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依赖于四个假设条件,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预期,市场出清和自然率的假说。
关于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的假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现象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结果。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理论的基础,特别是要符合追究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个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关于理性预期的假定。理性预期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作出经济决策的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他们总是力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期。其二是,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期,经济主体总是会力图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其三是,经济主体在预期是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也就是说,经济主题会随时根据他所看到的新的信息修正预期。所以,从整体和中长期来看,人们会准确地预期到会趋向于实际数值的经济变量的值。
关于市场出清的假设是指工资和价格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都可以根据供求情况迅速进行调整。这样市场就不会出现超额供给。因为如果产品市场出现超额供给时,价格就会下降直至商品价格降到使购买者愿意购买为止,同样的,如果劳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工资就会下降,直到使雇主愿意在某一工资水平上雇佣失业者。因此,每个市场都会处于均衡状态。
关于自然率的假说。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存在自然失业率,其大小取决于该社会的技术水平、资源数量等因素。经济政策可以暂时影响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大小关系,但在长期中无效。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效果就在于使经济社会脱离自然失业的状态,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这种做法是不必要的,即使有必要,按照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无效。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人们只能根据过去的信息而预测未来,而新古典学派认为这种预期是错误的,人们在预测未来时,除了已过去的事实作为依据也要考虑事态在将来的变化。例如,人们在估计某商品的价格时除了考虑历史价格,也会考虑到将来的变化对供给的影响。所以说这种预期不符合现实。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是刚性的。他们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说,工资和价格应该灵活的涨落以便保持均衡,但是,实际地观察表明二者并不随时发生变动,因此二者的刚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刚性,所以市场上的供求量未必经常相等,即市场处于非出清或不出请的状态,这一点与新古典学派完全相反。
凯恩斯模型在短期中有效,而古典模型在长期中有效。价格调整的速度也就是总供给曲线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从水平转为垂直是一个正在积极探索的领域。
第二篇: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市场的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未来具有理性预期并据此行动,因而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会迅速调整,达到市场出清,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政府对经济是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
(1)如果政府采取超越人们预期的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偏离均衡,取得某种小、但只会使经济走想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利少弊多。
(2)不管他们的理论结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实质始终是一句话:彻底的经济自由。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的不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能洞察一切并据此行动,因此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难以迅速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
(3)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回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尽管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景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4)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精神实质也始终是一句话: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哪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其中是一切错误。但由于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注意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在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新”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显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在于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理性预期”或力求“理性与其”,而在能不能“理性预期”或做到“理性预期”,也不在于认为要不要“市场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场出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标准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能比新凯恩斯主义离真理更远些。
第三篇: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
Keynesim
20世纪30年代由J.M.所创立,并为其追随者所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凯恩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在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说把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假设作为既定的前提,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证明这两种假设都是不符合现实的。凯恩斯提出,资本主义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使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因而国家有必要采取干预经济的一系列政策,这样就可以使资本主义解决“失业”,仍是“理想的社会”。他维持了传统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颂扬,也为垄断资本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说明资本主义通常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他主张由国家实行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达到充分就业,缓解经济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50~60年代,在对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动态化过程中,形成了解释、补充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两大派别:以P.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J.V.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凯恩斯理论。其中,希克斯和汉森创立了IS-LM分析模型以研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索洛等人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剑桥学派提出新剑桥学派增长模型,萨缪尔森和索洛借用菲利普斯曲线解释通货膨胀,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供给和需求曲线的解释等。在60~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7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的原有理论难以进行解释和提出相应政策,并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的严重抨击。
