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减税潮及其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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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世界性减税潮及其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世界性减税潮及其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2011-9-2

3一、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减税潮

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过大规模的减税潮。当时的经济背景主要是滞胀。按照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解释,减税在短期可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并且可以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加未来的供给。

(一)美国的减税政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应对这一经济困局,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多管齐下的方法对经济加以刺激,期望能够尽快走出经济衰退。世界性的减税风潮正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作为这一次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所推出的经济救急政策里,减税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09年1月,上台不久的奥巴马即向国会提出一项总额为三千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刺激已经陷入衰退的美国经济。2009年2月1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经济刺激方案,该方案涉及78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具体包括减免联邦税收,提高失业人员津贴和其它社会福利供给,以及加大在国内教育、卫生保健和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出。其中的税收减免计划2880亿美元左右,约占方案总额的36.6%,对个人的减免税为2370亿美元,对公司的减免税约为510亿美元。这些税收减免主要有:(1)95%的工薪家庭将获得税收减免;(2)70%的税收津贴将给予60%的收入居中间地位的工薪者;(3)200万家庭将因复苏法案的税收减免而脱离贫困;(4)在经济复苏期间,超过150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将用于帮助低收入者和脆弱的住房拥有者;(5)税收减免将帮助创造和保留100万个就业。①

(二)欧洲各国的减税政策

欧洲地区各国原本对于减税政策褒贬不一,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各国几乎都实行了减税政策。2008年11月24日,英国公布了以减税为核心总额约200亿英镑的经济救助计划,减税政策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将商品销售增值税税率从17.5%降至15%,持续时间为一至两年,每年减少增值税约125亿英镑。2009年10月,意大利和瑞典先后宣布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德国联合组阁的新政府决定免除缴纳医疗和护理保险费方面的全部税收,大约涉及90亿欧元。以高税负出名的法国也施行减税以刺激经济。俄罗斯政府在2009年年初也推出了减税政策,总额约为5500亿卢布。②

(三)亚洲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减税政策

在亚洲,以“四小龙”著称的日本和韩国同样施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日本的税收减免政策向来繁复,但凡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贷款买房等都可享受减税。2008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约273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内容包括发放现金补助、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减税和降低失业保险费用缴纳标准等。在税收方面主要采取减免税、降低税率、税收抵免等方式。如在2年~3年内,对购买环保车的消费者减免汽车购置税、汽车重量税;在2009年4月1日至2011年3月31日的两年内,对中小法人按照18%的减轻税率(原税率为22%)征收法人税。④③

在美国、日本等国相继出台减税方案之后,韩国政府也于2008年9月1日公布了一系列税制改革方案,对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在内的16项税率进行大幅下调。据韩国企划财政部预计,此次税收改革将在2009年年底前为韩国国民节省大约11.7万亿韩元(约合10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超过一半的减税额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据估算,在未来5年内减免所得税、法人税、房地产税等共计2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49亿元)税金。⑥⑤

中国香港也于2009年6月24日推出了17项经济刺激措施,涉及金额168亿港元,其中对个人实行减税退税政策。政策之下,有50万香港市民获得退税,80万人全年免交税。⑦

除了以上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如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印度、巴基斯坦、沙特、以色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希腊、捷克等也纷纷采取了一些减税措施,一时间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减税潮。

二、世界性减税潮实施的经济背景及减税的经济机理

关于世界性减税潮的出现,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为什么会出现减税潮,或者说减税潮出现的经济背景是什么?其二是世界各国实施减税政策的经济机理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对症下药?只有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找到这一世界潮流的可资借鉴之处。

(一)世界性减税潮实施的经济背景

前文所述世界性减税潮的出现,从表面上来看,是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之下世界各国的临时性宏观调控经济政策。但从深层次来分析,减税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这是由实体经济运行不可避免的矛盾所致。或者说,我们需要分清的是,究竟是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危机,还是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导致了金融危机,进而通过金融冲击显化和加深了经济危机。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世界经济的矛盾和减税潮出现的实质。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的观点是,实体经济运行矛盾的累积,导致了金融危机,进而显化和加剧了经济危机。而减税正是在这一经济背景下比较有针对性的对策之一。

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先导因素或许是金融危机,但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还是一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首先,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得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结果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兴起,同时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二是向金融部门转移,通过对虚拟金融资产的全球化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

其次,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二是,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一方面有利于压低国内工薪者的实际工资,另一方面又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缓解社会矛盾;三是,对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通过

发行具有特殊霸权地位的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这种新型积累模式无法根本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

再次,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可从以下数据得到论证: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而雇员的平均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考虑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更加严重。⑧

从上所述可以推断,来自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是生产能力过剩和消费相对不足。而在2008年以前,美国经济似乎仍然存在一定的经济增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消费。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2000~2007年的八年间,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口~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八年间实际GDP的增长只有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只有2.1%。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⑨

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其金融泡沫的累积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着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而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实体经济的矛盾得到放大和显化,全球性经济危机便极速爆发。2008年正是这样一场由金融市场泡沫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这是我们分析和理解世界性减税潮的经济背景。

(二)减税政策的经济机理

上文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一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上表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总供求失衡。要平衡这种失衡,从短期来看,其有效对策只有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或称需求管理政策。从长期来看,除了需求管理政策以外,供给管理也成为可能。简单说,一方面采取刺激需求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淘汰过剩和过时产品的产能,通过产品创新来创造新的市场、新的需求,以消化过剩的产能。

一般来说,扩大政府支出是比较有效的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在短时间内拉动有效需求,缓解供求失衡的矛盾;而制度设置合适的减税政策则可以达成两方面的功能:既可以拉动有效需求,也能调节未来的供给。

