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第一篇：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

作为主持选举的选举组织机构的公正与独立是选举公平公正开展、公民选举权得以保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我国法律对于选举组织方面的规定十分简单，实践中已暴露出我国选举组织机构存在着种种消极问题，亟待进一步规范。对于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应在当前政治体制下，从现实出发，在各级人大常委下设立具有较高独立性的常设选举组织机构。通过选举组织的改革，推进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关键词：选举 选举组织 改革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而选举的公正、客观及其民主性是否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选举制度的设计，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选举由谁组织和怎样来组织选举。我国现行的《选举法》对选举组织的规定十分简单，没有对选举机构和选举原则、程序作专门规定，法律过于模糊和原则的规定难以有效地规范选举机构权力的行使，这为选举中的暗箱操作、腐败和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本文拟就我国选举组织所存在的问题作浅略分析，并在借鉴西方国家选举机构方面规定基础上，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选举组织的路径与方案。

一、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规定：

我国目前对于选举组织的规定，主要集中在《选举法》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

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选举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民族乡、镇的选举委员会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

（一）选举组织的组成：在直接选举中，在县乡两级设立的选举委员会是组织办理本级人大代表选举事宜的临时机构，其组成人员由本区域内有关人员组成，由县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在实际操作中，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有关负责人，特别是党委中的组织、宣传、统战，政府中的民政、财政部门，还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部门的负责人。据有关调查显示，乡镇一级的选举委员会绝大多数由乡、镇党委书记担任、个别由副书记担任，委员一般四至六人，大多由党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装部长、妇联主任、团委书记、人大秘书担任。

（二）选举组织的职能：

在县级以上的选举组织，也即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这里的主持，主要是确定选举时间、分配代表名额、提出选举工作要求、审查代表资格等。具体主持提名、酝酿、确定代表候选人以及投票、计票等工作，则由作为选举单位的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还承担着指导本行政区域内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所谓指导，实践中实际上也是领导。

对于县、乡的选举委员会，根据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

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选举委员会具有以下职权：（1）主持本级人大代表的选举；（2）进行选民登记，并做出决定；（3）划分选举本级人大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4）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5）规定选举日期；（6）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

除了法定选举组织机构外，实际中，我国还存在着一套党内的选举机构，这是党为实现对选举工作的领导而设立的选举机构。各级人大换届选举时，同级党委都相应设立选举领导机构。党内的选举领导机构，主要负责人事安排和选举工作的宣传、部署、协调等工作。这一实存内部机构是由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体现了党对选举工作的领导。

二、我国选举组织存在的问题：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选举组织机构在我国选举中起到很好的动员和组织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方面：

在间接选举中，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工作，应该说稳定性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它有任期的限制，一届人大常委会也就主持一次选举工作。问题更多的是出在直接选举中的选举委员会上，该组织是一个临时机构，只是在筹备选举时成立，选举一结束即告解散。没有专门固定的工作人员。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

一是由于选举委员会的人员不固定，只是为了选举的需要，临时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组成，同时也没有对进入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资格条进行限制。可以说大多数选举工作人员是缺乏选举工作经验和专业有素 的培训的，因此这些工作人员能否胜任选举这项涉及面广、事情庞杂、繁琐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其中还涉及到对选举中产生的纠纷的裁决处理等法律专业性问题，例如对选举资格确认、选举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认定等等。由这些人员所组成的选举机构很难保证其运作效率及其过程的合法有序。二是由于选举委员会是一个临时机构，那么对于选举中出现的一些失范甚至违法的行为，特别是其中一些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调查取证的问题，由于选委会在选举结束后即告解散，对此类问题缺乏专门机构负责处理，有的问题因而不了了之。三是由于选委会的缺乏稳定性，对于一些选举资料、档案甚至都难以很好保存。

（二）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公正性与独立性问题

选举组织是组织和主持选举的机构，必须具有其高度的中立性和独立性，以确保其权威性和公正性。但是在我国，目前形成了各级人大常委会主持选举的格局，这也就是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再由人民代表自己负责人民代表的选举事宜；立法机关既制定选举法，又具体执行其制定的法律。这在逻辑上是有些不同通顺的,有学者认为这违反了二律背反规律。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议会也大多是不管理自身的选举的，因为议会的功能质体现在制定和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他们不能运用行政方式对具体的公共事务在具体程序上进行操作性规范。当然我国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这一点可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理论。

另外，如前文所述在选举组织的组成方面，我国法律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多由党委、人大和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而这些官员很多就是选举的候选人,而且实践中，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当选的比例相当之高。这种情形，显然不符合独立、公正的要求，明显违反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原则——“回避原则”。同时也违背“自己不能做自己法官”的法治精神，因为对于选举中产生的纠纷和争议，《选举法》规定必须先由人大常委会或选举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处理，也就是选举组织还扮演了司法裁判者的角色，而一旦申诉涉及一方是选举组织的成员，那么选举组织无疑是自己处理自己的案子，自己监督自己、纠正自己、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这明显是违背自然公正原则的。

（三）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工作透明度和对其监督问题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选举组织机构的工作程序和规范，在实践中，不论党内的选举机构还是法律规定的选举机构的工作情况都是不对外公开的，外界无法了解其运作情况，因而更谈不上如何进行监督。正是由于其不公开的工作状态，为选举中的暗箱操作、腐败和滥用职权甚至违法犯罪留下了滋生的温床。实践中，由于选举组织在组织和指导选举过程中故意曲解法律、规避法律甚至直接违反法律，侵害公民选举权的现象屡有发生。他们往往打着为了贯彻“组织意图”或假借“组织意图”的旗帜谋取私利，往往对选民或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的行为进行有倾向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采用暴力、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但其破坏选举的民主性和公正性及结果的真实性可能更为恶劣。在实践中，选举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选举行为主要包括：（1）接受候选人或助选人的贿赂；（2）变更、涂改、损毁选民名册获选票，或知情不举及未尽力制止；（3）滥用职权、妨碍选民自由投票；（4）窥探选民投票内容，妨碍选民投票；（5）纵容不合格的选民投票，知情不举或不加以制止；（6）在选票上附加任何符号；（7）在计票前或不计票时，私自参入选票，以影响选举结构，或故意错误的计算或记载；（8）非负责的选举工作人员持有保管选票的钥匙等。

