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完善与适用

第一篇：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完善与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完善与适用

法学专业学生 曹伟

指导老师 尹雪英

摘要：21世纪，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各种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这对我国竞争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一般条款，以致该法存在封闭性、滞后性的弊端，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的发展。为此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势在必行。同时，在完善一般条款的基础上，通过安排该条款的适用条件、限制性条件，则可以加强对竞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般条款；诚实信用；自由裁量权

Perf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 Clause in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in China Student majoring in law

CAO Wei

Tutor

YIN Xueying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market economy is accelerating constantly, with the fierce competitive actions.Then, various unfair competitive behaviors of new styles emerge.All of above demand for the perfection of legal system of competition.However, the general clause with trustworthiness and honesty is deficient in Chines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So the lagging defect is existing in the law, which can't app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al states.In a word, it'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general clause.Meanwhile, on the base of general clause, legal rights of competitive subjects c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definition of application and limitation and then the equal market environment will be created.Key words: general clause；unfair competitive actions；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right of free judgments

当今时代是市场时代，而市场最本质的东西在于竞争。因此市场越发达，竞争越激烈；市场越深化，竞争越普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新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竞相出现。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极其复杂多样的，颁布了14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不可能将所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一详细列举。因此，在遇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具体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就需要一般条款去认定。但现行立法中缺乏得到普遍认同的一般条款的规定，这些行为的认定就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和操作过程中的一大难题。那么究竟什么是一般条款，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设置一般条款的价值在哪里，又将如何设置和适用一般条款？本文试图就此进行探讨。一、一般条款概述

（一）一般条款的涵义和各国的应用

一般条款又称兜底条款或概括条款，是指“把法律上的要件制定为抽象的，一般的规定”，或指“以不确定的概念为行政行为要件的规定，也还有把一定有关情况统一整理为对象的规定”。[1]180《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是指“规定执法机关或法院在法律具体列举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的抽象的或者概括的规范”。[1]180一般条款的高度概括性，广泛的适用性等特点，可以作为法院或执法机关认定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据。它的适用可以赋予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弥补具体规定的漏洞，应付一些新生现象，部分解决法律落后于时代的问题，从而克服成文法的局限。

就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说，为了加强法律调整地针对性，他们非常重视对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列举。同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兜底条款也可以说是有关立法的通例，并构成了其重要内容。以一般条款的方式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成为各国或地区立法乃至国际公约的共同选择。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对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从事经营并进行竞争者，可令其停止活动，并负损害赔偿之债”，此即为德国学者视为一般条款，甚至被学者称为“帝王条款”，德国法院亦根据该条款作了许多判决。[2]我国台湾地区实施的《公平交易法》第24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事业亦不得为其他足以影响交易秩序的欺罔或显失公平之行为”。[3]26-29有关竞争的国际公约亦采取类似的做法。如《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规定：凡在工商业活动中，违背诚实惯例的竞争行为均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1996年《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示范规定》第1条之（1）（a）规定：除第2条至6条的行为和做法以外，凡在工商活动中违反诚实的习惯的行为或者做法，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4]

（二）一般条款的核心要素

在各国或地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相关的国际法文件中，一般条款的具体表述虽然形式各异，但其最核心的内容是诚实信用原则。其他原则可以看作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例如公平原则是维持当事人之间利益平衡的要求。因此，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在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具有重要意义，构成了认定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有实质性的标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不正当”性，主要就表现在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商业道德，无论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仿冒假冒、虚假宣传、诋毁商誉、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贿赂等，还是那些没有明确规定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实质都是与市场经济中诚实信用原则等公认的商业道德的要求相背离。诚实信用由一般的商业道德上升到市场经济的法律原则，尤其是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条款的核心，进而成为确定竞争行为正当与否的最具实质性的要件，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对某些基本道德规范内在的、更大的需求。

诚实信用原则最初为债务履行的原则，后来逐渐适用于债权行使乃至于一切民事权利的行使和民事义务的履行，最后甚至成为整个法律的基本原则。其性质亦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约定不能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可直接适用的强行性规定。[5]鉴于此，可以说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既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也是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的核心要素。

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界定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对该条款的界定，2 即《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没有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设有兜底作用的“一般条款”，理论界有三种看法：

（1）法定主义观点，即否定说。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一般条款，该法第2条所称“违反本法规定”特指违反本法第2章的规定，也就是说第2章列举的11项不正当竞争行为才是该法所承认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除此以外，不允许执法部门认定其他的不正当行为。[6]

（2）肯定说。该观点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完全属于具有兜底作用的一般条款。换言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包括该法第2章列举的11种，还包括依据该法第2条第2款认定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7]40-43（3）折中说。该观点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是有限的“一般条款”，它对于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8]54 通说认同第2种观点。但笔者认为第3种观点更可取，理由如下：

（1）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为一般条款的争议，关键看“违反本法规定”如何理解。法律解释有两种方法：其一，历史的方法，即依据立法者立法时赋予法条的意思来诠释法律，而不必考虑已变化的社会条件；其二，现代时的方法，即以法律所用的文字为基础，结合适用法律时的客观社会情况，“与时俱进”地解释法律的意思。[9]按照前者解释，该法第2条第2款并未明确地表述为违反本法第2章规定的行为方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按照后种解释，更不能置我国最新出现的、大量的、未为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包含的有害正当竞争的现象于不顾，得出仅将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定为11种的结论。应当确认，《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具文有瑕疵，但却不能因此确认一个有瑕疵的“一般条款”即改变了该条款本身的性质。

（2）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4章规定的行政责任是与第2章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对应的，故从行政处罚法定的原则出发，笔者认为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检查机关才有权给予行政处罚，没有列举的不能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第2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行政处罚而言没有实际意义。另外，对于受害人请求民事赔偿，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未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设置相应的行政责任，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只能由司法机关追究其民事责任，而行政机关无权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即法院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 的规定为依据，根据个案的不同确认其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如上海晨铉智能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宝洁公司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由于该案所反映的“使用他人商标名称和图形进行域名注册”并不属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章中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上海市高院在这一案件的处理中依据第2条进行了认定，并根据《民法通则》的包括诚实信用在内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判决，从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10]47-50 总而言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设置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互为分工的双轨执法体系，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由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司法机关追究民事责任。在功能上，该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确实只对司法机关进行了授权，而对行政机关未予授权，因此，只能认定该条款为有限的一般条款。此即该条款对于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

（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存在的问题分析

有学者指出，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之所以没有明确的一般条款，主要是因为“我国搞市场经济时间短，在市场竞争中哪些是正当经营，哪些是不正当竞争，有的界限清楚，认识一致，有的界限不那么清楚，在市场竞争秩序的管理 3 上缺乏经验，人员素质也不高”。[11]这也是立法者们忧心忡忡的问题所在：“考虑到我国执法机关实际水平状况，不能给予这种权力，让一个基层的执法部门对需要根据经济形势进行判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认定是无法想象的事。”[12]总而言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设置明确的一般条款，不是纯粹技术上的，而是立法指导思想上的，或者说是由立法指导思想引起的立法技术上的缺陷。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要特别警惕抛弃政府官员的人治，却建立法官的人治。[13]但笔者认为完善一般条款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理由如下：

