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范文模版]

第一篇：试析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范文模版]

试析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一、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

死刑是一种刑罚方法，并且很古老，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死刑的种类很多，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没有受到怀疑。自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贝卡里亚提出废除死刑以来，死刑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近年来，死刑问题成为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不是废除死刑，我们国家的态度也是如此。

（一）死刑适用条件上的规定

死刑条件即死刑的适用条件、规格及其标准，它是法律规定的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的犯罪事实根据。《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犯罪的性质极其严重、犯罪的情节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

（二）死刑的适用对象的有关规定

《刑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条文中所说的“不适用死刑”，是指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又不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基于刑法人道主义以及罪责自负的要求，世界上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和所有地区中都将审判时怀孕的妇女排除在死刑适用的范围之外。当然中国也同意这一立场。

（三）死刑在适用程序中的有关规定

首先我们要从案件管辖的范围进行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的规定，死刑的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基层人民法院是无权审理死刑案件的，当然他们也就无权适用死刑。其次，在死刑核准的程序上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我国《刑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至第202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其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再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但是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以及判处的死刑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情况，可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以上法律规定，从审理、复核、核准程序上都做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所以具有保证死刑能够在最大的限度上得到正确适用的作用。

（四）死刑在执行的制度上的规定

《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这简称死缓，是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死缓是我国法律进行的独创，它不是独立的一个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制度。

我国刑法中有关死缓的适用条件如下：

1.适用死缓的前提条件就是：适用对象必须是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

2.不是必须立即执行。之所以说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是指根据犯罪分子的所犯罪行，虽然对犯罪分子应当适用死刑但并不是非要立即执行不可的。

二、我国死刑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刑法典中的死刑条款太多

从1979年刑法中28个死罪到1997年刑法中的68个死罪，将要占据现行刑法罪名的六分之一了，这就使我国成为现代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这正好反映了我国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的一种发展趋势。当然，这种趋势也是与我国社会转型以后出现的犯罪高潮相吻合的，反映了立法者意图通过死刑镇压犯罪的主观努力，但这种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

（二）死刑适用的主体有些宽泛

我国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此条规定虽然明确了我国死刑适用主体年龄的下限，但是关于有关适用主体年龄的上限规定和特殊主体的死刑限制规定现在还是一片空白。

（三）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缺陷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时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我国《刑法》规定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全面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这是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性选择。这一规定虽然可以最大限度统一死刑复核的标准，但最高人民法院如何减负如此巨大的工作任务？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又如何实现公正与效率两大基本价值？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现行的死刑复核体制和模式将难以有效地应对这一挑战，因此应当适时对之进行改革和完善。

（四）枪决的执行死刑的方式太不人道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枪决是不人道的死刑执行的方式。这是由于在枪决前的准备阶段，会使被执行人产生巨大的净胜压力和心理恐惧，这比肉体上的痛苦更折磨人，所以说枪决是不人道的；再者，对枪决射击的准确性，有很高的技术要求。虽然可以准确射击，有时也很难做到一枪毙命，补射会让被执行人带来太多身体痛苦和心里负担，所以说，枪决是极不人道的死刑执行的方法；在枪决过程中有可能造成被执行人脑浆迸裂、面目全非，场面惨不忍睹，会引起负面的社会舆论，不利于社会稳定；最后，执行枪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被执行人亲属的悲伤情绪，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一）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罪名，减少死刑条款，缩小死刑的使用领域

在我国现阶段，笔者认为可以对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作如下设置：

1.危害国家安全罪中，需要保留3种死刑罪名即背叛国家罪和分裂国家罪以及投敌叛变罪。最好是废除其他死刑罪名。

2.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最好保留1种死刑罪名就是：劫持航空器罪，废除其他的死刑犯罪。

3.破坏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需要保留生产销售假药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这2种死罪，可以废止其他死刑犯罪。

4.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当中，可以保留故意杀人罪，需要废止其他死刑犯罪。

5.侵犯财产罪当中，可以废止刑法中的有关罪名，需要新增加结合犯死罪也就是抢劫杀人罪。

6.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中，需要保留一种死罪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其他犯罪的死刑设置需要废止。

7.军人贿赂犯罪当中，保留2中死刑罪名也就是：投降罪以及军人叛逃罪的死刑设置。

如上所述，在我国刑法中，存置上述死刑罪名，其余罪名均不设置。笔者认为，这样的设置方案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又能够减少立法上的死刑罪名，对我国的国际影响很好，还有利于为群众所接受。

（二）立法应进一步缩减死刑适用主体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立法上应进一步缩减死刑的适用对象。笔者认为，以下两种人应考虑通过立法规定一定条件的途径排除死刑之适用。

1.70周岁以上者。70周岁以上者，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这些人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而且，其犯罪之数量非常少，并常常事出有因。因此，我们可以主张对老年人进行特殊保护，我国应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对于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禁止适用死刑。

2.哺乳期的母亲。对哺乳期的母亲不适用死刑，这是是人道主义和罪责自负原则的必然要求，这体现了对母亲和婴儿的特殊保护，因此，着眼于中国基本的死刑政策，可在立法上禁止对哺乳期的母亲适用死刑。

3.完善死刑复核制度。笔者认为完善死刑复核制度，应该在最高法院内部设立多个刑事审判庭，专门负责审理死刑符合案件。具体要做如下调整：（1）如果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多个死刑符合庭，则审限应适当长些并可以有一个幅度，如一般为3-6个月，特殊情况不得超过一年。（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审判队伍。如果全部死刑案件都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显然现有人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扩充人员是必需的。人员选择，在选调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业务庭室部分法官的基础上，尤应着重从各地高级人民法院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审判人员中进行选拔。

4.完善死刑的执行程序。死刑是及其残酷的，主要表现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所以，笔者认为注射执行死刑不但易于、而且安全、快捷并无污染，这就

大大减轻死刑犯痛苦，这就是注射死刑的优点。注射死刑还能有效避免被执行死刑者的器官被非法移植。最主要的是可以减轻死刑犯家属的悲痛心里，防止他们报复。因此注射死刑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和谐社会一切以人为本的思想。所以笔者建议，应当以注射执行死刑代替枪决。

