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及完善5篇

第一篇：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及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及完善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中保障人权的基础性原则，被推定无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我国初步确立了该原则，但是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原则尚有一定的保留，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全面地贯彻实施。本文从刑事侦查程序角度论述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贯彻实施程度以及适用的不充分性，最后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关键词：无罪推定原则侦查程序适用

一、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当今国际刑事诉讼中通行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是与有罪推定相对而言的，指任何人在未经充分证据证实并经国家审判机关判决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的人。它强调对被追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果控诉机关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追诉人有罪，就应当推定其无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将第12条的立法意图解释为：“我们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无罪推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客观地收集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各种证据，在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称被告人是罪犯，但也不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如果假定他无罪，那么侦查机关对他进行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就没有根据了。因此，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 1该立法解释充分说明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尚未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

“所谓举证责任，乃当事人请求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待证之事实，由举证证明之负担。详言之，乃当事人凡欲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之特定，必要而又关联之待证事实，举证证明之。如不能举证证明，则负担不能依其主张为裁判之危险。”上述观点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二是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真实；三是当事人对其不能提供证据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法第89条：“公安机关应当对应当立案的刑事案件侦查、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第140条：“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些规定说明刑事诉讼法确实赋予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这一点是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

2、贯彻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刑诉法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者区分开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视为无罪的人，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享有诸多的诉讼权利。我国现行的刑诉法比修改前的刑诉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并获得律师的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聘请辩护律师，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有权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等。

其次，刑诉法还有些规定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如刑诉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从理论上说，现行的刑诉法已经比较好的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但是由于司法人员观念、素质等主观方面的原因，该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适用的不充分性

我国目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无罪推定原则，而且对无罪推定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审判程序中，侦查程序中该原则的贯彻相对滞后。由此，侦查程序中无罪推定原则的滞后进一步加剧了侦查程序中违法现象的发生。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适用的不充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

“无罪推定必然要求沉默权”， 沉默权的本质就是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根据西方社会的天赋人权理论，人生来就是无罪的，因而是无需证明的。“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

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回答。沉默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也是无罪推定原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国法律却没有赋予公民沉默权，这充分说明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适用的不充分性。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程序的影响有限

没有沉默权必然使得口供成为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的主要证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仍然很严重，这都缘于法律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正是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而且要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讯问，才导致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因为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犯罪证据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的权力。基于此侦查机关不惜冒着非法取证的危险也一定要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

3、“疑罪从有”现象仍然存在“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应有之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也确立了该原则。但是在司法实务中，“疑罪从有”现象仍然存在。笔者认为，尽管法律规定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做出无罪的判决，但是我国司法人员长期形成的唯恐放纵了罪犯的强烈的追诉倾向，是造成“疑罪从有”现象的原因之一。此外，侦查机关通过侦查向检察院提起起诉的申请，检察院经过审查做出了起诉的决定，使得控诉机关甚至审判机关都有“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控诉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证据才控告犯罪嫌疑人，因此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很大，即“先定后审”观念的存在。

4、获得律师法律帮助权有限

律师法律帮助有限主要表现在律师介入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帮助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以各种借口限制律师有限的会见权，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在看守所用监

听装置监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这使得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限的获得律师法律

帮助权也不能充分行使。

三、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若干完善措施

1、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这与无罪推定主张的不得自证其罪刚好相反，因此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废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义务。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义务相对应的是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和沉默权。根据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条件，很难在我国确立彻底的沉默权制度。笔者认为，结合实际情况，可以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

2、全面推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贯彻无罪推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证据的采信问题。在侦查讯问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拒不认罪，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得了有罪的供述，或者有的犯罪嫌疑人本来无罪却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有罪，这些情况下的证据都是非法证据。

如果使用了这些非法证据作为定罪的依据时，即使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也不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规则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后果。”要彻底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关键在于明确规定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应当解决的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凡是认定为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通过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和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如果有非法的言词证据在先，应当绝对排除；如果是通过非法搜查住宅等未对公民的人身造成直接损害的手段获得的，原则上予以排除，但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裁量决定是否排除。