刺激有效需求的税收政策主要有减免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商品课税和公司所得税等。其经济机理可以做如下解释:减免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可以直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社会公众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支出会上升;减免商品课税可以降低商品的销售价格,而价格的下降则可以增加购买数量,此是从另一个角度刺激消费;减免公司所得税则可以增加企业部门的税后利润和可用于发展的资金,有利于刺激投资的上升。这都是刺激有效需求的税收政策。从前文的资料可见,美国的减税措施重在针对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其目的是刺激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当然,也有扩大或者保持就业导向的针对企业的公司所得税减免。英国则在商品课税之一的增值税上做出了减

税措施。德国则采取了社会保险税方面的减免税措施。日本和韩国的减免税既有针对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也有针对企业的公司所得税减免。我国香港则采取了个人所得税减免措施。这些政策主要都还是从需求管理角度的短期经济调节措施。

如果从长远角度来考虑,商品课税和公司所得税内所涉及的一些特别条款很可能具有刺激创新进而对未来的供给产生影响的作用,最终可从供给角度来调节总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比如政府可以制定一些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从前文资料来看,这次减税潮较少涉及供给管理角度的减免税措施。其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各国政府更加期望在短期内挽救经济困局。

三、世界性减税潮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回顾世界性减税潮的目的,主要在于研究世界各国在面临经济危机冲击的时候所采取的主要税收措施,分析这些措施的经济机理。更重要的是,考察世界各国作出的减税措施是否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所启示。

(一)世界性减税潮的启示

2008年以来出现的世界性减税潮至少给我们如下几点启示:

1.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动性非常之强,这要求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某一国家的调控政策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政策措施。在很多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很可能是政策生效的重要保证。

2.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也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所言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这一根本矛盾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是被其他假象和矛盾所掩盖。当这一深层次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必将通过一定的渠道爆发出来。所以,对世界经济而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问题还将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如何启动民间自主消费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主旋律。

3.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至少应该沿着两条主线。其一是从收入调节角度入手,切实增加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起到刺激消费扩大的作用;其二是从生产角度入手,通过鼓励和刺激创新,淘汰过时的和过度的产能,从供给调节的角度来缓解供需矛盾。减免税政策很可能具有这两种功能。

4.临时性的个人所得税、商品课税、社会保险税以及公司所得税等税收减免措施,是刺激有效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措施之一。无论是短期措施还是长期措施,都可以倚重税收政策的调整来达成。

(二)我国税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经历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矛盾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解放了久被束缚的生产力,那么在市场经济转轨基本完成以来的情况下,我国同样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那就是过度依赖政府主导的直接投资或者干预下的投资来拉动经济。而且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方面。现在我们的情况与美国相同的是,在收入分配中工薪收入占比下滑,这意味着民间自主消费有受到挤压的倾向。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是通过资产证券化和房地产证券化等虚拟财富效应鼓励民间消费。而我国则是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投资来拉动经济。美国式的借贷超前消费会受

到金融危机的重大打击,金融危机下实体经济危机加剧。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则隐藏着另一种危机,那就是资源的浪费和投资各环节的腐败丛生。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权贵资本掠夺了大部分利润,平民则会陷入无法自拔的贫困。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将是非常危险的。

另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非常之大。至少,在对外贸易方面就是如此。经济危机之下我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就是明证。当外部需求因为经济危机而减少的时候,我国的外向型制造业恰恰很深地体会了生产能力过剩的苦果。

无论是内忧,还是外困,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一就在于税收政策,重点是减免税。

1.尽快改革个人所得税。设立具有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综合模式的个人所得税制。通过加强征收管理,对高收入者从实际上课以较高的税负,同时要将广大的中低收入者税负切实降低,免除其中一大部分个人和家庭的税收负担。

2.改革财产税制。设立财产持有税制,把不动产以及一些奢侈型财产纳入课税范围,既可以起到收入调节的作用,还能够刺激高收入者消费。

3.协调改革商品税。统一增值税和营业税,适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减轻商品课税负担,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4.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在深度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设立大量的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税收条款,激励企业自主投资和创新。

5.灵活税收政策调节机制。可以考虑制定某些特别法律法规,允许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特别经济情况下启动税收应急措施,利用税收这一政策工具调节宏观经济运行。

①数据引自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②数据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 lf0100lav0.html。

③数据引自《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环球视野》第319期。

④数据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lav0.html。

⑤引自http://money.163.com/08/0904/13/4L0G7UCM002524SC.html。

⑥引自http://.cn/articles/16029.html。

⑨引自http://.cn/articles/16029.html。

参考文献

[1]信力建.《金融风暴下的减税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0lavO.html.[2]高峰.《到底是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危机造成生产过剩?》,http://.cn/articles/16029.html.[3]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Recovery_and_Rein vestment_Act_of_2009.[4]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朱青.《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许海明 来源:《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11年第14期责任编辑:朵岚

第二篇:我国税制改革

我国1994年进行的全国税制改革,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为指导思想,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税制体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税制框架。但这么多年来,新税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我国税制现状

第一,流转税占主导地位的税收体制。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体税种的是流转税,包括对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及提供加工、修理分配劳务征收的增值税;选择部分消费品征收消费税;对特定行业征收营业税等。在近10年的实施过程中,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00多亿元。1994年全国税收收入5126亿元,1999年突破

10000亿元,到了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了150000亿元,2003年达到20000亿元。在连续增长中,流转税的增长一直处于主导地位,2001年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9.3%。

