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现状和改革方向

第一篇：试析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现状和改革方向

试析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现状和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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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个人所得税日益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我国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偏低，征管制度有待健全，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缩小，逃税避税现象比较严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的税收亟待改革。为此，本文提出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改革方向：拓展税基，优化税制；完善税前扣除制度；确立以家庭和个人为对象的纳税申报主体；建立双向申报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的税收。

【论文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收现状；税收改革

2011年6月底，全国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的决定：工资薪金免征额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税率由9级调整为7级，最低一档税率由5%降为3%。这将大幅度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已经开始。

一、个人所得税的界定

个人所得税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所得的，以及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均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将个人取得划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等11类。

二、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1980年个人所得税制的基础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围绕起征点经数次修订演变而来。尽管30余年间个税征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物价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缺陷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个税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偏低；税基狭窄，费用扣除缺乏科学性，有失公平；征管制度有待健全，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调节贫富差距的功用逐步减弱。

（一）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过低

世界上高收入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在30%以上，美国早在1994年就达到了43.16%的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个税比重平均也在15%左右。但中国1998年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仅为3.4%，2009年这一比重提高至6.64%，相较以上国际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周边国家，如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的比重（一般在10—20%之间）均超过我国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个税收入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还不太现实，但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个税的贡献应逐步提高。目前，中国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过低，令人堪忧。

（二）税基狭窄，费用扣除缺乏科学性，有失公平

中国现行个税主要采用分类征税模式，基准狭窄，即将应税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11类应税所得。这种征收模式计算简单，分别从源泉扣缴，适合于改革开放初期收入来源小且单一的情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纳税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若不

及时调整个税分类，灵活、科学征税，容易出现多征、乱征的现象。目前，个税扣费一般只考虑个人日常支出情况，忽略了家庭相关因素、地域收入差异等影响，加重工薪阶层的负担，难以实现个税公平原则。同时，经济形势日新月异，个人纳税能力影响较大。费用扣除标准长期不变，滞后于经济的变化，现今通货膨胀、居民支出上涨，该享受低税负的人群不得不承担较高税负。

（三）征管制度有待健全，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

在所有税种中，个税纳税人数最多,征管工作量相当大,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征管制度保证。目前，我国个税征纳以代扣代缴为主，自行申报为辅。对可以由支付单位从源泉扣缴的应税所得，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对于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这种税收方式漏洞较大，中国九级税率档次中只有前四个税率档次实际普遍使用，后五个税率只为不足10%的高收入者设置，最高税率45%基本上形同虚设。税率越高，被征税对象尤其是高收入人群，偷税漏税的动机越强烈，于是出现了化整为零，以实物、债券、股权分配等方式进行偷税漏税等种种现象，且屡禁不止。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七百余位居民进行调查，仅12%的受访居民宣称完全缴纳了个人所得税，24%的受访居民承认只缴纳了部分或完全未缴纳个人所得税，逃税避税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代扣代缴制度难以落到实处,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凑效。税务部门征管信息传递不准确，时效性很差；与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比如税银联网、国地税联网等），缺乏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信息共享和信息规划；执法水平不高，尚未形成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款的征收。

（四）调节贫富差距的功用逐步减弱

在我国，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6.4%，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主要群体的上层阶层（包括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5%左右。税收的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在缩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收入渠道多元化、公民以现金取得收入较多、不合法收入不经银行，税务机关难于明确纳税人的实际收入。

三、建立我国个人所得的现代税收制度

在经济体制转轨后期，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指导下，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变化，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性进一步加剧。为缓和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主要运用个人所得税予以调节，政府积极调控收入分配。建立我国个人所得的现代税收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政府宏观调控，势在必行。

（一）拓展税基，优化税制

1.拓展个人所得税的税基。首先，确定各种所得，既包括工资所得，也包括其他有形的收入所得；既包括货币所得，也包括隐性的各种津贴、待遇所得。其次，明确规定允许在税基范畴内给予优惠和免税的收入项目，其余各种渠道的收入一并计入个人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2.简化税率等级。基于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最优税制理论，现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简化的税率等级，如美国1986年简化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等级，英国确定的税率的基本档次仅为两级，即20%和40%。从边际效用理论出发，减少税率等级，即减少税率边际差别层次，避免税收征收过程中纳税人对税率边际效用的选择。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等级简化为四级左右，提高边际税率，即遵循低税率和宽税基思路进行税改，提高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力度。

