国民党政府前往台湾，赵元任、胡适等12位去了美国，其余50多位院士留在了大陆。

历史的车轮随着纷飞的弹片驶入1949年，在学术研究的崎岖的道路上留下一道裂痕。这一年宛如一把利剑，将“中研院”厚重的过去一剑斩断，从此，一条海峡，割分两岸。分道扬镳的两岸“中研院”旧部，各自在泥泞的道路上摸索自己的未来，在相同的历史境遇下，纷纷走向了不同的命运。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历史就是这么残忍。被一道海峡隔断的不仅是兄弟亲情，还是文化的命脉。断裂的文化命脉，汩汩流淌着鲜血。那些文化争鸣时代留下的遗产，在炮火的轰鸣中淡出了历史的视线。几代学人的辛苦经营，不经意间就灰飞烟灭了，留下后辈人的百年一叹。

2.运动改造思想 学术归于一统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中研院”被军管会接收，留下的学者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同时也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新思想的教育和洗礼。此后，“中研院”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史语所迁台后，留在大陆的研究员一开始大都对新政权持观望态度。但是，不久之后，他们都纷纷加入了效命新政权，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队伍中。从后续的历史来看，他们积极建设新社会的热情最终成了特殊年代的一厢情愿。

1951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随后便开始了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在这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原“中研院”留下来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首先受到了冲击。随后，社会学被视为伪科学遭到批判，进而被取缔。后来，反右斗争急转直下，很多原“中研院”的留下来的学者和研究院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夏鼐被打为右派分子后不久便心肌梗塞而死，而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也没能因为与傅斯年划清了界限而幸免于难，最终在文化浩劫中步王国维后尘，做了自我了断。

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也使他们被迫放弃了五四以来坚守的独立做学术的文化精神。随着政治运动的如火如荼，马列主义历史观在政治运动中被牢固确立，“中研院”辉煌十年的学术论战与争鸣的成果，随着“中研院”在大陆的“死亡”而敲响了丧钟。也有学者虽然留在了大陆，却并没有与新政权合作，如陈寅恪。他曾经谢绝就任新成立的中科院古史研究所所长，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南下岭南，自此以后再没北上，凄凄凉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时光。那些争鸣的流派和多元的研究方法被大陆的政治运动全部抹

去了。这是那个时代的痛，也是无法阻遏的历史阶段。

1949年之后的大陆学界独尊唯物主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被奉为三老，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为其羽翼。这些学者以胜利者的姿态诠释新时代的合理性，受到新政权的喜爱，但他们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也未能幸免，郭沫若、侯外庐受到了冲击但没跌入低谷，其他的几位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致命打击，有的甚至没能熬过那个混乱的年代，如翦伯赞就在绝望中选择了“自决于人民”。今人很难对过往的这段历史作价值评价，或许只有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才能更好的解释这段历史吧。

四、传承与断裂：传统土壤逝去大师难产

1.民国革故鼎新 大师空前绝后

中国学术的繁荣时期重要是20世纪的前50年，肇始于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鼎盛于1948年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大会，终结于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启的论战与争鸣，到20世纪30、40年代达到高峰，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学者和著作，成就了百家争鸣的学林风貌。

民国时代历史研究的辉煌是特殊历史阶段的辉煌，当时产生的大家，是历史传承的结果。这批学术大师都有良好的旧学基础，又都受西方思潮影响。他们所以能做出如此突出的成绩，与他们懂西学又不肯放弃传统是分不开的，同时，他们处于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这是从晚清旧时代过渡到民国新时代难以逾越的阶段。这些学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开始用西方的学术方法做学问，但他们并未全盘西化，即便是是胡适这样倡导西化的人，在行为方式和治学上依然没有脱离传统。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这批引领当时学术的大师们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有的像傅斯年一样，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慢慢从新建起了“中研院”；有的像钱穆一样，带着学生退居香港，创办书院，传承民国衣冠；有的则像胡适一样去了美国，在凄凉的晚景下继续学术探索；还有很多人像陈寅恪一样留守大陆，战战兢兢地度过余生。随着他们这一辈人的故去，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则出现了明显的断层。

