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第一篇：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

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张载将“为万世开太平”放在最后，或许是以此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中国成百上千的学者、学生踏上了南迁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现确实迥然有异。在书里，我们看到有爱慕虚荣的女同学，逃亡途中还不忘装扮一番，我们也看到了像闻一多一样坚决主战，甚至有点儿狂热的“愤青”，更有如陈寅恪、吴宓一般沉着冷静，参看时局之人。但是无一例外，作者所说的大师，都是为国奉献，渴望“万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战期间，傅斯年曾一度担任国家要职，在逃亡路上呕心沥血。1939年1月20日，他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日：“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来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一席话读来不免令人唏嘘。傅斯年舍弃个人安危，甚至顾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却不曾放下自己的责任和事业。董作宾、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为了不让出

土的文物损毁，更是想尽办法运输转移。更不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

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第二篇：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第三篇：岳南《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岳南《南渡北归》读书报告

逃亡旅行

文／陈明仪[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计划2011”]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一句提示

观点清晰，思路绵密。由“逃亡”而接入“旅行”，题旨得到了进一步开掘。文章开合有度，宕得开，收得拢。确是佳构！

（张永刚）

第四篇：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南渡北归读书报告：何谓“大师”

文／谢恬[江苏省苏州中学“伟长计划2011”]

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刚看完《南渡》的时候，心里是满满的惋惜和钦佩。我一直困惑着，怎样的一群人，才能被作者称为“后无来者”的大师？

所谓大师，我想，可以用北宋大儒张横渠的一句话来概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很闭塞、落后，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传统的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注重功名的，但是偏偏有逆天下人所好、离经叛道的人。梁启超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梁启超不光自己在中国宣传新思想，把先进的文化带回中国，更让自己的子女踏上了治学之路，并且净捡荆棘密布、无人问津的路来走。中国人没有搞建筑的，他就让梁思成去美国读建筑。中国冷僻的考古事业没有科学的方法，他就让梁思永去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中国缺少将才，他就让梁思忠走上了军事道路。“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中国人民没有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教化，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把现代科学带进了国门。梁思成等人的不凡成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伟大的父亲，而中国普通百姓从蒙昧中的渐渐觉醒，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像梁启超一样不计私利、只为改变祖国现状的大师。他们携着新技术、新知识、新思想，漂洋过海，终是砸开了愚昧落后的大门。这可谓“为天地立心”了。

“立命”之说来自孟子。《孟子·尽心上》有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自己做到修身养性以奉天命，或许并非难事。而大师与平常人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为生民”而“立命”。被称作“三百年来一大师”的陈寅恪先生和他的夫人最令我感动。艰难困苦的逃生路上，他的夫人“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想要为天下百姓谋福祉，首先就应对身边的人有发自肺腑的关怀。陈寅恪先生毕生心力都投入在中国史学上，就连逃命都不忘提着书箱。傅斯年邀他去史语所就职，可是他却舍不下在清华教书育人的位子。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迫于时局无法医治，可他依然不放弃他的教授职业。书里这样写道：“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脱落，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他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的学生。“为生民立命”恰是陈寅恪先生人格的写照。

张横渠所谓“绝学”指的是儒学，在此就让“绝学”扩充一下范围，暂代所有的学问。如果将“继”简单地理解为继承，那么这个人必定不会是个大师。一个真正的大师，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不管是董作宾的“五期断代说”，还是老金的符号逻辑，都已经超越前人，令人赞叹了。但在这众多大师学者中，我最钦佩的还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曾在北大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毕生追求着他的理想。他鼓励胡适之、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大学宣讲新文学，也不排斥辜鸿铭、陈汉章这样的守旧派，这种学术的“自由”之风，不正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结合时代背景加以发展吗？能达到如此程度的学术自由，我想是当下很多高等院校所难以企及的吧。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既往圣之绝学”的很好的例子吧，而且，这里的“学”可谓包罗万象，“继”也绝不仅是继承弘扬这么简单。