关于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于完善的话题，至今仍是刑法学界的热点话题。本文中，笔者运用大学本科期间所学的基本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尝试提出了几点建议。由于实务经验和第一手资料缺乏，本文基本上使笔者自己“闭门造车”的结果。真不清楚它能否“出门合辙”。但还是希望本文提出的若干建议能有一些现实意义。最后，借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来小结本文的要点：“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也是一场国家法制的改革，我们的政府高层领导应当担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把这项改革切实发动起来，并不断推向深入。

第二篇：论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范文）

死刑，是指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其因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为主要内容和特征，故又被称为生命刑或极刑。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两种情况。死刑作为一种最古老最严厉的刑罚方式，历来倍受我国统治阶层的推崇和青睐。几千年来，“以牙还牙、杀人偿命” 的观念在早人们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死刑作为人们传统理念中昭彰天理、惩恶扬善最有力、最有效的保障，可以说在以“功利主义”和“报应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里，死刑的存在是实现正义和公平的必要手段，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死刑的存废问题曾一度在中世纪的欧洲引起争议。在当前世界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目的废除或严格限制死刑制度。我国作为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受具体国情、传统观念、民意、经济、司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可行的，但为适应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逐步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是可行和必要的。

（二）我国死刑制度的存废探析

死刑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要完全废止死刑同样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且艰辛的过程。根据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形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死刑限制论”比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

1、我国死刑应该保留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与“废”实际上是当代“保障人权”、“人道主义”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矛盾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关于刑罚改革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制度。正如我国学者瞿同祖说的：“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 换句话说，我国现阶段继续保留死刑制度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有利于保障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公共社会秩序稳定。新中国虽然建国50多年了，但台独势力、邪教组织、恐怖主义以及与邻国的疆界纠纷等各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国防利益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公共社会秩序稳定。

（2）保留死刑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秩序比较复杂，各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屡屡发生，保留死刑能有效惩治这些犯罪，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和保障我国经济继续稳健快速发展。

（3）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来说除了死刑外一般的刑罚是难以起作用的，如果没有死刑的威慑和惩罚作用就难于使其有所畏惧和不敢重蹈覆辙，从而无法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保证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4）保留死刑符合民意。我国自古便有 “杀人者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的传统观念和价值理念。据1995年的一份中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赞成废除死刑者仅0.78%，就是说99%以上的人主张保留死刑；另据2002年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88％以上被调查者反对废除死刑。现阶段保留死刑具有满足大众渴求安全的心理需要，符合我国的民意，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支持。

2、我国死刑应该限制的原因分析

在当今世界精神物质文明都空前发展的时代，死刑被认为是最不人道的刑罚方式可以说与人类崇尚人文关怀，追求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目前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切和实际的，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逐步适应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限制我国死刑过多适用则是有其可行性的：

（1）限制死刑是我国基本死刑政策的要求。“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对待死刑的一贯的立场，主张对于一些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时，除了注意犯罪的积极条件外，还充分考虑犯罪的消极条件，充分综合其两方面的表现，能不用死刑的坚决不用死刑。

（2）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现。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法制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现阶段限制死刑是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限制死刑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当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势，我国也先继签署和加入一些人权公约，虽然我国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根据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过多适用，并积极创造条件最终废除死刑，这也是适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三、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社会法制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但近年来有关死刑的冤案错案还是频频发生，特别是从“董伟案”到最近的“聂树斌案”所显露出其在司法实践上的种种弊端，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我国的死刑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死刑罪名设置繁多

虽然现行刑法典对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死刑罪名进行了整合，但是仍有39项条文涉及死刑罪名68种，占据现行刑法罪名的将近六分之一，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规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其它同样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的数量远远超过它们，如韩国规定17种死刑罪名；印度规定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3种死刑罪名；日本仅规定故意杀人罪1种罪行适用死刑。

（二）死刑的适用领域分布不合理

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除渎职罪以外的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其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综观其它尚未废除死刑的各国立法状况，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基于经济物质利益与生命价值缺乏等价性都已经被废除或大大减少经济犯罪及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而我国还存在许多有关经济和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过多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在案的数据，我国在1994年、1995年和2001年的死刑判决分别为2780余件、1800件和4015件，其中处决的分别为2050件、1147件和2468件。仅1994年的死刑处决件数就相当同世界其它国家死刑处决总和的三倍。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第六份《关于死刑和保护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的五年期报告》表2中根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的报告指出1994至1998年期间中国死刑处决达到12338件，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以后的几年里虽然尚未公布有关我国死刑判决和执行情况的具体数据，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2007年11月23日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2007年我国判处死缓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由此亦不难推断，从2002年至2006年间我国被判处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也应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四）死刑适用主体过于宽泛

我国现行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主体作出限制的唯一具体规定，并且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基本一致。此条规定明确了我国死刑适用主体的年龄下限，但对于有关适用的年龄上限规定暂时还是一片空白。目前许多国家均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对60岁以上的男人和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修改后的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则规定对65岁以上的男子不适用死刑。哈萨克斯坦则规定了执行死刑的最大年龄限制即对年龄在65岁的人不得执行死刑。墨西哥、菲律宾、荷兰和苏丹等国家年对年满70岁的人则是免除刑罚。此外一些国际条约和决议也在死刑适用的年龄上限作了相关规定。如《美洲人权公约》第4条第5款规定了对年满70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在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号决议（该决议的第2 款第C 项建议会员国“规定可判处死刑或予以处决的最高年龄”）与1996年7月23日的1996/15号决议中重申了对死刑的限制,而这一限制的具体措施就是1989/64号决议补充提出的“确立一种最大年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处死或者被执行死刑。” 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尊老爱幼自古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早在西周《周礼•秋官•司刺》便规定了：“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根据《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的记载，可见当时年满8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7岁以下的孩童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唐朝《唐律•名例》中也规定:“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往后的历朝历代也大多对年幼或年长的人在刑事犯罪在给以减免刑罚的规定，如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63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不得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