2.学术研究难逃功利 大师自然难产

当今，我们呼唤国学大师，呼唤了几十年，也没唤来。很多自诩为大师，或自封为大师的人，就学养来说，无法与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提并论。与民国时代的大师相比，今日所谓的国学大师性质早已变质。他们重创新甚于重功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不重视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学者，但是很难称其为大师。

当代人惊呼，我们投入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位国学大师？细想起来可知，国学大师向来不是钱培养出来的。国学是一种传承，是一种师徒传递的学问。我们打倒了大师，想再扶起新一批新的大师，实际是非常可笑的想法。大师需要培养大师的土壤，需要承继大师衣钵的人。可惜，我们既缺乏成就大师的土壤，又缺乏历史的传承。这是时代的弊病也是时代的悲哀。

我们一方面惋惜没有大师出现，另一方面又对学者不断明星化表示痛惜。有人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节目。当前学术文化泛滥与粗糙化或许是受众自身文化程度不足造成的。当我们呼唤大师的时候，是否应该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们准备好迎接大师的到来了吗？大师不是呼唤来的，不是钱培养出来的，是适合大师生存的土壤自然生长出来的。

结语：民国是大家辈出的时代，是历史学多样化叙述的争鸣时代。这既是特殊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政府重视文化教育和尊重学问人的结果。只可惜战乱的炮火阻碍了学术文化的薪火传承。随着国民政府退居台湾，繁荣一时的多样化历史写作时代被统一的一门独尊所代替。从此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出现断层，研究方法渐现单一，放眼今日，整个社会和学术研究都日趋功利化，如此背景之下，大师级人物自然难产。

第二篇：《南渡北归》 读后感

读后感就是把所读到的，记到的，在文中有启发的用文字记录下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南渡北归读后感，欢迎阅读参考！《南渡北归》 读后感篇1

看过《南渡北归》后，只想再悲叹一次：21岁了，我才明白真正的中国历史。

小学到高中，我花了12年时间学习历史。高中时，历史成绩常常全班第一，也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不过，上大学四年，我才发现之前学的历史教材，错误的知识占到一半，甚至还多。这是什么样的感慨呢？生在这样的时代，年轻人，继续努力吧。

该著作分三部，约180万字，包括《南渡北归—南渡》、《南渡北归—北归》、《南渡北归—离别》。书的封面写着一段话，颇具震撼力，“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代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封面下半部分写着八个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然后就是9个大师的肖像，有胡适、蒋梦麟、傅斯年、张伯苓、鲁迅……乐哥在第一页批了八个字，“大师远去，专家横行”。

回想起高中和大一大二时期读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小二黑结婚》……这些所谓的名著都是历史书上推荐的，它们花费了我好久的时间，读完之后也带来了许久的感动。

但是，当看过《南渡北归》后，突然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民国期间还有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为什么中学时期的教材不向我们着重推荐他们，而单单选择介绍郭沫若、沈从文、何其芳、吴强、孙犁这些人。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李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朱家骅、吴宓、陈寅恪、曾昭抡、董作宾、曾昭橘、叶企孙、刘文典、俞大维……可叹这些人物竟然不能够在中国历史书中占据一些地位。还有卢作孚、张自忠、方先觉……看着这些感天动地的事迹，我想抹眼泪。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出历史的角落，成为受人们尊敬的人。

西南联大数百人旅行团，从长沙到云南，徒步3000多里，这样的壮举令今天的大学生汗颜。更发人深思的是，过路百姓，甚至土匪也主动对他们加以照顾，为民族之未来保存希望。跟随保卫学生的军队官兵，在完成任务后婉拒了学校的酬谢。如此义举，怎不动容。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买一条棉裤御寒；董作宾主持史语所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一晃几年过去，眼看一座座楼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极其艰难。当时建筑业与学术机关的知识分子，很少搞建筑拿回扣。对比今世“站起一座楼，富起一群狗”或“建成一条路，倒下一群狗”，往事实不堪回首。

