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
引言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的理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理论被视为“中国国情”，奠为我国选举制度的基础。它成为我国选举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一道门槛。上述理论是否有根据？中国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这就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问题。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50多年，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还是现实吗？
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平等、秘密投票等原则基本实现。只有直接选举，农村由乡镇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发展到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50年来我们只走了这小小的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显得十分迟缓和沉重。“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大低”今天仍然是许多人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惯常思维。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组织了一项研究课题，在全国约20个地区发放了2500份问卷，进行了社会学的处理分析。“[3]本文是在广泛进行实地采访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所作的分析研究报告。调查研究证明”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选举“是站不脚的理论！
一、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你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争取民主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大多是那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肯定对政治有较高的敏感性和更积极的参与态度。当1979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之后，对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扩大了直接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和广泛宣传候选人的制度。对这次选举民主化改革，大学生最为敏感，踊跃参加了这次选举，搞差额选举、联合提名、竞选等活动轰轰烈烈，对新的选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忱和积极性。与知识分子相比，广大市民和农民对新选举法的颁布远没有表现出那幺敏感和热忱。
在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行为的积极性的确有很大的相关性。选民在回答“您愿不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问题时，选民的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有明显的差别。
上述情况表明，公民选举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高、中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与中、小学教育程度的参选积极性有一定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但是，不识字的人参选态度与前面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只有54%，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5%。可见，他们存在明显的消极倾向。当然，这种问卷只反映选民对选举的意向性态度，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在另一组问卷调查中，则反映选民对选举更实际的态度。[5]
在问卷“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为48.5%；是“领导动员或组织要求”去投票的，占19%；是“大家都去，我也去”的占13.3%；是“没有办法才去”，或“有补贴、奖励才去”的约占8%。[6]
在回答“是主动积极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
其次是受小学、初中教育程度的人，占47.9%；
然后是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占44.3%；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在回答是随大流“大家都去、我也去”，或为补贴去投票的人中：文化程度低的人更盲从，文盲为28.6%；
受小学、初中教育的人为25.1%；受高中、中专教育的人为14.6%；
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占20.6%。
以上情况表明，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选举态度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选举态度更为消极。
单纯从选民的选举意识看，参选态度的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但是，由于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选民对选举对象的态度和对选举程序的信任程度的影响，参选积极性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变化、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有意义的，选举程序是公正、民主的，就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程序不很公正、民主，他们会比其它人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
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受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高，因为，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公民的选举行为。在实际中，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并不成比例关系。在上述问卷调查中表现的实际参选态度形成“中间高、两头低”的局面，即受中等教育程度的人态度最积极，投票积极性高于受高等教育的人。这反映了影响选举因素的复杂性。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恐怕与这次受调查的地区和对象有关。由于，这次问卷调查的多数对象在县、乡一级较多，在这一群体的人中，受中等教育的人可能较多的人是党员、国家工作人员或企业领导，他们对选举表现得更为积极。受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多的是知识分子，他们自主性和独立性强，个人意识和观点较强些，对现行选举可能更主动积极，也可能更被动消极。文盲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盲目性大一些，随大流跟着别人去投票的人比例会高一些。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选民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增高，说明受较高教育的人由于对现行选举有较多的不满意，所以不很愿意主动去投票，但由于单位组织、领导打招呼，才不得不去投票，表现得更多是被动去投票。
在调查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积极性态度的影响时，我们还设计了直接了解选民对这一问题评价的问卷。[7]调查问卷列举了：A、受教育程度；B、经济发达水平；C、个人生活水平；D、政治因素；E、个人利益；F、有权力的人。赞成选举积极性与上述因素成正比关系的，按赞成比例的高低依次为：D、E、F、A、B、C.对受教育程度与选举态度相关的认同只排在第四位，可见，不少人认为，受教育程度对选举的影响不如政治、个人利益的因素更影响选举态度。
比如，选民对“文化程度越高越积极”这一问题，表示赞成的人为37.6%，反对者为29.8%。就已作出回答的人数看，赞成者比反对者要多，但考虑到还有32%的人没有选择此项。所以，从总数上来看，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不算太多。如果把这一因素与其它因素比较，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对选举行为的影响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但是，从对受教育因素与选举行为关系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明显地受到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a回答形成很明显的反差。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支持这一观点的比例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反对者越多。另外，从职业分布特点看，受过较高教育的职业如法律工作者、教师、在校学生、文艺科技人员比农民、工人、党政工作人员、无职业者和个体劳动者等阶层的人赞成的更多。[9]可见，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积极性越高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较高教育程度者的自我认同，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并不认为自己因文化程度较低就影响选举的积极性。看来社会对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有一种偏见。
从上可见，选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按人们通常观点，也是调查所反映的观点，受教育程度越高，选举态度的积极性相对越高。但是，必须强调，受教育程度与选举积极性的相关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主要表现在选举意识层面。在选举行为层面，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完全成正比例关系。公民的选举行为肯定有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能完全以受教育程度高低来判断选民选举的积极性，并以此作为衡量公民参与选举的能力。
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职业身份和政治素质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在调查中，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政治因素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最大。调查表明，选民的政治身份越强，对选举的积极性增高。在回答是否愿意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时，不同政治身份者的回答有较大的差别。
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比普通群众的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高达20%）。从不同职业身份的人回答此问题的情况来看，也说明多数人认为政治身份与选举的积极性有密切关系。再根据实际参加投票的情况看，也证明了政治因素对选举行为有影响。问题：您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否主动参加投票？[12]
（1）回答“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其态度积极性依次为：（2）是被动靠“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参加的”： 我们再看选民对政治因素与选举态度关系的评价。调查的问题是，“您认为一个人是否愿意参加投票，主要是哪些因素决定的？”选择“政治觉悟越高的人越积极”，赞成的60.8%，反对的12.4%。[13]可见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选举与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有关系。
从不同政治身份对这一问题的评价看，共青团员的赞成这一观点的比例最高70.1%，其次是中共党员66.1%，普通群众55.1%，民主党派成员48.3%。从综合情况分析，赞成“政治觉悟越高的人对选举越积极”这一观点的人中，以党团员、青年学生等低年龄组的人比例为高，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对此评价不高。其原因也许是由于他们有政治身份，赞成这一观点多少带有些自我评价的色彩。也许是他们年龄较轻，选举经验较少，对此问题带有主观色彩。
在另一项对选民投票行为的调查中，对被调查者的政治身份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党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比普通群众和无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表现出更明显的积极性。问卷显示： 在选民回答是“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去投票”的人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稍低为16.6%，其它都为20%。
在选民回答是随大流“别人都去，我也去”的人中，中共党员比例最低8.4%，依次为共青团员10.4%，民主党派成员13.8%，普通群众为18.6%。
从以上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政治意识和政治身份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非常明显。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共产党员和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对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态度都明显地高于其它非党身份和职业的人。
下面我们将对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关系作更综合分析。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肯定与选举行为是有重要联系和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诸如：大的政治环境影响；选民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看法；被选举对象能发挥什幺作用和人们对被选举对象作用的信心；选举行为与选举者利益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政治意识强、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比受教育程度低、民主知识少的人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一个所谓“高素质”的公民未必会有积极的投票行为，因为他们还受其它因素（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的影响。下面许多调查统计表明，所谓“高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大学生、教师、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以所谓的公民素质高低来认定选举积极性高低是没有根据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意识与公民的投票行为有一定关系，但公民的投票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其它因素。
研究历史事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多少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他们没有什幺文化知识，也不谙国事，但他们为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奋起而斗争，甚至不惜献身。可见，普通平民百姓一点也不会忽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他们更多地用行动来投票，而不是用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来投票。
如果按受教育程度或政治意识决定选举行为的理论，我们就很难解释，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手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可阻挡地走向投票站，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选举或罢免自己的村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而被认为有较高素质的城市居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就躺在法律赋予他们民主选举的投票箱上呼呼大睡了50年。这使我们看到选举远不是由政治因素和受教育因素决定的，而是比政治意识和文化程度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政治参与和投票行为。
