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第一篇：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与作为刑事诉讼国际司法准则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于不同哲学范畴下的一般原则，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价值论范畴。这两项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功能，共同推动刑事诉讼朝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认识案件真实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无罪推定作为确定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国家刑罚权运行，确保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进而保证国家刑事司法民主化

一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灵魂的实事求是原则与现代国家中确立公民个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理论界。有人认为这二者是互相冲突的，①我们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互补的两项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认识活动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离不开认识过程。同时，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受程序法规制的法律实施活动。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认识活动与价值选择出现冲突时，必须根据价值论原理，进行取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一，涉及认识过程问题，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被指控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争端。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决此项争端，必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以罚当其罪。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当事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就是经历一个对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凭猜想、推测所能完成的，而要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伪存真，得出关于案件的真实结论。即借助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为刑事诉讼裁判活动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

其二，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应当遵循价值论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价值论原理的一般原则，不仅仅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领域所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原则，它更重要的是确认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宪法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罪推定是比刑事诉讼更高层次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说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调整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对话关系，是现代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在对待刑事诉讼问题上，国家宪法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他们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与国家专门机关处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在于构建了国家与涉嫌犯罪的人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和空间，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诉讼民主、保障人权的基本特征。今天，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举世公认的宪法原则和人权原则已经被载入多项国际法律文件，充分说明了该原则的普遍意义。价值论核心之一在于探讨人的主体存在、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幸福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为国家、社会与个人提供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根据价值论原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幸福具有最高的终极价值。国家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尊重公民个人的主体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无罪推定的价值论意义无法用实事求是原则取而代之，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对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

其三，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必须受到程序法的严格限制和规范。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律，具有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双重功能，具有规制国家权力的作用。程序法通过法定程序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为其设定法律边界。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因为公民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宿，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为前提。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权益和有效的防御权利，以对抗国家控诉权，使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力量不致过分悬殊，进行了严格的程序安排：将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化为若干规则，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独立的法庭作出判决之前都是无罪公民，公民个人为确保自身权益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积极行使辩护权。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充分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将作出无罪判决。设定了沉默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利，保证其消极辩护权的行使。严格规范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行为，如果出现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将被裁定为无效，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将被排除。确立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以保证裁判活动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救济制度，以保证被指控者的合法权利等等。单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出发，是不能理解刑事诉讼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条款用意的，因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反而会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只有从价值论角度来审视，才能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保护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立法设计有较深入的理解。这说明了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价值论的一般原理，价值论对刑事诉讼立法以及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根本指导作用。

其四，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不是对立的原则，二者统一于刑事诉讼中。我国在对待无罪推定原则问题上，有人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在我国实用。“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判决有罪前推定为无罪。因为，如果这样规定，在法院判决前推定为无罪，那么侦查机关为什么还要进行侦查？！为什么还要采取强制措施？！既然推定为无罪，那么检察机关为什么有的还要审查起诉？！法院为什么还要开庭审理？！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前，不能说是罪犯，但也不能说就没有犯罪嫌疑，而是实事求是，进行侦查，客观地依法收集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是否犯罪，最后由法院根据事实来审判确定。”[2]

我们不认为强调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搞无罪推定，强调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背离。因为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我们认识任何事物的根本方法，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也必须遵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而无罪推定原则是确定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项法律原则，即国家在行使刑罚权的时候，通过宪法和法律将这一权力交给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并在宪法和法律上肯定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的无罪地位，使其能以主体资格参加刑事诉讼与国家进行平等、理性的争辩。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民主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从而体现现代司法的公正性与民主性。假如没有这项原则或不明确肯定这项原则，国家不承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无罪的主体身份，甚至国家专门机关可以任意怀疑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这样一来，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某些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以有罪之名而任意处分，这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公民个人权利不保的险境。这势必造成司法专横，冤狱遍地的悲惨情景。从而根本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同理，强调无罪推定原则，肯定涉讼公民的诉讼主体身份，并不意味着就不强调实事求是地进行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工作。而是更加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案件认识活动。这两项原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规范刑事诉讼行为，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与行为规范。如果单从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角度去看待无罪推定原则，当然会得出比较荒谬的结论，即如果推定为无罪，那为什么还要侦查，还要审查起诉，还要开庭审理的问题。无罪推定原则涉及到哲学价值论问题，任何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用认识论方法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在不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无论怎样用实事求是的方法，都不能为此类案件找到解决办法的，必须根据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基于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需要，对被指控者作出无罪判决。总之，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统一的、互补的，共同规范着刑事诉讼行为。

二

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核心的实事求是原则当然对刑事诉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活动又是一项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争端的裁判活动，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受到国家宪法原则的约束，程序法的严格限制与规范。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确认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一般原则，它肯定了公民个人的无罪的人格主体地位，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已被绝大多数国家纳入宪法和法律中，作为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对指导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绝对的价值。

鉴于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凡是涉及刑事诉讼的认识活动，必须充分尊重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凡是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事项，必须尊重价值论原理，进行价值选择。凡是刑事诉讼活动，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必须以无罪推定的一般原则为指导，在观念上必须树立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个人是无罪的，他们都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推进和诉讼目标的实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必须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根本指导原则，平衡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和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并制定和严格实施具体的行为规则。

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在处理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关系时，问题不在于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强调和贯彻上，而在于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上，在于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上。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方法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同样始终遵从了这一原则。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强调实事求是原则，但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其它原则，乃至认为提出其它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背离。对具有同样指导意义的原则，将其中一个强调到极致，而将其中另一个彻底否定，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不可缺少的一项原则，是依法治国的一项根本指导原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座宏伟大厦的中流砥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民主理当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更加协调。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个人有更加广泛的个人权利，更能够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作为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国家与公民个人关系的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岂能以这个原则是资产阶级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就认为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武断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绝对不能使用，就必须另外寻找比它更好的原则来代替它。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是资产阶级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但是，此项原则既不为资产阶级所独创，也不为资产阶级所独有。因为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则。[3]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司法民主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进程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难道要将具有如此关键价值的法律原则加以抛弃吗？难道我们宁愿寻找一项替代原则或者将不同性质的原则加以强化就能将它取而代之吗？这样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所为的吗？