另外，应当对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予以惩戒。对于在办案过程中采取刑讯逼供手段的办案人员，无论致人重伤还是轻伤，都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严重的个人责任，这将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施起到推动作用。

3、全面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必须在立法和司法实务中贯彻该规则。笔者认为，刑诉法在对无罪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应当在其总则中明确规定：在对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存在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疑罪从无是法律文明进步的体现，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定罪量刑。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是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它的全面确立将折反映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在关注保护社会的同时，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人权。

4、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在我国侦查阶段经常会出现非法取证、超期羁押、非法搜查、扣押等违法使用强制措施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转变对强制措施的认识，严格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明确不同的强制措施适用的标准并严格限制审前羁押期限，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在我国可行的措施是：审查批捕的权利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但应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复议的权利；侦查机关进行搜查、扣押、窃听等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审查和批准；拘留可以仍由侦查机关作出，但犯罪嫌疑人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这些措施来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5、扩大律师法律帮助权，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尽管新《律师法》已经颁布实施，但是目前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法律帮助权仍然非常有限，在律师介入时间和介入程度上都有很多限制。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必须扩大律师法律帮助权，保证律师可以不受限制的会见证据的当事人，并且这种会见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对于律师会见的申请，侦查机关如果故意设置障碍拖延会见时间或不予安排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另外，对于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应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应为此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

尽管目前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大力推行和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无罪推定原则必将在我国全面确立。

1 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刑法室编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页15。

 李学灯著：《证据法比较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页356。

 易延友：《沉默权与无罪推定之关系》，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47。

 樊崇义、刘涛《无罪推定原则渗透下侦查程序之架构》，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第二篇：浅谈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浅谈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一原则是贯穿于刑事诉讼法整个过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首先是由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随后成为了一项国际性的刑事司法准则。而它为什么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原则呢？原因在于其蕴含的深远意义。

刑事诉讼过程本是一场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相对抗的过程。在这之中，公安司法机关出于主导地位，这可以理解为：国家公诉人对个人进行公诉，实际上已经隐含着相信此人有犯罪倾向的意思，这样，无疑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将个人置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而法官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地做出裁决，否则公民的权利更加不能被保护。无罪推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判决前给予个人应有的权利而将公民置于合法地位，这会使得公权力与个人权利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正当法律程序所追求的精神，是保障人权的体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这条规定体现着无罪推定的一些原则，比如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的称谓，废除了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制度，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否认责任。这些表明中国是朝着一个正确民主的目标前进着。但就无罪推定的真正内涵来讲，我国还尚未确定这一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是说在确认有罪之前不能当成有罪，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即不能确定你有罪但又不承认你无罪。如果说真正的无罪推定是对或是或非的一种确认，那么第12条却是对或是或非问题的一种回避。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始终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沉默权。依无罪推定原则来看，控方负责举证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并且第12条的内容已涉及此方面，这就间接说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在审讯中保持沉默。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这实际上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承认自己有罪的陈述或是说明自己无罪，再往前推一步便可以想象出，这是有罪推定的体现。无罪推定原则应该强调人权的保障，犯罪嫌疑人有的是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由此看来，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阻挡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有时候，文明也是一种包袱。大多数国民脑海中的封建思想太过根深蒂固，而这些思想总会在现实生活中制约着我们，而我们竟然毫无察觉。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便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在处理案件时，公诉人还是会不自觉的以

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犯罪嫌疑人，这源于中国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比如，佘祥林案件。这也是完全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这让我想起了美国的世纪大案——辛普森案件。将这两个案件相比照，我想到了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对立。这种对立又让我回忆起老师上课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你是选择抓错好人还是放过坏人呢？这的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甚至中国法制的发展历程，都是极其艰辛的。也许我们感慨美国是个法制健全、人权充分肯定的国度，但事实上，美国的法制建设也经历过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美国现时的民主社会是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换来的，其中暴露的种族歧视、妇女歧视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特别是种族歧视问题，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才算得到了解决。而我国的法制发展只不过30年而已，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中国的法制发展需要我们的努力。或许我们在有生之年并不能完成这种艰巨的任务，但起码，我们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着。让法制成为每个公民的信仰，应是法科学子不懈追求的动力。

