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韩国金融体系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浅析韩国金融体系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 自韩国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韩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一方面严格履行IMF的援助计划；另一方面针对原有金融体系的弊病, 在制度结构、不良债权的敏感问题和金融规范上进行了较为彻底的调整和重组, 旨在早日恢复金融机构应有的功能, 提高其稳定性和经营效益。自此，韩国经济恢复很快, 系统研究韩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对韩国以后避免类似危机的发生以及对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韩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痼疾和政府政策失败两方面分析了韩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简单介绍了韩国金融改革的措施并从韩国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汲取经验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管制金融 间接金融优势 金融机构 金融监管 不良债权
在韩国的经济史上,1997 年12 月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以韩宝集团破产为起点的韩国金融危机，使国内的多数大型企业开始拒偿国家贷款, 最终连在财界排名前10 位的起亚集团也到了拒偿贷款的地步。在漫长而又炎热的夏季,韩国经济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进入秋季, 外国企业逐渐对韩国经济体制的基本健全性和政府当局的对策能力产生怀疑, 于是在股市上大量地抛售股票。虽然要求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益增高, 但当局却认为现在国内经济和基本框架还是很稳定, 目前的混乱只是金融市场的暂时性动荡而已。同时长期为韩国提供资金的国际金融组织也开始静观其变, 他们认为韩国经济本身存在着深刻的体制问题, 并终止了对韩国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所有资金的提供，而且对已投入的资金开始迅速回收。于是韩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外汇不足状态, 最终只能向IMF 申请金融贷款。而IMF 并非象“圣诞老人”那样为韩国带来外汇, 他们认为造成韩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的非效率性和以垄断企业为主的无分类扩张投资。因此, 他们提出以国内难以接受的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拆借资金的代价。而现在,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对这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吸取教训,使韩国经济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重新崛起并从其改革进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指导到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1.结构性缺陷
韩国金融制度是从60 年代初开始,为实现经济赶超型发展战略, 适应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至1997 年危机爆发前,韩国金融制度具有“管制金融、间接融资优势”两大明显特征。
1.1 管制金融
管制金融即政府主导型金融机制, 是指政府直接控制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 并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保护, 金融部门只是政府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的工具而已, 不是遵循金融原则而是按照非金融原则的行政旨意运行。管制金融具有集中筹集和使用资金的优点,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 采取这种制度安排是有一定的极意义的, 尤其是与韩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是相适应的。但管制金融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因而缺乏对银行的监管能力,致使金融机构的超负荷经营和金融秩序的混乱得不到有效监管;从商业银行来看，政府对银行贷款进行直接干预,许多贷款以优惠的条件和利率流向执行产业政策的企业集团, 且政府规定央行必须以一定比例对商业银行的这类贷款予以再贴现, 这样, 商业银行就失去了对贷款项目进行评估、筛选的权力,在贷款时只需按政府旨意行事,其结果必然是不健全的投资增多和银行运行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银行受政府直接控制的同时也得到了无限制的保护, 就算银行陷入经营困境也决无破产倒闭之虞, 因其可以从政府及货币当局那里得到无限制的保证, 这使得银行经理丧失风险意识,形成道德风险,反过来使银行的自主经营权被进一步剥夺。
1.2 间接融资优势对国外短期借款依附程度高
为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政府于60年代开始就选择了“间接融资优势”的制度安排。所谓间接金融优势即指再融资来源中以银行借款等间接融资方式为主。韩国企业外部资金来源中，以银行借款、借用外债和政府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在70 —80 年代占80 %，1985 —1994 年仍占60 %左右;直接融资中, 股票筹资在70 —80 年代不足14 % , 1990 —1994 年也仅为15.9 % , 主要是大量利用短期商业票据筹资。间接融资优势使企业过分地倚重银行,风险过多向银行集中。短期商业票据的不当使用, 以及综合融资公司和商业银行又过多地涉及, 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风险。
1.3 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
韩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标准松弛，财务报表无法反映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真实营运状况，股票市场透明度低。债券初级市场虽已成立，但因利率自由化进展缓慢，债券交易指标收益率曲线无法建立，影响次级市场交易，流动性不足。这些都严重制约着韩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1.4 重复投资和拆借经营
据1998 年3 月6 日 韩国产业银行公布的韩国国内企业近10 年来设备投资的分析结果显示，就企业本身来说,并未形成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竞争型的设备投资势态。但在石油化工、钢铁、电子电器、造船、汽车、煤油6 个垄断行业中却体现出了向大型企业的强有力的投资倾向,在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汽车等行业。这种投资竞争趋向不仅脱离了现有部门, 而且向新的行业扩展并最终成为产品供过于求、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
1.5 庞大的、多样化的、战线过长的生产组织系统
正如韩国一家大企业集团所采用的闻名全球的广告用语所说: 从芯片到轮船都造。譬如仅韩国三星集团一家企业就为韩国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了20%左右。大企业集团除了面对不易管理控制和协调等内部问题之外, 过于庞大的组织往往还倾向于采取牺牲利润和股本报酬率来促进自身的成长。
总之，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的金融体制基本上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在这种体制框架之下，金融监管被作为宏观调节的手段之一，主要服务于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金融监管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竞争力，而是力图通过政府提供无限担保对国内金融机构实行过度保护，并通
过多元化的分业监管体制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度干预金融市场会带来较多弊端，于是开始减少对金融机构的干预，但与此同时，由于一些人误以为减少干预即是放松监管，因而造成了金融纪律松弛，监管力度不够，金融业风险逐渐加大，最终导致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爆发了空前的金融危机。
2.政府政策的失败 2.1 对起亚集团处理的拖延
1997 年初,韩宝集团倒闭后, 许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也在一个月内纷纷倒闭。1997 年7 月起亚局面不断恶化，拒付贷款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此时韩国政府当局并没有认真剖析起亚集团的本质问题, 而是更多地考虑是否将它转让给三星。面对韩国政府的如此反应，许多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商,开始对在韩国的投资感到不安, 并着手迅速回收其已投入的资本, 并不再投入新的资金。紧随其后，国际金融组织对已到期的外汇资金也拒绝给予延期,并把本金收回。因此, 国内金融机构的不良局面不断扩大, 为了金融机构生存不得不回收投向企业的贷款。其必然结果是企业的资金流动因此出现阻碍。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国内的大企业开始从国外借入大量资金,其结果是韩国的外债速增加。之后韩国政府决定将起亚公有化,即国营企业化错误决定,令外国投资者开始怀疑韩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并对韩国经济的现状感到强烈的不安。
2.2 资本项目开放失序
