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第一篇：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论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分析个人所得税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费用扣除

税率结构

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纯所得（净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个税种。所谓纯所得是指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收入总额扣除为取得收入所需费用后的余额。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为国家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二是调控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广大的群众，关系着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利益，制度是否完善与我们息息相关。个人所得税作为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重要经济杠杆，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社会成员分配的重要工具。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

个人所得税自1799 年在英国创立以来，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一个税种。为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在198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开征个人所得税。当时的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是相当高的，实际上难以起到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因此，个人所得税在1986 年后就成为对在中国的外籍人员征收的一种涉外税收，而对中国国内公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则按国务院颁布了《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执行。1986年1月，国务院对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也单独立法征收所得税，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体户成为了当时的纳税主体。因此，当时形成了个人所得税三税并存的格局。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将个人所得税三税合一，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使得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次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个人所得税应税项目的设计更趋合理。从1999 年10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利息开征利息所得税，使个人所得税正式进入我国人民的生活。在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纳税义务人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将从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600元；2005年12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也予以公布。

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第三次修正后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暴露出了不少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一)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度，税收负担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办法，所谓分类所得税制度就是将纳税人各种所得按照收入性质划分为若干类，对不同类别的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算征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可节省稽征费用，具有简单、透明的特点；缺点是各类收入所使用的税率不同，造成纳税人实际税负不公平的问题日益显现，而且这种税制模式已经落后于国际惯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分类所得税制难以体现公平原则。相同收入额的纳税人会因为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项目)不同，或来源于同类型的收入次数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这就产生了横向不公平；不同收入的纳税人，由于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扣除额、税率、优惠政策，甚至同类型收入由于次数不同也会使这些因素改变，而出现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从而产生纵向不公平。此外，不同类型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不同，分为月、年和次，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使课税带有随意性。

（2）分类所得税制造成巨大的避税空间。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可以使一些收入来源多的高收入者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办法避税，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在总体上难以实现税负公平。而且，各级税务机关在征管中往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认定每项收入为哪个应税项目，但仍存在收入项目定性不准确或难以定性的困难，一方面由此引起的税务争议案逐年增加，严重影响了征管效率；另一方面实际操作的弹性也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和公开性，导致税收征管产生漏洞，导致大量税收流失。

(二)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

个人所得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应对净所得课税。扣除项目及扣除额的确定，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筹集，因此费用扣除是个人所得税法制建设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费用扣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本费用，即纳税人为了取得该项收入所必须支付的费用。扣除这部分费用体现了“纯益”原则，其扣除形式多采用按实扣除或限额内列支的方式，并且只允许扣除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正常的和必要的费用；二是生计费用，它是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生存和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最低费用，是扣除制度的核心内容。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这种费用扣除的方法虽然简单明了，具有透明度高、便于税款计算和征管的特点，但是存在照顾不到纳税人具体情况的弊端。现行的费用扣除没有区分成本费用和生计费用，而且不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家庭总收入及年龄等因素，也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与价格水平、纳税人的具体负担、地区个人收入差距等不同情况，一律实行定额或定率扣除，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容易造成税负不公平。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各自提高费用扣除额，不但起不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会加大不同地区收入差距，形成税收逆向调节，既影响了全国税法的统一性，也有失税收公平。此外，现有所得税制中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也未予以清晰表述，而是一般来说，对所得税应进行所得的生产成本、个人基本扣除、受抚养扣除、个人特许扣除、鼓励性再分配扣除等五项扣除标准。因此，费用扣除标准的差异化、指数化和纳税单位的确定应是今后税制改革要重点予以解决的问题。（三)税率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以工薪收入所使用的税率为例，高达45％的边际税率，既不利于奖勤罚懒，也不利于体现公平效率原则。劳务报酬加成征收后边际税率为40％，本来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税收待遇却不一样，一方面违背了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而且这种规定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实际上也极易产生累进税率的累退性。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属于“劳动型所得”的工资薪金收入个人所得税率为5% ～45%，属于“半劳动型所得”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为5%～35%，而属于“非劳动型所得”的利息收入和偶然所得收入的税率仅20%，资本性的收入税率低于劳务性的税率，具有明显的歧视劳动重资本的倾向，明显与国家的分配原则相悖。

结合我国实际的薪金水平，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纳税人只适用于5％和10％两档税率，20％以上的另六档税率形同虚设，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主体部分落在了一般工薪阶层身上，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剧了税负的纵向不公，而且一定程度上反会促使纳税人设法逃避、隐匿应税所得。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思路(一)建立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目前世界上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扣除法定减免和项目的数额后，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它的特点是将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不分类别，统一课税。这种税制的优点是税负公平、扣除合理，能够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能考虑到纳税人个人经济情况和家庭负担等给予减免照顾。但它的课征手续复杂，征收费用较高，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且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结合。其主要的优点在于，它坚持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又坚持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减少偷漏税方面的优点，是一种较好的所得税制。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也应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才能与国际接轨。

