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税制改革和完善的思路（5篇）

第一篇：浅论我国税制改革和完善的思路

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财政学》课程论文

研究生：朱永明浅论我国税制改革和完善的思路

年级：2011级

专业：经济学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班级：江苏分院直属班

姓名：徐建军

学号：1106226100

3二0一二年十二月

浅论我国税制改革和完善的思路

摘要：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前的税制，到“利改税”时期的税制，再到1994年的税制，都有不同的动因，均提出了税制改革的不同要求。本文通过探讨前几轮税制改革的动因及分析当前税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当前中国税制改革的思路。

关键词：税制改革动因思路

近年来，我国税制改革稳步前行，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到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及税率的调整；从消费税的调整到房地产相关税收的完善；从资源税试点的扩大，到增值税的扩围，再到营改增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如同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一样，我国税制的改革与发展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税制改革不能超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段,不能超过各级政府、各部门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笔者试图分析我国不同时期税制改革的动因，分析当前税制存在的问题，粗浅地结合当前正在分布实施的税制改革，提出完善我国税制改革的各项思路，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税制改革的动因分析

各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时期都会提出税制改革的要求，每次税制改革都会有不同的目的，或者解决政府的收入问题，或者是解决宏观经济问题，或者是解决微观经济问题，或者是解决税制本身的问题，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改革措施，对税制改革都有基本的评价标准。在具体使用时，表现为两大标准：一是在征纳双方利益尚未发生根本性冲突，可以两全的情境下，判定一种税制或税改优劣的终极标准是“不伤一人地增进所有人的利益总量”原则，也就是帕累托最优标准。二是在征纳双方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不可以两全的情境下，判定一种税制或税改优劣的终极标准是“最大利益净余额”原则，即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功利主义原则。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前的税制，到“利改税”时期的税制，再到1994年的税制，无不渗透着其中之一或兼而有之的评价标准，笔者称之为“税制改革的动因”。

1、“多税种、多次征”保证了税收、简化了税制。由于当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特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仍大量存在的环境下，经济体制改革前的税制的基本特点是“多税种、多次征”，它有利于从各经济成分、各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取得财政收入，保障国库收入稳定可靠；有利于调节各个阶段、各个经济成分的收入水平；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监督检查，防止逃税避税，限制他们获取过多利润；还有利于加强对其他经济成分的财政监督，限制违法经营活动。

2、“利改税”适应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形势，税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动，开始了对原支离破碎的税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开征了国有企业所得税等，还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陆续开征了产品税、增值税等新税种，出现了32种税种。

3、“新税制”保证了国家宏观目标的实现和市场结构的优化。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原来的税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和中央、地方的分配关系方面难以发挥作用而实行的，有利于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体系。

二、当前税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1994年开始实施的新税制，在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调节各种经济行为等方面都发挥了应用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除2007年由于经济过热，虚拟经济发展迅速，税收收入增收率超过25%；2009年由于当年的经济危机税收增长率下降较多仅10%外，2002年到2010年我国每年税收收入增收大约19%左右。然而，税制改革不再只是简单地与经济发展挂钩，而将是更多地与税收制度的公共政策功能结合起来；税制改革不再是简单地看其经济效应，而将更多地与公众的接受程度结合起来，因此，当前税制改革亟待解决下列的问题。

1、税制结构不合理，甚至有缺陷。首先，就税制总体而言，流转税比重偏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其次，就流转税内部结构而言，消费税比重过小，增值税比重过大，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第三，就所得税内

部结构而言，个人所得税比重过小，社会保障税缺失。另外，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存在划分不清、国地税争税源、营业税有重复得税问题等缺陷。因此，在这种税制结构下，难以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

2、税收立法进程缓慢，尚未走上正常轨道。各级政府和部门对用法律规范税收分配关系重视不够，税收法规多以条例草案的形式试行，目前，除了极少的税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外，绝大多数税种都是国务院制定并发布的税收暂行条例。在操作过程中，实际的税收立法权与税收征收管理权集中在国有资产的代表政府手中，政府在财政收入出现缺口时，往往只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强调保证收入，而不是同时对税收法规进行调整。法制性不强，刚性不足，政策制定的随意性和临时性，缺少透明度的规范性，与依法治国、依法治税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

3、中央与地方分配机制不够健全，地方管理权限较小。我国的税收收入一般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根据现行的比例关系，在税收收入的分配上，中央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地方处于弱势地位。地方税种及辅助税种不够健全，地方组织收入和调控经济的能力相对不足。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分配机制以及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问题，不利于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甚至在有的地方，造成地方对中央的过度依赖。

4、税收调控功能“越位”和“缺位”现象同时存在。税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主要手段包括，设置适当的税种，确定适当的税率，制定各种具体政策，主要是优惠政策。从税收优惠政策来看，未能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而是过多地表现为针对特定区域和特定纳税人的优惠，未能真正贯彻公平税负的原则，这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而且存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税制结构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