3.简化税制。综合税制的实施要求纳税人了解、掌握税收制度，按照税制要求纳税申报，这不仅要求纳税人具有一定的纳税申报能力，而且要求税制简明易懂。因而，税制必须尽量简单、明确、透明和便于操作。4.实行综合征收制度。为了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保证税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税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以综合税收制为主。如此，既覆盖所有个人收入，避免分类所得税制可能出现的漏洞，又有利于对个人的各项累进收入作合理的扣除和全面的征收，减轻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强化对高收入者的征收调节力度。进一步，与个人保险、教育制度改革相配套，实施综合税制，促进个人收入分配调控更加合理。

（二）完善税前扣除制度

为了公平税负，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要求按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在税前作必要的扣除。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税前扣除，以适应社会物价指数的适时变化。

1.建立完备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制度，直接对低收入阶层的应税所得给予多种必要的扣除，例如抚养扣除、高龄纳税人医疗费用、社会保险费扣除；允许对个人向社会慈善机构和公益事业的捐款给予税收优惠，以鼓励高收入者踊跃捐赠，间接地增加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规定的应税项目只对月收入800元以下部分作为纳税所得额的扣除基数，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具体情况，过于简单，难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

2.建立适应各地个人收入和生活情况的税前扣除标准，缓解地区间个人收入差距的矛盾。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完备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的基础上，允许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全国统一的法定扣除标准内，根据当地的物价指数，消费指数在上下浮动一定的比例来规定具体执行的费用扣除标准，使扣除标准合法、合理、合情。

（三）确立以家庭和个人为对象的纳税申报主体

目前，我国以个人为纳税申报主体，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申报主体呈多样化，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家庭，甚至夫妇可分别申报，较多以家庭为纳税申报的主体或单位。从取得收入的角度看，以个人申报与以家庭申报两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但从税收调控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人们的消费、储蓄、投资和财产的转移常以家庭为单位，对家庭征税的影响更为广泛。

（四）建立双向申报制度

为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纳税收入的有效监控，现代个人所得税制一般实行双向申报，即纳税人既自行申报，又向纳税人支付收入单位申报。纳税人既应在取得单项收入时申报，也应在年终时汇总申报。这样对纳税人收入状况的双重源泉监控，一方面要求纳税人按税法规定如实地向税务机关全面申报其全年收入情况，另一方面要求纳税人的雇主或所在单位将支付给纳税人的收入及工资情况向税务部门如实申报。税务部门比较纳税人的自行申报情况和雇主所在单位的申报的收入情况，从中比较确切地掌握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情况的真实性。

四、完善征管手段，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一）加强对税源的监控

尽快建立个人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在个人开户时要求所有商业银行检查身份证明，在个人取得收入时通过银行账户结算，尽量减少现金使用，对各种收入必须明确转出单位或个人与转入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源头监控个人收入。

（二）加快税务信息化建设

我国在税务信息化的建设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金税工程的开展对我国税收征管的作用巨大。目前，金税工程实现税务机关内部信息化，与其他国家机关未实现联网共享信息，远远不够。当务之急在于税务与金融、保险、工商、海关等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

（三）加大普法力度，严惩违法行为

强化税法宣传，让每个公民懂法、知法，增强公民自觉依法纳税的意识，利用大、要案的震慑力和影响力反面警示。建立个税违法与诚信档案，以累进方式采用几何增长的数量对其进行惩罚，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综上所述，较之世界各国水平,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处于初级阶段，改革势在必行。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费用标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级距，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监管手段，逐步由分类税制过渡到综合税制，缩小贫富差距，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观、社会的稳定意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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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现状特点及方向

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特点以及改革方向

摘要：在公共财政基本理念的指引下，一个合理、有效率的公共财政制度，应该能够促进效率、公平和稳定问题的解决。中国式公共财政制度要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使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构建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建立适宜的税制；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使政府间财力、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构建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提高财政效率。

