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读后感

第一篇：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读后感

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

——读《国家兴衰探源》有感

经济学院扈培培国际商务专业

摘要：奥尔森的集团政治功能理论以集体行动逻辑为基础，侧重分析集团政治的消极功能，认为利益集团本质上具有分利倾向，集团的分利活动在经济上将会导致垄断、妨碍技术进步，在政治上将会导致社会泛政治化、危害公平正义，进而影响国家的兴衰。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和深化了对集团政治的传统认识，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辩证的借鉴。

关键词:奥尔森集团 分利性国家兴衰

国家兴衰是历史进程中亘古不变的主题：为何显赫一时的帝国毁于一旦，又或何然默默无名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究其根源，无论是历史学家抑或经济学家都莫衷一是。当代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ison)在其 1982 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原因聚焦于“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从分利集团的发达程度与国家活力之间的相关性这一视角, 对影响国家盛衰的动因作出揭示。

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开始，奥尔森成功地推翻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从理性的经济人出发，为了共同目标而组织成集团，并通过集团成员集体行动的力量来实现集体利益，进而实现成员个人利益。接着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被组建起来的特定社会组织会利用自身的集团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从而获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也导致了其它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利益受损。正是由于存在着大量谋取自身利益的分利集团，才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

一、集团的分利化

集团政治是西方国家的基本政治特征。传统政治团体理论片面认定集团政治

是代议制民主的成果，即足够集团利益将驱动集团成员按照利益方向采取行动。但实际操作中，个人的理性行为却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的集团政治理论以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为基础，认为集团特殊利益存在对公共利益的扭曲，一定程度上是有碍民主的政治形式，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和获取特殊利益。原则上，集团有两种增进成员利益的途径：一是通过努力增加全社会的总体利益，从而使其在社会总利益中的份额也相应增大；二是在社会总体利益不变的情况下，设法增加自身在其中的份额。实践中，自我标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集团均倾向于相对省力的第二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集团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只是在社会总体收益中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份额，而忽视了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这些利益集团即称为分利集团。

利益驱动的分利集团必然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进而引起政治分歧加剧。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非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分利集团的存在，导致社会的生产效率和产出能力下降，减缓经济发展速度。而社会对分配问题的过度重视将减少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关注。分利集团的分利活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失衡，造成社会矛盾加深。因此，分利集团的发展将引发突出的社会分配问题，进而影响国家整体发展。

二、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分利集团为谋取特殊利益而组织集体行动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社会总效益的下降。由于分利集团追求利益导致的排他性，分利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分配、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集团具有分利化倾向后就会倾向于控制集团规模，以尽量减少参与分利的成员数量，确保原有成员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本身的垄断化程度。集团具有分利化倾向后还会延缓新技术的应用，妨碍技术进步，阻碍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经济领域中短期的超额利润主要来自技术上的领先，但这种领先容易被模仿甚至超过，故而要长期保持超额利润就需要人为的垄断地位，保持这种垄断地位的方法就是设法阻止新技术的应用，以此来遏制新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以分利为目的的集团不

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它们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减少社会总收入。

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会导致社会的政治冲突扩大，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分利活动使人们更多的关注社会的再分配问题，这种重视再分配的现象使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对增加了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同时相对减少了对更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关心。分利集团为了获取最大利益，不断向政府施压，分利行为侵入政治决策领域，导致政府决策迟缓、政策多变，政策过程的透明度降低，政治监督流于形式，政府部门日益呈现出利益割据的特征，民主政治的内容发生蜕变。对再分配的追求减少了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加剧甚至彼此的对立社会正常政治生活的基础发生动摇。在分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加上由此而引起的政局上可能的多变与不稳定，甚至会导致社会的失控。

三、分利集团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奥尔森在考察了分利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兴衰中的影响后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或人侵的国家，其经济的增长受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人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也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和集体行动的成败呈“负相关”。

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失去了原来的集权主义政府，清理和消灭了各种分利组织，在建立了自由和稳定的秩序后，经济得以迅速增长。而大英帝国在长期未受到独裁统治、外敌入侵及革命**的情况下，在20世纪内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迟缓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英国具有非常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网，其产业工会、专业团体、农民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的数量及其生命力都是令人瞩目的，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这些不断强化的分利集团的作用，使它患上了严重的机构僵化症，以致它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

