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书笔记[推荐]

第一篇：南渡北归读书笔记[推荐]

南渡北归

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

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一一零旅）旅吉星文团奋起反抗 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儿子张学良，承袭父职，自任奉天军总司令。

1930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冯玉祥、阎锡山（山西军阀）-中原大战，130万人参战。1930年底，张学良助蒋有功而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1月，冯玉祥旗下“五虎上将”之一的荣哲元任第二十九军军长。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既定方针。7月29日，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开始精神上的征服。

9月10日，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选址：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

7.29，北平沦陷，下午，日军进清华园骚扰。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文学院院长胡适

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

善后工作落在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

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汪健君 施廷镛 阵传绪 傅仼敢 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理学院院长杨石先组织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 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 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

梁思成夫妇隐居四川南溪李庄。

美国哈弗大学归国名士吴宓，登门聘请“帝师”王国维。后人，“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梁家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大学。

长子梁思成1924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24留学美国哈弗大学。三子梁思忠，1926留学美国西点军校。“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陈寅格。

王，梁，赵，陈，被后世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年“哈弗三杰”陈寅格，吴宓，汤用彤。

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哈弗三年，攻读人类学专业。

李济人生转折点-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剑桥，格拉斯哥大学求学七载，取得中国地质界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25年6月15日，（1925-1929）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格；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九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昭煌 主任：吴宓 助理员：周光午 事务员：卫士生

王国维“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清华，美庚子赔款，退款办学。1911年，4，29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北大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陈寅格）、语言（赵元任）、考古（李济)。后增设人类学组，由留美博士吴定良主持工作。

光绪二十五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皇家大学校校长）王懿荣患疟疾抓药，发现甲骨文。是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董作宾和李济，梁思永挖掘安阳殷墟。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时间先后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对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有了划时代的飞跃。

1932年文物装箱南迁-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

1948年，这批宝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馆的镇院之宝。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

1938年1月中旬，根据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9月28日，昆明大轰炸。

1940年5月14日，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上将衔总司令张自忠。5月16日，张自忠在宜城壮烈殉国，时年51岁。当夜，中方派一个师的兵力强攻落入日军手中的张自忠将军之躯。

同济大学是由一个在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创办。战时迁移至宜宾东部长江南岸的（四川南溪）李庄古镇。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对波兰发动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9.27，德军占领波兰首都华沙，波兰完全沦陷。5.26英国海军下令代号为“发电机”的撤退行动。敦刻尔大撤退是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

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病故，张伯苓继之。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旧在比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代表人物：梅贻琦、周恩来。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换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5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给中国，分期支付。美国的目的是出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

第二篇：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1

《南渡北归》最后一册终于看完了，不简单地说两句。

持续一百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别国在发展，我们在打仗，而且还是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美，除日本外，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都不少。有实力的国家在全世界抢占地盘，发动战争，中国很被动，画面太沉重不敢看→_→。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为民族独立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了解一下主战场淞沪会战、衡阳会战的惨烈程度，就觉得每个人的付出都应该被正确评价。

战争年代牺牲的人很多，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实感。相比之下，和平年代有牺牲就太令人难受了，毕竟每个个体是自己又不完全属于自己，有夫妻、子女、父母等各种各样的身份，那种感觉很破碎。

写出这种打打杀杀的文字，此刻感觉自己很MAN。

故事一：

主人公A，今年60岁，据说上学时经常被组织起来喊口号“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还有各种大字报，总之就是学生该干的正事都不干。A所在乡镇中学的老师大多来自北上广等大城市，超级、无敌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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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来自书中的故事，有一帮小鬼逮不着被批判者本人，就把人家祖坟给炸了，我天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还有些事件，描述本身就让人生理不适。那样一个群体作妖的时代，拿着鸡毛当令箭，人性如此之恶，细思极恐，不寒而栗。

平生第一次觉得知识多了是一种烦恼，不如神经大条，头脑简单，更容易开心快乐。

故事二：

主人公B，湾湾人，56岁。一次，有位姑娘见洗手间需要排队，随口对朋友说了一句“没坑儿了”。我们看来，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别扭，也还好，可在这位湾湾人听来，绝对不是还好，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她觉得年轻女孩子应该是Young Lady，言行非常重要，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义愤填膺地和我理论了半个钟头。第一次和湾湾人聊女孩子该怎么说话的问题，感觉好奇妙。

回到事件本身，可能是双方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吧，说的人认为很正常，听的人觉得太随意，都没有错，真正遇到了，就理解万岁吧。