三、农民与其它群体的选举行为比较
中国农民长期以来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扩大民主选举，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农村太落后、农民素质太低。如果事实能说明中国农民不但有选举的热忱和积极性，而且有能力搞好民主选举，那幺在中国还有什幺地方不能搞民主选举的呢？所以我们特别要对农民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与其它群体作一比较分析。通过这一比较分析，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从而透过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的假象看清决定选民选举态度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幺？调查表明，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积极性远远被低估了。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我们意外地发现，在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它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与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远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些不懂民主，缺少行使民主权利能力的、愚昧的一群，而是有很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的一群。
调查表明，大学和知识分子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按不同职业身份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按积极性高低排列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企业领导、教师、农民、自由职业者、文化科技人员、在校学生、工人、离退休人员、个体劳动者、无职业者。农民选举态度的赞成率为80.9%排在第5位，大学生为71.4%排在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为75.9%排在第7位，工人为68.4%排在第9位[15]农民比文化科研人员高出5个百分点，比在校学生高出10个百分点，可见，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是相当之高的。在同一问题的调查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选举积极性要高得多。在对选民选举主动性的调查中，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选举主动性也大大高于市民。表5调查问题：您愿不愿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
村民主动参加投票的为62%，市民只有40.9%，高出20多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6个百分点。在调查选民“是否愿意当人大代表”的态度时，把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想当人大代表的参政意愿比市民高出14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30多个百分点。农民不仅对现行选举积极参与，而且对选举改革抱着更强的要求和充满信心。
在调查问到“您认为是否具备扩大代表直选的条件”时，认为具备条件的：
农民为44.1%，城市居民为33.6%，流动人员为31.9%。在调查问到“您认为什幺时候可以扩大直接选举”的问题时，从居住地的特点看，认为“现在就可以”的农村居民为36.4%，城市居民为27.3%，农民比市民的比例高出近10个百分点；从职业特点看，法律工作者、无职业者和农民认为“现在就可以”的比例较高（分别为43%、38%、37.6%），其它职业的包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赞成的比例‘只有20-30%之间，农民的积极态度排列第三。回答要“等经济发展以后搞”、“等中国人素质提高以后再搞”的职业中，以教师、党政机关人员、文化科研人员、离退休人员的比例为高，都达60%以上，而农民对此问题回答的比例最低，只有44%。[22] 以上各个不同方面的调查，都充分一致地表明，农民对选举的积极性、参与选举的主动性和对选举改革的态度和信心等方面都很强，排在很前面，有时还是最积极的一类，比城市居民和大学生、知识分子等群体要高得多。这不是一、二个方面的数字表明的，而是调查中几乎绝大部分的情况都不约而同地证明这一点。
为什幺农民的民主意识、选举积极性和选举改革精神比大学生和市民还要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近些年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激发了他们的民主意识，使他们尝到了选举的利益和甜头，这种民主选举实践就是最好的民主教育。而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参加的是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的、形式主义的选举，他们被这种形式主义的选举所厌烦。
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可以靠精神生活、能生活在理想中的群体。社会中的普通选民，特别是农民、市民选民生活在现实中，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态度和对政治行为的参与则完全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化。、所以，他们不会对空洞没有实际利益的选举感兴趣，不会凭空洞的政治宣传去投票，而是凭看得见、体验得到的利益投票，看投票选举是不是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就会积极参加；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则不会积极参加。这一点从我国的选举实践中也能看得很清楚。在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程序有不小的民主化改革，但社会上的市民、农民等并没有看到这种选举能带来什幺实际利益，也就始终没有表现出什幺热忱。
然而，当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制度在农村实行后，农民看到真的可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的时候，农民马上喷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比任何城市居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还要高得多的积极性、创造性。可见，行使民主选举的素质和能力主要不是受教育程度高低和政治意识强弱决定的。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政治意识与能力会对它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个人利益才是它的决定因素。对高知识的人来说，也许对选举行为的激励因素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政治知识在起作用。但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普通农民和市民对选举的激励因素最根本的是利益机制。如果不了解、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认识和解释正在中国农村大地卷起的民主选举和村民自治浪潮。
如何看待中国农民的素质，长期以来对农民缺少认识和理解。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就常常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被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不屑一顾。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农村如火如荼的时候，陈独秀等相当多的领导人根本看不起农民，认为农民太落后，不相信他们革命的热情和能力，下令解散农民武装。只有毛泽东等少数领导人认识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广泛发动农民，把他们组织起来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民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和牺牲精神投身了伟大的中国革命。没有哪一个阶级象中国农民那样理解中国革命，并为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怎幺能说中国农民素质太低，政治觉悟不高呢？今天当我们共和国进行民主建设时，又有人把农民视为民主发展的绊脚石，说农民太落后，素质太低，让农民背上了黑锅，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四、经济发展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才会要求民主，有了中产阶级才会建立民主制度。民主程度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看来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人们很明显地看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要有钞票的。很多研究成果和民主发展的实例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举出我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发展的例子。似乎从心理学的人类生物需求理论也能找到根据。但我不太赞成民主必须建立在金钱之上，不认为经济发达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如人类社会早期的民主有“贝壳放逐法”，在奴隶社会，有古希腊和古雅典的民主制度，那时经济并不发达。到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了，却出现了专制。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但不一定是非要达到一定物质基础才能建立民主制度。问题是经济因素对民主到底起什幺样的作用？怎幺发挥作用？我们的调查是从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两个角度考察经济因素与公民选举行为的关系，看看这两个因素对选举到底产生什幺样的影响。事实并非人们想象的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选举就越积极。相反，在许多情况下，高收入者和经济发达地区对选举反而冷淡。
我们先分析经济收入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在对选民关于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和是否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选举意愿调查中： 关于参选人大代表的意愿。表示“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按态度积极性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列为：月收入在401-800元、400元以下、801-1500元、1501-2500元、2501元以上的选民。这一顺序与回答前一问题的顺序相同。月收入401-800元的中低收入者与月收入2501元以上的高收入者态度差别明显，表示“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前者为60.2%，后者为36.5%。表示“不愿意参选人大代表”的，以月收入在1501-2500元的中上收入者为最高占18.4%，其次为月收入2501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为17.3%。表示“无所谓”的，以月收入在2501元以上者最高为38.5%。可见，在选举意愿上，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选举态度明显地要消极许多。在对选举程序和选举改革的态度上，我们分析了选民对提名候选人和竞选问题的态度。我们发现高收人的选民对组织提名候选人的满意度低，对“希望竞选”的比例偏高。在问到选民“是否满意介绍候选人的办法”的问题时，经济状况越好的，对现行介绍候选人办法的满意度越低，“希望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作竞选演说”的比例越高。如高收入的选民“要求候选人作竞选演说”的有53.8%，其它收入的选民只在30%-39%之间。高收入者对组织提名候选人的信任度较低（满意率为7.7%），其它收入的满意率比前者高出一倍左右（为15%左右）。对选民和代表提名的候选人的满意度，中等以上收人者比例高于其它收入者，前者满意度为56%，后者为44%-50%左右。在调查选民对人大代表的选举方式时，高收入者投弃权票的比例明显偏高。投票时是“根据姓氏笔划作选择”和“无所谓随便划一个”的比例，高收入者比其它收入的选民比例也要高6%-10%。可见，高收入者对现行的选举有较多的不满，表现得比较消极，但他们对选举改革可能有更多的期望。调查问卷问：“经济越发达地方的人选举越积极？”持赞成观点的27.9%；持反对观点的37.3%。
问：“生活水平越高的人越积极？”持赞成观点的25%；持反对观点的39.3%。
这说明这些因素对选举行为有积极的影响。唯有对经济发达水平和生活水平这两种因素，选民认为它对选举积极性并不是成正比的，持否定态度的人比持肯定态度的多。说明多数人不认为这种因素对选举积极性有影响。
对另一问题的回答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答案。
在调查中间到：“您认为上述因素中哪些与选举投票行为没有关系？”选民认为，与选举行为最没有关系的因素，首先是“个人生活水平”，其次是“经济发达水平”。
这一点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生活水平与选举积极性关系不大。可见，从对上述几种可能影响公民选举行为的因素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对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生活对选举行为成正比关系持否定态度。
以上一系列的调查数据表明，高收入者对选举态度表现得更为消极，中、低收入者对选举的态度表现得更为积极。这并不是“越穷越革命”，也不是谁的政治素质高低的问题。经济收入对选举行为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与调查对象和利益群体有关。因为高收入者肯定是城市中的选民，中、低收入者主要是农村选民，目前城市的选举与市民的利益相关性少，农村的选举与农民的利益的相关性相对密切一些。从社会心理现象分析，可能是高收入的选民对生活现状满意度较高，养尊处优，因而更少关心选举。低收入者由于更多的人对现状不满意，希望改变现状，而更倾向关注选举。
我曾问一位美国朋友，在美国什幺人最关心选举？他说可能是普通市民和黑人。我问为什幺？他说，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不满意，想改变现状的人才会积极投票。有钱人也不一定会积极参加投票，如果他们对现状不满意，可能更多地用金钱投票，[24]而不一定到投票站投票。在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和教授等知识分子也不是积极的投票者，因为他们许多人好象更清楚地认为两党的政策也差不了多少，选来选去都一样。
据西方学者对选举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安逸时，选举的投票率反而不高。在社会动荡、经济发展不稳定、失业率高的时候，投票率高。可见，投票行为与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经济状况有关，但不是经济越发达对选举的积极性越高。
当然，中国的有钱人还没有到能用金钱投票的时候，中国目前高收入者对选举冷淡。从调查情况看，主要是对现行选举的情况不太满意。由于不满意，又不能改变，所以，表现出只有无可奈何的不感兴趣。另一种解释是由于收入高对现状较满意，不想改变现实才对选举不感兴趣。低收入者和经济发展不好的地方希望改变现状才想通过选举来达到目的，这就是“穷则思变”的道理。这一点从农村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得到证明，许多地方的村委会民主选举都是从经济比较不发达，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开始。
从收入经济水平与选举行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状况对选举行为有影响，但不可以以生活水平高低来判断公民的民主参与态度和能力。一种观点认为，人们的生活富裕了，有了财产，形成利益集团，才会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代表，才会要求民主。其实这一理论并没有足够的根据。富人有利益要保护，穷人也有利益要保护，富人保护的利益只是财产，而穷人保护的利益可能涉及生命。他们对民主的要求会更强烈。认为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会有更高的民主要求的观点是很片面的。
按照智者的理论，民主这种高雅的生活似乎只有在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政治觉悟高的人中才能享受。但在中国大地，民主的现实发展与智者们想象的情况相反，正像俄国革命从城市暴动取得成功，而中国革命却只能从农村开始，在最边远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民主本来可以从发达的城市更好地发展起来，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中国的民主选举正是从许多经济落后的农村开始。在这些落后的地方，没有人教他们怎幺去选举，只是法律给了农民兄弟行使选举的权利，他们就创造了各种生动、充满活力的、富有创新的民主选举形式，如“海选”、[25]“两票制”、[26]“公选[27]和直选乡长等等。民主选举搞得那幺充分、彻底！