（六）枪决执行死刑的方式不人道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5条规定：“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注射和枪决成为目前我国执行死刑的两种法定方式。综观古今中外死刑执行的方式可以发现，从以烹刑、火刑、醢刑、脯刑、石刑、鸟兽刑为主奴隶时代到以斩刑、绞刑为主的封建时代再到以枪决为主的近代，可以说人类对死刑的执行是一部从野蛮逐步走向文明过渡的进步史。根据大赦国际1989年的数据显示,在保留死刑的134个国家和地区中，采用枪决作为死刑执行方法的国家和地区有86个，其中把枪决作为唯一死刑执行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56个。随着死刑执行方式日益趋向人道化和现代化学及医学的不断发展，注射以操作简便快捷和能大幅度减轻被执行人的痛苦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死刑执行方式。用注射执行，比用枪决执行的痛苦要小得多，注射时被执行人“惟一能感受到的痛苦是注射器的针刺”，这种痛苦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相反，枪决基于以下原因被普遍认为是不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

1、执行枪决前的准备给被执行人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和精神压力；

2、即使能够准确射击，有时也难以做到一枪毙命，补射会给被执行人太多的身体痛苦；

3、枪决可能造成被执行人脑浆迸裂、面目全非；

4、执行枪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被执行人亲属的悲伤情绪。

据1984年5月25日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九项规定:“在有死刑的场合,死刑应该以施加最小痛苦的方法执行。”目前，我国虽然把注射和枪决都规定为执行死刑的方式，成为世界上少数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但自1997年昆明市在全国率先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以来，仅有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杭州、沈阳、武汉、青岛等少数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换句话说，枪决仍然是实践中执行死刑的主要执行方式。

四、关于我国死刑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废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1、对死刑罪名加以整合，大幅度删减死刑罪名，将死刑罪名限制在10种左右；

2、调整死刑适用领域，特别是应该取消有关以经济和财产为主的非暴力死刑犯罪，而将死刑的适用仅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公权犯罪和严重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犯罪。

（二）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在原来规定死刑只不适用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下列三种情况来调整死刑的适用对象：

1、规定犯罪时已满70周岁且无故意实施暴力犯罪前科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

2、新生儿母亲在哺乳期间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3、患有不治绝症的人不适用死刑，但明知自己患有不治绝症而故意实施犯罪的除外。

（三）将适用死刑的条件具体化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则第40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分则更有规定诸如“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一系列高度概括的抽象标准。但这些适用死刑的积极条件，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在建国初期贪污几百元和在今天贪污几万元是两种同罪不同罚的犯罪。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规定适用死刑的详细具体条件，同时本着“慎杀、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规定适用死刑的消极条件，如有立功、自首情节的不适用死刑。

（四）调整死缓制度适用范围

死缓制度是我国死刑制度的特色，近半个世纪来被司法实践证明是调节死刑立即执行过泛适用的有力杠杆，因此应该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功能。当前，法官对“如果不是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应该尽快规定适用死缓的具体条件，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把死缓规定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最高刑罚。

法制是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刑罚更是惩戒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有力保障。法律具有刚性的本质，但其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趋时更新。当今，废除死刑制度已成为国际刑罚改革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现阶段我国正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虽然受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彻底废除死刑，但针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应该对其逐步加以完善，并不断积极主动的创造条件，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最终实现完全废除死刑。

▲▲死刑属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刑罚种类——主刑与附加刑两类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它剥夺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剥夺，人就消失了，以人为载体的一切就不复存在，因而历来受刑法学家的重视。在当前世界上人权运动方兴未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死刑的存废之争。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人的生命价值的低下，因而死刑的滥用成为司空见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生命价值相应提高，人权理论逐渐形成，人们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理性的反思。可以说，死刑存废之争正是由人权理论引发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与法国哲学家卢梭都将生命权神圣化，开启了现代人权理论的先河。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提出废除死刑的观点，没有将人权与死刑对立起来，而是都认为出于社会更高利益的需要，生命权仍是可以剥夺的。直至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对死刑提出非难并首倡废除死刑，关于死刑的功过与存废之争就开始了，这是学术界和实务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我国刑法学界，还谈不上死刑存废之争。尽管我们向往死刑废除那一天早日到来，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且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在我国刑法中保留死刑还是很有必要的。其理由除中国现在还不具体废除死刑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以外，主要还在于：

（1）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还存在较为严竣的治安形势，严重刑事犯罪的发案率长期居高不下，已对社会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构成了威胁；

（2）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杀人者死”的报应观念的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已经根深蒂固；

（3）中国现在人权意识还比较淡薄。基于以上原因，当前中国侈谈废除死刑是徒劳的。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死刑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国家一起出现，是以国家名义实施杀人行为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刑罚。

死刑自产生后，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盛行过，这主要是因为死刑有其它刑罚无可企及的预防功能。这种预防的功能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即个别预防的作用与一般预防的作用。个别预防指的是死刑能否预防犯罪者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预防指死刑能否预防犯罪人以外的一般人犯罪。就个别预防作用而言，死刑显然是所有刑罚中最有力的，“人死万事休”，死刑既然剥夺了犯罪分子的生命，自然也就剥夺了其再次犯罪的能力，死刑个别预防功能可谓是彻底；就一般预防作用而言，死刑与其他刑罚相比也是最有效的，对被害人来说，以死刑惩罚犯罪人可以安抚其本能的报复欲，对潜在的犯罪人来说，死刑具有威慑作用，对其他普通大众来说，对罪大恶极的犯罪人实施死刑，也有平息民愤的作用。

三、行政复议程序中当事人知情权的保障 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而对如何确认该证据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以及此种证据如何进行审查均未作出规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不应在公开审查时进行披露，但如果该证据是导致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原因，我们认为当事人应当对其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否则便无法体现行政复议中当事人双方的平等主体关系，因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往往已无条件提供给行政机关。退一步讲，如果证据确实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而无法向当事人出示，应当由行政机关在提交时作出明确标注，并向复议机关进行详细说明，经复议机关确认后通过不公开的方式进行审查并告知当事人。对于提交人未明确表示为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复议机关不应自行认定。如果没有严格的申请和审查程序来规范，所谓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便有可能成为个别行政机关掩饰问题，维持不公平地位的借口。