不过，我确实希望将来的女儿是一个Young Lady（这个不存在的女儿被多次提起，我是多么想生闺女啊～(￣▽￣～)~

人物群像：

书中的大师不愧是大师，确实异于常人。

读完他们的故事，就感觉太苦了。如果是和平环境下，呕心沥血的著作也不至于因为战争而不知所踪、或毁坏殆尽。也能够更加长寿，还能培养出特别多优秀的人才，大师的精神也会传承下去，会涌现更多的大师。

所以说战争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人力、物力等有形的损失，还有特别多隐形的东西。大师是真正的国家财富，再无大师好可惜，社会整体氛围倒退岂止是十年二十年。

南渡北归读后感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被人们成为“大师”，这个称号越来越廉价，只要是稍微有点儿能耐的人都能在这个社会上被叫一声“大师”。大师真的有那么廉价吗？大师真的有很多吗？显然不是。而事实是，不是大师变多了，而是社会上的浮躁之气变多了。一直以来，“大师”这两个字，于我而言乃是重若千斤，绝不是如今这般轻浮荒率的外号。这就是我去读《南渡北归》的原因，在这本书里，岳南先生完整地向世人解释了何谓“大师”。

全书一共几百万字，字数很多，但字字如玑。讲述了一群能真正称得上“大师”的大师们波澜壮阔的样子。通篇阅读下来之后，给我的第一感觉不是有设么感想，而是解脱。全书从头到尾的气氛都是苦闷，压抑，沉郁。从抗日战争，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烧杀掳掠，祖国大地惨遭践踏，城市的沦陷与百姓的伤痛；到西南联大的一群大师们，在民族危难之际的艰难与鉴定；再到解放前夜，大师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选择了在海峡两岸的离别之苦······与其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意志，不如说是在描写大师们的挣扎！

然而大师就是大师，在挣扎中，人能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在艰难岁月里，时时刻刻想的是国家和民族。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傅斯年、陈寅恪······他们拥有的渊博知识然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上是专家、是博士，继而加上他们伟大的品格和情操，这才成就了“大师”之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既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又做到了“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所谓大师，不仅是个人之伟大，更要有超凡之贡献。在我看来，大师们最伟大最深远的影响莫过于教育事业。《南渡北归》全书精彩的地方有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就是描写蔡元培的北大，那时的北大，云集了当时中国可以说是所有的大师，野无遗坚，表现出一副百花齐放、学术自由的天地。我很羡慕当时的那群学生，有这样好的大师们指导，有这样好的学习氛围。于是，这群北大学生，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为了一代英才，也参与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去，这就是大师的力量。书中有一段描写我记忆犹新：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理念。看到了吧，我们中国当今的教育理念早在民国那群大师的手上就已经被奠定 ，这就是大师。

那么，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何谓“大师”？《南渡北归》给了大家一个简单的答案，坚贞的学者即为大师。

惜哉，当今真正的学者有几何？其坚贞者有几何？为何再难有人比肩鲁迅、胡适？当今之大师，少也！

也罢，既然回不到那个时代，就让现在变得更好吧。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淡泊；少一点知识分子的傲气，多一点文人的傲骨。新的大师是迟早的事儿。

感谢《南渡北归》给我们的答案。

南渡北归读后感3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提到中国内部的**时期除了打打杀杀的士兵将领，文人学士的存在是必不可少且不可忽视的。他们的精神从不动、毫不畏惧。

不忍忆王国维大师的投湖而死。一天的安详平常，却被那投湖一声脆响刺的干干净净。头陷淤泥足可见王大师一心求死的态度之坚决精神之强大。正如这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让人久久从难以回神。

是的，或许在平凡人眼里，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然而，这正是大师超越平凡人的地方。作者认为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

简单一句话，如醍醐灌顶，点醒了我。原来，文化的力量可以这么强大。原来，文学大师沉默的反抗是这么的让人震撼。当然，志同道合的人更能理解对方，并给予最真实的赞扬。难怪陈寅格一句道破：“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再说到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从教科书上我们也对梁启超的爱国、他的先进思想充满敬佩。从《南渡》中，再一次认识更加生动的梁启超大师。他看到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速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他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他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做下去，一定能于全世界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这种自信与魄力让人折服，也唤起了我们普通人对大中国、对自己的信心。

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将自己两个孩子培养成中国历史上又两个杰出人才。

李济，也正是因在文化思想上的共鸣，而和梁启超走到一起，成为相差23岁的挚友。

“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人会捡。”从李济这形象的一句话便可一眼看出他的思想辽远，以及与梁启超的相契合。当然，更加相像的还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做任何让步。