梁再冰最初报考清华大学，未被录取。林徽因曾怀疑清华判分有误，当通过有关人员调看女儿的试卷之后，认可无误，遂让梁改投北大，并被西语系录取。梁从诫报考清华建筑系，因2分之差未被录取，不得已改为历史系。后世很多人认为凭借梁思成夫妇的地位和权力，遂两个孩子心愿是件并不难办的事，但梁思成夫妇没有这样做。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清华乃至整个教育界的风气尚属清廉，还没有太大的歪风邪气，教授们的思想差不错都是这样，特殊的例子倒是少见。

当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打成“右派”时，当他们一个个走上绝路自杀时，当文革后清华要为吴晗立雕像旋即遭到质疑时，我只想在说一句：历史终将还世人公道，即使需要一百年。

通常说起历史，人们多会想起一些著名的战役，想到的是战士们的英勇献身，但是这部《南渡北归》却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读历史。大家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用思想来影响国人，但其实，大师们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才有了两年后有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中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梁启超坚持鼓励自己的儿子学习考古，尽力发展国内的考古业的原因了吧。文人们有自己捍卫国家尊严的方式，相比上战场冲锋陷阵，文人们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这些，又如蔺相如和廉颇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辅相承的。

这本书，带给我更多感动的则是那一代大师们在战乱中奋力保护祖国文化，传承祖国文化的那种坚持，数年颠沛流离，数次哀叹山河破碎，可也许是时代造英雄，这一代文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保留了进行学术探究的严谨态度，也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点一点被抢救回来的文化。

而对这一历史温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传承了这种精神，这本《南渡北归》他写了八年，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看到他们当年用什么锅，睡的什么床，描写的时候就更加真实。”而大家也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并附上了具体的资料来源。

最后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现在也有着很多为发展而努力奋斗，作出大贡献的青年人。但这句话也应该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争着评教授职称，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现在，更应该有些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学科。

推荐这本书，就如作者岳南所说的这样，希望你们能在这套书中读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张扬的那种”历史温情。

这本书我读了很久，期间中断了一段时间。搁置的那段时间，又添了许多新书，但想着这本书实在很不错，所以还是读完了。《南渡北归》系列总共有三本——《南渡》、《北归》和《离别》，是一幅恢宏的民国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群像画，即群体人物传记。不同于一般的单个人物传记，这本书整体架构是时间轴，再在时间轴上“横切一刀”，把在横截面上要重点描写的人物作详细刻画，而该人物其他时间段上的经历一笔带过，等到写下一个横切面时，继续把之前的人物的经历“拎过来”接着写，所以在看单章的时候，思绪会稍有些散，只有把好几章看完以后，才能对一个人物的命运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北归》包含的历史时间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书中对于一些活跃于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也着墨甚多，所以时间跨度很广。书中描写的主体是原本活跃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机构、而战争爆发后，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辗转于全国多地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赵元任、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写的事件也基本与这群人相关。而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比如党争，比如战争本身，都只是点到即止；即使描写到，也只是为了刻画某个人物，所以书中内容看起来比较“纯粹”。书中容纳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这一点从每一章后面多达二十面的注释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十一章）；注释的内容多是所描写人物的日记、书信、作品以及亲近之人的口述等，所以足以见书中对人物刻画时都是基于事实，而非信口雌黄。

书中的人物，大多活跃于这几个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北大），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国立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属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在空间上着重描写的，主要有北京（当时的北平），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庄等。