我们认为，为了早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而不同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将无罪推定作为原则从立法上加以规定的条件”，[4]因为这种“条件论”说法仍然是在为我国现行法律抱残守缺寻找合理根据，不利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因为“承认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认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延展性（弹性）不能否认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5]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公理性原则已经超越国家、制度界限，对世界各国法治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程序法律，国家权力才能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才能明确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诉讼中，共同推进刑事诉讼的完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围中理性地加以解决。为此，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论意义将得到彰显：公民个人有了与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和争辩的武器，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将得到确实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将能够积极地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辩护权，有效地影响着裁决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国家控诉机关不能够存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的观念，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职权，必须将涉及诉讼公民的犯罪事实证明到刑事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否则，裁决者将作出无罪判决，以结束这场争端。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妨碍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而且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允许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观念，不允许有违反程序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各诉讼主体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收集、审查和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完成诉讼，解决争端，实现公正。在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认识的时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收集证明被指控者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一旦遇到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就应当借助体现价值论原理的无罪推定原则作出选择。例如：被指控者在面临侦查人员提问时，要不要回答的问题。这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根据无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无罪的公民。从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出发，回答与否是他的权利，法律就不能设定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某些刑事案件在规定的侦查期限内无法找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据或证据不够充分，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问题，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再如：对于一审案件中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与法院自行改变罪名的情况，应当本着保护涉及诉讼公民的辩护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对于二审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基于无罪推定，直接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应该发回重审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者在促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当然，根据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基本地位与相互关系原理，若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事实发现与权利保障的二难选择时，应当根据价值论的最高指导原则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尤广辉，时延安，《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南阳），2002年第6期。

[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6年3月所作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制定、修改情况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材料”。

[3]宁汉林，《论无罪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5]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第二篇：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张能全 *

（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1）

The principle of Matter of Fact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the Vision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与作为刑事诉讼国际司法准则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于不同哲学范畴下的一般原则，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价值论范畴。这两项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功能，共同推动刑事诉讼朝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认识案件真实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无罪推定作为确定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国家刑罚权运行，确保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进而保证国家刑事司法民主化、法律实施规范化、权力运行程序化具有终极价值意义。

一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灵魂的实事求是原则与现代国家中确立公民个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理论界。有人认为这二者是互相冲突的，①我们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互补的两项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认识活动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离不开认识过程。同时，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受程序法规制的法律实施活动。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认识活动与价值选择出现冲突时，必须根据价值论原理，进行取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一，涉及认识过程问题，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被指控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争端。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决此项争端，必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以罚当其罪。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当事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就是经历一个对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凭猜想、推测所能完成的，而要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伪存真，得出关于案件的真实结论。即借助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为刑事诉讼裁判活动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

其二，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应当遵循价值论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价值论原理的一般原则，不仅仅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领域所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原则，它更重要的是确认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宪法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罪推定是比刑事诉讼更高层次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说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调整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对话关系，是现代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在对待刑事诉讼问题上，国家宪法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他们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与国家专门机关处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在于构建了国家与涉嫌犯罪的人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和空间，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诉讼民主、保障人权的基本特征。今天，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举世公认的宪法原则和人权原则已经被载入多项国际法律文件，充分说明了该原则的普遍意义。价值论核心之一在于探讨人的主体存在、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幸福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为国家、社会与个人提供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根据价值论原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幸福具有最高的终极价值。国家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尊重公民个人的主体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无罪推定的价值论意义无法用实事求是原则取而代之，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对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

其三，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必须受到程序法的严格限制和规范。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律，具有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双重功能，具有规制国家权力的作用。程序法通过法定程序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为其设定法律边界。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因为公民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宿，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为前提。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权益和有效的防御权利，以对抗国家控诉权，使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力量不致过分悬殊，进行了严格的程序安排：将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化为若干规则，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独立的法庭作出判决之前都是无罪公民，公民个人为确保自身权益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积极行使辩护权。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充分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将作出无罪判决。设定了沉默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利，保证其消极辩护权的行使。严格规范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行为，如果出现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将被裁定为无效，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将被排除。确立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以保证裁判活动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救济制度，以保证被指控者的合法权利等等。单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出发，是不能理解刑事诉讼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条款用意的，因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反而会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只有从价值论角度来审视，才能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保护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立法设计有较深入的理解。这说明了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价值论的一般原理，价值论对刑事诉讼

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难道要将具有如此关键价值的法律原则加以抛弃吗？难道我们宁愿寻找一项替代原则或者将不同性质的原则加以强化就能将它取而代之吗？这样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所为的吗？

我们认为，为了早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而不同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将无罪推定作为原则从立法上加以规定的条件”，[4]因为这种“条件论”说法仍然是在为我国现行法律抱残守缺寻找合理根据，不利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因为“承认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认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延展性（弹性）不能否认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5]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公理性原则已经超越国家、制度界限，对世界各国法治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程序法律，国家权力才能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才能明确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诉讼中，共同推进刑事诉讼的完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围中理性地加以解决。为此，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论意义将得到彰显：公民个人有了与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和争辩的武器，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将得到确实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将能够积极地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辩护权，有效地影响着裁决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国家控诉机关不能够存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的观念，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职权，必须将涉及诉讼公民的犯罪事实证明到刑事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否则，裁决者将作出无罪判决，以结束这场争端。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妨碍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而且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允许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观念，不允许有违反程序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各诉讼主体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收集、审查和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完成诉讼，解决争端，实现公正。在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认识的时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收集证明被指控者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一旦遇到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就应当借助体现价值论原理的无罪推定原则作出选择。例如：被指控者在面临侦查人员提问时，要不要回答的问题。这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根据无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无罪的公民。从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出发，回答与否是他的权利，法律就不能设定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某些刑事案件在规定的侦查期限内无法找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据或证据不够充分，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问题，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再如：对于一审案件中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与法院自行改变罪名的情况，应当本着保护涉及诉讼公民的辩护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对于二审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基于无罪推定，直接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应该发回重审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者在促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当然，根据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基本地位与相互关系原理，若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事实发现与权利保障的二难选择时，应当根据价值论的最高指导原则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尤广辉，时延安，《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南阳），2002年第6期。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6年3月所作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制定、修改情况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材料”。

