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当代史解析(重点是党的奋斗历程)

第一篇：中国近当代史解析(重点是党的奋斗历程)

中国近当代史解析（重点是党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1、从五四运动到“南湖会议”（党的创立时期1919.5.——1921.7.）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和“救亡图存”斗争的屡遭失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基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政治上的觉醒，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干部基础。在各种条件具备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2、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七.一五分共”（国民革命时期1921.7.——1927.7）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但由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放弃了对同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致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得逞，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失败。

3、从挺进井冈山到“七七事变”（土地革命时期1927.7.——1937.7.）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两次生死攸关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总结教训，成功的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的召开，停止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4、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日胜利（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地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并历经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5、从重庆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10.）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和各民族党派的支持下，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6、从争取国民经济恢复到“三大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过度时期 1949.10.——1956.12.）

1949年到1952年，面对满目倡痍、白废待兴、茅盾重重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遵循“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成功地用三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从1952年开始，又展开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7、从“大跃进”到“八字方针”制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1957.——1965.）

从195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8、从批“海瑞罢官”到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3）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加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历时十年的全局性内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

9、从“两年徘徊”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使社会主义建设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并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制定并通过，标志着拨乱反正工作的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第三次转折。

10、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六大（改革开放新时期1982.——）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两代领导班子的顺利交接，在对毛泽东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体系，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1982年9月12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四化和高度文明、民主）；

1987年10月13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

1992年10月14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9年15大：明确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2002年11月16大：提出三大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在十六大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明确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的目标和加强当的执政能力和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历史经验的总结

1、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

2、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探索、不断创新

科学只有植根于适合的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信仰坚定、目标如一；不怕牺牲、坚忍不拔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敢于登攀的人，才能达到其光辉的顶点。

滴水能够穿石，不光在于其坚持不懈，而还在于其目标始终如一。

五四运动以来的八十年，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五四精神的八十年；是中国人民和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开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业绩，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的八十年。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告慰五四先驱们的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许多已经成为现实而且被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中国人民将继续努力奋斗，直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直到经过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我们党自建立以来，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把五四精神与人民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结合起来，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不断升华到新的境界。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就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汲取一切有益的新思想、新经验，努力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自己事业的核心力量，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选择并成功地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通过改革不断加以完善，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八十年的历史证明，青年始终是我们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力量，青年运动的发展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我们的事业取得的全部成就始终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英勇奋斗分不开。党离不开青年，青年更离不开党。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一道前进。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各种考验。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他们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也有人在历史进步的洪流中被淘汰。青年要坚持正确的人生之路，不断为人民建功立业，就要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之中，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广大人民的集体奋斗之中，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永远保持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活力。

第二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是梁启超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所编的讲义，约撰于1923 年至1929 年之间。这本书被人们视为关于清代学术发展史的名著，突破了学案体的学术史著述模式，为学术史的撰著体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全书共有16 个章节，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到第四章，综合叙述明末清初的学术变迁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第二部分包括第五到第十二章，这八章主要介绍对清学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名家巨匠的学术思想。总体来说，前两部分可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分别从引论、总论、心学余波、经学建设、哲学、史学建设、程朱学派、颜李学派、自然科学等方面论述“清学”，以人物为中心，分析介绍其思想要点。剩下的第十三到第十六章曾被梁启超于1924 年6 月至9 月发表于《东方杂志》，并先后于1929 年、1936 年由上海民智书局、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至1932 年被作者收入《饮冰室合集》中。这四章被人们视为梁启超一直从事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清代部分。此书是一本有着百科全书色彩的清代学术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创新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有可借鉴 之处。

第三篇：回顾我们党近90年的奋斗历程

回顾我们党近90年的奋斗历程，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辈甘愿抛颅、洒热血，就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建设和改革年代，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夙兴夜寐、开拓进取，同样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巨大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令人鼓舞的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经济总量达到34万亿元，人均 gdp达到3000多美元，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现代化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已经实现，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普通中国百姓今天富裕安定的幸福生活。