（1）任何成文法都有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等固有缺陷。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法律不可能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纳入其调整范围，做出相应的规定；而且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并公布实施，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以朝令夕改，但是社会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法律就无法对其颁布后的新情况进行调整，从而出现与社会生活相脱节的状况。更何况与其他法律相比，《反不正当竞争法》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复杂多样性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一般条款的完善和适用不仅有利于克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等缺陷，还可以实现该法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如博登海默所说：“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或需要，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一个变换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仅仅视为一种永恒的工具，那么他就不可能有效的发挥作用。”[14]326因此我们必须谋求某种和谐，使法律巧妙地将过去和现在勾连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新出现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存在和完善显得极为重要。

（2）至于“我国执法机关实际水平状况”，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确实面临着执法机关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的问题，法律赋予其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会增加执法者的主观随意性，导致许多混乱。但也应看到，经过多年的执法，执法机关对于市场竞争状况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有了较多的把握，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如果总是对执法机关抱不信任的态度，不给其创造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其执法水平也将总是停滞不前。更何况，任何自由裁量权都意味着一定的主观随意性，都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这需要对执法机关在运用一般条款进行有效监管和制约，而不能完全从立法的角度去预防，因噎废食。与此同时，行政执法机关要求在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增加一项可以由行政执法机关认定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条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3）此外，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了一些《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列举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正当价格，比较、对比性广告，引诱竞争对手之违约，对他人商标的淡化行为，骚扰消费者，抢注域名等。[15]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予以制止，势必会造成市场竞争的减少，最终导致市场信息扭曲，通过市场使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目的就会落空；诚实经营的市场主体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就会遭到损害。

总而言之，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一般条款是克服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封闭性、补充其漏洞的工具。

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完善和适用

（一）一般条款的完善性设计

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为及时预防和制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应确立一个明确的一般条款，对此已成共识。

有法理学家指出，立法者和法学家的艺术之一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谋求平衡，一方面使法律规则不能过分抽象和概括，以致无法成为司法实践的指引；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法 4 律规则抽象化，概括化到适用于一系列同类案件中而不至于成为仅能适用于少数以至个别案件。[16]152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一般条款担负着这样的使命，它既应实现该法的开放性、灵活性，又要保证其确定性、安全性，因此，一般条款地设置对立法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笔者认为，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限的一般条款进行修订

（1）要修改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首先应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一个界定，可以表述为：经营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的可能损害或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17]

（2）根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则性规定，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使其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具备兜底作用的一般条款。可将该条款修订为：“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违背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18]与现行规定相比，修订后的条款删除了“违反本法规定”易于引起歧义的含糊用语，并增强了该法确认的基本原则在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与立法目的强调的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意旨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将现行法中对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予以剔除。这样既可以增加该法的长久适用性，又可以明确其与欲出台的《反垄断法》的关系，使这两部法互相配合，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3）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对于修订后的一般条款，可以采用德国的立法模式，规定在现行法律的总则之中；也可以采取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列举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后，作为对法律明文规定以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括性规定。

2．授权性规范与定义性规范相结合

（1）明确规定现有法律具体规定之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一定级别的执法机关或某一专门机关来认定。事实上，现行法律第3条第2款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从其规定”，已为今后我国建立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余地。但考虑到我国行政执法机关较低的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如果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均有权依据一般条款确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则极有可能造成该条款的滥用，有害于建立和谐有序的竞争秩序，故有人提出，省级工商行政部门方有权依据一般条款确定不正当竞争行为。[19]（2）设定一个与一般条款相对应的行政处罚条款。在法律责任一章相应地规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处罚条款，如可以规定：“实施国务院监督检查认定并公布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XX万元以上XX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XX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20]

（3）根据授权与限权并举的原则，明确有关机关依据一般条款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程序，以确保授予的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一般条款的适用条件和限制要求

法律适用经常使用的方法是包摄，它是将特定案件事实置于法律规范的要件之下，以获得一定结论的一种思维过程。实质上它是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特定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一定法律后果的发生为结论的逻辑三论过程。[21]200-201在反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适用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分解一般条款这一大前提的构成要件，也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一般条款的适用条件。因为一般条款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法院或者行政机 5 关在认定市场竞争主体行为是否为正当行为时可能存在偏差。因此要严格明确一般条款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其优势，限制其弊端，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

首先，一般条款适用的首要条件是行为必须发生在市场交易中。对“市场交易”的重要性予以关注的竞争法学者邵建东认为,“由于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是在市场交易中发生竞争关系和其他关系的，他们只有在市场交易中才应当遵守有关原则和道德准则。因此在认定经营者有无违反这些原则和准则之前，必须首先确定行为是否发生于市场交易中。”[8] 其次，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者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

第三，从主观方面看，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往往有排挤竞争对手，夺取市场，谋求更高利润的目的，一般来说是恶意的。当然有时候不正当竞争行为业可以是过失造成的。

第四，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的客体首先是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包括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既损害秩序又损害利益，所以只要进行这种行为，不管有没有造成损害结果，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五，客观方面，不正当竞争是种“行为”，经营者必须实施了以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进行竞争这样的行为，才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行为必须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准则和法律原则，是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具实质性的要件，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这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隐约反映了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22]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存在的实质是赋予执法机构和法官的一种自由裁量权，任何自由裁量权都意味着一定的主观随意性，都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因而也就构成了对法律的威胁。这就需要对执法机关和法官在运用一般条款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进行制约，防止其滥用这一原则。具体说来，第一，执法机关和法官在适用一般条款判断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价值判断时，必须严格遵循一般条款适用的条件这一最根本的标准，而不允许偏离这一标准任意认定，切忌依个人主观情感以为判断。

第二认定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牵涉到有关市场主体的实际利益。因此执法者应对市场竞争主体的具体行为及其性质，竞争对手的具体情况，相关市场的具体关系等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以期得出合理和公正的结论。

第三，具体规范优先于一般条款适用。一般条款与具体规范的关系是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可以纳入具体规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应当归入具体规范调整。

最后，对一般条款的解释，可以由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解释，或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从而保证解释的权威性。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的完善和适用一般条款的建议，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明确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并由此确认一般条款的适用条件和限制要求，从而为执法机关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奠定立法基础；二是要扩大一般条款的授权范围。在授权司法机关的同时，授予工商行政部门对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扩大行政机关干预市场的权力，从而强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着重于公法调整方式的经济法特色。