[3]宁汉林，《论无罪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5]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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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刑事司法视野中的检察委员会制度（范文模版）

刑事司法视野中的检察委员会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业务决策机构,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检察制度。设立检察委员会制度的目的,在于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确保案件质量和正确行使检察权,它的存在确有其科学、合理的一方面,也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司法制度的改革正朝“公正与效率平衡”迈进,公民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其合理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因此,对检察委员会制度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反思是十分必要。

一、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议事范围不明确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但对于“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的内涵及外延还没有统一的法律界定,导致讨论案件的范围上缺少具体的操作标准。在一个事项、一个案件是否“重大”,是否应该由检委会讨论决定时,主观色彩相对比较浓厚,这样有可能造成个别办案人员和主管检察长在分散责任的心理支配下,往往将不属于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这既增加了检委会负担,又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1]也使得错案责任无从追究,对检察委员会的权威也是一种损害。同时,重大案件提请的随意性也直接影响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另外,《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同时规定:“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这一规定,即违反了国家机关之间权限划分的宪法定位,又违反了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宪法原则。

(二)检察委员会委员选任机制缺乏合理性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第2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由本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以及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组成。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惯例,各级党组成员是当然的检察委员会委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多为检察委员会委员。[2]这种政治待遇、行政式的选任条件,极大地影响了检察委员会职能的发挥。尤其基层检察机关党组成员的人选大部分都是从党政机关调任和部队转业干部安置,他们大多缺乏专业的法律素养,《检察官法》中规定的学历及通过司法考试等检察官任免条件也似乎仅适用于普通检察官的任免,对他们来说一经行政任命,即可获得相应的检察官等级,并以党组成员的身份成为当然的检委会委员。在检察委员会讨论解决重大、复杂的案件过程中,多半委员听完承办人汇报后,例行公事,人云亦云,有的甚至凭感觉判断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实在与设立检察委员会的最终目的相悖。[3]检委会委员选任的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法律未对检委委员的任职期限作任何限制性规定,致使检委委员法律知识结构老化,在讨论案件时更多是凭感性认识和经验发表意见,不能从法理上进行论证,难以做到论证透彻,决策科学,从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造成检委会委员整体专业水平下降。这种“终身制”的任职模式还不利于素质较高的年轻的检察人员进入检察委员会,容易使检委委员缺乏责任感、使命感,不思进取,导致检委会流于形式,发挥不了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内部权力决策机构的实际作用。[4]

(三)检察委员会会议事程序缺乏规范化

1.两大职能行使严重失衡。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检察委员会的两项基本职能,但实际上多数检察机关尤其是基层检察机关的检委会在履行其职能时只讨论重大案件,而讨论重大问题的职能则基本是空白。

2.检察委员会会议事缺乏透明度,难以实行监督。目前检察委员会实行相对封闭的议事方式,检察委员会在运行过程中唯一的形式就是“会”,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几乎没有任何调查取证的过程,在讨论过程中,检察委员会多数是被动地听承办人对案件的汇报或对极个别重大问题的汇报,这也是大多数检察委员会委员了解案情的唯一途径。讨论时除了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案件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多数检察干部对检委会如何讨论案件不知情,检察机关内部对检委会工作难以实施有效监督,而且外部监督也不充分。[5]

3.检察委员会委员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根据《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第17条的规定,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有错误的,由检察委员会集体承担责任。由于没有相应的责任定位,这种集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往往以“责任分散,难以追究”等为由以致无人承担责任,[6]致使检委会的职责虚化。

二、检察委员会存废之争

由于检察委员会制度存在的缺陷,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关于它的存废就成了倍受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主要观点有三种:一是保留论。主张仍保留现有的检委会制度,其实纯粹的保留论者毕竟是少数,这种论者大都来自司法实务部门,根植于对中国国情的冷静分析和判断,持的是较为保守的务实态度。他们认为:检察委员会是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设立的法定专门机构,在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中,具有其他任何机构不能替代的职能作用。二是废除论。主张取消现有的检委会制度,此制度违背了现代法治所包含的一些基本的司法原则,与主诉检察官相对独立地承办案件责任相冲突,不能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基本价值,应当予以立即取消。持这种论点的人大都来自学术界。三是过渡说。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改革检委会制度,待条件成熟时,取消检委会制度。从司法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取消检察委员会应该是利大于弊,也是司法发展的趋势,但就目前而言,客观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一蹴而就地取消这一制度并不现实。因此,在赞成取消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前提下,主张采取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改革策略。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三、对我国检察委员会制度的设想

(一)现行体制下改革检委会的初步设想

1.明确议事范围,加强业务指导作用。检察委员会议事范围可以分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两个方面。从实践操作看,检察委员会讨论重大案件多,重大业务事项少,存在重个案研究、轻工作指导,以及决议案件的范围过宽等情况。因此,改革检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将检察委员会的工作重点由目前的讨论案件转移到研究决定有关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上来,着重改变目前忽视涉及检察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研讨的情况,加强对检察工作有宏观指导作用和检察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的讨论决定职能。[7]