奥尔森还解释了瑞典和挪威两国的特例，虽然瑞典和挪威都有强大的且存在时间较长的特殊利益集团，但是两国利益集团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紧密相关，是高度综合性的，因而他们在采取行动是就会对国家利益比较照顾，使得两国取

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率。这种综合性分利集团往往不是通过分利而是通过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来为自己的集团谋利，奥尔森称其为“广泛性特殊利益集团”，以便与“狭隘特殊利益集团”相区别。后者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繁荣关系不大，因而总是企图损害社会利益来提高自身利益。

四、分利集团理论的局限性

通过奥尔森的这部经典著作可以看出，他提出集团政治功能理论将利益集团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分析了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认为集团的分利活动最终会导致制度僵化和国家的衰落，该理论从社会利益结构的角度建构了集团活动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和国家兴衰的分析框架，强调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这为政治学提供了观察国家、社会与经济的独特视角。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奥尔森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开辟了集团政治研究的新视角，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然而也不能否认，奥尔森的理论存在极大的漏洞和不足。

首先，奥尔森总是用一种简单模型回答所有重大而且复杂的问题。奥尔森在分析分利集团的存在是阻碍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因时，没有分析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奥尔森所强调的分利集团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只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通过消灭分利集团就可以实现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另外奥尔森没有说清楚消灭分利集团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在实际生活中也难以验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除了消除利益集团外，还需要诸多因素，如科技进步、资本积累等。

其次，奥尔森过分强调了分利集团的负面影响，而没有分析其积极作用。奥尔森只用分利集团来说明导致国家衰弱的集团性的消极作用，而没有对分利集团的存在对国家经济发展到底有无积极作用进行分析。实际上，分利集团既然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根据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分利集团的存在亦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分利集团的活动在客观上能够起到降低恶性市场竞争、稳定市场秩序、促进生产等积极作用。奥尔森的集团政治理论单纯地强调分利集团的消极性而忽视其积极性，显然是不科学的。

再次，在该著作中，奥尔森着重分析了分利集团的消极作用，而对如何消除这一影响却是轻描淡写。他对此提出的建议就是取消对自由贸易活动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干涉，这一建议对缓解乃至消除分利集团消极作用无疑有其合理性。然而并不一定会保证国家的繁荣，因为对社会经济的合理干预会克服自由贸易的缺陷，西方国家历史上的贸易保护在刚刚进入工业化时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联系到中国等当代迅速发展的国家干预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总之，奥尔森的集团政治功能理论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发达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后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问题，但对转型国家或者后发展国家却有着更为现实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现在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新旧制度交替的长期过程，现阶段我国的各项制度不完善，新旧机制中间存在巨大的空白地带，这就为某些分利集团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因此，解决好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利益分化而带来的集团参政问题——既能有效引导利益集团的发展，又能较好地抑制集团分利化倾向——就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二篇：《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读书笔记

《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读书心得笔记

《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 由清华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著，全书分二十讲，按照时间顺序，以历史人物为主线，深入分析了从三家分晋春秋转向战国时代开始，到浪漫天子唐玄宗终止，前后约一千二百年的历史，阐明了国家兴亡的主要原因。在这一千多年中，中国经历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大汉立国、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国家繁荣富强的辉煌，也经历了三家分晋、三国鼎立、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分裂等国家分崩离析的苦难，有秦始皇、汉武大帝、唐太宗等千古大帝，治世明君，也有杨广等有名昏君。期间有成有败，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前进，但无论成败其原因则皆相似，成有成的因，败有败的由，成功的原因相似，失败的原因雷同。王朝更迭如此，人生成败亦如此。

史书的价值分为史料价值和史著价值。读史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学习历史，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让自己能够更好的修身养性，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虽然我们不应该惧怕失败，但毕竟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能一直采用试错的方式逐步的成长。须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其实，仔细想想，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很少是新问题，类似的或者完全相同的问题在历史上都发生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中一部分是规律性的东西，会反复的出现，但更多的我想应该是人性问题，人的“健忘”、短视、人性中“恶”的东西不断膨胀，再加上制度不健全，没有完善的外部约束机制，完全依靠个人道德对权力的约束力远不如制度，从而导致历史的简单“轮回”。相似的悲剧事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雷同的发生。历史是人写的，历史悲剧也是人主导的。