中国第一个直选乡长的步云乡就在中国西部四川省的偏远一隅。1998年底，这里进行了一次“超前”的民主行动。超前的民主为什幺在偏远落后的乡村发生呢？组织这次选举的市中区区委书记张锦明说，当时他们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搞公推公选乡镇长，在征求老百姓的意见时，老百姓认为这样民主不彻底，才搞起了直选乡长的试验。她认为，经济落后并不影响老百姓的民主参与和能力，关键是我们的某些制度不能使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中国民主选举的发端地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和发生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群体中，也不是发端在其它经济发达地区。恰恰相反，我们分析了许多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不少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问题比较多的“问题村”、“后进”村里搞起来的。这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乡村干部腐败，农民负担重，村里问题多，上级党委、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感到很棘手时，才想到通过村民选举，一放了之。虽然，走民主选举的路出于被迫，但放手让群众发扬民主，却获得了成功，成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典型和开创者。没想到一放手放出了真正的民主，发现“落后”的农民有高度的民主意识、民主热忱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原来他们并不是愚昧落后的，他们并不缺民主素质，而是我们人为地禁锢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束缚了他们的民主权利。
中国农村探索民主之路，这些民主的先行者们并不是由于他们有很高的“民主觉悟”。选举的要求和行动，不需要有对民主理论的深刻理解，也不需要对民主的运作程序的精通。因为政治选举作为一种利益表达的方式，与经济发达水平和个人的生活水平有一定关系。但经济发达水平只是影响利益表达的程度和方式，而不论何种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的人，都有利益表达的要求，只是表达的方式和手段不同罢了。中国城市居民由于他们的利益表达途径不通，而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得到某种机会，“穷则思变”，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才产生某种强烈的选举动力。民主是一种制度设置，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让每个公民有方便、可行、有效的途径参与国家事务。只有民主的理论和知识才是学者们学习和研究的东西。公民的选举意识和民主要求不需要教育和培养，只需要政治制度的设置上给他们充分表达意志和利益的机会和条件。[29]
中国民主选举从落后的农村先搞起来，这说明在中国民主选举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可为、不让为。说明中国人民不是缺少民主意识和选举能力，而是某些制度约束了他们的民主要求，限制了他们的民主能力。稍一放手让群众自治，民众的选举积极性立即被充分展现出来。看来，说经济文化落后就不能搞民主，老百姓缺乏民主意识没有能力搞好选举，是一种托词而已，而真正缺乏民主意识的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和所谓理论家。
五、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训练班——有过不同民主实践地区（步云乡、大鹏镇与全国其它地区）选举行为比较
为了研究民主实践和经济发展水平与选举行为的关系，我们特地对三个有过不同程度民主选举实践的地方——这三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选民选举意识进行比较分析。步云乡是1998年底全国第一个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长的地方，实行民主选举最直接、最彻底。大鹏镇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公选”镇长的地方，[30]它的选举比全国其它地方的选举进了一步，但不如步云乡的选举那样选民直接参与民主选举。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比较，不但能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与选举行为的关系，还能说明民主实践对选举意识和选举行为的影响。
步云乡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不少人甚至是文盲。但由于经过比较彻底的民主选举实践，各项调查表明，步云人的选举积极性最高，对选举的评价最积极，对选举的信心最足，对选举改革的渴望也最迫切。大鹏镇虽然经济上比步云乡要发达得多，但由于只搞过“公选”，民主选举不是很彻底，在选举积极性态度、对选举的评价、对选举改革的期望上，都比步云乡要低，但比全国其它地区要高。这些对比分析引起我们的许多思考，为什幺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对选举表现得如此积极？对选举改革如此渴望？这说明有比经济文化更重要的东西在决定选举行为。
经过对三种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民主选举实践不同地区的选举意识比较，我们发现经济发展程度似乎对选举态度积极性的影响不明显，选举态度的积极性似乎直接取决于民主选举实践的程度。以下就是调查情况的对比分析：
在问“您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时，表示愿意的：
步云乡为100%；大鹏镇为91%；其它地区为73.9%。[31] 由于步云乡和大鹏镇直选乡镇长时选民都参加了联合提名，并且都通过公开、平等的竞选方式确定候选人，所以，选民对此满意度大大高于全国其它地方。正是由于自己的提名权得到实现，在调查选民“您更相信哪种候选人”的问题时，步云乡有84.9%的人回答“相信自己提出的候选人”，大鹏镇只有31.3%，全国其它地方为25.7%。“相信选民或代表提出的候选人”大鹏镇和其它地区比例分别为57.6%和50.5%，步云乡的比例为6.6%。[34]这说明步云乡选民对选举参与程度较深，自己提名的候选人能有效，所以对自己提名的候选人信心较足。
在进行过直接选举和没有进行过直接选举的地方，对选举改革的态度及其方法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有必要对现行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的，步云乡为95.3%，大鹏镇为70.7%，全国其它地区为64.7%。认为没有必要改革和无所谓的，全国其它地方为32.2%；大鹏镇为28.3%，步云乡为4.7%。[35]
在调查选民对扩大直接选举的看法时显示：[36]
步云乡有近80%的人认为，只要允许搞就能搞好，比其它地区高出50%多。
在调查选民对扩大直选的看法时，步云乡人的态度信心十足。
步云乡的选民认为，现在就可以扩大直选的高达90%，而其它地方持此观点的人不到30%，他们认为民主选举要等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以后再摘。在了解选民对扩大直选目标的看法时为：[40]
对人大代表的选举，步云乡有60%的人认为可以在较大的城市实行直选，对乡镇长的直接选举，步云乡有82%的人赞成，大鹏镇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赞成，其它地区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赞成。对县以上的政府领导人直接选举的支持率比例较低，最高只有11%的人赞成县级和省级政府领导人可以直接选举。
在对选举程序的改革问题上，步云人改革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目标明确。对全国一般地区而言，选举程序的改革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改革候选人的提名方法和介绍方法。这是我国目前选举中最缺少民主的地方。但在步云乡由于实行过真正的民主提名候选人和竞选，所以他们认为最主要的改革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投票方法。“对可不可竞选的问题，步云人表示积极支持。
无论是搞过还是没有搞过竞选的地方，对竞选都是持肯定态度。步云乡由于有过竞选的经历，使他们对竞选高度的肯定。他们一致认为，竞选的好处是能检验候选人的能力，竞争出人才，能更好地了解候选人。竞选的弊端主要是易出现金钱交易和虚假宣传的问题。
对步云人这幺积极的选举态度和如此高的民主意识，不仅从问卷调查中得来，更主要的是从我的亲身感受中得到。2000年7月，我在步云乡与村民座谈时，村民对一年多前那次民主选举谈起来还喜形于色，显得非常激动。我问他们这样选举好不好时，几个农民异口同声说：“好！”直到我离开时，农民还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就要这幺干下去！”当时我受到极大的震动和感染，心里有说不出的味道。我们的农民兄弟还不知道这种行为目前还是“违法”的。
从上可见，三个民主选举实践程度不同的地方，对选举改革的期待有很大的不同。实行直接选举最彻底的步云乡，对选举改革最渴望、最积极、信心最足，大鹏镇其次，全国其它地区存在明显的消极态度和信心不足，这反映了全国普遍的选民心理。步云人之所以积极赞成和支持改革，是因为他们有过亲身的民主实践，并且实践证明他们是非常成功的。
列宁说，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还有其它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从对民主选举实践程度不同的地区情况分析，可以清楚地得出，群众的民主意识、百姓参与选举的态度与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民主实践是最好的民主教育，利益因素是选举最有力的动力。一次直接的民主实践超过100次的民主宣传教育。所以，不论多幺落后的地方，只要真正相信群众，给公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放手让他们去实践民主，没有什幺选举不可以搞的；只要真正依法办事，制定公正、合理的民主程序，没有什幺选举是不可以搞好的。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一味指责群众的素质低，并且以此为借口，不给他们民主权利。既然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步云乡都能把选举搞得那幺成功，那幺在全国其它地方还有什幺选举不能搞好的呢？
六、利益机制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
有一位记者曾在一篇报道农民选举的文章中说出了农民对选举态度，入木三分。他说：“如果民主与自己的利益相关，他们就热心参与；如果民主只是一项在上级规定时间内完成的任务，他们就不感兴趣。”[43]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
好象有一位西方的著名思想家曾把社会中的人描绘成“经济人”，认为所有人交往的目的就是为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我认为他的话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范围内是比较正确。在政治领域，特别是人们的选举行为，的的确确是一种利益行为。整个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都是建立在一种利益代表基础之上的。公民参与选举，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某种利益的。选举的内在激励机制最终由利益决定，而不是对政治感兴趣和对民主的理解，不取决于政治觉悟的高低和民主意识的强弱。虽然有人有的时候为政治理念和因政治觉悟而参加选举。但是就广大选民而言，他们绝对是为利益而选举，而很少纯粹为政治而选举。
在我们设计的许多涉及选民选举行为与利益关系的问卷调查中，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在人们一般的观念中，都认为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与政治觉悟有关，下面这组调查就反映了这种看法。
在调查选民是否愿意参加选举并说明原因时，被调查者说明原因的情况是：[44]（3）是公民的义务，占16%；（4）关心政治，占13.3%；
（5）要有参政议政的意识，占3%。
在选民意识的调查中，一般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选举当作一种政治权利对待，认为参加选举是自己享有政治权利的表现。人们既使认为选举是为了利益、，但也很少承认它。
在让选民对影响投票态度的因素作出评价时，调查显示（调查表格见下页）[45]表明，多数人认为政治觉悟是决定选举的主要因素，其次是个人利益因素。与其它经济、文化、权力的因素相比，赞成利益因素的比率是相当高的。因为就中国当前来说，人大代表的选举主要也是一种政治权利的象征意义，而实在没有多少利益因素在其中。所以，选择选举是代表自己利益的人的比例并不是最高，只是位居第二，人数也不占多数，但却道出了一些人参加选举的实在目的。下面我们可从进一步分析中发现，选举中选民真正关心的是能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
在调查选民如何选择代表候选人的问题时，有以下几种情况：[46]（3）选为人老实，心眼好，善于为人处事的，占4.7%；
（4）选为群众所熟悉的领导干部，占4.5%；（5）选一个能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占53%；
（6）选谁都无所谓的，占2.8%。
从前两个问题的回答中似乎是把选举作为一种政治权利的人占多数。但是，从这一个具体选择代表的标准情况看，要“选一个为老百姓说话的人”明显地占了绝对多数，达53%，选议政能力较强的人也只有29%。可见，选举中选民关注自己的利益，高于关注其它一切。
在选民回答提名代表候选人的动机问题时，进一步证实上述观点。[47]您参加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原因是：（2）认为是为了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占29.1%；（3）信任候选人的能力，占12%；
（4）单位组织的，占10.6%；（5）关心政治，占5%。
这一组调查表明，选民积极参与选举和提名候选人的最主要动因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想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而不是所谓的政治觉悟高，关心政治的原因。
那幺，上述两个数字那个更真实地反映客观情况呢？从中国人思想文化原因分析，中国人重政治，轻利益，说自己关心政治、政治觉悟高是好事，说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恐怕不是太好，这是长期以来很多人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所以，有60%的人选择这一项并不奇怪。但是，有近50%的人认为与个人利益关系密切的人选举最积极是很不简单，因为中国人不敢轻言利益。所以，认为选举参加是政治觉悟高、是关心政治的表现更多的是表面现象，并不一定反映了真实的选民心理。这一点在下面的问题中得到证实。
在调查选民对不同职业的人对选举的积极性态度时，列举了：党团员干部、知识分子、学政治法律的人、农民、市民、私营业主和个体户等6种人，让选民评价那一种人选举会最积极。同时还另列了一项：选举与个人的利益最相关，与上述身份没有关系。就是说在总共7项选择中，而选择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人最积极的仅此一项占了40%，其它选项最高的比例只有18%。可见，选民真正赞成、认同的是选举与利益关系最密切。
从以上对选民心理调查的情况表明，在诸种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因素中，政治因素和利益因素被认为是两种最主要的因素。政治因素是一种更为主观的因素，利益因素是一种更为现实和实际的因素，是一种内在的、对选举行为起决定作用的动力。这一点还可以从对个人访谈中得到证实。
2000年4月，我在河北涿州市调查时，市民政局汪局长说，当老百姓利益受侵害时，他们才会积极关心和参与选举，当他们的利益没有受损害时，就不会太关心。没有什幺空空的民主意识，个人利益是选举的源泉和动力。葱园乡党委王书记说，不能说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低，关键是看选举关不关系他们的利益，选举不关心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关心选举。民主意识与利益密切程度有关，利益是最大的民主意识。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法学博士，我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
他说，“从理论上讲，我会对选举感兴趣。但说实在话，选举人大代表如果不是领导提出要求，我不会主动去投票的。”
我问为什幺？他说“选举对我个人似乎没有什幺实质意义。我们的人大代表都是按单位组织选举的，虽然也允许大家联名提候选人，但不管你提了多少候选人，最后协商的结果，还是按领导的意图确定正式候选人。这样的选举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其实谁当选也无所谓。选上的人大代表我们从来也不知道他作为人大代表做了什幺，你说这样的选举有什幺用？”
我问，“你说如何能使你对选举有积极性呢？”他说，“从根本上需要改革选举制度。但是，有的只要稍加改变选举的一些方式和程序也能调动选举的积极性。比如我们不按单位组织选举，而是按居住地为选区组织选举。而选区选出的人大代表又能帮助居民解决居住地诸如学校教育质量问题、社区的就业问题、小区的物业管理、体育卫生设施、还能帮助群众处理一些冤情申诉等问题。我们的人大代表如果能发挥这些作用。而选举又能按法定公正的程序进行，而不是由领导决定。我想不但我会积极去参加投票，就是街道的老头、老太太也会积极去投票。”
这可谓是一位“高素质”的公民，他不缺少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可是，为什幺也对选举也不感兴趣呢？分析其中的原因是：
第一，选举程序不民主。如果广大选民在认认真真搞选举，轰轰烈烈走过场，最后还是按领导意图办，人们对选举达到预期公正的结果失去信心。
第二，选举产生的机构或人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选了半天没有用，人们就不愿去参加这种无谓的选举。
第三，也是关键的一点。选举行为与选举者没有利害关系，选与不选对个人利益没有影响，选举就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激励机制，具有再高素质的人很少会为纯粹的政治概念去投票。相反，如果选举制度能把选举行为与个人的利益建立起联系，再低素质的选民也会积极参与投票。选民参加选举是希望能保护自己的某种利益，反映自己的声音。可见，利益因素对选举行为起决定作用。