致谢

谢谢法学系各位老师四年来对我的培养与关心,并衷心的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尹雪英老师对我论文写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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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试论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摘要】 缓刑，是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项刑罚制度。缓刑不是一种刑罚，而是依附于刑罚而存在的一种执行刑罚的方法，是作为一种集刑罚社会化、缓和化、个别化、人性化、经济化融为一体的刑罚制度，缓刑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符合刑罚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体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缓刑在我国刑罚裁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在适用缓刑条件的规定上过于原则化、系统化，在适用的程序上有待改进和完善，且缓刑执行的内容及制度不够完善，还存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影响了缓刑的适用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而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和不适用条件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适当修正对累犯一律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和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建立考察联动机制等级，从而保证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作用会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缓刑的刑法价值也会得到更大化的实现。【关键词】缓刑适用条件问题完善

当今社会，人类对自身价值倍加重视，体现在刑罚上就是由重刑主义向轻刑主义发展，随着肉刑的被废止和死刑的被严格限制，自由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缓刑作为一种集刑罚公正、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身的刑罚制度，符合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但在我国，受传统的司法观念、现行《刑法》有关缓刑适用规定等方面因素的制约，缓刑的适用率一直非常低，没能让缓刑制度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缓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缓刑的概念

我国的刑法典所规定的缓刑，属于刑罚暂缓执行，即对原判刑罚附条件不执行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若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没有发生法定撤销缓刑的情形，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此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宣告缓刑必须以判处刑罚为先决条件，缓刑不能脱离原判刑罚的基础而独立存在。若犯罪人未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就不能判处缓刑。缓刑的基本特征

为：判处刑罚，同时宣告暂缓执行，但又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执行所判刑罚的可能性。缓刑与免予刑事处罚不同，与监外执行不同，缓刑与死刑缓期执行不同。

（二）缓刑的重要意义

缓刑适用制度是依据我国刑法适用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罚制度中运用具体化，是依靠专门的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同犯罪作斗争的方针，是在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体现。实践证明，把那些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放到社会上，置身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中，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同时利用社会力量鼓励犯人改过自新，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家庭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有利于教育改造犯罪分子、有利于贯彻少捕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缓刑有助于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最优化地发挥刑罚的功能；缓刑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缓刑是实现刑罚社会化是重要制度保障。

二、缓刑的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根据上述规定，适用缓刑需符合前提条件、实质条件、排除条件。

（一）缓刑的适用前提条件

其适用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而不能是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和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二）缓刑的适用实质要件

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条件。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促进犯罪分子改恶从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缓刑人员适用缓刑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尺度。认定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标准可以分解为：犯罪情节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悔罪表现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标准。

（三）缓刑的排除要件

排除要件是指法律排除缓刑适用的情形。我国《刑法》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所以累犯被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能适用缓刑。对于一人犯数罪，犯罪人被数罪并罚的条件下能否适用缓刑的问题，刑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犯罪人实施数罪，被适用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后，如果符合缓刑的条件，仍可宣告缓刑。

三、我国缓刑适用制度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所需条件的规定过于原则

法律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缓刑。而对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首先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预测，由于法官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影响，导致不同的预测结果。其次，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法官不敢大胆适用缓刑和滥用缓刑的两种消极倾向。

（二）适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欠缺

从现在的缓刑适用制度来看，缓刑适用的决定权仅仅局限于法官，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则是通过对案情的认定、根据各方面的因素作出主观判断来决定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其实，我国刑法在缓刑适用决定权的问题上，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二是缓刑适用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三是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没有社会（群众）的参与权。

(三)没有法官判断错误责任免除的规定

法官在处理一个具体的案件时，结合案情并通过主观预测认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是否适用缓刑。一但适用缓刑将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积极表现、改过自新、接受监督，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二是在考验期内又犯罪而撤销缓刑数罪并罚或者执行原判刑罚。然而法官办理案件不仅受到法院内部的监督，还受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一但法官判断错误可能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受到行政处分。

（四）现行的监督考察体制跟不上需要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人、财、物的大流动。农民进城务工、做生意、城镇居民去外地投资，搞项目，人口流动加剧，城乡居民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各种改革措施逐步落实，以家庭为单位参加各种农村活动成为主要形式。农村的各种组织也因农村改革而成为一种松散状态，这大大增加了缓刑犯的监管考察难度，由于监管不力有的缓刑犯违法乱纪，有的甚至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地影响了缓刑的质量。

四、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应当对缓刑的适用条件作出具体的规定

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

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

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

1、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

2、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

3、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

4、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5、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

6、犯罪中止的。

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

1、累犯；

2、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

3、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4、同时犯数罪的；

5、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

6、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

（二）建立罚金缓刑制度

对罚金能否适用缓刑，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上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日本、法国、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典规定可以对罚金适用缓刑，巴西、俄罗斯、瑞士和我国等的刑法典则明确规定对罚金不适用缓刑或者没有规定对罚金可以适用缓刑。笔者认为，从缓刑的功效、罚金缓刑的程度、罚金适用缓刑在理论和实践意义等方面来看，罚金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1.从缓刑适用的刑种来看，在自由刑和罚金刑并列的情况下，如果只允许自由刑适用缓刑，而罚金刑却不能适用缓刑，不仅在理论上依据不足，而且在适用中亦诸多便。尤其是因罪责轻没有科处自由刑而单处罚金时，形成事实上的较重的刑适用了缓刑，而较轻的却没有适用缓刑，有悖公平正义。

2.从罚金缓刑适用来看，允许罚金缓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罚金的弊端。首先，犯同一罪处相同数额的罚金，同罪同罚，看似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因为犯罪分子的经济承受能力存在着差异，对同等数额的罚金，不同的受刑人感受不同，在适用缓刑之后，则可平抑这种刑罚效果的实际上不平等；罚金刑的执行必须以受刑人拥有一定财产为前提，而受刑人贫富不均，对于无钱的受刑人，罚金刑是难以执行的，在适用缓刑之后，有助于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刑罚的适用应坚持罪责自负，不株连无辜原则，罚金刑的适用难免要影响罪犯的亲朋好友，而对罚金刑适用缓刑后有助于减少罚金刑的这一负面效应。

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应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第一、有利于避免罚金刑弊端，使罚金刑功能更强大，适用范围更广，更好地发挥罚金刑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第二、规定罚金刑缓刑制度，实际上在单处罚金与免于刑事处罚之间设立一等级，便于对犯罪人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使刑罚体系更加完整。第三、设立罚