整本书的故事主线其实很简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城沦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开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共同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后来战事恶化，昆明也遭到了严重袭击，于是西南联大及相关的人员和科研机构又被迫迁往四川李庄。但在这段时期之内，发生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让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凉，又感慨于这些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甚至要胜过对自己的生命；也正是这种热情，才让众多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免于战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国，遍地狼烟。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们也同样不能免于战争的苦难，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日本军队进攻北平和天津时，并没有顾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对准了这些地方。南开大学当时基本被炸成废墟，北大和清华校园里，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都在轰炸中飞灰湮灭。在迁往昆明时，各高校为了能在昆明继续教学研究，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一切办法搬运教研物资。不仅是图书，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动植物标本、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都纷纷从陆路、水路运往昆明，期间经历的艰辛不言自明，甚至还因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损失了一部分，实在令人扼腕。当时日本空军在中国多地进行不加区分的大轰炸，百姓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所以，书中对于师生跑警报、躲避轰炸有许多描写。第五章“弦诵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里，刻画了当时昆明城频繁遭空袭时的众生百态。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学生因为“跑警报”（有日军飞机飞过城市上空时则拉响警报示意民众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过于频繁而逐渐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着别人都去“跑警报”、室中无人时，尽情使用平常因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资源，比如水；甚至还有年轻的学生们在跑警报时产生了感情，书中描写：“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但这终究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挣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见昆明也陷入战火，西南联大于是又被迫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虽然相比于昆明，类似于炮轰这种苦难要减轻许多，但教学、研究和生活的条件也都十分艰苦。不论是粮食、医药还是衣物，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学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地点严重短缺，不论是当地学堂还是山头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办公室”与牛棚仅一墙之隔，也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写到的这些，只是艰苦环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们，是凭着怎样一种信念，在咬牙支撑着。

即便是环境这样恶劣，这群知识分子也始终潜心学术，甚至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在我国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与仰韶文化）遗址，山东济南城子崖（新石器时代的黑陶与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对东北地区的“昂昂溪文化”的发掘考证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抗战爆发后，即便物资极度匮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学术大家们也总是希望能在知识中获得些许慰藉。书中对于梁思成和陈寅恪都有较多的描写，这两人都展现出了对于“研究”的高度的热爱。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为躲避战火而长途奔袭，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林徽因险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丢掉性命；逃难之时，即便再拮据、再疲惫，梁思成也始终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调查中国古建筑时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和记录等，完好无损地带在身边，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自己的理想——编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陈寅恪就更是这样，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城时，陈寅恪逃出城时，不带金银细软，却带了满满一汽车的书籍、手稿；而后辗转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抛弃。

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实在为他们多舛的命运感到叹息。国破家亡之时，武人血战沙场、保家卫国，而文人想要在书桌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是何等的艰难。并不是这些大师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国仇家难置之不理，而是他们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也是对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军人上阵杀敌，普通老百姓专注生产，知识分子专注于文化，这都是在各自的战场上保卫着国家，都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国家只有安定强大了，才能为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发展的净土。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南渡北归》讲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历史。内容夹杂了各类官方文献和野史趣闻，和作者爱憎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悲怆又真性情的一个个人物。乱世成就英才，各种挑战人性的底线的事情，让人更加多思而复杂。苦难，是不幸，也是幸运。

选择——从卢沟桥事件说起

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张自忠将军，卢沟桥事件开启了这段颠沛流离的历史，当时北平守军是宋哲元、张自忠。卢沟桥之前，张自忠认为可以和平解决与日本的冲突，撤防撤军，私下签订《香月细目》。被社会视为“准汉奸”、“自以为忠”。

后参加多场对日战争，1940年，张自忠在对日的枣宜会站中全军覆没，战死。

别人做的选择，是基于他当时所获得的信息而做的判断。上帝视角来审判他人的选择时，你在局内未必会做的更好。

传闻——从一个风流韵事说起

故事：广为流传的版本中，林徽因将徐志摩失事飞机残骸悬于卧室，彼时至今各类小文章据此有了各种猜测，演绎，脑补一系列的故事推测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不和睦，熬成一碗碗的鸡汤。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林徽因保留的飞机残骸有两片，另一片是其胞弟林恒对日空战阵亡的飞机残骸。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感情这种事或者当事人也讲不清楚。别人告诉你一些事情，是为了论证他的道理。你信不信他的论据，你的道理是什么？

资历——陈寅格的那份学历

故事：陈寅格太有才华，也许他的大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阅历丰富——多国游学；超强记忆——引文据典，涉猎广泛；逻辑严谨——从《琵琶行》推断歌女家乡，所嫁人情况等；简直是天生的学问家，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陈寅格游学多地，哈佛、柏林转了一圈，却没有拿一份博士文凭回来，完全为求职而求职。也正是这一点，让好友吴宓聘用他做教授时费劲力气。