关键词：改革，法制化，民生

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概述与现实状况

（一）公共财政概述

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概念是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社会快速转轨的客观要求而就财政转型提出的一个财政职能和财政形态调整的基本导向。现时的社会已经不是国家-个人之间的权利分野，也不是简单的强势群体（如企业）与弱势群体（如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对峙，而是政府、社会与个人的三者利益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的格局。在此前提下，一个合理、有效率的公共财政制度应以社会利益为先，并且能协调平衡三者的利益，有效在公平、效率与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经济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之上。公共财政最多只能在是市场失效的范围内活动。同时，由于信息不足，官僚决策、权力滥用等原因，导致政府财政行为也会失控，必须加以规范。公共财政的关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

二、减轻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稳定宏观经济；

三、保证社会平稳运行；

四、实现社会正义，尤其是实质正义。

总之，在公共财政基本理念的指引下，一个合理、有效率的公共财政制度应该能够促进效率、公平和稳定问题的解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保证社会平稳和谐运行。

（二）我国公共财政制现状与特点

我国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3年十六届二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己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尤其是十七大以来，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公共财政的日标更加清晰，财政支出的公共性也更加突出。2009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国务院首次向社会主动公开经全国人大批准的当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表等4张报表；2010年1月，财政部向各地财政机关发文，要求各地“规范、有序”地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并对各地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作出了统一要求；在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正处于推进过程之中。

可以看出中国的财政改革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公共财政制度的的特点也随之变化。

1、财政投入由经济建设逐渐偏向社会保障。

在公共财政导向下，财政支出重点倾斜于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即非盈利、非竞争领域，逐步矫正政府的“越位”与“缺位”，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2009年后，财政领域陆续出台和积极探索了一系列以保障基本民生和提高社会综合福利水平为目标的财税政策措施，关注民生成为支出结构调整的重点。以教育、医疗为例。在教育方面，公共财政提高了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落后区倾斜，贯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2008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为9010亿元，2010年又上升为10438亿元，比2008年增长15.8% ,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4亿元，增长23.6%。在医疗方面，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而并提高政府投入标准，2009年启动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从2008年的2757亿元到2010年的3994亿元，增长率达44.9%。总之，从中央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的方向来看，向民生领域集中投入的 趋势也十分明显。

2、财政预算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化、透明化。

公共财政要求政府预算制度应规范化，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且政府预算资金的配置能为公众所接受，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都应符合的公共财政要求。

政府预算编制五原则分别是公开性、完整性、可靠性、性和统一性。性与统一性比较容易达到。公开性、完整性、可靠性是预算编制中需要着重加以注意的。当前中国应特别强调预算的公开性与完整性。政府预算的内容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外，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使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运行，“将会实行全程监管，并且向人民公开”。2009年9月，审计署公布了54个中央部门单位2008预算执行情况全文。2010年，国务院将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央财政预算12张表格向社会公布；2010年初，广州市财政局在网上公开了114个政府部门的2009年财政预算，社会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财政调整手段由直接转间接

公共财政不再倾向于直接设立市场经济主体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而是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间接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培育和竞争力。公共财政分配积极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加大培养市场主体的投入力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支持措施。在支持非国有经济方面，财政支出的重点主要是中小企业。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公共财政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逐步建立而向各类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财政资金政策。促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注重发挥引导作用，带动地方财政及各类社会资金共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公共财政倾向于保证市场经济活跃程度，促进正常竞争。

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作为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级政府财政职能的实现,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 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 甚至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 3 诸多重大问题。公共财政建设要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服务于总体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完善分配格局，完善民生保障，提高国家发展质量和促进社会和谐。有了以上前提,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取向就可以大体阐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而市场经济需要在法律的优良大环境下运转。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必然需要宪政体系制度的支撑。建立一个“有限”而且“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主要是从政府的职能及权力受到有效地监督与制约的角度而言，而“有效政府”则意味着政府应按职责干预市场经济运行，既不僵化权力行使导致应对市场风险缓慢，也不过度积极行使权力，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建立“有限的政府”，严格监督政府的职责的行使，才能有效避免由于信息不足，官僚决策、权力滥用等政府行为的天然弊病。而唯有建立“有效的政府”，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变化，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保障社会平稳运行。总之，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乃是摆脱政府财政困境、实现民富国强的根本途径。

2、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模式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这就需要尽快改变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模式。

应当根据不同公共服务的特点，结合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优势，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实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应该从自己不该做、做不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让它们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通过三者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水平。另外，通过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有利于政府财力差的地区的居民可以获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也就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步伐, 将其纳入公共财政框架

