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篇：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机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2.1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管理浮动和盯住美元再到盯住一篮子货币。

2.1.1管理浮动制阶段（1949—1952年）

人民币诞生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建立，人民政府宣布人民币不以黄金为基础，在实际操作中实行的是管理浮动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根据人民币对美元的出口商品比价，进口商品比价和华侨日用生活费比价三者加权平均来确定；这段时期，人民币汇率确定的依据是物价，其作用实际上是调节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

2.1.2从盯住美元到盯住一篮子货币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汇率已失去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作用，为了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1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1美元=2.4618人民币。国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鼎盛时期，主要西方货币之间的汇率大体稳定，人民币对西方主要货币也相应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选择我国在对外经贸往来中经常使用的若干种货币，按其重要程度和政策上的需要等，确定权重，根据这些货币在国际上的升降幅度，加权计算出人民币汇率。实质上是盯住了一篮子货币。这种盯住篮子货币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抵御或减少国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货币的影响，从而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从1973年到1979年间,人民币货币篮子的权重,只有为数几次的调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币的主要功能只是起一种辅助性的计算单位的作用。它的变动，对我国外贸进出口的名义利润有较大影响；但由于外汇当局的调节，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贸部门的实际利润并不起作用。

2.2改革开放后的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后，人民币汇率制度为更好的适应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计划内部双轨制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两个阶段。

2.2.1计划内部的双轨制(1979—1993年)

1979年起我国实行外贸体制改革。为促进外贸的发展，实现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一种是使用非贸易外汇收支的对外公布的汇率（1美元等于1.5人民币作用,官方汇率），实际是按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计算。另一种使用于外汇收支结算的贸易内部结算价（1美元等于2.8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按全国平均换汇成本加上一定利润算出的。因此，本阶段我国人民币汇率事实上实行的是计划内部的双轨制。内部结算价旨在纠正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问题，发挥了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刺激贸易出口的作用，是当时改革开放后人民币汇率机制反映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向的一种进步。

2.2.2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动汇率制(1985—1993年)

在人民币实行双轨制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恢复单一汇率，人民币汇率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6年，我国实行盯住美元的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种管理浮动的汇

率归属于较高弹性的汇率制度。此后，人民币汇率经过了几次大幅度下调,到1992年3月，人民币汇率已下调至1美元=5.74元人民币。这一时期，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主要按供求决定，但整个市场处于国家管理之中，必要时国家可采取行政手段对市场汇率进行干预。

2.2.3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4—至今)

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实现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并轨后的汇率向市场汇率靠拢,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制。1996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中国自12月1日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亚洲金融危机后，鉴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币成为了实际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事实证明了这种汇率安排是合理有效的。至此，人民币汇率明确了进一步走向市场化，使十几年来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发展的历程,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吸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一国的汇率制度不可能永远不变，各个时期的人民币汇率的安排都是随着各个事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演变的。(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走了一条盯住单一美元---盯住一篮子货币---双重汇率制---盯住单一美元之路,但是，逐步扩大汇率的灵活性和汇率的市场化是这条演变之路的实质。因此，未来的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必然也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第二篇：人民币汇率改革

8月11日，央行决定完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是即期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和银行挂牌汇价的最重要参考指标。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

根据央行的表述，此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8月11日，央行决定完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当日中间价报价较前日飙升逾1000点。受中间价引导，境内美元兑人民币即期创逾20年来最大跌幅，触及三年新低。境外离岸人民币也扩大跌幅，一度触及6.4212，创逾三年半最低。

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央行会参考市场供求和一篮子货币，每天给人民币汇率设定一个中间价格（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以这个价格为基准，在央行设定的波幅范围内（类似股市的涨跌停板，经过多次扩大，目前这个范围是上下各2%），汇率受市场供求影响自由浮动。

进行报价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放松汇率稳定经济增长；在美联储加息之前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为人民币加入SDR做准备（要和国际接轨，要体现真实汇率）。

中间价报价调整有利于减少扭曲，显然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向市场均衡汇率趋近。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市场汇率应当围绕作为基准汇率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波动，市场汇率与中间价的偏离可以通过市场自身的修复功能来校正。2014年三季度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持续处于高位，而美元对其它国际主要货币升值，二者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不同，做市商预期明显分化，使得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市场汇率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偏离。从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当前不存在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基础。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及汇率指数近期持续贬值，有汇率机制受英国脱欧事件冲击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叠加汇率贬值和外储增加的局面，未来即使人民币兑美元继续贬值，在汇率市场化机制及基本面前提下，对中国资本流动及外储来说，也可能将不再有方向性和趋势性的指导意义，正如6月的状况。

去年8月份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央行自10月份后双降（降息和降准）后，货币政策调整的频率明显趋于谨慎，而若汇改取得较大进步，货币政策调整的汇率阻碍将有望大为降低，可更加专注国内经济走势和改革的进展。

市场化提高，汇改可能接近尾声，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规则和透明度明显提高，其变化与“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形成机制高度相符，市场机构开始可以用收盘汇率的变化来大体测算，中间价变化部分中的外汇市场供求变动的影响。

从2011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变化走势来看，可以明显看到央行调控方式的变化。市场供求影响可以根据收盘价和中间价变化幅度来测算。

2011年-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变化图

2015年8月份之前，相比市场供求变化的双向波动，比如2012年下半年的贬值压力、2013年的升值压力以及2015年上半年的贬值压力，中间价的每日变化几乎平稳为一条直线，不受市场变化所动。