三、它山之石——西方国家关于选举组织机构的规定

选举是西方国家的一项十分重要政治活动，在这些国家大多由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他们有着相同的性质和功能，只是在称谓和职权上大同小异。

西方国家的选举组织主要有：联邦选举委员会——美国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他的基本职权是住持、领导和办理联邦选举事务。选举管理委员会——日本、韩国等国家设立的专门负责选举事务的常设选举组织。在日本，自1945年起就由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设置，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两者分工不同，中央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负责参议院“全国选区”议员的选举组织事宜。地方选举管理委员会不仅要负责都道府县等地方议会议员和知事的选举组织事宜，还有负责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地方选区议员的选举组织事宜。韩国也由选举管理委员会，并且是多级制，其职权较之日本的选举管理委员会更大些。选区委员会——德国常设的中央选举组织，其职责是专门负责全国的选区划分事宜，但不涉及其他选举事宜。

四、对我国选举组织的改革与完善的制度设计

对于我国选举组织如何改革和完善，有学者提出要设立全国性的高度独立的选举组织系统，即在中央设立全国选举委员会，在地方各级设立相

应的组织，实行垂直管理，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与专业性。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归1979年《选举法》制定以前的规定，即县级以下的选举由行政机关——民政部门负责。

针对我国选举组织现存问题，参考世界主要国家的做法，笔者认为：当前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的选举组织，首先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在现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下，做到尽量与相关的法律衔接而进行，把阻力降在最低限度。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毋庸置疑选举组织机构当然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另外，假设是由一个高度独立的机构来组织人大代表的选举，在目前情况下是走不通的。由于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是实行间接选举，由下一级的人代会选出上一级的人大代表，因此如果由一个第三方来组织人代会的选举显然是不可行的，可以想象人大难以忍受第三方对其干涉。而且人大在全国各地已经有现成的组织网络和资源，而重新设立一个组织，无疑将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是不经济的、不可行的。

现在可行的方案是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常设的选举组织工作机构，这一机构应该是有别于人大下面的专门委员会以及人大常委会下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而应是具有较高独立性和权威性。可以这样进行制度设计：首先，该机构的负责人，一般由人大常委员会主任或同级党委书记担任，或者是已退休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其次，在人员组成上，为了体现广泛的代表性和参与性，可按一定的比例分配名额给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其三，规定选举机构中成员若成为候选人则必须回避，退出选举机构；其四，选举组织机构的任期应相对较长，同时规定非有法定事由选举工作人员不受撤职、罢免。该组织受本级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选举组织机构的双重领导。同时，还应规定该机构的运作原则和规范。并且实行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接受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另外，对于选举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规违法情形，规定相应具体而明确的制裁措施。

当然从长远上看，设立全国性的选举组织系统是确保选举的公正性与客观性的根本措施，但这有待于我国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特别是扩大直接选举，直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选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党所确定的目标，由独立的选举机构来主持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既可以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机会，又可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与客观性，从而确保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这与我们的政治目标是相一致的。我们期待通过选举组织的改革推动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进而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

第二篇：浅论我国审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浅论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内容摘要】 审计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工具，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对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的有利保证。当前我国政府审计本身无法避免独立性的缺陷，在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且双重领导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国家审计体制是宪政国家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宪政国家本质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享有权利的唯一合法来源是国民授权，因此建立真正意义的“国家审计”是必须的。笔者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新的改革方法，即建立国家审计与政府审计相结合的新国家立法审计体制。

【关键词】 审计体制 机构改革

审计体制是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恢复以来，已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根本、以审计法为核心的审计法律规范体系，形成了一支基本适应工作需要的审计队伍，审计工作开始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全国审计机关和广大审计人员紧紧围绕经济工作中心，认真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全面开展预算执行审计和其他各项审计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从前些年我国发生的 一场“审计风暴”上，使我们切身地感受到了审计工作的实际功能。同时看到，审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即要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必须性，又要为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局的重要性。但也从“审计风暴”中看出在我国审计实际工作中，由于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依法行政意识和水平还比较欠缺，对审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加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宪法和审计法的有些规定没有切实得到贯彻落实，现行审计体制下，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那么，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哪些缺陷？如果要改应如何改革？本文在考察国外审计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得出了审计体制选择的若干启示；分析了我国现行国家审计体制的特点和缺陷，探索性提出了改革我国国家审计体制的基本目标、指导思想和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审计体制的设想。

一、审计体制的概念、分类、职责 1.概念 审计体制是审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指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职权设置及其运行效率的总称。2.分类

关于审计体制的分类，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独立型四种审计模式，这种观点一直被学术界引用（我们称为传统观点）。3.职责

我国审计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二、我国的审计体制的发展与现状

1、我国审计体制渊源

1928年中国现代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审计法》由国民政府颁布实施，此后《五五宪草》和《中华民国宪法》都明确了审计在国家法律中的地位，将审计作为监察权行使，中国审计体制初步确立。中华民国审计制度借鉴了我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并吸取了国外立法型审计体制模式经验。审计权对监察院和立法院负责，独立于行政系统。内战结束后，该审计体制在台湾省予以保留。中华民国审计制度从本质上属于司法型，但又兼具立法型的特点。由此可见，我国审计体制存在非行政型先例，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审计在中断30年后再度恢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整个国家权力的中心，面对着开放初期繁杂的问题，行政型主导“政府审计”的产生也就成了必然。我国现行的审计体制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产物，无论是领导体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还是审计管辖范围的划分，都体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特点。但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审计的独立性没有充分地得到保证。独立性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而审计组织的独立性是审计独立性的核心，我国审计机关作为独立的经济者——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者，对被监督者——各级政府及其所管辖部门和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理顺委托者、独立经济监督者和公共资财管理责任承担者之间的审计关系，在客观上保证审计组织的独立性。