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对于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主要在西部, 而一些西部地区正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不适合大规模进行工业开发和建设。长期以来,我们把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与其它地区一样主要进行经济发展指标的考核, 地方政府也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 生态环境成为次要指标。地方政府从考核指标出发, 可能会牺牲环境发展经济, 其结果是一方面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护和恢复, 甚至更加恶化, 另一方面受自然条件所限, 经济也难以真正快速发展。尽管长期以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也对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但由于缺乏一个从理念到具体操作的规范性框架体系, 这种支持一方面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其使用效率也是难以得到保证的。中东部区域中, 也有一部分承载着区域生态安全等职责的地区, 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开发。如果把这部分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开发的地区明确定位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 则其发展就纳入了规范的框架之中, 生态环境成为对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指标, 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纳入到国家及省级公共财政体系之内, 地区的发展就有了保障, 区域的发展也将更加协调。

三、结语

在2008年全国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时，不寻常地主动提及：“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是很少涉及的问题。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将会沿着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精细化道路前进。

第三篇：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论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分析个人所得税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费用扣除

税率结构

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纯所得（净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个税种。所谓纯所得是指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收入总额扣除为取得收入所需费用后的余额。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为国家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二是调控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广大的群众，关系着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利益，制度是否完善与我们息息相关。个人所得税作为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重要经济杠杆，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社会成员分配的重要工具。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

个人所得税自1799 年在英国创立以来，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一个税种。为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在198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开征个人所得税。当时的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是相当高的，实际上难以起到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因此，个人所得税在1986 年后就成为对在中国的外籍人员征收的一种涉外税收，而对中国国内公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则按国务院颁布了《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执行。1986年1月，国务院对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也单独立法征收所得税，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体户成为了当时的纳税主体。因此，当时形成了个人所得税三税并存的格局。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将个人所得税三税合一，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使得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次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个人所得税应税项目的设计更趋合理。从1999 年10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利息开征利息所得税，使个人所得税正式进入我国人民的生活。在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纳税义务人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将从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600元；2005年12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也予以公布。

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第三次修正后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暴露出了不少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一)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度，税收负担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办法，所谓分类所得税制度就是将纳税人各种所得按照收入性质划分为若干类，对不同类别的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算征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可节省稽征费用，具有简单、透明的特点；缺点是各类收入所使用的税率不同，造成纳税人实际税负不公平的问题日益显现，而且这种税制模式已经落后于国际惯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分类所得税制难以体现公平原则。相同收入额的纳税人会因为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项目)不同，或来源于同类型的收入次数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这就产生了横向不公平；不同收入的纳税人，由于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扣除额、税率、优惠政策，甚至同类型收入由于次数不同也会使这些因素改变，而出现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从而产生纵向不公平。此外，不同类型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不同，分为月、年和次，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使课税带有随意性。

（2）分类所得税制造成巨大的避税空间。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可以使一些收入来源多的高收入者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办法避税，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在总体上难以实现税负公平。而且，各级税务机关在征管中往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认定每项收入为哪个应税项目，但仍存在收入项目定性不准确或难以定性的困难，一方面由此引起的税务争议案逐年增加，严重影响了征管效率；另一方面实际操作的弹性也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和公开性，导致税收征管产生漏洞，导致大量税收流失。

(二)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

个人所得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应对净所得课税。扣除项目及扣除额的确定，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筹集，因此费用扣除是个人所得税法制建设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费用扣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本费用，即纳税人为了取得该项收入所必须支付的费用。扣除这部分费用体现了“纯益”原则，其扣除形式多采用按实扣除或限额内列支的方式，并且只允许扣除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正常的和必要的费用；二是生计费用，它是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生存和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最低费用，是扣除制度的核心内容。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这种费用扣除的方法虽然简单明了，具有透明度高、便于税款计算和征管的特点，但是存在照顾不到纳税人具体情况的弊端。现行的费用扣除没有区分成本费用和生计费用，而且不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家庭总收入及年龄等因素，也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与价格水平、纳税人的具体负担、地区个人收入差距等不同情况，一律实行定额或定率扣除，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容易造成税负不公平。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各自提高费用扣除额，不但起不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会加大不同地区收入差距，形成税收逆向调节，既影响了全国税法的统一性，也有失税收公平。此外，现有所得税制中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也未予以清晰表述，而是一般来说，对所得税应进行所得的生产成本、个人基本扣除、受抚养扣除、个人特许扣除、鼓励性再分配扣除等五项扣除标准。因此，费用扣除标准的差异化、指数化和纳税单位的确定应是今后税制改革要重点予以解决的问题。（三)税率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以工薪收入所使用的税率为例，高达45％的边际税率，既不利于奖勤罚懒，也不利于体现公平效率原则。劳务报酬加成征收后边际税率为40％，本来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税收待遇却不一样，一方面违背了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而且这种规定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实际上也极易产生累进税率的累退性。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属于“劳动型所得”的工资薪金收入个人所得税率为5% ～45%，属于“半劳动型所得”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为5%～35%，而属于“非劳动型所得”的利息收入和偶然所得收入的税率仅20%，资本性的收入税率低于劳务性的税率，具有明显的歧视劳动重资本的倾向，明显与国家的分配原则相悖。