90年的历程，见证着您奋斗的足迹，90年的沧桑，留下您坚韧的身影，您领导广大人民，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青春的赞歌，用鲜血迎来了黎明的曙光。终于还了人民温馨家园，还了祖国锦绣河山，东方睡狮终于在人民的呐喊中醒来。

独立自主是您的崇高气节，和平外交是您的和平与善良。在国际纷繁多变的舞台上，您经受了国际风云的考验，以高瞻远瞩的目光找到了神州通往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就有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您以无与伦比的勇气，撕破了中国固步自封的枷锁提出了对外开放，以过人的胆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光辉庄严的形象不战而屈人之兵，洗去了神州大地百年的耻辱，告慰了香江遗憾百年的灵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全民奔小康，您领导人民以奇迹般的业绩让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位航天员写的一首诗在我心里产生了共鸣：我是高山一座/在风雨中默默思索/我是红柳一棵/深深扎根在戈壁大漠/我很渺小/在星河里找不到自己的星座/我很伟大/在燃烧中溶入了天光地火/我很骄傲/为共合国架起了登天云梯/我很自豪/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再奏凯歌!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攫取者。——《雷锋语录选》

相信大家清楚地记得2011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吧。2011年上半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行驶在快车道上的中国经济突然减速。伴随经济下滑，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下降，财政减收，就业压力增大，民生问题突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手，沉着应对。2011年，中国经济依然辉煌。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增长11.7%;粮食产量5.31亿吨，实现连续6年增产;城镇新增就业1102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9.8%和8.5%。2011年，中国经济再创历史新高。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财政收入8.308万亿元，比上年增增长21.3%。其中个人所得税4837亿元，比上年增加888亿元，增长22.5%。车辆购置税1792亿元，比上年增加628亿元，增长54%。国内消费税6072亿元，比上年增加1310亿元，增长27.5%。作为银行人，我体会更深。我们的祖国从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世人瞩目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中国财政60多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彪炳青史。

难怪世界这样赞扬中国：美国合众社说，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已经迅速推动其登上了全球影响力之巅。德国《星期日时事》说，“美国梦”已移向中国。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没有中国的充分参与，全球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得到解决。美国《纽约时报》说：我们想要中国来领导。菲律宾施氏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施乃康先生说，凭借中国国家领导人能让占世界总人口六分之一的人类，过上稳定与安居乐业幸福和谐的生活事例，足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确，跟共产党走，是我们的福祉，更是我们的行动。跟共产党走，就要像刘胡兰那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跟共产党走，就要像朱自清那样，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即使清贫，也要彰显中国人的骨气，用洗炼的语言和清丽的文笔，告诉世界什么是人间真情。跟共产党走，就要像焦裕禄那样，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党员精神。跟共产党走，就要像飞人刘翔那样，以世界第一的速度，扯掉“东亚病夫”不光彩的封号，让奥运走进鸟巢，让国旗在世界各地的领奖台上冉冉升起。跟共产党走，就要像钱学森那样，冲破种种阻力，回归祖国，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让中国火箭飞向太空，让中华民族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牌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只出现在教科书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银行人，应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不管你身居何职，身处何地，请你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地管好财、理好财、用好财。即使普通，即使渺小，也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展望未来，豪情满怀。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作为金融业工作者，我们应该坚定信心，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肩负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人民的神圣使命。

我虽然没有才旦卓玛高亢嘹亮、悠扬婉转的嗓音，虽然没有陆游学富五车、出口成章的才华，虽然没有马援心系国家、马革裹尸的豪情;但我仍然执著而热情地邀请你——请用你的山里话，请用你的江北话，请用你的汉腔，请用你的蒙语，请用你优美而丰富的手语，请用你鲜艳而友好的旗语，请用你古老而深刻的中文，请用你地道而流畅的英语——和我一起高呼：跟共产党走，永远不回头!