2、我国审计的现状

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属于行政型。根据我国《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其具体特点是：《审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下设立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 2 开展工作”；《审计法》第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审计机关，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审计工作”。即我国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法》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审计机关不仅对同级各部门和下级财政进行审计，而且对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审计；不仅有审计权，而且有一定的处理处罚权；审计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由本级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机关根据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隶属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在人事任免上，审计长由总理提名、人大常委会任免，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由地方任免。

在建立国家审计制度的初期，我国选择了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型模式。这种选择是符合一定时期的国家政治经济环境特点的。特别是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财经领域中违法乱纪和有法不依的情况还十分严重，弄虚作假和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仍比较普遍，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不规范的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政府领导下的行政型审计模式，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维护财经秩序，加强廉政建设，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利于审计工作贴近政府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和重要工作部署，围绕经济工作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促进政府工作目标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二是时效性比较强。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审计机关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地实施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处理和纠正各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问题，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大案要案，较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维护财经秩序，促进廉政建设，惩治经济犯罪中的作用，从而促进政府各部门依法行政，加强管理，完善法制，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三是有利于各级人大更好地支持和监督审计工作。按照我国《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每年受政府委托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这为各级人大了解、支持和监督审计工作创造了条件。四是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实行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领导，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的双重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有利于增强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也有利于审计系统加强业务建设，使全国审计工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国外审计体制的借鉴经验。各国审计体制的形成与其政体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目前世界上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审计体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审计体制或模式（本文将审计体制与审计模式视为同意语）。关于审计体制的分类，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看法，认为有立法型、司法型、行政型和独立型四种审计模式，这种观点一直被学术界引用（我们称为传统观点）。一）立法型体制的先驱——英国

公元1314年，英国国王任命了历史上第一位国库主计长。从此以后，历代王朝都设立了审计机构，国家审计职责和权力得到不断发展和加强。1866年的《国库和审计部法》、1921年的《国库和审计部法修正案》和1983年的《国家审计法》是审计署开展审计工作的三个重要法律依据。这三项法律为确保主计审计长的独立性提供了法律基础。其中，1866年6月的《国库和审计部法案》标志着现代英国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和第一个立法模式审计制度的诞生。该法案的中心是规定政府的各项支出应由议会领导的主计审计长审核。其后的两部法案都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结果。关于国家审计署的管理体制及职责和权限，主要有以下内容：审计长是一名议会下院的官员，他依法独立地履行职责；审计长代表议会行使职权，向议会提交审计报告；为保证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国家审计署禁止其职员参与各级政党机构的政治活动，防止将政党的观点和立场带入审计工作；透明度高，审计署的检查结果，有权自行或通过媒体公布。

立法型审计体制最早产生于英国，其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是在美国。它是现代政府审计机构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形式，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属于这一类。二）立法型体制的代表---美国

英国、美国最初都是行政型模式，但实践证明它的独立性有限，不能很好发挥制衡作用，故后来才发展到立法型；德国开始是立法型，后来一段时间是行政型，再后来最终发展到了独立型。

审计工作在美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从联邦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美国有一套健全的审计机构体系和严密的审计工作制度。总体而言，美国的审计体系包括国家审计机关、各部门的内部审计组织和大量的私人会计公司。1904年，美国成立了会计师联合会，1916年改组为美国会计师协会。这个协会大力发展审计业务，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1年美国成立了审计总署，在国会的领导下，承担监督联邦政府的预算，制定审计标准，检查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评价国营企业的 经济效益等职责。2004年7月7日，美国审计总署正式更名，从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变为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前者直译为审计总署，后者直译为政府责任办公室。更名后的美国审计总署名称缩写仍为GAO。这一名称上的变化是美国审计总署近年来业务内容转换的结果，也反映了美国审计总署未来的发展方向。在1966年以前，美国联邦审计总署的审计范围主要是开展财务监督。1966年以后，美国的审计从注重财务审计转向绩效审计。美国会计总署1994在修订的《政府的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准则》中对绩效审计作出了如下定义：绩效审计就是客观地、系统地检查证据，以实现对政府组织、项目、活动和功能进行独立地评价的目标，以便为改善公共责任性，为实施监督的采取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进行决策提供信息。1941年美国成立了内部审计师协会。1960年以后，美国的大型公司约有30%以上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有资格从事审计工作的人员，一般必须是注册公共会计师。1950年，美国的注册公共会计师是3.9万人，现在，全美国有大约30万人注册公共会计师。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公共企业开始请会计公司来为自己开展审计业务，对政府部门来说，经过私人会计公司的审查，可以使政府获得更多的公众信任。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发展奋斗设有内部审计组织，一般称为总稽核员办公室或审计局。联邦政府各部和相当于部一级的单位，总稽核员由部长提名，总统任命。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为了保证总稽核员独立行使审计权，它应每年直接向国会呈交两次审计工作报告。美国现行法律还规定，各部的总稽查员有权在开展工作时对本部门的贪污、营私、舞弊等违反财经制度和法律的情况进行调查，对情节严重者有责任性司法部门提出控告。各部的审计组织不仅要开展财务审计，与审计总署一样，他们也要开展绩效审计。二）司法型体制的代表——法国