道理往往是抽象的，而历史是具体的，具体的历史蕴含着抽象的道理，从中就可以明白权变的道理。或许，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成就霸业都有机遇或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无论是王朝建立，如刘邦以弱胜强胜西楚霸王项羽建立大汉王朝，还是群雄征战，如曹操官渡之战打败袁绍以少胜多，还是新君即位，如商人吕不韦支持异人继位并传位给嬴政，成就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看似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其中，但仔细分析却又不难发现，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历史的主流是前进的，不可能是偶然或者运气因素决定历史的发展，否则，历史将无规律可循，学习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

一个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有潜力可以成为领袖人物的人，应该比别人更加自律。这也是历史一再告诉我们的，或者说，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懂得如何做人，更明白清虚卑弱的为人之道。人做不好，从大处着眼有可能失去王朝江山，胡亥、项羽皆是此类，从小处审视将会丢掉卿卿性命，战国时期的吴起母死不奔丧，杀妻求将，虽然从鲁到魏再到楚，屡立奇功，但最后楚悼王薨后吴起本人却死于乱箭之下。密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拥立胡亥即位的赵高也是多行不义而自毙。既要相信人的天赋存在差异，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帝王之师，也要相信“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带着感恩的心，与人为善，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境界格局。特别是作为领导人，需要有大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格局大小决定了事业大小。领导人的胸怀要大到能够藏污纳垢。曹操的儿子曹丕格局就不够，利用自己的王权，对过去得罪过他的人进行报复，缺少为大事者不计小怨的胸怀。

不仅要会做人，也要会做事。很多事情不是完全依靠个人主观努力就可以解决，而需要因势利导，需要随机应变。人不遇其时，虽贤亦不能行。为人处世需要居仁由义，刚柔并济，内刚外柔，内刚讲究的是原则，外柔看重的是手段。“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使用。战争中必要时需要采取“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骄兵策略，日常事务也需要灵活运用策略。正如唐太宗所言，“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 在坚持守好道德底线不突破的情况下，如何做事的“术”考验的是每个人的智慧。把精明用在大事上，把厚道用在小事上，也成就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曹操的机敏睿智也是表现在大事上不糊涂。

再者，要知常、知止，让人生留白。要给自己准确的定位，无论功劳多大，都要适可而止，真正做到识时务，以成俊杰。富贵到极点，就离遭遇祸患不远了，一定要谨慎。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功劳是历史，人活的是未来，该退出时要及时退出。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其经历和最后的下场需要引起深思。不知进退的霍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他本人得以全身而退，并且没有被历史否定，但家人惨遭灭族。王莽更是如此，在辅政的过程中，自己逐渐恃权高傲，为权所惑，篡夺王位，最后祸国殃民，身败名裂。人的行为之大者，没有超过谨慎、恭敬的。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为人者，需要善于处下，难的也是处下。这方面真正能够做好，很难，也很有益。

第三篇：大国兴衰读后感

《大国的兴衰》读后感

500年的历史风云，夹带着多少人的血与泪，记载着多少国家的兴旺与衰落。当你还在为昨天的辉煌而庆祝的时候，死亡或许已经悄悄的向你靠近。世界格局在这500年内多次的更改，没有谁是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发展提升综合实力才是永远的王道。

何为大国？大国的观念如今早已经不是以往的靠人多，兵强马壮来衡量，而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构成的整体的综合实力强大。特别是在各国联系紧密的现代，一个大国的兴与衰会直接牵涉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从而对整个世界的经济产生影响。这就是一个大国的魅力。所以说了解一个大国的兴与衰，不仅仅对我们自身有借鉴作用，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必须要做到的。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了解大国的兴衰更加显得有必要。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以其睿智独到的眼光以及丰富的历史资料，再用富有魔力的文字为我们分析记载了这五个世纪里面发生的一次次国与国之间的较量，一个个大国的兴衰更替，一段段值得我们深思的历史。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每个大国在这五个世纪里面都不可能完全的独善其身，必然会受到外来的各种冲击。落后就要挨打，胜利才是王者，这句话在那段时期就像是真理一般存在。所以，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快速发展生产力，应该是当时很多统治者所日夜头疼的事情。欧洲人思想启蒙较早，眼光也比东方人看得长远一些，因此欧洲才会成为近代的萌芽地。

