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

第一篇：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与完善

徐立伟

【摘要】： 随着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和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医疗服务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加之医疗风险的提高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最近几年来我国医疗纠纷数量激增,冲突加剧,社会影响变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根据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的处理途径有三:和解解决,卫生行政机关调解解决和诉讼解决。实践中和解解决方式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难以奏效,诉讼又面临着时间、费用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效果均不理想,卫生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也同样面临着不少问题。近年来国内许多地方在进行调解方式的改进和实践,初步积累了经验,为今后构建“大调解”的纠纷处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面,这些都亟待进行研究和分析。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言,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出发,简述近年来医疗纠纷激增的原因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并从自身的实习经历出发,说明写作本文的初衷和文章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简要介绍医疗纠纷的概念与特点,并说明现阶段我国医疗纠纷的现状与产生原因,为下文展开论述做铺垫。第二章是对纠纷处理模式的简单介绍和对ADR相关理论的分析。通过对诉讼和ADR的简单分析,强调ADR在纠纷处理中的积极作用,并对一些典型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运用ADR解决医疗纠纷的模式进行介绍,以供我国借鉴学习。第三章主要论述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现状和利弊。本章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处理方式入手,依次对和解、诉讼和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其中对调解的途径进行重点分析,结合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的尝试,逐一分析卫生行政机关的调解,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的调解,依托仲裁机构的调解和人民法院进行的诉讼调解等调解途径的开展现状和利弊,为下文提出“大调解”的纠纷解决模式做铺垫。第四章论述建立“大调解”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以第三章的分析为基础,提出要构建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为主导,以其他调解途径为辅助,有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相配套的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第六部分是结论,通过对上文内容的概括与总结,提出建立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对于妥善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性。进而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医疗纠纷,需要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完善。本文从医疗纠纷处理的实践出发,结合笔者自身的实习经历,着重对医疗纠纷调解的现状与完善进行分析。在分析中注重采用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的价值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医疗纠纷 ADR 和解 诉讼 调解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D922.16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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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4-8绪言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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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医疗纠纷的概念10

二、医疗纠纷的特点10-12第二节 我国医疗纠纷的现状及产生原因12-1

4一、我国医疗纠纷的现状12-1

3二、我国医疗纠纷的产生原因13-14第二章 纠纷解决模式与ADR14-18第一节 纠纷解决模式简述14-1

5一、诉讼1

4二、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14-15第二节 ADR 理论与境外的实践15-18

一、ADR 理论简述15-16

二、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医疗纠纷处理的实践16-18第三章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处理途径分析18-33第一节 和解解决途径的分析18-20

一、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优点19

二、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局限性19-20第二节 诉讼解决途径的分析20-22第三节 调解解决途径的分析22-3

3一、卫生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23-2

4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调解24-27

三、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主持的调解27-29

四、依附于仲裁机构的调解29-30

五、法院的诉讼调解30-33第四章 建立“大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建议33-38结论38-39参考文献39-42致谢42

第二篇：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经验交流

纠纷调解小平台 释放维权大功效

——**区积极构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不断上涨的医疗服务需求与医疗服务能力、医疗保障水平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对疾病的诊治期望与医疗技术的客观局限性之间的差距，使医疗纠纷的发生呈上升态势。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汉阳区搭建平台，建章立制，积极探索实践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成立半年多来，共接待群众来电来访咨询170余人次，受理医疗纠纷35件，其中28件得以成功调解，7件正在处理之中，成功率为80%，未发生一起涉及医疗纠纷的群体性事件，为化解当前日益突出的医疗矛盾纠纷、建立医患和谐关系、实现医疗秩序的良好稳定，取得了突出成效。

一、采取三大举措，推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基础建设

往常处理医疗纠纷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诉讼“官司了”，二是通过卫生行政部门“官了”，三是医患双方自行“私了”。但鉴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太强以及医学的不确定性，打医疗纠纷官司非常复杂；同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和医院同属一个系统，让患者对其公正性担忧；另外，医患双方身处不同环境、不同立场，沟通不够容易导致对立情绪使矛盾恶化。这些弊端造成 “官司了”太难了，“官了”了不了，“私了”没法了的现象。因此，建立规范、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就显得刻不容缓，不仅可以使医院摆脱较大的精神压力，维持正常工作秩序，也能有效维护患者的正当权益，避免“医闹”现象的发生。为此，汉阳区三大举措全力推进第三方调处机制的建设。

