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第一篇：岳南《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岳南《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逃亡旅行

文／陈明仪[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计划2011”]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一句提示

观点清晰，思路绵密。由“逃亡”而接入“旅行”，题旨得到了进一步开掘。文章开合有度，宕得开，收得拢。确是佳构！

（张永刚）

第二篇：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第三篇：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

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张载将“为万世开太平”放在最后，或许是以此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中国成百上千的学者、学生踏上了南迁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现确实迥然有异。在书里，我们看到有爱慕虚荣的女同学，逃亡途中还不忘装扮一番，我们也看到了像闻一多一样坚决主战，甚至有点儿狂热的“愤青”，更有如陈寅恪、吴宓一般沉着冷静，参看时局之人。但是无一例外，作者所说的大师，都是为国奉献，渴望“万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战期间，傅斯年曾一度担任国家要职，在逃亡路上呕心沥血。1939年1月20日，他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日：“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来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一席话读来不免令人唏嘘。傅斯年舍弃个人安危，甚至顾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却不曾放下自己的责任和事业。董作宾、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为了不让出

土的文物损毁，更是想尽办法运输转移。更不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

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第四篇：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文／谢恬[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计划2011”]

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张载将“为万世开太平”放在最后，或许是以此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中国成百上千的学者、学生踏上了南迁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现确实迥然有异。在书里，我们看到有爱慕虚荣的女同学，逃亡途中还不忘装扮一番，我们也看到了像闻一多一样坚决主战，甚至有点儿狂热的“愤青”，更有如陈寅恪、吴宓一般沉着冷静，参看时局之人。但是无一例外，作者所说的大师，都是为国奉献，渴望“万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战期间，傅斯年曾一度担任国家要职，在逃亡路上呕心沥血。1939年1月20日，他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日：“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来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一席话读来不免令人唏嘘。傅斯年舍弃个人安危，甚至顾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却不曾放下自己的责任和事业。董作宾、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为了不让出土的文物损毁，更是想尽办法运输转移。更不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张永刚）

第五篇：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1

《南渡北归》最后一册终于看完了，不简单地说两句。

持续一百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别国在发展，我们在打仗，而且还是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美，除日本外，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都不少。有实力的国家在全世界抢占地盘，发动战争，中国很被动，画面太沉重不敢看→_→。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为民族独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了解一下主战场淞沪会战、衡阳会战的惨烈程度，就觉得每个人的付出都应该被正确评价。

战争年代牺牲的人很多，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实感。相比之下，和平年代有牺牲就太令人难受了，毕竟每个个体是自己又不完全属于自己，有夫妻、子女、父母等各种各样的身份，那种感觉很破碎。

写出这种打打杀杀的文字，此刻感觉自己很MAN。

故事一：

主人公A，今年60岁，据说上学时经常被组织起来喊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有各种大字报，总之就是学生该干的正事都不干。A所在乡镇中学的老师大多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超级、无敌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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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来自书中的故事，有一帮小鬼逮不着被批判者本人，就把人家祖坟给炸了，我天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还有些事件，描述本身就让人生理不适。那样一个群体作妖的时代，拿着鸡毛当令箭，人性如此之恶，细思极恐，不寒而栗。

平生第一次觉得知识多了是一种烦恼，不如神经大条，头脑简单，更容易开心快乐。

故事二：

主人公B，湾湾人，56岁。一次，有位姑娘见洗手间需要排队，随口对朋友说了一句“没坑儿了”。我们看来，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别扭，也还好，可在这位湾湾人听来，绝对不是还好，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她觉得年轻女孩子应该是Young Lady，言行非常重要，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义愤填膺地和我理论了半个钟头。第一次和湾湾人聊女孩子该怎么说话的问题，感觉好奇妙。

回到事件本身，可能是双方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吧，说的人认为很正常，听的人觉得太随意，都没有错，真正遇到了，就理解万岁吧。

不过，我确实希望将来的女儿是一个Young Lady（这个不存在的女儿被多次提起，我是多么想生闺女啊～(￣▽￣～)~

人物群像：

书中的大师不愧是大师，确实异于常人。

读完他们的故事，就感觉太苦了。如果是和平环境下，呕心沥血的著作也不至于因为战争而不知所踪、或毁坏殆尽。也能够更加长寿，还能培养出特别多优秀的人才，大师的精神也会传承下去，会涌现更多的大师。

所以说战争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力、物力等有形的损失，还有特别多隐形的东西。大师是真正的国家财富，再无大师好可惜，社会整体氛围倒退岂止是十年二十年。

南渡北归读后感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被人们成为“大师”，这个称号越来越廉价，只要是稍微有点儿能耐的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上被叫一声“大师”。大师真的有那么廉价吗？大师真的有很多吗？显然不是。而事实是，不是大师变多了，而是社会上的浮躁之气变多了。一直以来，“大师”这两个字，于我而言乃是重若千斤，绝不是如今这般轻浮荒率的外号。这就是我去读《南渡北归》的原因，在这本书里，岳南先生完整地向世人解释了何谓“大师”。