第四篇:宏观经济学论文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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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收入分配差距分解角度看,可以将收入分配差距主要分解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三大差距。转型期,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在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区域的居民之间及不同行业的职工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收入差距。
关键词:转型期,收入差距,变化
一、转型期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差距概况
转型期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整体水平已经十分可观。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居民基尼系数1990年是0.343,1995年是0.415,1998年是0.403,进入新世纪后则基本上在0.4以上的水平发展,2000年为0.417,2001年为0.44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提供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6,2000年为0.458,2002年为0.460.2005年的全国基尼系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研究的结果已经超过0.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虽然不同来源的基尼系数在具体数值上有明显差异,尚无法得到统一的数据,但大致上各机构的数据皆显示出居民收入已存在明显的内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则显然已进入重视该问题的阶段。
表1 1990~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二、转型期不同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可主要分解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三大差距。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不仅表现出居民整体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均存在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且区域内部居民之间及不同区域的居民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也都呈现较大的收入差距。
1.转型期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转型期,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居民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领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区域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区域之内。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差距早已形成。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同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其所造成的各种区域差距的格局至今尚未完全被改变。
1.1区域间整体收入差距的变化
伴随转型期区域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是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东、中、西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随之扩大。1978年,东、中、西部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2.5%、29.70%、17.80%,1995年为59.00%、26.50%、14.50%,2005年为55.6%、18.8%(东北地区已划出)和16.9%。1980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488.3元、336.0元和274.3元,东部地带是西部地带的1.78倍;到了2006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为27567元,中部地区为12269元,西部地区为10959元,东北地区18277,东部地带是西部地带的2.52倍。该变化趋势促使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见表2)。
表2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及东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
例
从省际收入分配差距来看,转型期,中国省际间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而且从变动趋势上看呈逐步扩大之势。省际间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并无明显的改善趋势。
从城市收入分配差距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前列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等基本均为东部城市,与收入位于较后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后的城市基本均为西部城市,且收入水平与居于前列的城市差距十分可观。2006年,主要城市中上海居民收入以7.7%的薪酬涨幅为列第1,广州以7.6%的涨幅排在第2位,北京则为7.2%,东部城市以较高的薪酬增幅继续位于城市收入前列。
1.2区域间不同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从具体情况考察,同一社会群体的收入区域性差异明显。
(1)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国区域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中,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农民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西部与中部相比,收入水平仍较低,在1980~2005年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也低于中部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详见表3。
表3 农民人均收入的地区差距比较(单位:元/人)
(2)区域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十分微小,但随着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目前东部地区已远远高于西部地区。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93~2006年,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基本呈现出小幅扩大的趋势(详见表4)。另一方面,西部与中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则相对接近,主要的变化体现在两者之间收入水平地位的变化上:在2004年以前,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略高于中部地区,2005到2006年间西部开始略低于中部地区。在收入增长速度上,2007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较大基数的基础上保持了较大增幅,上海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较2006年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4.3%和13.9%。