去年8月份的一次性贬值调整后，两者之间的同向波动显着增加，这从2015年全年的走势图可以明显看出差别。

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变化图

这种市场的机制在今年1月份外汇市场的巨幅波动过程中，一度中断。

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走势图 可以看到，1月份开始到2月中旬，中间价的实际变化和市场供求变化部分明显背离，显示和市场的贬值预期不同，央行当时仍然试图让人民币中间价维持强势来避免其非理性贬值。

不过2月下旬以来，央行再次恢复让市场决定汇率走向，6月27日当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还一次性大跌0.90%，也就是599点，创五年半新低，显示英国脱欧后，央行可能希望用快速的贬值来降低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量化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变化与市场供求变化两者的相关性也在显着提高。路透测算，2011年年初以来，两者的相关性仅为0.1，显示中间价变化与市场供求变化之间总体为弱相关关系；但2015年8月份至当年年末，相关性提高到了0.5；2016年由于年初的中间价干预，相关性再次降低至0.4；而剔除年初的干预时间段，从2月下旬至今测算，两者相关性提高到了0.7，英国脱欧后得到进一步加强。

数据说明了一切，中间价变化已经绝大部分可由市场供求部分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年初面对市场波动的恢复干预，此次英国脱欧，央行几乎是选择了完全放手，大国调控自信及水平明显提高。某种程度而言，除了每日波幅等政策仍有限制外，中国汇改进程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政策信号减弱: 此前市场经常利用中间价变化来猜测央行的可能用意，不过市场化机制规则明确后，后期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变化将主要由市场供求变化决定，中间价变化的政策信号将明显减弱。

从6月份的情况来看，即使后期人民币贬值，但考虑有效汇率变化，以及资产的估值效应，外储的规模变化将变得更加复杂。6月外储增加134亿美元。而汇率贬值和资本流出之间，一般而言，若本币贬值，确实会面临较大的资本外流的压力，这可能是央行确实需要面对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需要区分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及人民币有效汇率，后者比如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贬值，不一定必然带来有效汇率指数的贬值。而人民币有效汇率此前一直是盯着美元的，两者的相关性达到了0.9以上，而路透测算今年的人民币CFETS汇率指数和美元指数的相关性，也高达0.8，未来人民币CFETS指数大概率跟随美元指数，但兑美元双边汇率与美元指数的相关性明显较低。

从货币政策角度而言，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过程中，央行货币政策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调控重心偏汇率，利率政策调控力度及频率有所降低，但一旦汇率市场化改革收官，货币政策的调控重心将有望重回国内。

如何做？

在国内外形势下，货币政策将如何统筹兼顾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如何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央行如何通过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来引导金融机构合理、适度、平稳地进行贷款投放及非信贷资产配置?汇率政策如何以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稳定为主，将市场注意力逐渐转向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汇率?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改革、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数字货币等问题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从基本面看人民币不具备持续贬值的基础，汇改推进会把握合适的时机和窗口，并表示“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的态度。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周小川认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人民币汇率改革方向坚定不移

目前市场上最为关心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接下来会以什么样的方向和节奏推进?周小川表示：“未来汇率改革的趋势是坚定不移的，不过我们也有耐心。我们希望“十三五”期间在汇率改革方面能取得长足进展，方向是更加依靠市场力量决定价格，实现更有灵活性的汇率。”

周小川认为，市场上有投机力量并不奇怪，有时也很难区分投机与风险管理操作。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我们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仍旧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

目前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已经不是盯住美元，但也不是完全自由浮动。周小川称，在可预见的未来，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即保持一篮子汇率的基本稳定，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主基调。更加成型的对一篮子货币的参考机制，将涉及一系列安排，包括引导市场测算保持一篮子汇率稳定所要求的汇率水平，要求做市商在提供中间价报价时考虑稳定篮子的需要，以及央行在进行汇率调节时维护对篮子稳定的策略。实施这种形成机制的结果，将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的稳定性不断增强，而人民币对美元的双向波动则会有所加大。

周小川称，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中，会明显强化一篮子货币的参考作用，但不是盯住一篮子，因为影响汇率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盯住”一篮子货币，对于增加预期性、引导市场了解汇率形成确有更大好处，但是也会产生若干困难，一是如何纳入新的宏观数据的影响;二是如何体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如果一篮子货币和供求有差别，还是市场供求的力量更大一些;三是如何选用一篮子货币的权重，没有公认的权重，可以是贸易加权型，也可以是SDR货币篮子，还有别的篮子，不同的篮子形成的指数是不一样的，有争议。对于一篮子货币的参考程度，也是逐渐提高的过程。现在公布了三个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未来的机制设计可跟随宏观经济走势和供求关系而不断调整。

在周小川看来，要形成比较成熟、透明的机制，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更多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共识，中间价的定价机制也开始引入稳定篮子的因素，操作上以稳定一篮子汇率为主要目标，同时适当管理单日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未来还会引入宏观经济数据对汇率发生作用的机制。央行将加强与市场沟通，提高人民币指数数据的作用，以便市场判断参考一篮子货币机制的有效性。

宏观审慎体系建设与金融监管改革配合

央行2016年2月6日发布《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全文46次提到宏观审慎。2016年，央行实施金融机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prudentialAssessment，MPA)提出七个方面的指标，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市场关心的是在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之间，如何建立一个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央行大监管模式。