全书一共几百万字，字数很多，但字字如玑。讲述了一群能真正称得上“大师”的大师们波澜壮阔的样子。通篇阅读下来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有设么感想，而是解脱。全书从头到尾的气氛都是苦闷，压抑，沉郁。从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掠，祖国大地惨遭践踏，城市的沦陷与百姓的伤痛；到西南联大的一群大师们，在民族危难之际的艰难与鉴定；再到解放前夜，大师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选择了在海峡两岸的离别之苦······与其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意志，不如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挣扎！

然而大师就是大师，在挣扎中，人能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在艰难岁月里，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和民族。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陈寅恪······他们拥有的渊博知识然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上是专家、是博士，继而加上他们伟大的品格和情操，这才成就了“大师”之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既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做到了“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所谓大师，不仅是个人之伟大，更要有超凡之贡献。在我看来，大师们最伟大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教育事业。《南渡北归》全书精彩的地方有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描写蔡元培的北大，那时的北大，云集了当时中国可以说是所有的大师，野无遗坚，表现出一副百花齐放、学术自由的天地。我很羡慕当时的那群学生，有这样好的大师们指导，有这样好的学习氛围。于是，这群北大学生，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一代英才，也参与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去，这就是大师的力量。书中有一段描写我记忆犹新：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理念。看到了吧，我们中国当今的教育理念早在民国那群大师的手上就已经被奠定 ，这就是大师。

那么，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何谓“大师”？《南渡北归》给了大家一个简单的答案，坚贞的学者即为大师。

惜哉，当今真正的学者有几何？其坚贞者有几何？为何再难有人比肩鲁迅、胡适？当今之大师，少也！

也罢，既然回不到那个时代，就让现在变得更好吧。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淡泊；少一点知识分子的傲气，多一点文人的傲骨。新的大师是迟早的事儿。

感谢《南渡北归》给我们的答案。

南渡北归读后感3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提到中国内部的**时期除了打打杀杀的士兵将领，文人学士的存在是必不可少且不可忽视的。他们的精神从不动、毫不畏惧。

不忍忆王国维大师的投湖而死。一天的安详平常，却被那投湖一声脆响刺的干干净净。头陷淤泥足可见王大师一心求死的态度之坚决精神之强大。正如这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让人久久从难以回神。

是的，或许在平凡人眼里，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然而，这正是大师超越平凡人的地方。作者认为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

简单一句话，如醍醐灌顶，点醒了我。原来，文化的力量可以这么强大。原来，文学大师沉默的反抗是这么的让人震撼。当然，志同道合的人更能理解对方，并给予最真实的赞扬。难怪陈寅格一句道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再说到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从教科书上我们也对梁启超的爱国、他的先进思想充满敬佩。从《南渡》中，再一次认识更加生动的梁启超大师。他看到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速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他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他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做下去，一定能于全世界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这种自信与魄力让人折服，也唤起了我们普通人对大中国、对自己的信心。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将自己两个孩子培养成中国历史上又两个杰出人才。

李济，也正是因在文化思想上的共鸣，而和梁启超走到一起，成为相差23岁的挚友。

“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人会捡。”从李济这形象的一句话便可一眼看出他的思想辽远，以及与梁启超的相契合。当然，更加相像的还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做任何让步。

我想，因思想的共鸣而结成的友谊是绝对纯粹而坚定的。而因血液中流淌的中国血液而氤氲而生的爱国之忠情，更是让中国爱国人士自发的团结及渴望和平。

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是人力无法控制与收敛的。我们不能小瞧它，更不能忽略它，我们所能做的，是利用并发扬它。

南渡北归读后感4

《南渡北归》共有三部，但由于时间问题，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说实话，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战时期的书籍，因为不愿去揭开那段历史。

但如今，合上这本书，我只觉神清气爽，一位又一位大师的经历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战岁月。

《南渡北归》的作者名为岳南，《南渡》所述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尽管作者对大师们的叙述有时是批驳，但这反而展现出大师们别样风采。正如王安石所说：“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他人是了解其为人的基础。作者的客观叙述更让我对曾经知晓的大师们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感受到大师们的人性光辉。作者参考浩繁的资料，引经据典，治学严谨，让我充分的了解大师。

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大师们拖着沉重的书籍纷纷南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敌人的糖衣炮弹，出卖祖国，而是奋力保护祖国文化，那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大师的故事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启超和李济的友谊”这一部分。梁启超对李济的推荐与鼓励不仅是对人才的重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更有甚者，梁启超为科学牺牲自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完这句，让人不免扼腕叹息。虽然那个时代的大师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学术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来，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大师出现来带领下一代人。读完这本书，我感叹于大师们的坚守与执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这本书也许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触动，让我再次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去战胜它。

正如岳南在采访中所说：“希望读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了张显的那种历史温情。”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温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大师已远去，风范犹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