三、完善当前税制的思路

探讨前几轮税制改革的动因及分析当前税制存在的问题，目的在于确立未来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和目标。事实上，我国一直在进行合理化税制模式的探

索，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只能通过税收制度的深化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才能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税收制度。笔记认为，我国下一步的税制改革应当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入手，通过调整税负，优化结构，加强征管，完善税种，分步实施等一系列重大措施，把我国的税制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真正健全一套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制度,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1、在调整税收结构的情况下保持适度宏观税负水平。中国税负列全球前三，但中国宏观税负在全世界较低。当前的中国不存在大幅削减税收的可能性，税收可以适当增加，但应将增加的部分多用于财政支出中的民生部分。应当从拓宽税基，加强管理入手，采取加强预算管理，规范财政收入制度，调整财政收入结构；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行税种，开征必要的新税种，适时适当调整税收政策；大力加强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狠抓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等措施,调整税负水平，将我国的税负总水平逐步提高到一定比例以上。

2、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应当采取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合并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适时开征一些必要的新税等措施，实现税制的简化，还可以对征收某些特定目的税的必要性和征税效果应当重新认真研究，权衡利弊后决定进行取舍。要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逐步加大前者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降低后者的比重。要规范地方税，提高地方税收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并适当地将一部分地方税的立法权下放给省级地方政府。

3、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提高税收征收管理水平。要在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积极推行计算机管理，逐步形成网络；采取辅助措施，强化征管效果等方面下功夫。要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改进税务机关的工作作风，为纳税人提供优良服务，特别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健全纳税服务体系为纳税人主动纳税创造条件。还要加强税务稽查加大执法力度，严惩偷税、逃税、骗税、抗税等违法者。

4、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抓好每项税制改革工作。税制改革是一个庞杂的话题，我国税制改革要分布实施，通过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每一项税制改革，稳步前行，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健全增值税制度，公平合理的税负，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在税制改革推进中，增值税改革一直是一大看点。目前在全国所有地区和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要不断推进增值税扩围，推广营业税转为增值税扩大到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做法。二是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适时扩大从价计征范围，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的改革，研究制定环境保护税费改革方案，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要解决企业的外部效应，让资源税能够起到确保财政收入正常增长的作用。三是要推进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赋予其正式的税收地位，改变其依附于商品税的状况，直接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保证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四是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扩大消费税的范围，把一些资源消耗过大的商品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高消耗商品的税负，合理的调整税率，对一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税率进行调整，对外部负效应比较大的商品税率进行调整，促进尽量少消耗资源。五是适时扩大房地产税试点城市。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进一步研究制订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的税收改革方案，协调房地产相关税收，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占用税、营业税。五是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综合税制改革，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以更好地促进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的改善。采取措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减少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重叠征税问题。

参考文献：

[1]洪银兴，尚长凤.公共财政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6-181.[2]中国税务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会，2009:28-42.[3]杨志勇.十八大后中国税制改革前瞻[J]瞭望东方周刊，2012(48):52.[4]宋文娟.浅议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及思路[J]经济师，2011(12):41.

第二篇：我国税制改革

我国1994年进行的全国税制改革，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为指导思想，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税制体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税制框架。但这么多年来，新税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我国税制现状

第一，流转税占主导地位的税收体制。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体税种的是流转税，包括对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及提供加工、修理分配劳务征收的增值税；选择部分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特定行业征收营业税等。在近10年的实施过程中，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00多亿元。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5126亿元，1999年突破

10000亿元，到了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了150000亿元，2003年达到20000亿元。在连续增长中，流转税的增长一直处于主导地位，2001年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9.3%。

第二，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法并存。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原先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三税合并成一税，统一开征个人所得税；将原来的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统一开征企业所得税，以适用于内资企业。同时，原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继续执行，形成了“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种所得税并存的现状。将所得税分设为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主要是考虑我国开放初期，有利于吸引外资，鼓励外资机构来华投资。所得税在我国税制中处于与流转税并重地位。2001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3.9%。

第三，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农牧业税为流转税及所得税的必要辅助税种。

第四，税务征管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征管体系和金库体系分别负责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征收管理及收入入库工作。

二、我国税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包括简化税制、提高税收比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建立双主体税制模式。可是，简单的税种合并，并不能代表征纳制度、程序、手续的简化；税收比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仍然连年下滑；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技术更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碍潜在的经济增长；流转税比重过大，并没有形成双主体税制，特别是增值税一项收入就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3%(1995年)，税收很难成为稳定经济运行的杠杆。在所得税会计制度尚未建立，个人收入福利化的情况下，全面实施自行申报纳税制度是否行之有效值得怀疑。地下经济活动猖獗，工资之外的福利分配日益普遍，逃税行为有增无减，特别是假造、倒买倒卖增值税发票行为屡禁不止，这些都说明了新税制的副产品是不合意的。