要么让自己拥有陈寅格那份出色的才华，要么就脚踏实地一步步做事情。

最近，终于把《南渡北归》这本书看完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从买来到看完，话费了半年的时间。

个人觉得，看《南渡北归》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写作风格，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南渡北归》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渡北归》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北。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北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着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台北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北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台北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当我看到《南渡北归》的结局，说，这个时代结束了。我的眼睛忽的酸了，那个时代结束了，那些大师不再了。而现世的我望着无法企及的过去，只剩下缅怀。

这个世界的浮躁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就像是真理似病菌般在人群中蔓延。浮躁的人们奔走在这个灯红酒绿的社会，为着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胃和品味即使原本宁静或追求宁静的不平凡的心也因为潮流的挤压而不得不跳入喧闹的舞池与众生共舞，摇头晃脑间忘却自己的初心，忘却最本真的内心。

原本我就是个浮躁的人。曾经不是，现在是，将来，我不知道。之所以我能安静地坐着，打下这些文字，只是因为停电。你看，多么可悲的人类，只有当外物改变时才记得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敢情，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被外界环境控制的世界里，而当外界强大的电流消失时，我们就像是短暂清晰的正常人，重新回归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做起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爱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只是一旦卷入了那种让人沉迷的漩涡，便再难以脱身。

我没有控诉，我只是想缅怀。缅怀我小学写的配图日记，缅怀我初中写的叙事日记，缅怀我高中写的感情日记，缅怀那些充实而朴素的日记本。现在，看着手边一本一本华丽而苍白的空本子，我忽然感觉好笑，有些东西再华丽，终究不过是皮囊，内在的空洞与虚无只会让这块皮囊干瘪苍老地更快，更无情。

我没有厌世，我只是想缅怀。缅怀我跟朋友争吵后戏剧性的和好，缅怀我们一起上课作诗下课游戏的快乐，缅怀我们安静的夜晚聊心事聊未来的憧憬，缅怀一切因为拥有真正的朋友而幸福的场景。那些没有丝毫虚伪与表演的存在，让人能够看到感情的真挚与牢靠的关系。这些都还在，却只是在心里反复重播，似乎现实告诉自己，你已经没有上演的资格。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的真理，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

我只是想缅怀那个时代，那个属于大师们的时代，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只是为了衬托我对过去的总是充满怀念，何况是那么伟大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邪恶与善良已经存在，但是不管是邪恶还是善良，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却是那样的疯狂。有意识的人只要认定自己要追求的目标，要达到的水平，便心无旁骛地去追求去奋斗，静下心来搞研究，闭关学习整理记录，现今谁还会这样？为了真正的学问而去学习，为了真正的发现而去调研，为了真正的进步而去努力？当人们欢呼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却忽视了自己的生活也在被慢慢地吞噬着静心与宁静。就像一个小孩被四处的声音所吸引而不断跳动要去追寻，而忘记安静地聆听其中的美妙。

这个时代是美好的。每当我看到书中对战争、对动荡的描述时，我跳动的心一直告诉自己那个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是美好的。可是，在美好的时代却不再出现那些已经被残害的伟大的人类，那这个时代的美好只是为了衬托我们这些人的悲哀吗？我们始终不会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直到死。我开始觉得这个时代的可悲，它只是须有华丽的皮囊。

我像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热爱那个时代的人物和精神，那个可以为了内心的真实和正义放弃一切虚无的事物，包括名誉、地位、金钱甚至生命的时代，那个可以为了内心对知识的追求而在最危险的时刻只记得贴身保护书籍与古物的时代。我那样向往那个时代，却又那样哀悼那个时代。在困苦中、战乱中、逃难中、炮火中，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坚持，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意志，病榻上、失明时、炮火轰击时，都没有放弃。可是当他们以为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进入了死亡的牢笼，即将死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被扭曲的灵魂。看着他们被迫害的场景，我没有悲愤，我只有无尽的悲哀。为他们更为那个时代。一群那么可爱而敬爱的人，单纯和爱国的心除了渊博的学识和宽广的胸怀，什么都没有留给自己的私心，最终被这样折磨着死去，连带着后辈和希望。林徽因的那句，死是为了谁，是他们每个死去的遗言吗？他们当初留下又是为了谁?!那个时代，最终疯狂了。也最终随着最后一位大师的死去而死去。