2.规范检察委员会委员的选任制度。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业务决策和业务指导的重要机构,应当通过其业务能力表现出它在业务问题上所具有的最高权威,这就要求检委会委员是检察业务方面的专家,对委员的专业化要求应当更加严格,检委会委员应当从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水平和丰富检察工作实践经验的检察人员中优先考虑任用,改变重资历、重级别的行政化、待遇化倾向。明确检委会委员的准入标准,可以尝试在明确了检委会委员素质要求的前提下,对一定比例的检委会委员采取公开竞选的选拔方式,凡是符合规定的检察员,在考试、答辩、考核后择优选聘,以充实检委会委员队伍。即使在检委会委员名额已满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拔部分经验丰富的检察员列席检委会会议,发表意见并作为决策参考。[8]

3.完善议事规则,规范工作程序。检委会的决策地位决定了其活动应遵循科学的步骤和程序,使检委会工作程序化、规范化,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议事规则和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1)提请程序。承办部门的负责人对需要提请检委会研究的案件或事项,填写申请表,附案件审查报告,或填写研究事项的主题及处理意见,送检委会办公室,由检委会办公室专职委员对进行预先研究,专职委员对案件或事项进行全面审查,对疑难复杂、争议较大、具有一定影响的案件或重大问题,可以听取汇报,与有关专家一起共同依法进行科学论证,提出带有规律性的司法、立法建议,再提出是否提请检委会研究的建议,报请检察长决定。[9]检察长决定召开检委会研究的案件或事项,应在检委会召开前三天送交检委会成员。

(2)讨论程序。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应依据结案报告进行,说明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的依据。检委会专职委员发表研究意见,对案件的承办人在事实认定、证据的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的汇报是否全面准确提出意见,并做出补充说明,并提供必要的相关法律政策资料。然后,检委会成员进行讨论,分别充分发表意见,对于容易产生不同意见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制定规章制度等有关问题,由专职委员可以提出,引进辩论机制,以提高检委会议事质量,进一步完善检委会工作。

(3)决策程序。先由检委会委员分别对研究的事项或案件提出决定性意见后,检察长再做最后决定。检委会结束后,检委会记录人员将记录交与会委员分别审阅。检委会委员对记录中结论性意见进行审阅,并签署姓名。

(4)监督程序。检委会办事机构专职委员对会议决定的落实和执行情况负责进行检查督办,并向检察长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科技强检的发展思路,随着电子检务工程的推进,待检察工作实现的信息化时,要发挥现代科技在检察委员会决策中的作用,将多媒体示证系统、同步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引入检察委员会工作,利用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进一步规范检察委员会的议事程序。在全国逐步实现检委会办事机构通过局域网完成传输议案材料、审核把关、会议记录、纪要发文、存档及检察委员会决定的督办落实等项工作,委员通过电脑审阅议案、签署意见,管理人员通过音频脉冲系统同步录音录像,记录会议情况,[10]使检委会议事程序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4.强化责任机制。在决议责任上,要防止人人负责却又无人负责的现象,强化责任机制。检委会讨论案件时,主办案件的检察官或办案人应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证据的确实性和充分性负责,检委会对案件所做的定性和处理决定负责。检委会成员亦都应对各自发表的案件定性和处理决定意见负责。主诉检察官或办案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负责的依据是案件审查报告,检委会和检委会委员对定性和处理决定的依据应当是检委会记录。检委会专职委员承担着会前阅卷审查的职责,因此其具有对所研究案件的承办人在事实认定、证据的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是否全面准确提出意见的责任。检察委员会记录的准确性由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记录人员负责,保证每一委员发表的意见和观点,逐一祥记准确,并在检察委员会结束后,请与会委员进行审核并签名,以此增加其执法的责任感和公正感。法律责任的追究应按照有关错案追究规定进行。

(二)逐步废除检察委员会制度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检察院内部管理体制,其核心是逐步实现检察官的独立,建立检察官职业保障制度。只有检察官独立,才能有效贯彻司法责任制度,使检察官的职权与责任同一,增强其责任感,提高追求公正的主动性,同时,避免了层层把关,既可以减少不公正因素的参与,也可大大提高诉讼效率。因此,逐步废除检委会制度是检察

机关深化司法改革的必然所在。

注释:

[1]胡莲芳“:我国基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改革初探”,《行政与法》2004年第5期。

[2]李贵成:“基层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职能简论”《人,民检察》,2006年3(下)第6期。

[3]黄芳:《论我国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存与废》,苏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载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参见李雪锋:“改进和完善检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增刊。

[5]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6]参见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7]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8]朱海燕:“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改革设想”,《人民检察》,2005年第4期(上)。

[9]高雪梅:“对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0期(下)。

[10]谢晓歌:《检察委员会制度的特点及其改革发展思考》,2008年第8期。

第四篇：浅析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中的中国社区矫正

论文关键词:机构矫正

社区矫正

社会治理

制度安排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下，从试点到全面推广，还面临许多困难，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物质保障程度低，人员不足，机制不畅，观念阻碍等方面。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全面、健康的发展，首先要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给社区矫正合理定位，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并重，将社区矫正作为应对违法犯罪首选的制度安排。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立法，重塑我国的法律制裁结构。引入社会治理观念，充分发挥非机构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

社区矫正就是在社区中对犯罪人进行的矫正、控制活动，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社区矫正已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本文拟从刑事司法改革的角度论述社区矫正的重要性，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以引起决策部门及全社会 的重视，推动社区矫正在中国的发展。

一、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现状

2003年7月 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开展社区矫正试点。2005年 1月 20日，前述两院两部再次下发通知，将社区矫正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加上第 一批试点省市，全国共有 18个省市(自治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25个社区矫正试点省市，2003年 8月至 2007年底，全国接受社区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总数达 15．1万人。