首先，生产型增值税抑制投资增长，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内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流转税中消费税及营业税的有关政策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不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和经济结构调整。

其次，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税制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不符合世贸规则，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抑制国内投资，影响企业深化改革。

再次，个人所得税税制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很不适应，其组织收入与调节分配的功能受到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高收入阶层调节不力；二是在个人所得税制中，还存在着应税所得额确定不合理，不能适应收入形式分配多元化的现实及申报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税收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税法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多数税收法律法规是以条例的形式发布，很少有正式立法；同时，由于立法层次低、立法程序难以保证，法律漏洞问题严重。

三、深化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税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用三个标准来判断：

第一，税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确立的目标。

第二，税制改革的可持续性。

第三，税制改革产生的合意的或不合意的副产品的程度，这些副产品是指税制改革所产生的(可能预测到也可能没有预测到的)主要影响，在估价这些影响时，加之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税制改革明显地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那么，这项税制改革是否成功，就取决于对这种收入分配状况的价值判断。

从这三个标准来看，我国要真正实现成功的税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一下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税制模式。根据税收理论，一般认为商品税有助于提高效率，所得税有助于促进公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政策目标。

1、合理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

(1)优化流转税体系

第一，改革增值税。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将固定资产购入时所支付的增值税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并允许一次性全部扣除，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加速更新设备和积极采用新技术，也有利于减少资源配置中的税收扭曲、公平税负。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八个行业已经开始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待总结经验和时机成熟后，便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同时，要拓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将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并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能够顺利连接。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税率，以充分发挥税收中性的作用。

第二，改革营业税。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按照新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将第三产业(主要是单环节经营的服务业)，全部征收营业税。同时简化税目税率，以促进从事第三产业的各类企业平等竞争。但为了保持对某些行业的特殊税收调节，可以对这些行业实行幅度比例税率，其中奢侈性消费项目税率还应当从高。

第三，改革消费税。调整征税范围。对酒精、汽车轮胎、护肤护发品等普通消费品停止征税；对一些收入一般的消费者极少问津的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和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消费品征税，并课征高税率，这不仅符合优化商品税理论的原则，也能加强消费税的调节力度。

(2)优化所得税体系，增强其经济调控功能

首先，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适当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使企业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展开竞争。税收优惠应按照产业性优惠政策为主、区域性优惠政策为辅，间接优惠方式为主、直接优惠方式为辅的原则，把优惠的重点放在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并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特定扣除、亏损弥补等多种优惠方式，以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实现经济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改革个人所得税。一是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二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将纳税人界定为中等以上收入者。费用扣除项目应综合考虑纳税人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情况，以及子女受教育支出等因素，同时适当考虑纳税人配偶收入的情况，并设置费用扣除随物价变动而相应调整的规范方法，以便更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三是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逐步扩大征收范围，拓宽税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同时简并税率档次，并适当调低最高边际税率，适度降低税收负担，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

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彻底取消各种社保的统筹收费，设立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以雇员的工资总额为计税依据，由单位和单位雇员按同一比例税率共同承担，个体经营者以其收入总额计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为财政实施转移支付提供了稳固的资金来源，是配合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工具。

2、规范税费改革，进一步优化我国税制

名目繁多的收费，严重侵蚀了税基，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对经济产生了极强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税收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对某些具有合理性但不宜改为税的费，可继续采取收费形式，但管理办法和制度一定要加以完善，而且要尽可能转为预算内的规费形式。对具有税的性质的合理性的收费，加快创造条件改为开征新的税种。

3、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

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它以知识、技术、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带动经济高速发展，而中小企业则是个人创新和创业活动的主要载体。但现行的科技税收政策不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各个阶段的发展要求，也无法有效地调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在税制改革时，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创建必须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如中小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税收抵免；允许企业设立科研开发费用和风险准备金，并可在税前扣除；加速先进设备的折旧等等，其实这些优惠政策的制定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改革方向是不谋而合的。另外，要大力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制定企业对科研人才培训投入支出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个人的专利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因科技创新所获得合法的个人高收入不采取税收歧视，适用低的边际税率，这也是符合优化所得税理论最高收入边际税率应下降的理论。

4、建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

税收制度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我国尚处于摸索阶段，可考虑建立绿色环保税，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控制污染，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环保税在设计上要充分发挥税收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减少污染，进行绿色产品生产，提高环保生产技术，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此外，在我国税制改革配套措施方面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划分税权必须先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税权与事权相适应。税权的划分和下放也必须通过宪法或建立相关法律加以固定，并制定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

(2)加强征收管理。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能力对税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十分重要，因此，强化征收管理能力也是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抓住改革机遇，大力推进依法治税。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是依法治税的前提条件，因此，税制改革为依法治税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把促进依法治税的要求贯穿改革始终和改革的各个方面，以带动全面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努力构建依法治税的监督制约和保障体系，从体制和制度上彻底解决依法治税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三篇：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灌云税务局