第二,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法并存。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原先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三税合并成一税,统一开征个人所得税;将原来的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和私营企业所得税合并,统一开征企业所得税,以适用于内资企业。同时,原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继续执行,形成了“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种所得税并存的现状。将所得税分设为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主要是考虑我国开放初期,有利于吸引外资,鼓励外资机构来华投资。所得税在我国税制中处于与流转税并重地位。2001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23.9%。

第三,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农牧业税为流转税及所得税的必要辅助税种。

第四,税务征管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税收征管体系和金库体系分别负责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征收管理及收入入库工作。

二、我国税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包括简化税制、提高税收比率、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建立双主体税制模式。可是,简单的税种合并,并不能代表征纳制度、程序、手续的简化;税收比率(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仍然连年下滑;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鼓励技术更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碍潜在的经济增长;流转税比重过大,并没有形成双主体税制,特别是增值税一项收入就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3%(1995年),税收很难成为稳定经济运行的杠杆。在所得税会计制度尚未建立,个人收入福利化的情况下,全面实施自行申报纳税制度是否行之有效值得怀疑。地下经济活动猖獗,工资之外的福利分配日益普遍,逃税行为有增无减,特别是假造、倒买倒卖增值税发票行为屡禁不止,这些都说明了新税制的副产品是不合意的。

首先,生产型增值税抑制投资增长,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内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流转税中消费税及营业税的有关政策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变化,不利于刺激消费需求和经济结构调整。

其次,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税制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不符合世贸规则,不利于企业公平竞争,抑制国内投资,影响企业深化改革。

再次,个人所得税税制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很不适应,其组织收入与调节分配的功能受到抑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高收入阶层调节不力;二是在个人所得税制中,还存在着应税所得额确定不合理,不能适应收入形式分配多元化的现实及申报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税收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税法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多数税收法律法规是以条例的形式发布,很少有正式立法;同时,由于立法层次低、立法程序难以保证,法律漏洞问题严重。

三、深化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税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用三个标准来判断:

第一,税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确立的目标。

第二,税制改革的可持续性。

第三,税制改革产生的合意的或不合意的副产品的程度,这些副产品是指税制改革所产生的(可能预测到也可能没有预测到的)主要影响,在估价这些影响时,加之判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税制改革明显地加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那么,这项税制改革是否成功,就取决于对这种收入分配状况的价值判断。

从这三个标准来看,我国要真正实现成功的税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一下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税制模式。根据税收理论,一般认为商品税有助于提高效率,所得税有助于促进公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政策目标。

1、合理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建立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

(1)优化流转税体系

第一,改革增值税。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将固定资产购入时所支付的增值税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并允许一次性全部扣除,这样不仅有利于企业加速更新设备和积极采用新技术,也有利于减少资源配置中的税收扭曲、公平税负。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八个行业已经开始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待总结经验和时机成熟后,便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同时,要拓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将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并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能够顺利连接。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税率,以充分发挥税收中性的作用。

第二,改革营业税。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按照新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将第三产业(主要是单环节经营的服务业),全部征收营业税。同时简化税目税率,以促进从事第三产业的各类企业平等竞争。但为了保持对某些行业的特殊税收调节,可以对这些行业实行幅度比例税率,其中奢侈性消费项目税率还应当从高。

第三,改革消费税。调整征税范围。对酒精、汽车轮胎、护肤护发品等普通消费品停止征税;对一些收入一般的消费者极少问津的高档消费品、奢侈品和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消费品征税,并课征高税率,这不仅符合优化商品税理论的原则,也能加强消费税的调节力度。

(2)优化所得税体系,增强其经济调控功能

首先,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适当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使企业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展开竞争。税收优惠应按照产业性优惠政策为主、区域性优惠政策为辅,间接优惠方式为主、直接优惠方式为辅的原则,把优惠的重点放在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并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特定扣除、亏损弥补等多种优惠方式,以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实现经济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改革个人所得税。一是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二是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将纳税人界定为中等以上收入者。费用扣除项目应综合考虑纳税人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的情况,以及子女受教育支出等因素,同时适当考虑纳税人配偶收入的情况,并设置费用扣除随物价变动而相应调整的规范方法,以便更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三是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逐步扩大征收范围,拓宽税基,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同时简并税率档次,并适当调低最高边际税率,适度降低税收负担,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

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彻底取消各种社保的统筹收费,设立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以雇员的工资总额为计税依据,由单位和单位雇员按同一比例税率共同承担,个体经营者以其收入总额计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为财政实施转移支付提供了稳固的资金来源,是配合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工具。

2、规范税费改革,进一步优化我国税制

名目繁多的收费,严重侵蚀了税基,不仅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对经济产生了极强的扭曲作用,不利于税收公平和效率两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取缔一切不合理的收费。对某些具有合理性但不宜改为税的费,可继续采取收费形式,但管理办法和制度一定要加以完善,而且要尽可能转为预算内的规费形式。对具有税的性质的合理性的收费,加快创造条件改为开征新的税种。

3、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

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它以知识、技术、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带动经济高速发展,而中小企业则是个人创新和创业活动的主要载体。但现行的科技税收政策不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各个阶段的发展要求,也无法有效地调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在税制改革时,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创建必须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如中小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投资的税收抵免;允许企业设立科研开发费用和风险准备金,并可在税前扣除;加速先进设备的折旧等等,其实这些优惠政策的制定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改革方向是不谋而合的。另外,要大力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制定企业对科研人才培训投入支出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个人的专利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因科技创新所获得合法的个人高收入不采取税收歧视,适用低的边际税率,这也是符合优化所得税理论最高收入边际税率应下降的理论。