如果一种选举缺少上述三种因素，那幺这种选举就会失去生命力，因而失去对选民的吸引力，选举就完全成了一种负担，一项要完成的行政任务，只有靠行政强制或靠经济引诱才会有人去投票。如果选举程序是民主的，选举产生的机构或人员是有作用的，选举关系到选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参加投票，有时要阻拦也拦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举程序不民主，他们会要求促使改变程序；如果没有程序，他们自己会制定公平的程序，选举者会表现出很强的民主创造力。[48]
与一些地方搞形式主义的选举相反，在那些真正搞民主选举的地方，群众自觉、踊跃参加选举喷发出来的热忱和积极性，史无前例。
发生在1998年岁末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行的那场直接选举乡长的民主选举，群众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参加了整个选举，选民的积极性之高令人吃惊。据报纸报道：
选举那天，是个非常阴冷的日子。人们打着雨伞，脚穿雨鞋，一大早就赶到投票站。全乡选民除了在外务工、守楼护院、年老病残人员以外，基本上都到现场参加了选举。选民中虽然有不少是妇女、老人、文盲，但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们冒雨和寒冷前来投票。在投票站，农民们排着长队等待领选票，就如同过去在火车站排队买票的情景差不多。最感动人的是，一位叫周王氏的百岁老人，在选举的头一天就准备好了烘笼。投票日她让47岁的孙子背着她踏着泥泞来到投票站。当她颤呼呼地走到投票箱前，双手拿着选票，颤呼呼地将选票对准投票口，停留片刻后两手一张，露出神圣而幸福的笑容时，在场所有选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无不热泪盈眶。[49]当我从电视中看到这一镜头时，我对我们伟大的人民对民主如此的热爱和追求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参加组织这次选举活动的乡里干部说，这次直选乡长的活动，群众参加人数之多，积极性之高，演讲、选举场面之壮观，发言之踊跃，是多年来开展群众性活动所少见。在竞选活动中，乡民们踊跃参与，男女老少不怕寒冷带着小板凳坐在凛冽的寒风中听竞选人演说，争相提问，我看到有年过六旬的老太婆也不示弱，争抢话筒。[50]
谁说中国老百姓缺乏民主素质，没有能力行使选举权利，真是一派妄说！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民主热情和选举积极性，只是虚假的、形式主义的选举把他们堵塞；是官僚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对它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扼杀它。选举只要真正与他们的利益联系起来，他们的热情就会喷发出来。这就是中国的农民，那群被一些人认为是最愚昧无知，不能沐浴民主阳光，无能行使选举权利的农民。是什幺力量把百岁老人在寒冷泥泞的冬天从温暖的家中吸引到投票站去？是什幺力量让一位全身瘫痪的病人叫人抬到选举大会会场来竞选村官？又是什幺动力驱使这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怀揣法律四处奔走，苦苦寻找着民主权利。他（她）们可能回答不出什幺叫民主？也不知道何为选举制度？但是，他们知道什幺样的选举他们愿意参加，什幺样的选举他们不愿参加。他们对选举的热情和追求，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切，是对自己命运的关切。
中国农民处于生活的边缘和社会底层。若干年前，他们还是个完全听命于各级大大小小官员的、任人摆布的群体。他们被视为愚昧、无知、自私、不关心政治的一群。但是，今天在广大的农村，农民视选举和自治权为生命，他们要村务决策权和村务知情权，为罢免腐败的村官而四处上访、求助法律援助，自发成立理财小组要查贪官的账，因为这是他们的血汗。他们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奋起抗争的事已不乏其例。当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以后，我听到，中国农村涌动着民主潮流，多少喜悦的农民拿着选票就象当年土改时拿到地契一样，他们扶老携幼奔向投票站。我也看到，多少愤怒的农民联名要求罢免不合法选举产生的、腐败的村委会干部。
他们对民主选举那样热切渴望，那样坚定、义无反顾地同阻挠他们的官僚们和村里既得利益者不屈地斗争。中国农民在个人利益上显得一盘散沙、斤斤计较。但是，在争取民主选举权上他们又显得那幺团结一致（一联合签名就是数百人），那幺热情参与，废寝忘食。为了自己的选举权利，不顾阻挠，不畏严寒、四处奔走，甚至进京上访。有的人冒着打击报复的危险，有的人被非法关押、甚至被判刑。他们追求民主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感动。[51]
在两年多的调查中，我脑中始终萦绕一个问题，究竟是不是老百姓的素质太低，而使他们缺少行使民主选举能力？以致中国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应遥遥无期地缓行？（2）即使说我国经济还不够发达，但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落后不等于政治文化落后，落后的经济基础可能会产生先进的政治文化，我们一直说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先进的，当然应该包括更直接的民主选举制度。
（3）可否实行直接选举不完全是经济、文化和公民教育程度问题，关键在于选举行为与选民利益的联系程度。只有选举制度与选举行为利益联系密切，才能充分激发选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2]
对上述这些理论我仍然坚信，并加以重申。我相信利益因素是公民选举的决定因素。在这次调查中，我反复向不同的人们提出这个问题，以求解答和验证。很多政府官员、学者、记者、学生、市民和农民与我有不谋而合的思考，作出了非常相同的回答。2001年7月14日，我在温州市座谈时，我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什幺因素对老百姓的选举行为起决定性作用？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兀元琪不假思索地脱口而说：“利益因素，只要选举与选民个人利益有关他们就会积极参加，否则，他们就会漠不关心，表示冷淡和厌选。”一次我与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前市委书记张锦明聊天时，她的一句话给我十分强烈印象。我问她到底中国老百姓有没有搞民主选举的素质？她说，“民主在你们上面是理论问题，是制度设置问题；对我们基层政府官员来说，只是程序操作问题；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则是个利益问题。选举能不能对他们有利，能不能保护和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她的话简单而深刻，使我震惊，她说出了我准备花长篇大论、旁证博引要论证的问题。是的，普通百姓也许不懂民主理论，但他们并不缺少民主诉求，更不会缺少民主能力，关键的是所搞的民主是不是真实的，能不能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
这些引起我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重新思考。当人们在指责老百姓缺少素质的时候，我怀疑他们是把政治和政治理论知识混为一谈。老百姓可能缺少政治理论知识，但决不缺少民主素质。如果把政治意识理解为纵论国家大事，深谙民主理论，那政治就只是政治学者的事。政治与政治知识、政治理论并不是一回事，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人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建立政治制度，参与政治活动，采取政治行为，政治的实质是一种经济利益，是人们为了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形成的公共活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就是政治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会关心政治，并在必要时积极参与政治，而且必然有能力参与，因为每个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会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任何人都不会缺少政治意识，也不会缺少政治参与能力。问题是某种制度安排和政治行为会不会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如果与他们的利益没有关系，而他们又无所作为时，他们就只能消极以待。一种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要使个人利益在社会中得到表达和体现，一种好的选举制度就是能使选举行为与人们的利益建立联系。选举制度的真谛在于能通过公民最广泛的参与，选出代表某种利益的人来。如果这就是政治，我们每个健全的公民都不缺少政治素质，因为他们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从而会最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选举。所以说，认为中国老百姓缺少素质而不能搞民主选举是没有理论和实践根据的。
七、民主选举——由“乱”变“治”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中国搞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这种观点是反对扩大民主选举的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因为今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人心思定，很怕**。宁可民主少一点，不能没有面包。这一观点很吓唬人，事实并非如此。
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最大的作用在于创造并维护和平和稳定。但是，民主并不是在和平、稳定和富裕的时期创建的，而是在社会危机和动荡时期催生的。在社会危机的时期，人们为了追求和平和幸福，为了解决危机，才进行制度革新，才建立民主制度。民主制度都是在战胜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冲突中发展的。民主是人类社会为寻求解决社会冲突、危机和生存的方法、途径和手段。虽然**有时与民主相伴随，不健康的民主有时也会产生**。但是，把**归于民主是错误的，是放大了民主的阴影和夸大了它负面影响，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建立和平和稳定的社会，在于“治乱”。20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大地悄悄发生的农村民主选举的事实充分证明，民主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民主选举的发源地和探索者不但不少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开始，甚至不少是从一些混乱的“问题村”开始。
中国民主选举的实践充分证明，民主选举不但不会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变“治”。
1991年初，山西省河曲县城关镇岱岳殿村爆发了村民集体上访事件。原因是少数党员控制了这个村，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领导班子不团结、搞派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终于发展到村民集体上访告状。为控制事态发展，镇党委派出工作组进驻该村，贯彻落实《村委会组织法》，从整顿党支部人手，全面整顿该村领导班子。该村党员干部一致要求撤换村干部，不少村民向工作组提出：“我们能不能选支部书记？”有的村民甚至说：“要不让咱选，镇里定了，我们也不服。”此事让镇党委为难，如果还象过去那样让镇党委任命，党员有意见，群众不买账。如果由党内选举，又可能选出派性班子，因村里党员分三派，都争当支部书记。镇党委经反复考虑，决定在岱岳殿村搞一次让村民投票推荐党支部候选人，以体察民情。然后再由党员根据村民“推荐票”的结果，提名正式候选人。最后，再召开党员大会由党员正式投票选举党支部。这一方案提出，立即得到群众和党员的积极赞同。通过群众推荐的候选人，原来想当支部书记的几名党员，看到自己的群众基础太差，纷纷放弃非分之想。通过“两票制”改造党支部和村委会大获成功。新班子组建后，由于得到群众拥护很有威信，他们健全管理制度，大胆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带领群众造粮田百亩，开果园百亩，使该村面貌焕然一新。选举使这个村由“乱”走向“治”。岱岳殿村的选举成功，引起了该县和邻县其它几个有问题的乡镇相继效仿，都解决了多年领导班子不团结，财务不公开，干群关系紧张，集体经济搞不上去的历史遗留问题。[53]正是有了这种民主的效果，才使富有生命力的民主选举制在其它地方获得推广。
河北省雄县县委书记张希瑾介绍雄县葛各庄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说葛各庄过去乱了多年，农民不交征购提留，屡屡上访告状。后来乡镇领导没有办法配个好班子，于是通过“海选”产生了村委会。现在，群众上访告状的基本没有了，征购提留也交上来了，村经济开始发展了。所以，让群众当家作主，把他们引向依法治村村民自治的轨道，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看，都是个好办法。事实证明，选举不会把社会搞乱，而是由“乱”变“治”。[54]
当然，并不是说农村民主选举都搞得很好，没有存在问题。有的选举也出现上访告状的，甚至导致群众群体事件。问题是怎幺看待这些“乱”。据了解，对“乱”要区分不同情况，有的乱是因为选举由少数“村霸”或家族势力把持、捣乱造成；有的乱是由于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由少数领导操纵选举、压制民主，没有选出公道引起群众的不满造成。有的是金钱贿赂选举，搞得乌烟瘴气。有理的上访告状都是因为有选举违法或不公平造成的。如果真正按公平的民主程序产生的选举结果，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只会稳定不会乱。另外一种“乱”是那些所谓稳定的村“搞乱了”，是因为这些村过去长期靠强人治村（老支书或老村委会主任统治），矛盾没有暴露出来，群众虽有不满，但村干部能控制局面，这在上级看来就是好村。经过民主选举，村干部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有的村出现几派竞争的局面，老的村干部或内定的候选人没有选上，这在一些领导看来就是“搞乱了”。这种乱是上级领导的标准，不是群众的标准。过去的“治”是建立在少数干部“治”村，不尊重农民的权利，甚至有的干部有经济问题大搞腐败基础之上的。一些地方的经验表明，选举头一次出现乱，坚持搞下去，选举就会走上正轨。绝大多数民主选举，乱都不是选举造成的，而是长期以来矛盾积累造成的，不过通过选举爆发而已，不搞选举早晚也要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很多乱的地方确实通过选举走向了安定。
在西北的陕西省，民主选举曾使一个动荡两年多的村走向安定。雷北村曾是“一面社会主义永不褪色的红旗”，计划经济时代的先进典型。由于村主要负责人全国劳模、党的十三大代表张xx不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村经济发展滞后，部分村民返贫，村里家长式管理，与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村民之间矛盾加剧。1998年开始王建社、张庭腊为首的300余户村民联名上书要求罢免张xx等村干部职务。这以后一年多，雷北村不断有人上访，县里多次派工作组进村没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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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公民素质与公民教育
公民素质与公民教育
肖梦瑶
（摘要）公民教育是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追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社会成员根除传统的血缘伦理，等级身份和特权思想，树立公平与效率、竞争与合作、权利与义务等新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素质的提高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关键词）公民素质，公民教育，现代化加强公民意识培养是当前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关注的话题，所以，不少国家在面向21世纪的教育计划中，都把公民教育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也在呼唤全社会关注公民教育问题。
一、公民素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的重要国情
公民是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没有自由平等的公民,就没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每个公民只有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责任和使命,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获得健康的文化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之指出:“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就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的公民”①笔者十分认同他的观点,深深感到我国民主制度的建构与教育所塑造的公民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觉得,在我国推行民主政治,最大的困难和问题在于缺乏合格的主体条件，这是因为,无论民主政治还是法治建设都需要合格的现代公民作为其最大的参与主体?在我国进行民主法治建设,必须正视我们有一个“臣民意识”极为浓厚，公民意识极为欠缺的国情。