表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差距比较(单位:元/人)
1.3区域间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以上分析表明,随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得到进一步落实,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将对遏制地区经济差距及区域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起到积极作用。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国家实施了一些措施来调节收入差距,但是收入差距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我国的地区差别不仅是GDP增长上的,也是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卫生和文化方面的,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受历史和资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增长阶段等规律性因素的影响,因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总的来看,由于经济增长惯性、运行机制以及发展基础等差异,东部地区已积累的可观实力将使其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在未来若干年间将继续存在。
2.转型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转型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在我国各类居民收入差距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难点问题。
2.1转型期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改革的深化不具同步性,大体可分四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城镇居民收入变化不大,增长低于农村,结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下降至1984年的1.54∶1;第二阶段为1985~199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几度陷于停滞,结果城乡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由1984年的1.54∶1上升至1985年1.8∶1,1992年回升到1978年的水平,到1994年已升至2.86∶1,年均增长8.57%;第三阶段为1995~1997年,国家干预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降低,由1994年的2.86倍下降至1997年的2.47∶1,年均下降4.55%;第四阶段为1998~2006年,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见表5)。
表5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年份城乡比年份城乡比年份城乡比
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恶化,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数额不断上升。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纯收入的31.02%,比1997年的40.5%下降了约9.5个百分点。此外,恩格尔系数也从侧面反应出城乡居民在社会水平上的实质性差距。自1992~2006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高于城镇居民9个百分点左右,以2005年为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5.5,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为36.7,在总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高于城镇,说明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没有改善。纵观中国转型期城乡居民收入的总体情况,自1992~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是不断增大的。
城乡间以存量财产表征的贫富差距扩大得更快。居民财产分布的城乡差距,是一种组间差距,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高得多的房产价值、金融资产和耐用消费品价值。例如,2004年占全国人口总数41.76%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了全国储蓄总额的83%,而占全国人口总数近60%的农村居民,其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7%。如果考虑各种货币性和非货币性福利待遇,如城市居民享受的医疗等实物性福利,城乡间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提高。这种差距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在世界各国的情况中,仅有少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超过了2。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区域分布差异明显,除东部沿海地区的城乡差别相对较小之外,各省内都存在着严重的明显的城乡差别。
2.2转型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已十分严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2005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平均贡献率高达63.73%。从整体上来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中国收入差距整体水平的贡献率是最高的。进入转型期后,其扩大趋势十分明显,且目前并无减弱迹象。
3.转型期产业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2002年行业中的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的年人均工资与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的年人均工资的比率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工资相差2.99倍,2003年迅速扩大到4倍以上并在其后的年份持续扩大,到2005年达到4.88倍,2006年差距略有缩小,但仍维持在较大的差距水平上。
3.1不同生存状况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不同生存状况的行业间存在极大的收入差距。20世纪90年代,各行业就业者收入水平都有较大的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各不相同,各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明显扩大的趋势,收入高低位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兴产业,如IT电子等行业,收入状况良好,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如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贴减少和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
三、结语
转型期,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采取对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应对该问题的首要任务是要减弱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控制其扩大趋势。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背景之下,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因此对于解决当前各种分配矛盾和问题,必须进行全面分析和慎重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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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宏观经济学论文
班级:IBA0902学号:200905168091姓名:黄涛
200905168084梁艳
200905168067徐苏瑜
“80”后主导的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看中国,中国经济