张载将“为万世开太平”放在最后，或许是以此为四者中最高境界。日寇的铁蹄踏上了中华大地，中国成百上千的学者、学生踏上了南迁之路。同是南渡，但各人的表现确实迥然有异。在书里，我们看到有爱慕虚荣的女同学，逃亡途中还不忘装扮一番，我们也看到了像闻一多一样坚决主战，甚至有点儿狂热的“愤青”，更有如陈寅恪、吴宓一般沉着冷静，参看时局之人。但是无一例外，作者所说的大师，都是为国奉献，渴望“万世开太平”的仁人志士。抗战期间，傅斯年曾一度担任国家要职，在逃亡路上呕心沥血。1939年1月20日，他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题记日：“小宝第二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来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一席话读来不免令人唏嘘。傅斯年舍弃个人安危，甚至顾不上出生不久的孩子，但是却不曾放下自己的责任和事业。董作宾、李济等史语所的专家，为了不让出土的文物损毁，更是想尽办法运输转移。更不用提北归后的闻一多了，用一颗穿过头颅的子弹，咆哮出对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爱！这些为万民开太平之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我突然想起在书里读到的这样一段话：“在这风雨之秋，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退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

二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恩格斯

本书的封面有一行极其醒目的宋体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了很久，作者的这一席话究竟有何意味。我觉得先有必要探讨一个算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是时代塑造大师，还是大师铸就时代。

最大、最不可忽略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持续不断的**和征战。辛亥革命前后，国家科技落后，人民愚昧麻木，那些留过洋的青年，在见证了他国的强盛和我国的贫弱之后，有了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够把西方的一套搬到中国来。自然，这种渴望不会终止于物质，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也在人群中爆发。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是纷繁复杂的，有守旧派，有革新派，有想做回皇帝的，也有呼吁民主共和的，军阀割据的现象极为严重，外国势力也颇为猖獗。社会上没有一股可以强大到独霸天下的力量，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制约。这似乎有点儿像我国历史上孕育了“百家争鸣”局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或许正是因为当时社会动荡、复杂，对任何思想没有过多的压制，也无从压制，这就促成了当时人们在思想上的极大自由，从而为一批大师崭露头角营造了合适的土壤。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后这段时间是一个大师萌芽的阶段，那么抗战时期的民族存亡危机，则直接催生了大师的生长。中国军队军备落后，面对强大日军无可奈何，这让每个中国人深深忧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踏上留学之路，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学，更是为让祖国强大而学。当他们背负上了国家的荣辱，就有了鞭策自己的强大动力。曾昭燏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就曾透露过自己的心境，她说祖国缺什么，她就学什么，不再学别人学过的，以免浪费资源。

任继愈先生在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他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对此我深以为然。

书里还有一个细节吸引了我的注意。蔡元培、梅贻琦等校长在招聘教师时，并不唯学历。傅斯年等人在外攻读多年，可谓学贯中西，但也不曾获个什么博士学位，这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做学问而做学问。而反观当今社会，“功利”已经成为几乎一切活动的目的。读大学，是为了找个能赚大钱的好工作；运动员拼了命地训练，只是为了换一块对得起谁的金牌；医生不再救死扶伤，而是为了提成乱开药物……很多东西都变了味。社会风气的浮躁，让很多人失去了专注做学问的耐心。当下极端功利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阻碍了大师的产生。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深刻反省：我是否也在这功利的世界里变得浮躁不已呢？

记得在卞敏方的文章里见过这样一句话：“先觉者总是超前的，超前者总是孤独的，孤独者总是忧郁的，在忧郁中抉择，在期待中觅路前行，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

一句提示

文章两部分开合有度。

从张横渠“立心”“立命”谈起，揭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与精神来源，这就把握了问题的根本。

文末上升到“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结得好！

（张永刚）

第五篇：《南渡北归》 读后感

读后感就是把所读到的，记到的，在文中有启发的用文字记录下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南渡北归读后感，欢迎阅读参考！《南渡北归》 读后感篇1

看过《南渡北归》后，只想再悲叹一次：21岁了，我才明白真正的中国历史。

小学到高中，我花了12年时间学习历史。高中时，历史成绩常常全班第一，也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不过，上大学四年，我才发现之前学的历史教材，错误的知识占到一半，甚至还多。这是什么样的感慨呢？生在这样的时代，年轻人，继续努力吧。