1、坚持党政主导，实现调处机构标准化。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医疗纠纷的化解工作，组建了由区司法局、卫生局及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汉阳区“医调委”领导小组，实行部门联动。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于2011年8月1日正式成立，工作经费、人员编制、工资待遇和相关保障均列入财政预算，并落实办公用房70余平方米，办公地点交通方便，利于群众上门调处纠纷，全部配备了办公桌椅、电话、电脑、打印机、空调等必要的办公设备，提供了优良的工作条件。

2、强化人才支撑，实现调处人员专业化。聘请了具有医疗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热心调解事业，有较高调解技能的专职调解员3名，专门从事医疗纠纷的调解工作。针对医疗专业性强的特点，组建了由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中医以及律师等25人专家人才库，为重大、复杂的医疗纠纷提供咨询意见，保障医疗纠纷得到正确的处理。

3、完善运转机制，实现调处程序规范化。制定区医调委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了联席会制度、受理和调解登记制度、配合协作制度、调解情况和重大纠纷报送制度、结案归档制度，统一使用司法部制定的文书格式，确保了医疗纠纷调解工作规范运行。

二、体现三大特性，实现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社会价值

医疗纠纷不仅涉及群众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影响医疗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对疗纠纷实施“第三方”调解方式能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教育说服、耐心疏导、不伤和气的工作优势，并注重部门联动形成调处合力，及时化解医疗纠纷，让医患双方权益得到保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体现中立性，增强维权效力。医患发生纠纷时，由于双方缺乏信任，很难达成共识。然而医调会作为医院和患者以外的第三方，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不袒护任何一方，可以有效缓冲彼此的对立情绪，消除双方顾虑，赢得双方的信任。通过区医调委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医患双方都能按照约定履行。

2.体现专业性，提高维权意识。医调会组成人员均由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员担任，他们既懂得相关法律，又深谙医疗管理。在调解工作中一方面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出发，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一方面大力宣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解决医疗纠纷，使医患双方当事人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从根本上防范和减少医疗事故、差错的发生。

3.体现高效性，降低维权成本。第三方调解机制由政府实行资源整合，实行整体联动，大大提高了调解效率，能使医疗机构管理人员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医疗质量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有效降低社会成本。同时医调会不以赢利为目的，从受理到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这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患方来说，大大减轻了维权成本。

三、履行三大功能，彰显医疗纠纷“第三方”调处维权效能

医调委作为链接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患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化解医患矛盾冲突的一剂良药，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块基石。区医调委通过半年多来的实际运作效果好，维权效能显著。

1、担当医患冲突“缓冲带”，彰显防激化职能。以往每当医

疗纠纷激化时，患者一方常常不顾事实如何，先行提出要求院方进行巨额赔偿，导致矛盾僵持不下。现在通过第三方调解，将矛盾现场从医疗机构转移到了医调会，将矛盾的表现形式从显性的现场激烈对抗转化为隐性的内部面对面友好协商，让矛盾明显缓解。如：患者林某，2011年8月在某一所民营医院施行了无痛人流。术后不适，遂到大医院就诊，诊断为子宫穿孔，并

住院治疗。对此，患者情绪非常激动，认为医院存在严重过错，可能造成未育女子终身不育，对医院的行为不能原谅。区调委会在积极介入调解的同时，由妇科专家向患者讲解子宫穿孔治愈后对再次孕育影响程度不是绝对的，缓解了患者愤怒的情绪。经多次调解，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事后患者还专门给医调会送来鲜花表示感谢。

2、筑牢社会稳定“防火墙”，彰显大调解职能。众所周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在当前医疗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医疗纠纷频发的形势下，加强医疗纠纷的预防和调处工作，对于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利、打造良好的医疗秩序和就医环境、维护汉阳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显得尤其重要。如：患者2011年2月因牙龈发炎到一口腔诊所就诊，医生按先打磨病牙再上牙套的方式治疗。病牙打磨后，患者牙痛症状加重。患者认为该口腔诊所将其好齿磨坏，存在过度治疗的问题。于是携家属每天到该诊所吵闹，使其不能正常营业。由于医方不予解决问题，患者到医调会申请调解。医调会积极介入，一方面稳定患者的情绪，劝其不要到医疗机构闹事，一方面及时与口腔诊所沟通赔偿事宜，使患者得到了合理补偿，医疗机构正常的工作秩序得到了保障。