骆秀枝

内容摘要：虽然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房产税可以追溯到周朝，历史较长，但现行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存在诸多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之处，需要改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税制成熟国家房产税制度的比较分析和借鉴是完善我国的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有效途径。

关键字：房地产税

税制改革

房产价值评估

一、厘清房地产税的概念

房地产税，顾名思义是对房子及其土地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准确理解房地产税的概念，需要从以下四点来把握。第一，房地产税是将房子和土地视为一个整体而征收的不动产税，相当于现行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第二，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扩大，不仅对工商业房地产进行征收，而且将个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第三，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不同于现行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现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按照房产原值扣除一定比例计算，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是按照土地使用面积计算。现行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导致的问题是税收和房地产价格出现严重背离，尤其体现在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城市，政府通过税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能力下降。因此，房地产税的改革方向将是“按照评估值征收”。第四，房地产税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进行征税，在此不涉及房地产的建设环节和交易环节。

那么，为什么生活中人们往往更加关注房产税的改革，而忽视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房子是用来住的”是党和国家的住房政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置业观念也赋予了住房特殊的社会属性。如果开征房地产税，普通老百姓最关心是否设定人均免税面积、是否对家庭购买的首套住房免税等与房产有关的涉税事项。二是从广义上来说，土地是一种财产，对土地课税在国外属于财产税。但是，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城镇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单位和个人对占用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因此，现行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实质上是对占用土地资源的课税，属于准财产税，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财产税。要想把现行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房地产税，在立法角度上也需要破解一些难题。基于此，城镇土地使用税似乎离人们遥远了一些，受关注的程度自然而然就小了许多。

因此，加快房地产税制改革，应包含或者至少包含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相关政策。

二、评述我国房地产税发展历程

（一）历史上的房地产税

我国对房地产的课税，历史悠久，最早的房地产税可以追溯到周朝，古籍《礼记·王制》中就有：“廛(chán)，市物邸舍，税其舍而不税物”的记载。自周朝以来，中国曾经多次开征专门针对房产的税且有多种称呼。例如，唐朝时的“间架税”，当时唐朝仅将其视为缓解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五代十国和宋朝时的“屋税”，五代十国时将其作为一种杂税，宋朝时则将其视为一种辅助性财政收入。清代房产税纷繁复杂且名称多变，江南地区叫“廊钞”、“棚租”，北京叫“檀输税”，直至乾隆年间，才逐渐废止。民国时期，北京和上海也曾在短时间内开征过房捐等。这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以房产为课征对象的房产税。

（二）我国房地产税制评述

我国现行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是依据国务院在1986年9月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停条例》及1988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对房屋和土地分别征收。当前，这两个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房产税的征税对象过窄，房产税把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等房产作为征税的对象，而将房产的原值或者房产的租金收入作为计税依据，并将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即个人住房）予以免税，可见房产税的征税对象只限于营业用房产；二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主要是企业和单位，与房产税一样基本上不直接涉及居民个人，再加上其按照占用土地面积从量课税，与物价之间缺乏联动调整机制，不利于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无法通过该项税收调控房地产价格，调节社会贫富差距。

三、国外房地产税制比较和经验借鉴

鉴于美国、德国、新加坡的房地产税资料比较翔实，专家学者们对其房地产税的税制要素均进行了详细研究与论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从课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和税收优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期能为我国房地产税改革建言献策。

（一）国外房地产税制要素比较

1、征税对象和纳税人比较分析

美国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居民住宅，纳税人为拥有房地产的自然人和法人，包括住宅所有者、住宅出租者，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种，其收入的95%以上由地方政府征收。

德国是土地私有制国家，对拥有土地的自然人、法人征收土地税；对用于出售的房地产征收房地产税和不动产交易税。纳税人为土地所有者及房屋所有者。

新加坡对所有房地产均征收物业税，物业税属于一般财产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土地、房屋以及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纳税人是土地、房屋以及其他建筑物等不动产的所有人。

2、计税依据和税率比较分析

美国房地产税以房地产核定价值作为计税依据，房地产核定价值由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与税收征管分开管理。不同州采用了不同的房地产价值评估办法，如新泽西州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估依据，纽约州以房地产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作为评估依据。美国房地产税税率的设定较为灵活，主要根据地方政府预算需要确定，用预算应征收的房地产税金额除以当年所有应缴税房地产核定价值计算当年的房地产税税率。

德国土地税计税依据土地登记的状态和价值确定，一年一缴；房地产税按照用于出售的房地产评估价值的1%至5%征税；不动产交易税按照房地产交易价格的2%至3.5%征税。其中，对土地和房地产价值的评估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并实行“指导价”制度，只允许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在“指导价”的合理区间浮动。