1500年的世界，欧洲各国不断混战，虽然各有损失，但是总的来说却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因为在他们不断的征战中，一些体制发生了变革，经济发生了碰撞，科技也不断进步。不知不觉中，欧洲人已经大大领先了他们梦中的神话一般的地方——东方。那时候葡萄牙和荷兰等国依靠自身强大的实力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可是接下来欧洲却风云突变，虽然各国之间依然纷争不断，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强大如葡萄牙与荷兰这般的国家却渐渐衰落，终成强弩之末。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五国渐渐发展成为欧洲五大强国。18世纪末，当欧洲格局相对稳定的时候，便是大力发展经济的黄金阶段。各国鼓励生产，大力发展科技，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俨然成为全世界科学技术最高的地区。但是欧洲本土却远远不能满足工业革命需要的大量原材料。于是一大批欧洲人便到处远航，到世界各地寻求原材料，几乎毫无争议的，他们来到了当时他们认为的黄金遍地的东方。当西方的使者把滑轮，蒸汽机等当时最先进的科技献给乾隆皇帝时却得到了漠视，种种愚昧无知的行为把当时中国的落后腐败展露的一览无遗。于是欧洲人把他们的坚船利炮开到了东方大陆，几乎是毫不费力的就把东方各国给瓜分了。欧洲人虽然从东方掠夺了大量的原材料，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方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后，由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世界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纳粹被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打败，经济自然遭受极大打击，世界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为两大超级大国的对峙格局，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止大国兴衰的历程。

保罗·肯尼迪在书中的描述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会导致经济实力的增强，从而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当国家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向外扩张，然而过度的扩张又会使一个大国走向衰落。近代的英国很明显就属于这种情况，当年英国的殖民地几乎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可是过度的扩张并没有使英国成为以后的超级强国。古代的中国一直都是世界的强国，但是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并没有太多野蛮的成分，几乎都是在保卫着自己的家园。而面对比自己弱小的国家除了逼迫他们承认朝廷的伟大以及每年的朝贡之外并没有大肆的侵略压迫那里的人民，甚至在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还大施恩惠给途经的国家，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文化能够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不断的原因吧。

保罗·肯尼迪在书中还认为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某些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也就降低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靠科技，但是科技的发展必须靠教育！美国作为如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它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美国之所以可以领导世界这么多年，教育应居首因。美国是世界上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教育既全民为对象,并涉及到每个家庭和个人的未来,故教育既是国家的大事, 又是各州和地方政府及社会团体的大事,大家都把人力, 物力, 财力, 精力投到教育上,使形成教育多轨制,调动起多方面办教育的积极性, 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三全”(全民,全面,全程)教育, 这是美国教育体制的最大特色。美国人不仅在教育上花费巨大，而且还善于在教育中灌输先进理念，所以美国的教育往往会取得成功。一个国家有了高素质人才的保证，又怎么会轻易给人打败呢？如今中国有14亿人口，如此庞大的人口数，只要我们继续开放的姿态大力发展教育，中国人以后更会令人刮目相看。

书中作者多次提到中国，这不是偶然，而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世界大国却突然在19世纪被当时清王朝统治者所称为西方“蛮夷小国”所打败，甚至被一个向中国臣服多年的日本欺辱，这种种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一下。最终我们的领导人认识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从清王朝时期的“师夷”开始，中国人已经逐渐认识到科技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只是可惜由于当年的历史条件原因不适合在中国走资本主义，所以一系列的改革都宣告失败了。但这相对古老落后，思想保守的中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中国，一个近代史饱含沧桑的国家，在天朝大国美梦被鸦片战争打碎了以后近一百年不断遭受着屈辱，但是突然遭受的大灾大难并没有让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丧失了节气。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计划，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渐行渐近。虽然如今我们已经再次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是比不上那些开放比较早的国家，林则徐当年说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今天仍然适用。虽然我们的近代史满目苍夷，但是中国人天生就有种不服输的精神，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无数人日夜操劳，前赴后继地奔赴建设的第一线，为的就是不让别人看不起，为的就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好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如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仍然在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再到胡锦涛的“八荣八耻”，最后到如今的习李执政，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最终目标还是带领我们国家不断的前进，最终走向繁荣。