金刑缓刑制度可以充分挖掘缓刑制度的潜能，促使犯罪分子自觉悔过自新、改恶从善。

(三)建立未成年犯缓刑保证金制度

缓刑保证金是指对缓刑人员在考验期内由提出担保的缓刑人员亲属或所在单位，向人民法院交纳规定数额的货币，保证缓刑犯遵守监督规定、不再犯罪的一项缓刑制度。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国外已颇为成熟，但在我国理论界仍分歧较大。赞成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在我国对缓刑监督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具有调动保证人监督缓刑人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缓刑保证金制度可能导致“有钱才可以缓刑”的现象，影响缓刑的公正适用。笔者认为，单纯的缓刑保证金制度在实践中未必能实现其目标价值，并且的确存在制度性不公正的诱因，因此，应当有条件的将缓刑保证金制度引入我国的缓刑制度，即限制适用主体----仅限于未成年犯。对未成年犯扩大缓刑的适用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对未成年适用缓刑保证金制度，既符合刑罚教育的目的，又符合缓刑的价值目标。首先，未成年人可塑性大，自制力差，需要特殊保护；其次，缓刑保证金制度可以强化对未成年犯的帮教、考察。当未成年犯符合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和排除条件，法官不能确信未成年犯“不致再危害社会”时，如果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供缓刑保证金，并进行保证，法官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四）建立考察联动机制

一是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二是具体明确监督考察的工作人员。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均规定在两委会中应当设置治安保卫委员，其代表基层自治组织履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因此，可以明确由基层治保委员具体负责监督考察工作，由同级财政发给相应的报酬。三是明确监督考察机构及其人员的职责，主要包括：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人民法院报告缓刑犯的监督考察情况，对是否撤销缓刑犯的缓刑提出建议，帮助缓刑犯发展生产，实现改过自新等。四是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尤其是明确缓刑犯的强制报到制度、定期报告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防止脱管和漏管现象的出现。通过上述措施，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参考文献】

［1］李文燕、左坚卫《论我国缓刑适用制度的完善》，《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76条

［5］、详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保外就医罪犯的监督管理规定》，1995年2月21日发布施实

［6］赵秉志、黄京平：《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2003年1月第一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第72，74、449条

［8］赵秉志主编《刑罚总论问题探索》（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

［10］郑占杰：《对缓刑人员管理的调查与思考》

第三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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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与知识产权保护

论文摘要: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具有相辅相成?相互支持和促进的关系:知识产权法通过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鼓励技术创新来达到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通过维护正当竞争秩序?制止非法竞争行为来达到相同之目的?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协调两者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关系,充分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性权利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反限制竞争?禁止滥用独占权利?反不正当竞争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协调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在权利人与竞争者?社会公众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使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互配合,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现有效竞争目标上的离合

知识产权法主要是运用私法的方法来关注竞争价值,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主要以公法的方法来介入和调整存在于私法领域的竞争关系?二者在促进竞争这一点上,其实有趋同的一面,可谓殊途同归,只是由于两法调整手段和目标重心的差异,以及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垄断权的性质,其经济权能的呱呱知道网 zhidao.zhiguagu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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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与促进有效竞争的要求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冲突?这主要表现为:权利主体在行使知识产权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或凭借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之目的,从而直接触犯了竞争法?具体表现主要有: 第一,知识产权法确立的垄断会限制产品的产量?流通量,会维持较高的商品价格?例如,如果没有专利制度,一项发明就可以被他人自由采用,产品的产量就会迅速提高,价格就会下降?而在专利制度下,除非有专利权人的特别授权,只有专利权人可以使用其发明的技术生产产品?因此,产品的产量会受到限制,并可能维持一种较高的价格,即使专利权人将其发明的技术许可给他人使用,被许可人也要向其支付费用,这笔费用转移到产品的成本里面,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此外,专利权人在向被许可人许可使用该项技术时所做的其他限制,通常也会影响到产品的产量和售价? 第二,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结果,可能会违背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阻碍技术进步?如某一发明人就某项发明被授予专利权之后,其他人就可能会丧失在相关领域中进行研究探索的信心,因为这种研究很难避开专利权人已经获取的权利?在此情况下,专利制度没有起到激励人们从事技术创新的作用? 第三,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专利制度可能会提高某些行业的集中程度?如果某一行业中有一家或数家企业拥有某项专利技术或近似的几项技术的专利权,就会使得该行业成为集中程度较高的行业,使得新的竞争对手无法进入该产业领域?有时,某一行业中的几家企业还可能通过专利技术的交换或相互许可,使得每家企业侧重于某种产品的生产,从而削弱或消除它们之间的竞争?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潜在冲突,实质上反映着特定情况下私人财产权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兼顾与平衡,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体现公众利益的公法规范,可以直接干预私权的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使应服从竞争法的必要干预,对知识产权领域违背反不正当竞争法精神的滥用权利行为施以严格的控制,从而使两部法律的规范目标最终整合到促进市场整体的有效竞争?社会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轨道上来?

二、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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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之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各国普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放入了一个一般条款”,这种立法特点决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所作为?例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背善良风俗,可向其请求停止行为和损害赔偿?”与宣示基本原则的法律条款不同,一般条款是一种由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构成的法条化或规范化了的法律条款,比原则条款更具体和更具有可操作性?它又与那些禁止某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条款不同,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是将法律中没有列举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全部纳入?这种立法模式,即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相结合的方式,对后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继德国之后，瑞士?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纷纷效仿?公约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目前,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还没有如同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那样可以独立适用的一般条款?因此,在修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应考虑增加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般条款,以使法官和检查监督部门在处理具体条款没有列举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时有明确的依据?有学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属于一般条款,笔者不能赞同?该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显然,这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下的定义,并且严格限制在违反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即第二章所列的行为之内,它不是一般条款,只能说是近似于一般条款的条款,因为它所定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没有超出第二章列举的各种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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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

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

摘 要：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1993年9月，至今已有差不多20年了。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其鲜明的立法目标、明确的行为界定和严格的法律责任，对于鼓励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之时，正对于我国刚刚提出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展开和出现，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体系日趋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经济的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行规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了距离，暴露出许多问题，执法工作也遇到很多的困难，致使该法对于市场竞争的调控力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法律的完善已紧迫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并且随着我国反垄断立法进程的加快，竞争法结构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竞争法律体系也将面临着重大的调整。文章第一部分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入手，详细论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和特征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和意义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文章第二部分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现状开始，在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历史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重点就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构成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评述，认为反不正当行为立法在我国形成了以行政制裁、行政救济为主，以刑事制裁、民事救济为辅这样一个现状。第三部分文章阐述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不足；第四部分文章着力论述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完善。文章四个部分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形为一体。

关键词：反不正当竞争法；缺陷；问题；完善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9月2口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以来实施至今已经差不多20个年头。这部被称为我国的‚经济宪法‛的法律自实施以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该法的主要执行机关，忠实地履行法定职责，查处的案件逐年增多，执法力度口益加大，执法成绩比较可观，执法局面基本打开。近年来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的数量逐年增加，每年的增幅较大。案件的种类涉及到《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范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从查处案件的情况来看，仿冒行为、虚假表示和虚假宣传案件居高不下，公用企业等限制竞争、侵害商业秘密、商业贿赂等案件逐渐增多。尽管法律没有规定低于成本销售、搭售以及商业低毁行为的行政责任，但一些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据地方法规查处了一些案件;对于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行为，虽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没有查处权，但一些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行政建议、查清事实后提请政府处理等方式处理过一些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基本法律之一，行政执法实践表明，该法对于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竞争立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限制竞争法或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需要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的产物，对于促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经济宪法‛、‚自有企业的宪章‛之类的美誊。我国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竞争立法，加大政府对市场竞争的调控力度，防止无序竞争引起社会资源的浪费。但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之时，正对于我国刚刚提出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展开和出现，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体系日趋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经济的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行规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了距离，暴露出许多问题，执法工作也遇到很多的困难，致使该法对于市