首先,我国古老的文化缺乏这方面的传统，与小农经济相适应,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视一国如一大家庭。所以说,‘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事众’;而为政则在乎‘如保赤子’自古相传,二三千年一直是这样”?②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公民不仅没有行使自己正当权利的机会,而且民主权利意识也极 1 为欠缺，与西方社会很早就认为公民是一个包含“民主?自由?平等”内涵的政治概念相比,中国社会只有“臣民”、“子民”、“草民”、“良民”、“暴民”的说法。20世纪初,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国民性曾经进行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辛亥革命后,公民教育开始在我国萌芽和缓慢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和“新民”、“立人”的努力,由于不具备稳定的政治条件和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收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推翻了“三座大山”,但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中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其次,当代中国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缺乏这方面的内容。在当今中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民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不受侵犯的条件已逐步具备,现代公民应该能够走出专制主义造就的“顺民”与“暴民”的传统束缚,清楚地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意识到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却长期缺乏这方面的内容，学校虽然从中小学开始就设有思想品德教育课,但绝大多数学生不管在家里还是学校普遍接受的仍是一种“听话”教育。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有哪些权利茫然无知。在许多问题上,学生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发挥,无论理解不理解都必须按照确定的标准回答?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学生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到精心的培养,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却被束缚和限制了。
再次,社会尚未形成培育公民意识的普遍氛围，其实臣民、公民、子民、顺民、人民等等,每一个称谓它都是有特定的含义。一般说来，公民是有主体性的，但仅仅是主体性恐怕还不足以诠释公民,我们必须强化公民的政治内涵:即公民首先是一个政治身份，尤其在把公民和臣民对比的时候,这种政治色彩就非常鲜明，臣民是封建制度下皇帝眼里的子民,只有皇帝才是国家的主人，时代变了,建立了共和国,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共和制下的公民都有权利参加政治生活,了解对国家应承担的义务，但比较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公民的这种政治身份却有意无意地被淡化了,以致于公民对自己的权利也是模糊的。如,“公民”这个词用的非常少,用的频率最多的是“百姓”和“人民”,这些习惯正反映了我们公民教育的滞后,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
二、公民教育是侧重于培养合格公民的素质教育
公民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它与素质教育是一致的,是一种最重要的素质教育。中国的公民教育是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格公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政治色彩的概念,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教育。1912年,民主革命家蔡元培在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时,就明确提出了以培养公民道德为主的教育宗旨,他首倡教育应以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同时又应“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④,赋予公民道德以法兰西的“自由、平等、亲爱”之内涵,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今天,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有了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自动产生合格的公民，而要产生民主法治国家的合格公民，必须提高公民素质?那么,公民素质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是主体意识。人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是从事着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能动主体?作为民主法治国家的现代公民,需要具备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每个人都应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与他人地位平等的人,有自己独立的权利能力，行为责任能力和人生价值,自觉关注和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决不依附于他人;同时要认识到自己的意志也是自由的,要做自己的主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并能够自觉地以法律和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对自己负责,对公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当然,公民也必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二是权利意识。权利是公民存在的方式,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保障,是参与社会生活，取得并维护各种权益的根据。作为公民,首先,要了解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和社会方面的基本权利,并依法行使;其次,应主动追求和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在权利遭受侵害时,能够有意识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再次,要自觉做到在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时,不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三是责任意识。与权利意识相联系,作为公民,还要时刻意识到自己“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现代社会,公民作为国家的一员,应清楚自己一切权利的实现,都应该在有序、有效的状态下进行。现代法律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原则,要求公民不仅要树立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不可剥夺的权利意识,而且要树立不可推卸的责任意识。
四是参与意识。参与意识是指公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参加政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决策的自觉性。政治参与是政治关系中公民政治权利得以 3 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参与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意识，公民的民主参与以公民地位的平等为前提条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公民,才会有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才会积极主动地参政?议政和监督,积极地维护和改善民主制度和民主秩序，这是从法律制度规范走向现实法治秩序的重要桥梁。
五是守法意识。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一般而言,守法意识如果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一项道德义务,就能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所以,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来说,公民要具有遵纪守法光荣、违法乱纪可耻的意识,养成尊重法律、信奉法律的信仰。
六是道德意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法律出现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靠道德来调整的。现代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给了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不论怎样选择,都不能离开做人的底线,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在新形势下,人们应该树立一种怎样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笔者把上述六个方面的意识合称为公民意识，而在上述意识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道德意识,因为以上谈到的与法律相关的各种意识其实都是社会主义新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通过宣传教育,各种法律意识由外在的规范成为公民自觉自愿遵行的规则时,这些法律规范对公民来说便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因此,公民教育其实是一种现代德育。
三、中国现代化进程迫切要求深入推进公民教育
第一,公民教育要在公平对等的教育理念下进行。传统德育的重点内容是服从和奉献,而现代德育的重点内容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欠缺是明显的。在一些人眼里,道德观念淡薄、守法意识不强、善恶界限混淆、诚信规范缺失,完全是因为群众觉悟低下使然,是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公共生活责任意识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使然,也就难怪群众 4 对某些居高临下的思想教育经常带有观望、自保、冷漠、拒斥的心理。因此,笔者主张公民教育应该在公平对等的教育理念下进行。
第二,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提高公民政治社会化水平。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素养是很难形成和提高的。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的民主生活经历构成民主文化成熟的必要前提。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种民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和必然要求,也是对公民教育的最好实践。
第三,开展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为核心的教育活动,使公民意识深入人心?这是一项关乎公民道德建设的长期性工程,这项工程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着力点,贯穿于人们的学习、工作、生产和日常生活,实现经常化和制度化。在内容上,它不仅告诉公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而且引导人们依法行使权利，积极履行义务,培养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使公民信仰法律。不仅教育公民在社会生活中遵守规则、维护公德,而且教育公民诚信友爱,平等竞争,建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第四,现代社会公民意识的培养,要靠公共教育机构——学校来实施。公民教育虽然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学校教育,一个是社会教育,但是社会教育面对的工作非常繁重,而且对成人进行教育难度较大，所以应该特别重视学校教育,在各级学校开展良好的公民教育,把希望寄托在未来，这是打造民族复兴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根本目标就是培养现代公民。目前各门课程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公民教育的要求,但是还很不够，作为培养现代公民的学校教育,公共生活及其公共精神应当渗透于学校教育工作的各项工作,体现于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全国各地推进的新课程改革,要求各个学科把德育的要求。公民教育的要求和公民素质的培养渗透其间;甚至我们还可以像许多国家或者像我国上世纪50年代那样在学校中开设公民课、宪法课,为公民教育建立稳定的载体,内容就是讲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和国家的关系等。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合格的现代公民,同时也为现代 5 公民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局将被打破,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逐渐转变,物质文明发展的巨大成就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公民意识等现代理念开始在各个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公民教育作为国家现代化的表征,正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注释:
①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J〕.改革,1919,(3):5.②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A〕.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名著导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5.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7,334.④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A〕.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名著导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61.参考文献：
1.曲丽涛．公民社会与政府模式转变[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9，61：19-23． 2.王小平．公民参与:从渠道拓展走向权利保障[N]．黑龙江日报，2008-04-14． 3.于新恒．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公民参与[J]．公共管理研究，2007，3：49-52．
第三篇：刍议社会实践与公民素质养成
刍议社会实践与公民素质养成
吴
江
学会生存，学会做事是当今教育发展的主题之一，这是倡导学校开展社会实践的社会背景。因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无论知识学习、能力培养还是最终的人格养成等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教育能否联系现实的社会生活。知识和能力只有在学用结合中才能促进理解和实现迁移，这是当代心理学、脑科学和教育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所证实的。美国有一位教育家杜威批评现代教育，说它最大的毛病就是师生已有的社会生活经验不能带进课堂，课堂所学又不能回到生活中去应用，这两方面的脱节造成教育上最大的浪费。这一弊病也可以说是长期困扰学校教育的大难题。多多开展社会实践有助于一定程度上克服它。
然而，学会做事的教育价值并不局限于满足带有个人功利色彩的生存需要，它还与学会做人的当代社会的发展诉求有关。“做事”与“做人”密不可分，也可以说是通过“做事”来学会“做人”的。这里，“人”不能作抽象解读，应该放在我们国家的现代发展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理解，这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一员的“公民”，有别于封建社会的“臣民”（相当于主权而言的被动的受治者）。公民社会是有别于封建等级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对新一代公民的成长而言,除了需要课堂上的授受之外，更有赖于行动。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内化，才能化育成与现代公民社会相适应的习惯和心理，这就是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实践精神。这种性格和特征，只有在真正需要运用智慧的实际生活情景中，在基于师生共同生活的理念指导下，通过解决与切身利益攸关的现实生活问题，在学会善于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尽公民义务的行动中才能锻炼出来。也只有在这个心智开放的过程中，才会产生所谓的首创精神和创新力。一切知识学习，道德养成，人格培养，素质教育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思考，才不致于使教育目标落空。