第三篇：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张能全 *

（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1）

The principle of Matter of Fact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the Vision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与作为刑事诉讼国际司法准则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于不同哲学范畴下的一般原则，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价值论范畴。这两项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功能，共同推动刑事诉讼朝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认识案件真实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无罪推定作为确定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国家刑罚权运行，确保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进而保证国家刑事司法民主化、法律实施规范化、权力运行程序化具有终极价值意义。

一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灵魂的实事求是原则与现代国家中确立公民个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理论界。有人认为这二者是互相冲突的，①我们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互补的两项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认识活动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离不开认识过程。同时，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受程序法规制的法律实施活动。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认识活动与价值选择出现冲突时，必须根据价值论原理，进行取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一，涉及认识过程问题，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被指控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争端。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决此项争端，必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以罚当其罪。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当事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就是经历一个对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凭猜想、推测所能完成的，而要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伪存真，得出关于案件的真实结论。即借助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为刑事诉讼裁判活动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

其二，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应当遵循价值论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价值论原理的一般原则，不仅仅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领域所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原则，它更重要的是确认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宪法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罪推定是比刑事诉讼更高层次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说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调整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对话关系，是现代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在对待刑事诉讼问题上，国家宪法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他们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与国家专门机关处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在于构建了国家与涉嫌犯罪的人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和空间，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诉讼民主、保障人权的基本特征。今天，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举世公认的宪法原则和人权原则已经被载入多项国际法律文件，充分说明了该原则的普遍意义。价值论核心之一在于探讨人的主体存在、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幸福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为国家、社会与个人提供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根据价值论原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幸福具有最高的终极价值。国家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尊重公民个人的主体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无罪推定的价值论意义无法用实事求是原则取而代之，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对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

其三，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必须受到程序法的严格限制和规范。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律，具有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双重功能，具有规制国家权力的作用。程序法通过法定程序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为其设定法律边界。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因为公民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宿，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为前提。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权益和有效的防御权利，以对抗国家控诉权，使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力量不致过分悬殊，进行了严格的程序安排：将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化为若干规则，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独立的法庭作出判决之前都是无罪公民，公民个人为确保自身权益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积极行使辩护权。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充分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将作出无罪判决。设定了沉默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利，保证其消极辩护权的行使。严格规范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行为，如果出现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将被裁定为无效，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将被排除。确立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以保证裁判活动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救济制度，以保证被指控者的合法权利等等。单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出发，是不能理解刑事诉讼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条款用意的，因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反而会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只有从价值论角度来审视，才能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保护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立法设计有较深入的理解。这说明了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价值论的一般原理，价值论对刑事诉讼

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难道要将具有如此关键价值的法律原则加以抛弃吗？难道我们宁愿寻找一项替代原则或者将不同性质的原则加以强化就能将它取而代之吗？这样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所为的吗？

我们认为，为了早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而不同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将无罪推定作为原则从立法上加以规定的条件”，[4]因为这种“条件论”说法仍然是在为我国现行法律抱残守缺寻找合理根据，不利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因为“承认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认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延展性（弹性）不能否认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5]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公理性原则已经超越国家、制度界限，对世界各国法治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程序法律，国家权力才能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才能明确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诉讼中，共同推进刑事诉讼的完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围中理性地加以解决。为此，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论意义将得到彰显：公民个人有了与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和争辩的武器，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将得到确实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将能够积极地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辩护权，有效地影响着裁决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国家控诉机关不能够存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的观念，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职权，必须将涉及诉讼公民的犯罪事实证明到刑事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否则，裁决者将作出无罪判决，以结束这场争端。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妨碍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而且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允许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观念，不允许有违反程序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各诉讼主体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收集、审查和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完成诉讼，解决争端，实现公正。在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认识的时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收集证明被指控者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一旦遇到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就应当借助体现价值论原理的无罪推定原则作出选择。例如：被指控者在面临侦查人员提问时，要不要回答的问题。这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根据无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无罪的公民。从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出发，回答与否是他的权利，法律就不能设定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某些刑事案件在规定的侦查期限内无法找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据或证据不够充分，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问题，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再如：对于一审案件中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与法院自行改变罪名的情况，应当本着保护涉及诉讼公民的辩护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对于二审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基于无罪推定，直接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应该发回重审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者在促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当然，根据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基本地位与相互关系原理，若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事实发现与权利保障的二难选择时，应当根据价值论的最高指导原则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尤广辉，时延安，《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南阳），2002年第6期。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6年3月所作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制定、修改情况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材料”。