4、建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税收制度

税收制度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我国尚处于摸索阶段,可考虑建立绿色环保税,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控制污染,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环保税在设计上要充分发挥税收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减少污染,进行绿色产品生产,提高环保生产技术,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此外,在我国税制改革配套措施方面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划分税权必须先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税权与事权相适应。税权的划分和下放也必须通过宪法或建立相关法律加以固定,并制定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

(2)加强征收管理。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能力对税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行十分重要,因此,强化征收管理能力也是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抓住改革机遇,大力推进依法治税。完备的税收法律体系是依法治税的前提条件,因此,税制改革为依法治税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一机遇,把促进依法治税的要求贯穿改革始终和改革的各个方面,以带动全面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努力构建依法治税的监督制约和保障体系,从体制和制度上彻底解决依法治税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三篇:混合所得税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启示

混合所得税制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启示

摘要:随经济发展,中国原有的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所带来的弊端逐渐凸显,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如何找到适合的平衡点以适应当代发展的需要?通过对别国的借鉴与学习,我们逐步确定中国个税改革的发展方向,谋求一种可以解决现实矛盾的“良方”。三种税制之中,中国有一种逐步转向混合所得税制的趋势,但是在此之中,还有许多固有的矛盾尚待解决。为健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体制,我们借鉴世界上混合所得税制体系比较完善的两个国家,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指出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混合所得税制

一、现行三种税制

纵观各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其核心都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点又并不是固定的,注重公平兼顾效率还是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并没有定论,而是根据各国的国情,具体来说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等因素来寻求一个最优目标。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采用的是分类征收的模式,分类征收程序上来说手续相对简单,可以节约征税成本,体现了效率原则。并且有一种约束力,便于税务机关监管。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收入来源多元化,复杂化,而分类征收的范围太狭窄,一部分人群的收入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完全可以逃脱税务的监管,因此也产生了很大的避税空间。同时分类征收只是单方面的关注纳税人的收入,并没有关注其经济负担和家庭情况,使得贫富差距愈加拉大,有违社会公平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已经成为十分突兀的问题。因此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

当今世界,在人均生活水平较高和社会保障体制较好的发达地区,多会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国。美国采用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经过数次重大改革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综合所得税是对纳税人全年的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综合计算征收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的突出特征,就是不管收入来源于什么渠道,采取何种形式,都将各种来源和各种形式的收入统一收税。综合所得税平等对待不同性质的所得,纳税人难以通过转移所得或更改所得特性进行避税,这一点大大弥补了分类征收的不足。这种模式最符合支付能力原则,成为当代所得税课征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但是综合征收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综合所得税制需要极其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作为保障,并且需要公民具有积极的纳税意识。其次,综合所得税征收方式复杂,需要纳税人懂得税金的计算,并能够自主交税。并且,综合所得税制征税成本较高,不利于效率的实现等问题也不容回避。经济社会瞬息万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如何找到适合的平衡点以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呢?

现在更为流行的一种方式是混合所得税制。之所以称之为“混合所得税制”是因为这是一种将综合征收和分类征收结合使用的一种所得税制。不仅很多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在往混合所得税制上变更,就连很多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发达国家也有一种走向混合的倾向。

二、混合所得税制

一般而言的混合所得税制是指,年内按分类征收,纳税终了时,再将纳税人本的所有所得加起来,按照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已缴纳的分类所得税,可以从纳税终了时应缴纳的综合所得税中扣除。不过也有不少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另辟蹊径,这种创新也有助于税制的健全发展。通过对别国的借鉴与学习,有利于我们探清中国个税改革的发展方向。经过比较和筛选,我们挑取了日本和荷兰两个实行混合所得税制的国家来详细说明。

(1)日本

首先,日本的混合所得税制的总干线是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并以分类征收为补充。这其实是在综合所得税制基础上的一种创新。综合征收固然是好,可是也有他不可避免的弊端。日本创新性的做出变革,来解决这一矛盾。

第一点为费用扣除方面的创新。日本将其分为分类扣除和综合扣除,也就是说综合课税综合扣除,分类课税分类扣除。这样的扣除制度需要完善的收入监管体制作保证。日本将纳税人的收入分为10大类进行细化管理。对工薪、营业、不动产所得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像利息所得的特殊所得实行源泉分离课税,也不会再计入综合课税总额中。各项所得都有对应的费用扣除标准。和中国相似的是,日本的工薪所得扣除实行工薪所得超额累退比率制,收入越高的部分扣除率就越低。但是日本更完善的一步是,工资所需费用中的上班交通费、调动工作时的搬家费、培训费、取得资格费用、因工作而两地分居的探亲费这五大费用在实际支出大于规定的工薪所得扣除额时,可据实扣除。这样既对高收入人群费用扣除进行限制,又照顾的低收入人群。日本完善的费用扣除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初衷,很值的我们去学习。

第二点是预提所得税制度。日本的所得税是以“自行”、“估税”为基础。这就要求纳税人根据其一年所得计算应交所得税,自行向税务局提交确定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单。这就要求公民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在日本,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40%,所以也就形成一种人人纳税的良好风气。在总体的个税收入中,预提所得税税收入占到80%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公民纳税的积极性。同时日本预提税的征收范围比较广泛,要远超一些工业国家,包括稿费、退休金、年金、股息在内的很多收入都要征预提税。同时对工薪的预提税有详细的预提税率表作为基础进行计算。所以说,日本的预提所得税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

(2)荷兰

荷兰主要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但重点却在分类上,因此大多学者称之为分类综合制。荷兰的个人所得税分类比较少,对于主要的所得实行综合征收,以年为计税期间。荷兰的个人所得税制也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收入分类、对应税率和综合征收这几个方面。