第四篇：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学术与文化：变迁、整理与再造

——读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札记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教091陆琦杨0901081017

一

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目光投注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即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的知识界，洞察学术演变中的潮涌和暗流，捕捉文化发展的大端与细节。

任公这一部讲义的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中开宗明义，指出其目的在于“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全书的结构就是在这一写作和讲演总目标的设定下组织、展开的。从“纵”的时间流动来说，清朝三百年“学术变迁之大势”主要勾画的是前近代星空下中国知识思想界亦即“学者社会”翻涌着的内在思潮和鲜活着的外向特征；以“横”的共同时空的角度着眼，清儒之学术并非宋明时期朱子、王学的自然承绪和单纯膜拜，而因明清易代、儒林分化、西学输入和人心思变等因素综合作用发酵，以致破除旧障、别创新境，以新的学者、新的方法、新的眼光、新的精神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导三百年文化发展之主流，终如伟大漫长的地质造山运动，于战火焚天、兵燹屠城的时代荒虚之中隆起一座座奇崛瑰丽之文化巨峰——其于中华数千年文化史之“贡献的分量和价值”重逾泰岳，殊具特色。梁任公这部大书正是以这三百年的学术风云为线索，以明清至民初之学林诸巨擘大师为主体，纵论数百几至千种学者论著，为当时学生、后辈小子公允评述了清代学术各门类的成就，清晰勾划出清儒苦心孤诣用力之诸学科概貌。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分十六节，计二十余万字。通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出梁氏将十六节内容划分为相互联系的三大部分，着重论述了以下内容：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讲至第四讲，凡四节。在这几节中，任公擎笔指向清代学术变迁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条件变化之影响（侧重于政治方面），将三百年间的学术流变总趋势提挈明。他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

2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以及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支流“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认为其有着“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时代的先驱”之重要意义。第一节《反动与先驱》作为“楔子”，首先回溯宋明理学“明心见性”思潮对知识界思想圈的统治，继而论及王阳明学说末流积弊损害学术、戕害国是，造成明亡悲剧。厌倦王学末流、憎恶空谈心性俨然是新时代学术“大反动”的总根源，回归实际、注重客观考察自然成为学术界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动态回应。于是，在“晚明最末的二三十年”中，初露了新学术时代的几大征兆：一）、王学自身的反动，刘宗周以“慎独”入手，舍空谈趋实践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徐霞客、宋应星的著作代表了一种踏实精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少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三）、欧洲历算学之输入，西方新学的输入为当时闭锁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传布和传续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藏书刻书风气的盛行，是对当时空言讲学的反动，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有益工具五）、佛教方1 任公对这一学术主潮的不足之处也看得分明：“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2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最极致者当属被梁氏概括为“实践实用主义”的颜（元）李（塨）学派。

面的净土宗反动。宋明理学与禅宗关系深厚，净土宗的昌行，亦“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功夫”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在佛教领域扭转了禅宗“束书不观”之旧习。这对清代学术潮流的发展有着导向性和交互性的影响。

第二节至第四节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其主要内容大抵是明末清初至于清末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流变大势。梁氏本人从政十余年，于政治现象对学术界之影响颇为重视，以至于用了三节的篇幅来分别说明清代顺康转轨、于学术界极有关系者，就是顺治、康熙两朝对待士大夫政策的转变乾嘉盛世、嘉道以降三个时期的学术界概况。任公看到明亡对学界的莫大刺激：异族征服激发士林志气和学者对现实的关注，如顾、黄、王、颜等诸先生高擎“经世致用”的大旗帜，以绝大气魄对王学实行修正乃至革命，共同学术潮流的形成奔涌造成了清初时代学界的波澜壮阔。但这些前明遗老“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而康熙亲政后对汉族士子渐变高压政策为怀柔手段，皇帝本人亦向慕文化，倡导求学；兼之在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趋于稳固、社会日渐安定这一大背景下，以传入的欧洲历算学知识为重要推动力，开发出本土自然科学“新兴的机运”，推进了对人文学科知识（尽管还只是古典文献方面）的分析整理——由此，康熙二十年之后的传统学术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仿佛处在科学黎明的前夜。