新加坡房地产的计税依据为房屋年价值，房屋年价值用年租金来衡量，由国内税务局对房地产年租金进行综合评估，对自住型房地产征收4%的物业税，对其他类型房地产征收10%物业税。

3、税收优惠比较分析

美国一是通过减少税基或者低估财产价值对自住房屋税收进行减免；二是允许房地产税超过一定限额的纳税人从州政府得到个人所得税抵免或现金补偿。

德国房地产税对居民住宅与其他买卖和经营性质的土地、房屋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对自有自住的房屋不缴纳房地产税，只缴纳房屋所在的土地税；对参加住房储蓄的纳税人给与奖励；对自建房和购房的纳税人提供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新加坡一是对不同类型的房地产采取不同的税率，对购买自住型、小户型房地产的纳税人实行较低的税率，对投资性质及改善型的购房人实行较高的税率；二是采取累进制税率，对富人征税更多的税收。

（二）国外房地产税制经验借鉴

房地产税制体系完整，征税范围广。对房地产取得、保有和转让环节都设有税种，并且主要以保有环节的税收为主，对保有环节征税较高的税收能够提高房屋、土地的使用率和流动性。征税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房地产，房地产税征税范围广、税源稳定使得房地产税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计税依据明确，税率设置灵活。房地产税的计税依据统一，有专门的机构对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按照房地产评估价值计税，评估价值随着经济增长提高，相应税收随之增加，起到调节房地产价格的作用。税率灵活，通过设置层次丰富的税率，使低收入者等群体纳税更少，高收入者等群体纳税更多。

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制度较为完善。一是建立了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健全的房地产产权登记和公开查阅制度减少了房地产私下交易，提高了房地产税制的有效性；二是完善的房地产评估制度，有独立的机构评估房地产价值，并具备标准化的房地产评估理论和方法，能够客观、公正地对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

实行多项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各国都设置了专门针对自住型购房者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自住型住房购买，如美国对自住型住房进行减免税，另外房地产税超过一定数额的纳税人可以从州政府得到相应的个人所得税抵免或者现金补偿。

四、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建议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完善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建议。

（一）合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我国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但房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房价和地价更是紧密相连，而且地占主要比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税制，将按市场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更无法清晰区分房价和地价。另外，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从量计征，存在背离土地价值、有违税负公平的问题。因此，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征税，以利简化税制，体现公平税负，保证地方税收收入，进一步完善我国现代财税制度。

（二）以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

我国现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有两种：一是采用房屋原值，另一是采用租金价值。而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的是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有研究表明，各国房地产计税依据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出于社会和政治的考虑。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房产价值差异较大。因此，在决定我国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时，既要考虑时代性，又要重视我国的地域性。从我国开征房地产税的初衷和实际可操作性看，以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比较合适。但在实际征税时，对每一应税房地产对照统一评定的不同等级的土地市值，不同建筑的房产市值，再核算综合市场评估值，核定计税依据予以征税。

（三）全面推进房产登记和信息互联制度

房产和个人的相关涉税信息的情况掌握要依靠完善的税源登记制度和第三方信息采集报送制度，然而目前房产信息登记存在信息不准确、信息更新不及时的情况。因此要建立健全房地产产权登记制度，在我国国土资源部门的房地产管理机构的信息资料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和房屋产权登记情况的普查，对全国范围内的各类房地产情况进行全面清查登记。

第四篇：十二五财税制改革思路

十二五期间财税制度改革框架

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我们在成功地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最近在宏观政策方面的重要变化就是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但中央的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上透露了明确的信息，财政政策还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意味着财政政策还要带有一定程度的扩张特征，原因至少有四个方面。

第一，前两年实施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期 间已经开工和完成大量的项目，显然还需要安排一些后续的配套政策资金。比如4万亿里有4700亿是保障房建设，是从棚户区改造开始，一直到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在棚户区改造之后，住房条件明显改进，居民住进了多层居民楼，实际上后面往往会碰到一个集中供热供暖的配套设施建设问题。我们过去在东北棚户区改造已经碰到这样的问题。现在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扩张力度，也就意味着可以安排更多资金做这部分急需配套的事情。集中供热供暖在很多城市需要做系统化，对原有的厂、房、管的改造。

第二，现在政府在改进民生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进一步有所宽松，也是多安排一些财力。这些财力在概念上都是要增加有效供给，改进民生和进一步从环境基本条件方面保障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