在法国，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王权是欧洲专制制度的典范，为加强经济监督，早在1256年，法国国王颁布“伟大法令”，要求各城市市长、政府官员在11月11日的前一天携带城市收支账目来到巴黎接受审计。当时的审计官是国王任命的精通财经、法律和数学的教士。1318年法国国王颁布法令，其中规定：“我命令所有的账目必须每年审查一次”，并于1320年设立审计厅，作为皇家的行政法院。总的看，法国是一个司法权力很大的国家，“法皇从来视司法为皇家最光荣的职责”，故常常亲自审判案件或亲临旁听。可见，在法国将审计置于司法系列更显示出审计的权威性。这种体制在17世纪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孟德斯鸠所创立的“三权分立”和“权 力制衡”理论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他认为“权利不能合二为一，不能集于一手”。1807年通过法令决定国家审计院采用最高法院体制，它不仅解决了国家审计机关的权威性问题，也宣告了司法模式审计制度的最终确立。当时的审计法院是一个服务于皇帝的具有权威性的审计机构。此后，随着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审计法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从皇帝的职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于立法和行政之外的最高审计司法机构，协助议会和政府监督财政收支的贯彻执行。

司法型审计机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最高审计机构属于司法系列或具有司法性质，它强调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强化了国家审计的职能与作用。其次，司法型最高审计机构具有显著的稳定性。在这种形式下，审计法院的法官特别是高级法官实行终身制，它有效地保证了审计机构的稳定性与审计方针、政策的一贯性，也有效地保证了最高审计机关的人员素质和工作质量。再次，最高审计机关不实行准则管理而实行制度管理，它与财政、公共会计同属于公共财务制度，并构成大陆派的特点。最后，审计法院把审计公共报告上交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同时，有权将其刊登在法兰西公报（政府公报）上，以引起舆论界和社会的关注，造成社会舆论监督。

三）独立型审计体制——另一种模式

德国和日本是比较典型的独立型审计模式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714年成立总会计院实施审计制度，该院当时是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的审计机构。但后来又并入了行政部门，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直至1824年，国王发布命令，又使国家审计机关独立于三权之外。1950年通过了创建联邦审计院的法律，并于1969年修改，规定了审计机构直接向议会报告工作，使审计法院与立法机构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个从来不太安分的国家，在1985年又颁布了新的《联邦审计法院法》，规定审计法院既不属于立法部门，也不属于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财政监督机构，只对法律负责，只作顾问，为立法部门和政府提供帮助。但是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由议会选举产生，他们拥有公正无私的调查权，而没有处理权。

在封建社会，早期德国也是一个专制王权的君主国，国王权力极大。这个讲究实用和法制、富有创造性的民族，不但诞生了许多世界级的大科学家，也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德国古典哲学思想。它地处欧洲，与法国相伴，离英国也不远，但他在审计制度创建上却别具一格，另辟蹊径，既不照搬立法型，也不完全仿效司法型，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立审计模式”之路。这种审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审计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外，它与议会没有领导关系，也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在审计监督过程中，坚持依法审计的原则，客观公正地履行监督职能，只对法律负责，不受议会各政党或任何政治因素的干扰。但对审计出来的问题没有处理权，而交与司法机关审理。这是它与司法型审计的最大区别。

四、我国审计体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和改革开放继续实施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而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不断的改革，尤其是体制方面的改革，中央指出要深入研究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当前，面对改革的巨大成就，对巨额的财政收支必须实行有力的审计监督，而监督的力度、强度和成效不仅取决于审计力量的多寡和审计人员素质的高低，某种意义上更取决于审计体制的优劣。那么，我国现行审计体制是否充分发挥了应有的监督与制衡作用？还存在哪些缺陷？如果要改应如何改革？以下谈谈我的看法。

一）、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审计有力，结果无力。

“审计风暴”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开始以力度昭显，但同时也看出，我国审计的结果处置力度无法与法律平等相接，就其审计体制而言，无论说到独立性、立法性、司法性、行政性，其任何体制的设计，都免不了利于与弊的存在，但任何体制的执行结果，是要看是否充分发挥执政利益、为民所愿、法行实功的作用，众所周知，我国审计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在体制的问题，而是对审计的对象是否能依法处置的果敢实效力度。打典型，不具有依法的普遍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在法治社会观念里，其政权与国民的保障性是平等的。没有力度，其审计本身就会存在流于形式性，也就大大影响了审计实际存在的法威性与社会地位，即政府审计中，审计机关对同级政府经济活动无法有效发挥监督和制约，根本上现状是审计工作受行政权力意识左右，直接由行政领导的干预和控制，审计主体独立性受到影响。结果就是当审计出问题后，是公示警示通告后，责任人与单位部门相连涉及人是行政处罚还是法理平等的到刑事处罚，如果这点能下决心了，审计体制就可以依法选择符合目前我国国情的体制来重新设计确立了。

二）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直接问题是审计法有，现实脱节，我国《审计法》颁布于1995年，我国在近20年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管理也不断的深入完善，社会法治观念不断强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已逐步确立，政企职能彻底分开，建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为我国审计体制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开始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初期建立行政模式审计体制的经济原因——经济管理方式上的大政府小社会，自然不存在了。党的“十八大”在“服务型政府”实践中不断深入，“政府花钱，人民监督”已实际形成，但《审计法》由于框架存在，内容简单，细化不够，衔接不清等事实存在，造成法不完善，现实操作困难，由于我国政府审计实行双重领导模式，在中央，审计署作为最高审计机关具有双重法律地位，它既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又是审计机关主管全国审计工作。在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也在“双重”体制下受本级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领导，负责本行政区的审计工作。这种体制下行政权力与审计权利相重叠，审计权责不明，政令不畅。其结果自然是法的追究责任脱离现实法治。地方审计机关也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必须履行职责提高成绩，对尽可能多的审计对象进行审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得罪”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领导人员。这样无法保证审计的实施效果。政府审计体制下地方审计机关不审计当地政府，但在“同级审”中发现的重大决策失误和投资损失往往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管理体制带有浓厚的地方性、区域性和行政长官意志性的色彩，削弱了审计执法监督的力度，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地方保护主义恶性循环，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均受到一定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审计法》执法执行不明确。