结合我国实际的薪金水平，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纳税人只适用于5％和10％两档税率，20％以上的另六档税率形同虚设，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主体部分落在了一般工薪阶层身上，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剧了税负的纵向不公，而且一定程度上反会促使纳税人设法逃避、隐匿应税所得。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思路(一)建立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目前世界上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扣除法定减免和项目的数额后，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它的特点是将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不分类别，统一课税。这种税制的优点是税负公平、扣除合理，能够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能考虑到纳税人个人经济情况和家庭负担等给予减免照顾。但它的课征手续复杂，征收费用较高，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且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结合。其主要的优点在于，它坚持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又坚持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减少偷漏税方面的优点，是一种较好的所得税制。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也应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才能与国际接轨。

按照分类综合的课税模式，首先可以考虑将各类应税所得分类合并计征，对部分应税、免税项目予以调整。例如，将工薪收入、劳务收入等收入合并，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其次，针对多头收入的情况，逐步扩大课税范围。除了将一些过去出于优惠政策鼓励而尚未征税的项目(如证券所得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纳入征税范围之外，其他很多额外收入或福利项目也应纳入课税范围，比如，个人取得的额外福利、投资收益、各种补贴、津贴、奖金和实物福利。另外，对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继续分类课税。这样做，既有利于解决税收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实现税制的公平和效率。

不过，实施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只是现阶段的选择，从公平税负、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出发，完全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应该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只有逐步向综合税制迈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收公平的问题，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由于目前我国对税源控管难度大、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个税制还很难从分类个税制一步过渡到综合个税制，应按循序渐进、由分类税制→分类综合税制→综合税制的过程，宜将现行的分类税制过渡到综合分类税制模式。我国政府已经明确，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现阶段目标为分类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二)采用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

对个人所得税中的合理费用项目予以扣除是世界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由于各国个人所得税制不同，其相应的扣除项目和标准有所不同。对于综合征收的扣除，应该与实际费用负担联系起来。税收的重点应着眼于中高收入者，适当照顾弱势群体。应合理估计城镇居民实际生活支出水平，考虑根据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赡(抚)养人口多少、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生计费用扣除额，按照“量能负担”的原则，所得多者多缴税，所得少者少缴税，体现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政策精神。此外，费用扣除要体现政策原则，即费用扣除应体现我国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比如对抚养独生子女的给予一定扣除额，对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纳税人可给予较多生计费用扣除。除了基本扣除外，还有其他一些扣除也应考虑，如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住房保险金。向政府、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的部分可以继续扣除。要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弹性，扣除额应考虑物价等因素做适当的调整。(三)优化税率结构

按照国际惯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及税率结构也应该朝着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这一趋势发展，同时要考虑我国的当前收入分配情况，更多的强调其调节功能。

税率是税法所规定的应纳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比例，税率是计算税额的尺度，是国家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杠杆，它可以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调节不同经济成分的利益关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就降低税率来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二是纳税档次的减少。降低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适当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经营所得的税率。同时低边际税率和削减税率档次，还可以促进消费，提高消费水平。此外，对劳动所得和资本、经营所得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对资本收入和经营收入不再较劳动收入有较大的区别和优惠。保证照顾低收入者，使其降低税负，同时对高收入者可适当增加税负，以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结束语

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高收入者适当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这对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对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邹蓓 张述元．对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7，（5）． [2] 侯健．现今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经济论坛，2007，（4）． [3] 胡鹏．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几点不足[J] ．经济论坛，2006，（03）． [4] 王瑾．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之我见[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7． [5] 胡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刍议[J]．兰州学刊，2006，（2）．