读完这本书，我深深的体会到，无论你当时是多么繁荣强大的国家，最终还是会走向衰落，无论你当时处于怎样的劣势，只要你肯开拓创新，最终也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随着时间的车轮不停的转动，谁可以把握好时机大力发展，谁就有可能“后浪推前浪”。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竞争存在，我们的世界才会发展，人类才会进步。对于我们这些大国而言，现阶段各方面都比小国更有优势，我们应该更加应该时时刻刻反省自身，居安思危，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努力的完善自己，作出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

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大国，一直都坚持非霸权主义强国，并且坚持五项基本原则的外交政策，与其它国家友好相处，为全球繁荣竭心尽力，所以我们国家才会在国际上赢得良好口碑。相对于美国来说，虽然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繁荣程度比不上，但是美国的强权政治以及霸权主义已经使他在世界的地位逐渐衰弱，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未来世界的中心还会向我们亚洲倾斜，到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总之，我们拭目以待吧，未来会是我们的。

第四篇：三株集团兴衰的启示

三株集团兴衰的启示

在中国企业群雄榜上，三株曾经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但到了1997年，三株的全国销售额却比上年锐减10个亿。1998年，在常德又闹出“八瓶三株口服液 喝死一条老汉”事件，接着，又传闻三株申请破产的消息。1999年，三株的200多个子公司已经停业，几乎所有的工作站和办事处全部关闭。2000年，三 株企业网站消失，全国销售近乎停止。

为什么一个叱咤风云的企业在短短的时间内居然销声匿迹了呢？

其实，早在1997年的年终大会，吴炳新就曾痛陈三株“十五大失误”，首次把三株危机曝光于天下。以下是吴炳新自述“15大失误”的主要内容：

1、市场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没有处理好。采取的是“集团军式”的管理模式，高度中央集权。对子公司采取的是“填鸭式”的管理。

2、经营机制未能完全理顺。转轨以前，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式核算管理，它保证了公司的最大利益。但随着公司的急剧发展，子公司内不讲工作效率、不讲经营效益的现 象越来越严重，盲目扩张，盲目投入。

3、企业机构臃肿，部门林立，等级森严，层次繁多，程序复杂，官僚主义严重，信息流通不畅，反应迟钝。

4、市场管理的宏观分析、计划、控制职能未能有效发挥，对市场形势估计过分乐观。

5、市场营销策略、营销战术与市场消费需求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对城市市场缺乏开拓，没有培育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投入产出比强调不够，仍旧坚持大规模的投 入，造成无效投入和广告费的浪费严重。有些子公司还在随意扩大疗效范围，宣传三株口服液百病皆治，引起消费者很大的反感。

6、分配制度不合理，激励机制不健全。“干的不如坐的，坐的不如躺的，躺的不如睡大觉的”；思想政治工作淡化，员工的思想教育薄弱，现代企业理念缺乏，激励机 制畸形发展。

7、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过去，我们采取的是中央集权制，决策权过分集中，缺少“智囊团”，出现了一些失误。

8、相当一部分干部的骄傲自满和少数干部的腐化堕落。

9、浪费问题极为严重。由于财务、法纪的监督制约没有及时跟上，浪费现象在许多子公司表现得极为严重。

10、山头主义盛行，自由主义严重。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利用职权，打击异己，拉帮结派，培养个人势力。

11、纪律不严明，对干部违纪的处罚较少。现在公司“干部终身制”盛行，能上不能下，在这个地方犯了错误，过几天，又到另一个地方去任职了。

12、后继产品不足，新产品未能及时上市。

13、财务管理出现严重失控。部分财务人员的责任性差，没有认真履行“当家人”的职责，有的甚至与经理串通一气，共同“作案”。呆死帐很多，而且难以处理。有的 子公司的方案存在明显的分配比例不合理和严重的“亏总部，富个人”的现象。

14、组织人事工作与公司的发展严重不适应： 人事考评机制不规范，没有制度化的考评程序；干部培训工作没跟上；招聘把关不严，一批素质不高的人甚至是社会渣滓混进了公司。

15、法纪制约的监督力度不够：事前防范措施不力，忙于事后控制；法纪人员的专业素质与工作要求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惩处力度不够；信息反馈不及时；干部的约束 机制不健全；总部、省指挥部个别领导对法纪工作的干预较多。