中小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关注、解决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对于提高中小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很重要，对于一个令人激动的未来社会愿景来说同样缺之不可。学校应该通过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来承担多一份教育理想，不应该被考试压得喘不过气
深圳中小学的社会实践活动总体来说形式多样，市、区两组教育部门建立了许多社会实践基地，开展了多姿多彩的活动。我市有些学校组织师生远赴遍远地区、革命老区开展活动，使师生增进了对国情的理解。近几年来深圳市在文化立市方面也作了大量工作，为中小学生课余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所以无论是从物质环境还是从重视实践活动的意识来看，都有一定基础。但也有憾事，就是这样好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且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向和动机还很模糊，而且学科化倾向十分严重。
从提高中小学生的社会参加度和培养现代公民素质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做。比如说我市有个别大型公园经营困难，长年亏损，为什么不能象上海一样拿来建设成为全市中小学校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基地呢？某些新建文化设施商业味太浓，为什么不面向学生实施免费制度呢？特别是市政府提倡建设学习型城市，文化进社区，开展社区终身教育，我市学校大都座落在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社区里面，为什么不能整合学校和社区的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教育呢？尤其是我市以高科技立市，全球、全国均有许多高科技企业、实验室落户我市，为什么不借助科技环境优势开发科普教育基地呢？社会实践之所以处于各自为政的原因，一是全市缺乏统筹，社会实践有过多的利益驱动因素在内；二是教育认识上也仅仅是把社会实践活动当成单纯的生存教育、传统教育、纪律教育、德育等，视野狭窄，还没有从现代社会公民素质养成的高度来看待特区中小学生的实践活动，缺乏教育的哲学思考，更缺乏整体教育设计，这才是最大问题所在。
2006年12月6日
第四篇：浅谈大学生公民素质
浅谈当代大学生应具备怎样的公民素质要求
论文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民道德教育。现代公民社会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文明的社会形态，提高公民素质，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是21世纪我国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要求。本文将从当前大学生出现的实际问题出发引发对当前大学生素质的深入思考，发现大学生群体在公民素质教育上存在的问题、现状，产生原因，并提出解决措施来认识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来启迪当代大学生发现自身问题解决自身问题。树立大学生良好社会形象，成为优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做一名有“中国梦”的先进大学生！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 现状 存在原因 重要性 措施 “中国梦”
引言：大学生是社会中有朝气，有热情，有知识，有文化的特殊群体，随着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观念意识的改变，大学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学生群体的基础文明素质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大学生对社会风气不断改善，整体公民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有着重要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
2010.10.20 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着刺了八刀后致其死亡，此后驾车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时再度撞伤行人，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 „„2011年9月6日晚，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山 华府小区门口，一对业主夫妻在开车刚要 拐入小区南门时，遭到后面一辆无照宝马 和一辆牌照为晋O00888的奥迪司机殴打。夫妻头部被打流血。两打人者欲逃离被 控制„„2013年2月24日，李冠丰（李天一）又因涉嫌轮奸案被捕„„他们也是公民，他们也是大学生，他们都用血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当代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存在极大问题。
首先我们要理解我国公民素质教育的内容，它从总体上应该包括公民的智能与技能教育，法律与道德规范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等。能力是指人能够进行某项活动或胜任某项工作的才能和本领，对公民进行能力教育在于提高公民的智能和技能，而这些能力决定着公民的行为质量和效能决定着公民的作用、成就、贡献和价值等；通过法律和道德规范教育可以实现公民在外监督与内在约束的统一。提
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和道德修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备条件，公民身体素质、心里素质的质量状况直接影响到公民其他素质的质量、效能和价值。对公民进行身心健康教育，培养公民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质，可以为公民自身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平台。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还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和领域，当前我国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开展过程中有收获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具体现状如：在道德素质方面，与父母长辈关系不太好，甚至有不少大学生不懂得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经常和长辈发生冲突，更不懂得体谅父母的苦心。在社会公德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主动关心爱护他人，缺乏诚信意识，对社会问题冷漠，待人接物上缺乏一定的经验。法律知识素养薄弱，主人翁意识不强，对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正确的认识，不懂得如何正确的使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不懂法、用法、维法，而导致青少年的犯罪，和违法乱纪行为不断发生。政治参与素质低，很多大学生对自我权利与义务认识不清，参与政治生活不积极，如民主选举时的不在意，盲目性，随意性等。
就以上不良现象产生的原因予以追溯，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㈠旧有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先天性不足。
公民教育是以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众的现代基础文化教育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旧中国公民教育发展受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影响和深厚的封建主义，民主专政的制度和文化积淀等的影响其局限性始终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积淀依然对当代公民存在影响，公民及公民素质教育还不自成体系，还只是部分公民素质教育内容被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实践中还存在着实施主体不明确内容体系不完整等缺陷。
㈡社会环境的影响使社会功德意识淡薄缺乏法治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群从外而内的开始受市场经济物质性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带来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的淡薄，生活的快节奏使人们淡化对素质道德等的关注，大学生对社会缺乏理性思辩和分析选择能力，甚至有些也容易将观察了解到的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当作社会本质，而挫伤其对社会的理性认识，从而误导他们失去公德意识，甚至做出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想
背离的行为，因此，注重对人们内心精神和谐秩序的道德的引导和规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㈢人文教育的缺失，学校公民教育缺位。
如在教育内容方面，公民意识养成问题上存在着误区和偏差，把公德教育视为公民素质教育的全部内容，把公民意识的教育等同于责任、义务教育，教育目标与内容不明确；在教育途径方面，尚未形成独立的公民教育体系和课程系统，公民素质教育还只是零星分散于各科教学活动之中，并且缺乏系统、具体的实施计划；在方法方面，偏重灌输理想、原则和不容置疑的理论性观点，缺少学生面对事实的自主性判断；在教育效果方面，当代大学生对公民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而其公民行为水平相对较低，公民权利意识相对较高，而公民义务意识相对较低。还有一些大学生民主意识淡漠、缺乏权利意识和责任感、漠视法律和规则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㈣大学生自身对于自我素质塑造的忽视。
古时的读书之人以圣贤为自我目标的塑造，而他们不论从言行还是举止上都传递出温文尔雅的人格魅力，待人接物上，处事品行上讲究以和为贵。素净的白衣，手持扇羽，为人谦和，广谈博学是古时知识分子们的写照，而当代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已不再像稀世珍宝一般为人敬仰。而且随着大学生受社会影响的加大其自身能力和素质等的塑造却每况愈下，极度欠缺。据调查显示80％高校附近网吧、KTV、电玩城等娱乐场所火爆经营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受外界物质利益影响而迷失自我，近年来，大学课堂逃课旷课成为普遍现象，校园内打架斗殴，甚至血案发生率也呈上升之势，大学生群体开始广受外界质疑，大学生自毁形象，自身不主动积极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成为其自身素质塑造的最大障碍。
以上只是从部分角度对当前大学生素质问题予以分析，其中前三条是外因，最后一条才是内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基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我们应关注大学生自身素质的趋向性发展，引导其从根本上认识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1．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离不开具有良好的公
民意识、行为习惯和能力的青年大学生的积极参与。
2．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
善与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之间则存在着内在联系。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有现代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支撑，要求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必须是具有现代平等、权利、责任、参与、竞争、道德和法律等意识，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具有团队精神和国家意识的合格公民。
3．有利于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法治与德治充分融合的社会。当代大学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热爱国家、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社会，是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倡导者。
4．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公民教育丰富了思想政治教
育的现实内容，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特点，反映了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要求和任务。
5．有利于实现大学生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可以引导大学生群体首先学会适应
新时代未来公民社会的要求，从一个合格的公民开始做起，实现一个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的自我追求、提升与完善。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的提出，大学生公民道德规范值得我们再次深思。做一名有梦想有追求，高素质的优秀大学生是我们对“中国梦”的回应，让我们小小的梦想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大大的贡献。
社会，学校，家庭都应注重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培养公民科学理性精神，着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强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教育，高度重视和认真实施公民素质教育，促进德育的现代化转型，加强民族精神培育，铸造大学生公民的民族魂，构建大学生有效参与机制，在实践中提高大学生公民素质，搭建学校社会家庭相互联系的立体通道。
随着大学生内涵的蜕变，它正失去它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由此也为大学生强加上一层灰色的外衣。但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不能失去信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就应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好好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在建设中发展自己，在发展中建设社会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汲取生活的正能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第五篇：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34825
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曾国屏 李红林
[摘 要] 以国内外的实证调研结果为基本依据，结合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的考察和国际比较，提出了“生活科学”的概念，并探讨其主要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将实用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与文化传统底蕴有内在联系。如果说科学是日常经验及思维的精致化，那么从侧重于常识的“生活科学”走进更为学术的“学院科学”就成为理解科学的一条道路。这启示我们，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不仅要重视“学院科学”（R·K·默顿，UCDOS），同时需要结合现实及生活需要的“后学院科学”（J·齐曼，PLACE）和“生活科学”（BISSC）进行科普，从而全面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关键词] 生活科学 公民科学素质 学院科学 后学院科学
Abstract：Based on review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living science”and analy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t：tightly connected with basic living demand；puts 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 in the priority；gives importance to 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integrated with social knowledge；has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cultural tradition deposition.If we can say that science is the refinement of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inking，then it’s an essential way fo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approach scholarly“academic science”from“living science”which emphasizes particularly on common sense.Moreover，it gives us an important imply：We need the“academic science”（R.K.Merton，UCDOS）together with“post-academic science”（J.Ziman，PLACE）as well as“living science”（BISSC）to conduct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of science roundly.Keywords：living science；public literacy； academic science；post-academic science 200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该行动计划的实施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1]。“政府推动”是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一个特点。更一般地说，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中国作为一个科学、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