3、充当服务百姓“救心丸”，彰显大维权职能。让医患双方坐下来调解，是医调委的主要工作。同时，医调委还承担着引导患者合理、合法维权的职责，实现“和为贵”的理念与“情理法”的原则充分结合，既极大地提升了医患双方维权效能，又为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孕妇杨某2011年10月到一家没有产科手术资质的门诊部做引产手术，在引产过程中发生子宫破裂大出血，即转同济医院抢救。为挽救患者生命，患者被实施子宫切除术。患者因痛失子宫，认定医疗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并通过新闻媒体报道施压，要求赔付巨额赔偿金。由于该医疗机构严重违规，卫生行政部门欲吊销其经营许可证。但如若该医疗机构被注销，患者的赔偿金就可能落空。医调会积极与卫生行政部门商讨，暂缓履行注销程序，先让其关门整改，待调解成功如约向患者支付赔偿金后，再实行行政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程序。在医调会的积极努力下，患者得到补偿，有效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关于完善大调解机制之我见

今年，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建立是我市司法行政系统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中的开拓突破，并不是原有民调方式的简单综合，而是在对原调解方式从形式到体制的全面优化改革，是适应南京市旧城改造、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的必然产物，必将有效地提高社会矛盾调解的质量和效率，对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必将产生轰动效应和深远影响。

一、整合调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调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的调解体系，其工作对象主要是民间纠纷，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时，调解力量和力度显然薄弱，不能很好的应对群体纠纷，而我市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主要以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行业的整治和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而对以上新情况，只靠调委会和民间调解显然不能应对，这就要构建大调解网络，把民间调解、治安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综合起来，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组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或司法牵头实施，由民政、城建、妇联、工会、公安、法院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组织，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增强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确保调处成功率。

二、确保信息畅通准确，掌握工作主动权。当前，社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别是河西新区的建设速度加快，征地拆迁、劳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带来部分群体利益的再调整，这是群体性矛盾爆发的重要因素。针对当前社会矛盾所具有的动态性、可变性的特征，为及时准确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信息员及党、团员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时了解掌握民情、社情，尽快取得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进行分析、判断，为化解矛盾提供依据。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调解重点。当前的社会矛盾多具有广泛性、多发性的特点。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应把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的、群众所关心的、社会所关注的拆迁补偿、就业安置等热点问题上。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阻挠某项工作的开展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调解中心在调解这类矛盾时，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想法，详细认真地解答有关政策、规定，真心实意帮助确有困难的群众解决困难，但对个别无理起哄，不满现行政策，组织煽动的幕后策划者，则根据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肃教育，必要时，对其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以防事态扩大，对已经发生的群体上访事件，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兑现优惠政策，本着公开、公正、透明、关心的原则，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稳定群众情绪，尽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时期的大调解工作，要认真、细致、深入、如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或活动期间，调解中心的工作要有～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动态，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以免由于群体上访给工作、生产、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乱，造成不良影响。

四、抓好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政府部门依法办事的能力。当前的群体纠纷矛盾主要表现在征地拆迁、安置、落后行业的整治等方面。群众是矛盾一方的主体，在解决群体矛盾纠纷时，应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抓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增强群众的意识和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的自觉性，尤其是现行政策较高执行的政策有较大差距时，更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求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即使部分群众一时难以想通，由于时间或项目的特征不同，调解工作相对来讲也好做一些。综上所述，当前社会矛盾的产生不是一种因素所造成，不是靠一个部门或某个组织能调解成功的，在大调解机制下，必须多部门联合，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才能较好地平息事态，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秩序，才能保证社会的快速发展。xx街道司法所 xxx

第四篇：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08413317谢志群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十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十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豁床着我国劳土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日，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木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竟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内，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劳动者一利益在国际上，既要考虑发达国家高劳动标准要求的敦促，又要考虑不发达国家以劳动力成木参与竟争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的压力。要兼顾这些因素并非易事，如何取其“利”，避其“害”，如何集所有的“利”十劳动合同立法中，成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难题。