韩国自80年代初期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对政府拥有的商业银行实行了民营化，逐步放开存贷利率，给银行更大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尤其是从90年代起，大幅放松了对外国投资国内证券与债券市场的限制，并于1992年1月实施新的外汇管制法，解除金融机构境外短期借款的限制，撤除短期外资流动的障碍，取消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但政府干预色彩依然浓厚，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对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借款等企业筹资管制仍未放宽。资本项目开放的失序，促使金融机构承借巨额短期外债，融通国内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此种以短支长、依赖外债的做法，导致企业财阀的财务结构明显恶化，金融机构呆账增加。
2.3 过早地对外开放
80年代末，美国给韩国施压，就金融开放开始双边谈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国集团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推动韩国开放金融市场。一方面为了使本国企业集团不受外国企业影响，韩国在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同时，保留了对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股权参与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管制和国内不良的借贷文化造成短期债务比例过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对资本流动取消控制的同时，未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造成监管真空。因韩国对资本引进的控制放宽及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吸引外资更为容易。资本市场过大的开放程度和过高的开放速度, 使韩国经济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金融管制的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国内金融机构,将无法抵御来自利息差异、汇兑损益，以及外商企业企图通过股票投资收益来收回大量投机资金等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以致造成资本市场的混乱。
2.4 金融监督的疏忽和综合金融社许可证的滥发
因金融监督不够完善,银行之间、企业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对庞大的不良债权视若无睹。特别是综合金融社向东南亚的投资没有得到控制成为最大的问题。综合金融社盲目吸引低于韩国利率的外国资本, 无任何经验的综合金融社买入利息较低的短期资金, 用以购买东南亚、韩国,甚至俄罗斯的高利息长期债券。综合金融社完全没有考虑高利息债券的高风险, 将借入的短期资本全部投入到长期债券当中,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风暴一来,综合金融社的这种长期债券变成了一张废纸, 与此同时，为长期债券提供担保的国际金融机构, 也开始要求其偿还债务。迫于无奈, 综合金融社在国内的外汇市场上购买美元,由此,美元的价格也随之上升。外国金融机构很快就了解到综合金融社在海外的负债高达数百亿美元, 并开始抽走资金, 综合金融社为防止事态继续恶化，开始动用一年的短期甚至一天的超短期信贷, 欲堵住这个缺口, 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形成了。
2.5 滞后的危机意识
早在1996 年中期,综合金融社的变换投资行为就亟待改变,而且,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调拨资金的能力不断减弱, 发生外汇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许多外国言论界对韩国的金融危机提出过警告, 但韩国政府不仅没采取相应的措施, 还把时间浪费在了对该评论的指责和反驳上, 而且, 为了保持原有汇率, 浪费了大量的外汇,导致外汇危机
更加恶化, 最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在1997 年11 月21 日这天向IMF 申请金融贷款。
二、韩国金融改革的措施
1997年12月，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583亿美元的援助后，开始了IMF建议的一揽子改革，其中主要有：金融体系改革、金融机构重组、处置不良贷款、调整金融环境等。这些改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对韩国经济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国金融体系改革和重组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重整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体系重整是韩国金融改革的首要工作。为重整金融机构体系，韩国政府迅速成立专门机构，负责金融机构重整的监督、评估工作，并注入大量公共资金，改善银行资产质量。例如，成立了独立的金融监管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管服务部(FSS)，专门负责全体金融机构的监理工作，并指定韩国存款保险公司(KDIC)、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等机构，协助金融机构加速重整。
韩国金融机构重整的目的，是大力整顿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机构的合并、重整，改善金融机构过多的现象，以提高经营效率。
2.进行金融法制再造
金融法制再造主要围绕金融检查与监理标准一元化和强
化金融规范进行。为整顿金融秩序，韩国政府通过设立金融监督委员会(FSC)，由其制定统一的监理规范，并统筹金融检查工作，监督全体金融机构的营运，实行金融检查一元化。
韩国缺乏严格的金融规范，加上金融机构与大财阀关系密切，未能有效评估信贷质量，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韩国政府将强化金融监理规范，列为金融改革的重点。其主要措施包括：①实施新的资信分类与备抵放款损失提列标准；②强化会计标准；③提高对单一借款者的授信限制；④改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等。
3.整顿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
为改变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失序的状况，韩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①修改外国投资法规，鼓励外国直接投资；②实行资本交易自由化和外汇交易自由化；③开放金融市场，韩国政府陆续开放了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韩国政府通过重整金融机构体系、金融法制再造、整顿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和促进金融市场开放，对韩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和调整，取得显著成效。逐步实现了经济恢复增长、金融形势好转、金融市场更加活跃、银行营运状况得到逐渐改善。
三、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 我国政府就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围绕“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的目标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改
革措施, 这是我国没有遭受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正面冲击的主要原因。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在促进经济展过程中所选择的金融制度安排与韩国有不少相似点,金融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各项改革的阻力在逐步加大。因此,在化解金融风险和健全金融制度过程中,应当从邻国的金融危机和金融制度变革中吸取深刻教训。
3.1 合理发挥政府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作用
金融体制改革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既要统领全局、时刻掌握经济发展状况，又要科学地落施改革措施，使我国经济能够防攻有度。金融体制变革中，韩国政府起到引导、支持和保障的作用，在政策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目标。政府提倡权责分明，并且不过分干涉，而是充分让金融机构发挥自身的管理自主权和独立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方面的事务，政府责无旁贷地进行监管处理，从而保障金融行业的顺利发展。从以上韩国政府的作法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也应该借鉴政企分开的理念，合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为企业发展提高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帮助，而不该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管理事项，在处理金融机构非法贷款的同时应加强对其的监管。
3.2 建立健全金融调控监管体系, 强化金融监管
在设立了中央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调控监管机构的基础上, 要注意维护它们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形成有效监管。首先，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建立高效合理的政策协商体制和信息分享平台，填补监管漏洞。如效仿韩国建立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承担协调金融监管的工作并作定期审查。此举不仅有利于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同时还能够提升金融监管品质。其次，应该重视汇率体制的改革、稳定汇率政策，避免出现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的状况。另外，可考虑建立由股票、债券和基金等市场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资金来源。