第一点为应纳税所得额的分类。荷兰将应税个人所得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个人工作和住房收入,其中所含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个人日常经营所得的利润、应交税的工资、社会福利、自由职业收入、出租房屋所得的收入,同时也包括养老金等项目。第二类为股权收益,主要指纳税人或与其合法伴侣持有的居民企业5%及以上股权所得到的股息和红利。第三类为纳税人储蓄和投资所得,这一项是以净资产所得额为税基,即纳税人每年年初1月1日所投资资产的市场公允价值减去所承担负债的市场公允价值的差值,再减去21000欧元免征额,余额按估算的4%收益率确认最后的所得额进行纳税。

第二点为分类所得对应税率。对于第一类个人所得,适合超额累进税率,主要分为四档级距,根据纳税人第一类收入由低到高,税率分别为1.95%、10.80%、42%、52%。具体对应关系见下表:

而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个人收入所得采用比例税率征税,其中第二类实质性权益或股权收益,适用25%比例税率。第三类储蓄和投资所得额,适用于30%的比例税率。总体看来,荷兰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结构简单,比例税率仅包括两种,没有其他加成征收或减征的规定,对于税务机关来说无疑是件好事。

第三点为综合调整。荷兰个人所得税的综合主要体现在实行税前扣除、税后补助和部分抵免相结合的制度。对于绝大部分纳税人都有的第一类收入,规定了相关与生活支出的扣除项目,除扣除项目外,纳税人还可以从应纳所得税额中抵免一些税额,主要涵盖了一般抵免和劳动抵免,一般抵免适用于所有65岁以下的纳税人,每人限额2000欧元,如果纳税人的税款低于2000欧元,则按实际纳税额抵免,若未缴税就不予抵免;而劳动抵免适用于取得第一类收入所得的纳税人。荷兰,作为一个劳动力稀缺型的国家,劳动抵免鼓励了更多纳税人参与工作。纳税人的工资和日常经营性收入在20000欧元一下的,抵免额随着收入的增加在0元到1600欧元期间波动;工资和经营性收入在20000到40000欧元的,抵免额固定为1600欧元,对于超过40000欧元的,抵免额反而会下降。这一方针降低了高收入者享受减免税额的弊端,增强了税制调节收入的作用,而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之处。另外还有一些税后补助的政策,减轻了低收入者的负担,并且缩小了贫富差距,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荷兰还根据纳税人的情况和收入水平发放补贴,包括育儿补贴、医疗补贴、租房补贴、子女抚养补贴。夫妻双方都在工作或在校学习,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政府补贴,还有医疗保险补贴,根据2013年医疗保险补贴标准,凡参加医疗保险体系,年收入在30939欧元以下且独居的荷兰居民有资格获得医疗保险补贴,不论是以上那种补贴,其补贴水平都是根据个人收入水平决定的,收入水平越低,相关补贴就越高。

综上其实可以看出,荷兰国家是一种“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荷兰个人所得税额最高税率达到了52%,超过了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半,但是对于如此高的税率,众多荷兰居民都持肯定态度,因为荷兰国家真正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无论采取何种税制,只要个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都是会被接受的,不会因为高税率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反而“高福利”会导致贫富差距所小,人们的幸福感指数在不断上升,这样的制度都会被有效的推行和运用。

三、我国现状及改革方向

我国现行税制为分类所得税制,并有一种向混合所得税制转型的趋势。但是,在这条道路上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日本和荷兰的税收制度对我国的税制改革确有可借鉴之处。但是我国固有的一些社会问题确实改革路上的绊脚石。

(1)社会条件。日本和荷兰相比较于我国而言,地域小,人口少,便于管理。并且可以将税收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有利于监管,同时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其次,两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社会条件要比我国好很多。长久的社会风气就会形成了良好的国民纳税意识。这便有利于建设广泛的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良好的个人金融管理体系和有效的税收征管体制。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比较依赖于源头扣缴,公民对所得税的了解很少,尤其是偏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公民没有纳税的概念,更不会有纳税的积极性。同时,中国是人口流动大国,户籍管理方面还有很大漏洞。所以要完善税制,就要做好社会制度的管理工作,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

(2)社会公平。征收个人所得税除了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更重要的作用是调节公民经济,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在我国已比较凸显。因此我国更要采取措施积极弥补个人收入所带来的贫富差。日本和荷兰在这方面都有相应的措施值得我们借鉴。在费用扣除制度上,以及税收抵免和税后补助方面,我国都缺少相应的税收制度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日本完善的费用扣除制度,制定各项收入的费用扣除标准。以及荷兰将税收与社会保障相结合,以补贴的形式弥补较大金额的生活支出。对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的社会现象,哪种方法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还有待商榷。建议可以分地区实施不同的政策。对于纳税体系比较健全的地区,可以推广费用扣除制度,而对于西部偏远地区,实行费用扣除制度有加大困难,可以采用补助的形式作为替代。

(3)专项稽查。要想建立自行申报的纳税体制,就一定要有个人所得税的专项稽查作为保证。将纳税人的收入从源头就备案入库,并且都可以查找。同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稽查小组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稽查。对于存在偷漏税的行为,要依法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主要稽查对象应包括纳税人、代扣代缴人和税务工作人员。确保纳税人,尤其是高新纳税人和外资企业中外国高新管理人员依法纳税;代扣代缴人正确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税务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不徇私舞弊。全方位的配合自行申报纳税体制,进一步推动中国由分类征收向混合所得税制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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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论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分析个人所得税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费用扣除