对于央行大监管模式，周小川表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按照我们理解，未来要在宏观货币政策(稳增长、防通胀)和微观审慎监管(分业监管、个体稳健)之间，要建立一个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更全面虑及跨市场资产的联动性和风险传递，防范系统性风险。

周小川称MPA对未来的发展还是不够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还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受制于监管协调等因素，而且，必要的信息和统计数据也尚不充足，而这些信息和数据恰恰是开展宏观审慎评估和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强调宏观审慎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性，防止出现缺乏沟通、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的情况，进而影响调控的效果。宏观审慎政策也需要有效的执行机制，防止协调成本过高。此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发展还有所滞后。新调控手段的补充没有跟上，导致实施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性还不够强大。

提及宏观审慎体系建设如何与金融监管改革配合，周小川认为，宏观审慎能够弥补原有金融管理体制的缺陷。在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中，货币政策主要是盯着物价稳定，但是即使CPI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可能很大;而金融监管的重点是保持个体机构的稳健，但是个体稳健并不等于整体稳健，金融规则的顺周期性、个体风险的传染性还可能加剧整体的不稳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金融危机。过去，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所以，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该是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实际上，2月4日央行货政司司长李波的《以宏观审慎为核心，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文也提及目前我国的“一行三会”模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和“谁的孩子谁抱”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最佳实践，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三篇：浅析人民币汇率改革认识

摘要：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是本次汇率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其他中间类型的汇率制度具有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不能够成为本次汇率改革选取的目标。汇率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浮动汇率制度。

关键词：一篮子货币；管理浮动；汇率目标区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1999），各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可分为8类（见表1）。本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我国实行的是第三类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实行的汇率制度同时兼顾了第三类和第七类的特点。

一、对现行汇率制度的认识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较之于原先的汇率制度，从形式上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二是选取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方式取代原来单一盯住美元的调整方式；三是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原来的固化的汇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篮子货币制度与管理浮动制度的优点，又摈弃了两种汇率制度的缺点，从理论上讲是人民币走向区域货币道路上的最佳选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否如理论设想那样完美，还有待检验代写论文。

1． 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方式优于单一盯住方式。

（1）从贸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国虽然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但也仅占1/6，比日本和欧盟都略低一些，中国和亚洲的贸易则占57%。因此，应该参照所有主要贸易国的一篮子货币，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参照一篮子货币，会鼓励人们减少用美元结算，长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国际贸易的结算单位与货币。

（2）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考虑，中国应选择经济联系紧密的国家的货币作为人民币汇率参照的对象。单一的盯住美元，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且由于中美两国的经济情况和政策倾向有很大的差别，单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会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冲击。近年来，我国和欧盟、日本以及美国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几乎相当，欧盟和日本的对华投资也不逊于美国。因此，以一篮子货币为参照对象更适应我国的对外经贸往来。

（3）从满足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看，人民币汇率政策出口竞争力的目标是：稳定出口国际竞争力与进口成本。参照一篮子货币制度的突出优点是稳定人民币的名义贸易加权汇率（如果权数按照贸易比重在各货币之间分配）。如果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差异，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也保障了真实贸易加权汇率的稳定。

2． 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原先的固定汇率制度。

（1）从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汇率制度的某些优点，又能使汇率保持一定的弹性。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一方面，汇率随着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调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可以对汇率进行较多的干预和管理，从而能够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本国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2）从我国的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优势：①保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刺激或紧缩经济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和实践效果的挑战，但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的微调而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目前在发达国家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因而恰当的利用货币政策对我国这种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大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②调整国际收支的灵活性。这种价格的调整可以减轻国际不利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③阻止投机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频繁的货币投机冲击对资本开放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一教训对我国在未来逐步开放资本市场过程中相当重要。

3． 现行汇率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

（1）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意味着人民币将逐步不再直接与美元挂钩，由于我们参照的货币实行的均是浮动汇率制度，结果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变动频率与幅度都增加，这会给对外贸易和投资带来汇率风险。

（2）对于人民币汇率三项政策目标金融安全、出口竞争力和内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项都难以完全顾及。而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我国国内市场经济制度发育还不完善等现实，又要求目前的汇率政策必须有所侧重。

（3）不能充分发挥汇率的调节作用。由于货币当局对汇率进行管理浮动，汇率变化的幅度被限制，汇率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因而难以有效调节商品交易和资本流动。还有可能引发操纵汇率之嫌，容易导致贸易争端。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照一篮子货币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一个阶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币具有区域货币功能后就应该再次调整。

二、对汇率目标区制度的认识

在本次汇率改革前，理论界很多学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类的货币制度特征的汇率目标区制度作为改革的选择目标。从实践看，这种方案没有得到认可。原因在于：

1． 从理论上看。首先提出汇率目标区理论的弗来明认为一国也许会希望将其货币的汇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标区”内，如果实际汇率的波动超出了这个目标区，该国就应调整政策使汇率向目标区内移动。后来，克鲁格曼进一步将汇率目标区模式化，提出了汇率目标区模型，威廉姆森进一步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理论，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将这一思想近年来的发展称之为BBC规则。为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货币当局要设立一个基础均衡汇率以便同国内经济、国际收支的长期趋势相适应，并且围绕这一可调整的均衡汇率设定较宽波幅，达到一方面保持汇率基本稳定，一方面使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灵活性之目的。但基础均衡汇率计算很困难，而如果不能计算出合理的基础均衡汇率，目标区汇率的合理性将在根本上受到动摇。此外，汇率目标区体系应包括哪些货币，其宽度和调整频率应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好解决，或确立起来具有很大随机性。