这种状况，使我们在劳土标准上不能简单地在倒退或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即:在劳土标准上，我们既不能倒退又不能迅速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固守旧的低劳动力标准，具有短期效应;走新路，向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才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一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淤扮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摒弃了以往一味以低劳动力成木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抉择困境

劳动合同立法适当与否，取决于对劳动契约自由干预的限度，而我国现代劳动契约自由干预限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是否仍需要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作为发展经济的条件之一。如果坚持这一发展路径，就意味着我国劳工保护标准仍要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或有限地提高。况且，解决该问题不能逾越本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国际竞争需要的满足。在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的支持;在国际上，我们处于“上挤下压”的中间位置。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们是以低劳动力成本在竞争中取胜的，目前在高精尖的科技领域没有竞争力，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劳动力标准靠拢，又有风险，至少会在短期内使其竞争力水平下降或难以提高。但如果能安全度过这一薄冰路段，那么，我们的发展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由此，我国只能在发展中国家低标准与发达国家高标准之间寻找一个适度之点，即劳动契约自由规制适度，唯此，我国劳动合同立法才能平衡经济发展与劳动者利益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契约自由规制的典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其立法方向是正确的。在政治上，它是缓和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最直观、最有效的举措之一，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基础保证在经济上，它摒弃了以往一

味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从实践来看，它并非完美无缺，仍存在劳动契约自由规制不适度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1．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实施效率低下。资方不履行工作环境、法定工时、最低工资标准要求等义务，在我国许多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中是一种常态。

2．现有劳动合同制度或曰劳动契约自由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这种制度本身的缺陷，降低了该制度的权威性，也因此增加了该制度践行于实践中的难度，以致立法目标全部或部分落空。换言之，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制度实施效率的低下。

具体体现在:

其一，“视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威胁，对于短期用工难于适用，而且即使对于一年以上的用工，也可以通过期日的规避来摆脱威胁，即可在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之前的任何日期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解除劳动关系。如属前者，还算是达到了立法目的，如属后者，则可能是对劳动者就业机会的损害。

其二，依我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第3款的规定，虽然要求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又规定劳动关系是自用工之日起确立的，而不是自书面劳动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日确立。可见，这种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强烈要求，不是“效力性”的，而是“保护性”的。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不是劳动关系产生的效力性条件，它只是保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上的支持。“契约采取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或其它默示形式，只是在证明契约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上有难易之分，而不是契约本身存在着优劣的差别”。由此，如果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后果———支付双倍工资或视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欲对资方实际发生作用，还需要劳方举证证明与该资方存在劳动关系，而这对劳方来说并非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二、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上述现状，笔者一认为可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视角加以改善。就外在视角而言，是指劳动合同立法应适当，要眼界向远、向外伸展。眼界放远，就是力争成为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一，避免短期内成为自己观念的俘虏;眼界向外，则是指不仅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设计需考虑经济发展、社会信用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现实与未来，而且即使是完美的劳动合同制度，它要施行于实践之中也不能缺少这些机制的协同。就内在视角而言，是指各劳动合同制度本身及彼此之间协调、照应，通过劳动合同制度的内在完善，从而达到目标的最高效实现。

(一)外在视角

就外在视角而言，具体应着眼于以下两点:

1．协调、助益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法律体系。劳动合同纠纷解决费时、费力、成本高昂。劳方与资方相比，处于弱势的劳方往往因难以承受这沉重的纠纷代价而不得不妥协退让，这无疑助长了作为强者的资方恣意妄为地违反劳动合同制度的行为。要走出劳动合同纠纷解决成本高昂的困境，首要的是建立合理或倾斜于劳动者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可采取 以下措施:规定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以此减轻劳方的经济负担与思想顾虑，并调动律师办理该类纠纷案件的积极性;完善调解、仲裁解决纠纷机制，真正发挥其作用，并在人员素质、构成、经费来源等方面要给予支持，并同时增加救济途径;综合协调无固定劳动合同制度的就业目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充分就业目标实现的作用大小，关键在于该制度适当与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既要有利于就业安定，又要有利于充分就业，而且充分就业应是就业数量与质量综合判断的结果。然而，当前我们所谓的就业安定，其实只保障了一部分在岗人员的就业质量，而且又是以其他部分人员持久失业为代价，这种对“轮流失业”局面的破坏，可能会造成“就业机会”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经济、社会地位的两极化，亦是对社会向上、向下流动激励的阻滞，以致使人对未来绝望，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成为必然。