几年来，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一片空白，逐步推行到25个省市 5 865个街道乡镇，进展比较顺利。各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热情很高，这为我国进一步加快试点进程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从近年来各地试点的情况看，效果是值得肯定的。以上海为例，2008年，上海当年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10 206人，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达 54万多小时，成功推荐社区服刑人员就业达 352人，推荐参加技能培训 151人，帮助解决住房 37人、助学复学 115人、提供临时性困难补助 1 260人 ；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得到明显加强，重新违法犯罪得到有力控制，下落不明的社区服刑人员由2004年最高峰时的 160人下降到 2008年底的6人，当年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为 63人，占0．62％，重新违法 l1人，占0．11％，重新违法犯罪率合计 0．73％。各地试点工作的主要做法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一是建立政府专门机关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队伍。各试点省市都设置了承担社区矫正试点的职能部门。上海市培育组建了民办非企业非营利性质的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招募社工。北京市在各区县组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配备协管员，协助政府从事社区矫正工作。

二是鉴于我国有关社区矫正立法滞后的实际情况，确立了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工作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确保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迅速启动。

三是对社区矫正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上海率先确定、实施对矫正对象的五个方面的矫正教育，即日常管理、教育学习、心理矫正、公益劳动、帮困解难。以帮助服务为切人点，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心理与行为方式的改善，更好地融入社会。上海首次把心理矫正、帮困解难列为社区矫正的重要 内容，注重服务和心理疏导，相对降低惩罚的力度，拓展、深化了我国传统的刑罚 内涵，蕴涵了轻刑化、教育刑的价值取向。

四是高度重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规范化，加强了建章立制工作。对公检法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职责、法律文书转递、社区服刑人员 日常管理、日常行为奖惩与司法奖惩等，都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

二、中国社区矫正的未来：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虽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所作的探索还远不够成熟，但社区矫正的生命力，以及社区矫正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价值已得到了初步的体现。

(一)将有力地改变我国的重刑化刑罚结构，加快法法治建设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举世瞩目，民主法治建设的进展同样鼓舞人心。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相对于民事、商事等领域，刑事司法的发展是明显滞后的，“乱世用重典” 的传统与习惯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如：刑法中涉及死刑的罪名偏多，死刑适用比例偏高；罪犯平均刑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不少罪犯出狱后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过于依赖监狱；非监禁刑的适用比例严重偏低等。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就缓刑和假释两项，2000年，加拿大适用的比例最高，达到 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美国为70．2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了45．90％和44．48％。2001年，美国处以监禁刑和缓刑、假释的罪犯共有 662万人，其中，缓刑人数为 393万，假释人数为 7万，缓刑假释比例约占70％。这些数据说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处于社区矫正中的罪犯人数已经超过了监禁人数这与我国监禁人数占绝大多数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国近几年的缓刑和假释率分别为 15％、2％，管制的适用比例就更低，几近废止。…监禁比例过高，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犯罪人对社会的仇恨与对抗，在一定意义上也与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初衷背道而驰。改革开放以来，甚至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刑事司法领域，重刑化的刑罚结构却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与社会总体上的巨大变化相比，形成强烈反差。如果仅仅就社会稳定角度而言，重刑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综合效应而言，特别是对于促进和谐、增强社会活力与创造力，重刑化的刑罚结构却是值得反思的。长期坚持重刑化而不顺应社会的变化，直接结果就是增加了犯罪人对刑罚的 “免疫力”，强化犯罪人 “搏一回”、铤而走险的心理，导致重大恶性犯罪居高不下。因此，逐步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规模，既是适应国际行刑发展趋势的需要，更是改变我国重刑化刑罚结构的当务之急。

(二)有效促进犯罪人融入社会，提高犯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

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意识到，将罪犯投入监狱进行改造，只是应对犯罪的一种最后的不得已的选择，绝不是首要的选择。“大多数法官都已意识到成年犯监狱具有诱发犯罪的性质，因而把监狱作为处理犯人的最后手段”，“把犯人带出正常社会并置于异常社会中去，并以此希望他们(在释放后)能适应社会，这既不可能，也不合逻辑。” 与监狱相比较，有条件地对罪犯实行社区矫正，罪犯并没有与社会隔离，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正常的社区人文环境感化罪犯和转化罪犯，因而明显有利于罪犯融人社会，适应社会。

实行社区矫正的罪犯，大部分都会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既能感受工作 中的竞争、辛劳，也能体会收获 的喜悦，总之，工作、生活、社会交往～般都能正常地延续下去，并不会因服刑而发生重大改变或割裂，因此，社区矫正能帮助罪犯以较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在社区进行矫正，还能为罪犯提供各种机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悔罪、赎罪。例如，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到街道慈善超市(超市的商品系由社会捐赠而来，社区困难群众可凭民政部门发放的购物券免费领取)做义工，即每个月抽出一定的时间担任没有报酬的营业员，取得了很好的矫正效果。社区服刑人员在慈善超市通过无偿的劳动，帮助有困难的人，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助人的快乐。社区矫正还可以借鉴社会工作的理念，在帮助、服务中体现教育、管理，达到改造人的目的。缓刑人员 C某，出生于单亲家庭，初中毕业后即辍学在家，对就业援助员介绍的工作不是嫌路远就是嫌待遇低，不愿主动就业。负责管理 C某的社工小陈认为，C某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少家庭及社会的关心，决定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矫正。小陈充分利用同龄人同伴教育的优势，运用平等、接纳、尊重等工作技巧，在 C某不知情的情况下，买了礼物上门庆祝 C某的生日，给了 C某意外的惊喜，很快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当小陈了解到 C某喜欢上网、养狗后，就以其兴趣爱好为切入点，利用 MSN、QQ等聊天工具与 c某聊天，同时关心有关犬的各类信息，运用到与 c某的交流中，告诫 c某养狗也需要责任感，要靠自己的双手合法饲养，要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解决养狗所需的费用。小陈还介绍了一位大学生志愿者与 c某结对帮教，C某在交往中学习到了大学生志愿者刻苦上进、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办公自动化技能等。现在，C某有了一份专卖店销售的工作，工作之余已能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主动到居委会帮忙。显然，像 c某这样的案例、这样的矫正方式，在监禁模式下是难以做到、难以复制的。