然而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清初众多的学派潮流逐渐衰熄，按照梁氏的划分，清初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阎百诗、胡东樵之经学，开后来之乾嘉学派；梅定

九、王寅旭之历算书；陆桴亭、陆稼书之程朱学；颜元、李塨一派的实践学自然科学的火花乍燃瞬灭，经世致用之学沦为纸上功夫；而考据学独盛，百余年间名家辈出，以至成为清代学术文化的代名词。针对科学萌芽的衰灭，任公专重于政治原因的考察，也抓住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认为：一）、清朝袭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以科举制度扼杀了近代科学的萌芽；二）、耶稣会内部的分裂牵累了西洋学问的地位和输入。而对于“古典考证学独盛”问题的理解，除去“把科学媒介人的失掉了”和传统学者不尚“奇技淫巧”的习气，梁启超“拿政治现象来说明”：雍正、乾隆两朝君主专制空前强化，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大兴数十起文字狱、禁毁书籍，实现了专制君主对知识界的钳制，并将学者的思想自由剥夺殆尽。在专制政治的重压下，学者们的聪敏才智“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虽然“在文献上有意外的收获和贡献”，然整个学界的力量被长久消耗在几部古典著作上却是令人可惜扼腕。在学术史上，这股专务注释古典、忠实研究经籍的思潮被标识为“汉学”，在乾隆、嘉庆两朝全面占领了学术界，乾隆朝开四库馆，汉学派占据四库馆，压倒宋学，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乾嘉汉学的顶峰涌现出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乾嘉诸老”汉学派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支派：一是以惠栋为中心的吴派，标榜“信古”；一是戴震领军之皖派，追逐“求是”。此外尚有扬州、浙东二派，前者研究广博，后者最大贡献在史学上。乾嘉学者的学风近似于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梁任公名之曰“科学的古典学派”，其对中国传统典籍的整理阐发之全面、之成就可谓空前绝后。按照梁氏举列的乾嘉学派工作的大概内容，有经书笺释、史料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等十三项，可谓精细而宏大。“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

古语云：盛极必衰。古典考证学在经历了乾嘉时期的全盛之后就“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就政治形势与学术界的互动而言，嘉、道以降，文字狱渐趋平息，君主编织的网罗大为疏阔，对士大夫的思想控制稍稍放松，这为有识之士走出书斋，迈进社会提供了条件；乾隆盛世之后的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社会矛盾尖锐、积弊丛生，引发了朝野普遍的“衰世”、“末世”之忧，令人不安的政治社会现实催促了清初经世致用精神的复苏，常州学派的新兴正是

这一新时期经世思潮之代表。龚自珍和魏源是这一新精神的杰出代言人“经世致用”的再生对统治着嘉、道年间学界的考据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预言着新时代的来临。咸丰、同治年间，全国或局部地区陷入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内外交困，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其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令学术界受到波及，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皖地区遭受战火洗劫，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刊之著述稿本散亡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殒身，后辈在应受教育之龄多半失学考据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以考据为本的汉学派又因门户森严、支离破碎而惹起人心厌倦，与之对立的宋学得到复兴；从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看，晚清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迫重开国门，洋务运动为发愤图强之目的而兴起，从内外因素上引发了国人学者对于西学的接触、讲求。而对外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条约之签订对国人精神思想之刺激绝大，“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学术界的眼光遂渐从传统学术中的汉宋之争，今古文经之辩移向“外来思想之吸受”，进而演至“新”“旧”之论战，竟而牵涉政局变革、影响社会风气。

以上所叨叨絮絮之三百年学术流变，用第十节《实践实用主义》的开头第一句来概括就是：“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可谓简明至矣。