三株曾经无数次地许下誓言，要在20世纪内将人类的寿命延长10年，可是，三株自己的“寿命”却不过短短的六七年。个中原因的确发人深省。

三株

在中国企业群雄榜上，三株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1994年8月当吴炳新、吴 思伟父子在山东济南创立三株公司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会创造出中国保健品行业最辉煌的历史。今天，三株的辉煌传奇和其瞬间衰落瓦解的故事一样，仍然 为人们津津乐道。

三株的辉煌时刻

从1994至1996年的短短三年间，三株销售额从1个多亿跃至80亿元；从1993年底30万元的注册资金到1997年底48亿元的公司净资产。三株在 全国所有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绝大部分地级市注册了600个子公司，在县、乡、镇有2000个办事处，吸纳了15万销售人员。迅速崛起的三株不仅达到了自身 发展的顶峰时刻，更创造了中国保健品行业史上的记录，其年销售额80亿的业绩至今在业内仍然无人可及。

三株帝国的没落

正如其迅速崛起一样，三株的失败，来得是那样突然。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为之唏嘘不已。正如之前我们 提到，危机伴随着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从企业成立之日起它便形影不离。危机管理水平的差异，便导致了不同组织和个人结局 的不同。三株的决策失误和管理失控，播下了日后衰落的种子。而在危机事件管理中一味强调自身利益、忽略公众感情和消费者权益的态度和行为，更直接引发了三 株帝国的迅速崩溃。

1、盲目扩张和多元化战略

1995年10月17日，吴炳新在新华社的一次年会上宣读了《争做中国第一纳税人》的报告。设 想到20世纪末，完成900亿元到1000亿元销售额，成为中国第一纳税人，其勃勃雄心溢于言表。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三株公司开始实施全面多元化发展战 略，向医疗电子、精细化工、生物工程、材料工程、物理电子及化妆品等6个行业渗透。与此同时，三株在全国范围内收购、并购几十家亏损医药企业，令企业担负 期严重的债务压力。这种过分乐观的态度和盲目扩张的战略，无疑助长了从管理层到普通员工的骄傲自满情绪，也成为三株危机意识淡薄和忽略公众利益的诱因。

2、机构的爆炸式膨胀和管理失控

四年间，三株集团及期下属机构的管理层扩大了100倍，到1997年三株共有300多家子公 司，2000多家县级办事处和13000多家乡镇工作站。三株所崇尚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造成了种种类似“国企病”的症状，各个部门之间划地为牢，形成壁 垒，程序复杂，官僚主义盛行，令企业对市场信号反应严重迟钝。为了统一协调全国市场，总部设计了十多种报表，以便及时掌握各个环节的动态。但具体到一个基 层办事处，哪来那么多变化需要填，上面要报，下面就造假。与此同时，机构臃肿和管理失控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浪费了1/3的广告投放，基层宣传品投放到位率 不足20%。

3、高速发展阶段的产品虚假宣传

在三株的高速发展阶段，产品宣传开始出现大量冒用专家名义、夸大功效、诋毁同行的言语。种种夸 大功效、无中生有、诋毁对手的事件频频发生，总部到最后已疲于奔命而无可奈何。单在1997年上半年，三株公司就因“虚假广告”等原因而遭到起诉10余 起。三株也因此被部分地方卫生部门吊销药品批准文号，1995年5月，三株因虚假广告宣传而被广东省卫生厅专门发出了《关于吊销三株口服液药 品广告批准文号的通知》。

4、忽视公众利益最终导致三株帝国瓦解

成都事件

成都市场部人员在编写宣传材料时，未经患者同意，就把其作为典型病例进行大范围宣传，结果导致 纠纷，并经新闻界曝光，敏感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也飞进了报道，事件由成都波及到全国，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

常德事件

在为风光无限的三株钦佩不已的同时，不少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三株的冬天何时将会到来？谁 又将是三株的终结者？没有人能料到最终的答案竟是湖南常德一个叫陈伯顺的普通老汉。

1996年6月，湖南常德汉寿县退休老人陈伯顺在喝完三株口服液后去世，其家属随后向三株公司 提出索赔，财大气粗的三株则拒绝给予任何赔偿，坚决声称是消费者自身问题。遭到拒绝后陈伯顺家属一张状纸将三株公司告上法院。1998年3月，法院一审宣 判三株败诉后，20多家媒体炮轰三株，引发了三株口服液的销售地震，4月份（即审判后的第二个月）的三株口服液销售额就从上年的月销售额2亿元下降至几百 万元，15万人的营销大军，被迫削减为不足2万人，生产经营陷入空前灾难之中，总裁吴炳新也被重重击倒。据三株公司介绍，官司给三株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40多亿元，国家税收损失了6亿元。