另一方面，当社区服刑人员付出了积极的行动后，社区群众看在眼里，因而能够及时地认可罪犯的实际表现，并进一步激发罪犯积极改造，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社区矫正的这些优势是监狱在封闭、隔离状态下所无法实现的。实行社区矫正，能够更好地运用各种矫正手段、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社区已有的设施，如就业培训机构、敬老院、图书馆等公益性机构，能够更直接、充分地发挥各种帮教力量的作用，提高教育矫正的效果。

(三)有利于修复受到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有效地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社区矫正能够从多方面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首先，社区矫正能更直接、更有力地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国家治病救人的刑事政策，促进更多的人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适用社区矫正本身，让罪犯继续保持与家庭的联系，甚至继续正常地工作，就是对罪犯本人最有说服力的教育，从而减少其与社会的抵触乃至对抗，社区矫正还能对罪犯周边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罪犯的家庭、亲朋、同事、与罪犯相识的社区群众。据保守估计，对一名罪犯适用社区矫正，能够对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产生积极的影响，起到 “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的作用。

其次，有利于营造相互关爱、帮助的良好社区氛围，促进社区建设。如果只是简单地将罪犯投入监狱，的确可以使群众对犯罪 “眼不见心不烦”，但同时也在客观上降低了群众主动参与预防犯罪、帮教罪犯的热情。而社区矫正，则能够唤起人们参与预防犯罪、帮教罪犯的愿望。在社区对罪犯进行矫正，开始时可能会对社区安全构成一定的压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既然回避罪犯不是办法，还不如主动去帮助罪犯，尽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社区建设的十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规定： “在推行社区发展的初期，改变居民的态度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社区矫正的实行，就是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态度的一个新型载体。罪犯的家人亲属、朋友、社区里的热心人，他们虽然不是 “法律内行”，但是他们更能从情感上拉近与社区矫正对象的距离更能从日常的细微之处关爱社区矫正对象，这些是专业司法人员所不具备的天然素质。社区矫正对社区带来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影响，其正面意义不亚于物质建设。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不仅体现在地理相近，更体 现在人文相亲，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相同相近的价值观。因此，实行社区矫正，社区就有了发挥改造罪犯的主体作用的机会，犯罪人将 自己视为社区的一分子，更容易接受社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完成再社会化。上海卢湾区率先开展社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活动，通过组织亲子交流、鼓励大学生志愿者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学业辅导、对因父母犯罪而蒙上心理阴影的未成年子女提供心理咨询等帮助，既增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责任感，又促进 了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是社区矫正更有利于修复因犯罪行为而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相对而言，监狱的监禁更多地满足了人们对犯罪的报应心理。而社区矫正融人更多的修复内容，有利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上海市徐汇区对社区服刑人员补偿性公益劳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被害人的女儿对王某驾车撞死其母亲的事情无法释怀，不同意街道司法所安排王某为其家庭进行补偿性劳动，但是建议王某对社区内的孤寡老人提供服务。王某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尽心尽力地为被害人所在社区敬老院的老人无偿服务。有一次还将一位突发重病的老人及时送医院抢救，悉心护理，挽救了老人的生命，王某的行为获得了被害人所在社区的广泛好评，最终也赢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和接纳，王某本人也 由接受矫正初期的 自卑无助、郁郁寡欢变得心境开朗、积极向上。

(四)能够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途径，不断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

治理违法犯罪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有效降低违法犯罪率，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政法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优良传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就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方针。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行政动员的方式组织群众参与罪犯改造工作越来越难以为继，单位参与改造罪犯的功能也几乎不复存在，特别是数量庞大的企业单位，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此外，将大部分罪犯投入监狱，监狱即使仅仅是出于严格管理、保障安全的需要，也会无形中增加人们赴监狱进行社会帮教的成本，抑制人们帮教的热情。而社区矫正试点则为人们参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和较好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将极大地促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海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是理念创新，树立社会治理的理念，在治理犯罪这一典型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确立了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通力合作的理念，认识到即便是刑罚执行工作，政府也有必要让渡部分管理职能，使社会真正有机会实质性地参与进来。这样做，完全符合 “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二是实践创新，探索了 “政府主导推动，社团 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工作模式。即政府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强力推动社区矫正试点，同时，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培育组建非营利性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总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工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主要承担非执法性质的教育引导、生活指导、心理辅导、帮困解难等，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社工报酬。同时，大力鼓励志愿者参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工作。通过理念创新、实践创新，赋予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的内涵，大大提升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度，并逐步走 向制度化、常态化，进而为矫正质量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可靠的力量保证。上海在社区矫正实践 中已初步探索出了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相互合作共同治理违法犯罪的新模式，其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着力从政策引导、组织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构建了社会力量参与治理违法犯罪的服务平台，而社会力量则 日益成为政府治理违法犯罪的重要合作伙伴。这样一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在治理违法犯罪过程中，政府不再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行政动员，而是树立社会治理理念，政府与社会力量(或称非政府机构)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治理违法犯罪，从而达到更佳的治理效果。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疑也极大地提升了政府 自身的执政能力。

三、对策建议：加快我国社区矫正试点进程，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

以上论述了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现状，描绘了社区矫正巨大的发展前景。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区矫正在中国从试点到全面推广，还面临许多困难。全国政协曾经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认为：“目前社区矫正仍然处于试点阶段，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无法推广，优势难以充分发挥”。有鉴于此，本人对扩大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加快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