3.3 适度地加强金融领域引进外资的力度
为此要大力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竞争意识，逐步降低少数国有银行的垄断现象，尽管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对国外的银行实行了国民待遇，但是想要打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仍然要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强制控制。适当地引进外资有利于提高对本国银行的治理水平、促进风险体制改革，亦是国有银行走向海外的关键所在。
3.4 切实提升融资的效率和质量
在大面积借鉴韩国等先进国家的经验的同时，我们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清醒深刻的认识，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的金融领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们更要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近期美国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的冲击力之所以如此之大，究其原因是金融过度虚拟化从而引发金融资产价值的过度膨胀。引以为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将带来金融资产总量的增加，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实资产的增加而忽视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
3.5 经济政策应当稳步推进
利率自由化和对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应当逐步推进。此外,就金融改革本身来说, 由于改革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调整, 因此, 要对改革过程中的阻力有充分的估计, 对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形成合理的预期,注意加强领导和统一部署。
从我国国情来看，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仍旧非常不成熟，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所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政策金融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政策金融将与韩国大不相同，它一方面要彻底从旧体制中摆脱出来，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我们相信，这样的政策金融能够最大限度的逼近市场运行效果，同时又能够避免韩国政策金融的各种弊端，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等.东亚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作用[M].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6 2.陈龙山,张玉山,贲贵春.韩国经济发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3.张晓轩,于洋,王丽娟.韩国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1997 4.李连仲, 田吉龙.韩国经济如何走上复苏之路.国际经济评论[M].2000.7-8 5.胡岳岷.韩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机理及其借鉴.经济评论.1999 6.韩国日报[N].1998.1999 7.韩国每日经济日报[N].1998.1999
第二篇：韩国电子政务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电子政务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http://b2b.toocle.com2009年11月05日17:03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表评论 联系我们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完全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信息化建设上。近20年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都成为了各国高度重视的信息化建设工程。对国家而言电子政务为其提供了一种以低廉的费用实现高速度、高透明度、高效率执政的有效手段，使政令可以更加畅通，使服务可以更加快速，使民主的政治方式得以更加完善的执行。因此电子政务的建设已经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自2002年联合国发布的第一份全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开始，电子政务建设更成为全球的趋势。最新的《2008全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从电子政务到整体治理》，从电子政务状况和公民参与程度两方面对联合国192个会员国进行了综合评估和对比。其中韩国排名第六，是前十名中唯一的亚洲国家，作为电子政务起步较晚的亚洲国家来说，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同时对于排名第65位的中国如何快速的提高电子政务水平也存在着借鉴意义。
1韩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
1.1国家骨干网建设
(l)第一次国家骨干网建设
从1987年开始，韩国政府选择了国防、行政、金融、教育、公安、研究，五大重点领域，以提高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打造信息产业发展基础为目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家骨干网建设。在五大重点领域中确定了居民、房地产、雇佣、通关、汽车和经济统计这6大业务优先开展服务，到1991年底五大重点领域中的六大优先业务已经都实现了在线服务。
(2)第二次国家骨干网建设
从1992年开始，韩国开展了第二次国家骨干的建设。二期建设把行政计算机网络化项目分为需要优先开展和需要重点支援两项工作，并把公民福，邮电局综合服务、气象信息管理、海上货物管理、知产权信息管理、物品目录管理和渔船七个项目定定为先开展的工作；把经济通商业务、国际综合管理、农业技术信息管理、环保管理等作为重点支援的工作。1996年底政府对国税管理、护照管理、土地管理等个重点业务进行了在线管理。基本实现了政府行政电算机网络化的目标。
通过两次国家骨干网的建设韩国政府将原冲散的政府职能以业务为单位进行串联，实现了行政电算化网络管理。
1.2软环境的建设
(l)政策导向促进电子政务建设
1996年韩国政府制定了信息化促进基本计以“通过世界最高水准的信息化建设，在2010年术国发展成世界一流国家”为目标，真正意义上开如进行政信息化的发展。
1999年3月韩国政府出台了“CyherKoreaZI划，根据该计划，为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将重点于行政业务的信息化、改善民政行政服务、营造促月法和司法的信息化环境和建设灾害信息管理体系高行政服务水平。
1999年韩国政府为提高公民的信息素质消除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形成的“数字鸿沟”，以所有忽视信息的阶层为对象推出J“全国信自北教育计划”，对全民进行信息化普及教育。
2001年1月30日韩国政府成立电子政务特别委员会，其宗旨是解决以往的以部门为中心的信息化进程中调节力度不够的问题，积极听取民间部门的意见，以“选定在2002年之前需要优先开展的课题并使其呈现效果”、“共享和连接已有信息资源，防止重复开发”、“把各部门的相关业务整合为单一项目”为任务加速电子政务的实现。
2002年4月韩国政府提出了“e一KOREA Vision2006”建设目标，即“通过信息化建设，显著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通过迅速准确的为公民服务、在线定制型服务和行政公开，在为公民创造参政议政的前提下，制定和执行政府决策”。
到2006年韩国完成了行政机关网页构建，行政机关电子批示系统的引进，电子文件的传输，韩国政府门户网站提供多达500多个可在线执行的服务。其它各部门网站也有大量在线服务，如网上交税、律师考试结果查询，寻找朝鲜失散亲属等。韩国电子政务网站还具有很高水平的个性化功能，让用户管理自己的网上活动。此外，大部分站点提供PDF或无线接入，几乎所有站点都允许访问者订阅E一mall通知。韩国政府网站与用户的互动特色也非常显著。每个政府站点都在显著位置包含访客留言或论坛。在设计上，韩国网站色彩丰富的按钮对于导航的提示明确。总体上，韩国网站在保持以访问者用户为中心的基础上，提供了丰富的特色。
通过提供各种电子民政服务，促进了网上信息提供和网上民政处理业务的发展。
(2)法律规范电子政务建设
在电子政务建设期间韩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
1、《对公众机构的公众档案管理条例》
2、《数字内容管理条例》
3、《建立与运用国家地理信息系统条例》
4、《关于建立信息系统安全与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条例》
5、《缩小数字鸿沟条例》
6、《保护主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
7、《关于推进行政部门的信息化以实现电子政务的条例》