我不想去揣摩那些为了活命而做出恶心事的人的心情，他们都是悲哀的。就像我们一样悲哀。当一个儿童幸福地幻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并不断努力学习时，然后有一天所有人都告诉他，这样是得不到幸福的时候，儿童会不会只有悲哀，或者，反抗。

一个人永远都揣摩不了其他人的想法，连我现在的书写都不能描述出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只能每每叹一口气，然后，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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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南渡北归读书笔记[推荐]

南渡北归

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

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一一零旅）旅吉星文团奋起反抗 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儿子张学良，承袭父职，自任奉天军总司令。

1930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冯玉祥、阎锡山（山西军阀）-中原大战，130万人参战。1930年底，张学良助蒋有功而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1月，冯玉祥旗下“五虎上将”之一的荣哲元任第二十九军军长。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既定方针。7月29日，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开始精神上的征服。

9月10日，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选址：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

7.29，北平沦陷，下午，日军进清华园骚扰。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文学院院长胡适

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

善后工作落在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

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汪健君 施廷镛 阵传绪 傅仼敢 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理学院院长杨石先组织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 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

梁思成夫妇隐居四川南溪李庄。

美国哈弗大学归国名士吴宓，登门聘请“帝师”王国维。后人，“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梁家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

长子梁思成1924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24留学美国哈弗大学。三子梁思忠，1926留学美国西点军校。“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陈寅格。

王，梁，赵，陈，被后世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年“哈弗三杰”陈寅格，吴宓，汤用彤。

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哈弗三年，攻读人类学专业。

李济人生转折点-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剑桥，格拉斯哥大学求学七载，取得中国地质界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25年6月15日，（1925-1929）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格；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九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昭煌 主任：吴宓 助理员：周光午 事务员：卫士生

王国维“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清华，美庚子赔款，退款办学。1911年，4，29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北大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陈寅格）、语言（赵元任）、考古（李济)。后增设人类学组，由留美博士吴定良主持工作。

光绪二十五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皇家大学校校长）王懿荣患疟疾抓药，发现甲骨文。是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董作宾和李济，梁思永挖掘安阳殷墟。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时间先后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对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有了划时代的飞跃。

1932年文物装箱南迁-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

1948年，这批宝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馆的镇院之宝。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9月28日，昆明大轰炸。

1940年5月14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上将衔总司令张自忠。5月16日，张自忠在宜城壮烈殉国，时年51岁。当夜，中方派一个师的兵力强攻落入日军手中的张自忠将军之躯。

同济大学是由一个在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创办。战时迁移至宜宾东部长江南岸的（四川南溪）李庄古镇。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9.27，德军占领波兰首都华沙，波兰完全沦陷。5.26英国海军下令代号为“发电机”的撤退行动。敦刻尔大撤退是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病故，张伯苓继之。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旧在比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代表人物：梅贻琦、周恩来。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换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5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给中国，分期支付。美国的目的是出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

第四篇：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1

《南渡北归》最后一册终于看完了，不简单地说两句。

持续一百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别国在发展，我们在打仗，而且还是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美，除日本外，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都不少。有实力的国家在全世界抢占地盘，发动战争，中国很被动，画面太沉重不敢看→_→。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为民族独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了解一下主战场淞沪会战、衡阳会战的惨烈程度，就觉得每个人的付出都应该被正确评价。

战争年代牺牲的人很多，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实感。相比之下，和平年代有牺牲就太令人难受了，毕竟每个个体是自己又不完全属于自己，有夫妻、子女、父母等各种各样的身份，那种感觉很破碎。

写出这种打打杀杀的文字，此刻感觉自己很MAN。

故事一：

主人公A，今年60岁，据说上学时经常被组织起来喊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有各种大字报，总之就是学生该干的正事都不干。A所在乡镇中学的老师大多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超级、无敌的优秀。