按照分类综合的课税模式，首先可以考虑将各类应税所得分类合并计征，对部分应税、免税项目予以调整。例如，将工薪收入、劳务收入等收入合并，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其次，针对多头收入的情况，逐步扩大课税范围。除了将一些过去出于优惠政策鼓励而尚未征税的项目(如证券所得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纳入征税范围之外，其他很多额外收入或福利项目也应纳入课税范围，比如，个人取得的额外福利、投资收益、各种补贴、津贴、奖金和实物福利。另外，对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继续分类课税。这样做，既有利于解决税收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实现税制的公平和效率。

不过，实施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只是现阶段的选择，从公平税负、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出发，完全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应该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只有逐步向综合税制迈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收公平的问题，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由于目前我国对税源控管难度大、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个税制还很难从分类个税制一步过渡到综合个税制，应按循序渐进、由分类税制→分类综合税制→综合税制的过程，宜将现行的分类税制过渡到综合分类税制模式。我国政府已经明确，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现阶段目标为分类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二)采用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

对个人所得税中的合理费用项目予以扣除是世界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由于各国个人所得税制不同，其相应的扣除项目和标准有所不同。对于综合征收的扣除，应该与实际费用负担联系起来。税收的重点应着眼于中高收入者，适当照顾弱势群体。应合理估计城镇居民实际生活支出水平，考虑根据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赡(抚)养人口多少、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生计费用扣除额，按照“量能负担”的原则，所得多者多缴税，所得少者少缴税，体现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政策精神。此外，费用扣除要体现政策原则，即费用扣除应体现我国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比如对抚养独生子女的给予一定扣除额，对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纳税人可给予较多生计费用扣除。除了基本扣除外，还有其他一些扣除也应考虑，如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住房保险金。向政府、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的部分可以继续扣除。要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弹性，扣除额应考虑物价等因素做适当的调整。(三)优化税率结构

按照国际惯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及税率结构也应该朝着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这一趋势发展，同时要考虑我国的当前收入分配情况，更多的强调其调节功能。

税率是税法所规定的应纳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比例，税率是计算税额的尺度，是国家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杠杆，它可以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调节不同经济成分的利益关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就降低税率来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二是纳税档次的减少。降低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适当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经营所得的税率。同时低边际税率和削减税率档次，还可以促进消费，提高消费水平。此外，对劳动所得和资本、经营所得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对资本收入和经营收入不再较劳动收入有较大的区别和优惠。保证照顾低收入者，使其降低税负，同时对高收入者可适当增加税负，以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结束语

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高收入者适当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这对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对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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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欣．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J]．甘肃农业，2006，(1)． [7] 李嘉明 王延省．个人所得税改革遗留问题探讨[J]．特区经济，2007，（4）．

第二篇：从居民收入看个人所得税制改革

从居民收入看个人所得税制改革

内容提要: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和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未根本到位是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的重要因素。应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诸如提高免征额、改变费用扣除标准、扩大征收范围、调整税率与级距等，遏制贫富两极分化，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健康运行。

[关键词]居民收入；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累进税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从1978～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由134元增长到2250元，增长了16.7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316元增长到6200元，增长了19.6倍。在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的同时，居民储蓄存款更是大幅度增加。1978年居民储蓄额为210.6亿元，人均不到22元，2000年底已达到64700亿元，人均5082元，增长了231倍。尽管形势喜人，但我国当前依然处于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状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未根本到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体现在多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偏低。由国家统计部门调查得知，1978年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比率为1：2.36，2000年为1：3.53.根据基尼系数的测算，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之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状态越趋于平均。一般经验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基尼系数在0.2～0.3时，为相对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时，较为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5时，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原来的阶级分析已不复存在，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就企业家和下岗职工两个阶层收入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世界银行报告指出，我国1978年全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说明当时我国个人收入差距较小，到1999年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6，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明显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制约作用。一方面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者，由于其收入增长的限制使之需求增长潜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具有较高支付能力的高收入者，由于消费倾向偏低而减少了现实消费需求。结果难以形成与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消费需求。

2.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由吃、穿为主转向吃、穿、住、行、用并重，在注重物质生活消费的同时，也追求精神生活的消费，既要求消费数量的满足，又要求消费质量的提高。这就使得消费者能够灵活地根据消费对象的情况进行消费时间的选择。如果消费对象在质量和价格上达不到消费者的要求，他们宁愿推迟消费。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1000种主要商品中，供大于求的677种，供求平衡的312种，供不应求的仅11种，且多为专营专卖产品。潜在的农村市场启动不了，农民无力消费。加之现行的消费品大多不适销对路，反映未来消费趋势的消费品质量又不尽如人意，使一部分潜在的消费根本不能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