第三，财政政策保持一定扩张的必要性是我们国家现在物价上涨的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抽紧银根显然要应对现在通胀预期管理的需要，物价在明显继续往上攀升。我们国家的CPI涨价主要的因素就来自于两项，一项是食品价格，它要占到75%左右。另外一项是房价，房价的上升在10月份的分析里占10%以上。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下一个赤字的规模还是需要在预算里面合理安排。我不认为赤字还要怎么明显提升，但是也不应该大幅度的削减。特别是地方债现在应该继续发行，在没有别的调节经济政策情况下，可以采取财政部代理发行的方式，但是它显然是以后有望越来越多的去替代和置换规范程度不高的地方隐性负债的一个阳光形式，它符合配套改革的方向。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框架之下，我们也得有一个前瞻性的考虑，财政政策并不是说就这样一路进行下去。随着经济生活进一步变化，从逻辑上说，这个演变趋势，财政政策也会回归稳健，一定会采取我们上一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淡出的方式。一开始有关部门并不会正面宣布财政政策怎么样转型，而是要把这个淡出做到一定火候才会正式宣布财政政策回归稳健，这是一个粗线条的政策。

这样一些政策调控显然是争取在我们宏观调控既注重需求管理的同时，又注意供给管理，结合中国的特点，结合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的要求，又要配合货币政策，有保有压，这样实行宏观政策转型比较平稳、比较合理。

二、对“十二五”财税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财政体制

我们现在制度基础应该肯定，是在1994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分税分级财政配套改革框架之上，一步一步发展而来。1994年的改革是在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确定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顺理成章的改革，它也是在当时财政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特别是中央财政已经过不下去日子这种困难之下逼出来的改革。在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的格局里，中央财政曾经三次向中央借款，借了款还非常没有面子的赖账，再随后宣布不还了，借的钱还要调整基数。即使是这样，中央财政仍然是捉襟见肘，如果那个时候不进行体系化的改革，财政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改革正面评价应该是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政府和企业之间不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处理他们的经济关系，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方税交地方税，企业税后留利企业自主分配，这是前所未有的，刷出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公平竞争的一条起跑线。

另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一个没有所谓体制中心的状态，不再考虑定一个什么办法三年五年不变，就是不断变化分税制。但是这个改革由于种种条件制约，现在一些矛盾在积累过程中，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我们在肯定正面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现在社会方方面面对财税体制批评和指责不断，比如地方政府职能不到位、土地财政特征明显等等，很多人说这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力匮乏所造成的，是分税制带来的问题。这个判断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你要具体了解一下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省以下并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省以下四级被称为地方，地方总体而言没有进入分税制状态，而是仍然集中于五花八门复杂讨价还价非常浓厚的分成制和包干制。这种情况之下，你说现在碰到的这些问题是分税制之过，板子完全打错了地方，而且方向也完全错了。如果真正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方向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在1994年基本制度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研讨怎么样把分税制在省以下现在实际上得不到落实的状态转变为可以落实，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我们的财政困难这些年有所缓解，但是没有得到真正长治久安的解决。我们最近和资源约束紧密相关的不动产这方面它的矛盾成为热点，实际上也是表明了这种深化改革已经时不我待，需要理顺体制，增加有效配置供给。这些里面复杂的原因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但是要指出分税分级理所当然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地方税体系。另外，在五级框架之下，真正贯彻到地方基层的分税制无解，早应该形成这样一个结论。出路何在？应该是考虑怎么样扁平化。我们要在战略思维的高度上寻求可行的深化改革的方案。面对“十二五”，中央在文件里和一些信息渠道上，已经明确地强调了在总体的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深化改革方面财税要有一系列的动作。

首先在改革的复杂性上，应该说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实际上现在所有的财税问题都不是简单的一个部门的问题，不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一定会联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当然只能是渐进改革，渐进改革的同时要注重配套。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为切入点，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可行性。当然还要解决它的一些具体的复杂问题。财政部已经有了时间表，2012年除了民族地区之外，省直管县的改革在中国要全覆盖。另外，乡财县管已经推进到所谓乡镇综合改革，我们认为这两个层面的改革所形成的扁平化改革的结果就是把地方四个层级实际上扁平化到省市(县)两个层级，加上中央以后就是三级框架。这样我们可以在扁平

化的改革中间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体制。三个层级都应该贯彻的原则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合理配置事权，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五级我们过去苦苦探寻，没有结果。三级现在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个方案相对容易形成。关键是形成公共财政建设所要求的现代意义的预算，三级中每一级都要有这样的预算，财政部的领导已经说，它的现实形态应该是一个预算体系，公共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上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当然在一些地方实践里还有更丰富的预算形式。这些相对独立的预算业务紧密的相互协调，形成一个公共财政的带有现代意义的机制，它所追求的载体，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公共资源配置里公开透明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都要最后落实到现代意义的预算上面。当然还要跟上一级产权和一级举债权，产权问题十六大已经充分解决，建立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人格化的代表，盯着这个产权。举债权我认为2009年和2010年，地方债登堂入室，已经预示着这个框架前所未有的清晰了。再加上合理和有利于中央和省级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以及辅助性的横向转移支付，地方基层的困难实际上就可以得到一个治本的解决。在整个财税体制的框架上，需要按照这个方向积极往前推。