该著作分三部，约180万字，包括《南渡北归—南渡》、《南渡北归—北归》、《南渡北归—离别》。书的封面写着一段话，颇具震撼力，“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代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封面下半部分写着八个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然后就是9个大师的肖像，有胡适、蒋梦麟、傅斯年、张伯苓、鲁迅……乐哥在第一页批了八个字，“大师远去，专家横行”。

回想起高中和大一大二时期读小说，《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小二黑结婚》……这些所谓的名著都是历史书上推荐的，它们花费了我好久的时间，读完之后也带来了许久的感动。

但是，当看过《南渡北归》后，突然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原来民国期间还有这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为什么中学时期的教材不向我们着重推荐他们，而单单选择介绍郭沫若、沈从文、何其芳、吴强、孙犁这些人。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李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朱家骅、吴宓、陈寅恪、曾昭抡、董作宾、曾昭橘、叶企孙、刘文典、俞大维……可叹这些人物竟然不能够在中国历史书中占据一些地位。还有卢作孚、张自忠、方先觉……看着这些感天动地的事迹，我想抹眼泪。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出历史的角落，成为受人们尊敬的人。

西南联大数百人旅行团，从长沙到云南，徒步3000多里，这样的壮举令今天的大学生汗颜。更发人深思的是，过路百姓，甚至土匪也主动对他们加以照顾，为民族之未来保存希望。跟随保卫学生的军队官兵，在完成任务后婉拒了学校的酬谢。如此义举，怎不动容。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买一条棉裤御寒；董作宾主持史语所建造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一晃几年过去，眼看一座座楼舍立起，而董家生活依然极其艰难。当时建筑业与学术机关的知识分子，很少搞建筑拿回扣。对比今世“站起一座楼，富起一群狗”或“建成一条路，倒下一群狗”，往事实不堪回首。

梁再冰最初报考清华大学，未被录取。林徽因曾怀疑清华判分有误，当通过有关人员调看女儿的试卷之后，认可无误，遂让梁改投北大，并被西语系录取。梁从诫报考清华建筑系，因2分之差未被录取，不得已改为历史系。后世很多人认为凭借梁思成夫妇的地位和权力，遂两个孩子心愿是件并不难办的事，但梁思成夫妇没有这样做。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清华乃至整个教育界的风气尚属清廉，还没有太大的歪风邪气，教授们的思想差不错都是这样，特殊的例子倒是少见。

当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打成“右派”时，当他们一个个走上绝路自杀时，当文革后清华要为吴晗立雕像旋即遭到质疑时，我只想在说一句：历史终将还世人公道，即使需要一百年。

通常说起历史，人们多会想起一些著名的战役，想到的是战士们的英勇献身，但是这部《南渡北归》却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读历史。大家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用思想来影响国人，但其实，大师们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才有了两年后有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中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梁启超坚持鼓励自己的儿子学习考古，尽力发展国内的考古业的原因了吧。文人们有自己捍卫国家尊严的方式，相比上战场冲锋陷阵，文人们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这些，又如蔺相如和廉颇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辅相承的。

这本书，带给我更多感动的则是那一代大师们在战乱中奋力保护祖国文化，传承祖国文化的那种坚持，数年颠沛流离，数次哀叹山河破碎，可也许是时代造英雄，这一代文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保留了进行学术探究的严谨态度，也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点一点被抢救回来的文化。

而对这一历史温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传承了这种精神，这本《南渡北归》他写了八年，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看到他们当年用什么锅，睡的什么床，描写的时候就更加真实。”而大家也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并附上了具体的资料来源。

最后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人才，现在也有着很多为发展而努力奋斗，作出大贡献的青年人。但这句话也应该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争着评教授职称，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现在，更应该有些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学科。

推荐这本书，就如作者岳南所说的这样，希望你们能在这套书中读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张扬的那种”历史温情。