三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第五节至第十二节，凡八节。第二部分篇幅最多，占全书十六节的一半。其分量亦十分重要，试图包举清初学界纷呈迭出之学术潮流及其代表人物，描绘出前现代时期波澜壮阔之学术黎明期气象。梁氏本人在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主讲黄宗羲，先导以孙奇逢、李颙，附之以浙东诸儒、李绂论及黄梨洲的《明儒学案》提出了著述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全面性；“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概括性；“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客观性；“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人格呈现性。“要把个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参照这几项标准，第二部分的八节内容尚经受得起检验——这部分基本上将有清一代重要的学术学派和学者囊括其中，并以鲜活笔调还原其面相行迹，以简明言辞复刻其思想精神，三言两语即可令读者感受到传主人物的品格。任公著文常带感情，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然，但彼对各学派诸儒立论、批评都颇为中肯，其所居之位置甚为公允。试简述如下：

第五节《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以黄宗羲为中坚展开，简要叙述了明清之际至于康雍之时的王学之流风余韵。孙夏峰、李二曲等老辈以“倔强坚苦的人格”予“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黄梨洲则以卓越的创造力在诸多领域奋发了中国十七世纪的学术热情：将王学的内观参悟功夫修正为外向实行主张1；写作具有朴素民主启蒙思想的《明夷待访录》；对《明史》之修成有大贡献，撰写两部学案等，堪称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涉足经学、历算、文丛编辑诸多方面树先驱之旗帜；李绂则是清代王学最后一员健将，品格绝高，结束江右学派。

第六节《清代经学之建设》叙及四人，顾炎武、阎若璩为主角，胡渭、万斯大为附录。顾炎武为明清之际大学者，以巨大气魄破坏晚明空洞学风，高标“经学即理学”之旗帜，梁任公即以此称其为清学开山之祖。亭林先生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而其一生周游四方，1 黄宗羲将王阳明“致良知”之“致”字解释为“行”字，足见他厌恶晚明空疏荒废、清谈性命的学风，爱好实践考察的思维倾向。

践履实行，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鼓吹学人的社会责任，擎起经世致用之大旗，将此一份理想人格和学问精神付之实现，真可谓后生小子如我辈者之模范。

除去人格精神上的指标作用，放在清初学术界，亭林的特殊功绩尚存三者：一曰开学风，排斥性命玄谈，专务客观研察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参验耳闻目见以求实证等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史实考订、音韵、地理、金石诸学皆由亭林肇端影响了清代学术的百年发展。亭林学问博杂，虽开有清一代经学之风气，但真正为清代经学第一人遗泽后世者，则阎若璩当之。阎百诗以一部《古文尚书疏证》揭露千年流传的东晋人梅赜所造之《尚书》证伪，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初生之门，疑古求是成为一时潮流，故而任公要将他视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第七节《两畸儒》关注的是清初声光绝无的两位大师级人物：王夫之与朱舜水。王夫之隐居衡山，朱舜水东渡扶桑，皆在清初学林湮没无闻，但于后世声望日隆。任公讲清代学术，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位隐身在历史背后的大师。拿顾亭林与王船山比较，二人既能破坏，又能建设。区别在于，“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王船山不似顾亭林那样排斥哲理，“一面极力提倡实行，一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其在哲学建设、史学评论、经学、佛学诸多领域建树颇大。而朱舜水人格“光明俊伟”，其学风“主张实践，排斥谈玄”，在日本大昌朱子学，“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对日本“德川二百余年太平之治”和明治维新产生强力影响。

第八节《清初史学之建设》主要收束浙东史学一派，万斯同、全祖望为当时史学之翘楚，代表了学术江河之主流，附带讲论了清初其他的一些重要史学家、地理学家顾祖禹、顾栋高，马骕、吴伟业。万斯同师出黄梨洲，以为历史是“建设在正确事实的基础之上”，其功夫多半消耗在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上，这样一种实证的治史精神对后来历史学者影响不少。全祖望接续黄梨洲、万季野之学脉，集清代浙东史学之大成，其治史风格既有黄、万言传教训，又有自身峻严狷介品格之锻炼，大端有四：一者，重视史料的搜集鉴别；二者，不作空洞推论、尖巧臆测；三者，公平中立，无门户之见；四者，反对所谓“春秋笔法”和花哨的批评。以上治史精神与治学方法对于建设健实的史学实有莫大裨益。