这些相应法律、法规的出台完善了电子政务法律体系，为电子政务的建设保驾护航。通过以上这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实施，韩国的电子政务不单在短日，JI司内取得J”明显的建设效果，更重要的是韩国政府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以信息产业建设为导向的全民意识，加深了电子政务与公众间的联系，在此期间不论是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还是民间的信息产业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当时以及日后韩国电子政务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在各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韩国电子政务的未来发展
韩国政府从2007年开始制定的电子政务发展方向是建立一个“无处不在”的电子政务，用计算机化环境提供周到的服务，强化公民和政府之间信赖关系，而且强化政府政策的基盘。韩国下一代电子政务的公共服务的改善方向要倡导以客户为主的服务方向；政府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之间无缝隙的合作和整合现有的应用系统，以使用者价值为主的服务及中央和地方政府联结为导向的服务；通过多种服务通道提供以使用者为主的选择服务和个性化和智能化的服务。
2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
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是遵循着：办公电子化工程一政府上网工程一全面电子政务建设这样一条线展开的。
2.1办公电子化工程
80年代末期，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开展了办公自动化(OA)工程，为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技术奠定了基础。1993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开始实施“三金工程”—即“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其重点是建设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为重点行业和部门传输数据和信息。
2.2政府上网工程
1999年，我国提出“政府上网年”的概念，并开始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化，以网站为重点的国内电子政务得到了很大发展。截止至现在县级及县级以上政府机关已经普遍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各级各类政府网站总数已经超过10000个。
2.3全面电子政务建设
前两个阶段的建设更多地是一种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意识的启蒙，直到2002年前后“电子政务”建设的提出，并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规划了“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的建设重点，中国才进人了一个全面的电子政务建设时期。
3韩国电子政务建设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与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同样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发展迅速。我国与韩国地理文化背景都十分接近，在发展中也曾经遇到许多类似问题，了解韩国电子政务建设过程得出的有益经验和其建设过程中解决类似问题的有效方式，对加速我国今后电子政务建设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
3.1韩国各界对电子政务的高度重视
对于电子政务的必要性，韩国政府高层及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自韩国总统金大中上任，电子政务就成为了国家优先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项目。并且由总统亲自主持召开“信息化战略会议”制定国家信息化的最高决策、总理亲自决策、指挥、监督和制定相应的计划。在此后的10年间韩国各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本着“产业化虽落后但信息化一定要领先”的原则，举全民之力推进信息产业发展，不单在电子政务建设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同时也在电子政务意识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虽然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电子政务建设方式，但是各级政府部门对电子政务建设的重视程度是递减的，很多地方政府甚至认为开展电子政务建设不过是一项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对电子政务建设必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所以各地区开展电子政务建设的进度差别较大。当务之急就是政府要通过一系列举措不单使各级政府认识到电子政务建设的必要性，也要提高全社会的电子政务建设和参与的意识。
3.2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
韩国电子政务建设时重视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从建设初始便制定了信息化促进基本规划等等。而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时候缺乏统一规划和统一标准，造成了很多重复性的建设，例如很多已经建设完成的系统与即将要建设的系统无法共融必须要在新系统上进行二次开发的尴尬局面，造成了很多资源的浪费，所以尽快建立统一的规划和统一的标准是当务之急。
3.3快速立法
伴随着韩国电子政务的建设，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同步的在建立和完善，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电子政务的高速发展，避免了电子政务建设中要走的很多弯路。而中国电子政务建设则像一些学者指出的一样处于一种“无纲领性立法、无确定立法规则、无有效的立法评价及监督机制”的三无状态，所以虽然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立法取得一定进展，但存在着缺乏纲领性法律，立法层次不高等等不足。
3.4投资效益分析
韩国电子政务建设是由政府投资，投资过程中韩国政府高度重视通过投资效益分析评价提高电子政务投资效益。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也是由政府投资，但是投资过程中投资分散和投资效益低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资料显示，全国2500多个政府门户网站中，约有1/3的网站难以打开，1/3的网站应用价值较低。
21世纪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lT技术应用就如20世纪的蒸汽机应用一样，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本着“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原则，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加速电子政务建设步伐。（作者胡延最 编选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第三篇：韩国信用卡危机对我国信用卡发展的启示
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韩国信用卡危机对我国信用卡发展的启示
一、韩国信用卡危机
1.韩国信用卡危机的爆发
近年来，由于韩国经济的停滞不前，消费者债务拖欠问题立即暴露出来。2003年9 月底，债务拖欠比率达到创历史记录的11.2%。其中，友利（Woori）信用卡公司债务拖欠比率最高，达到26.42%。据统计，韩国拖欠债务超过90 天的信用卡持卡人已经占到韩国劳动人口的16%。债务拖欠比率急升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全部在2003 年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LG 信用卡公司最为严重。2003 年11 月21 日，该公司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被迫向持卡人停止了现金预付业务，11 月23 日，该公司获得了8 家债权人2 万亿韩元贷款的紧急援助，而得以避免宣布破产。
2.韩国信用卡危机的主要成因
韩国信用卡曾经经历了1999～2001年非常辉煌的发展时期，信用卡的使用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发卡量超过1 亿张。15 岁以上的韩国人平均使用4 张不同的信用卡，拥有10 张信用卡的人数也已超过23 万，而美国人则平均只有2张。2001 年韩国信用卡的使用金额为445 兆韩元，比2000 年增加了88%。以韩国有2200 多万经济活动人口计算，每人使用信用卡花的钱大约为2000 万韩元（约合16000 美元），尽管这里包括法人卡使用的金额，但数字已经相当可观。而信用卡公司当年纯利润总额达到了24870 亿韩元，韩国独立信用卡借贷机构（如三星、LG 等）的资本回报率达到52%，韩专业 专注繁荣”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国因此曾被认为是使用信用卡最好的国家之一。然而恰恰是这几年的“表面（1）政府鼓励信用卡消费，以此刺激内需是诱因。信用卡市场的暴涨和信贷市场的混乱与韩国政府近乎强制的推动手段是分不开的。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刚结束的时候，政府鼓励消费者贷款，以此刺激经济，给危机重重的制造业提供发展机会。1999 年韩国信用卡业务曾出现下滑迹象。有的商店为了加强资金的周转，拒收信用卡，有的商店明码标示两种价格，用现金买东西明显便宜。于是韩国的法令明文规定，如果商家被举报不接受信用卡的使用，将受到罚款的制裁。为了让商家和顾客都愿意使用信用卡，政府还规定使用信用卡的手续费由信用卡公司承担。韩国政府为了促进信用卡消费和信用卡公司的发展也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年底结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信用卡消费额的20% 将从个人应纳税收入中扣除。