我国1997年新刑法坚持保留了死刑的适用，对50余个条款、60多种罪名规定死刑，这是基于我国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众多的恶性犯罪而在立法界、司法界和学术界达成的共识，现阶段我国不可能废除死刑，这是由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的。但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近110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或者不执行死刑，联合国在其多项公约和文件中，都表明了限制和废除死刑的态度，这多少代表着国际社会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国的现况与国际社会对死刑的认识和实践也就形成了明显的不协调，中国要融入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循环之中自然不可逆流而上，固执的在现有的死刑制度上踏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对死刑应持何种态度？应采取什么对策？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尽管已有许多国家废除了死刑，但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各的国情，各有各的理由，我国死刑的存废在我国有其可能性也有其合理性，但在现阶段不具备现实性。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死刑虽然作为国家、社会与犯罪较量的最具威慑力的武器而被广泛的采用，但从其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死刑制度从占据刑罚体系的中心位置到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每况愈下，乃至于面临着被逐出刑罚体系的厄运。中国目前虽然不能废除死刑，但我相信，中国终将废除死刑，这条道路会是漫长、曲折、艰辛的，但这必定是一条通向废除死刑的道路。

我想，通过对我国死刑立法、死刑司法的全面反思，修改刑法，将所有所侵害的权益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死刑罪改为非死刑罪，对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若不具有直接危及国家存续的可能性，又不具致人死亡的因素的则改为非死刑罪，减少、合并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适用标准，在死刑司法中确实做到慎用死刑，限制死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犯罪对社会压力的减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在经济、社会、文化持续、稳定发展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时，可以预见我国刑法将逐渐减少死刑，并最终走上废除死刑之路，实现法律上没有死刑，实践中不适用死刑的目标。

◆◆◆关于在我国刑法典中增加新的刑罚种类，理论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11]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在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将刑法典所规定的现行刑罚体系完全推倒，另起炉灶，重新设计刑罚体系。尽管其中很多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客观而言，其中某些设想缺乏一定的可行性，难以在短期内成为刑法规范。笔者认为，刑罚种类的增补应该立足于刑法典关于刑罚体系的现行规定，既要注意根据现实需要对现行刑罚体系进行适当的调整，又要注意与刑法典的现有规定进行恰当的衔接。基于此考虑，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可增补强制社会服务和保安处分两种刑罚。

首先，增设强制社会服务，改进管制。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但又保持刑罚对犯罪人的惩罚性质，是各国司法机关都要面临并需要有效解决的共同问题。社区服务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服务令当时是针对监狱人满为患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及对犯罪人应更好地融入社区的顾虑的一种反应措施。该措施起先被视为罚金刑的一种替代安排，但是，现在被认为是替代关押性刑罚措施的。社区服务令要求犯罪人在社区内做一定时间(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工作，可以被视为正常量刑过程的一部分内容。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社区服务令比一个监禁判决更有意义、更为有效，且更加经济。[12]除此之外，该措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征也有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会化，符合行刑社会化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可吸取社会服务令的合理之处，在我国刑法典中规定强制社会服务，即判处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内从事公益的社会服务，从而改进管制，增强其强制性。其次，改造劳动教养，增设保安处分。目前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着性质定位模糊、收容对象宽泛、内容过于严厉、审批程序不严、当事人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期限过长等弊端。从价值理念上看，它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保障人权的观念，有违公平、正义原则;从法律根据上看，它与我国的《立法法》直接相违背，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不相协调，明显不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背离了依法治国的内在需求。劳动教养制度设计的严重缺陷带来了操作、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诟病，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我国法治现代化和人权保障状况的焦点之一。劳动教养作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初衷，已经被其现实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严厉处罚性所取代;作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的最初考虑，则更是荡然无存。可以说，劳动教养作为我国控制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对法治原则和正义理念的不良影响，已超过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13]因此，正是存在这些弊端，为全面保障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合法权益，理论上多主张将劳动教养改造为保安处分，规定于刑法典中，在程序上由人民法院来适用。保安处分在范围上自然不限于类似于劳动教养这样形式限制人身自由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保安处分，从而将适用于实施了严重危害行为、但不构成犯罪之行为人的各种措施予以司法化。这种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因为不仅有利于将劳动教养予以司法化，而且还有助于将其他类似于劳动教养的较长期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也予以司法化，实现刑事法治与行政法治的有效协调。

第三篇：论我国刑法中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论我国刑法中死刑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内容摘要：

我国一贯政策是保留死刑，少杀慎杀，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当今世界，已经有很多国家废除了废除了死刑并且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但是也有部分国家保留着死刑并且为死刑的适用做正当性辩护。就目前来看，保留论者和废除论者各自持有各自的观点，暂时无法得以论证，难以分晓孰对孰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人权观念慢慢深入人心，废除论慢慢得到世人的支持，废除死刑逐步的成为一种大趋势。然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目前的国情，现阶段废除死刑是很不现实的，只有不断完善法制体系，不断填补法律空缺，坚持死刑限制原则，待改革时机成熟时彻底废除死刑。

关键词：死刑制度 存废之争 制度完善

论文正文：

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自古以来，死刑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国家的有力工具，可以说死刑自从阶级产生之时也伴随而生，乃至今日死刑仍是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自古以来，由于中国的历史演变，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不可违背的真理，并且深深地根治在人们的心中，从而死刑也成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大家人身安全的一个主要工具和手段，巩固社会统治的有力保障。就目前社会的现状，“功利主义”和“报应主义”盛行并根植在人们心中，由此可见死刑却彰显着它存在的价值性和合理性。时至今日，随着世界整体的进步，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权主义的兴起，死刑慢慢的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开始怀疑其存在的合理性，有的国家开始根据“保障主义”和“人权主义”开始限制死刑和逐步废除死刑。我国是目前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保留死刑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受我们的具体

国情，全国人民的传统观念、，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整体的经济文化，司法状况等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们要想一步到位的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符合我们目前国情和客观规律的，但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整体要求和目前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大趋势，逐步的完善我国目前的死刑制度是具有可行性的，是十分有必要的。

十九世纪初，费尔巴哈提出“无法律，即无刑罚”，并且将这个概念慢慢的植入刑法之中，从而适用刑法的范围上确定了一定的标准。关于刑法所规定的对象，根据法治原则的确立，使刑法的实施对象限定在了具体行为上，从而大家有了一定的标准，什么样的行为处以死刑，什么样的行为不处以死刑，随着人权理论逐步深入人心，大家慢慢的理性对待死刑制度。具体来讲，死刑存废的争辩主要是由于人权理论深入人心而引发的，自始至终伴随着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思索。