3.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影响了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的形成。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原则超越了单一的按劳分配，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的积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改革也使得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重迅速膨胀，而非劳动收入的获取是有条件的，诸如选择职业的自由度、占有资产的多少、地理位置的优劣等。由于存在获取非劳动收入条件的差异，从而造成收人的多寡不一。不过这种差距在改革之初并不突出，因为在增加居民收人的同时，由政府或社会承担的一些支出项目并未相应的下放，居民无后顾之忧，使其消费倾向较高，不会产生消费需求不足问题。随着改革深入，原来由政府或社会承担的一些支出项目必然要部分或全部下放给个人，如医疗保险、住房、教育付费等，强化了人们将来支出增加的预期，使消费支出弹性进一步下降。况且我国享受社会保障面太窄，占全国人口约80%的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也使得农民和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

由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为避免引起新的社会震荡，必须当机立断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失为最佳选择之一，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年颁布实施，当时的立法宗旨主要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所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相对较高，我国公民基本达不到纳税标准。伴随居民收入的逐年提高，越来越多的公民跨入纳税人的行列，1994年我国又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法》，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个人所得税制。该税法实施接近8年，有些规定明显时过境迁，必须进一步加以完善。

1.提高免征额。1994年我国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精神是在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当时职工工资收入年平均不足3000元，月平均不足250元，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都与个人所得税无缘。因此，把免征额确定在800元，确实能起到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对免征额未作调整，很难与当前居民收入相匹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职工年均工资收入为9300元，月均780元左右，是1994年的3倍多。这说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已涉及到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事实上，在城市生活的两个职工带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如全部收入在1600元以下，勉强维持日常生活支出尚可，遇到子女上学、购房、医疗等特定开支，难免会捉襟见肘。从征收数额看，来自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额中所占比例较低，这从居民储蓄的统计资料可以间接证明。目前我国20%的高收入者储蓄额占全部居民储蓄的80%以上，继续维持800元的免征额，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意义不大，却加重了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从长远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鉴于此，参照1994年免征额与职工工资收入之比（大约1：3），我认为应把免征额调高为2000元最宜。

2.改变费用扣除方法。目前生计费实行定额扣除法，除造成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偏低外，还存在着扣除内容笼统、扣除标准缺乏弹性等缺陷，既不考虑家庭因素，也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公平原则要求国家在征税时，应使每个人的税收负担水平保持均衡，即所谓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的核心是经济能力处于同一水平的纳税人，应缴纳数额相等的税款；而纵向公平则要求经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款，纳税能力强的多纳，纳税能力差的少纳。我国现行税法把所有应扣除的费用都包含在800元的基数中，表面上达到了横向公平，实际上，由于每一个纳税人所负担的赡养人口不一样，纳税能力不同却实行同样的扣除生计费用后缴纳同等的税款，这样操作的结果虽然简便易行，但很容易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因此应根据家庭结构重新设计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并允许夫妻合并申报纳税。

现行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为依据，不与物价指数挂钩，使税制缺乏应有的弹性。一旦通货膨胀出现，纳税人的名义货币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实际收入并非相应增长甚至会有所减少，如果费用扣除未作及时调整，使个人所得税产生“档次爬升”，必然会加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由于我国近年来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已连续7次下调利率并调低法定准备金率，使流通中货币量偏多。我认为，只要货币流通量超过货币需要量，过多的货币必然追逐过少的商品，如果不采取得力的措施，未来的通货膨胀势不可免。回顾我国20多年改革的历程，通货膨胀始终是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因此，为规范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消除物价指数变动对税负的影响，应该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所谓“指数化”就是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费用与物价指数挂钩，根据物价变动状况，定期调整扣除数额，从而消除物价指数变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保证税收负担水平相对稳定。

3.扩大适用范围。现行税法名义上规定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都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实际上对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近10亿人并未征收个人所得税，仅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较早，经济作物种植业、养殖业发展较快的地区，高收入者已占相当比重，说明现行农业税制不足以充分调节其收入水平，需要以个人所得税进行有效补充。对农业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并未超越个人所得税立法精神，完全符合该法中有关纳税人的规定。由于个人所得税设置了免征额，可以将大多数农民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不会增加农民整体的税收负担。

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再逐步扩大税基。现阶段对高收入者的重点调节比对中低收入者的普遍调节更为重要。但拓宽税基扩大征收面将成为个人所得税今后迅速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4.调整税率和级距。税率设计是个人所得税发挥调节功能的核心，累进税率最能体现量力负担原则。目前我国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三个税目都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前者采用九档，最高税率为45%，后两者采用五档，最高税率为35%.相比较而言，前者的级距过多，一些边际税率形同虚设，如最高一级为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上部分，适用税率为45%，实际上，每月应纳税所得额高于10万元的人凤毛麟角，由此征收的税款比重极低。这种做法与国际上流行的“宽税基、低税率、少级距”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使我国个人所得税与国际惯例相衔接，应把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合并，各项综合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税。废除工资薪金所得按月计征办法，一律改为按年计征、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办法。具体设想见下表：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