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经济分析师Vuwa Hedrick－Wong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韩国就像一个长期饱受饥饿后突然进食的病人。长达10 年以抑制消费为取向的金融政策突然逆转造成了今天的后果。”很多韩国人盲目举债消费，致使其背负的信用卡贷款债务大大超过偿还能力。韩国储蓄率过去在全世界名列前茅，1995 年的储蓄率为35.5%, 2003 年降至27.3%。与此同时，家庭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自1998 年来翻了一番，达80%，与美国水平相当。
（2）发卡机构滥发信用卡是内因。目前韩国国内共有两类信用卡公司，一类为国民、外换、朝兴BC 等银行信用卡公司，一类为LG、三星、现代、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东洋等企业信用卡公司。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的五年间，韩国的很多银行因公司坏账而濒临破产，但随着消费者贷款的迅速上升，这些银行又扭亏为盈。发卡机构为了短期效益争相发卡，不对客户的信用程度进行充分审查就随意发放，甚至信用卡公司雇用的推销人员到处追逐行人推销信用卡。有的信用卡公司将信用卡发给了未成年的学生，很多无业者也能申请到信用卡。韩国银行为争夺客源，经常互相压低欠款利率。当持卡人在欠款30天需要还款时，他可以使用第二张卡获取现金以偿还第一张卡，并以此类推，造成恶性循环。这些持卡人很快就成了“信用不良者”群体，即一为青少年，二为下岗失业人员，三为专吃信用卡的人。2000 年，韩国“信用不良者”达到100 万人。此后，“信用不良者”每年呈倍增趋势，2003 年上半年突破300万人，年底达到360 万人，其中有约100万人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以卡养卡族”。
(3)监管部门监管不力是外因。在政府鼓励信用卡消费的时期，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对各家发卡公司近似疯狂的发卡行为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管。同时也由于信用卡监管法规的不健全和监管部门不愿意打击政府刺激内需的积极性，再加上韩国没有一个共享的个人信用资料中心，各家发卡公司或是发卡银行仅仅依赖自己掌握的信用数据来判断个人的信用登记，导致各发卡机构盲目发卡。因此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是信用卡危机的重要外因。
二、我国信用卡发展的现状
1.我国信用卡发展的历程、规模
信用卡进入中国基本上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但其后信用卡在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中国的发展就一直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1995～2000 年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市场开始产生，并步入市场的初步启动阶段。2000年中国加入WTO 后，面对中国信用卡市场开放趋势的加速和外资金融机构的潜在竞争，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纷纷加大了在信用卡业务上的投入，中国信用卡市场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2002年以来，我国信用卡市场的竞争开始加剧，除了国内发卡行的增加外，中国信用卡市场也开始面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间接竞争。中国信用卡市场的竞争主体更加多元化起来。
近年来，我国信用卡市场虽然已经初见雏形，但与境外成熟信用卡市场相比，我国信用卡市场的市场规模还很小。截至2003 年12 月31 日，共有11 家银行发行了标准的贷记卡，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上海银行，共发行贷记卡400 多万张，成年人持有信用卡的比例开始接近3%，信用卡占持卡人日常支出的比例开始接近1％。
综合考虑市场规模、网络建设和市场规则等方面，可以说我国信用卡市场还处于新兴市场形成期向成长期过渡的阶段，还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也是我国信用卡市场暂时没有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
2.我国信用卡现阶段特点
目前我国信用卡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市场渗透率很低。目前，我国4亿张银行卡中，真正的贷记卡只有400 万张，人均信用卡量以及交易数量都很低；联机授权系统和信用卡特约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商户也不多，且集中于沿海地区。即使在沿海地区，标准贷记卡持卡人比例以及进行联机授权消费比例也较低。但信用卡显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
（2）征信系统极不完善。只有上海等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着手建立征信系统，全国统一的征信系统尚未建立。一些发卡机构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征信系统，却未积累足够的有效数据量，且信息分散。
（3）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在轻度与中度之间，竞争主体单一。在现阶段，由于信用卡市场远未饱和，因此各发卡行主要是在自有领域发展客户，抢占市场份额、相互“挖”客户的情况并不严重；竞争主体也仅限于现有银行。在此过程中，会有一两家发卡行脱颖而出，在发卡量或特色服务上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和广发银行在发卡量、交易额及透支余额三个指标上的和都占全国信用卡相应指标的80% 左右，占领了中国信用卡市场的绝大部分。
（4）业务系统主要采取自行构建模式，信息系统处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在信用卡初创期，市场参与者往往是实力较强、看重该业务的银行，因此它们大多选择自行构建业务系统的模式，如四大国有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银行等。而也有银行为了迅速学习与引进先进的系统和运营方式，采取直接引进或合作的方式，如招商银行与台湾中国商业信托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与花旗银行的合作模式。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目前发卡行都缺乏统计分析或商业智能系统。
（5）欺诈与不良资产率很低。这是我国目前信用卡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居民长期的消费观念偏于保守，以及人们对信用卡的认识尚需时日，因专业 专注比例很低，不良透支率稳定在3 %。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而除了一些国际信用卡犯罪以外，国内信用卡业务尚未受到严重冲击，欺诈
三、吸取韩国信用卡危机教训，及早进行信用卡风险管理
现阶段，我国多数发卡机构的信用卡不良透支率情况——180天以上的不良透支率能够连续数月稳定在3% 左右。这是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卡机构相媲美的风险指标。不过，从数值上看，我们是可以与先进发卡机构媲美，但数据背后的本质因素是不同的——我们的低不良透支率是信用卡初创期的特征，而先进发卡机构的低不良透支率是处于成熟期、经历过高不良率的危机、对损失率进行统计分析和严密监控的结果。在我国，随着人们对信用卡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或者经济出现波动，这一比例有迅速增高的趋势。通过分析韩国信用卡危机的成因，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政府不应以信用卡作为刺激内需的主要手段
政府与个人永远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是无法用其政策来判断个人的主观信用如何的。同时，政府既不能够确定社会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更不能够确定个人的未来收入水平。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政府采取种种优惠政策来鼓励信用卡消费，基本上是一个非市场的行为。而这种非市场行为在市场运行中得以成功是不可能的。
2.及早建立个人信用控制机制
目前国内在技术上缺少对信用卡申请人在同一银行或不同银行间多头授信、过度授信的监控、监测手段。上海在4 年前已经开始建设自己的消费者个人信用数据库，而国内其他地方则基本上还是空白。该数据库的数据来源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主要是当地参加的15家国内银行、中国移动通讯、中国联通，以及当地的煤气、自来水公司等，截至2003年底，数据库中已经有370万个人的信用资料，接近上海消费者的一半。不仅可以用于信用卡，而且可以用于其他个人信贷，如抵押贷款等业务。因此上海的经验可以借鉴。
（1）及早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数据库。目前中国大多数的持卡人仍然喜欢将信用卡作为提款卡和借记卡来用，即仍然是花自己的钱，而不习惯使用循环贷款额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在5～10 年内国人会像香港、台湾以及韩国人那样，改变储蓄和消费观念，花自己所没有的钱。因此我们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必须由有关部门（如人民银行等）牵头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个人信用数据库。
（2）为更好地控制个人信贷的风险，建议在金融实名制下，实行个人信贷主办银行制度。即一家主办行为顾客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卡”，该主办银行负责核实此顾客的信用情况，并为其进行综合授信。该顾客在一定金额内的个人信贷业务可以在其他银行办理，但是办理时必须出示其“个人信用档案卡”，并由办理业务的银行进一步将业务办理情况录入“个人信用档案卡”。对于超过一定金额限制的个人信贷业务，该顾客只能在其主办行办理或者要求更换主办行后办理。这样该顾客的个人信用情况可以比较完整地体现在其“个人信用档案卡”中，便于各家银行综合评估其个人信用状况。而其一旦出现违约，其他银行也可及早知道，对于违约至一定程度的，则上黑名单终止其个人信贷业务并及早进行追索。
（3）为了建立个人信用控制机制，国家必须进行相应的立法。个人信用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控制机制涉及到社会的多个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统一约束，很难起到有效保护守法人、打击不良信用者的作用。