税率结构

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纯所得(净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个税种。所谓纯所得是指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收入总额扣除为取得收入所需费用后的余额。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为国家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二是调控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广大的群众,关系着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利益,制度是否完善与我们息息相关。个人所得税作为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重要经济杠杆,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调节社会成员分配的重要工具。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

个人所得税自1799 年在英国创立以来,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一个税种。为维护国家的经济权益,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在198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开始开征个人所得税。当时的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是相当高的,实际上难以起到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因此,个人所得税在1986 年后就成为对在中国的外籍人员征收的一种涉外税收,而对中国国内公民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则按国务院颁布了《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执行。1986年1月,国务院对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也单独立法征收所得税,颁布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个体户成为了当时的纳税主体。因此,当时形成了个人所得税三税并存的格局。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将个人所得税三税合一,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使得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次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法》,使个人所得税应税项目的设计更趋合理。从1999 年10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利息开征利息所得税,使个人所得税正式进入我国人民的生活。在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纳税义务人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将从每月800元提高到每月1600元;2005年12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也予以公布。

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第三次修正后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暴露出了不少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一)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度,税收负担不公平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办法,所谓分类所得税制度就是将纳税人各种所得按照收入性质划分为若干类,对不同类别的所得设计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算征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实现分别征收,有利于控制税源、可节省稽征费用,具有简单、透明的特点;缺点是各类收入所使用的税率不同,造成纳税人实际税负不公平的问题日益显现,而且这种税制模式已经落后于国际惯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分类所得税制难以体现公平原则。相同收入额的纳税人会因为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项目)不同,或来源于同类型的收入次数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这就产生了横向不公平;不同收入的纳税人,由于他们取得收入的类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扣除额、税率、优惠政策,甚至同类型收入由于次数不同也会使这些因素改变,而出现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从而产生纵向不公平。此外,不同类型所得的计征时间规定不同,分为月、年和次,不能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使课税带有随意性。

(2)分类所得税制造成巨大的避税空间。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可以使一些收入来源多的高收入者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办法避税,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在总体上难以实现税负公平。而且,各级税务机关在征管中往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认定每项收入为哪个应税项目,但仍存在收入项目定性不准确或难以定性的困难,一方面由此引起的税务争议案逐年增加,严重影响了征管效率;另一方面实际操作的弹性也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和公开性,导致税收征管产生漏洞,导致大量税收流失。

(二)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

个人所得税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应对净所得课税。扣除项目及扣除额的确定,直接影响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筹集,因此费用扣除是个人所得税法制建设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费用扣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成本费用,即纳税人为了取得该项收入所必须支付的费用。扣除这部分费用体现了“纯益”原则,其扣除形式多采用按实扣除或限额内列支的方式,并且只允许扣除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正常的和必要的费用;二是生计费用,它是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生存和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最低费用,是扣除制度的核心内容。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费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这种费用扣除的方法虽然简单明了,具有透明度高、便于税款计算和征管的特点,但是存在照顾不到纳税人具体情况的弊端。现行的费用扣除没有区分成本费用和生计费用,而且不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家庭总收入及年龄等因素,也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与价格水平、纳税人的具体负担、地区个人收入差距等不同情况,一律实行定额或定率扣除,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容易造成税负不公平。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各自提高费用扣除额,不但起不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会加大不同地区收入差距,形成税收逆向调节,既影响了全国税法的统一性,也有失税收公平。此外,现有所得税制中对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也未予以清晰表述,而是一般来说,对所得税应进行所得的生产成本、个人基本扣除、受抚养扣除、个人特许扣除、鼓励性再分配扣除等五项扣除标准。因此,费用扣除标准的差异化、指数化和纳税单位的确定应是今后税制改革要重点予以解决的问题。(三)税率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区分不同的项目,分别采用5%~45%、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以工薪收入所使用的税率为例,高达45%的边际税率,既不利于奖勤罚懒,也不利于体现公平效率原则。劳务报酬加成征收后边际税率为40%,本来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动报酬,税收待遇却不一样,一方面违背了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也给税务管理带来了不便。而且这种规定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实际上也极易产生累进税率的累退性。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属于“劳动型所得”的工资薪金收入个人所得税率为5% ~45%,属于“半劳动型所得”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为5%~35%,而属于“非劳动型所得”的利息收入和偶然所得收入的税率仅20%,资本性的收入税率低于劳务性的税率,具有明显的歧视劳动重资本的倾向,明显与国家的分配原则相悖。

结合我国实际的薪金水平,一直以来我国大部分纳税人只适用于5%和10%两档税率,20%以上的另六档税率形同虚设,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主体部分落在了一般工薪阶层身上,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剧了税负的纵向不公,而且一定程度上反会促使纳税人设法逃避、隐匿应税所得。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思路(一)建立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目前世界上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是将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的各种所得综合起来,扣除法定减免和项目的数额后,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它的特点是将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所有形式的所得不分类别,统一课税。这种税制的优点是税负公平、扣除合理,能够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能考虑到纳税人个人经济情况和家庭负担等给予减免照顾。但它的课征手续复杂,征收费用较高,对个人申报和税务稽查水平要求高,且以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全面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条件。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分类所得税和综合所得税的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结合。其主要的优点在于,它坚持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又坚持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减少偷漏税方面的优点,是一种较好的所得税制。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也应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才能与国际接轨。

按照分类综合的课税模式,首先可以考虑将各类应税所得分类合并计征,对部分应税、免税项目予以调整。例如,将工薪收入、劳务收入等收入合并,减去法定减免和扣除项目的数额,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征收。其次,针对多头收入的情况,逐步扩大课税范围。除了将一些过去出于优惠政策鼓励而尚未征税的项目(如证券所得收入、财产转让收入)纳入征税范围之外,其他很多额外收入或福利项目也应纳入课税范围,比如,个人取得的额外福利、投资收益、各种补贴、津贴、奖金和实物福利。另外,对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继续分类课税。这样做,既有利于解决税收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实现税制的公平和效率。