场竞争的调控力度受到很大的限制，法律的完善已紧迫地摆到了我们面前，并且随着我国《反垄断法(草案)》的出台，我国反垄断立法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竞争法律体系将面临着重大的调整，竞争法结构将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在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探讨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不足，并结合国外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先进立法经验，进行分析和提出立法建议，以期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起源和概念

作为竞争法范畴之一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其概念起源于1850年的法国(另有一说是最早出现于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专门法律是德国于1896年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其中第一条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即：‚对在营业中以竞争为目的而采取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者，可以请求制止其行为或给予损害赔偿。‛这确立了反不正当竞争的基本原则(另有一说是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国家逐步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一度将其认为是工业产权保护的组成部分，并和《巴黎公约》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巴黎公约》正式将反不正当竞争概念的纳入，是在1900年布鲁塞尔修订《巴黎公约》时，确立的第十条第2项的规定，即，凡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原则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随着时间的发展，经过历次会议的修改，现在这一条款得以丰富和完善，即，‚(一)本同盟成员国必须对各该国国民保证予以取缔不正当竞争的有效保护。(二)凡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今，随着世界各国相继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核心内容一一不正当竞争行为角度看，‚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并由此决定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

广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包括垄断、限制竞争和其他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在内的所有破坏竞争的行为，具体指三类行为:一是垄断行为，主要是指经营者本人或者通过企业兼并等方式，形成对一定市场的独占或控制；二是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是指经营者滥用经济优势或几个经营者通过协议等联合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三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是指经营者用欺骗、胁迫、利诱以及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手段从事市场交易的行为。匈牙利《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即是如此，一般公众也往往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垄断和限制竞争的行为以道德观念看来也带有‚不正当‛的因素。而狭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除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之外的第三类行为。

与上述理解相对应，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仅以狭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规范对象，而广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以广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规范对象，即是指包括反垄断法或反对限制竞争法和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内的、所有规范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制止各类违法竞争行为的法律部门，简言之，广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同于竞争法。这种理解不仅源于人们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道德判断因素，同时还在于反垄断法、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二个概念之间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并没有径渭分明的绝对界限。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和立法的现状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取狭义的概念，即国家对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的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我国，广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指有关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立法、司法解释等法律规范的总和，即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外，还包括商标法、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等一切有关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刑事、民事、行政

法律、法规、立法和司法解释等。狭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于1993年9月2口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3年12月1口施行。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企业之间比产量、比质量、比效率、比服务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市场竞争。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让社会主义企业开展优胜劣汰的竞争，才能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提高企业素质，促进国内商品流通，繁荣城乡市场，使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等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

我国将要加入WTO，WTO的非歧视原则、公平贸易原则、贸易法律政策透明原则等竞争规则也将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接轨而成为国内市场的竞争规则。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正是保证此种竞争规则的关键手段。

1.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地位

（1）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按部门法划分，主要包括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又是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归属来看，应属于市场经济管理法，而不属于调整和规范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中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即经济主体行为法，理由是：不能以调整或规范‚行为‛就归入主体行为法，几乎所有法律规范都是调整规范人们行为的，就是在市场主体法如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中，也同样调整或规范行为，经济管理法中自然也离不开行为，但侧重不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侧重从管理的角度立法的，这可以从该法中明确管理机关和部门，从该法的名称，从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了民事责任、行

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单列‚监督检查‛一章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其他的诸如商标法、专利法等法律相互补充，共同完善，共同构成了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经济法的法律体系中、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都占着重要的地位。（2）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之一

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它们与民法和商法不同。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于民法和商法来实现的是自我调节，借助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组成的经济法来实现运作秩序的社会整体调节体制——即由国家代表整个社会，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换句话说，民商法是保护民事关系当事人(包括经营者)自身的合法权益的法律，那么经济法则是偏重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以各种法律手段惩治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和鼓励公平竞争，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因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社会整体调节体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3）填补了民法和知识产权法之间的法律空白

就《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法的关系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民法的关系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有规定的，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著作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的关系，则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商标法、专利法等特别法中已有规定的，按商标法、专利法等处理；商标法、专利法等特别法中没有规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则《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并调整。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定的：‚禁止不正当竞争法实际保护着专利法、商标法等专门法所保护不到的那些应予保护的权利。‛

2.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与法的目的紧密相连，法的目的(或称立法目的)就是立法者所要发挥的该法的作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这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亦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用。

（1）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竞争，也离不开法制。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存在于商品生产相交易的全过程，没有竞争的商品经济是不可设想的。但是，有竞争就会有不正当竞争，因此就必须用法律手段来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惰性，普遍存在着不思竞争、不敢竞争、不会竞争的现象，所以法律不但要保护公平竞争，而且还要鼓励公平竞争。

作为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有可能在两个方面走向其反面：一是出于自由竞争而必然形成的生产和资本集中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并刺激集中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垄断，而垄断又导致更大范围或地域的竞争，但在原有的范围和地域则竞争将难以存在，从而破坏了竞争的市场结构；一是由于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常常比采用正当的竞争手段获利更多更快，不但使采用不正当手段的已经获利者更加利欲熏心，愈演愈烈，而且也使诚实守信经营的经营者丧胆寒心。如果没有外在的制约而任其发展，不正当竞争将成为正常经营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要维持正常的竞争秩序，发挥竞争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依法禁止、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只有狠狠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才能保护和鼓励公平竞争。（2）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诚实守信的经营者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他们的保护神。正当经营和不正当竞争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有了不正当竞争者的经营活动‚自由‛，就没有诚实守信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自由。而只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剥夺其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进行经营活动的‚自由‛，才能有诚实守信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自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实质的作用就是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诚实守信的经营者是最大的受惠者。