当然，这是以就业岗位资源稀缺为前提的。由此看来，试图仅以现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保证就业安定———而且只能是部分人的就业安定的方式来摆脱就业困境及因此所致危害是不现实的，它把过重的责任推给了企业，阻滞了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的发展活力，并造成劳动者就业机会的不公平。因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就业目标的实现应是一个制度综合协调的过程。

2．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现存制度的低效率表明政府机制的缺乏而不是决心的缺乏”。立法机制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府监督监察不足。诸如由于劳动执法队伍建设落后、劳动执法者责任感不强等原因致使劳动监督检查不到位;地方政府在观念、行动上漠视法律、无视科学发展观、着意于掠夺式经济发展观等现象的盛行;对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行为百般压制等。若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府监督监察，提高劳动执法队伍的业务水平及责任感，加强相应的理念，重视法律，规范相应的制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信访制度，它本是解决劳资不公问题的最后一个监督通道，但一些地方政府或司法工作部门在最高首府设立“接访”办事处，实为“截访”，直接意图是将民之怨、民之不满无法上传，以满足政府及官员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政绩要求。这种现象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虽有缓和，但因其根深蒂固性，仍在继续，如此以来，信访制度虽对法的实施或执法者严格依法执法有督促作用，但仍是打了折的。这种折扣的形成，一方是由于多种原因而形成的“浩浩荡荡”的上访队伍的不断上访，另一方是执法者不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截访”这一“政治性任务”的竭力抵抗，两相抵抗耗费了各方的力量，使我国法的执行成本高昂，但法的实效却未能因此得以充分发挥。这也需要加强有效政府监督机制，科学实施政府职能观，适当干预公司、企业行为，正确理解“法治”的含义，不仅要“有法”而且要重视“法的正当性”，实施强制性的外在补足，促进我国劳动合同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内在视角

就内在视角而言，应着眼于以下方面:72政法论丛2011年

1．将各劳动合同制度彼此间的抵补作用纳入各劳动合同制度设计考量之中。具体而言: 第一，确立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机制。

政府、劳方、资方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使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合理分配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而在我国，这一机制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这首先是劳动者组织———工会缺位或制度存在不足所致，特别是工会独立性问题。三方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是政府、劳、资三方及劳资之间在主体势力近于平等之下所进行的协商，加之由于各方的共同制约、妥协作用以及 它们各自的组织性，所以，对劳动契约自由在劳资双方之间分配的限度以及其与社会的契合性，更能近于合理，它是保障劳资双方间个别劳动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客观基准。其次，在理论与立法上，如何处理劳动契约与民事契约的关系也制约着劳动契约自由的合理限度。

第二，就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而言，它受到同为劳动合同制度的非全日制、劳务派遣制度的抵销。非全日制、劳务派遣等灵活就业形式，其临时性、可兼职的特点，虽然符合部分劳动者的需要与意愿，但其更利于资方而不是劳方的缺陷却是显而易见。具体表现为:在非典型雇佣关系下，绝大多数劳动者无从获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订的机会，因为它的临时性、非连续性无法满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订立所要求的期间条件的限制;而且非典型雇佣关系本身的不稳定性及其制度化冲抵或毁灭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稳定劳动关系目标的追求与实现。因为非典型雇佣关系及其制度化不仅使职业安定受到威胁，也使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难以实现，劳工以团体力量维权亦难以落实。这些无疑弱化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使企业摆脱了其更多的社会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非典型雇佣关系有利于劳动者“促进就业”，然而，这种对就业的促进也仅限于数量上的，它更可能是以更多利益的失去为代价换得了那已被“抽了油”的就业机会。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用工的制度化顺应了世界用工形式的变化，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又规定了与此相左的用工形式———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工形式，进而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立法宗旨只能获得部分实现。既然当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非典型劳动合同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难以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尽管后者妨碍了前者目标的实现，那就只能在完善各自的同时，尽力克服各自的缺陷，使其彼此协同，共同服务经济，维护劳方利益，和谐劳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守法意识淡薄，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形式为资方留下了更多的违法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基础还不够坚实，更多劳动者没有或不能成为资本的参与者，劳资间平衡易于断裂或劳资差距大，因此劳资平衡的实现需要更大的努力。具体到立法上，就是加强规制，例如，规定“劳务派遣必须具备特定的、合理的理由”