1999年3月，法院终审判决三株公司获胜，但此时三株帝国已经陷入全面瘫痪状态。三株的 200多个子公司停止，绝大多数工作站和办事处全部关闭，全国销售基本停止。创造中国保健品奇迹的三株公司，在危机应对中的表现却极其不成熟：就事论事，陷于局部谁是谁非，与消费者争论不休却忽视危机公关。最终三株为其忽视公众利益、不愿主动承担责任而付出巨大代价。

危机公关分析

三株集团网站的三株大事记里面记录了两条时间:

1998年3月，常德事件发生，三株口服液销售受到重大影响。

1999年3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德事件三株公司胜诉。

但是这两段轻描淡写的大事记,怎么能淡化掉三株集团心头致命之痛?

1996年6月，湖南常德市陈伯顺购买了10瓶三株口服液，服用后引起高蛋白过敏反应，两个月 后死亡。第二年，其子陈然之状告三株药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300万元。1998年3月31日，湖南常德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责成三株药 业集团向死者属赔偿29.8万元，并没收三株非法收入1000万元。

一审过后，许多新闻媒介进行了广泛报道，并更进一步对三株和管理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探讨，一 时间沸沸扬扬，谣言四起。经销商与消费者纷纷退货索赔，三株口服液及其系列产品的销售陷入瘫痪状态。

继而三株提出上诉，最终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1999年3月25日，持续了一年 的官司以三株胜诉告终。但是，法律上的胜诉，却不能挽回三株帝国倾覆的命运。依据由知名危机公关专家游昌乔先生创导的危机公关5S原则进 行分析：

违背承担责任原则：

既然消费者已经受了误导，三株公司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应该从负责任的角度，主动停止三株 口服液的销售，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

违背真诚沟通的原则：

在事件发生后，三株公司对内瞒骗员工，对外视媒体为敌人，结果公众无法了解事实真相，致使谣言 四起。

违背速度第一原则：

危机发生后，企业既没有立即派出得力人员调查事故起因、安抚受害者、尽力缩小事态范围，也没有 主动与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进行沟通、说明事实真相。

违背系统运行原则：

公司仅仅凭一时之勇去对薄公堂，而没有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致使事态扩大。

违背权威证实原则：

三株公司反复念叨自己的产品好，却没有主动邀请权威机构对其进行检测，消费者当然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如果当时三株公司能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并由卫生部相关专家对三株口服液的功效进行论证，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

第五篇：读书笔记 原创系列《国家兴衰探源》

《国家兴衰探源》读后感

姓名：许磊学号：2052707327班级：艺术074班

闲暇之余，翻看了《国家兴衰探源》，这本书中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他还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奥尔森进一步指出像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等这样一些分利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作者认为，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作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也可从分利集团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奥尔森将《国家兴衰探源》一共分为七章，分别是问题的提出与答案的判别标准、逻辑方法、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管辖权统一与对外贸易、不平等、歧视与发展、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

在第一章的开始，奥尔森就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崛然兴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然后大约地说了几个典型，如罗马帝国、中国（不过我不同意号“称东方巨龙的中华帝国也不止一次地被它视为蛮夷的蒙满部族或穷乡僻壤的贫苦农民所灭亡”的说法，并不不是灭亡，只不过是朝代的更迭而已，这与罗马帝国的灭亡不一样）、美国。在第一章中奥尔森提出了全书所要解答的问题，并且一开始就提到了“滞涨”的问题。

在第二章逻辑方法中阐明本书全部结论所依据的逻辑，从而使读者可以理解全书的脉络。他说“本书的论述从分析集团行为中的矛盾现象入手。”他还讲到了关于他的另一本书《逻辑》中的一些内容并引用了美国钢铁工会的前主席大卫·麦克唐纳关于工会早期曾经采

用过的一种手段的描述。

在第三章的推论中奥尔森得出了九个推论：

1．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

2．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集团和组织。

3． “ 小型 ” 集团的成员具有较强的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这种优势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而递减。