[6] 王欣．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J]．甘肃农业，2006，(1)． [7] 李嘉明 王延省．个人所得税改革遗留问题探讨[J]．特区经济，2007，（4）．

第四篇：我国医药改革方向

三部门明确我国医药改革方向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3日联合发布的文件，到2011年，我国医药市场价格秩序要逐步好转，药品价格趋于合理，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矛盾明显缓解；到2020年，医药价格能够客观及时反映生产服务成本变化和市场供求。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三部门发布的《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提出了上述医药价格改革的近期和长期目标。《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和完善的医药价格管理体系。

《意见》确定了由政府制定价格的药品和医疗服务范围。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用药及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特殊药品，由政府制定价格；其他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制定价格，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特需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意见》明确，政府制定药品价格要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反映供求”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药品临床价值等因素；逐步降低政府指导价药品流通差价率水平，保持药品之间合理差价或比价关系；政府制定基本医疗服务价格，要在合理补偿医疗机构成本基础上，按照扣除财政补助、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耗材）差价收益核定。

《意见》提出，在合理制定药品零售指导价格的同时，要按照“医药分开”的要求，改革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逐步取消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成。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减少的收入，可通过增加财政补助，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设立“药事服务费”项目等措施进行必要补偿；要进一步改革医疗服务定价方式，加快解决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矛盾，适当提高临床诊疗、护理、手术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加强对高值医疗器械价格的管理，引导价格合理形成。

《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医药价格评审制度建设，健全药品和医疗服务成本核算方法；建立和完善医药市场价格调查、监测和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完善价格决策程序；探索建立医药费用供需双方谈判机制；加强价格监督检查，探索建立医药价格监督长效机制，规范生产经营企业、医疗卫生机构价格行为。

第五篇：我国税收立法现状评析

内容 提要：本文评析了我国税收立法的现状，认为我国现行税收立法的主要 问题 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关于税收的原则规定过于简单；税收基本法和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单行税收 法律 缺乏；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从深层原因 分析，税收立法之所以存在这种不正常现象，是因为对税法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足，没有把税收征收权和税收支出权提高到国家主权、人民主权的高度来看待，即税收的征收和使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必须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来决定。大量的税收立法由国家行政机关进行，说明行政立法权过度膨胀，蚕食了国家立法机关的税收立法权。这种有悖于宪法、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划分的现象应当尽快改变。

关键词： 税法体系 税收立法权 人民主权 职权立法 授权立法

对于我国税法立法现状的评价，有不少专家持如下的看法：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基本适应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发展 要求的税法体系或者税法体系的框架。笔者对这种评价不敢苟同。

法的体系是否建立，有一定的衡量标准。根据法律体系构成的一般原理，从总体上说，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法律体系，它由三个次级体系构成。一是法律部门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也是法律体系最基本的构成。二是法律效力体系。这是法律体系的纵向构成。依据不同的法的形式的效力层次，依次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等构成法律的效力体系。三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体系。有实体法就必须有程序法与之相适应，否则，实体法就不能得到有效实施。反之，有程序法就必须有实体法与之相适应，程序法的设定以实现实体法为目的，其相互关系具有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的性质。有程序法而无实体法，程序法便是无所适从的虚设形式。法的体系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1）内容完备。要求法律门类齐全，方方面面都有法可依。如果法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一些最基本的法律都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虽然制定了，但规定的内容很不完善，与现实不相适应，就不能说法律体系已经建立。（2）结构严谨。要求各种法律法规配套，做到上下左右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相配套而建立的，各法律部门之间，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其界限分明而又相互衔接。（3）内部和谐。各种法律规范之间，既不能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所有的立法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并且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抵触，要克服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立场出发来立法的倾向。（4）形式 科学 和统一。从法的不同称谓上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一个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效力层次及适用范围。（5）协调发展。法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在法的体系的发展变化中，要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做到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适时地进行法的立、改、废活动。

上述法的体系的构成原理及特征，作为衡量法的体系是否建立的标准，对于法的次级体系——税法体系，也是适用的。以此标准来衡量，从我国税法的现有立法上观察，还不能得出我国税法体系或税法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结论。