3.加强对发卡机构的管理及发卡机构的自律管理
现有的发卡机构的个人信用评估及授信额度控制手段无法满足风险管理的需要，高风险贷款就是无担保贷款，而信用卡正是一种无担保贷款。此外，信用卡贷款鼓励持卡者消费，贷款的偿还则来自持卡者将来不可预知的收入，这其中蕴涵很大的风险。
同时，各商业银行为降低营运成本，纷纷将信用卡营销业务外包，造成银行信用卡管理上的漏洞，而国内银行在信用卡发放中的各种不规范操作更加剧了这一风险。一些银行为了拉拢客户，只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能给予客户1 万元的授信额度，现在大概有14家银行办理信用卡业务，在毫无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客户能轻而易举地拿到14 万无担保授信。
监管部门必须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卡管理规定”，加强对发卡机构的检查和监管，对违反规定进行恶性竞争或风险管理松懈的发卡机构及时查处，建立一个良性竞争的信用卡发卡环境。而各发卡机构也必须根据监管部门的“信用卡管理规定”制定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自律管理，从发卡源头防范风险。中国信用卡市场将随着经济的发展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韩国信用卡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使信用卡业务成为国内金融业的生力军。
第四篇：韩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郭熙保 袁蓓 《光明日报》（2015年04月29日 16版）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总量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今天，顺应时代需求，我国已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下一步是否还需继续调整？如何调整？这亟待决策者认真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人口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几度调整，可为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1.1961—1971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口增长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2.9%。当时大多数韩国人从未接触过生育控制思想，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很有限。最早向政府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建议的是社会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高凰京。该提议从接受社会咨询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评估到提交并获得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通过仅用时两个月。1961年10月，代理总统朴正熙在一次全国性新闻会议上宣布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表示控制人口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劝说与鼓励是推行计生政策的主要手段。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工作重点是普及避孕方法，推进信息传播、教育和说服工作，计划到1971年和1981年将人口增长率分别降至2%和1.3%。
政府首先开展工作帮助民众获取避孕方法，紧接着构建生育服务基础设施，大规模向民众提供计生服务，将“少生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作为计生标语。1963年，在总理的倡导下，政府所有部委均参加到计划生育工作中来。为能更好地制定和评估计划生育政策，韩国政府组建了人口调查与人口科研机构。
农村居民被列为重点人群。政府积极向农村妇女宣传计划生育、营养、妇婴保健和基本家庭经济知识，并招募大量计生人员到乡镇展开家访，通过劝说使理想家庭子女数从五个降至三个。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高生育率并不全是韩国民众自愿生育行为的结果，也是避孕手段与知识缺乏的结果，因此，顺应民众需求的人口控制政策引发韩国人口增长状况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第一阶段人口控制政策重点在农村，但战后遣返人员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使得大城市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城市人口控制生育的愿望尤为强烈，导致城市生育控制效果反而比农村更为显著，形成城乡间生育差距扩大的局面。
2.1972—1991年：计生政策随经济发展而调整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将产业政策调整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此时，五六十年代高生育率下出生的人口多已成年，城市劳动力供给充足，韩国政府加大了人口控制力度，推进“二孩”政策。
韩国政府于1973年颁布了《母婴保健法》，改变了计划生育缺乏法律依据、依靠行政命令与内阁决定的局面。由此，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成了韩国调控人口数量与质量的两大手段。在学者建议下，韩国政府在人口控制政策目标和手段中注入了许多新要素。首先，政府开始对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积极的财力支持，通过多方面经济刺激政策控制出生率。其次，提高医疗卫生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第三，纠正性别偏好。1971年，韩国采纳了“不分男女，两个以内”的计生标语；1978年，计生标语改为“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1981年，韩国人口增长率降至1.53%，略高于目标水平。然而，纠正性别偏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时，前四个“非均衡”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给韩国埋下了一系列隐患。全斗焕政府担心“婴儿潮”会再次引发生育高峰、恶化经济，于是强化了生育政策目标，将单一“两孩”改变为“两孩”和“一孩”并行，并重点调整性别偏好问题。1982年，韩国政府更改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支持政策，规定“二孩”及以下家庭才能享有与绝育手术挂钩的优惠。1986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应的社会支持与教育说服行动也从“二孩”转为鼓励“一孩”家庭。
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将绝育作为避孕首选方法，所有处于生育高峰期的群体都被列为目标人群。片面强调终止生育，加之其他避孕方法使用常具有不连续性，造成了年轻人过度依赖流产的问题。韩国“六五计划”期间，避孕措施转为多种方法结合，1986年，20-29岁妇女的避孕措施转为可逆方法。
为改变新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局面，韩国政府于1987年修订了《医疗法》，禁止性别鉴定，对提供该服务的医生予以重罚并取消执照。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政府再次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
从1983年起，韩国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完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生育率与普及避孕的两项基本目标。然而，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实现目标用时之短是计划者和人口学者始料不及的。低生育率目标实现后，韩国并没有马上放弃生育控制，而是直到1989年公共医疗机构才停止免费发放避孕药具，控制生育政策开始有所松动。
3.1992—2004年：经济腾飞后颁布重人口质量政策 到20世纪90年代，总结以往成就，韩国政府肯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前六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的贡献。但关于政策的未来走向问题，韩国社会存在着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和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两种不同观点。综合分析之后，韩国政府认为未来人口政策目标是维持低人口增长率，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并采取措施避免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为此，韩国政府决定逐步退出计划生育执行与管理工作，只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避孕服务，其他人群的避孕转交给个人医疗保险体系，但政府仍为私人医疗机构计生服务提供经费支持。为扭转新生婴儿性别失调局面，1994年再次修改的《医疗法》加重了性别鉴定处罚力度。1995年，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
然而，随后出现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却引发了新问题。为此，1994年12月韩国政府成立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负责总结过去人口政策的成绩，评价人口政策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确定新人口政策方向和21世纪应采取的措施。