三）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审计机构，点不过面，按照宪法和审计法的规定，审计工作应由各级政府首长直接领导。但全国目前大约还有1／3左右的地方审计工作不是由政府首长直接领导。不少地方的审计工作名义上由政府首长直接分管，但实际上一把手很少过问审计工作，而是由其他领导分管或协管，而且往往是审计和财政工作由同一位领导分管，关系很不顺，不利于审计机关对财政部门履行。不利于正常的审计监督职责。

按照现行财务隶属关系或国有资产监管关系划分，属于审计署及其派出机构审计的单位大约有3万多个。从绝对量来看，还不到全国80万个被审计单位的40%，但这些单位的资金量约占全国的70％左右。因此，必须加强对这些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但由于目前中央审计力量不足，每年实际审计的单位不到3000个，审计覆盖面只有10％左右，有不少中央单位自审计署成立以来还从未接受过审计。经济上，我国审计机关经费均由同级财政做预算，当一些基层地区地方财力紧张时，审计经费根本无法保证；组织上，审计机关是只是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各级审计单位与财政部门是相互平级的关系；人员上，审计人员任免也由政府决定。这些现象使得审计独立性全面审计更加难以保证。

四）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审计多元，监督不力。1.审计对象

监督是人大的基本职能，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要职权，是中国权力监督的基础和最高层次的监督。2007年1月新颁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为人大审计监督进一步奠定了法理基础。因此，人大审计委员会在负责全面预算审计的同时，还承担审计监督职能。这是国家审计对政府审计监督的体现。新国家审计体制下，国家审计与政府审计是不同的审计部门，国家审计是最高的审计机关，国家审计不领导政府审计，但政府审计受国家审计监督。就具体而言：国家审计对政府审计实行问责制，国家审计有权知道政府审计内容，政府审计必须向国家审计报告审计结果；国家审计对政府审计实行绩效审计抽查，触犯刑法者由国家审计提请司法处理，不触犯法律但属严重失职者，政府审计中相关责任人应当提请处分或引咎辞职。现实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同志对审计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法制观念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本级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少数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甚至干预这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政府领导在指导思想上，伯揭露问题过多难以承担责任或影响政绩，因而违反规定干预审计机关依法揭露和处理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有的还干预审计机关向本级人大常委会如实报告审计工作情况，人为地要求审计机关将一些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删去，特别是当审计查出问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时，往往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对审计发现的一些严重侵犯和损害中央 9 利益的问题压制不报，隐瞒事实真相，或避重就轻，轻描谈写。这种现象越到基层审计机关越是比较突出。即审计监督力量层层薄弱。2.审计本身

一方面是面临庞大复杂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等审计对象，审计监督职责如何实效实行是现实问题。以中央预算执行审计为例，一级预算单位有100多个，每年只能审计50％左右，二三级预算单位的审计面只有20％；县以上国税局有3000多个，每年审计不足5％；海关系统有250个分关，每年只能审计20％。1998年机构改革后，审计任务繁重与审计力量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更谈不上加大对审计本身的监督力量了。另一方面是主要突出在民营审计会计公司上，目前，社会形成了大量的民营审计会计公司，最然审计会计公司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此类公司鱼龙混杂，审计结果无法监督实效，认证鉴定机构无法有效监督认定，且此类公司与税务、审计监管脱节，事实存在针对同一个被审计部门、公司，审计会计公司审计结果与审计局结果不同，尤其表现在法律诉讼上，法律鉴定取证无法区别谁对谁错，仲裁部门脱节。

五、对我国审计体制完善的建议与构想

作者认为，我国审计体制的完善及最终确立，还是决定于一个社会是遵从“法随令出”，还是“令随法出”，审计体制的实效功能尤其重于此。国家审计向立法型体制转变，就是向立法立实靠近，即隶属于立法机关，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对国家宏观控制的再控制，亦即从国家行政职能中脱离出来，成为立法机关监督行政职能的手段时，其作用必将得到最大的发挥。真正立法模式的审计机构需要国家具备强有力的立法机构和人民在观念上对立法机构重要性的认识。

1.国家各权力机关必须形成科学的分工机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是它的执行机关，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这种政体在客观上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有效监督国务院正确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国务院也有义务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同时在组织上如果也保证了监督手段这种监督工作就不会流于形式。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为我国审计体制由行政模式向立法模式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

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不同决定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小，从而也决定了国家审计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范围和程度。计划经济国家中，政府的大量直接管理经济工作导致了国家审计机关作用范围的扩大和任务量的增加，它们一般不是服务于立法机关控制行政机关因行政行为而发生的公共资金上，而是直接服务于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的直接管理上。市场经济下，资源主要靠市场配置和调节，国家审计相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公共财政和国家立法机关批准的支出项目上。

3.我国国家审计必须尝试审计体制向立法行模式的过渡。

审计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计机关对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从操作角度看，政府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审计工作报告实际上是由审计机关代拟，经政府同意后，由审计机关代作报告，并在现场回答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质询。这种做法突出了国家审计服务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审计在经济监督工作中的独立性和立法机关的作用，体现了国家审计在经济监督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认清了国家审计机关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关系，以及国家审计在国家行政与立法职能相互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向立法型模式转变的尝试，也可看作是向立法型模式的过渡。

4.完善现行审计体制、加强审计工作的对策

审计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有的是因现行审计体制本身的弊病造成的，有的与现行审计体制并无直接关系，而是随着审计工作发展而逐步显现出来的，值得认真研究和改进。为了进一步改革完善现行审计体制，加强和改进审计工作，笔者认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理论上都应从现在开始着手做好行政型审计模式向立法型模式转变的准备。

1)、改进现行审计经费预算编报制度，审计经费单独列入国家预算

在立法型审计体制下，审计机关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依法独立对政府进行财政监督，审计机关与财政部门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目前我国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审计是监督部门，而经费来自于被监督部门，经费不独立、得不到保障，审计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制约。