图片

另外有来自书中的故事，有一帮小鬼逮不着被批判者本人，就把人家祖坟给炸了，我天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还有些事件，描述本身就让人生理不适。那样一个群体作妖的时代，拿着鸡毛当令箭，人性如此之恶，细思极恐，不寒而栗。

平生第一次觉得知识多了是一种烦恼，不如神经大条，头脑简单，更容易开心快乐。

故事二：

主人公B，湾湾人，56岁。一次，有位姑娘见洗手间需要排队，随口对朋友说了一句“没坑儿了”。我们看来，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别扭，也还好，可在这位湾湾人听来，绝对不是还好，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她觉得年轻女孩子应该是Young Lady，言行非常重要，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义愤填膺地和我理论了半个钟头。第一次和湾湾人聊女孩子该怎么说话的问题，感觉好奇妙。

回到事件本身，可能是双方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吧，说的人认为很正常，听的人觉得太随意，都没有错，真正遇到了，就理解万岁吧。

不过，我确实希望将来的女儿是一个Young Lady（这个不存在的女儿被多次提起，我是多么想生闺女啊～(￣▽￣～)~

人物群像：

书中的大师不愧是大师，确实异于常人。

读完他们的故事，就感觉太苦了。如果是和平环境下，呕心沥血的著作也不至于因为战争而不知所踪、或毁坏殆尽。也能够更加长寿，还能培养出特别多优秀的人才，大师的精神也会传承下去，会涌现更多的大师。

所以说战争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力、物力等有形的损失，还有特别多隐形的东西。大师是真正的国家财富，再无大师好可惜，社会整体氛围倒退岂止是十年二十年。

南渡北归读后感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被人们成为“大师”，这个称号越来越廉价，只要是稍微有点儿能耐的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上被叫一声“大师”。大师真的有那么廉价吗？大师真的有很多吗？显然不是。而事实是，不是大师变多了，而是社会上的浮躁之气变多了。一直以来，“大师”这两个字，于我而言乃是重若千斤，绝不是如今这般轻浮荒率的外号。这就是我去读《南渡北归》的原因，在这本书里，岳南先生完整地向世人解释了何谓“大师”。

全书一共几百万字，字数很多，但字字如玑。讲述了一群能真正称得上“大师”的大师们波澜壮阔的样子。通篇阅读下来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有设么感想，而是解脱。全书从头到尾的气氛都是苦闷，压抑，沉郁。从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掠，祖国大地惨遭践踏，城市的沦陷与百姓的伤痛；到西南联大的一群大师们，在民族危难之际的艰难与鉴定；再到解放前夜，大师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选择了在海峡两岸的离别之苦······与其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意志，不如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挣扎！

然而大师就是大师，在挣扎中，人能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在艰难岁月里，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和民族。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陈寅恪······他们拥有的渊博知识然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上是专家、是博士，继而加上他们伟大的品格和情操，这才成就了“大师”之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既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做到了“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所谓大师，不仅是个人之伟大，更要有超凡之贡献。在我看来，大师们最伟大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教育事业。《南渡北归》全书精彩的地方有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描写蔡元培的北大，那时的北大，云集了当时中国可以说是所有的大师，野无遗坚，表现出一副百花齐放、学术自由的天地。我很羡慕当时的那群学生，有这样好的大师们指导，有这样好的学习氛围。于是，这群北大学生，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一代英才，也参与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去，这就是大师的力量。书中有一段描写我记忆犹新：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理念。看到了吧，我们中国当今的教育理念早在民国那群大师的手上就已经被奠定 ，这就是大师。

那么，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何谓“大师”？《南渡北归》给了大家一个简单的答案，坚贞的学者即为大师。

惜哉，当今真正的学者有几何？其坚贞者有几何？为何再难有人比肩鲁迅、胡适？当今之大师，少也！

也罢，既然回不到那个时代，就让现在变得更好吧。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淡泊；少一点知识分子的傲气，多一点文人的傲骨。新的大师是迟早的事儿。

感谢《南渡北归》给我们的答案。

南渡北归读后感3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提到中国内部的**时期除了打打杀杀的士兵将领，文人学士的存在是必不可少且不可忽视的。他们的精神从不动、毫不畏惧。