1996年6月7日，韩国采纳并宣布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提出的新人口政策，将人口政策重点从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到质量与福利上来。新人口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将生育率维持在1.7%；防止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调；降低流产率；解决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需求；赋权妇女；改善老年服务。新人口政策取消了独生子女社会支持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新人口政策将青少年列入目标人群。针对青少年不断上升的未婚流产率与不当性行为，新生育政策向这一群体提供了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咨询与教育。
尽管新人口政策放弃了生育数量限制，但生育率并未能如人所愿地维持在1.7%的水平。世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下的新生育观使得韩国生育率1997-1999年连续三年下滑，进入21世纪，更是跌破了1.3%的超低生育水平，2005年则达到1.08%。随着生育率不断下降，2003年韩国成立了老龄化与未来社会委员会，旨在支持生育，并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政策和程序上的准备。与此同时，韩国学者开始认识到性别偏好不仅不会提高生育率，当低生育偏好与性别偏好叠加时，还会导致更低生育率的出现。4.2005年至今：老龄化威胁下开始推行鼓励生育政策 超低生育率将使韩国在不久的未来面临来自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
2005年，韩国政府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政策正式启动。至今，韩国已发布了五个“低生育与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是要建立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环境，为老龄社会反应系统奠定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是要稳步恢复生育率，建立起老龄化社会反应系统；第三、第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将生育率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并成功应对老龄化。
为创建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社会环境，“一五”期间着重于以下三方面工作：构建整个社会、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儿童保育责任体系；创建有利于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保障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扩大社会对下一代的投资，为儿童和青少年创建安全的成长环境。“一五”计划期间，政府建立起了全国响应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绩效管理系统等，并通过大量活动增强公众对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认识。2010年10月26日，韩国内阁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在提高财政支持力度、扩大支持人群和保育支持政策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改进。
2006和2007年，韩国生育率出现小幅回升，但2009年1.15%的生育率使韩国依旧是世界低生育国家之一。2010年颁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韩国政府再次确认了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并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2014年7月11日，健康福利部部长在韩国第三个“人口日”的庆祝演讲中指出：仅仅是生育激励与儿童保育支持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势头，鼓励生育政策重点应转向家庭和孩子，并在包括经济、社会政策的更大范围的国家管理中认真考虑人口危机。
5.韩国生育政策演变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与中国在国情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发展初期，都具有经济落后、资源贫乏且人口密度高的共同特征，两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也有相似之处。但是，韩国的经济起飞比中国早20年左右，开始实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比中国早20年左右。因此，韩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可作为一面镜子，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人口生育政策应随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化而适时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初，韩国经历了从计划生育转为鼓励生育的重大变化，人口生育政策总体上做到了随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率变化而适时调整。中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增长快，人口对经济的压力大，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必然选择。时至今日，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5年，我国的生育率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且越来越低，现已接近韩国的超低生育率水平。与韩国相比，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为严厉，因此人口控制比韩国更为有效。此外，韩国实施一胎化政策不到10年，而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实施时间长达30多年。可以预见，中国人口下降的压力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状况在不远的将来会赶上韩国，甚至比韩国更为严重。因此，我国应以韩国为鉴，根据超低人口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情况，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五篇：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按：与法国类似，我国医疗卫生体制介于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制和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之间。因此，法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黄二丹、李卫平两位研究人员近期撰文介绍法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历史沿革、体制机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现予刊发，供学习参考。
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位于英国与德国之间，其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都处于世界前列。法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经过60余年的持续改良，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英国国民卫生体制的内在机制与本国的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适合法国国情的医疗卫生体系。法国医疗卫生体系因较高的公平性和效率于2003年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最佳卫生系统。分析法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其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
一、法国公立医院改革历史沿革
（一）公立医院管理的萌芽期。16世纪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参与管理医院，但直到18世纪末，财政负担的医院支出还不足1%，医院的运行主要靠教会和捐赠。1851年医院获得法人地位后，政府加强了医院管理，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决策需要政府批准才能执行，医院支出也占到国家预算的3%。1941年的《医院
宪章》创立了医院院长职位，由中央政府任命，大体形成了现代医院的雏形。
（二）公立医院管理的发展期。1945年10月，戴高乐政府仿照德国模式建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系统，主要解决就业人口及其家属的医疗经济负担。1958年连续颁布三道法令，改革了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将医院分为四级六类，大区大学医院、大区医院、中心医院、基层医院（包括社区医院、农村医院和护理院）；强化了中央和医院院长的权力，卫生部负责任命和考核院长，院长负责医院日常运行和财务管理，医院管理委员会决策并购和资产处理，地方市长负责审核预算。1970年颁布的法律进一步完善了医院管理体系，开展区域卫生规划，组建医院集团整合资源。地方政府对医院的控制权力逐渐下降，以便于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整合。