这本书我读了很久，期间中断了一段时间。搁置的那段时间，又添了许多新书，但想着这本书实在很不错，所以还是读完了。《南渡北归》系列总共有三本——《南渡》、《北归》和《离别》，是一幅恢宏的民国知识分子命运变迁的群像画，即群体人物传记。不同于一般的单个人物传记，这本书整体架构是时间轴，再在时间轴上“横切一刀”，把在横截面上要重点描写的人物作详细刻画，而该人物其他时间段上的经历一笔带过，等到写下一个横切面时，继续把之前的人物的经历“拎过来”接着写，所以在看单章的时候，思绪会稍有些散，只有把好几章看完以后，才能对一个人物的命运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北归》包含的历史时间段大致在1937年至1940年前后，但书中对于一些活跃于这段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成长过程也着墨甚多，所以时间跨度很广。书中描写的主体是原本活跃于各地高校或研究机构、而战争爆发后，随着学校的迁移而辗转于全国多地的知识分子，比如王国维、赵元任、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等；描写的事件也基本与这群人相关。而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比如党争，比如战争本身，都只是点到即止；即使描写到，也只是为了刻画某个人物，所以书中内容看起来比较“纯粹”。书中容纳了大量的真实史料，这一点从每一章后面多达二十面的注释就可见一斑（全书共十一章）；注释的内容多是所描写人物的日记、书信、作品以及亲近之人的口述等，所以足以见书中对人物刻画时都是基于事实，而非信口雌黄。

书中的人物，大多活跃于这几个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北大），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国立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及其下属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在空间上着重描写的，主要有北京（当时的北平），长沙，昆明和四川南溪李庄等。

整本书的故事主线其实很简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城沦陷，于是原在北京的高校，以及南开大学和长沙临时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昆明，共同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后来战事恶化，昆明也遭到了严重袭击，于是西南联大及相关的人员和科研机构又被迫迁往四川李庄。但在这段时期之内，发生了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让人既感慨于山河破碎、人民命途多舛的凄凉，又感慨于这些知识分子对知识的热爱，甚至要胜过对自己的生命；也正是这种热情，才让众多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免于战火的涂炭。

1937年的中国，遍地狼烟。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们也同样不能免于战争的苦难，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日本军队进攻北平和天津时，并没有顾忌城市中的高校，反而把炮口对准了这些地方。南开大学当时基本被炸成废墟，北大和清华校园里，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都在轰炸中飞灰湮灭。在迁往昆明时，各高校为了能在昆明继续教学研究，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尽一切办法搬运教研物资。不仅是图书，当时自然科学中的动植物标本、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都纷纷从陆路、水路运往昆明，期间经历的艰辛不言自明，甚至还因为船翻了而使不能沾水的古籍损失了一部分，实在令人扼腕。当时日本空军在中国多地进行不加区分的大轰炸，百姓被炸死炸伤者不计其数，所以，书中对于师生跑警报、躲避轰炸有许多描写。第五章“弦诵在山城”和第十五章“国破花开溅泪流”里，刻画了当时昆明城频繁遭空袭时的众生百态。令人稍感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一些学生因为“跑警报”（有日军飞机飞过城市上空时则拉响警报示意民众到城外或防空洞躲避）过于频繁而逐渐麻木，反其道而行之，趁着别人都去“跑警报”、室中无人时，尽情使用平常因为太稀缺而使用不上的资源，比如水；甚至还有年轻的学生们在跑警报时产生了感情，书中描写：“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但这终究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挣扎于炮火中苦不堪言。眼见昆明也陷入战火，西南联大于是又被迫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在李庄，虽然相比于昆明，类似于炮轰这种苦难要减轻许多，但教学、研究和生活的条件也都十分艰苦。不论是粮食、医药还是衣物，都面临僧多粥少的窘境，大学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地点严重短缺，不论是当地学堂还是山头上的山寨，能征用的都被征用了，甚至“办公室”与牛棚仅一墙之隔，也根本没有挑剔的余地。以上写到的这些，只是艰苦环境的冰山一角，真的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些追求知识与真理的人们，是凭着怎样一种信念，在咬牙支撑着。