我想，因思想的共鸣而结成的友谊是绝对纯粹而坚定的。而因血液中流淌的中国血液而氤氲而生的爱国之忠情，更是让中国爱国人士自发的团结及渴望和平。

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是人力无法控制与收敛的。我们不能小瞧它，更不能忽略它，我们所能做的，是利用并发扬它。

南渡北归读后感4

《南渡北归》共有三部，但由于时间问题，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说实话，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战时期的书籍，因为不愿去揭开那段历史。

但如今，合上这本书，我只觉神清气爽，一位又一位大师的经历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战岁月。

《南渡北归》的作者名为岳南，《南渡》所述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尽管作者对大师们的叙述有时是批驳，但这反而展现出大师们别样风采。正如王安石所说：“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他人是了解其为人的基础。作者的客观叙述更让我对曾经知晓的大师们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感受到大师们的人性光辉。作者参考浩繁的资料，引经据典，治学严谨，让我充分的了解大师。

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大师们拖着沉重的书籍纷纷南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敌人的糖衣炮弹，出卖祖国，而是奋力保护祖国文化，那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大师的故事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启超和李济的友谊”这一部分。梁启超对李济的推荐与鼓励不仅是对人才的重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更有甚者，梁启超为科学牺牲自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完这句，让人不免扼腕叹息。虽然那个时代的大师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学术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来，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大师出现来带领下一代人。读完这本书，我感叹于大师们的坚守与执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这本书也许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触动，让我再次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去战胜它。

正如岳南在采访中所说：“希望读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了张显的那种历史温情。”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温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大师已远去，风范犹长存。

第三篇：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短短八个字充满了历史感和沧桑感。翻开这套厚重的《南渡北归》，心情不禁沉重起来。作为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巨著，书中叩击心灵的情节太多太多，无数次被感动得泪眼模糊。是什么支撑并激励这群“柔弱”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掩卷沉思，令我感触最深、震撼最强的，就是“信仰”二字。

往事再回首，国难当头，壮志未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廊坊、南苑、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以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也是一片惊恐慌乱。7月29日，北平陷落后，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一一零旅旅长何基沣不得不奉命南撤。面对连连失守的国土，这位抗日名将百感交集，哽咽不已，他抬手向闻讯赶来告别的高校学生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泪流满面却不得不抛下这座正在陆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此情此景，何等悲愤！

英雄辈出的时代，颠沛流离，流亡岁月。最先受到炮弹轰击的是南开大学，这个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作为创办人，当时已转往南京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闻讯后当场昏厥，悲怆不已。随后，大批日军进驻北大，一片残局，满目凄然。于是，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清华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带着儿女也踏上了流亡之路。面对渺茫的前途，两人心中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而这一走，就是九年！在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王国维、赵元任、蔡元培、梅贻琦、胡适、傅斯年、李济、陈寅恪、梁思永，一代大师在历史舞台上负重前行，他们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流亡的大师们在内心深处都怀着悲愤交织的情愫，而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虽然南渡途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他们能够不畏风雨、满怀信心。他们坚信，中国人民有着不可战胜的意志和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必然会走向辉煌的。

挺起脊梁，初心不改，弦诵在山城。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难当头，大局已定，临时大学师生打点行装，昂头挺胸，以悲壮的豪气英姿，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包括清华的闻一多、袁复礼、李继侗，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等在内的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翻山越岭，日夜兼程68天，徒步跋涉1600余公里，当旅行团师生们带着满身风尘和疲惫抵达昆明时，师生与群众的歌声如江河翻腾、大海惊涛，慷慨悲壮的旋律向行进中的每一位师生传递着国家的艰难与抗战必胜的信念。自此，数千名师生在昆明正式组建了足以、永垂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我一直在思考，在那个时代，在80年前西南联大师生走过的那条路上，那群被迫流亡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着什么？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成功地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徙，我仿佛看到，这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傲然屹立于中华大地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民族的坚定信仰，令人无不感慨万千。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想像，他们一路负重前行，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是何等艰辛，背后又是何等沉甸甸的信仰支撑！信仰是共通的、强大的、持久的力量。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年代，坚定的信仰是成功的保证。