经国务院同意，2000年审计署及派出机构首先实行了审计经费全部由国家财 政负担的办法，这对于维护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保障审计机关依法有效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保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从体制上理顺审计机关与财政部门的关系，切实解决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逐步改进现行审计经费预算编报制度。即参照国际上通行做法，先由审计机关根据职责、任务和计划及定员定额标准编制预算草案，无须政府审批，由财政部门在本级预算中单独列示，报经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执行。2.)调整中央审计机关与地方审计机关的关系，实行立法型审计体制下的省以下审计机关垂直领导体制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划分的不断变化与明确。为适应新形势下对国家财政进行有效监督的需要，在立法型审计体制下，我们应实行省以下审计机关垂直领导体制，即省级以下审计机关实行垂直管理，市、县审计机关的人事、业务由省级审计机关统一管理，经费列入省级预算，系统管理、系统下按；省级审计机关接受审计署(即最高审计院)的业务领导。现实的情况是，在现行领导体制下，审计署下达的统一组织项目和其他需要地方审计机关完成的项目较多，地方审计机关自己安排的项目较少，而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划分财权，则在有限的审计资源下，地方审计机关对本级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实行省以下的垂直领导体制，审计署与地方审计机关可以分别专门负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资金的监督，各司其职，强化监督力度，而同时省级审计机关又接受审计署的业务领导，这样，即有利于对中央、地方两级财政资金的监督，又有利于审计系统加强业务建设，在全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3.)在立法型审计体制下，强化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的职能。

驻地方派出机构的设立，便于最高审计机关对中央财政、财务收支活动进行审计。为了加强对重点地区中央单位的审计监督，审计署在地方设立特派员办事处，代表审计署行使审计监督权，负责对派驻地区的审计监督工作。国外许多国家也都设立了驻地方审计机构。如美国审计总署人员众多，机构庞大，设有16个地区分部，并在国外设有3个国际分部，这一方面是美国的相关法规赋予了它众多职责，另一方面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国家审计的重视。

4.)制定审计组织法，将审计机关的设置、内部机构的设立、人员的任免、岗位任职资格条件法律化

在审计组织法中，除应明确县以上设立审计机关，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大闭会期间向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省以下审计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外，还应明确审计机关负责人员的任免程序、撤换和审计人员的任职条件等。与立法模式审计体制相适应，应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负责人由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人提名，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任免，并报上级审计机关备案，在地方各级人大闭会期间，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同时应延长审计长的任期，使审计长职务不受国家主席与政府任期的影响，在客观上有效地保证审计长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在任期内不能随意撤换审计机关负责人，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罢免审计长。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是建立法制社会的保证，政府审计是宏观管理的有效工具。“用好纳税人的钱，办好纳税人的事”是一种理念，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改革现行审计体制，建立真正的国家审计机关富有时代的意义。但改革并非一劳永逸，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只有保持审计体制改革的动态性、连续性才能使我国审计体制得到更好的发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未来我国审计体制最终会走向对国民负责的模式，它将更好的配合时代潮流及政府施政。与此同时审计机关必须继续研求改进，加强考核施政计划执行绩效，以建立廉洁政治为目标，克尽审计职责，更好的发挥审计功能。

参考文献：

1.杨肃昌著，《中国国家审计问题与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10月 2.《政府审计理论与实务》

南京审计学院国际审计学院 2007年2月

3.《英德法三国审计比较》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8年 4.李凤鸣：《审计学原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5.杨肃昌, 肖泽忠: 《试论中国国家审计“双轨制”体制改革》 2007年1月

第三篇：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市政府法制办刘 宁

行政复议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公认的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法律方法，涵盖了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在我国的行政救济法律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又面临诸多的矛盾与问题。如何在新形势下改革和完善行政复议工作，依法及时化解行政争议是摆在行政法学界和政府法制机构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现实问题

(一)行政复议制度功能没有很好地发挥。

从行政复议制度的特点看，行政复议范围较行政诉讼为大,且行政复议不需要申请人承担费用，程序也比较简便，行政复议案件应当远远多于行政诉讼案件。然而实际生活中大量的行政争议却没有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行政复议制度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1、行政复议制度的宣传工作没跟上去。行政复议制度虽然实施了近20年，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行政复议制度没有得到广泛的而深入的宣传，不少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仍然非常陌生，更不知道如何申请。

2、行政相对人不敢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根本立法目的，就在于当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渠道寻求救济。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在群众当中存在的民不告官的心理，致使不少人在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不同意见时，不敢申请行政复议。

3、一些行政复议机关没有很好地发挥行政复议的救济和监督功能。首先，复议机关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往往具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行政复议与“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合，这就使得复议机关很难作出公正的决定。其次，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一旦被起诉，复议机关将成为被告。所以有些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而维持原具体行政行的现实情况还存在，这也影响了复议救济和监督功能的发挥。

（二）对行政复议性质的定位不够准确。

自行政复议制度全面确立以来，行政复议的性质就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的分歧，已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最核心的观点有三：即“行政说”、“准司法说”、“兼容说”。“行政说”认为，行政复议是国家行政机关按照行政职权或者行政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所形成的制度，是行政机关直接、单方面行使行政权力的特殊形式；“准司法说”认为，行政复议就其内容不说，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是与行政诉讼一起，构成行政相对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的救济途径；“兼容说”认为，行政复议兼有行政监督和行政救济的双重色彩，是形式上的行政行为，实质上的准司法行为。行政复议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其性质的认识，从不同角度着眼会有不同的结论。但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行政复议性质定位的不准确，直接影响了行政复议功能的发挥。