即便是环境这样恶劣，这群知识分子也始终潜心学术，甚至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在我国考古史上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掘工作，比如河南殷墟（甲骨文、彩陶与仰韶文化）遗址，山东济南城子崖（新石器时代的黑陶与龙山文化）遗址，以及对东北地区的“昂昂溪文化”的发掘考证工作等等，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抗战爆发后，即便物资极度匮乏、身如浮萍漂泊不定，学术大家们也总是希望能在知识中获得些许慰藉。书中对于梁思成和陈寅恪都有较多的描写，这两人都展现出了对于“研究”的高度的热爱。抗战期间，梁思成一家为躲避战火而长途奔袭，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林徽因险些因肺病得不到救治而丢掉性命；逃难之时，即便再拮据、再疲惫，梁思成也始终把之前的研究成果——调查中国古建筑时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和记录等，完好无损地带在身边，尽一切力量来完成自己的理想——编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陈寅恪就更是这样，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城时，陈寅恪逃出城时，不带金银细软，却带了满满一汽车的书籍、手稿；而后辗转于多地，都不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抛弃。

这些把自己的研究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流亡的知识分子，实在是令人心生敬佩，也实在为他们多舛的命运感到叹息。国破家亡之时，武人血战沙场、保家卫国，而文人想要在书桌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是何等的艰难。并不是这些大师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对国仇家难置之不理，而是他们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也是对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祖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军人上阵杀敌，普通老百姓专注生产，知识分子专注于文化，这都是在各自的战场上保卫着国家，都有一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国家只有安定强大了，才能为生活在国家中的每一个人民都提供一片自由发展的净土。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冥想》

《南渡北归》讲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历史。内容夹杂了各类官方文献和野史趣闻，和作者爱憎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勾勒出悲怆又真性情的一个个人物。乱世成就英才，各种挑战人性的底线的事情，让人更加多思而复杂。苦难，是不幸，也是幸运。

选择——从卢沟桥事件说起

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张自忠将军，卢沟桥事件开启了这段颠沛流离的历史，当时北平守军是宋哲元、张自忠。卢沟桥之前，张自忠认为可以和平解决与日本的冲突，撤防撤军，私下签订《香月细目》。被社会视为“准汉奸”、“自以为忠”。

后参加多场对日战争，1940年，张自忠在对日的枣宜会站中全军覆没，战死。

别人做的选择，是基于他当时所获得的信息而做的判断。上帝视角来审判他人的选择时，你在局内未必会做的更好。

传闻——从一个风流韵事说起

故事：广为流传的版本中，林徽因将徐志摩失事飞机残骸悬于卧室，彼时至今各类小文章据此有了各种猜测，演绎，脑补一系列的故事推测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不和睦，熬成一碗碗的鸡汤。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林徽因保留的飞机残骸有两片，另一片是其胞弟林恒对日空战阵亡的飞机残骸。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感情这种事或者当事人也讲不清楚。别人告诉你一些事情，是为了论证他的道理。你信不信他的论据，你的道理是什么？

资历——陈寅格的那份学历

故事：陈寅格太有才华，也许他的大脑就是一个超级电脑。阅历丰富——多国游学；超强记忆——引文据典，涉猎广泛；逻辑严谨——从《琵琶行》推断歌女家乡，所嫁人情况等；简直是天生的学问家，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陈寅格游学多地，哈佛、柏林转了一圈，却没有拿一份博士文凭回来，完全为求职而求职。也正是这一点，让好友吴宓聘用他做教授时费劲力气。

要么让自己拥有陈寅格那份出色的才华，要么就脚踏实地一步步做事情。

最近，终于把《南渡北归》这本书看完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从买来到看完，话费了半年的时间。

个人觉得，看《南渡北归》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写作风格，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南渡北归》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渡北归》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在这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积极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北。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北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着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曾经积极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知道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曾经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可以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现在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么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台北的胡适，临死都不知道曾经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北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后也郁郁而终。台北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起受苦”。在生命的最后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现在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当我看到《南渡北归》的结局，说，这个时代结束了。我的眼睛忽的酸了，那个时代结束了，那些大师不再了。而现世的我望着无法企及的过去，只剩下缅怀。

这个世界的浮躁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就像是真理似病菌般在人群中蔓延。浮躁的人们奔走在这个灯红酒绿的社会，为着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胃和品味即使原本宁静或追求宁静的不平凡的心也因为潮流的挤压而不得不跳入喧闹的舞池与众生共舞，摇头晃脑间忘却自己的初心，忘却最本真的内心。