第四篇：读后感——南渡北归

坚守的大师与英雄

——读《南渡北归：南渡》有感

《南渡北归》是一段历史的长河中尘封多年的往事，是一段中华民族无法回首的记忆，是一段交织着家国情仇的故事，更是一段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历史。如一根穿越时空的拐杖，《南渡北归》指引我们重回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用详尽的史料、宽广的视角描述了一代学术大师们的传奇。所谓“南渡北归”，即书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南渡北归：南渡》是《南渡北归》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华，本着“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四川李庄，为了保存学术上的成就和文化的成果，平津地区的师生们撤出熟悉的校园，前往内地办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渡生涯。作者以“烽火照京都”为序章，娓娓展开故事，通篇贯穿了二十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学术追求和人生的风骨与境界，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诸多著名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钟书等，所涉有名姓的大知识分子近百人，每一个人都有声有色，个性鲜明，从穿衣打扮到思想言论，再到每个人的成就，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像被镌刻出

来。

《南渡北归：南渡》中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这些灿若星辰的学术巨擘们，在隆隆炮火中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依然坚持办学，培养出大批成就斐然的人才的历史。生于和平年代、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难以想象抗战生活的艰辛与困难，然而书中写到；“李庄虽然拥挤不堪，但来往李庄的人从无懈怠；蒙自虽然偏僻，西南联大虽然简陋，但在联大的人时刻不忘国危与争气，于南湖之畔发奋读书，不顾敌寇的到来。”正是有了这些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才使得中国的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培育新人的能力在大后方有了刚毅坚卓的延伸和发展。大师们“南渡”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另外一批南渡的人。为了普光气田的开发与建设，为了国家的“川气东送”大工程，为了人民用上洁净天然气的需要，一大批石化人告别家人与朋友，离开熟悉的工作环境，从黄河之滨“南渡”到长江流域，来到了川东北的巴山深处。无论是川蜀之地的闷热潮湿，还是山野之乡的蛇虫鼠蚁，甚至是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都没有击退石化人勇往直前的决心。普光是孤独的，很多人要面对与家人孩子的两地分居，甚至在没通高速前，去趟达州市区还需要在蜿蜒的山路上辗转几个小时；普光是危险的，作为高含硫气田，伴随着天然气从气井出来的硫化氢甚至能在瞬间致人于死地；普光是艰苦的，山里的生活的单调乏味是无法与城市的五光十色、霓虹多彩相提并论的。然而，石化人们在这里坚守着！烈日骄阳下，他们背着沉重的空呼穿梭在装置里的各个设备间；风霜雨露中，他们带着沉重的工具奔走在各条管线旁，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朗月当空，都可以看见他们如红霞般灿烂的红工衣。他们时刻铭记着普光气田满负荷安全平稳运行的责任与使命，坚守岗位，勇于奉献，他们的对气田的热情，如同山头上的火炬在熊熊燃烧着！在这里，他们开发了中国最大的海相整装气田；在这里，他们建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天然气净化厂；在这里，他们每年为东至上海的沿线人民生产百亿方的净化天然气！他们是普光的英雄，是中石化的英雄，甚至是国家的英雄！

昔有各界大师们不畏战火硝烟、颠沛流离，坚守着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今有普光的石化工人们不畏艰难困苦、寂寞孤独，坚守着中国的天然气事业。尽管时代不同，身份不同，可是他们的信念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强大而奋斗！作为一个石化新鲜人，我要向这些学术大师和石化前辈看齐，在艰难中坚守理想，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在不断的奋斗中为石化的发展和祖国的天然气事业贡献力量！

普光是一首诗，我要用青春在这里写下最雄壮的史诗； 普光是一支歌，我要用激情在这里唱响最高昂的赞歌； 普光是一幅画，我要用梦想在这里画下最华彩的篇章！

第五篇：《南渡北归》读后感

斯人已逝，大师不远——读《南渡北归》有感

文／俞一凡[南京大学·苏州中学匡亚明实验班]

1990年8月的漫天风雨中，一代大师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的公寓驾鹤西去；2009年7月，季羡林也在北京仙逝。自此，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年那群学富五车、叱咤风云的大师们大多都已远去——在抗战的烽火中远去了、在内战的硝烟中远去了、在政治斗争的阴谋中远去了、在峥嵘的岁月中远去了……大师们已经远去，后来人却未能跟上大师的步伐。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该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子呢？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接受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直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天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现在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 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发出与之不符的肤浅、浮躁和铜臭味。反观抗战八年，偏安于西南边陲简陋校园中的师生们同吃同住，虽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极强；虽然文人相轻，却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学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虽然给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对知识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却是目前很多高校所无法比肩的。

纸上谈兵无益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政治**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

中国不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而是“大师远去，暂无大师”。

一句提示

文章从读书人萎靡的精神状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两个方面，剖析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社会、文化成因，试图透过历史的烟云，探寻大师成长的精神足迹，呼唤文人强大的精神风骨。文末“大师远去，暂无大师”，警醒、激越，显示了年青的一代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

（张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