│ 级 数 │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 税率（%）

│ 速算扣除数（元）

│

├────┼──────────┼───────┼─────────┤

│

1│ 不超过10000元的│

5│

O

│

├────┼──────────┼───────┼─────────┤

│

2│ 10000-20000元

│

│

500

│

├────┼──────────┼───────┼─────────┤

│

3│ 20000-40000元

│

│

2500

│

├────┼──────────┼───────┼─────────┤

│

4│ 40000-60000元

│

│

6500

│

├────┼──────────┼───────┼─────────┤

│

5│ 超过60000元的 │

│

9500

│

└────┴──────────┴───────┴─────────┘

注：本表所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以每年收入额扣除免征额（2000元×12=24000元）或有关费用后的余额。

这样计算出的最高档应纳所得税额为60000×35%-9500=11500（元），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率为11500/60000×100%=19.67%.它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劳务报酬所得适用20%的税率基本一致，体现了对劳动所得征税的平等性。对过高收入者我们可以通过征收遗产税再做第二次调节，也可以实行加成征收，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分配。

5.探索新的征管措施。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个人申报和代扣代缴相结合，并以代扣代缴为主的征收办法。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对不按规定履行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应负哪些法律责任，致使其制约机制软化。扣缴义务人普遍缺乏自觉履行扣缴义务的意识，有的甚至帮助纳税人逃税，导致税款流失。特别是我国现阶段现金管理制度松驰，原制定的现金管理办法名存实亡，对现金的提取几乎起不到任何限制作用。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现金交易，有的单位干脆将部分现金不记现金账，给税款的追缴带来极大困难。因此，首先，要抓紧源泉扣缴制度的落实。在税法中明确规定代扣代缴义务人应付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可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抽查，如发现其未履行应付的法律责任，必须从重处罚。当然，为了调动代扣代缴单位的积极性，可适当提高代扣代缴手续费标准，以资鼓励。其次，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建立个人所得税税号制度。每个纳税人的税号编码像身份证一样将伴随其终生。通过税号，健全个人税务档案，所有的纳税情况均列入其中，有关税款的资料一目了然。第三，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和个人支票制。个人与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往来时，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使用真实姓名。个人的一切收入都要经过银行账户，减少现金在金融机构的体外循环，使银行账户真正成为税务部门了解个人当期收入的主渠道，进而判断其收入是否完整。第四，加大对偷逃个人所得税的打击力度，不断优化纳税环境。要使纳税人自觉纳税，必须有相应的利益约束机制，严管重罚是促使纳税人自觉纳税的重要保证。所以要求税务部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要时，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冻结纳税人的账户，封存、拍卖纳税人的财产等，以提高纳税人偷逃税款的风险成本。

通过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既能有效地防止财产过多地向高收入者集聚，又能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大大地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能刺激一部分中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启动我国的消费品市场，使国民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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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建议

[摘要]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今我国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明显偏低（2001年1.5万多亿元税收中个人所得税估计不到1千亿元）。因此，在今后5至10年中我们应逐步改革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使个人所得税逐步成为主体税种。具体建议如下：

1、把个人所得税真正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2、尽可能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免征减征项目，争取收入面前人人平等，实现公平纳税。

3、简化并优化个人所得税制，降低征税成本，协调各方利益。

综观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其在税制上有这样的特点：9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个人所得税是中央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香港学者薛天栋20年前对这一特点作过理论解释。他认为，与间接税相比，直接税不可转嫁，更能反映税之本质；与其他直接税相比，个人所得税更能兼顾公平与效率，“最值得推举”（薛天栋，现代西方财政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P73—P78，P116—P120）。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今我国财政收入中个人所得税明显偏低（2001年1.5万多亿元税收中个人所得税估计不到1千亿元）。因此，在今后5至10年中我们应逐步改革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使个人所得税逐步成为主体税种。具体建议如下：

1、把个人所得税真正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本文完稿之时已得知，国务院已决定所得税实行分享体制。其中个人所得税2002年由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2003年由中央与地方**分成，2004年及以后另定），逐步使大多数人都成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这是主体税种的两个基本特点。可采取如下操作措施。

①把个人所得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后，把由地税机关征收改为由地税与国税共同征收或逐步由国税单独征收。这样，对防止逃税漏税作用巨大。因为由地税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公民的跨区流动，其往往鞭长莫及。而由国税介入，则极易查征。这也说明：把房产税列入地方税，而把个人所得税归入中央税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