[3]宁汉林，《论无罪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5] 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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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与作为刑事诉讼国际司法准则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于不同哲学范畴下的一般原则，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价值论范畴。这两项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功能，共同推动刑事诉讼朝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认识案件真实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无罪推定作为确定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国家刑罚权运行，确保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进而保证国家刑事司法民主化

一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灵魂的实事求是原则与现代国家中确立公民个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理论界。有人认为这二者是互相冲突的，①我们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互补的两项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认识活动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离不开认识过程。同时，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受程序法规制的法律实施活动。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认识活动与价值选择出现冲突时，必须根据价值论原理，进行取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一，涉及认识过程问题，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被指控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争端。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决此项争端，必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以罚当其罪。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当事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就是经历一个对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凭猜想、推测所能完成的，而要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伪存真，得出关于案件的真实结论。即借助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为刑事诉讼裁判活动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

其二，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应当遵循价值论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价值论原理的一般原则，不仅仅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领域所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原则，它更重要的是确认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宪法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罪推定是比刑事诉讼更高层次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说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调整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对话关系，是现代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在对待刑事诉讼问题上，国家宪法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他们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与国家专门机关处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在于构建了国家与涉嫌犯罪的人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和空间，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诉讼民主、保障人权的基本特征。今天，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举世公认的宪法原则和人权原则已经被载入多项国际法律文件，充分说明了该原则的普遍意义。价值论核心之一在于探讨人的主体存在、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幸福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为国家、社会与个人提供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根据价值论原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幸福具有最高的终极价值。国家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尊重公民个人的主体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无罪推定的价值论意义无法用实事求是原则取而代之，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对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

其三，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必须受到程序法的严格限制和规范。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律，具有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双重功能，具有规制国家权力的作用。程序法通过法定程序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为其设定法律边界。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因为公民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宿，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为前提。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权益和有效的防御权利，以对抗国家控诉权，使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力量不致过分悬殊，进行了严格的程序安排：将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化为若干规则，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独立的法庭作出判决之前都是无罪公民，公民个人为确保自身权益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积极行使辩护权。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充分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将作出无罪判决。设定了沉默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利，保证其消极辩护权的行使。严格规范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行为，如果出现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将被裁定为无效，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将被排除。确立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以保证裁判活动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救济制度，以保证被指控者的合法权利等等。单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出发，是不能理解刑事诉讼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条款用意的，因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反而会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只有从价值论角度来审视，才能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保护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立法设计有较深入的理解。这说明了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价值论的一般原理，价值论对刑事诉讼立法以及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根本指导作用。

其四，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不是对立的原则，二者统一于刑事诉讼中。我国在对待无罪推定原则问题上，有人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在我国实用。“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判决有罪前推定为无罪。因为，如果这样规定，在法院判决前推定为无罪，那么侦查机关为什么还要进行侦查？！为什么还要采取强制措施？！既然推定为无罪，那么检察机关为什么有的还要审查起诉？！法院为什么还要开庭审理？！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前，不能说是罪犯，但也不能说就没有犯罪嫌疑，而是实事求是，进行侦查，客观地依法收集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是否犯罪，最后由法院根据事实来审判确定。”[2]