《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要通过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来防止其他经营者的权利被侵犯，从而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通常对经营者利益的保护有两种：第一种是特定的保护。就是某一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对象的，这种特定的具体的经营者因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犯而致使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失。《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特定的经营者对象的目的。主要表现在禁止假冒他人的注册商品，禁止擅自使用他人企业的名称。第二种是不特定保护。就是某一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竞争对象的，而是针对不确定的、众多的竞争对象的违法行为。其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结果也不是特定某一企业或某一个人，而是众多的企业或多个经营者。禁止这种非特定侵害对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对不特定的竞争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只要是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经营者，一律予以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这种不特定的保护，主要表现在禁止非法有奖销售、排挤竞争、虚假广告、独占限定、地方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上。（3)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独立主体是竞争的前提，竞争性市场体系是竞争本身的要求，宏观调控也要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基本的经济法法律部门的组成部分，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也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所以，反不正当竞争法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反不正当竞争法最根本的作用，就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发展市场经济，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发挥机制在资源配臵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正处于初级阶段，首先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正是迎合了培育和发展市场体制的需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大市场，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另外，竞争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竞争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是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最重要的调节手段。因为，市场经济要遵循商品活动的价值规律，用价值规律的原理来促进和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优化配臵。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正当竞争来实现的，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正当竞争机制，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当竞争遭到排斥或者削弱，市场经济机制就会出现结构性的、全局性的障碍，市场经济秩序就会发生混乱，市场经济就不能顺利发展。因此，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就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妨碍竞争的行为出现。通过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维护和促进正当竞争，保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1）、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相互依赖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是相互关联的:两者都旨在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但是，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这种目的。反垄断法通过制止限制贸易行为和滥用经济力量，维护竞争的自由;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迫使所有参与者按照同样的规则行事，维护竞争的公

平。当然，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地位孰轻孰重，是有不同看法的。例如，WIPO国际局就认为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并且具有互补关系。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反垄断法，但仅仅依靠反垄断法确保公平竞争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由于反垄断法具有完善市场结构和维护竞争自由的宏观调节作用，其重要性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无法比拟的。笔者也认为，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维护竞争秩序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反垄断法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要。当然，其重要性还存在动态比较问题。在市场经济初期，不正当竞争有可能更为严重，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需求更为强烈，而一旦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垄断现象会更为突出，反垄断法的作用也会更为突出。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区别

一般地说，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其重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后者主要是维护商业伦理和公平竞争。详言之，反垄断法是解决有无竞争问题的，其目的是通过消除限制竞争的现象，不管是经营者实施的限制竞争的行为，还是使竞争无法展开的市场结构，以促进竞争自由，或者说使自由竞争得以实现，为经营者的自由竞争提供一个舞台。反垄断法有二根基本支柱(二项核心内容)，即独占滥用禁止、合并监控和卡特尔，前两者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开放式市场结构的，后者是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消除自由竞争‚过火‛的行为，即前提是有了自由竞争的

舞台和充分的竞争自由，经营者却滥用竞争自由，实施不道德的竞争行为，不正当地损害了竞争者的利益，从而破坏了自由竞争的机制。例如，有人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公平竞争法)的‚目标是防止滥用工商业的竞争自由。‛把这个前提搞清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界限的划分就迎刃而解了。此外，有些学者认为，‚自由竞争法重在追求经济的效益，而非分配之公平，促进‘动的安全’，所谓经济宪法指此部分。公平竞争法重在维护财产权，即‘静的安全’。‛这种区分也是很有道理的。还有学者从立法目的上进行了区分，即‚就立法目的而言，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在确保竞争之‘正确’，属于工业财产法之领域，并以概括条款、引入错误之广告、销售活动、营业诽谤、企业标志、营业秘密之泄露等为规范内容;至于反托拉斯法在维持竞争之‘自由’，并以垄断、差别待遇、拒绝入会、搭售、专利授权、控制市场之企业及企业之结合为规范之内容，牵涉之层面相当广泛，尚须设立公平交易委员会负责之‛。并进而主张两法不可同日而语，应当分开立法，即‚反托拉斯法之制定，即使在工业国家亦兹事体大耗时冗长，以法治号称十世之德国，研拟需时八年，而不正当竞争防止法却非如此艰难，若因反托拉斯法之遥遥无期而延宕不正当竞争防止法之制定，将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仿冒纠纷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法律之缺失而无法有效杜绝，任诚实厂商之利益遭受侵害，岂非与立法原意背道而驰?‛这种对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具体区分，有助于我们理清两者的关系。（3）、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联系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虽然其对竞争的促进方法并不相同，其终极目的是殊途同归的，都是维护健康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其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也可以存在转化和因果关系。例如，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会使竞争得到恶性发展。从而产生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将一些垄断消灭在萌芽之中。或许正是由于终极目的的统一性和行为的关联性，个别国家(如澳大利业)和地区(如我国台湾)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合并立法，而将两者一并归入竞争法的范围，道理也在于此。此外，一些行为既可以归入反垄断法，又可以归入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日本反垄断法规定的不公平交易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如虚假表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更说明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模糊区域，此时甚至不必或者不可能做刻板的划分，或者可以选择‚可这可那‛的划分，这种情况也典型地反映了两者的关联性。如果按照上述标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垄断行为进行区分，笔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是一部规定纯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它还规定了部分垄断行为。就其第二章规定的行为为言，第6条规定的公用企业等强制交易行为、第7条规定的行政垄断行为、第11条规定的低于成本价销售行为、第12条规定的搭售行为及第15条规定的串通招投标行为等5种行为，均属于垄断行为。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这些行为在两部法律之间必然要进行重新整合，分别纳入相应的调整体系。

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现状和立法不足

《反不正当竞争法》自1993年颁布实施以来，至今已差不多20年。它的出台和实施对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禁止不正当竞争，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对商业贿赂、垄断性行业的强制交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重点打击，而且一些行政垄断的行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反不正当竞争法》已成为治理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武器。

然而，由于该法的出台，正值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具雏形，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出现，导致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前瞻性和预见性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不能完全适应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需要。十几年来，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加入了WTO、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问题也逐渐突出，如行为主体范围过窄，对新型不正当行为难以规制，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因此，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体系和相关内容迫在眉捷。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竞争不断引入，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保障公平竞争秩序的需要，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不足和漏洞，主要表现在：

1.规定的行为主体范围过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指出该法违法行为主体是‚经营者‛，‚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

服务的法人，其它组织和个人。‛这种表述的缺陷在于:(1)所指违法行为主体与所列违法行为存在矛盾，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明确地指出违法行为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2)不能囊括现实中参与竞争和对竞争秩序有影响的主体。

2.对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难以规制。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根据当时我国市场经济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情形,只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并且每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都有明确的适用界定,没有将新形势、新条件下产生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到自身的调整范围。一般认为,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即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企业利用媒体、广告开展产品质量、功能、效果等各项指标的不恰当的对比活动,目的在于打击、贬低特定或不特定竞争对手。二是由经营者出资、媒体出面,请‚专家‛作访谈、咨询,明为向消费者介绍和传授知识,实为厂家作产品推销宣传,其中不乏抬高自己贬低对手之意。三是煽动甚至资助消费者不断投诉对手,以此来打击对手,达到用少量投入全面打败竞争对手的目的。四是以利益为诱饵从竞争对手处挖走项目的关键人员,造成对手项目瘫痪,或将对手的项目改头换面推向市场。五是由经营者资助,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及相关单位组织开展检查以及区域性评比活动,千方百计地操作出有利于本地企业,尤其是有利于出资企业的检查评比结果,并在媒体上加以公布,以此方式打击竞争对手。六是地方政府通过一些让利性行政措施,在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保护本地企业,打压外地企业。七是商业欺