2． 从我国实际看。汇率目标区制度在我国实行有三大难题。（1）汇率目标区制度下的中心汇率难以确定。（2）资本流动性和投机冲击难以抵挡。（3）我国不满足实施汇率目标区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条件是：不同国家的目标值一致；竞争力水平的目标值必须与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相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3． 从实践效果看。已经崩溃的全球性的汇率目标区—布林顿森林体系和目前正在运行的区域性汇率目标区—欧洲货币体系下的欧洲汇率机制是最著名的实践。从实践的效果看，布林顿森林体系无以为继，最终崩溃。欧洲汇率机制运行中也是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无论是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组成汇率目标区，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与调节机制是无法与欧洲汇率机制相提并论的。

因此，本文认为，类似于汇率目标区制度的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是难以实行的，它既不会成为当今的选择，也不会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选择。

三、对单独浮动汇率制度的认识

1． 单独浮动汇率制度具有制度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均衡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因而不会出现外汇的超额供给有超额需求的问题，外汇资金的利用服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理，从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汇率决定于市场的供求，资本的流出入只会引起汇率水平的升降，而不会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政策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同时，由于汇率水平的升降能够自动的调节国际收支使之达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减少了中央银行对市场的频繁干预。三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变动呈连续、轻微的态势，投机者的获利空间狭小，使投机行为相对减弱。

2．我国还缺乏将单独浮动制度理论上的优点转化为现实中的优点的实力。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预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将继续进行，人们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就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国际间竞争的加剧，对我国经常项目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上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资本的流动性将随之增强，其结果对我国的货币供需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期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也具有高度的易变性。如果贸然采取一步到位的汇改策略，走上浮动汇率的道路，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3． 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问题就是存在着汇率的过度波动或汇率的易变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并且使经济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增强。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之所以出现不稳定。主要是因为与之相关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由于人们对货币供给、实际收入的预期决定着当前的汇率，如果人们的预期是不稳定的，汇率就会表现出易变性，且汇率波动的幅度会大大超过货币供给和实际收入的波动幅度。依据该理论，如果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汇率就应当是稳定的；而事实上则是，在大多数预期稳定或预期较大稳定的情况下，汇率仍然是易变的。因此，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对外汇市场调控能力较强的国家，或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较深，需要充分利用汇率机制调节作用的国家，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汇率制度。

参考文献：

1．韩剑，徐康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东南大学学报，2004，（6）．

2．裴平等著．国际金融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许崇正．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中国经济问题，2004，（4）．

第四篇：继续扩大内需 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继续扩大内需 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李克强

党的十七大从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出发，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了全面部署，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两个字上下功夫、见实效。

调整经济结构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调整经济结构既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之上，持续性得到增强。调整经济结构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

一、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始终存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结构既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又面临一次新的战略性调整机遇。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按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切实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一)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顺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当前，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

一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度过了最困难阶段，出现回暖迹象。但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消除。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仍处高位，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房地产、金融业仍待恢复，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形成，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不断暴露，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短期内还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同时，一些国家还酝酿把碳排放与贸易挂钩，征收所谓的“碳关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可能对我国保持乃至拓展外需形成较大制约。

二是世界经济原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格局面临深度调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以及贸易逆差国扩大出口等政策设想及目标。虽然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但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格局调整和转型，无疑会给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

三是世界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危机刺激了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的加快，推动着世界产业变革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去年美国推出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实行绿色技术研发计划等，都是为了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抢占新的制高点。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产业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趋势、抢占先机，就会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四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外部压力有所加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将更加密切，在一些领域的竞争也可能趋于增加。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做好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合作等方面的工作，在妥善解决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有利于保持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

(二)推进结构调整是解决国内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三位，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最大新兴经济体和世界工业与制造业大国。但也要看到，我们的发展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

从需求结构看，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多年来，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同时，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据测算，我国的资本形成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32%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46.8%，最终消费率则由同期的67%左右下降到48.6%。消费不足又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相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长期主要依赖投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产业结构看，主要是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2009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6%。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近年来，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53%，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2.5%，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46.1%，我国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已超出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最高值。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也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主要是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2009年，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1。城乡和区域结构不合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内需扩大和发展空间拓展，也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从要素投入结构看，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我国主要资源性产品消费占全球总消费的比重，明显大于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虽然生产的产品有不少是用于出口的，但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消耗也很大，生态环境的代价也很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

经济结构调整涉及许多方面，上述结构性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的主要根源。未来一个时期，这些结构性矛盾将更加凸显。不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就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 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的一项紧迫工作。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在三者关系中，调整经济结构是结合点和突破口，可以起到重要的平衡和调节作用。

调整经济结构，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年多来，我们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及政策措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取得明显成效。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显不足。巩固和发展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需要面向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挖掘需求潜力；需要调结构，抓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使短期的恢复性增长成为长期的持续发展。同时，针对部分行业尤其是一些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也需要及时淘汰落后产能，防止重复建设。这方面动手越早、损失越小，动手越晚、代价越大。