不过,实施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只是现阶段的选择,从公平税负、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出发,完全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应该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只有逐步向综合税制迈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收公平的问题,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由于目前我国对税源控管难度大、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公民纳税意识淡薄的实际情况,我国的个税制还很难从分类个税制一步过渡到综合个税制,应按循序渐进、由分类税制→分类综合税制→综合税制的过程,宜将现行的分类税制过渡到综合分类税制模式。我国政府已经明确,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现阶段目标为分类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二)采用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

对个人所得税中的合理费用项目予以扣除是世界大部分国家都采用的,由于各国个人所得税制不同,其相应的扣除项目和标准有所不同。对于综合征收的扣除,应该与实际费用负担联系起来。税收的重点应着眼于中高收入者,适当照顾弱势群体。应合理估计城镇居民实际生活支出水平,考虑根据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赡(抚)养人口多少、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生计费用扣除额,按照“量能负担”的原则,所得多者多缴税,所得少者少缴税,体现国家调节社会分配的政策精神。此外,费用扣除要体现政策原则,即费用扣除应体现我国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比如对抚养独生子女的给予一定扣除额,对子女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纳税人可给予较多生计费用扣除。除了基本扣除外,还有其他一些扣除也应考虑,如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住房保险金。向政府、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的部分可以继续扣除。要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弹性,扣除额应考虑物价等因素做适当的调整。(三)优化税率结构

按照国际惯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及税率结构也应该朝着降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这一趋势发展,同时要考虑我国的当前收入分配情况,更多的强调其调节功能。

税率是税法所规定的应纳税额与课税对象之间的比例,税率是计算税额的尺度,是国家税收政策的一个重要杠杆,它可以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调节不同经济成分的利益关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就降低税率来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二是纳税档次的减少。降低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适当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经营所得的税率。同时低边际税率和削减税率档次,还可以促进消费,提高消费水平。此外,对劳动所得和资本、经营所得实行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对资本收入和经营收入不再较劳动收入有较大的区别和优惠。保证照顾低收入者,使其降低税负,同时对高收入者可适当增加税负,以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

四、结束语

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高收入者适当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或者不纳税,这对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的作用,对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的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拉开了帷幕。我们必须以这次税制改革为契机,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所得税体系,真正发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税收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邹蓓 张述元.对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7,(5). [2] 侯健.现今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经济论坛,2007,(4). [3] 胡鹏.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几点不足[J] .经济论坛,2006,(03). [4] 王瑾.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之我见[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7. [5] 胡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刍议[J].兰州学刊,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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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对我国进行能源税制改革的思考

摘要:目前我国的能源问题不断恶化,能源矛盾日益凸出,这不但制约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了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文章借鉴西方国家在能源税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针对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能源税收政策存在的不足,对我国能源税收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与能源相关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能源税、能源问题、税制改革

一、我国能源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能源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人们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随着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加深,对能源的需求也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对能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又带来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并已发展成为影响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能源问题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益严峻。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而基本能源消费占到世界总消费量的10%。198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并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中国能源消费量虽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大约为一年0.7吨。与日本的年均4吨和美国的年均8吨相比,还相差甚远。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能源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同时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另一方面,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世界先进国家的60%~80%左右,效率极低。在能源结构上以煤炭为中心,天然气和再生能源在开发利用上很落后。近几年,很多城市出现“电荒”、“煤荒”、“油荒”危机,凸现了我国的能源矛盾。此外,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国内的煤炭资源满足其主要的能源需求,是世界上使用煤炭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全球煤烟型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据调查确认,由于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我国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导致国土面积的30%以上有酸雨现象,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14%,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还造成了负面的国际影响。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新“三高”使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能源形势。

能源问题的不断恶化不但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为了解决能源问题,世界各国无不以政治、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等各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税收手段的运用已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促进能源节约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上具有其他经济手段难以替代的功能。在国外,面向能源的税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税,包括对交通燃料以及其他能源原料所征收的基本税;二是针对能源消费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而征收的环境税,如硫税和碳税等等。欧盟各国、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专门的能源税法,各国利用能源税法,对能源耗费行为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为能源的合理使用提供具体的财税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使能源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尚没有专门的能源税种,与能源使用相关的财税法规大都体现在消费税、增值税以及资源税等税种中,而且只是作为其中的税目来体现。对能源耗费行为的调控,大多还是通过征收排污费的形式进行。而且现行税制中针对节约能源、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再生能源的企业和技术的税收优惠措施几乎是空白,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税收制度在合理开发和利用能源中应发挥的导向作用,以及对环境保护的调控力度。面对日趋严峻的能源状况,针对我国现行税制中有关能源税收措施存在的严重不足,借鉴西方国家在能源税收政策方面所取得的经验,适时地对我国能源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与能源相关的税收体系成为必要。

二、进行能源税改革的有效途径

1、调整现行税收制度

(1)调整增值税。为鼓励和扶持再生能源产业,应降低再生能源企业的增值税率。现阶段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较高,征收增值税后的上网电价将更高,令消费者难以接受。另外,可再生能源发电不消耗燃料,没有进项税或进项税少,增值税不能抵扣或抵扣很少。因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增值税实际征收额远远高于常规能源发电。按全国统一的增值税率(17%〕征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与常规能源发电技术的公平竞争。z9^6