（二）地方税体系

地方税体系，怎么形成重要的支柱。显然我们现在要特别注重两大支柱的构建，一个就是房地产调控新政。另外还有一个资源税，它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在房产税和资源税这两方面我们有望构成中国地方税的支柱。一般的地区在地方都有房产税作为自己的支柱。但是西部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在新疆只有乌鲁木齐这样的中心城市房产税能够支撑它的收入，更广阔的地区不会像沿海地区那样有丰富的税源。那么恰恰在新疆和西部，工商业不发达，但是他们是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税可以给他们提供强有力的地方的支柱财源、税源，这样中国西部、中部有以这两个税为主的形成地方税的支柱财源。

在这里面还想强调，一个是中央文件已经明确提出下一阶段增值税的扩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事项，它会使我们在结构性减税这方面又迈出一大步，减少第三产业经营主体的税负，鼓励我们产业的升级换代，鼓励第三产业。但是具体怎么掌握，我们认为可能要到地方政府现在没有形成象样的地方税体系，如果没有地方税支柱，前面所说到的房产税和资源税成型的这样一个支柱财源打造的过程，现在把地方维系它吃饭的营业税，以中央拿大头的增值税来覆盖，会引出很多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矛盾。可能比较合理的方案是一开始小步渐进，一方面支柱成型之后，在后面跟随着把增值税扩维的事情更比较有力度地做出来，这是一个相对平稳的考虑。

我认为坚决不能够接受某些同志提议的把分税制肢解的思路。比如中央和省维系分税制框架，省以下干脆宣布不搞分税制，或者所谓农业区域不搞分税制，非农区域搞分税制。怎么区分非农业区和农业区，只要敢在分成比例上做个别的调整，很可能整个体系框架就垮台。比如青海，我要让我的财税与事权相匹配，中央拿的75%的增值税，就是在青海减少份额，中央敢答应青海，后面会有什么情况？比如说贵州马上会说，我的人均财力比青海还低，这是实际情况，你应该把我这个提高到50%，中央敢给贵州50%，西藏、新疆会有什么要求？这儿要70%、80%。你敢给西部这些地方区别对待，东部会一拥而起，我们也有很多困难、很多发展要求，我们也要区别对待。意味着1994年的制度框架会轰然倒塌，我们又回到一省一地讨价还价，这是绝对不能走的，我作为研究者非常鲜明有这样一个态度。分税制一定要从中央到省到市县贯穿在中国统一市场里，分税制必须全部覆盖，但是具体的问题允许渐进解决。

（三）税制改革的顺序

在税改的顺序上，从资源税这方面要抓住不放，新疆已经先行先动，近中期要争取解决房地产税框架问题。在中期应该在社保税和环境税方面形成框架，个人所得税要找到合理方案加快推进，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降低低端税率，适当增加高端税率，特别强调增加高端工薪收入。如果你光是讲工薪收入，简单的什么条件都提高，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好、很坏的结果。虽然社会上现在媒体动不动在这方面表达不满，一定要提高工薪收入。现在大家想一想，光是提高起征点，原来75%的工薪阶层已经不纳税，中国所有的农村区域不纳税，提高起征点，对这些真正需要得到扶助的人一分钱得不到好处。剩下只有30%，仍然交税的人，他们改变，这30%几的低端减少的税负就是每个人几块钱、十几块钱一个月。高端像唐骏这样的打工皇帝，可能年薪是千万元计，他要减少多少税？哪个政策设计者会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调整的结果？很显然，不能很简单局限于所谓起征点的考虑。要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争取形成综合，这样真正需要高端的人更多支付。

（四）增值税改革的思路

1.发展演变

2.征税范围扩大后的效应分析

3.转型的过程

（五）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制度设计

1.老主线要继续：800——1600——2000——3000？

2.新主线要出台：税率制度重新设计

3.远期改革设想：以家庭为单位，按所的计算，多退少补

第五篇：关于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地方税制度的思考

摘要：

我国现行地方税体系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建立起来的，新税制实施10多年来，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强化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调动地方政府生财聚财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地方税制在实践运行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地方税制建设进度明显落后于中央税制建设，影响了整个税制体系的完善和总体功能的发挥，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税体系已迫在眉睫。

关键字：地方税；地方税体系；收入规模；税权

正文：

一、现行地方税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地方税大多是收入不稳、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地方税概念模糊不清，主体税种不明确，使地方税制的建设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不仅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相称，而且使地方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过小。同时由于地方税制改革进程长期滞后，影响了地方税收入规模的扩大，导致国家税制整体结构不合理。