②为逐步使多数人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就必须要降低税率，既要降低最低税率，又要降低最高税率。这已为历史经验与发展趋向所证明。降低最低税率就可以取消所谓的800元或过高的起征点，不再纠缠于起征点高低的无谓争论。这并不是说没有起征点，只是不要僵化的或过高的起征点，而是以必要的扣除即最低收入（生计费用、社保费用）作为起征点。当今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均是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不是平均收入水平上。我国800元起征点多年前是一个高收入水平，今日仍是一个中等收入，显然偏高，也许再过5年它是合适的。

实际征收个人所得税，首先要除去失业者、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其他所有人的收入则须扣除社会保障等免税支出，之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其最低税率可设为2％（应税所得低于1000元者，2％是一个完全可承受的税率，今后也可提高至5％），当应税所得为1001元至2500元时，边际税率可为6％，2500元至5000元时，边际税率可为10％；5001元至1万元，边际税率可为15％；1万元以上可为20％。这样的税率水平比现行水平要低50％以上。如此，可以逐步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减弱高收入者逃税的动力，减少化整为零的避税。在具体操作上可首先抓住重点人群，如企业家、律师、会计师、明星、高级职称者、科级以上干部等，之后逐步扩大到一般员工。为了稳妥，可以先从大中城市开始，之后推广到县城、镇、发达的乡村。[!--empirenews.page--] 在个人所得税征收面逐步扩大同时，可相机降低增值税率。比如由17％逐步降到5％。增值税率降低必然会增加个人所得，并且可大大减少增值税征收中的偷税、逃税等现象。如此，税收总额不会减少。目前我国每年征收增值税4千多亿元，相当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0％（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千多元，人口在3.5亿左右），因此实现税种结构的逐步优化是可能的。

在笔者草就此文过程中，有报刊发表有关官员的意见，认为个人所得税的800元起征点不仅不取消，而且还要提高。笔者认为，第一，即使目前正在修改的个人所得税法提高起征点，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讨论了，更不意味着今后长期如此；第二，800元起征点不仅不应提高还应降低，理由已如上所述。

2、尽可能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免征减征项目，争取收入面前人人平等，实现公平纳税。

①省部军级以上及外国机构颁发的奖金（包括特聘教授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既不与国际接轨，又不符合情理。据笔者了解，世界最高的科学奖�；�；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只要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均需交纳个人所得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名星在国外所得到的奖金也均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没有免税特权。退一步讲，以奖金级别高来划分是否免税则明显水对低级别奖金的歧视。从税理（累进税率）上讲，级别越高数额越大的奖金越应纳税，因为一则奖金额高，纳一点也并不见其少，二则对国家更应贡献大。不能把纳税看成是一种惩罚。此外，外国机构颁发的奖金不纳税则明显是对国外机构的超国民待遇，是对国内机构的歧视，与WTO的平等原则相背离。

②对存款利息、股票分红、企业债券利息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财政部发行的债券与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也是一种不平等做法，影响了税制的统一性。以笔者之见，如果免税目的是为了鼓励个人购买，不妨采取这样的做法：让利率高一些，同时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此个人不增加负担。这样做不仅是形式变化，更是实质变化，即不同收入之间是平等的，不应有贵贱之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对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干部职工的安家费也应同样处理。

③退休工资、离休工资（包含延长离退休期间的工薪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有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目前相当一部分干部职工的退休工资、离休工资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也超过800元起征点，因此，不征是不合理的。其次，这部分高收入的退休离休干部职工往往在离退休后仍从事有报酬的活动，他们是双份工资。如高级工程师、教授、一级演员、干部等。再次，这部分高收入的离退休者往往负担很轻，既无老人需要赡养，也无子女需要培养，并且他们的身体往往较好，医疗负担也很轻，因此，他们的收入相对于其他老人要高很多。最后，如果所有离退休者均不交纳个人所得税，则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提前退休的增加，我国不纳税的人将越来越多。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与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人口之比不到6比1，即我国成人人口中至少15％是不纳税者（工薪所得税）。如果再考虑到失业者，最低生活保障者、农民、残疾人等，则我国纳税人口比例是相当低的。因此，笔者建议，不管是否退休，其收入均应归入应纳税所得。考虑到尽管今后普及社会保障，但老人毕竟有特别医疗需要，可以针对老人的不同情况，实行全额征缴部分返回的方法。即使不考虑利息收入、资金占用，这样做也绝不是多此一举。[!--empirenews.page--] ④对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中工作的外籍人员与应聘在我国境内单位中工作的外籍专家，在计算其应缴纳税所得额时，不仅按月减除800元费用，还附加减除3200元费用；对外籍人员从外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等免征个人所得税；对来自国际组织的外籍专家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以为这些规定都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笔者不知道，减除费用3200元有何依据？既然在中国拿工资，又在中国生活，为何要减除3200元？减除3200元又能减多少所得税？入乡就应随俗。笔者猜测，在美国办企业的中国人大概是不会扣除3200元以后再征税的。实际上，即使我们鼓励外国人到中国办企业，也不必非拿税收优惠作条件。据笔者了解，这种优惠有时并不能得到外国人的领情，外人往往认为，中国的税收法律如此的不严格、不统一，其制度质量可能不高，结果反而不一定放心地来投资。平等与法制是最重要的。例外与人治是不可取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拿法律作优惠是不合适的。