(2)改革资源税制度。一是提高征收标准。我国的资源长期在政府控制下实行低价政策,目前我国的资源税主要是级差调节性质,未能体现资源本身价值,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此外,适当提高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资源税率,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的产品课以重税,从而限制它们的不合理的开采和使用也是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改变资源税的计量依据。由现在的按企业产量征收改为按划分给企业的资源可采储量征收,促使企业尽量提高资源的回采率;三是调整资源税的征收办法。改革现行对原油征收资源税的计税办法,改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使国家能从原油价格上涨中分享部分收益。将税率与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情况挂钩,按资源回采率和环境修复指标确定相应的税收标准,资源开采率越低,环境修复程度越差,资源税率就越高;

(3)调整现行的消费税政策。一是将目前尚未纳税消费税征收范围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能耗产品、资源消耗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二是适当调整现行一些应税消费品的税率水平,如提高大排气量轿车的消费税税率,适当降低低排气量汽车税率等;三是适当调整消费税的优惠政策,对符合节能和环保标准的汽车,允许按照一定比例享受消费税减征的优惠等。

(4)调整关税。一是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取消对污染严重、资源和能源耗费严重、附加值低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低能耗类的出口产品,适当提高退税率;二是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考虑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增收出口税,以限制其出口,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不合理的能源消费。

2.适时开征新的能源税种

(1)尽快开征燃油税。

目前,我国新增石油需求的三分之二来自于交通运输业,我国汽车产业的迅猛增势让石油供应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过去15年里,我国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而汽车的能耗成了“罪魁”。国际经验表明,高燃油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高油价限制了对石油的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刺激了节能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我国关于开征燃油税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八年,至今千呼万唤不出来。其主要原因是燃油税取代养路后,税务、公路部门利益的重新分配难以平衡。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开征燃油税的关键。

(2)研究开征碳税。

征收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西方国家征收的碳税一般是一个混合型税种。设计的税率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由该能源的含碳量决定,所有固体的和液体的矿物能源包括煤、石油及其各种制品都要按其含碳量缴纳该税的碳税部分。另一部分是由该能源的发热量来决定,主要是指对矿物能源与非矿物能源,如电力征税。采取碳税是一种以价制量的策略,其优点是可以合理反映环境与社会外部成本,而具有二氧化碳减量的经济诱因,可促使厂商更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能够促进能源系统从高碳排放矿物能源向低碳或非碳能源转化,也将有利于我国天然气和核电的发展。

3.增加税收优惠政策

利用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我国对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支持力度,提高自产能源的产量,同时鼓励节能技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我国的能源效率,改善和优化能源的供应结构。例如:对油气勘探实行部分免税,对枯竭油田实行“折耗”优惠,以及减免矿区使用费等;对企业在海外的油气投资活动要予以税收政策优惠;用于油气投资的利润可以不征所得税,其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按一定比例进行抵免;对投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企业实行所得税低税率,甚至给予一定范围和时期的免税,或给于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优惠政策,以鼓励和扶持这些产业的发展;对生产和制造节能设备和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间接优惠政策;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专用设备,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直接用于生产节能产品及利用清洁能源的产品的设备,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导向,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对低能耗类的出口产品,适当提高退税率,对高能耗类出口产品的退税率,适当予以降低甚至取消;对从事节能、新能源、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营业税等。

三、在能源税制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对我国进行能源税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而又紧迫的工作。新税种的开征和相关税种的减免优惠如何才能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兼顾中央和地方财政以及各部门的利益,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为了能源税改革的顺利地进行,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问题:

1、能源税改革应与国家的“费税”改革及地方税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在引入能源税的过程中,应处理好税收与收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源税费收入建议大部分纳入地方财政统一管理,以发挥地方在合理利用能源以及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2、在进行税制改革时,应注意不加重总体的税收负担。可通过降低其它税来减少新增能源税的影响,这样可以保证税收制度效率的提高,并使税制改革易于实施。如丹麦在开展综合性的税制改革时,降低了所有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堵塞一系列税收漏洞,逐步将税收负担由所得和劳务收入转到节能、污染和环境资源上,收到很好的效果。

3、税收的鼓励性政策与强制性政策应结合使用。采取鼓励性政策如减免税、由于不需要政府拿出大量资金来进行补贴,只是减少一部分中央或地方的收入,不会构成对全国税收平衡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可以有多种选择。因而易于实施。但是也应注意到,由于税收优惠不进入生产成本,只影响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对鼓励企业改进生产制造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没有直接的作用。因此有些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可能因为优惠政策取消而无法生存。所以,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强制性税收政策。如燃油税、碳税,不仅能起到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还能起到促进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技术水平的作用,因而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刺激措施。m国家的能源政策一方面鼓励节能、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加以限制。税收政策的制定也应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鼓励与限制并举,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4、能源税改革应循序渐进。考虑到对维护国家综合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应该尽快地、同时也是分阶段地推进能源税改革。对我国能源税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尽可能周全的规划,循序渐进地进行。不同时期能源政策的目标和侧重点是不同的,不同能源税种实施的条件和推进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改革初期应首先选择征收成本低,公众易于接受的税种,以便改革的顺利进行。此外,能源税改革还应坚持“发展与环保兼顾”原则,不切实际的高标准能源税制不仅公众一时难以接受,同时也会令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受挫,从而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只要能够作到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保障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能源税改革在政治上就具有很高的可接受性和吸引力,从而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影响力和可操作性的宏观经济手段。我们应积极抓住税制深化改革的有利契机,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能源政策的目标导向和能源战略的现实要求,及时调整和优化能源税收政策,稳步推进能源税收改革,进一步加强税收对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能力,尽早建立一个符合我国能源战略目标的能源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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