科学发展的滞后、历史发展的曲折以及政府主导的特征，使得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主要表现为科普工作——科学大众化——紧紧围绕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基本生活以及反对封建愚昧落后几个方面展开[2]。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科普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比如从单向的“科学走入大众”到开始注意“科学与大众的交流”，从直接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开始转移到“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3]。“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颁布，便反映了在国内和国际新形势下形成的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我们来考察现阶段中国（以下均指除港澳台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特征。
一、现实考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国际比较 对公民科学素质的讨论和定量调查，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1983年，美国学者米勒明确提出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的三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体系（即“米勒体系”），在西方各国得到了普遍应用，并逐渐形成体系。
我国直至1990年才开始引入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对科学素养的理解[5]。1990年，采用米勒体系，并借鉴发达国家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指标体系和调查方法，我国对成年公众（18～69岁）的科学素养进行调查研究，1992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抽样调查，此后共进行了6次全国性的调查。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98%[7]18，比1996年的0.2%和2001年的1.4%有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美国1995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12%，欧盟1992年的比例为5%，加拿大1989年的比例为4%，日本1991年的比例为3%。
具体到公民科学素质的三个维度，我们以中国2003年的调查结果与欧盟、美国、日本2001年的调查结果中的核心要素——对科学观点、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进行国际比较。
1．对科学观点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整体来看，我国公众对于科学观点的理解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国家，并且与其他国家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在5、6、7、8题上的正确回答比例较低，而在2、3、11、14题上的正确回答比例较高。
但是在这种普遍性和相似性之下，我们看到，我国公众能正确回答第2题和第10题的比例均高于美国和欧盟，而第1、13、15题的正确回答比例却远远低于其他三个国家（如图1所示）。
***3020100[8][6]
[4]1234535.3284518.9641.3304822.7739.7235118.2891068.6785371.811121364.2846532.614151656.3585438.3欧盟88.466.879.748.1日本7781.86383337919.0 45.152.68956767673.140.2
图1 对科学观点理解程度的国际对比
备注1：1-地心的温度非常高；2-地球围绕太阳转；3-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4-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5-激光不是靠汇聚声波而产生；6-电子比原子小；7-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8-宇宙产生于大爆炸；9-数百万年来；我们生活的大陆一直在缓慢地漂移并将继续漂移；10-就我们目前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11-吸烟会导致肺癌；12-最早期的人类不与恐龙生活在同一个年代；13-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牛奶经过煮沸后对人体仍然有害；14-光速比声速快；15-放射性现象并不都是人为造成的；16-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年。
备注2：《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指出：从科学观点的测试题目来看，欧盟、日本和美国和国际组织成员国调查科学观点测试题目仍采用米勒的测试题目。但是，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测试题目基本一致，欧盟略有不同。欧盟的测试题目中，没有“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光比声速快”这三个题目。该调查报告中也没有提供日本的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测试数据。图中以虚线表示相应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7。（原始资料参见：①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2，Volume l，National Science Board，2002，NSB02-1，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 20402；②The 2001 Survey fo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 Japan，December 2001，NISTEP RRPORT No.72，Shinji OKAMTO，Fujio NIWA，Kenya SHIMIZU，Toshio SUGIMAN，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③EUROBAROMETER55.2，Europeans，Science and Technology，December 2001，the European Opinion Research Group EEIG，European Coordination Office.)
2．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在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上，美国和欧盟以及中国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对“概率”的理解比例高于对“对比试验”的理解比例，日本例外。
但是，就中国来看，公众对“对比试验”理解的比例远低于其它国家，而对“概率”理解比例接近于日本而低于欧盟和美国，但差距不及“对比试验”明显（如图2所示）。
对科学方法理解程度的国际比较***00欧盟日本美国中国对比试验36.7654317.8概率68.7395741.6
图2 对科学方法理解程度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p7
3．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所谓的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各国实际上测量的都是公众对伪科学和迷信的认知程度。欧盟、美国和日本都将公众能否识别“占星术”这种伪科学方法作为测试题目，而我国则在综合考虑我国各种迷信方式的背景下将我国目前盛行的五种迷信方式——求签、面相、星座预测、碟仙或笔仙、周公解梦——设计成一组测试题。由于各个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测试的方法也不一样，因此也难以进行国际间比较。
但就调查的结果来看，我国公众的迷信程度较高。有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人相信“求签”、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 %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7]17。基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从中国的整个社会来说，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却是高度感兴趣的。如图3所示，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的整体感兴趣程度高于欧盟，对科学发现以及新技术应用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和美国，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而略低于美国。
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科学发现新技术应用医学新进展科学技术19225056.8463755.648.645.366美国日本中国欧盟
图3 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p57。
备注：欧盟2001年的调查中，将信息分为体育、文化、政治、科学技术和经济金融五个方面的信息。科学技术作为一个项目来调查的。其中，科学技术排在第三位，之前分别为体育、文化。但是在对某种科学技术进步最感兴趣的调查中，欧盟的排序依次为：医药（60.3%）、环境（51.6%）、互联网、基因技术等。美国的数据来自，NSF2002，SEI，Chapter7-5～7-8，其有关科技信息的选项为：粮食和农业问题、空间探索、国际和国外政策问题、军事和国防政策、经济问题及商业环境、新发明和技术的应用、科学新发现、地方教育问题、环境污染、新的医学发现。日本的未知。我国的信息选项为，科学新发现、新技术的应用、医学新进展、外交、国防、教育、国家经济发展、工业生产形势、农业生产形势、环境污染与治理、健康与卫生保健、体育和娱乐、生产适用技术、致富。
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的“高度感兴趣”与“低科学素质水平”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反映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独特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很低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而应以地方性的视角来深入分析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特性。这种地方性（locality），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9]。
二、生活科学：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特性分析
考虑到地方性特点，即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特定环境（科学发展的滞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同时深入考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公众感兴趣的、关注的以及理解的科学是一种与学院科学（academic science）以及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具有较大差异的科学，我们将之称为“生活科学（living science）”，其表现出以下五方面的典型特性。
1．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联系 所谓生活科学，首先密切联系着人们有关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需求。联系到马斯诺（A.H.Maslow）需求层次理论，这是人类生存的最低层次却也是第一位的需要，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结合图3各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比较，我们能发现，美国和日本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远高于科学发现和新技术应用。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感兴趣的程度却较低。而实际上，我国公众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这表明，我国公众感兴趣的是日常意义上与健康相关的信息，而对于当代医学科学前沿高深复杂的进展在目前阶段还不那么在意。
结合图1的调查结果来看，对于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概念，我国公众能很好地理解，如题2、3、11、14。但对于远离日常生活、较多涉及到学院科学原理、与现代高科技原理相关、需要阅读较多书籍和报刊等才能了解的问题，我国公众能答对的比例就较低，如题5、6、7、8等，并且对某些问题的理解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题1、13、15。
可见，我国公众有所诉求且能理解的科学是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当然，这种基本需求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转变而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归根结底仍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2．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
人类理性被划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0]。简言之，就是人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运用手段的价值取向观念。
这里所指的生活科学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并不意指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而忽视价值理性，而是指从现阶段来看，工具理性在我国公众的认知和理解中的凸显。结合公民科学素质的表征来看，这种工具理性是一种朴素的关注适用性与有效性的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改变生活环境等的直接效应。事实上，就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目标来说，从早期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现阶段的“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都深深地体现着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最感兴趣的信息是致富信息，其次为健康与卫生保健信息，再次为教育信息。很显然，这三类信息都是能带给公众可见的物质性成果的有用信息。它们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联系，又承载着关注实用的工具理性。
并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科学健身”、“科学养生”、“科学饮食”等说法。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是“科学地（的）”的含义，是一种建立在朴素的功利性基础上要求实践能取得实效的“科学的”方法。“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与“有效地（的）”、“合理地（的）”等同，即，“科学健身”亦指“合理地健身”、“有效地健身”。这也是生活科学在我国公众意识中的一种实用工具性表现。
3．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
相对于广泛受到尊重的科学理性原则来说，生活科学突出的是一种基于感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建立在直观的、易感知的乃至简便的基础之上。