第九节《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中，任公对官方主导之程朱理学不以为意，尤其鄙弃假道学先生们，孙承泽、李光地、方苞之流而对风格高峻，治学严谨之朱子学者则颇为钦佩本节即以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竑四贤为主线。梁氏点出：程朱学者之特出者，多半是独善其身的有学者色彩的君子，“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论及办事能力多数亦是平常甚而平庸；同时，梁任公对于程朱学派之价值并未完全贬低：他看到，在“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之前”的学界空白中，朱子学充当了“中间极有力的枢纽”，对于清初学术大反动的完成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程朱理学搭配八股科举，全然扼杀知识界的活力，毒害人心风气，此令任公不得不下一定语：“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

第十节《实践实用主义》重在叙述极端注重实践的颜（元）李（塨）学派。颜元习斋以“复古”为旗号，不宗程朱陆王，用一种猛烈的力度革除破坏旧学，摧陷廓清了传统学术的基础。颜习斋否认一切纸上学问和明心见性般的讲说，痛恨钻入故纸堆的使人病弱的读书求学。如此看来，乾嘉考据学派倒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程朱陆王学，习斋若生在乾嘉间，必愤怒不已。从这个角度出发，颜习斋极端重视实行的作用，重行不重知，鼓吹“凡知识皆得自经验”，倡导“唯习主义”，以改良习惯、练习实务。这些主张都切中时弊，乃不易之论。只是颜习斋为古代圣王之教束缚住，在精神上已经踏入近世，但内容上还拘泥于上古三代的成法。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遗憾。李塨是颜习斋的学生，对师门偏弊之处多有补救，品格高洁而有志趣。

第十一节《科学之曙光》专讲清代历算学家。盖算术、历法为古代中国少有受到重视之科学门类，又是科学之基础。清代里算学大盛，在西洋历法传入后，获得了极大之发展。王锡阐、梅文鼎二人即为个中扛举大旗人物。其中梅定九以博大之姿开拓历算研究的新层次新境界新途径。按梁氏所说，梅定九在学术界之贡献成绩在于：第一，使得历学脱离占验独立；第二，开创对历学历史的研究；第三，将历学建设在数学基础之上；第四，致力于普及历算学；第五，严格求是，研究古算书，“力求本国学问的独立”。

第十二节《清初学海波澜余录》在前述几节之外，捕捉历史中那些匆匆而过的身影，将目光投注到主流思潮之外的角落，介述了方以智、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十余人的经历、学术，呈现了程朱陆王、顾黄颜李、考据历算之外的清初学界“方面之多与波澜之壮阔”景象。

本节最后一句：“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已渐渐成为化石了。”将乾嘉学派时期的思想界情况轻轻掠过，宣判了“无足轻重”的罪名。讲义就转而进入下一部分了。

四

本书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三讲至第十六讲，凡四节。此一部分专讲清儒乾嘉学派整理旧学典籍、发挥“实事求是”精神之成就。依据学术门类之相近，分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

（一）、（二）、（三）、（四）四节。如果说，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学术潮流之变化，第二部分的主角是清初学界诸大师，那么，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乾嘉考据文化的总成绩总遗产之一：书籍，四节内容皆介绍各方面各领域的专门著述与经典之作。

第十三节讲经学、小学现在所谓的文字学及音韵学方面的清儒著述。

第十四节论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的成绩，兼总结校勘法、辨伪术和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