4.总的说来，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

5.广泛性组织一般都倾向于促使其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昌盛，并力图在为其成员增加收入份额的同时，尽可能地减轻其额外负担，从而只有当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所产生的利益与由此引起的全社会损失相比较大时，才支持这种再分配行动。

6．分利集团进行决策较其中的个人与企业决策迟缓，从而使议事及协商日程拥挤；其决策多半倾向于固定价格而不固定数量。

7.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8．当分利集团发展到足以取得成功的规模时，它必然采取排他性的政策，并力图使其成员限制在收入相近与贡献相近的范围之内。

9．分利集团的扩大将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演化的方向。

在第四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奥尔森分析了西方国家（他将日本也归纳到西方国家中）的兴衰。奥尔森说“本书理论预示，在中世纪以后移民并享受长期稳定和免遭入侵的国家中，其工会组织及现代院外活动集团更类似于英国而不像那些起源于中世纪的结构或文化特点。本书理论还提出，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近代移民社会的收入水平或经济增长率至少略高于其他在同样长时期内享有政治稳定和未遭入侵国家的相应水平。本书理论很难确切地预示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幅度那样，它同样也难于准确地评价美国经济情况的好坏程度。但至少在战后的多半时期内，美国是各个主要国家内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这部分是由于（至少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技术水平高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说，至少在战后的部分时间里，其他国家有机会通过采用在美国已使用一段时间的先进技术来赶上美国，同时也有机会采用当时新发展的技术；而在美国大多数工业中，任何技术的改进只能是采用最新发展的技术。因此，如果要用美国的增长率来校验本书中的模型，就可能需要向上作一些调整才比较公正，但没有人知道应当向上调整多少才合适。”并用数据检验了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在第五章中奥尔森通过分析一些国家的经济发现管辖权统一后都相继发生了相当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对应了第二章中的推论2。他认为管辖权统一意味着，政治决策现在由另外的人在距市场很远的另外的机构中作出。此外，为了改变统一管辖区的政策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将远大于先前在相对狭小的管辖区内所需要的政治影响力量。当实行管辖区统一的时候，还不会立即产生适应更大管辖区的特殊利益集。通过分析奥尔森还发现实行对外贸易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第六章的不平等、歧视和发展中，奥尔森是以中国与印度为例的，他认为虽然早期中国由于落后的科学技术和体制使得经济落后，但近几十年中国与受中国影响比较深的国家发展都比较迅速。相对的他引用了尼赫鲁对印度的衰退的原因分析，“印度社会的静止本性，它不能随变化着的世界而变化，而所有固步自封的文明都会衰落下去。他推论说：‘也许这是印度那种以种姓等级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日益僵化和排外的必然结果。’他写道，这种种姓等级制度是一种‘阶级的僵化’，它‘引起退化’，而且它目前仍是一种‘枷锁和祸害’。”然后奥尔森分析了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并认为它与分利集团相似并进行了分析。

第七章是滞胀、失业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学的进化论方法。我认为这是全书的重点，这一章中奥尔森从宏观方面进行分析经济兴衰，对凯恩斯理论、货币主义理论、“非均衡”理论、与理性预期“均衡理论”进行对比和分析。但这些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发展现状。在我们能找到一种至少是暂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楚我们对这种宏观经济理论究竟有什么要求？首先，这一理论必须完全根据有关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的并经过验证的假说推论出来：即在任何方面都不应违反已确立的微观经济理论。其次，正确的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既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又能说明自愿失业，既能解释大规模的经济萧条也能说明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三，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为何非熟练工人失业比例较大；例如少年工人、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工人等。第四，正确的理论必须既能解释均衡状态又能说明非均衡状态；这主要是由于此两种状态在实际经济中是并存的。第五，正确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必须既能解释景气现象又能说明衰退现象，即必须能够解释一般统称的“景气循环”。第六，此理论应能客观地、而不是主观随意性地解释不同时期内与不同社会制度下宏观经济的明显差异。第七，一种理论若能解释更广泛的现象，说明其正确程度较高；确实如此，这种宏观经济理论，至少在它完整的形态下它应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宏观经济之外的现象。第八，正如第一章内已指出的：这种理论应当是相对简单而明了的。然后他相对应这几点提出了符合不同条件的宏观理论。

《国家兴衰探源》中奥尔森主要是研究了分利集团对经济的影响，现在由于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很多国家的发展开始渐渐相似，我认为当分析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时可以借助奥尔森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