3、简化并优化个人所得税制，降低征税成本，协调各方利益。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设有11个，即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笔者以为上述内容需要作如下简化修正。

①除去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所得、承包经营所得以外的各项收入基本上都按20％的单一税率进行一刀切式的征收是不公平的，还是应按累进税率处理比较合适。即归并所得项目，可把前8类统一按工薪所得征税。最低税率可设计为2％（月所得低于1000元者），其余边际税率依次为6％（1001元至2500元）、10％（2501元至5000元）、15％（5001元至1万元）、20％（1万元以上）。这样做可避免纳税人化整为零，同时与工薪所得税率相统一。因为，这些收入项目中，有不少与工薪收入本质相当，比如设计、医疗、法律、经纪、稿酬等大都是职业性收入，与偶然所得具有本质的不同。根据目前的征收力量，对重点人群可要求其合并收入累计申报纳税，对非重点人群则主要依靠代扣代缴分次征收，也可实行抽查申报。

②对财产转让所得征收所得税缺乏依据，建议基本取消。因为财产转让是公民财产形态的变化，不存在所得（赚取利润）问题。比如某人有一处房产，其价值在转让前与转让后并不发生变化。这与一般商品的买卖是一样的，即或者得钱失货，或者得货失钱。对财产转让征税反而抑制了商品的流动。现在不转让不交税、一转让就交税，个人岂不是净损失？

财产转让如果要征税就应该采用托宾税原则（反投机）征收托宾税。比如对营利性的不动产转让（如一个月内转让房产一次以上）、股票交易、外汇交易、债券交易、期权期货交易、邮品文物交易等动产交易可以征税。其税率不是按个人所得税率确定，而应按经济稳定状态随机确定。

③对捐赠不仅应从应纳税所得中全额扣除，而且应依据捐赠额的一定比例对其应纳税额实行减征。如此，于国于民均是有利的。[!--empirenews.page--] ④定期累计每个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的累计纳税额，对于累计纳税额比较高的纳税人，应给予负个人所得税，即退税补助（杨青梅，比较税制，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P40）。这样做贯彻了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减轻了避税动力，促进人们多纳税。这样做不仅为国外所采用，而且更适合中国国情。因为目前的中国公民纳税意识较弱，通过这种奖励性手段可以使人们追求终身纳税，这与现行的一些政府给予纳税大户以各种奖励本质上是一致的，但这样做更规范（也可以不叫退税，采取奖金或其他优惠手段。仿照出口还是叫退税更合适）。有人说，纳税本是义务，何来奖励？笔者以为此论差矣。一则比别人多纳税就是为国家多做了贡献，二则我们可以奖励多纳税的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奖励多纳税的个人呢？实际上目前有些地区对消费者索要发票进行抽奖本质上也是退税。

第四篇：对我国进行能源税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目前我国的能源问题不断恶化，能源矛盾日益凸出，这不但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文章借鉴西方国家在能源税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针对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能源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对我国能源税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与能源相关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能源税、能源问题、税制改革

一、我国能源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能源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人们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随着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加深，对能源的需求也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对能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又带来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并已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能源问题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益严峻。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而基本能源消费占到世界总消费量的10%。198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并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中国能源消费量虽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大约为一年0.7吨。与日本的年均4吨和美国的年均8吨相比，还相差甚远。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能源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同时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另一方面，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世界先进国家的60%～80%左右，效率极低。在能源结构上以煤炭为中心，天然气和再生能源在开发利用上很落后。近几年，很多城市出现“电荒”、“煤荒”、“油荒”危机，凸现了我国的能源矛盾。此外，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国内的煤炭资源满足其主要的能源需求，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煤烟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据调查确认，由于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我国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导致国土面积的30%以上有酸雨现象，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14%，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还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新“三高”使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能源形势。