调整经济结构，有利于管理好通胀预期。当前我国价格水平总体平稳。但去年11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由负转正。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部分资产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通胀预期有所显现。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强需求侧管理，可以减缓对能源资源产品进口的依赖，防范输入型通胀，这有利于管理好通胀预期。

总之，经济结构调整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保证。我们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有保有压、有促有控的。这种调整是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是实现有后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有利于发展的调整。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从解决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的结构性问题入手，既为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支撑，又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创造条件。

二、立足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增强持续发展能力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要在处理好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关系、增加投资与扩大消费关系的前提下，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一)坚持内需为主、内外需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外需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09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货物出口额仍达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同时，我国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去年货物进口额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通过利用国际市场和引进资金，不仅拓展了我国的市场空间，增加了就业，而且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和机制创新、观念更新。外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同时也应看到，立足内需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国际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在各大国中是较低的。我国人口多，幅员广，回旋余地大，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扩大内需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立足扩大内需也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需要。应当看到，外需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其变化不是我们能控制的。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均成功地加以应对，抵御了外部冲击，实现了经济回升，靠的就是扩大内需。

需要指出的是，扩大内需并非压缩外需，而是在稳定和拓展外需的同时，着力增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我国的扩大内需，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扩大内需，而不是自求平衡；稳定和拓展外需，是建立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基础上的稳定和拓展外需，而不是单纯扩大出口规模。我们在保持对外贸易大国地位的同时，还应逐步扮演好对外投资大国的新角色，进一步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因此，以内需为主，内需和外需共同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保持并增加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更要充分发挥内需潜力巨大的优势，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稳固的内需基础上。这些都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应有之义。

(二)积极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投资需求还有很大空间。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见效最快，对经济企稳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长期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要把重点放在投资结构的调整上，使投资进一步向保障和改善民生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自主创新倾斜，向节能环保倾斜。同时，要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

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应放在以投资促进消费上。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不仅可以增投资、保增长，而且可以扩消费、惠民生，促进持续发展，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条成功经验。如2008年11月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10项措施中，摆在首位的就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它不仅可以缓解部分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而且刺激了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的支出，带动了居民消费。又如投资于农村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为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创造了条件，支持了居民消费。还有一部分投资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工资，有利于增加居民消费。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投资与出口之间逐步形成了较强的循环关系，出口的增加带动了投资，投资的扩大又促进了出口能力的增加。今后，应努力实现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促进投资消费的有机结合不是权宜之计，是优化投资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效之策。

(三)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

扩大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点。我们说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可开拓的空间很大。扩大居民消费需要多措并举。一是完善消费政策。要总结家电下乡等刺激消费政策的经验，不断丰富和完善相关政策。但扩大居民消费不能长期依赖政府补贴，还要探索多种办法，建立长效机制。二是改善消费环境。要建立健全消费法规标准、市场流通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保障食品和药品安全，同时要完善信用体系，发展消费信贷，提供优质服务，让群众安心消费、方便消费。三是培育消费热点。要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增加文化、体育、旅游、培训和家政等消费，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当前，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只有就业规模扩大了，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扩大消费才有条件。社会保障是一张“安全网”。通过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健全养老、医疗卫生、最低生活等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本身也是社会消费。应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保障和服务，把重点放在“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上，集中力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办好群众需求最迫切、政府又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根本举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这要求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一项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事，需要高度关注，切实采取措施。这方面的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调整，需要深入研究，积极稳妥加以推进。

三、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拓展持续发展空间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我们讲扩大内需，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雄厚的内需潜力在城镇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应以加快城镇化为依托，调整优化城乡和区域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一)推进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发展史看，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城市化。一些国际组织常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化率、三次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指标衡量一国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稳步发展，2009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6.6%。但总的来看，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仍明显滞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已接近或高于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制约着我国国内需求的扩大，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我国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据有关部门预测，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还能持续相当长时间，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这将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一是城镇化可以有效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居民消费。据统计，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661元，城关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869元，地级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0599元，36个大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4326元。这表明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二是城镇化可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村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有助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具有明显效果。三是城镇化可以有力拉动投资需求。城镇人口的增加，可以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多方面投资需求。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市场需求相对短缺，由城镇化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产生的巨大需求，有可能成为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条件。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结构会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在这个关键时期，必须牢牢把握城镇化发展蕴含的巨大机遇，清醒地认识这一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要看到，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推进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有序引导这个宏伟进程，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基本国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稳步推进这一历史进程。

(二)以推进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近现代以来，一个沿海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从该国沿海地区开始，然后沿着内河向内地延伸，同时生产要素和人口在空间上合理聚集，成了一个普遍规律。我国经济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在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同时，形成了人口经济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群，有力地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但也要看到，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有所扩大，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2008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平均达到56%，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43%、38%。通过推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加快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因此，在优化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的同时，要在中西部一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区域，通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有序集聚人口，培育和发展一批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拓展。有序推进中西部城镇化过程，既是创造和扩大内需的过程，也是带动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重点。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城为基础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在东部沿海地区，把有条件的中心镇发展成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和现有中小城市形成有序分工、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这既可以形成并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又能避免城镇过于分散造成的土地浪费，还可以避免一些特大城市过于膨胀造成的“城市病”。

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城市群可以通过现代交通网络，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结起来，促进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所以，要坚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三)在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