2．就劳动合同制度本身而言，制度本身应与现实契合。政府对最低工资的干预，以及资方对这一干预的服从，是为了减少贫穷并使劳方收入达到生存费用的标准。同时，最低工资的规定，也是为了维持公众的购买力，以便使国家从经济滑坡中走出来。

在大陆，可以肯定地说，目前企业的存活期间总体水平只会低于台湾。由此可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可适用空间极为有限。我国这种公司、企业或其它用人单位规模、寿命的现实，制约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稳定劳动关系的追求，意味着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这一期望的落第1期李敏华: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现状及其完善。公司、企业存活的短期性，使劳动者不得不随之不断流动，即使谋得的确定，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我国公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职业自由机制，注定了我国当前的劳动者较发达国家与地区以及非市场化国家中的劳动者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针对这种现状，应适当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适用空间，落实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治愈失序状态的期望，科学调整公司、企业存活的期限，使公司、企业的发展与职业自由机制有机结合，在公司、企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使劳动者也得到有力保障。

总之，对于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保护及其效果，不应局限于也不意味着给予其更多的权利或倾斜就是更好的保护，而是在于所给予的权利或倾斜的适度性以及实施限度如何。而这种适度性的把握，无论是在内在的视角、还是外在的视角下，都要以系统的视野来对待。

第五篇：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几点思考

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呈高发趋势。针对传统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一些缺陷，浅谈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我国的运行情况，分析人民调解机制在医疗纠纷处理实践中的问题，并通过对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快速、公正、低成本的解决医疗纠纷。

一、我国传统的医疗纠纷处理模式存在的缺陷

2002年9月1日起公布施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见传统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当事人和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这三种方式在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医疗纠纷呈现复杂的特点，传统医疗纠纷处理方式仍然不能很好的地缓解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使一些恶性事件见诸报端。

（一）当事人和解形式，患者于医院双方直接协商解决，简单快捷。但因患者缺乏医学知识，对医院的解释缺乏信任，导致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容易导致矛盾激化。

（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在引导医患双方向医疗纠纷的法制化解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弊端。一方面，由于卫生行政部门属于医疗机构的上级领导部门，由其主持调解，有“部门保护主义”嫌疑，患者及其家属在心理上排斥戒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往往难以得到认同。另一方面，行政机构只能针对医疗事故的争议进行调解，而现实中这类争议仅占医疗纠纷中的很少一部分。因此，许多医疗机构在与患者发生医疗纠纷后，并不通过卫生行政机关解决，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名存实亡。

（三）民事诉讼是最近几年来被社会公认的解决医疗纠纷的最终手段。法官具有较高的中立性，程序讲究严格的理性，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但通过司法途径诉讼解决纠纷仍然存在众多不足之处，一方面，存在程序繁、成本高、时间长等弊病；另一方面医疗领域的专业性强，而法官又缺乏医学知识，致使判断困难，使得案件审理复杂。

二、我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实施现状

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人民调解为医患双方搭建了维权平台，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医患双方搭建了协商场所，把矛盾引导到第三方调解，保证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自上海首先试水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制度后，初见成效，各地开始纷纷尝试这一制度，为医患矛盾提供一个缓冲平台。目前，全国有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台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性文件；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418个、人民调解工作室1029个，共有人民调解员22802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基本覆盖了地市以上行政区域。从2010年到20**年9月，共化解医疗纠纷22.8万件，其中仅20**年1至9月就化解医疗纠纷44484件，成功率在86%以上，普遍做到了有案必调、案结事了，维护了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但由于该项制度处于运行初期，因此有很多地方都不够完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人才问题与资金问题、法律性质不明确等等。