能源问题的不断恶化不但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为了解决能源问题，世界各国无不以政治、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等各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税收手段的运用已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在国外，面向能源的税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税，包括对交通燃料以及其他能源原料所征收的基本税；二是针对能源消费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而征收的环境税，如硫税和碳税等等。欧盟各国、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专门的能源税法，各国利用能源税法，对能源耗费行为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为能源的合理使用提供具体的财税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使能源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尚没有专门的能源税种，与能源使用相关的财税法规大都体现在消费税、增值税以及资源税等税种中，而且只是作为其中的税目来体现。对能源耗费行为的调控，大多还是通过征收排污费的形式进行。而且现行税制中针对节约能源、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再生能源的企业和技术的税收优惠措施几乎是空白，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税收制度在合理开发和利用能源中应发挥的导向作用，以及对环境保护的调控力度。面对日趋严峻的能源状况，针对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能源税收措施存在的严重不足，借鉴西方国家在能源税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适时地对我国能源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与能源相关的税收体系成为必要。

二、进行能源税改革的有效途径

1、调整现行税收制度

（1）调整增值税。为鼓励和扶持再生能源产业，应降低再生能源企业的增值税率。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较高，征收增值税后的上网电价将更高，令消费者难以接受。另外，可再生能源发电不消耗燃料，没有进项税或进项税少，增值税不能抵扣或抵扣很少。因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值税实际征收额远远高于常规能源发电。按全国统一的增值税率（17％〕征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与常规能源发电技术的公平竞争。z9^6

（2）改革资源税制度。一是提高征收标准。我国的资源长期在政府控制下实行低价政策，目前我国的资源税主要是级差调节性质，未能体现资源本身价值，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此外，适当提高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资源税率，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产品课以重税，从而限制它们的不合理的开采和使用也是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改变资源税的计量依据。由现在的按企业产量征收改为按划分给企业的资源可采储量征收,促使企业尽量提高资源的回采率；三是调整资源税的征收办法。改革现行对原油征收资源税的计税办法，改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使国家能从原油价格上涨中分享部分收益。将税率与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情况挂钩,按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指标确定相应的税收标准,资源开采率越低,环境修复程度越差,资源税率就越高；

（3）调整现行的消费税政策。一是将目前尚未纳税消费税征收范围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能耗产品、资源消耗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二是适当调整现行一些应税消费品的税率水平，如提高大排气量轿车的消费税税率，适当降低低排气量汽车税率等；三是适当调整消费税的优惠政策，对符合节能和环保标准的汽车，允许按照一定比例享受消费税减征的优惠等。

（4）调整关税。一是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取消对污染严重、资源和能源耗费严重、附加值低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低能耗类的出口产品，适当提高退税率；二是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考虑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增收出口税，以限制其出口，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不合理的能源消费。

2.适时开征新的能源税种

（1）尽快开征燃油税。

目前，我国新增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二来自于交通运输业，我国汽车产业的迅猛增势让石油供应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过去15年里，我国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而汽车的能耗成了“罪魁”。国际经验表明，高燃油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高油价限制了对石油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刺激了节能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我国关于开征燃油税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八年，至今千呼万唤不出来。其主要原因是燃油税取代养路后，税务、公路部门利益的重新分配难以平衡。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开征燃油税的关键。

（2）研究开征碳税。

征收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西方国家征收的碳税一般是一个混合型税种。设计的税率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由该能源的含碳量决定，所有固体的和液体的矿物能源包括煤、石油及其各种制品都要按其含碳量缴纳该税的碳税部分。另一部分是由该能源的发热量来决定，主要是指对矿物能源与非矿物能源，如电力征税。采取碳税是一种以价制量的策略，其优点是可以合理反映环境与社会外部成本，而具有二氧化碳减量的经济诱因，可促使厂商更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能够促进能源系统从高碳排放矿物能源向低碳或非碳能源转化，也将有利于我国天然气和核电的发展。

3.增加税收优惠政策

利用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我国对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支持力度，提高自产能源的产量，同时鼓励节能技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我国的能源效率，改善和优化能源的供应结构。例如：对油气勘探实行部分免税，对枯竭油田实行“折耗”优惠，以及减免矿区使用费等；对企业在海外的油气投资活动要予以税收政策优惠；用于油气投资的利润可以不征所得税，其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按一定比例进行抵免；对投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企业实行所得税低税率，甚至给予一定范围和时期的免税，或给于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和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对生产和制造节能设备和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间接优惠政策；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专用设备，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直接用于生产节能产品及利用清洁能源的产品的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导向，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对低能耗类的出口产品，适当提高退税率，对高能耗类出口产品的退税率，适当予以降低甚至取消；对从事节能、新能源、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营业税等。

三、在能源税制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对我国进行能源税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而又紧迫的工作。新税种的开征和相关税种的减免优惠如何才能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兼顾中央和地方财政以及各部门的利益，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为了能源税改革的顺利地进行，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问题：