一、关于死刑制度现状的具体分析

在我国几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历史中，死刑制度是统治阶级管理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后入刑法大典，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来看，死刑用为一种刑罚是很正常的、合乎常理的、天经地义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进步，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大家的思想观念逐步人性化，死刑作为一种剥夺生命的刑罚，人们不断的怀疑死刑存在的必要性。

（一）世界各国的死刑制度现状

目前废除论与保留论双方争辩激烈，一时间难以出现结果，上文已经提过，该争议主要是由人权理论而引发的，并始终伴随着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即使现在保留论者和废除论者双方各执一词，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但是双方之间的争论已经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笔者就近来说，1976年到1996年期间，已经全面废除死刑的国家有37个。在1989年的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顺利通过了废止死刑的国际公约，其投票情况具体是59票赞成、26票反对、48票弃权。在200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顺利通过了全球暂缓死刑议案，具体票数情况是104国支持暂缓死刑、54国反对、29国弃权，同时，该议案要求各个国家逐步适应国际上对死刑的标准并且暂缓死刑。由以上数据可知，以“保障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准则，世界各国支持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的趋势。

（二）中国的死刑制度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保留着死刑制度的国家，同时也是死刑罪名较多的国家。单从立法上来讲，我国79年的刑法死刑罪名有26个，到97年的刑法死刑罪名有68个，这个期间可以反映出我国死刑政策由限制到放宽的大致趋势，但这个趋势是建立在社会高犯罪率的前提下的，可以推测出立法者的用意是通过死刑来减少和预防犯罪率，时间和实践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现行刑法来看，死刑标准比以前降低了，与现在的刑事政策相呼应着。现在，限制死刑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逐步使用，主要体现在适用条件上、适用对象上、缓刑制度上和具体程序上。综观我国现行刑法情况，罪名种类比较多，但从整体上看，死刑制度不断完善，慢慢放宽死刑。

二、死刑制度存废之争

死刑制度存废的问题是目前社会上非常热点的一个话题，是人们在人权领域中十分关注的焦点题目。笔者认为，死刑的根本实质就是国家通过法定程序授权行使其公权力的法定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剥夺违法犯罪人的生命权。在我国的封建

社会，死刑制度从来没有被质疑过，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得力统治工具和手段，在大中看来，死刑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有力保障，符合人们有仇必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逻辑推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的进步，人权观念慢慢深入人心，死刑制度不断遭到世人的质疑。通过分析各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对于死刑制度，它的出发点应该是死刑的正当性与否，它的最终归宿应该是死刑制度的存废。

（一）死刑制度废除论的基本立论

众所周知，没有“人”的重新被发现和“人”作为主体的重新回归，死刑还是人们一心认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力保障，我个人认为，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改变。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开始认识到人权的重要性，开始怀疑死刑存在的价值性。时至今日，废除死刑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具体废除理论归纳如下：

第一，死刑不符合刑法本身的价值标准。死刑是通过剥夺人的生命来达到类似情况再发生，彻底根除犯罪人再犯罪的可能，这是保留论的依据之一。有的时候，一些罪行不至于适用死刑而运用了死刑，使得犯罪人得到了不应该的处罚，造成错案，这样下去容易积累民愤，不利于社会的稳定。通过如此论证，必然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是对于个别的预防是没有必要的，二是不具有特别的一般威慑功能。

第二，死刑不符合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是西方国家权力的来源，同时，也是刑罚权力的来源。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会认同社会契约论，但是社会契约论也是权力的源泉，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是权力的让渡而产生的刑罚。具体而言，权利让渡的过程以及最终结果是不包括剥夺生命权的。因此，废除死刑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权力滥用、冤假错案等。按照社会契约的精神实质，在国家所拥有的刑罚权中，不包括处死公民的权力，所以要废除死刑。

第三，死刑不符合当代刑法本身的立法本意。目前一些国家认为死刑是不人道的、不理性的，缺乏现代意义的刑罚，因此想废除死刑。死刑源于古老社会，时至今日，时代已经不同，当时的事物已经不适应当代党和人民的需要。所以说，目前的死刑制度是远古社会的一种不良风俗的延伸和渗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无法顺应世界文明的整体趋势，是不符合当代刑法立法本意的。

（二）死刑制度保留论的基本立论

我国几千年一向有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命抵一命”的传统理念，自古被人民大众被当成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有力保障，然而历代统治阶层向来把“杀一儆百、以敬效尤” 是历代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有效手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影响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因而保留死刑能够有效预防和惩治一些犯罪，从而为保护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提供有力的保证。具体保留理论如下：

第一，死刑具有预防功能和威慑力。预防功能分为特殊预防功能和一般预防功能。死刑的特殊预防功能是通过剥夺罪犯的生命权，使其完全失去再犯罪的可能。死刑的一般预防功能是通过剥夺罪犯的生命权来警示其他未犯罪的人，一般预防功能主要表现在一般威慑、一般鉴别、补偿、安抚与鼓励等五个方面，具体内容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第二，死刑是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有力保障和必然要求。死刑是基于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处以死刑是人伦道义、公平公正的具体

体现，是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具体补偿和交代。相反的不处以死刑，不足以伸张正义，不足以维持法律的威严和公平，反而会进一步的为其他犯罪人提供不处以死刑有利辩词，从而会增高犯罪率。因此，杀人者不死，死者及家属不能得以补偿，对更多的人造成威胁，增高犯罪率，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死刑是消灭不可饶恕罪犯的必要手段，同时，死刑并不是罪残酷的刑罚。笔者认为，对于不可饶恕的罪犯一旦让他们重获自由，他们有再犯罪的可能，对社会造成更多的威胁，现实生活中刑满释放后再犯罪的很多很多。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代死刑的执行方式不会给罪犯带来很大的痛苦，比如现在的麻醉死亡、注射死亡、射击死亡不会给他们很大的痛苦。因此，死刑是消除不可饶恕罪犯的必要手段，并不是向废除论者所说的死刑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

三、我国死刑制度存废的具体分析

死刑自古以来就产生了，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如果要完全废除死刑，同样也是需要一个漫长而且曲折的过程。根据当今国际刑罚改革的发展形势并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应该坚持“死刑限制论”。