2003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公民对科学术语的了解程度达到12.5%，对科学观点的理解达到30%，对科学方法的理解达到8%，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达到46.7%。四个数据显示了我国公众对科学认知的层次性，对于能通过直观判断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有较好的理解，但是深入到结合理性要素的科学术语及科学观点层次理解程度则较低，特别是在涉及科学认识的严格操作程序——科学方法上，表现出更低的理解能力。并且，在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上，关于对比试验的理解比例远低于概率问题（如图2所示），这是意味深长、值得深思的。
同样，在获取信息的途径上，公众也表现出这样的特性。在我国，电视是公众获取信息
[12]的首位渠道，且比例远高于美国和欧盟，其后依次为报纸、广播和亲友，因特网这一新兴渠道在我国的比重则非常之低（如图4所示）。除了与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及科学普及程度相关之外，公众很有可能出于将电视、报纸、广播和亲友作为低操作难度和易接受的直观简便的信息来源的考虑。
100806040200电视中国美国（2）美国（1）日本欧盟936449160.3报纸70416700图书16242130杂志278163520.1广播323027.3亲友2913200培训220000因特网64491216.7音像制品2.6040其他48510
图4 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渠道的国际比较（%）
注：“0”代表“—”，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渠道调查中为多选题，因此数据总和大于100%。美国为单选题。欧盟杂志选项为科学期刊。美国（1）指公众获得一般科学技术信息渠道的比例，美国（2）指获得详细的科学技术信息渠道（即获得进一步的科技信息倾向于采取的方式）的比例。美国的数据可以进一步从SEI，Chapter7-34获得，百分比合计不足100%是由于回答“不知道”的未列出。欧盟的信息渠道来源选项为：TV（60.3%）、新闻报道（press，37%）、广播（radio，27.3%）、学校（22.3%）、科学杂志（20.1%）、因特网（16.7%），欧盟的原始数据来源见eurobarometer-154-2001年，p13。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34
4．与社会知识紧密结合
这里所说的社会知识，是指人类的社会生活所涉及到的知识。社会作为许多个人的结合体，较多地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或道德行为，因而社会知识可能更多地集中于人的主观世界及群体层次的知识，例如经济的、法律的、心理的、人类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方面的知识。如果一定要从学科分类上来说的话，那么更可能更偏重于社会和人文科学知识，而非自然科学知识。
例如，一个人可以不知道某种药物的自然机理，但是，以一种心理学上的“趋同效益”就可以进行决策去购买药物。或者，换一种说法，公众可以不去深究某种事物或事件深层次的有关自然科学的原理知识，而只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知识或方法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这种途径往往要直接简单且易行得多。
再如，以一些学者社区科普调研中提到的“心理科普”为例。所谓“心理科普”，是指针对社区中的弱势人群，如老年人、单亲母亲或者失业人员等所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战胜心理问题重拾生活的信心
[12]
。这种典型的围绕社会知识进行普及的例子，目的在于让公众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和生活。
时下我们经常听说“科学地填报高考志愿”，这里的“科学地”除了指填报志愿时需要遵循程序规范之外，更多的是指参考以往的报考和录取情况、目前的整体状况、他人的经验、社会的评论等等各方面的知识来进行决策。这是公众在处理日常性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注重参考社会知识的经常性的表现。
5．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
一般地，文化分为物质、制度以及精神三个层面。除了对我国现实的物质水平的影响之外，我国的传统文化从制度和精神层面特别是精神层面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生活科学”观念的形成。
文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主要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规范、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其灵魂之所在[13]，人文精神所推崇的个人修养、伦理纲常、社会秩序之中，存在着近代科学所倡导的理性批判、严格逻辑、数学方法、实验手段等科学精神基本要素的相对缺失，从而影响了我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现状的形成。具体分析如下。
我国公众对科学观点的理解中第2题与第10题的高正确回答率所形成的反差（见图1分析），联系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以有很好的解释。对第二题而言，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孔子无法回答“小儿辨日”的著名故事广为人知。或者，联系到中国的现代文化，“太阳”蕴含的解放、光明、孕育大地万物的意思，数十年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特殊政治含义，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第10题来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无神论占主导地位，中国公众很可能更容易接受生物进化论而不是神创论的思想
[14]。
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上，也能探察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具象思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古代以来的中医、养生之中。具象思维有别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是指以物象为媒介的思维活动，物象即感官对于事务形象的具体感知，也就是感知觉[15]。这种认知事物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对方法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我国公众更易于理解概率问题而不是对比试验。
从公众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这一维度上，更是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巫文化盛行，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当从巫文化开始”，而巫文化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渗透进一步导致其传播和扩散，从而促使了我国迷信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这是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第三个维度题项设计的直接原因，也是我国公众迷信程度较高的原因。
三、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生活科学的结合 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引发了我们对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三者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进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如何进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思考。
英国学者贝尔纳曾在其巨著《历史上的科学》中指出：“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要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与人类的诸形态的最强大势力之一。”[17]这一概括，实际上包含了我们现今所称的“学院科学”（亦称学术科学）和“后学院科学”（亦称后学术科学）两种建制。学院科学，“是科学最纯粹形式的原型”，科学家出于好奇心、“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为知识而知识”。学院科学处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核心，从事这类科学的人多是处于大学、研究中心等学院机构中的科学家们。他们远离世俗利益，享有充分的自主性，遵循一套不成文的规范自行运作。这套规范也就是默顿所概括的科学精神气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独创性（originality）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简记为UCDOS。
齐曼则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发生着“一场悄然的革命”，他将这种转变后的新的科学社会建制概括为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后学院时期，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日趋复杂，科学知识的生产日益同国家、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由此后学院科学也
[16]被称为产业科学。在这种新型科学建制中，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发生了转变，齐曼将其概括为所有者所有的（proprietary）、局部的（即地方性的，local）、权威管理的（authoritarian）、被定向的（commissioned）、作为专家的（expert），简记为PLACE[18]。
而生活科学，则是基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诉求、理解、获取以及运用的过程。这种知识可能是来自学院科学或者后学院科学已成体系的识见（sense），更可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感性的直观的有用的但是还未进入到体系层次的常识（common sense），即经验性的认知。如前所述，生活科学所表现出的特征为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basic living demand）、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social knowledge）、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cultural tradition）。类似地，我们在此简记为BISSC。
如果将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的对象及目标进行对应的话，可以认为，学院科学对应着客观世界，独立于利益或效应，以追求学术上的建树（for learning）为旨趣；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对应着现实世界，与产业和经济紧密结合，以追求财富（for wealthy）为目标；生活科学则对应着生活世界，出于实用和有效性的考虑，谋求生存的福祉（for well-being）。
事实上，从科学走入生活、关注生活，到形成专门的“生活科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众多的“生活与科学”这样的媒体栏目，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科学研究中心”，我们还看到了，也许，正是受我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影响，台湾“国立空中大学”（national open university）“生活科学系”的设立体现的是：生活科学正在进入教育体制的建设中[19]。
并且，从学理上讲，学院科学的UCDOS或后学院科学的PLACE，都只是对科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的概括，并未回答科学的来源。贝尔纳紧接着的上一句的话对此给出了启示，他指出：“在以上所列各形象中，科学作为建制和作为生产要素的二种形象，几乎是专属于现代的。科学方法以及它对于信仰的影响，最少已见于希腊时代。至于知识传统则是由父母传给子女，由师傅传给徒弟，这就成为科学的真正根源。知识传统自从人类史的最早时候起，远在科学够得上称为建制，或脱离常识和传说演变成为一种方法以前，早就存在了。”[17]
也就是说，远在科学建制化之前，科学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而孕育它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常识，即“生活科学”所蕴含的内容。在此我们注意到，所谓的“生活科学”，已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状态的概括，也是对于科学基本来源的一种探索。换言之，生活科学既联系着现实的直接的感受，又蕴含着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
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思维的精致化”，也就是说，科学起源于对常识的批判和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珊·哈克提出的批判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指出：从本质上说，科学的证据类似于与日常的经验判断相关的证据，科学调查和最平常的日常经验调查是相通相连的；并且，科学使得日常探究的那些程序得到强化和精致化，例如汽车技工、水暖工、厨师以及科学家，都使试验得到控制，但是，科学已经提炼和发展出更为复杂精妙的试验控制技术。
相对于常识来说，科学知识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常识是零散的、零乱的，首尾可能不一致的；而科学知识则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系统化的、内部是逻辑自洽的。可以认为，消除常识的不自洽和整合其零散性的活动推动了科学的产生和进步，由此科学完成了从常识到知识的提升。或者，换一种说法，基于常识，以科学的方法如推理、论证、解释等对其进行甄别、提炼、存真祛伪，逐渐达到理论的程度，是完成从常识到知识提升的有效途径。并且，常识是动态变化的，也是可错的，在进化的过程中达到更深刻的真理性认识，这是科学得以
[21]
[20]形成的过程。
在此意义上，从常识到知识，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从生活科学到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结合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就是对科学的认识、理解及运用水平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注重这一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立足现实并关注前沿，注重常识并结合学术，是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一条有效途径。
从当前的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2061计划”，其立足点就是中小学的科学素质教育。《科学素养的基准》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提出的科学素质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学习目标，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的制定。加拿大“国家K-12科学学习成果共同框架”也是以科学教育作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主要方法。强调学院科学的正规教育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主渠道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认同，尤其在发达国家已展开了有力的实践。
但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正规教育为主渠道传播已成体系的“学院科学”知识的同时，以非正规教育渠道传播“生活科学”知识显得尤有必要。因为，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与现实需求相关的知识的实际应用及其影响后果，而非晦涩难懂、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和知识本身。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大众基础科学》强调了包括特定科学原理和事实所要求的知识、科学方法的内在化应用，以及继续学习所要求的能力[22]。并主要是通过解决五大类与公众生活和工作关系密切的问题——健康及其相关问题、环境及其相关问题、测量及其它多种问题、农业科学与技术、用于城市和城市化人口的技术——来体现的。印度的这一标准是从最低限度的要求进行讨论的，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具备最低限度的、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对科学方法有操作性、实践性的熟悉和理解。这些，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科学”知识。
可见，对于我国来说，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既需要重视“学院科学”的深刻性，更要结合现实及生活所需要的“后学院科学”和“生活科学”来进行，从而全面地而有效地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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