（三）公立医院管理的成熟期。1980至1990年代，法国一方面参考英国模式，把部分税收投入医疗保险基金，另一方面开始关注通过支付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控制医疗费用，法国公立医院的内部管理也逐渐完善。1982年推行医学信息系统化项目，建立了费用和管理的信息基础；1983年通过了筹资总额预算法律，形成了医院管理的外部压力； 1985年制定了《分析核算指标》，建立了成本核算的规范；1986年提出了法国版的疾病诊断相关组，引入了内部管理的技术手段，并使1995年疾病诊断相关组支付方式进入医院的预算。此外，1991年医院改革法从法律层面建立了区域卫生战略规划制度，制定了医疗服务质量的
评价原则，并成立了专门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机构（即国家医学评价发展局）。
（四）公立医院管理的维持期。1990年代末期，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失业率上升。法国卫生改革的重点转到推进医院内部管理现代化，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如“医院2007”和“医院2012”规划，以及2009年的“医院、患者、卫生与地区法”，其根本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增强院长权限，缩小了理事会的决策范围，优化医院筹资，不断整合区域医疗资源，从而提高效率，控制费用。
二、法国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现状
一是管理体制。法国按区域实行医疗行政管理，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对同级政府负责，各级政府的卫生行政管理与其他社会事务行政管理合为一个部门，采取大部制体制。在中央层级由社会共济、医疗卫生和家庭事务部统一制定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医疗行政管理和家庭补助的政策。在地方则分为地方社会卫生局和医院管理局，前者负责制定辖区的公共卫生法规和医疗法规，后者对辖区内医院进行预算管理和支付。法国将医疗服务分为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两种形式。门诊服务由私人开业医生提供，他们接受地方卫生与社会事务局的行政管理和地方医疗保险部门的经济管理。提供住院服务的医院分为公立和私立两类，两类机构都接受地方卫生与社会事务局的行政管理和医院管理局的经济管理。
二是治理机制。在法国，公立医院医生虽然是受薪人员，与公务员相当，但其作为国家雇员相对独立于公立医院管理层。和
区域医院管理局相比，院长权力十分有限，医管局负责决策，院长负责执行。公立医院配有董事会和监事会，还有各种权威的专业委员会协助管理。院长是医院的名义代表，任医院董事会主席，领导制定医院的基本政策，只有权任命非医务人员和非管理人员；理事会是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其实质是医院的领导班子，包括各专业委员会主席和主要管理人员；监事会是以前的理事会，决定医院的发展战略，对医院进行长期管控，成员包括地方政府和议会代表，职工代表以及有资质的个人。监事会以前主席由市长或省级机构中地方议会的领导担任。
三是补偿机制。筹资方面，医疗总费用的77.1％来自基本医疗保险基金，12.9％来自其他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和个人付费，国家通过医疗救助的形式仅直接支付医疗总费用中的1.3％，个人与家庭支付比例为8.7％。支出方面，总医疗费用44.5％用于住院治疗，27.1％用于门诊治疗，20.8％用于药品。公立医院每年向地方社会卫生局提出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臵预算的申请，经审核认可后，预算费用由社保基金支付。公立医院的人员经费和运营费用则由地方医院管理局(ARH)负责预算和支付，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采用固定薪金制，收入低于自由开业医的水平，但享受养老、带薪假期等福利。医院根据上活动业绩向ARH提出当年设施计划和预算计划，经审查后按月获得预算金。法国医院的预算收入为医院总收入的80%左右，即使在实施DRG支付方式后，预算收入也占医院总收入的60%。在住院医疗方面，法国主要通过对公立医院实施全额预算管理、对医务人员采用固定薪金制方式等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接受住院医疗
服务的患者只需支付医疗费用的自付部分，主要为每天15欧元的住宿费和30%的药品费用。
四是资源规划机制。中央层面由卫生部负责，主要活动包括：分析全国卫生供需双方的现状和问题；明确全国范围需要优先解决的卫生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时间表；对各大区制定区域卫生规划提出具体要求，并给予技术指导。大区层面由区域医管局负责，主要活动包括：成立指导委员会；成立各专题工作组，包括现状分析技术团队和10余个规划专题技术组；召开区域卫生会议对方案进行讨论；报送地方行政委员会；最后由区域医管局行政委员审定发布，具有法律效力。法国的区域卫生规划将医疗活动分为24类，其中19类需要审批和授权，属于严格规划的内容。器官和骨髓移植、严重烧伤治疗、心脏外科、神经外科、血管介入医学等5种，由于技术要求更高，需要在大区之间进行跨区规划。5类不需要授权，鼓励各类医疗机构自由开展，包括老年人疾病的治疗和保健、青少年心理干预、脑损伤和脊柱损伤的治疗和保健、加强和持续监护、姑息治疗等。在完成以上工作后，最后确定医疗资源配臵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5部分：区域内医院、医生、护士的数量和分布；区域内大型医疗设备配臵的种类、数量和分布；区域内医院设臵的科室数量及其提供的服务项目；区域内医疗服务的运行管理模式；区域内医疗卫生费用的控制。
三、对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启示
第一，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受到筹资体系的深刻影响。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使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然后是医疗服务筹
资系统改革，并带来医疗资源配臵的变化，医疗服务筹资通过支付系统影响医院行为，推动公立医院的改革。而公立医院改革的内容一般是改革治理机制提高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以满足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我国目前医保补偿的比例还较低，支付方式还比较落后，还未能对公立医院形成有效约束，这是公立医院缺乏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
第二，以立法为形式不断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是一个持续性话题，法国以立法为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明确了各阶段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方向和措施，确保整个改革进展方向一致，不走回头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的相关法律，改革主要靠行政命令推动，存在改革刚性不足、方向容易改变、改革范围有限等问题。
第三，公立医院改革要从本国历史和国情出发。法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与英国和德国比较相近，但它并没有照搬英国和德国的模式，而是结合自身公立医院发展的现实情况和社会文化要求，设计出符合自己的医疗模式。中国建国六十年来建立起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人才队伍是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成就，为满足不同时期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有承认历史，在准确全面认识我国公立医院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服务提供和筹资模式。
第四，多方利益集团协商的公共治理机制。法国在公立医院治理中大量使用多利益相关方协商和投票的机制，比较容易使各利益集团达成一致意见。在国家决策层面，对于医疗保险费用征收比例的确定、医疗保险基金赔付比例的确定、自由开业医诊金 的确定等都是通过成立专门的协商议会进行决策。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缺乏多方协商的决策机制，政府部门间往往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更无法充分考虑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意见。这也是中国公立医院改革难以推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政府税收和社会医疗保险缴费构成稳定的医疗费用筹资机制。法国以税收形式投入社会医疗保险的经验表明，随着国力和政府财力的增长，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可以逐步以税收投入取代固定金额投入，这将有助于解决筹资的可持续性问题。为了在增加投入的同时提高效率，我国也采用了社会医疗保险筹资的方式。但是，一些社会医疗保险项目还只是采取人均固定金额的筹资方式，由于这项政策是在本届政府关注民生的政策环境下推进的，而社会医疗保险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其筹资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民众对健康的追求没有止境，因此医疗服务的提供与筹资之间的矛盾会持续存在。在此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卫生体系都各有一本难念的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医疗模式，更不会存在一种“普世”的医疗模式。法国医疗模式吸收了英国和德国的理念，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了一套适合本国的医疗服务筹资和提供模式，获得了国际上的一致好评。但目前这种体制也运行困难，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缓慢导致的医疗保险筹资的赤字逐年增加，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下的服务效率难以提高。法国下一步医改的方向是通过进一步扩大公立医院自主权提高运行效率，在同等筹资水平下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