我们不认为强调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搞无罪推定，强调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背离。因为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我们认识任何事物的根本方法，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也必须遵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而无罪推定原则是确定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项法律原则，即国家在行使刑罚权的时候，通过宪法和法律将这一权力交给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并在宪法和法律上肯定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的无罪地位，使其能以主体资格参加刑事诉讼与国家进行平等、理性的争辩。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民主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从而体现现代司法的公正性与民主性。假如没有这项原则或不明确肯定这项原则，国家不承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无罪的主体身份，甚至国家专门机关可以任意怀疑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这样一来，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某些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以有罪之名而任意处分，这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公民个人权利不保的险境。这势必造成司法专横，冤狱遍地的悲惨情景。从而根本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同理，强调无罪推定原则，肯定涉讼公民的诉讼主体身份，并不意味着就不强调实事求是地进行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工作。而是更加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案件认识活动。这两项原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规范刑事诉讼行为，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与行为规范。如果单从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角度去看待无罪推定原则，当然会得出比较荒谬的结论，即如果推定为无罪，那为什么还要侦查，还要审查起诉，还要开庭审理的问题。无罪推定原则涉及到哲学价值论问题，任何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用认识论方法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在不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无论怎样用实事求是的方法，都不能为此类案件找到解决办法的，必须根据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基于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需要，对被指控者作出无罪判决。总之，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统一的、互补的，共同规范着刑事诉讼行为。

二

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核心的实事求是原则当然对刑事诉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活动又是一项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争端的裁判活动，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受到国家宪法原则的约束，程序法的严格限制与规范。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确认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一般原则，它肯定了公民个人的无罪的人格主体地位，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已被绝大多数国家纳入宪法和法律中，作为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对指导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绝对的价值。

鉴于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凡是涉及刑事诉讼的认识活动，必须充分尊重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凡是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事项，必须尊重价值论原理，进行价值选择。凡是刑事诉讼活动，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必须以无罪推定的一般原则为指导，在观念上必须树立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个人是无罪的，他们都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推进和诉讼目标的实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必须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根本指导原则，平衡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和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并制定和严格实施具体的行为规则。

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在处理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关系时，问题不在于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强调和贯彻上，而在于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上，在于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上。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方法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同样始终遵从了这一原则。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强调实事求是原则，但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其它原则，乃至认为提出其它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背离。对具有同样指导意义的原则，将其中一个强调到极致，而将其中另一个彻底否定，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不可缺少的一项原则，是依法治国的一项根本指导原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座宏伟大厦的中流砥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矗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民主理当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更加协调。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个人有更加广泛的个人权利，更能够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作为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国家与公民个人关系的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岂能以这个原则是资产阶级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就认为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武断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绝对不能使用，就必须另外寻找比它更好的原则来代替它。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是资产阶级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但是，此项原则既不为资产阶级所独创，也不为资产阶级所独有。因为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则。[3]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司法民主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进程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难道要将具有如此关键价值的法律原则加以抛弃吗？难道我们宁愿寻找一项替代原则或者将不同性质的原则加以强化就能将它取而代之吗？这样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所为的吗？

我们认为，为了早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而不同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将无罪推定作为原则从立法上加以规定的条件”，[4]因为这种“条件论”说法仍然是在为我国现行法律抱残守缺寻找合理根据，不利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因为“承认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认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延展性（弹性）不能否认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5]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公理性原则已经超越国家、制度界限，对世界各国法治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程序法律，国家权力才能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才能明确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诉讼中，共同推进刑事诉讼的完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围中理性地加以解决。为此，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论意义将得到彰显：公民个人有了与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和争辩的武器，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将得到确实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将能够积极地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辩护权，有效地影响着裁决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国家控诉机关不能够存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的观念，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职权，必须将涉及诉讼公民的犯罪事实证明到刑事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否则，裁决者将作出无罪判决，以结束这场争端。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妨碍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而且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允许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观念，不允许有违反程序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各诉讼主体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收集、审查和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完成诉讼，解决争端，实现公正。在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认识的时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收集证明被指控者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一旦遇到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就应当借助体现价值论原理的无罪推定原则作出选择。例如：被指控者在面临侦查人员提问时，要不要回答的问题。这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根据无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无罪的公民。从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出发，回答与否是他的权利，法律就不能设定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某些刑事案件在规定的侦查期限内无法找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据或证据不够充分，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问题，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再如：对于一审案件中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与法院自行改变罪名的情况，应当本着保护涉及诉讼公民的辩护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对于二审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基于无罪推定，直接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应该发回重审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者在促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当然，根据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基本地位与相互关系原理，若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事实发现与权利保障的二难选择时，应当根据价值论的最高指导原则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尤广辉，时延安，《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南阳），2002年第6期。