第十五节谈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和谱牒学的发展状况。

第十六节说及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的发展情势和成就。

一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也就在梁任公感叹杨宗稷研究琴学之价值之后落下最终的句点。而如何继承清代学者们的求是精神和考据方法，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发扬中西结合的优势，创造中国学术的又一个春天，却是梁任公这部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世纪之问了。

2012-8-25

第五篇：中国近当代科学家的故事

中国近代科学家的故事

1.詹天佑(1861～1919)近代铁路工程师

詹天佑，字眷诚，原籍安徽婺源。11岁考取容闳所招出洋留学生习技艺，次年赴美，为中国首批留美官费生。清德宗光绪四年(1878)入耶鲁大学工学院土木建筑科，三年后毕业。归国后，奉派赴福州水师学堂习驾驶，第二年以优异成绩调派赴扬武兵舰服务。光绪十年(1884)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聘任广东博学馆教席，两年后完成测绘广东沿海险要图。从十四年(1888)起献身铁路工程，任工程师，先后主持塘沽天津段、滦河铁桥、津芦段、萍乡至醴陵、潮汕铁路、京张铁路等建筑工程。民国8年(1919)奉命至海参崴、哈尔滨参加协约国西伯利亚铁路监管会。因北方严寒，加以公务繁忙，操劳过度而患病，不久逝世于汉口

2.冯如(l883～1912)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员

冯如，广东恩平人。幼时家贫，12岁赴美国，当童工。工作之余勤于钻研技术。在旅美华侨支持下，曾在旧金山创办广东飞行器公司。溥仪宣统六年(1909)设计并制成飞机，亲自驾驶，试飞成功。后造新飞机一架，航程、时速、高度均达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飞行协会举办的飞行竞赛大会上获奖。宣统三年(1911)，拒绝外国重金聘请，返回广州，并带回两架自制的飞机，辛亥革命爆发，参加广东革命军，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陆军飞行队长。中华民国元年(1912)八月二十五日在广州作飞行表演时失事牺牲，年仅29岁。

3.李四光(l889～1971)地质学家

原名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以前，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竺可桢(l890～1974)气象、地理学家

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主要奠基人。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1910年赴美，1918年以论文《关于台风中心的几个新事实》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开创中国气象教育事业，筹划组建早期的中国气象观测网，特别是创设高山、边远地区的气象站，开展中国高空探测和天气预报业务，组织编印中国气候资料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20年代，他创建了气象研究所。30年代，竺可桢研究中国气流的运行，特别是东南季风和中国雨量的关系。首

6、被誉为“中国现代火箭之父”的钱学森，是著名的航天工程和空气动力专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在火箭研究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刚刚36岁的钱学森被聘请为美国麻省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到钱学森那里，他想：“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报效新生而落后的祖国，钱学森从1950年起在美国向其当局正式提出回国申请。但是，美国当局却百般阻挠并加以迫害，没收了钱学森的各种资料和书籍，并诬蔑陷害他为“间谍”，对他进行审讯和监禁，将他关押在一个孤岛上，仅半个月，就使他的体重减轻了14公斤。当时美国当局声称，只要钱学森放弃了回国念头，就照常给他提供实验室和仪器设备。可是，钱学森宁死也要回国，始终没有屈服。通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钱学森于 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回国后，钱学森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跃入世界前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7、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掌握科学、报效祖国，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以吃饱，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还答应保留他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发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8、中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为了支持抗日战争，把日本侵略者早日赶出去，他就将自己家中积蓄的白银、首饰全都献给了祖国。1961年，当国内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钱财十分短缺时，身在苏联的王淦昌就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十四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至3万元）交给中国驻苏大使馆转赠给祖国和人民。1982年，王淦昌又将自己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三千元全部都捐赠给了小学。

9、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10.袁隆平，他是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经过6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在海南岛找到了雄性不育植株。然后又因为“十年**”差点断送了他的全部实验成果，幸好他的助手帮他藏了4钵稻苗，还可以进行研究，最后研究出了“杂交水稻。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590亿美元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