（一）我国保留死刑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与“废”问题，也就是当代“保障人权”、“人道主义”与“报应主义”、“功利主义”互相矛盾而产生的结果，它既是一个关系到刑罚改革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问题。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死刑制度。保留死刑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有其必要性的：一是保留死刑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力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死刑的预防作用和威慑力能够预防犯罪，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从而提高人民的安全感，对政府越来越的有信心；二是保留死刑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犯罪也在不断增加，死刑的存在有助于预防经济犯罪；三是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证我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提高公民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四是保留死刑符合中国人民目前的心愿，因为传统理念的影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

（二）我国废除死刑的原因分析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整体人文精神的认识和觉悟，死刑被人们认为是最不人道的刑罚方式，与追求人道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目前我国具体国情、文化传统、民意、司法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现阶段要彻底废除死刑制度是不符合国情的，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逐步适应国际社会的整体要求。笔者认为，慢慢限制死刑的使用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一是少杀慎杀基本国策的支持；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限制死刑。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经济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适应全球化发展需要严格限制死刑的使用；三是目前国际刑法改革的整体趋势潜意识的要求我们限制死刑，我国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顺应其整体趋势是内在要求，因此限制死刑是大势所趋，废除死刑是其最终的必然结果。

四、我国现行死刑制度中存在的大致问题

子邓小平同志提出和落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社会法制文明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事关人命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然而冤假错案时而的出现，比如佘祥林案，让世人不得不开始思索目前刑法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一)现行刑法中的罪名太多

1911年，《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规定的死罪有十九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二十八个，可见当时立法者十分期望死刑的存在，到现行刑法典颁布之前死刑的罪名有八十余种。尽管现行刑法典对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死刑罪名进行了整合，还是有很多涉及到死刑，目前我国是刑法中规定死刑较多的国家。我们国家和其他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较，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例如韩国仅仅规定了十七种死刑罪名；印度仅仅规定了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罪三种死刑罪名；日本仅仅规定故意杀人罪这一种罪行适用于死刑。

(二)我国死刑的适用领域存在问题

在上文中已经提过，我国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死刑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只有渎职罪不在死刑之列，其它九类犯罪都规定了适用死刑的情况，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处以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将近十分之七。经过查证和具体分析其他各国的情况，大部分国家已经取消和限制了这两项犯罪与死刑接轨的情况，而我国还存在许多有关经济和财产性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显然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是不合理的。

(三)目前我国被执行死刑的罪犯人数多于国际标准

目前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最多是我们的国家。根据国际特赦组织记载的数目，我国在1995年死刑判决为2700余件、1996年死刑判决为1850件和2000年的死刑判决为4005件，其中处决的分别为2000件、1150件和2450件。由这些数据不难发现，我们国家死刑判决案件和执行案件是比一般的多，数字是惊人的，然而这些一直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引起了部分国家的质疑和反对。

五、关于不断完善我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一）对“罪行极其严重”作出准确解释，从而把握死刑适用的尺度。

罪行极其严重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二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三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如果这三者中均达到罪行极其严重可以适用死刑；如果其中一项或者两项达不到罪行极其严重则要慎重考虑是否适用死刑。另外对于“极其严重”的把握和理解除了法官要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慎重思考外，最好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细则或指导意见以供法院参考。

（二）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或被害人亲属谅解的，一般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三）对所有的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从形式诉讼程序上予以保证其程序正义。

从侦查到审查起诉到审判所有程序过程都设置录音录像，以保证不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要保证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辩护权。

对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程序瑕疵或者非法程序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随着刑法第八修正案的实施，要以无期、限制减刑的刑罚方式代替死刑。只有切实减少了死刑的适用，才能真正体现少杀慎杀的，并符合轻刑化和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

（五）最高人民法院要判处死刑的案件统一编排，并按罪名的不同分类整理出死刑适用指南。以指导未来的司法实践。

（六）在死刑的执行过程中，要尽量适用缓期两年执行，对于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实行注射执行方式。

六、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死刑作为一种原始而残酷的极刑，在适用的过程中，对于体现刑罚的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对于实现罪刑相一致的刑法原则，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或缺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技术水平的发展，及当今社会许多国家废除死刑和不适用死刑的现状，刑罚的人道性，刑法的轻刑化逐渐占据了主流，而对于人类自身价值的追求和尊重，掀起了死刑存废的争论。对于死刑，从保留、限制到废除是我国刑法改革的必要过程，今天，我们要坚持限制死刑的适用，直至废除，笔者期待有一天死刑将在中国彻底废除。

参考资料

(1)柯耀程著：《变动中的刑法思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3）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4）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5)（日）大zhòng＠①仁《刑法概说（总论）》有裴阁昭和61年改订，日文版第458页

（6）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

（7）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第四篇：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现状及其完善

(1)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对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内部控制的八大要素为基础，结合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现状，重点分析了我国企业在经营运作实践中内部控制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着重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解释其成因，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及强化会计控制系统角度出发提出了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的对策。

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在企业大力推行内部控制。1996年，财政部发布《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和审计风险》；XX年6月，财政部颁布《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XX年6月，内部审计准则委员会发布《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5号——内部控制审计》和《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6号——内部控制中的风险管理》。但从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来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内部控制已不仅仅是传统的查弊和纠错，而是涉及到企业的各个方面，成为公司治理的具体体现。在现代公司制下，内部控制制度的职能不仅仅是保证企业财产的安全完整，检查会计资料的准确、可靠，还包括促进企业贯彻经营方针、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在实践中，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仍停留在保障会计资料安全、完整及资金的安全性上，无法有效实现会计的监督与参与企业内部管理的职能。具体可归纳为：

（一）会计控制相对弱化。会计控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只有建立有效的会计系统，提供真实、完整、可靠的会计信息，才能为企业的财务运作、经营决策和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决策分析依据；只有将会计控制强而有力地贯穿于企业的财务管理过程中，才能真正发挥会计的监督与管理职能，保障资金的安全、尽力规避风险。从我国企业的现状来看，会计控制普遍弱化，会计职能更多的只是体现在报账算账上，对于企业的财务运作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一方面，我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无一不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企业的会计信息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对外提供的准公共产品，大多数企业没有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内在动力，少数企业为了某种利益，甚至不惜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更谈不上利用会计系统对企业进行内部控制与管理了。另一方面，受陈旧的管理体制制约，我国企业的会计职能更多的只是核算职能，大多数会计人员实质上只是单纯的报账员，在具体经济业务的确认过程中，严重受制于企业管理决策层，无法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使会计的监督与管理职能大大弱化。从近年被揭露的财务舞弊案例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这些企业的管理问题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检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等外部力量揭露出来的，反映出我国企业会计控制外部化的特点，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与监督严重滞后。