首先，从表层来分析，我国税收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对于税收的原则性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法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有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仅此而已。而世界各国的宪法对有关税收的基本问题都要做出规定。

二是缺乏税收基本法和一系列配套的单行税收法律。自1980年至今，作为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两部。一部是1980年9月10日由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后分别于1993年10月31日和1999年8月30日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修改；另一部是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企业 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此法取代了1980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1981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作为一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只有一部，即1992年9月4日由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随后在1995年和2001年分别作了修改。就这三个税收法律来说，也并不完善，有的需要修改，有的需要补充。如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与内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应当予以统一。税收基本法及其相配套的各种单行税收法律，是税法体系中的骨干部分，犹如建筑物中的框架和栋梁，是税法体系中的支柱。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只是围绕支柱和框架而设立的各种模块结构。只有零散的模块结构而没有框架支柱，一个体系无论如何是建立不起来的。从现在的立法情况看，税收基本法没有制定，一系列规定各种税收的单行法律，诸如《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法》等等，可以说也基本没有制定。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程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但没有制定出一系列与其地位相当的实体法，程序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是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重过大，国家行政机关几乎包揽了税收立法。除上述极少数的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据不完全统计，国务院制定的有关税收的暂行条例30多个，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90多个，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立法现象。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难免内容重复、繁杂、交叉重叠。特别是没有效力层级高、具有极大权威性的税收法律，税收法制的统一便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尽管行政法规、规章可能对税收的种种问题、方方面面已作了规定，但远没有达到税法体系建立甚至是初步建立的要求。

其次，从更深层次分析，我国当前的税收立法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是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我国现行税法的立法，为什么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而不是主要由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同对税法的性质的认识有关。

关于税法的性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界存在租税权力关系说和租税债务关系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德国的奥特。玛亚和阿尔泊特。海扎尔。租税权力关系说从传统行政法学派的观念出发，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权力关系，国家为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拥有经济上的收支权力。派生于国家主权的税权，使得国家当然地拥有了课税权和税的使用权。国家在租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优于人民，行政权起着主导作用，作为纳税人则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客体位置，对于行政命令只有服从的义务，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租税债务关系说则认为，租税法律关系属于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租税法律关系中，国家与公民的地位对等，行政机关不享有优越地位。租税债务关系说在强调公民遵从国家制定的法律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特别强调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里不去评判这两种观点的是非曲直，但从我国的税收立法现状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立法观念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反映出租税权力关系说的影子。这种观念是导致大量行政立法而不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正确回答税法立法权的归属问题，关键是正确认识税法的性质和地位。

①“税收是国家以取得满足公共需求的资金为目的，基于法律规定，无偿地向私人课征的金钱给付。”②“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 政治 权力，按照法律规定标准，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无偿分配，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ru/右上〗③〖，ru/右上〗这些概念的共同之处，都是只说明了国家的征税权一个侧面的含义，引伸出来的仅仅是纳税人的义务，而没有立足于纳税者的立场对纳税者的权利给予足够充分的关注。如果从法治论、宪政论和人权论出发来理解税收的概念，就应以维护纳税人、国民的福祉为核心内容，让国民承担纳税义务须以国家依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使用租税为前提，不能以割裂征收与使用的统一的观点来构筑税的概念。

现代 租税概念起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人类在 自然 状态中是完全自由的，人们共同生活，以合适的 方法 决定自己的行为，处理自身的人身和财产，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人必须服从他人的权威。但是自然状态也有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人们所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没有保障。为了结束在自然状态中产生的混乱和无序，人们相互缔结契约，个人都把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利（包括部分财产权利）让渡给社会公共权力机关，于是建立了国家和政府。个人让渡给国家的部分财产权利即是赋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但是，人们根据契约建立的社会公共权力不能超越“公众福利”的范围。政府是为社会成员而保管和使用这部分财产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同意，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处理他们的财产，否则它就违反了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主张国家主权应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意志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源。为了确认、保障主权在民，国家的课税权、征收权必须体现人民承诺的意思，只有经人民的承诺，国家方可行使其税收权力。租税的赋课、征收必须基于由民意机关制定的税法的规定，否则属于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人民无义务服从。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鼓舞下，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首先在英国接着在其他国家发动，其中反对国王横征暴敛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无法律则无课税”、“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的租税法律主义原则（或称租税法定主义原则）的提出和确立，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