（三）行政复议的程序不够完善。

程序正当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没有正当的程序作为前提，就显然难以保障结果的公正。在行政管理日益复杂的今天，程序正当原则着重强调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保障相对人的平等参与性。但是按照《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行政复议的程序仅规范了审理程序，而对于行政复议的回避制度、委托代理制度、证据制度等都没有规定，这严重影响了行政复议的公正性。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原则，就使得对复议案件的审查大多局限于书面材料的核查，这对被申请人只提供部分证据、不提供全部证据，只提供有利证据、不提供不利证据，只提供证据、不对证据加以举证说明等情况无相应的约束制约机制。另一方面，不给申请人以当面对质说明案情的机会，往往使申请人对复议结果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四）行政复议机构的独立性不够。

目前，我国复议机关中负责行政复议工作的机构只是复议机关的一个内部行政机构，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没有统一的复议机构体系。行政复议是一项专业性的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涉及行政管理专业性问题，在调查取证、举行听证、作出决定等环节也要求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和业务水平。没有专门的行政复议机构，对于行政复议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正性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行政复议本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而建立的一种行政救济

制度，但是缺乏统一、独立且易受行政干扰的复议机构来履行复议职责，则难以实现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宗旨，体现不出行政复议的本质内涵。

二、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对行政复议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畅通行政复议渠道，营造有利于行政复议制度发展的社会环境。行政复议制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行政复议制度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因此，我们需要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治意识等方面来营造行政复议制度发展的肥沃土壤。从《行政复议条例》直至《行政复议法》实施20多年的实践看，行政复议工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行政复议渠道不畅通。如拒不接受行政复议申请、接受后不作任何处理、以种种形式变相刁难申请人等。行政复议机关把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作为行政复议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是极其必要的。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表明他们对行政机关充分信任，愿意通过合法、正常的渠道解决行政争议。如果消极对待或以各种方式阻碍受理，就可能迫使他们以不合法渠道、以不正常方式反映诉求，激化矛盾。针对当前行政复议渠道不畅通的突出问题，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大力加强行政复议宣传，让群众了解行政复议制度；通过积极主动地受理行政复议案件，拓宽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加大对行政复议权利告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同时，也应加强对于行政复议本身的违法或不当行为的监督，特别是应当把是否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是否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作为重点指导监督的对象，切实保障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只有疏通进口，敞开大门，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行政争议，才能从根本上营造有利于行政复议制度发展的社会环境。

（二）强化行政复议机关责任，确立行政复议制度的准司法化。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是在行政系统内运行的，行政复议机关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其行使的是行政职权，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它一般要接受法院的司法监督，这些都是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之所在。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它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机制，其运行中一般存在三方主体：行政复议机关、行政相对人（行政复议申请人）和作出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复议机关作为独立与

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外的“中间者”对后两者之间的争议作出裁断，行政复议的进行也被要求遵循类似于司法程序的较为严格、规范的程序，这些又是行政复议的“司法性”之所在。行政复议机关在审理中行使复议案件的撤销权，是对错误具体行政行为的纠正，是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办案质量的有力保障，是行政复议准司法性的体现。但是，针对目前行政复议案件是由行政复议机构进行审理的现实状况，行使案件的撤销权难度相当大。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复议机关撤销或者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为被告，这就是使得复议机构在审理行政案件时，要充分考虑行政诉讼的风险性，继而将行政诉讼的风险性转移至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怠于行使自己的撤销权，行政复议的公正性便无从谈起。行政复议要走出公正性不足的怪圈，就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行政复议性质的准确定位，加大行政复议机关责任，确定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性和行政复议决定不可诉的理念。否则，行政复议将难以解决日益复杂化的行政争议，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将无法保障，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也将受到挑战。

（三）完善行政复议程序，增强行政复议程序的公开性。

行政复议作为一项行政救济制度，其程序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程，直接关系到行政复议功能的发挥，也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行政救济制度的民主性。

一是引入回避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回避的种类及回避的情形等；二是建立行政复议公开制度。只要行政复议案件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原则上都应开庭审理，允许公众查询，从而使行政复议真正具有权威和公信力；三是在行政复议中确立证据规则。确立法定证据种类、申请人的举证责任、确立质证规则等；四是建立行政复议简易程序制度。对于简单的案件，可以借鉴司法审判的做法，实行简易程序，通过简易程序予以解决，让行政相对人真正感到行政复议的方便、快捷。

（四）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

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分别隶属于各级不同的人民政府和不同的行政职能部门，没有一套统一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很容易产生各种弊端。笔者认为，可以在整合现有各种行政复议机构的基础上，建立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但又相对独立的行政复议工作机构，统一由其行使行政复议管辖权，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管辖的混乱局面。这种制度设计，在客观上不仅可以节约有限的行政复议资源，而且

还可以打破因行政隶属关系而产生的千丝万缕的法外干涉，大幅度提高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质量，这也必将有利于增强行政复议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力。

总之，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我国行政救济和法律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法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的完善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也不可一蹴而就。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贯彻实施和改革开放、法治建设的长足进展，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必将会更加完善。

第四篇：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缓刑，是附有一定条件，暂缓执行刑罚或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制度。通常适用于判处短期剥夺自由的犯罪。最初采用缓刑的是1870年北美波士顿的缓刑法。该法规定只适用于少年犯罪，后为马萨诸塞州采用，扩大适用于一般犯人。1889年布鲁塞尔国际刑法会议通过决议，将缓刑作为适用于一切犯罪的制度，各国相继采用

。缓刑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把缓刑权掌握在行政部门，称为行政制；一种是掌握在司法部门，称为司法制。司法制的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缓宣告，另一种是缓执行。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采用的是司法制的缓执行制度。指人民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执行制度在实践中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缓执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难以达到缓刑的真正目的，确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笔者认为，应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采用暂缓量刑制度，以暂缓量刑来替代现行的暂缓执行。

一、暂缓量刑的定义及特点

暂缓量刑，也称为缓量刑，是指对触犯刑律，经法定程序确认已构成犯罪、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先行宣告定罪，暂不予以量刑，由特定的考察机构在一定的考验期限内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根据罪犯在考验期间内的表现，依法决定是否适用具体刑罚的一种制度。