（二）企业内部控制观念落后。其一，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多将内部控制制度简单地理解为单位的内部牵制制度。实质上，现代企业的内部控制是基于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步发展起来的，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对于企业内部各利益相关主体（大股东与小股东、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企业内部各部门等）的权利划分与制约，是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在充分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契约关系。笔者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应包含企业的决策授权机制、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权限划分、股东对经理人及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制度、财务部门在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地位等。从我国企业现状看，公司治理存在内部组织间权限划分不明确、企业制度起不到激励约束作用、财务部门缺乏对职业经理人的有效制约等诸多问题。显然，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设计、企业文化的建立，等等。这些正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中的盲点，不是简单的内部牵制制度所能解决的。其二，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中，往往重视对产品生产成本的控制，对如何有效控制企业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期间费用方面，则重视程度明显不足。与企业的生产成本相比，期间费用包括管理人员的薪筹、广告费用、技术开发费用、招待费用以及其他各种零星的费用支出，开支范围广，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由于这部分成本的酌量性和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对管理层缺乏有效的控制与监督，企业管理决策人员作为独立的“经济人”，不可避免地会对这部分费用支出产生偏好，如提高管理人员薪酬和报销费用的范围和额度。因此，对期间费用的控制，或者说是对管理者权限的控制，成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又一个盲点所在。

（三）我国企业内部控制风险意识十分淡薄。从我国企业现状来看，企业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机制和科学合理的风险预警机制，对风险投资缺乏严格有效的投资决策审批机制。从企业内部管理体制角度分析，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大小取决于经营决策者个人的风险偏好。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由于内部投资决策及授权制度的缺陷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往往为少数人操控，而企业经营决策者个人几乎不用为企业“投资失误”承担任何成本，导致企业投资失控，风险加剧。

二、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控制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治理结构是否完善、合理，是企业内部控制能否发挥效用的决定性因素。分析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不难发现都与公司治理有关，因此，探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现状产生的原因，应以现代公司治理为切入点，才具有针对性。

（一）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有企业长久以来产权不明晰、所有权者缺位，全民所有往往成了谁也没有，使代理人（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企业内部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公司几乎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层。虽然我国企业也建立了董事会，但董事会本身并不能代表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往往无法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有效的制约。

（二）企业缺乏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良好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可以有效促使企业管理层利益与企业长远利益趋于一致，是内部控制发挥其效能的关键。而我国企业对管理人员往往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和合理的激励政策，一旦内部控制出现漏洞，企业管理人员从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中所能够获得的效用远大于从公司利润中获取的剩余索取权时，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便会自然凸显出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几乎全部来自于上级任命，造成管理人员不对企业负责、只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上级部门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往往只是采用一些简单的经济指标来评价考核，无法真实反映经济管理人员实际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种基于行政体制下的人事制度，对国有企业不仅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反而会促使部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滥用权力牟取私利，同时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以满足上级的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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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及其完善

「 内容 提要」“保留死刑，少杀慎杀”是我国一贯的死刑政策。近年来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表现在立法中重刑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在刑法中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大量增加。作者大胆建议：废除全部贪利犯罪的死刑，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积极适用死缓制度；慎重制作有关死刑的司法解释；严格执行死刑复核制度，从而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

死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的重要刑种。系统地 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死刑的立法精神、正确地理解我国刑法对死刑的具体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恰当地运用死刑以及刑事立法中 科学 地完善死刑制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刑法中规定死刑的政策依据

一个国家是否保留死刑，如何在刑法中规定死刑，取决于该国统治阶级对于死刑的认识和态度。我国的刑法是在 中国 共产党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制定的，其中关于死刑的规定，体现着我党关于死刑适用的一贯政策，表明了我党对于死刑的认识和态度。重温中国共产党为我国制定的一贯死刑政策，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制度，恰当评价当前的死刑立法和司法实践。

（一）“保留死刑，少杀慎杀”是我国一贯的死刑政策。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地坚持“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正确思想，并将它作为指导我国死刑适用的一贯政策。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以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1）］1948年1月18日，针对当时 农村 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多杀乱杀的主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 目前 党的政策中的几个 问题 》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2）］同年2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3）］1951年5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所写的指示中指出：“对于在内部肃反中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4）］同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强调指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不可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5）］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阐述了对待反革命分子”杀、关、劳、放“的综合治理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少杀慎杀的方针，他指出：”今后 社会 上的镇压，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机关肃反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6）］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7）］毛泽东同志还曾经指出：”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8）］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为我国的死刑政策确定了内涵、奠定了基础。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死刑政策是基于对死刑的如下正确认识：

第一，不推崇死刑，不迷信死刑。“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从来没有为了震慑一般人而强调死刑。

第二，保留死刑是为了两方面的目的：特殊预防和平息民愤。在战争年代和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比较强调死刑的特殊预防功能，因为必须用革命的恐怖手段来消灭反革命的有生力量，防止他们反攻倒算，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在大部分的 历史 时期，特别是和平时期，适用死刑主要是为了平息民愤，满足广大群众最强烈的报应要求。这一点在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论述中都表达得非常清楚：适用死刑的对象并不简单是犯有严重罪行者，而是那些罪行严重以致引起群众愤恨者。要论罪行，不是“大蒋介石”们罪恶昭著吗？被推翻的反动政权在这些人的操纵下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什么一个不杀？就因为他们的行为缺少很具体的苦主，普通民众对他们的罪行没有太真切的感受，报应的呼声不是太强烈，而是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考虑，已经被剥夺权力的他们也已失去了再害人民的能力，没有必要再对其适用死刑。“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要杀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有血债，有苦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就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脚下天天要闹“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可见，我党并不是主张报应刑，否则不可能不杀那些罪恶深重的“大蒋介石”们；同时，我党又认识到人民群众有强烈的报应观念，所以在严格控制的幅度内适用死刑以争取人民。

第三，死刑有消极作用，多杀乱杀后患无穷。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腐朽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改造全人类，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分子。少杀慎杀可以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可以稳定很多人，赢得社会同情，可以保存活证据，保留劳动力；反之，多杀乱杀难免犯错误，“只会使我们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所以，杀人愈少愈好，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