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相互促进的，应当统筹推进。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城镇的繁荣与发展就没有基础和保障。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同时也要看到，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占有资源量会相应增加，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商品化率，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人口，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市场化水平，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经济实力的提升，可以增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有利于改善农村面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四)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较快，但在现行统计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虽然常住城镇，但在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因此，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样可以在实质上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要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稳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问题。对一时难以落户的，也要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迫切，逐步解决好他们的身份转换问题，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关系到上亿人口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其他各方面条件，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把农民变为城市贫民，因此需要努力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技能，增强收入保障能力。不仅要考虑农民工的落户和享受公共服务等问题，还要从长远出发，从下一代出发，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加强技能培训，使他们具备自身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

推进城镇化既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也是一个长期过程。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也要稳妥。我国农村人口十分庞大，长期积累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需要有一个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重大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如怎样形成合理的城镇化布局，怎样筹措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资金，怎样使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与城镇化相适应等。总之，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房地产与城镇化紧密相连，加快推进城镇化必须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等建设，解决好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等普通商品房供应，规范发展住房市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满足不同层次居民住房需求。房地产市场属地性很强，在国家政策指导下，需要各地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做到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安居乐业。

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持续发展水平

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就是面向市场需求。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市场需求可能是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产业发展最终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努力使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要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培育壮大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协同发展。

(一)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快速变动和升级的时期。居民消费正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温饱型，向以住、行为代表的小康型、享受型转变，这就要求产业结构适应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首先，农业结构调整的潜力很大，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生态、安全的农产品(15.74,-0.26,-1.62%)需求越来越迫切。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农业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其次，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变化，工业品和服务需求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并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新特征。这就要求我们通过调整和改善供给来满足不断变化和升级的消费需求，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发展新业态，创造和引领新的消费需求。如新一代移动通信进入市场，已经催生出手机电视等空间广阔的消费需求。

在适应国内市场变化的同时，还应敏锐捕捉国际市场变化新趋势。全球主流消费市场正在向健康、节能、环保、低碳和个性化、智能化等方向发展，新的技术和创意正在推动形成一些新的消费热点。我们应主动适应这种变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拓展海外市场空间。

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也是从市场需求出发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无论是发展现有产业，还是培育新的产业，都要充分考虑现实和未来的市场容量，考虑竞争能力，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否则终究会被市场所淘汰。

(二)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强质量、品牌和标准建设，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

我国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迫在眉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培育自主品牌是塑造新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多年来，我们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大而不强一直是发展中的软肋，许多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和重要基础件都依赖进口。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制约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就难以在新的国际竞争条件下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日本和韩国的经历表明，在低成本竞争优势丧失后，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知识产权，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其经验值得借鉴。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应当清醒地看到，重要产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依靠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同时，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继续搞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视走集成创新的新路子。这在三峡工程、高速铁路工程建设和装备研制中已有成功例子。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新机遇，通过企业并购、技术合作、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吸纳科技等各类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广泛而多渠道地吸收全球创新资源和最新成果，用于增强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着眼于抢占未来技术和产业制高点，与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结合起来。从当前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动向来看，“物联网”、“云计算”和“智慧地球”等新兴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产、生活和创新方式，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等产业发展空间巨大。要准确把握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变化方向，明确主攻重点，加强基础研究，突破核心技术，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我国产品质量、品牌、标准建设取得明显成绩。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标准建设尤为滞后。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也是竞争力的根本保障。品牌是自主创新的结晶，是质量和信誉的载体，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市场空间。标准是自主创新的制高点，谁掌握了标准制定的话语权，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我们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力争获得新的突破。

(三)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加强和改善供给，扩大就业，拓宽服务消费，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都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和水平还难以满足这种需求。首先要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物流为例，我国现代物流的发展严重滞后，全社会物流成本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加快发展物流、商务、金融、保险、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潜力巨大，效益明显。

我国生活性服务业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餐饮、音乐、图书、旅游、健身、新媒体、心理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适应新的消费需求的服务业也开始加速发展，对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还要看到，人口集中到一定程度后，服务业的不同领域之间可以相互创造需求，相互创造就业岗位。我们要适应服务业的特点和新的变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生活性服务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文化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阳产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逆势而上，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调结构、促发展作出了贡献。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出版发行、影视、演艺娱乐、动漫等文化产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五、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破解持续发展难题 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根本转变的重要原因。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要把调整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管理，加强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并从战略上把握好人口发展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一)加深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现在看，人口多的格局长时间不会改变，多年快速发展使我们的底子厚了一些，但人均水平不高、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同时，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弱日益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尤其是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

人口多始终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进程中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变。但要看到，今后20至30年，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力人口、总人口、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数量、结构和分布问题集中显现、相互交织，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能源资源消耗大，单位产品能耗高。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即使是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但能源效率不高，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加剧了能源资源短缺的状况。目前，我国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能源资源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都超过了50%，对涉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的任务重大。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取得明显成效，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主要表现在，我国在大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尚未有效改观，水污染问题更加突出，工业污染依然严重，农村面源污染、生活污染问题进一步凸显，一些地方长期积累的重金属污染严重威胁当地群众健康。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前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亟待加大防治力度，持续推进治污减排，务求取得进一步的成效。

(二)把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 通过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是落实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现实和长远需要，而且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举措。加强节能增效，不仅可以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是当前企业提高效益的现实途径，是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重要方向。许多企业虽然引进了技术先进的设备，但节能环保指标仍然落后，加快改造更新大有可为，也十分必要。