（一）、地方税主体税种缺失，地方税税种改革不到位。目前占地方税收入前三位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均不是纯粹的地方税，而是具有共享税性质的税种，真正属于地方税性质的都是零散的小税种。地方税体系中主体税种的缺失，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理财、聚财的积极性，不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也不利于地方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二）、财政分配体制不稳定，地方税体系不完整。分税制财政体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又将地方税中的所得税收入一部分划归为中央收入。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地方税制的三大主体税种，构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为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过多考虑中央集权的需要，中央把储蓄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收入后，2002年又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调整为共享税，通过几次分配体制的调整，原已相对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受到了冲击，而新的地方税体系尚不清晰。因此当前地方税体系中缺乏对地方财力具有决定性影响且长期稳定的主体税种，是地方税制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三）、地方税管理权限过于集中，影响了地方税体系建设改革进程。实行分税制后，虽然划分了中央税、共享税、地方税，但立法权、征免权、解释权等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仅有征收管理权使得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明显不足，造成现实中税费齐举、征收无序的不良状况。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仅对少量税种有实施细则的制定权和税目、税率调整权，以及个别税种的减免权，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不能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及财力无法因地制宜的发挥税收杠杆的调控作用。这种高度集权的税权管理模式很难与我国各地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状况相适应，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运行，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的手脚。

（四）、地方税征管领域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国地税的机构分设导致征收效率不高。分税制改革建立了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征管系统，并明确规定国税系统负责征收中央税和共享税，地税系统负责征收地方税。国地税的分设，调动了地方政府征收和管理的积极性，堵塞了税收流失的漏洞，但是我们也看到国地税的分设在地方税征管权限的划分上存在诸多的问题，加大了税收征管成本，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降低了税收征管效率，不利于税收征管制度的优化，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从税款征收权来看，国税局与地税局的征管权限交叉，部分属于地方税的收入由国税局代征，地税部门对属于自己的收入不能充分行使管辖权，不能有效掌握其税源，容易导致税收流失。因此，分税制的关键并不是机构的分设，分税才是它的基础。

二、完善地方税制建设的具体设想

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我国地方税制改革成为了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我国建立规范的分税制财税体制的必然要求和核心问题。十七大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这些重要论述为我国地方税制的改革的设想指明了方向。

（一）、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确立地方主体税种。要完善地方税制必须完善分税制，离开分税制这一前提谈地方税制的建设是不现实的。要本着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财政的可控财力，在保证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统一的前提下，坚持实行稳定而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同时要确立地方主体税种，确保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比较稳定的可持续增长财源。而选择地方主体税种是实现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的关键，也是完善地方税制的客观要求。近期从收入的规模来看，如不作结构上的调整，应以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这两个税种在目前属于税基广、税源充足、税制规范的税种，可以更好地实现收入和调节功能。从长远角度考虑，资源税、将来开征的燃油税、费改税后的社会保障税、未来推行的物业税以及探讨中的环境税则应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骨干”。

（二）、调整和改革现有地方税种，优化地方税种结构。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划分税种，使地方税税种名实相符。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调整营业税，将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纳入征税范围，从制度上扩大税基，在确保营业税税基不受侵蚀的前提下，对涉及混合销售的经营行为加以明确界定，从政策上划清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的界限，力求避免混税、混级现象的发生；同时，不再以行业与财政利益的归属界定收入的归属。对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应划归地方固定收入，使营业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税种。

2.统一内外有别的地方税制，将所有的地方税种均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统一内外资企业房产税，对外资企业开征城建税，进一步消除“超国民待遇”，促进企业公平竞争。合并现行车船使用税和车船牌照税，建立新的内外资统一适用的车船使用税。

3，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要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实际征收额改为销售额和营业额，使其成为独立税种。

4、有步骤地推进资源税改革，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提高资源税征税标准，并使资源税由目前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稳步提高资源税税负，促进地方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得到相应的环境补偿。

（三）、在合理划分事权基础上，实行适度分权型的模式。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是必要的，但要赋予省级地方政府以较大的地方税执法裁量权。中央在地方税种立法时，在对税率高低、开征、停征、加征减免等方面，要给省级地方政府留出一定的空间，以增强税制对区域、时效上的适应性。为防止地方政府税收施政不当，国家税收主管部门可对各级地方政府税收执法裁量权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干预，以保证各税种的立法精神在全国得到贯彻落实。

（四）、加强国地税的协调与合作。第一，建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税收征管体系，把税收征管的全过程都纳入信息管理的范畴，国地税联网运行，信息共享。第二，建立国地税工作联系制度，定期进行资料的传递和交换，明确传递和交换的内容和形式。第三，解决国税与地税部门在征管权限和征管范围上的交叉问题。本着“分权、分税、分征、分管”的原则，对确需由国税部门代征的少数地税征管业务，尽可能不要采用模糊而缺乏约束力的协商方式，而是要明确代理者应承但的责任并采取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第四，从长远来看，可考虑国地税的合并，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人纳税遵从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纳税人依法纳税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

综上所述，当前完善我国地方税制的关键是要在制度约束的前提下，构建一个主体税种突出，税制体系完善的地方税制体系，按照事权与税权有机结合的原则，逐步优化中央和地方税制结构，合理划分税种，进一步规范财政收入制度，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效能的地方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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