暂缓量刑的特点：①对被告人有罪宣告。被告人的行为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作出有罪宣告。缓量刑不同于缓宣告制度，缓宣告，是对有悔改希望的人犯暂时不作刑的宣告，在一定期间内，如果没有新罪就不再作有罪的判决。缓量刑是以宣告行为人有罪为前提，而不是不作有罪判决，更能体现罪行法定原则。②对被告人暂不处于刑罚。缓量刑只作有罪宣告，而不同时判处具体刑罚。缓量刑不同于缓执行制度，缓执行，是人犯受刑罚宣告后于一定期限内附条件地暂缓执行。缓量刑是暂缓适用刑罚，而不是暂缓刑罚的执行。③考察监管机构和人员健全。对暂缓量刑的人员，由设置的专门机关负责监管，并由专职的考察官进行考察。④考察监管程序规范。对暂缓量刑人员的监管考察，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采用暂缓量刑制度，能够真实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避免现行缓执行制度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制度的作用。

二、暂缓量刑的适用对象。

我国现行适用缓刑的条件有三：其一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法院认为不关押也不致于再危害社会；其三是罪犯不属累犯。也就是说，适用缓刑是在犯罪分子已经被判处刑罚的前提下，再考虑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认定其放在社会上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决定是否执行刑罚。如何准确把握适用，关键在于怎样来认定已被判刑的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审判实践中，是否适用缓刑完全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考虑被告人犯罪的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立功、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脏退赔或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因素（如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因素考虑。只注重被告人的悔罪主观意识，缺乏对被告人的平时表现的调查了解，忽略了对适用缓刑罪犯的监管、帮教、改造等客观条件的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有的帮教组织也停留在纸面上，形同虚设，少数帮教成员甚至不知道被帮教的对象；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给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执行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确实难于准确把握，以至缓刑期间重新犯罪的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报复性犯罪。也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职权，盲目地适用缓刑，造成重罪轻判，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笔者认为，应对现行缓刑适用条件加以修改完善，规定为：暂缓量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㈠所犯罪行属非恶性犯罪，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①过失犯罪的；②犯罪

第五篇：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及完善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摘要： 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健全与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逐步完善。

关键词 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

一、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步建立了多种类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城镇地区，主要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金制度。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覆盖人群不断增多。并且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太窄

由于养老保险的这种单一保障模式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格局不相适应，所以，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的是行政事业性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同市城乡之间、不同听有制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基金来源不一致，各地区、各行业、各所有制退休的职工所享受的待遇也不尽相同。(二)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程度较低

我们现行的养老体制虽说是一种“社会保障”，但绝大多数仍是以企业为载体，缺乏整个社会共济的保障机制。国家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改变了以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组织方式，提高了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不同国有企业之间负担不均衡的问题。但由于到现在为止，尽管养老保险已实行了社会统筹，但许多地方仍然停留在市、县级层次，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也很低，导致了大量工作仍然由企业承担，拖欠养老金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使企业的包袱十分沉重。

（三）历史欠债严重，“空账”运行规模大。

我国当前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中却形成了一种在资金流程上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空账”运行机制。1997年《决定》指出已经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继续按照过去的标准，这意味着企业要同时承担退休职工养老之需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任务，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缴费困难、逃费、欠费现象严重。

（四）退休年龄偏低，且男女性别在退休年龄上差距太大。退休年龄的高低决定着领取养老金时间的长短。而退休年龄越低，则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越长，即用于支付养老金的基金需求就会越多。我国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加上生活和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造成我国人口的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有关专家预测我国到2060年养老抚养比为 60.3%。另一方面，由于女性的平均寿命要明显高于男性，在我国，女性要比男性早5年退休，这不仅导致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加重，而且也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障。

（五）基金管理效率低下。

我国规定养老金在留足2个月的支付以外，应该全部用于购买国债、银行储蓄、企业债券、投资股市，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但是目前我国养老金仍主要用来购买国债和银行储蓄，基金收益甚小，根本无法满足老龄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没有真正建立起养老金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

二、对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基于种种的问题我国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渐渐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印年代中期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原来养老金由企业负担的“企业保险”的格局，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从20世纪8o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首先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先后迈出了三大步。(一)实行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

从1984年起，全国各地先后实行了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所谓社会统筹，一是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统一筹集资金，二是统一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个办法最先在国有企业实行，并逐步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养老保险费用实行社会统筹，对于均衡企业负担，防范养老金支付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199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明确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

职工和个体劳动者，实行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明确规定，保障水平要同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并提出了扩大服务范围、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加强基金管理、强化社会服务等任务要求。

(三)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通过改革实践．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才能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出要在1998年底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标志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迈上了新的台阶。在统一后的制度中，社会统筹体现了社会互济，个人账户体现了自我保障。统一后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比例、个人账户的记人比例和养老金的发放办法得到了统一的规范。

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应如何得到完善

1.扩大基金来源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养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实行国有资产变现，发行社保长期债券，进入资本市场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

２.积极发展企业年金计划即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强化个人自保的意识，加强企业和个人对养老保险的责任与义务。使得养老保险的各个支柱都得以发展和完善，为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

打好基础，为降低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促进个人账户实账运行创造足够大的活动空间。

３.逐步做实个人账户，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1)建立账户分立制，建立个人账户专管体系。将个人账户从社会统筹金中分离出来，实行账户分立，从而避免社会统筹向个人账户“借”的风险。(2)建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来负责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营运，以确保其保值增值。

４.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障体系。一项社保计划应该和能否覆盖哪些人群，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所决定的。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养老保险应逐步全面覆盖所有与城市化、工业化过程有密切联系的群体，而农民工正是这一过程中非常庞大而且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应该立即建立有关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框架之内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养老保险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基金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危机，因为一旦农民工为社保网络所覆盖，他们才会有“精力”去考虑如何提高父母辈老人的福利水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