节能环保产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发展成一个大产业。我国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和技术已经具有一定基础，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方兴未艾，显示出蓬勃生机。据估算，未来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可达4万亿元。比如，我国高效电机技术水平已经较高，但绝大多数用于出口，如果对国内低效电机进行全面改造，每年可以节约1500亿度电，得到750亿元的节电效益，还可以形成1000亿元左右的增加值。

同时，从我国国情出发，应在消费领域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模式，从需求侧减缓对资源和要素的供给压力。而且，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改变，也有利于扩大节能环保产品的市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从战略上把握好人口发展问题

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与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也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人口问题带来的双重压力。一是人口多带来的就业压力。据测算，本世纪30年代我国总人口将达到峰值。未来10年内，我国劳动力人口将达到峰值，但到本世纪中叶，劳动力人口仍多于上世纪90年代，也多于欧洲国家现在的人口总和，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二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本世纪初，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10%，按国际标准，已进入老龄社会。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将持续增加，“人口红利”逐步减少。当然我们要看到，人口问题的双重压力，处理得好，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发展的动力。为此，应当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仍然丰富的优势，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同时把握好发展老龄产业的机遇，使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地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

把握好人口问题，需要统筹兼顾、综合施治。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个大方向不能动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同时，也要着眼于长远发展，科学分析人口问题带来的影响，加紧完善人口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均衡发展，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条件。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一些重大人口战略问题。

六、推进改革创新，完善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

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点和关键都在于调整利益格局，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锐意推进改革创新。

(一)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

面对新的发展环境，需要深刻理解又好又快发展的深远意义，既要看到“快”的重要，也要对“好”有更积极的认识，努力做到又好又快。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今后一些年只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就可以实现2020年比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如果我国经济再平稳较快发展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创造出一个大国长达半个多世纪持续较快发展的奇迹。这要求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国际上越来越重视用经济结构、资源环境、人的发展等方面的指标，作为评价发展水平的依据。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提出了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在内的“人类发展指数”，用于评价各国的发展水平。我国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引入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一个大的进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们对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也需要拓宽发展评价体系的内涵，在重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重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对结构优化、自主创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就业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评价，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

(二)增强市场经济主体的动力和活力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市场主体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动力和活力。着眼于建立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需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理顺价格关系，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这对于抑制过度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和调整分配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当前，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对于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义重大。去年初，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成功实施。通过价税费联动，初步健全了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并且公平了税负。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把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与税费改革结合起来，着眼于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今后一段时期，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任务仍然繁重，环保收费改革也要摆上日程，目的就是要使资源性产品价格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同时，更加充分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从而更好地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水、气、电等资源性产品的阶梯式价格改革思路，对基本需求部分可以考虑大体保持原有价格水平，对超量使用部分考虑累进加价。这样做既有利于解决好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又可以在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下稳步推进改革。在价格改革中，既要充分考虑资源稀缺程度，抑制不合理需求，也要考虑保障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宏观调控需要，防止价格大幅波动，避免对生产生活造成大的影响。推进价格等改革，要加强科学论证，通过听证等程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

(三)健全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财税和金融体制 财政税收具有作用直接、定点调控的特点，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和重要工具。深化财税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机制，不仅是调整经济结构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过去，各级财政资金在保运转的基础上，较多地用于工业建设、基础设施，这对于我们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财政资金应该更多地用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与普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以更好地发挥在改善民生、扩大消费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中央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地方财政也根据这样一个思路，从各地实际出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使财政支出与保民生、扩内需、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今后，应逐步建立起长效机制。

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也体现在财力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上。今后，要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收入分配关系。既要增加地方自有财力，调动地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要保持中央财政适度的调控能力，以更好地均衡地区间的财力，用于支持农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促进财力下移，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制度，更好地发挥税收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税收制度改革，既要考虑收入功能，也要增强调节功能，有利于引导经济结构调整。推进资源税改革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对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要继续实施更加有力的税收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税制改革中，应减少收费，均衡税负，进一步规范税收和经济秩序。

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金融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信贷政策，实现有保有压。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金融企业治理结构，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促进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要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原则下，发挥汇率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在加强金融有效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创新，继续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200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7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结构变动比较快的时期。在这个阶段，既有一些国家通过积极的结构调整实现成功跨越的经验，也有一些国家因调整不力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教训。对这一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积极主动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新发展、新跨越。当前我国仍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形势，我们既要把握发展大势，明确方向，坚定信心，也要增强忧患意识，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上狠下功夫，切实取得成效。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第五篇：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思考

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思考

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指的是汇率生成机制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汇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性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适用于外汇指定银行（中资与外资）进行的所有外汇与人民币的结算与兑换，包括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适用于中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往来；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的交往活动。总之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范围的一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有管理性主要体现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设有独立的操作室，当市场波动幅度过大，中央银行要通过吞吐外汇来干预市场，保持汇率稳定；在零售市场上，中央银行规定了银行与客户外汇的买卖差价幅度；而其浮动性则一是表现为中央银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价是浮动的；二是各外汇指定银行制定的挂牌汇价在央行规定的幅度内可自由浮动。

我国目前对内对外经济发展状况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较强，经济仍具备实现平稳快速增长的有利条件。但也应看到，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因素，一些长期性的矛盾和问题还需要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解决。