诈,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也侵犯了相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八是一些原本具有独占经营地位的公用企事业单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由,不断向政府要求扩大经营范围和垄断经营权,一旦得逞,在没有竞争对手的前提下,变本加厉地掠夺社会资源,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加剧了不正当竞争的恶性循环。以上竞争行为均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具备的基本特征。从主观方面看,都属故意,有着明确的行为目的,即都是为了贬低、打击或限制竞争对手。从客观方面看,均实施了具体的贬低、排挤竞争对手或非本地单位的行为,明显违背了市场经济基本运行机制,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侵害了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执法主体多元且相互冲突。《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行政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部门‛。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竟合的现象较为严重，造成执法主体不清、职责不明。比如，《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检查;《建筑法》规定发包单位、承包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工程的，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价格法》规定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由政府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等。执法主体分别执法，尺度不一，权责不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实效

4、一般条款的缺失阻碍了执法

竞争者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所采取的竞争手段是复杂多样的,法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是无法穷尽的。正因为如此，各发达国家通过修法等方式,在相关法律中确立了一般条款,以补充法律惯用的列举式立法难以穷尽丰富多样的法律事实和行为的不足。比如《巴黎公约》在其1925年的海牙修订本中明确规定,‚凡在工商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这一规定被公认为是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典性定义,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般条款。德国立法机构于1909年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了修订,明确规定:‚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违反善良风俗者,可向其请求停止侵害和损失赔偿。‛一般认为,这使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最终确立了‚典型列举‛加一般条款的立法体例,一直适用到今天,被称为‚帝王条款‛。可见,法律中的一般条款,尤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在充分体现法律的生命力、完善和发挥法律应有的功能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至今未能确立一般条款,严重影响了法律自身的执行,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众多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的重要原因所在。

5、执法主体不明确严重影响了法律本身的执行

从执法主体而言,主要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不正当竞争执法机关的规定模糊不清,造成执法主体不明确,影响执法。从行政区划来看,我国有五级政府,每一级政府由许多职能部门构成,因此,除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外,任何一级政府或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其‚同级或上级机关‛都不是唯一的,往往是多重的或多头的。二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也是多头、多部门执法,局面比较混乱。三是由于执法主

体机构不明确,加之对执法主体能力和素质无明确要求,所以现实中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机构主要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践证明其执法能力有限,效果很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本不具备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应有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力授给工商行管理部门,很有可能使其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强有力工具,这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具备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所应具有的‚专业性‛要求,其人员素质也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的要求,自然无法胜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执行工作。

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完善

（一）、针对行为主体范围过窄和对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难以规制的缺陷，目前全国有20多个地方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的地方性法规，对法律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弥补了法律规定的一些疏漏和不足。这些地方性法规，大多从加强本地行政执法，细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出发，不同程度地拓宽了调整范围、执法手段和罚则适用:增加了反垄断的内容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如《海南经济特区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就一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不正当竞争行为‛专章共11条作行为设定的做法，分设‚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禁止不正当的联合行为‛、‚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公平竞争‛二章，共计18条或者说18类行为，反垄断的份量明显大于法律中的份量;赋子行政主管机关以必要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权，如《上海市反不正

当竞争条例》第二十二条第4项对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关的财物，可以采取扣留、封存等措施，并在二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对法律中原未规定行政责任的违法行为，补充行政处罚规定等。

大多数地方性法规基本仿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体例，在条文上有重复、细化和补充。也有在体例上做重大发展的。另外，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反不正当竞争中央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相继制定细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之《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细化第6条规定之《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细化第5条规定之《关于禁止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细化第10条规定之《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细化第8条规定之《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等。国家民航总局制定有《制止民用航空运输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和实施，对促进社会宣传、学习、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其实施，切实规范竞争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无疑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存在的明显不足，结合实践做出一些实用性弥补，确有其必要性。

（二)、针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地方性法规颁布后随之而来的法规竞合问题、冲突问题和其他的法理问题，应当通过完善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体系，以维护统一的竞争法制。

当下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地方执法机关(法院和行政主管机关)依照地方性法规处罚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反不正当竞争法》实际上

有被束之高阁的危险。虽然，这些规定使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加适合了各地经济发展和执法实践的需要，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导致了各地在竞争法制上的不统一，不利于统一市场体系的确立。而地方性法规补充和细化法律规定的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对法律的规定又有了新的需要。因此，应当通过完善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体系，以维护统一的竞争法制。

（三）、针对一般条款的缺失阻碍了执法，规定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的一般条款。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采取具体列举式,尽管该法第1条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但对于该条是否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该条款并不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规制的一般条款,而只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作出的定义,其本身并不具有‚兜底‛条款的功能。从中国的现实需要来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采取具体列举与一般条款相结合的模式。第一,从立法技术来看,为了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应当在采用列举方式的情况下,制订相应的兜底条款。就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而言,概括式的一般条款必不可少。因为市场竞争方式千变万化,不断创新,严格的法定主义的具体列举式不足以有效规制不正当竞争,赋予概括性的一般条款以‚兜底‛功能极为必要。那么,能否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扩大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规定,并以此替代一般条款? 笔者认为,既然法律没有规定一般条款,就表明立法者的意图就是要将不正当竞争行为仅仅限

于所列举的情形,而不允许通过解释的方法扩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第二,从现实需要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出现,需要立法予以规范。例如,对于市场上严重存在的传销、低价倾销等行为,由于现行立法没有规定,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又没有设臵一般条款,因此给法律适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不利于执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些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三,从今后的社会发展来看,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竞争会日益激烈,某些经营者出于利益驱动,难免会使用各种方法排挤对手、强占市场、争夺交易机会。如果存在一个一般条款,就可以灵活应对未来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当然,概括性的一般条款也存在授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有可能限制市场经营者的竞争自由。所以,一般条款应当与具体列举相结合,在列举性的具体条款穷尽之后,法官才可以适用一般条款裁判。并且,适用一般条款也要通过法学方法,进行利益衡量,探求立法者的目的,结合社会具体情势,将一般条款具体适用于个案。(四)针对执法主体不明确严重影响了法律本身的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稿》确定工商部门为执法主体。我们知道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颁布实施。然而，时隔10多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打‚擦边球‛的现象越来越多。素有‚市场经济宪法‛之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常常鞭长莫及。根据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工商行政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如质检、物价、卫生、建设、文化等也可以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行使监督权。而且《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这一规定，为此后出台 的其他法律法规留下了缺口。比如，此后制定实施的《保险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不同的监管部门，造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在执法主体上的冲突。