不忍忆王国维大师的投湖而死。一天的安详平常，却被那投湖一声脆响刺的干干净净。头陷淤泥足可见王大师一心求死的态度之坚决精神之强大。正如这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让人久久从难以回神。

是的，或许在平凡人眼里，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然而，这正是大师超越平凡人的地方。作者认为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

简单一句话，如醍醐灌顶，点醒了我。原来，文化的力量可以这么强大。原来，文学大师沉默的反抗是这么的让人震撼。当然，志同道合的人更能理解对方，并给予最真实的赞扬。难怪陈寅格一句道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再说到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从教科书上我们也对梁启超的爱国、他的先进思想充满敬佩。从《南渡》中，再一次认识更加生动的梁启超大师。他看到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速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他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他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做下去，一定能于全世界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这种自信与魄力让人折服，也唤起了我们普通人对大中国、对自己的信心。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将自己两个孩子培养成中国历史上又两个杰出人才。

李济，也正是因在文化思想上的共鸣，而和梁启超走到一起，成为相差23岁的挚友。

“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人会捡。”从李济这形象的一句话便可一眼看出他的思想辽远，以及与梁启超的相契合。当然，更加相像的还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做任何让步。

我想，因思想的共鸣而结成的友谊是绝对纯粹而坚定的。而因血液中流淌的中国血液而氤氲而生的爱国之忠情，更是让中国爱国人士自发的团结及渴望和平。

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是人力无法控制与收敛的。我们不能小瞧它，更不能忽略它，我们所能做的，是利用并发扬它。

南渡北归读后感4

《南渡北归》共有三部，但由于时间问题，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说实话，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战时期的书籍，因为不愿去揭开那段历史。

但如今，合上这本书，我只觉神清气爽，一位又一位大师的经历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战岁月。

《南渡北归》的作者名为岳南，《南渡》所述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尽管作者对大师们的叙述有时是批驳，但这反而展现出大师们别样风采。正如王安石所说：“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他人是了解其为人的基础。作者的客观叙述更让我对曾经知晓的大师们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感受到大师们的人性光辉。作者参考浩繁的资料，引经据典，治学严谨，让我充分的了解大师。

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大师们拖着沉重的书籍纷纷南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敌人的糖衣炮弹，出卖祖国，而是奋力保护祖国文化，那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大师的故事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启超和李济的友谊”这一部分。梁启超对李济的推荐与鼓励不仅是对人才的重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更有甚者，梁启超为科学牺牲自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完这句，让人不免扼腕叹息。虽然那个时代的大师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学术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来，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大师出现来带领下一代人。读完这本书，我感叹于大师们的坚守与执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这本书也许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触动，让我再次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去战胜它。

正如岳南在采访中所说：“希望读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了张显的那种历史温情。”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温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大师已远去，风范犹长存。

第五篇：《南渡北归》读后感

斯人已逝，大师不远——读《南渡北归》有感

文／俞一凡[南京大学·苏州中学匡亚明实验班]

1990年8月的漫天风雨中，一代大师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的公寓驾鹤西去；2009年7月，季羡林也在北京仙逝。自此，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年那群学富五车、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大多都已远去——在抗战的烽火中远去了、在内战的硝烟中远去了、在政治斗争的阴谋中远去了、在峥嵘的岁月中远去了……大师们已经远去，后来人却未能跟上大师的步伐。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该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子呢？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接受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直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天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现在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 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发出与之不符的肤浅、浮躁和铜臭味。反观抗战八年，偏安于西南边陲简陋校园中的师生们同吃同住，虽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极强；虽然文人相轻，却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学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虽然给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对知识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却是目前很多高校所无法比肩的。

纸上谈兵无益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政治**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

中国不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而是“大师远去，暂无大师”。

一句提示

文章从读书人萎靡的精神状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两个方面，剖析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社会、文化成因，试图透过历史的烟云，探寻大师成长的精神足迹，呼唤文人强大的精神风骨。文末“大师远去，暂无大师”，警醒、激越，显示了年青的一代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

（张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