（一）外部条件分析

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外部需求恢复增长需要较长时期。在各国开出的“强力药方”作用下,全球经济出现大病初愈迹象。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前几个季度的衰退后初露增长曙光。世界各大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目前仍面临失业率飙升、财政赤字剧增和消费不振等诸多挑战，经济刺激计划也将收缩或陆续退出，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二）内部条件分析

1、国内消费市场拓展空间广阔，但难度增大

国内消费市场仍有很大的潜力：首先，农村消费市场将会迅速启动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增加，有利于刺激本轮消费升级。

但是，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增收困难情况下，同时受未来支出和消费习惯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消费增长难以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2、国内投资增长具备潜力，但民间投资意愿不强 我国的国内投资增长具备一定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就业压力和改善现状的迫切愿望，形成了高涨的投资热情；房地产、汽车工业发展带来的产业规模扩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变化，为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巨大的国民总储蓄和国外投资，为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但目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实现经济明显复苏的关键还是要带动民间的投资。

3、稳定出口政策成效明显，但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上升，美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美元中长期弱势格局难以根本改变，而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和巨大的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有所上升，不利于中国出口回升。其次，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国。中国未来要想重现出口20%、30%及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局面已不太现实。

4、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

一方面，工业经济增速发展条件充足：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的改善；消费升级步伐的不断加快，投资较快增长的态势将增大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这一中国经济的顽疾。前几年出口的指数型增长，吸收了我国不断产生的过剩产能。

5、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

2010年我国面临的财政和金融环境相对比较稳定和良好。首先，财政实力和外汇储备实力逐渐增强。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出现快速增长趋势，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其次，我国的外债偿债率，负债率等各项指标均持续回落。再者，金融监管体系在稳健提高。但也要看到，2010年全国通货膨胀的预期和压力，都将逐步增强。

人民币贬值对我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影响

此轮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人民币近期大幅贬值，与美联储缩减QE3、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新兴市场汇率回调和中国央行近期表态有关。短期来看，人民币贬

值预期将继续升温。

中国1月份进出口均较2013年同期增长大约10％。2月份新出口订单是pmi构成中唯一出现改善的指标，而整体新订单、采购量、支付价格和就业指标均出现恶化。中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已经不及过去，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还有一点，一项衡量中国制造业活动的主要指标在2月份出现下滑。2月份中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wi）初值为48.3，低于1月份49.5。该指数高于50表明制造业较前月扩张，低于50表明制造业萎缩。这表明，该指数延续了1月的下滑趋势并创下7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显示中国经济可能正逐渐失去动力。

过去1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的，投资拉动能持续下去的前提是：投资要有效率。也就是说投资之后的产出要有人愿意购买。但未来，国外经济增速整体不高，国外需求无法消化如此多的产出。

国内消费也无法消化这些产出，因为大部分老百姓真实消费能力提高很慢。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必然产生坏账。近年来政府用卖土地掩盖投资坏账，这样的恶性循环吹大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当房地产需求下降，房地产泡沫吹破后，地方政府土地难以卖出，国家只能再一次大幅放货币来冲销坏账。这次之后，热钱将会流出。人民币开始贬值之旅就开始了。

人民币贬值对于股市的影响

近期股市的下跌一方面是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一方面是是受房地产行业泡沫开始破灭，房价开始下跌的引发的房地产股暴跌的影响。

从中长期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将从2014年开始，从此产能严重过剩的房地产行业将进入漫长的下降通道，房地产股也将进入长期的下跌趋势，因此房地产股的长期下跌，银行股也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中期对于股市不利。但是短线股市经过大跌后会有一个技术性反弹要求。

综上所述，人民币贬值的振背后反映的是目前我国各行各业都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局中，目前中国所有的行业日子都不好过，所有的行业在国际上都没有竞争力，所有的行业都处在亏损或不盈利的困境中。

原因主要是过去年10年大家都去炒房炒地炒煤炒矿，在过度的投机炒作中让我国经济的所有行业都自废武功，失去了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只能去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目前解决各行各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和提高各行各业盈利能力问题的关键是要帮助所有行业的上市公司再造新的商业模式，加快各行各业转型升级。

人民币贬值是好是坏？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问题。从有利的一面来看，主要体现在：（1）人民币贬值对进出口收入有影响，它有利于国内的商品和劳务出口，有利于吸引外国游客，加快旅游业发展，同时人民币贬值对国际资本流动也有影响。（2）中国的外贸收入往往会得到改善，整个经济体系中外贸所占比重会扩大，从而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有更多的国内产品同国外产品竞争。

人民币贬值不利的方面主要表现在：（1）一方面，出口扩大，引起需求拉动物价上升；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国内生产成本推动物价上升，货币贬值对物价的影响会逐步扩大到所有商品，可能引发新的通货膨胀。（2）如果贬值趋势不断发展，那么人们将会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引起资金外流。同时，外部投机资金可能撤离，就连前期进来的储蓄资金、投资资金也会撤离。甚至可能出现内地资本外逃。

从长期看，汇率政策调整必将有助于利用市场价格手段鼓励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服务业等不可贸易部门成长，逐步提升我国产业和贸易结构，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平衡与缓解各国的贸易矛盾，并使我国货币当局更好地运用货币政策，来增强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并且一定要配合相应的措施稳定与优化经济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因经济波动而发生的损失。相信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道路会越走越顺，最终成为经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