专家认为，造成现状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执法主体不明确，多个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明确的执法分工与界限规定，使得该法处于被肢解的状态，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执行效果。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中，如何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相关行业部门的关系，合理确定各自的职能定位，维护执法的统一性，是突出问题。解决此问题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过程中的一个重点。一位参与立法的专家透露，修订稿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部门，依照本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这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权明确地授予了工商部门。而除了明确执法部门之外，修订稿还授权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认为，修订稿不但统一了执法主体，也使得执法尺度统一，有利于增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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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致谢）

本文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及行政法相关理论，联系实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存的问题以及提出了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建议。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文中所提观点及思考难免有疏漏或不妥之处，敬请老师批评指正。

本文从选题、写作到成稿，自始至终得到了我的指导老师XX研究员的精心指导，在多次讨论、修改的过程中，得益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所倾注的大量心血，使我在学业上有了显著

进步。同时，X老师在言传身教中表现出的高尚的师德风范、做人的准则、做事的态度都令我无比敬佩，并将使我受益终身，在此深表敬意和感激。

同时，我还要感谢三年研究生期间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老师们，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地感谢!最后，要向研究生部的各位老师表示感谢，他们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上给予了真诚的关心，让我能够谕快地度过三年研究生生活，并终生难忘。八年代写经历，深知其中猫腻希望广大客户别找中介找直接的写手，本人在上大学期间就专业从事各式演讲稿、竞聘稿、工作总结、述职报告、发言稿，婚礼致辞，辩论词，主持稿，计划书各种教育教学论文创作，给多家网站与单个客户带去了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篇篇物美价廉的原创作品，得到了众多合作伙伴的高度认可，常言说诚信三冬暖，失信三伏寒，我会以诚立身，以质做事有需要与我联系 QQ金沉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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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法则，明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对该条款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属于一般性条款，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十一种行为以外其它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使用该条款予以认定；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款只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列举的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括认定条款，对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的其它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能使用该条款予以认定。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比较符合立法者的立法本意，该条款并不具备“兜底条款”的功能。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法律条款，以利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㈠制定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一般条款，又称概括性条款或者兜底条款。由于竞争法的调整对象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采取列举的方式，难以穷尽所有的调整对象，也不能适应调整对象的发展变化。对市场中出现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诸如：利用网络技术在互联网中从事不正当竞争；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商标与互联网域名的冲突问题等行为缺乏调控力。由于现行立法没有规定，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忽视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本质特征，并没有设置一般条款，对实际执法工作约束较大，对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具有不正当竞争性，但不属于其所列的11种行为无法规制，因此给法律适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不利于执法机关依法查处这些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今后的社会发展来看，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竞争日趋激烈，某些经营者出于利益驱动，难免会使用各种新方法来排挤对手、强占市场、争夺交易机会，进而会出现一些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避免立法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我国竞争法应当采取概括加列举的立法体例，即以一般条款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作概括性规定，并以具体条文明确列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主要的、典型的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制定一般条款，就可以灵活应对未来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对常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列举，可以使这些行为在执法实践中易于被认定，便于执法操作。适用一般条款应尽可能通过法学方法进行利益衡量，探求立法者的目的，结合社会具体情势，将一般条款具体适用于个案。

㈡增加省级监督检查部门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款。为了保持反法框架的相对稳定性，应当明确授予省级监督检查部门相应认定权，一旦不同的地区出现不同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就可以很快地由所在地省级监督检查部门根据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予以认定或否定，减少一出现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要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呼声，以保持《反不正当竞争法》框架的相对稳定性和立法工作的严肃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二款即属此类规定，2005年下半年，北京市某公司公开出售月球土地被北京市工商局依照《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认定为投机倒把行为，就是使用了此类条款，该条例为1987年国务院发布，沿用至今在执法实践中还较具实用性。

二、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以有效遏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㈡补充相应违法行为罚则。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低价倾销、搭售、商业诋毁三种不正当竞争作了禁止性规定，但没有设定相应的罚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机关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无形之中放纵和助长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滋生和蔓延。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实践和前景看，要弥补追究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空白点，对没有法律责任的三种违法行为逐项制定罚则。以维护整个市场的公平、诚信，使社会经济活动在法治的环境下进行。

㈢增设罚款数额依照标准。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四章法律责任中罚款数额依据违法所得为计算标准，但在执法实践当中，出现了违法行为人不提供物品购销发票及成本核算、销售价格，或宣称经营不善无盈利、亏损等现象，这就使得监督检查部门对其违法所得无法核实、核实困难、难以计算。增加以违法经营额为计算罚款依据,不仅可以加重追究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而且比较简便、易操作，进一步提高了追究违法行为人法律责任的可操作性。

㈣健全相应民事、行政责任形式。《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定了侵权民事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这实际上仅仅规定了损害赔偿的一种形式，过于单一，不利于为受害人提供全面的补救。笔者认为还需要增加一些其他的侵权责任形式，如恢复名益、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等。要健全对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反不正当竞争法》对部分不正当竞争行为,只规定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最高罚款10万或20万的处罚,没有规定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产生了有些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愿意接受罚款的现象。

三、强化监督检查部门在反不正当竞争中的职能和职责

我国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主体是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部门，其对地方政府的隶属性、依赖性，使之难以承担反对行政性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责任。如果执法机关不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他们在办理案件中难免地方政府的压力有法难依。《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加强监督检查部门独立的执法权限，当监督检查部门在遇到来自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权力、干扰执法时，应及时将案件上报上级主管机关和上级政府备案，并以上一级机关的名义共同办案；必要时，也可以采取联合办案、上级督办等方式进行。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还应明确上级政府制止地方保护主义的职责，规定具体的责任追究权限和下级政府不作为的惩处条款，使搞地方保护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赋予并加强监督检查部门在监管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监督检查权、询问调查权、强制措施权、行政处罚权等权力。对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财物,有查封、扣押权。另外,还应赋予监督检查部门有权查询不正当竞争行为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冻结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四、解决相关法律肢解、竞和、冲突、滞后的问题

目前单项立法肢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问题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动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经济宪法、竞争秩序基本法的地位，不利于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监管和发展。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容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抵触，有的内容明显滞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存在着某些内容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如“对商品或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的条文，两个法律都有规定，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前者处罚额度为“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而后者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在查处利用广告方法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商标侵权行为，电信部门的限制竞争行为，保险公司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的贿赂行为等案件中，由于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管辖权除外条款的规定，使该法的许多内容已明显滞后于现行法律，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许多条文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必须针对整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进行，以防止产生新的法律冲突。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理解也不能仅限于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事实上，在整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体系中，《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处于母法地位，其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中有关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款内容大都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延伸和细化。如果仅对母法进行修改，而对其他大量从母法衍生出来的子法（法条）不进行相应的修改，势必在原有的法律冲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律冲突，给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带来新的困惑。因此，在修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关的法律过程中，要进行全面清理，废除《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除外规定，解决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前后矛盾、相互竞合等问题,从而建立科学统一、独立执法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