1、能源税改革应与国家的“费税”改革及地方税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在引入能源税的过程中，应处理好税收与收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源税费收入建议大部分纳入地方财政统一管理，以发挥地方在合理利用能源以及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2、在进行税制改革时，应注意不加重总体的税收负担。可通过降低其它税来减少新增能源税的影响，这样可以保证税收制度效率的提高，并使税制改革易于实施。如丹麦在开展综合性的税制改革时，降低了所有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堵塞一系列税收漏洞，逐步将税收负担由所得和劳务收入转到节能、污染和环境资源上，收到很好的效果。

3、税收的鼓励性政策与强制性政策应结合使用。采取鼓励性政策如减免税、由于不需要政府拿出大量资金来进行补贴，只是减少一部分中央或地方的收入，不会构成对全国税收平衡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有多种选择。因而易于实施。但是也应注意到，由于税收优惠不进入生产成本，只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对鼓励企业改进生产制造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没有直接的作用。因此有些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可能因为优惠政策取消而无法生存。所以，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制性税收政策。如燃油税、碳税，不仅能起到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还能起到促进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技术水平的作用，因而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刺激措施。m国家的能源政策一方面鼓励节能、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加以限制。税收政策的制定也应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鼓励与限制并举，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4、能源税改革应循序渐进。考虑到对维护国家综合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应该尽快地、同时也是分阶段地推进能源税改革。对我国能源税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尽可能周全的规划，循序渐进地进行。不同时期能源政策的目标和侧重点是不同的，不同能源税种实施的条件和推进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改革初期应首先选择征收成本低，公众易于接受的税种，以便改革的顺利进行。此外，能源税改革还应坚持“发展与环保兼顾”原则，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能源税制不仅公众一时难以接受，同时也会令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受挫，从而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只要能够作到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保障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能源税改革在政治上就具有很高的可接受性和吸引力，从而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影响力和可操作性的宏观经济手段。我们应积极抓住税制深化改革的有利契机，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能源政策的目标导向和能源战略的现实要求，及时调整和优化能源税收政策，稳步推进能源税收改革，进一步加强税收对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能力，尽早建立一个符合我国能源战略目标的能源税收制度。

第五篇：对我国进行能源税制改革的思考

对我国进行能源税制改革的思考

对我国进行能源税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目前我国的能源问题不断恶化，能源矛盾日益凸出，这不但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文章借鉴西方

国家在能源税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针对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能源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对我国能源税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与能源相关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能源税、能源问题、税制改革

一、我国能源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能源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人们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随着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加深，对能源的需求也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对能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又带来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并已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能源问题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益严峻。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而基本能源消费占到世界总消费量的10。198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并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中国能源消费量虽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大约为一年0.7吨。与日本的年均4吨和美国的年均8吨相比，还相差甚远。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能源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同时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另一方面，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世界先进国家的60～80左右，效率极低。在能源结构上以煤炭为中心，天然气和再生能源在开发利用上很落后。近几年，很多城市出现“电荒”、“煤荒”、“油荒”危机，凸现了我国的能源矛盾。此外，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国内的煤炭资源满足其主要的能源需求，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煤烟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据调查确认，由于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我国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导致国土面积的30以上有酸雨现象，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14，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还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新“三高”使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能源形势。

能源问题的不断恶化不但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为了解决能源问题，世界各国无不以政治、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等各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税收手段的运用已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在国外，面向能源的税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税，包括对交通燃料以及其他能源原料所征收的基本税；二是针对能源消费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而征收的环境税，如硫税和碳税等等。欧盟各国、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专门的能源税法，各国利用能源税法，对能源耗费行为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为能源的合理使用提供具体的财税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使能源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尚没有专门的能源税种，与能源使用相关的财税法规大都体现在消费税、增值税以及资源税等税种中，而且只是作为其中的税目来体现。对能源耗费行为的调控，大多还是通过征收排污费的形式进行。而且现行税制中针对节约能源、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再生能源的企业和技术的税收优惠措施几乎是空白，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税收制度在合理开发和利用能源中应发挥的导向作用，以及对环境保护的调控力度。面对日趋严峻的能源状况，针对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能源税收措施存在的严重不足，借鉴西方国家在能源税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适时地对我国能源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与能源相关的税收体系成为必要。

二、进行能源税改革的有效途径

1、调整现行税收制度

（1）调整增值税。为鼓励和扶持再生能源产业，应降低再生能源企业的增值税率。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较高，征收增值税后的上网电价将更高，令消费者难以接受。另外，可再生能源发电不消耗燃料，没有进项税或进项税少，增值税不能抵扣或抵扣很少。因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值税实际征收额远远高于常规能源发电。按全国统一的增值税率（17％〕征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与常规能源发电技术的公平竞争。z9^6

（2）改革资源税制度。一是提高征收标准。我国的资源长期在政府控制下实行低价政策，目前我国的资源税主要是级差调节性质，未能体现资源本身价值，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此外，适当提高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资源税率，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产品课以重税，从而限制它们的不合理的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