三、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实践中的问题

（一）《条例》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设计的缺陷。作为维护医疗秩序、缓解医患矛盾为重要宗旨的《条例》，虽然关注并确立了调解制度，认识到调解对解决医疗纠纷的作用，但似乎又存在某种顾虑，实施后争议重重，与侵权责任法冲突明显，各方认可度不高。因其极端的倾向性，对医疗机构给予了太多的保护，患者一方完全丧失了对它的信赖。在实施数年后，医疗纠纷反而逐年增多、医患矛盾则愈演愈烈。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由于医疗纠纷引发的冲击医院等恶性事件，20**年有五千多件，20**年有八千多件，20**年国家卫计委统计全国发生医疗纠纷7万件左右，我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实践证明，《条例》的立法初衷是缓解医患冲突，但结果却是加剧了医患矛盾，成为造就众多“医闹”的元凶。

（二）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公正性受质疑，并且时间过长。在1987年6月29日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的年代，由于认为医疗事故鉴定不公，患者经常把卫生局告上法庭。2002年的国务院颁布实施的《条例》，规定医疗事故的认定由社会学术团体（医学会）担任，从而将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卫生局）从纠纷中解脱出来。医疗事故鉴定者的改变实际上“换汤不换药”，由所谓的“老子给儿子做鉴定”变成“叔叔给侄子做鉴定”。患者再也无法状告卫生局了，事实上，即便状告医学会，医学会同样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医疗事故鉴定中，通常认为应对鉴定报告负责的是鉴定专家而不是医学会。但鉴定专家一不在鉴定报告上签名，而不出庭接受质询，患者想告也不知告谁。对此，医方给出的理由通常是“保护专家人身安全”。同时，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时间过长，一件案件的鉴定时间少则50-60天，长则3-4个月，如果申请人不认可鉴定结果又要申请再次鉴定，鉴定时间更长。

（三）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基础较为薄弱，指导和管理有待加强。作为医疗纠纷调解的主要机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在实践中面临法律定位不够明确、社会知晓度不高、处置能力待提高、经费运转困难等困境，这些都制约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发挥。

1、医疗纠纷调解社会知晓度低、内容匮乏。各地医调委自成立以来，关于医调委的宣传内容中,多涉及医调委成立时间、地点、运营成效等，而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调解流程、调解的实效性反映以及调解员的个人工作详情却很少涉及。这样阻碍了医调委与民众的沟通，医调委也不能很好的发生实际作用。

2、医调委的处置能力有待提高。医疗纠纷调解中往往涉及复杂、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法学知识，调解员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地的医调委中，调解员队伍，特别是专业调解员队伍中，专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多，由于报酬低，很难吸引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到调解员队伍中来，调解水平提高有限。

（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流程有待规范化和制度化。如何在法律层面规范受理范围、责任认定、赔偿数额标准等。在实践中，大多数调解案例的患方不主张采取司法鉴定或医疗损害鉴定，导致事故过错不明，责任不清，在这种前提下，调解人员主要依据经验和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调解，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加上医院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难以产生统一尺度和标准，存在事实上的模糊空间，调解工作质量难以保证，在这方面管理的难度较大。

（五）调解经费严重不足。医疗纠纷调解经费困难，很难满足当前调解工作需要。关于人民调解经费保障问题，虽然各级都下发了文件，但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同，各地对于医调委的经费获得没有统一标准，许多落后地区财政紧张难以保障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运行费用，落实工作难度很大。

四、提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质量的思考

（一）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的衔接，加强医疗责任保险机构和理赔人员依法理赔意识、维护公平正义。保险理赔与医疗纠纷有着基本相同的工作内容，如纠纷损失产生的原因、损失的大小、医疗机构是否应承担责任等。涉及有关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的处理，可吸纳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参与调解。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于20**年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指出：“保监部门要鼓励、支持和引导保险公司积极依托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处理涉及医疗责任保险的有关保险赔案，在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医疗责任保险理赔的依据。形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保险理赔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因此，医疗纠纷发生后，医调委应加强与以医疗责任保险机构的和理赔人员的沟通，最大限度的兼顾各参与方的诉求和利益，以期公平、公正解决医疗纠纷和保险理赔问题。