(一)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合理定位社区矫正的功能

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伴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国家应对犯罪的方式也日益科学和文明。从肉刑、流放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文明的轨迹清晰可辨，根据时代条件逐步实现轻刑化，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然选择。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监狱行刑的适用范围越小。将大多数犯罪人被置于正常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矫正，只有重刑犯才被投入监狱。历经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开放度、人的自由度都是 30年前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隶属于上层建筑的刑罚制度却仍然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进程。肇始于2003年的全国部分省市社区矫正试点，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几年来，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仍然局限在少数地区，试点力度亟需加大。尤其是，全社会要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社区矫正在国家司法体系中应有的功能、地位。必须认识到：社区矫正决不是监禁刑的补充，不是解决监狱关押容量问题的应急之策，我国社会发展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实行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矫正并重的时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大力推行社区矫正，使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应对违法犯罪的首选的制度安排，而监狱、劳教所只负责教育、改造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人。在此基础上，树立 “在社区矫正、被社区矫正、为社区矫正”的理念，充分发挥社区在犯罪防控以及国家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作用。总之，应从战略转型的高度，重新认识社区矫正，科学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二)加快社区矫正立法，重塑我国的法律制裁结构

一是要尽快立法，为社区矫正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加快推进社区矫正。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稳步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比例，逐步扩大社区矫正规模。二是要以大力推进社区矫正为载体，统筹协调治安管理与犯罪防控。目前，我国法律制裁结构的突出问题，一是监禁刑模式单一，全国所有监狱都实行封闭式的严格管理，罪犯无论社会危害程度轻重与否，所受惩罚力度几乎没有本质区别罪刑相当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相比之下，许多国家监狱分为高度警戒、中度警戒、低度警戒监狱；有的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分别实行劳动释放制、学习释放制、归假制、周末拘禁制等开放式处遇。

除了少数罪行严重的罪犯以外，大多数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都能继续与社会保持相当程度的接触，最大程度地降低 了监禁的负面作用。二是对违法人员的处罚与对犯罪分子的处罚缺乏合理的衔接与平衡，处罚方式尚有待完善。具体体现在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处罚力度实际上反而大于作为刑事处罚的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等非监禁刑。三是机构矫正与非机构矫正的比例失衡，社区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微弱，严重滞后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在我国，由于过于依赖监狱、劳教所为代表的机构矫正，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最突出的就是将犯罪人与社会隔离，客观上造成了矫正理念、方法与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标之间的悖论。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建议：一是要完善监禁刑的执行模式，将现有的监狱分为严管监狱、宽管监狱，或封闭式监狱、半开放式监狱、开放式监狱，确保在监狱服刑的罪犯能够受到与其社会危害程度相匹配的刑事处罚。二是重塑我国法律制裁模式，以社区矫正试点为契机，合理定位社区矫正的性质与功能。当代许多国家治理违法犯罪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轻轻重重”的趋势，即对严重犯罪加大处罚力度，而对大量社会危害性较轻的犯罪(违法)使用更加轻缓的处罚方法，包括社区矫正及各种非刑罚化、非机构化(非监狱化)处遇措施。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平安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国际上这一 Et渐盛行的 “轻轻重重”的行刑处遇趋势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借鉴。笔者认为，两院两部 《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将社区矫正定性为刑罚执行，是否合理，很有质疑的必要性，因为它将社区视为执行刑罚的场所，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说社区承担了监狱的功能，这在现代文 明社会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实际上，通过研究西方的社区矫正，不难发现，许多国家法律上没有违法的概念，只有犯罪的概念。如 《法国刑法典》所规定的违警罪，其实仅相当于我国的违法。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则实行二元制，既有违法又有犯罪，这就导致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的外延比我们一般理解的社区矫正要大得多。可见，将违法和犯罪合并，实行一元制，社区矫正才能在国家司法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维护社会安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从而避免了对监狱的过度依赖。例如，美国学者艾兹恩和蒂默认为，社区矫正包括审判前的释放和转处方案、判刑前的调查、缓刑、居住治疗、其他刑罚替代措施如赔偿和社区服务等、释放后的替代措施如假释和中途训练营等。

有的学者在论述非监禁刑的概念时指出：“非监禁刑不再固守传统的刑事制裁与非刑事制裁的界限，非监禁刑的确立和使用，以最大限度地保卫社会利益、公民个人利益和其他合法利益为最高目的。凡是能够实现非监禁刑目的的一切制裁方法，都可以纳入非监禁刑的体系或范围。因此，符合这个条件的一些非刑事制裁方法，都可以成为非监禁刑。” 为了借鉴当代世界法律制裁方法的发展趋势，大力推进我国的平安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笔者认为，迫切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科学界定社区矫正的性质，使社区矫正不局限于刑罚执行，而是将社区矫正定位为社区制裁，赋予其对各种罪错人员进行教育矫正的功能，充分发挥社区在治理违法犯罪中的主体作用，逐步控制监禁、劳教的适用范围。

(三)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充分发挥非机构矫正

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目前，全国社区矫正试点的有关省市，理念和做法不尽相同。上海的实践证明，发挥社会力量的优势，充分体现了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的比较优势。建议今后全国全面推广社区矫正工作时，要坚持这一方向。尤其是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社工、志愿者的作用，在发挥国家法律制裁功能的同时，强化平等、尊重、接纳、助人 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在确保必要的惩罚力度的同时，对罪错人员面临的各种困难或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并创造条件，尽可能帮助解决，实现惩罚、改造、挽救、感化、服务的有机结合与平衡，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不断提高教育矫正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第五篇：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 - - 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几点思考

保定刑事辩护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级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燕赵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控告、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收集、调取证据、取保候审、质证、辩论等业务。座右铭为：诚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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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为视角