原本我就是个浮躁的人。曾经不是，现在是，将来，我不知道。之所以我能安静地坐着，打下这些文字，只是因为停电。你看，多么可悲的人类，只有当外物改变时才记得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敢情，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被外界环境控制的世界里，而当外界强大的电流消失时，我们就像是短暂清晰的正常人，重新回归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做起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爱用文字来表达自己，只是一旦卷入了那种让人沉迷的漩涡，便再难以脱身。

我没有控诉，我只是想缅怀。缅怀我小学写的配图日记，缅怀我初中写的叙事日记，缅怀我高中写的感情日记，缅怀那些充实而朴素的日记本。现在，看着手边一本一本华丽而苍白的空本子，我忽然感觉好笑，有些东西再华丽，终究不过是皮囊，内在的空洞与虚无只会让这块皮囊干瘪苍老地更快，更无情。

我没有厌世，我只是想缅怀。缅怀我跟朋友争吵后戏剧性的和好，缅怀我们一起上课作诗下课游戏的快乐，缅怀我们安静的夜晚聊心事聊未来的憧憬，缅怀一切因为拥有真正的朋友而幸福的场景。那些没有丝毫虚伪与表演的存在，让人能够看到感情的真挚与牢靠的关系。这些都还在，却只是在心里反复重播，似乎现实告诉自己，你已经没有上演的资格。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的真理，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

我只是想缅怀那个时代，那个属于大师们的时代，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只是为了衬托我对过去的总是充满怀念，何况是那么伟大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邪恶与善良已经存在，但是不管是邪恶还是善良，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却是那样的疯狂。有意识的人只要认定自己要追求的目标，要达到的水平，便心无旁骛地去追求去奋斗，静下心来搞研究，闭关学习整理记录，现今谁还会这样？为了真正的学问而去学习，为了真正的发现而去调研，为了真正的进步而去努力？当人们欢呼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却忽视了自己的生活也在被慢慢地吞噬着静心与宁静。就像一个小孩被四处的声音所吸引而不断跳动要去追寻，而忘记安静地聆听其中的美妙。

这个时代是美好的。每当我看到书中对战争、对动荡的描述时，我跳动的心一直告诉自己那个时代过去了，这个时代是美好的。可是，在美好的时代却不再出现那些已经被残害的伟大的人类，那这个时代的美好只是为了衬托我们这些人的悲哀吗？我们始终不会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直到死。我开始觉得这个时代的可悲，它只是须有华丽的皮囊。

我像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热爱那个时代的人物和精神，那个可以为了内心的真实和正义放弃一切虚无的事物，包括名誉、地位、金钱甚至生命的时代，那个可以为了内心对知识的追求而在最危险的时刻只记得贴身保护书籍与古物的时代。我那样向往那个时代，却又那样哀悼那个时代。在困苦中、战乱中、逃难中、炮火中，他们始终在坚持自己的坚持，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意志，病榻上、失明时、炮火轰击时，都没有放弃。可是当他们以为新时代到来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进入了死亡的牢笼，即将死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身体，还有被扭曲的灵魂。看着他们被迫害的场景，我没有悲愤，我只有无尽的悲哀。为他们更为那个时代。一群那么可爱而敬爱的人，单纯和爱国的心除了渊博的学识和宽广的胸怀，什么都没有留给自己的私心，最终被这样折磨着死去，连带着后辈和希望。林徽因的那句，死是为了谁，是他们每个死去的遗言吗？他们当初留下又是为了谁?!那个时代，最终疯狂了。也最终随着最后一位大师的死去而死去。

我不想去揣摩那些为了活命而做出恶心事的人的心情，他们都是悲哀的。就像我们一样悲哀。当一个儿童幸福地幻想着自己未来的生活并不断努力学习时，然后有一天所有人都告诉他，这样是得不到幸福的时候，儿童会不会只有悲哀，或者，反抗。

一个人永远都揣摩不了其他人的想法，连我现在的书写都不能描述出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我还有好多话要说，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只能每每叹一口气，然后，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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