（二）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重视总结提高。要进一步加强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在易引发医患纠纷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成立调解组织，多举措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作制度。一是拓宽调解员选举渠道。医调委至少包含具有法律和医学知识专业方面的人才，所以应注重吸纳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较高调解技能、热心调解事业的离退休医学专家以及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也可以聘用一些具备该方面知识的人才，形成专兼职相结合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队伍。二是制定和完善调解员薪酬补偿办法，落实调解员报酬，可以根据调解纠纷的数量、难易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大小以及调解的规范化程度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三是要鼓励督促调解员努力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医疗质量管理核心制度及医学知识，增长专业调解知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调解技巧，提升调解水平。

（三）深化认识，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规范化管理，提高调解公信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认真研究解决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投入，医调委办公场地要独立，确保人民调解经费列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

1、建立健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管理制度，确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逐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受理范围》、《受理制度》、《回避制度》、《医疗纠纷调解纪律》、《调解员工作纪律》和一整套工作流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应在人民调解的受案范围下体现医疗纠纷的特色，也可以根据地方经济状况，以赔偿金额来确定受案范围。统一规范了调解文书；严格档案管理，促进了整个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2、确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医疗纠纷调解应该要遵循自愿原则、依法原则、公平原则。

3、严格规范调解程序。一是把住受理立案关，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及时立案，给当事人一个表达诉求的平台，防止出现过激行为；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引导患者通过其它合法途径解决；二是把住评析鉴定关。专家评析意见是医疗责任划分的重要依据，为此，需要建立专家库；三是把住赔偿标准关，针对患方的受损程度，依法、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找准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合点，促成和解。

4、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报导，扩大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影响和群众知晓度。

5、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督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长效运行需要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医疗机构与、医调委、医疗责任保险机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公安等部门各负其责，有效衔接互动。司法行政部门要会同卫生、保监会等部门从法律、政策、制度方法等方面入手对医疗纠纷实施科学的指导，使医调委规范调解。

（四）落实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多元渠道。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离不开政府的认可、指导和帮助，政府应加大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构的经费投入，做到专款专用。同时要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调解经费来源渠道，这是实现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民间自治性组织性质决定其解决工作经费的方式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既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也可以利用民间渠道和社会支持募集经费，例如医调委可以通过吸纳社会捐款、公益赞助等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渠道筹集资金。

（五）建立统一、独立的医疗损害技术鉴定体制，医疗损害鉴定应当建立责任机制，实现权责统一。在当前鉴定制度“二元化”的情形下，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如重复鉴定，加重医患双方的负担，延长诉讼时间，浪费社会和司法资源，降低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公信力。

1、在**模式的基础上，探索一元化的医疗损害鉴定。20**年**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通知》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卫生厅联合发文《关于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中规定，医疗损害鉴定一般应委托本行政区域内市医学会组织进行，当事人均同意委托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应予准许。**地区的医疗损害鉴定基本上仍然由医学会进行鉴定。目前这种鉴定方式被学者称为**模式。医疗损害鉴定应以专业性和公正性为基本原则，医学会鉴定因其专业性成为无法摒弃的鉴定方式，虽然其公正性一直饱受质疑；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因追求公正性应运而生，但因专业性的限制始终无法站在更高的舞台发挥作用。所以医疗损害鉴定机制必须要向一元化。笔者认为一元化的医疗损害鉴定应依据医学会鉴定模式为基础来确定。首先，医学会拥有庞大的专家库，其次医学会具有严格的准入条件，保证了鉴定人具有鉴定资格、鉴定能力。在此基础上，由司法部对专家个人授予司法鉴定资格，由鉴定专家制作的鉴定意见书应有本人签名盖章，对于需要质证的鉴定意见，由其本人到庭作证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医学会仅负责专家库管理、受理案件程序性事项等。

2、医疗损害鉴定不应作为医疗纠纷处理的必经程序，应根据具体的医疗纠纷情况做出合理选择。对于较复杂疑难纠纷，医疗损害鉴定有利于认定事实、查清责任，对于正确解决医疗纠纷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事实和证据清楚，以一般常识即可做出判断，不需医疗损害鉴定也能认定事实、查清责任的，则可以不采用医疗损害鉴定结论，而直接进行纠纷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