从十八世纪人权运动兴起以来，人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通常，人权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有三大类，即人身权、财产权（包括生命权、生存权、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权等等）；政治自由和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其中人身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引申出的“疑罪从无”理念，标志着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保护体制。但笔者认为，我国无罪推定原则未能充分地得到贯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特别是人身权的保护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对无罪推定原则对人权保护的价值、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内涵及价值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

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称，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的原则，由于古代刑民不分，故又称之为无责任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被怀疑为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最基本的内涵是，任何人非经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被确定有罪之前，不能被认定为有罪，享有被认为无罪的权利。除此之外，无罪推定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1）、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2）、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排除合理怀疑。（3）被追诉人享有诉讼保障的权利，禁止对被追诉人和证人采取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措施，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

最早表述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法律化，至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重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罪推定原则也得到认可，前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之前，不认为是犯罪的人。”1978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之前，被视为无罪。”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无罪推定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被归定在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11条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开审判中，依法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土耳其宪法》第2章第38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在未被法院证明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越南宪法》第5章第72条第1款规定：“在没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被看作有罪并要受刑罚。”《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9条规定：“每个被控告有罪的人，在其罪行未被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证明和未被法院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之前，都被视为无罪。”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

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以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的发展为契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残酷，在“天赋人权”的思想下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本身孕含了人权思想。无罪推定原则也必将推动人权保护的发展，它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保障公民的名誉、人格尊严等权利，对人权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而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称为“人权保障的基石”。法学家们也对无罪推定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诉讼学家罗纳德。伊斯利尔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体现了人人享有的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的权利”。前苏联法学家斯特罗戈维奇认为“无罪推定是最高的人道主义，是民主的诉讼原则，它在性质上具有十分深刻的道德、伦理内容，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对人和人的美德的尊重，以及作为关心人和人的名誉这一前提的人格价值”。前苏联学者蒂里切夫则认为“无罪推定是苏维埃刑事诉讼所反映的真正社会主义民主、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

二、对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原因分析

无罪推定原则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切实，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制度中，刑事司法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传统的侦查、审判模式和观念根深蒂固，一时不能得到改变。二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认为“封建社会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资产阶级针对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 从而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的刑事司法原则。三是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价值取向侧重于控制和惩罚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不合理，忽视涉讼公民的人权等相关权益的保护。

（二）问题表现

无罪推定原则得不到充分贯彻的突出表现就是自证其罪、重视口供、刑讯逼供，以及滥用待审羁押措施和超期羁押。

1、“自证其罪”，重视口供为定案依据。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并排除合理怀疑，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侦查、检察及司法机关从一开始就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证明无罪的责任就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被视为有罪，既然有罪，其就应当侦查、审判的任何阶段，对有关犯罪事实如实向司法机关陈述，无权保持沉默，否则被视为抵抗侦查和审判，认罪态度不好。由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中国特色的司法政策、量刑情节得以形成、保存，并影响至今。在自证其罪前提下，口供在定罪量刑中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关报道中，有的法院把没有口供，但依据其他证据判令被告人有罪的案件，当作刑事司法理念革新而加以宣扬，足见重口供意识的强大。

2、刑讯逼供未能杜绝。刑讯逼供也是有罪推定的必然产物，与自证其罪密切相关，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又坚决不认为自己有罪，那么司法机关动用刑讯逼供手段强近其提供口供似乎比较正常。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侦查中，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其侦查程序不受刑事法律所规制，因此刑讯逼供更是成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机关取得案件重大突破的主要手段。在治安案件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由于针对的对象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理治安案件的人员主要为联防队员，所以询问、处理程序同样不受刑事法律所规制，例如曾经轰动全国的“处女卖淫案”，由于不是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即使出现严重后果，也无法律依据定罪处罚，所以这种行为大可肆无忌惮地发生。

3、待审羁押强制措施滥用、超期羁押现象大量发生。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待审羁押强制措施是有其法定适用条件的，但在司法实践中，拘留、逮捕为最常见的措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相对较少。这一问题也与有罪推定有关，既然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那么为了防止“纵虎归山”，就要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在案情疑难时，司法机关想到的不是恢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而是想方设法延长侦查期间，或者补充侦查，规定的侦查期间往往得不到严格遵守。强制措施的滥用、超期羁押，不仅直接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也影响到最终的裁判结果，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已被采用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即使符合适用缓刑条件、从轻或减轻处罚条件，法院也往往不予适用，虽然最高法、最高检已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相关措施，但如果不从制度着手，强制措施滥用、超期羁押难免会卷土重来。

三、几点建议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

无罪推定是重要的法治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其规定在宪法中，由于宪法的效力远远高于刑事诉讼法等其他普通法律的效力，确立无罪推定的宪法地位，有助于社会更加重视无罪推定，也适应我国刑事诉讼国际化的需要。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根据无罪推定的含义，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因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逻辑的必然。

（三）建立和完善待审羁押的审查机制。

1、司法审查制度。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先行拘押、逮捕、待审羁押措施的撤销、变更均由预审法官或法官审查批准。2扩大取保假审适用范围，保释制度是防范强制措施风险的有效方法，在西方国家，除少数特殊情况，如罪行特别严重的，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则上都可以被保释。

3、待审羁押措施变更和撤销制度，如《德国刑事诉讼法》120条规定，一旦待审羁押的前提条件不成立，或者情况表明继续羁押与案件重大程序和可能的刑罚或矫正及保安处分不相称时，应当撤销逮捕令；《法国刑事诉讼法典》179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在侦查结束之后超过2个月仍然延续羁押；我国澳门《刑事诉讼法》199条规定，若6个月未提出控诉，或者10个月已经进行预审但未做出起诉批示，或18个月未做出一审判决，羁押应当消灭。

（四）加大刑讯逼供的查处力度，修改《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规定，将司法工作人员作扩大解释，将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机关人员，以及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人员也纳入刑讯逼供罪的主体范围。

转自：刑事辩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