我党对于死刑的上述认识是正确的。在这种正确认识基础上确定以“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二）近十多年来，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多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我国的社会治安出现了严峻的形势。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盗窃等刑事犯罪直线上升，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同时，随着 经济 体制改革的展开，新旧体制交接之际，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剧烈变化，贪污、受贿、走私、诈骗等经济犯罪也急剧增加，严重地损害了公私财产的安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正确地估计社会治安形势，科学地 分析 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制定一套有效的应对措施，成为一个复杂而重大的课题，党中央正确地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预以保证，有些地方已初见成效。但是，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死刑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不少同志不能正确认识犯罪发生与犯罪率增长的客观原因，只是一味地归责于政法机关“打击不力”；而对“打击不力”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又不能全面地理解，不是着眼于提高破案率，加强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而是狭隘地强调判处死刑不多，重刑不够，认为多判一些死刑就能遏制犯罪率的上升。在一定时期内，这种重刑主义的思想认识占了主导地位，而我党一贯倡导的少杀慎杀政策则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和充分的贯彻。表现在立法上，是一再要求修改原有罪名的法定刑，提高新规定罪名的法定刑，导致死刑罪名和死刑条款成倍增加；表现在司法上，有些地方直接提出“可杀不可杀的杀掉，可抓不可抓的抓起来”，在“严打”中甚至规定杀人捕人的定额，作为考察地方政法机关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实际上判处死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表现在刑法学研究中，是关于少杀慎杀，轻刑慎刑的讨论成了新的学术禁区，反而有的学者则明确地提出“不宜再提‘可杀可不杀的不杀’”，［（9）］为重刑主义提供 理论 依据。

我们认为，上述情况的出现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我党的“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既符合中国的实际，又顺应了历史 发展 的潮流，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人类法制文明的已有成果，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方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这样一项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潮流的，而且经长期实践证明正确的刑事政策，应当说是有利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是一项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理应继续坚持和贯彻，而没有任何理由将其遗弃或丢弃。

二、我国刑法中的死刑规定

我国刑法中的死刑规定包括总则性条款和分则性条款。总则性条款，是指刑法典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的条件、程序、执行 方法、死缓制度等的规定。分则性条款，是指刑法典分则及单行刑法中关于适用死刑的罪名及其具体适用条件的规定。刑法典总则中的死刑条款，对于刑法典分则及单行刑法中所有死刑罪名都有指导意义。

（一）总则性死刑条款

我国刑法总则关于死刑的规定，严格贯彻了我国“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充分体现了严格限制死刑的立法精神。

1.规定了严格的死刑适用条件

第一，“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3条）。这是对死刑适用对象的实质性限制。“只适用于”，从表述上就体现了限制死刑的精神。“罪大恶极”，指罪行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同时行为人具有极其严重的人身危险性。［（10）］不仅要“罪大”，而且要“恶极”。仅仅犯罪行为非常严重，不能适用死刑，我们不是客观主义的报应刑论；仅仅主观恶性至极，客观罪行不严重，也不能适用死刑。这一规定也符合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第二，“犯罪的时候不满18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法第44条）。这是对死刑适用，对象的进一步限制。也就是说，对于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即使其属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也不能适用死刑。这里所谓不适用死刑，是指不能判处死刑，而不能理解为可以判处死刑但暂时不执行，待犯罪分子年满18岁或怀孕妇女分娩后再执行死刑。对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是考虑到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有局限性，同时他们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改造，从刑罚人道主义和特殊预防的效果两方面来看，对他们都不宜适用死刑。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也是基于刑罚人道主义的立场，考虑到虽然妇女犯有死罪但胎儿是无辜的，不能为了惩罚犯罪人而株连无辜的胎儿，所以不宜对孕妇适用死刑。有人提出，可持孕妇分娩后再判处死刑。我们的理解，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正好审判时妇女已经分娩，犯罪又确实罪大恶极，对其适用死刑当然不违背刑法规定；如果是有意躲避刑法规定而拖延诉讼时间，故意等待孕妇分娩后再判处死刑，甚至强迫犯罪妇女实施人工流产后再对其适用死刑，则不仅是程序上违法，也是对刑法实体规定的违反，是应当禁止的。

2.规定了严格的死刑核准程序

为了限制死刑适用，防止错杀，我国刑法对死刑的判决及其核准程序作了特别规定。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死刑复核是在一般的一审、二审程序之外，对死刑案件规定的特别监督程序。每一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都要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客观上就限制了死刑适用的数量，也更有利于保证死刑判决的质量。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规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须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于同月9日发出通知，指出：“在当前„„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各地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处死刑的，仍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91年6月和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分别发出通知，将云南省、广东省的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由云南省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大量死刑案件复核权的下放，大大降低了死刑复核的规格，实际上也降低了死刑复核制度的效能。这与80年代以来我国死刑指导思想的变化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3.设置死缓制度，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

刑法第43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刑法第46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准，执行死刑。”这就是我国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简称死缓制度）。死缓制度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即罪大恶极已达到适用死刑条件的犯罪分子，又在是否执行死刑的环节上留了一线生机，只要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均可适用死缓的规定；而缓期二年以后，只对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执行死刑。所以死刑制度在本质上是对死刑适用的更严格的限制。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事立法上的一项独创，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好评，在日本刑法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曾专门提出过关于采纳中国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意见。［（11）］我国刑法总则第45条规定了死刑执行方法：“死刑用枪决的方法执行。”

（二）分则性死刑条款

我国刑法典分则中有7个条文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单行刑法即《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29个条文规定了40个死刑罪名，共计有36个条文规定了68个死刑罪名。具体是：

1.刑法分则的反革命罪中，有一个条文（第103条）规定了15个死刑罪名：（1）背叛祖国罪；（2）阴谋颠覆政府罪；（3）阴谋分裂国家罪；（4）策动叛乱罪；（5）策动叛变罪；（6）投敌叛变罪；（7）持械聚众叛乱罪；（8）聚众劫狱罪；（9）组织越狱罪；（10）间谍罪；（11）特务罪；（12）资敌罪；（13）反革命破坏罪；（14）反革命杀人罪；（15）反革命伤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