[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6年3月所作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制定、修改情况和主要内容的说明材料”。

[3]宁汉林，《论无罪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5]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第五篇：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

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

侦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从宏观上看，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体现在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的侦查工作是否按照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一）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在实际中的体现

侦查程序的程序正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不得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又例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也赋予了公民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另外，法律还会规定犯罪嫌疑人被证明无罪后可向国家机关申请救济的权利。可见，各国的法律对人权的重视也会体现在刑事侦查程序当中。

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则是体现在侦查人员在侦查时通过遵守诉讼法的规定，使得收集的证据能够排除合理的怀疑。所谓排除合理的怀疑，就是其证据的真实性足以排除按照理性人标准对证据所提出的怀疑。例如保证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在场，侦查人员在有需要的时候应当自觉进行回避等。

还有一方面就是能够使得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受到其他部门或机关的监督，不出现侦查人员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的情况。例如，在检察院内部设立批准逮捕科，而又将逮捕的权力限制在公安机关内，能够防止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侦查人员的任意破坏。而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期限、被羁押时需通知家属等规定，也是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同时，防止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据。

（二）侦查过程中的程序正义的意义

刑事侦查是整个刑事诉讼工作中的基础部分，也是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侦查程序的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整体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保证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现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是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途径。许多冤家错案的发生，都是由于侦查人员的侦查工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还为了提高破案率和早日结案，进行刑讯逼供，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甚至伪造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洗清冤情的证据。一方面，这样的冤假错案会对国家的法治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造成重大影响的不良行为。同时，这还会导致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使得更多遵纪守法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潜在的威胁。

如果不实现侦查程序正义，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犯罪份子无法被定罪。相信大家已经不止一次听说过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正是由于当时对此案进行侦查的警察没有遵守诉讼法的要求，导致许多重要的证据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在外，最终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不足，辛普森无罪释放。例如，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进行搜查时，需出示搜查令并且有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一同进行工作，但当时只有一名警察进入辛普森的住所，而且他没有搜查令，后来，该名警察还被证明有歧视黑人的倾向。在辛普森案的判决确定后，美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判决又是公正的。可见，如果侦查人员没有保证侦查程序的程序正义，会给起诉和审判工作带来多大的麻烦，甚至是致命性的打击。

通过实现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可以更进一步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权是人类生活中一项最基本、最原始的要求，是法律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如果连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就无法自我保护，这样就更加不可能实现个人为社会奉献自身价值去创造财富，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而，国际社会对损害人权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使用一直持慎重态度，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程序；尽管人权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完美的保护，但只要不是迫不得已，以致于会产生即刻的危险，都不应该在侦查过程中采用会破坏人权保护的手段。而在我国，侦查人员常对犯罪嫌疑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进行超过期限的羁押甚至进行刑讯逼供，尽管这样的情况随着社会进步与文明已经有所减少，但在某些地区还是无法完全排除这样的情况出现。

（三）如何保证侦查程序当中的程序正义

首先，要通过完善诉讼法的制定来为程序正义的实现打下基础。我国的法律对于侦查工作的许多指向都不够明确，尽管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已经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目前我国的法律还存在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法院对羁押合法性审查的权利、没有确立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律师帮助权在侦查阶段非常有限，还达不到国际人权法的标准、对侦查活动有效的司法控制机制没有建立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作为基础，无论怎么小心注意，还是容易出现违反程序正义的情况。毕竟程序正义的性质虽然主要由法律规定，但还依赖其他判定因素。

其次，是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侦查人员作为直接执行法律规定的人，会将各种与侦查相关的行为施加给犯罪嫌疑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他们工作的规范性将会成为程序正义的体现标准。所以，如果能够对侦查人员进行素质培养，将有利于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实现。

最后，还要借助外力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例如以其他机关进行监督、保障媒体与民众的知情权等。

以上是本人对于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的大致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