摘要:随着“80”后这个名词的兴起,中国的经济逐渐走向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有人称这是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消费的黄金时期。“80”后在中国经济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下面就来详细地论述“80”后所带来的经济思索。关键词:“80”后、失业、消费、储蓄
“80后”这个词对我们来讲已不再陌生。其实这个词最早由少年作家恭小兵提出,是文坛对于上世纪 80年代出生的年轻写手的统称。随后“80后”的指称迅速流传并在网络中被高频率使用,后又被各个领域借用,被用来指代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一代人。为什么“80”后如此广受关注?原因很简单,“80”已逐渐成为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角,而他们的经济活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8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阶段,受思想解放的影响,他们的职业观、消费观,和储蓄观等与前人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些区别却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与方向。
一、“80”后的就业难题
近年来,很多调查报告显示,社会失业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现象。那就是失业人员结构日趋年轻化。由于近几年的金融风暴,很多人都无奈地从岗位上退下来,人们第一直觉会认为这部分人群应集中于四五十岁。应该是那些无法紧追时代潮流更新思维方式,以致被淘汰。但没想到四十岁以下的占了绝大部分,也就是“80”后成了失业人群的主力。究其原因,一方面确实是由于社会竞争的激烈及金融危机的影响,但还有另一原因,“80”后的思想较为活跃,很难在一个企业好好地干上几年。而且在工作时的态度也与前人迥然不同。就拿对加班这件事的态度来讲,稍年长点的职员对加班很少有抵触情绪,甚至有些宁可牺牲掉自己休息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责任。“70”后便是这部分人群的代表,网络上号称是“拼命三郎”。而作为“80”后,加班在他们眼中看来却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且认为加班是没有效率的表现。从对待加班的态度这一点,不难看出,生活于不同年代的“80”后,在职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更追求自由、舒适。
近两年,每当春节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些有关招工难的新闻报道,“80”后既是失业的主力军,也是就业的主人群。既然如此,那为何还会有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时代的就业人以不同于以往,企业急需根据现实的情况,改变招工策略,以引起“80”后的关注。
“80”后的这种职业观无疑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首先年轻一代失业率的增加所导致的最大损失便是实际国名收入的减少,而这一批失业的群体又恰巧是最具有潜力,且劳动力较为庞大的“80”后,这部分闲置的劳动力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些招工未满的企业,生产设备和其他一些经济资源没得到充
分的利用,生产能力下降,直接导致了社会产品的减少,从而降低了国民收入水平,而即使失业率得到缓减,那部分失去的经济也无法得到弥补,这才仅仅针对那些真真失业的人群,还有那部分工作不稳定、追求舒适自由的人群,他们游离在社会上,使得劳动力不能够集中,这也阻碍了国民收入增长的步伐。
二、所谓的消费黄金年代是福是祸
居民储蓄是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一环。市场经济历来提倡“藏富于民”,因而它也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各国政府及学界的高度关注
据资料显示:25-34岁展整个消费比例的33.4%,是我国绝对的消费主力。
据巴黎百富勒研究报告,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消费高峰,依据是计划生育以来,即1978年之后,中国家庭的独生子女骤增,而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较好,在消费上追求舒适便利与品牌形象。中国的消费结构随着“80”后生一代的消费能力的提升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消费主体的“80”后显然对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80”后作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已不会像上一代人那样忙忙碌碌,他们更具有个性与思想,喜欢具有独特风味的商品,这一特点,使得很多商家都为之而疯狂,毕竟他们是这一消费时代的主角。不仅如此,“80”后的消费者花钱比较洒脱,尤其是这一群体中的女生,学历越高,收入越多,花钱就越冲,追求时尚,展露个性,服饰重款式,香水看香型等等。除了这种个性消费外,“80”后还热衷于娱乐消费、潮流消费、体验消费、成就消费等等,“80”后很多的消费都属于一种感性大于理性的消费,消费行为变得情绪化、感性化、冲动化,期望借此来体现自身的独特,消费的重点有时甚至脱离商品本身,热衷于其衍生的各种附加价值。
“80”后的这种消费模式体现了中国消费结构发展的的趋势,而了解这种模式有助于国家把握住这个潜在的庞大消费市场。在经济学中,长将消费、投资和进口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其中消费的权重最大,因此政府经常通过一些干预来促进消费,比如减少税收,加大采购等等。“80”后这种消费固然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是我们所提倡的那种。他们的这种消费是建立在冲动、攀比等一系列不理性的想法之上,所以如果简单地认为这种消费是积极的,是不正确的。拉动消费,需建立在较好的就业状况之下,消费水平并不取决于人口结构,或是人们的消费意识。关键决定因素应该是消费能力和对未来的预期。而政府所需做的应是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比如教育、社保、养老、住房等,让消费者安心消费。
三、储蓄变零、变负的背后
“80”后被冠以很多理财的美名,如“月光族”、“日光族”、“三光人士”,甚至是什么“透支狂”之类的。这些显然与中国的传统理财观念不同。受中国传统思想的限制,用宏观术语来讲就是预防性动机,中国的储蓄率比较高,人们都不怎么懂得花钱,只希望将钱存着,为将来不能预料的意外事或者儿女买房买车之类做下充分的准备,但这样的高储蓄渐渐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增长变得较为缓慢,当然这部分人群大多属于“80”后的父辈们的一代,而“80”后,他们所想的便是如何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对储蓄并不那么热衷。这主要由于他们生活在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代,况且,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方面是自己努力工作的薪酬,另一方面是父母多年的储蓄。而这两者之间后者往往成为了“80”后们“坚强”的后盾。
“80”后的零储蓄与负储蓄让很多专家议论纷纷。储蓄率的适当降低固然很好,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低储蓄率意味着国民的消费水凭较高,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但像“80”后的这种消费趋向与过度消费,而其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消费是建立在牺牲父母消费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啃老”一说。这种意识,已趋向于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信用消费,而当信用消费过度时,难免会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危机。所以“80”后的这种消费意愿远大于储蓄意愿的经济行为使信贷业务和内需过快地发展,这种推动经济增长的理念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相反过分地“刺激”内需会带来更严重的“房奴、车奴和卡奴”问题。
总结
“80”后新一代的价值观念,让一部分人感到担忧,害怕中国经济的命运将会在这一代人的手中受到严重挫折,在这部分个人眼中,“80”后是那么的不沉稳、不实干和不理性。而作为“80”后的后继者们则认为这是与时俱进,现今社会是思想高度解放的时代,是追求创新的时代,“80”后的价值观为经济发展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新生力量。无论是何种评价,“80” 后的这种经济发展趋势已不可改变,我们只有认真地去了解与分析“80”后的价值观念,把握住这群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实时动态,了解他们独特的经济行为和心理特征,才能帮助我们其实分析和预测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结构,才能培养后来者们健康的价值观念,引导他们合理的经济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从而让中国经济在历史的长流中得以不断地前进。
参考资料:吴建安《市场营销学》
市场经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