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与国家--读后感

第一篇：部长与国家--读后感

大庆精神驻我心

-------读《部长与国家》有感

臧克家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近期，很荣幸在集团朱董事长和史馆长的推荐下，拜读了著名作家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部长与国家》一书----一位独臂部长的传奇人生，一项共和国的宏伟事业，书中记述的了当年“独臂将军”余秋里临危受命出任中国石油部长，带领五万大军在极度艰苦的松辽平原上进行大庆石油会战的传奇故事。余秋里长征过草地的一句话：我把生命都交给了党，一条胳膊算个啥。他从一名赤卫队战士成长为共和国部长，时时刻刻记挂着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的一生是为民族解放和祖国富强顽强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

读完《部长与国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和平享受今天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年那一辈的人是如何走过来。在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余秋里部长等老一辈石油人用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条件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克服了暴风雨、饥饿和严冬等难以想象的困难。1960年4月29日誓师大会之后连续不断的降雨，油井几乎全泡在水里，大伙儿只能穿着又油腻又潮湿的棉衣工作，当时的大庆全是荒地，在大量降雨的情况下，物资供应也无法保障，可是我们老一辈石油工人喊着“无雨时咱特干！小雨时咱大干！大雨时狂干”的口号、“九天制工作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克服了老天爷给我们的第一道难关 ；1960年10月，会战的五万大

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来

了一个要命电文，素有中国米粮仓的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过“危险

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全线下调，那时期

大庆人每天吃7两粮的菜团子、喝菜汤，挖野菜充饥，有三分之一的人浮肿了，但是他们忍着饥饿、病魔、疲劳，经受着雨季、蚊虫的折

磨，干着饱汉也干不了的活，生产一刻也没有停止，生产指标不断提

高，打井速度不断刷新，还赶超了俄罗斯创造的单井速度和年打井进

度的世界纪录。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豪言壮语，为了能度过困难，余秋里在《紧急指示》提出了“干

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的口号，并研究出了大挖野菜、食堂伙食上

搞名堂（骗嘴技术）、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三招，在年终的总结

报告上，大庆会战职工种地4万亩，收获粮食325万斤，蔬菜1500

斤，养猪4344头，养羊132只，各种家禽2269只，其他牲畜669头，并加强食堂管理，建立起了多功能的作坊43个，发动群众挖野菜160

万斤，制带食品120万斤，打猪草1567万斤，打草籽371万斤，打

羊草606万斤，基本保证了职工吃饱肚子，克服了老天爷给我们石油

会战制造的第二道难关；北大荒五万余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来

到荒原后，便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施工，没有顾得上垒一个像样的窝，多备一件御寒的棉衣，可是北大荒的冬天来了怎么过，石油大会战中的防寒之战，在进行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上大搞“群众活动”，使用

了我们现在东北常见的“干打垒”，三个月历时100天的为生存而战的“防冻保温”战斗胜利完成，全线建起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会

战全线基本做到了“人进屋，菜进窖，机器车子进库房”，老天爷给

我们第三道关卡也被我们余秋里部长带领伟大的石油工人攻克。1960

年5万余人一个月内一起拥到松辽的萨尔图，在大庆油田建设过程

中，面对“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的恶劣环境，在生产生

活条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住宿条件，生活条件极差，他

们克服了起重机少、运输车辆少的困难，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

们硬是靠肩杠人拉，把几百吨重的机械和设备像蚂蚁搬骨头似的卸下

来、运到个个井位；在还不具备开工的条件下，王进喜喊出了“有条

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豪言壮语，端水和泥浆，5整天零5个

小时打出了会战以来的第一口井。这5天多王进喜没离开过机台，没

合过眼，带伤作业，房东赵大娘第一次见王进喜这样没命干活的人，感动得直对105队的同志们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这第一口井

震动了参加会战的几万人，激励和鼓舞大庆人掀起了钻井劳动竞赛。

面对着国家的压力、生存的困难，只要我们都像余秋里那样不畏

艰险，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干工作，以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毅力去开拓，以拼命三郎、忘我工作的干劲抓落实，就不会有做不

到的事情，就不会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除了生存环境困难恶劣需要不断克服外，缺乏经验导致的生产事

故频发的技术难题是又需要面对的问题。“杏24号井”因为发生井

喷而处置不当，整个钻机和井台陷得无影无踪；1961年4月，又一

个新年会战打响了，为了追求速度，南线作战所打的32口井有4口

井误射孔，5口固井不合格，4口井底冲洗不干净，5口油层浸泡实

间过长，发生了输油管焊口处漏油，焊的扶梯粗糙，套管接偏而把接

箍咬扁了等操作事故；中一注水站由于3号柴油机排管露出火花，被

风挂进房顶的保温层内，引燃锯末一把火烧末了。在这种背景下，余

秋里及时调整会战方针：加强基层工作、强化生产管理、建立和完善

各项制度。由此，大庆会战历史上诞生了“一把火烧出了岗位责任制的佳话”，后来在执行这个制度中又遇到了靠什么态度和精神来执行

这个制度的问题，于是出台了有名的“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

三老即：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即：

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四个一样”即：对待革命工作要做到黑天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

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

一个样。

余秋里平时讲得最多的是工作，干的最多的也是工作，他的精气

神全部倾注在一个“干”字上。从余秋里身上我们看到，只要有干事

创业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在失败挫折面前绝不放弃，就一

定能干成事、成大事。我们抓工作、干事业、求突破，靠的就是这种

执著精神。

以余秋里部长带领的大庆会战延伸出的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大庆是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一面旗帜，大庆精神是

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一部分，它对大庆油田开发和建设，以及后来的整个中国石油工业发展都产生重要作用，今天他依然是中华民族不巧的精神财富，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不可限量的推动作用，大庆精

神永放光芒。

第二篇：国家与部长读后感

1959年冬天，东北大平原下了少有的一场大雪，近5万名石油人怀着把“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愿望，浩浩荡荡开进了冰天雪地的松辽平原，在萨尔图、在安达、在长垣 „„茫茫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安营扎寨，打响了震惊世界的“石油大会战”。短短的 三年时间，石油人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气概，克服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严重匮乏，战胜大风雪、大灾害、大 饥荒等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每月“六开五完”，年钻井进尺上10万米的一个个钻井神话，创造了三年建成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的建 设奇迹，让中国人从此结束了用洋油的历史„„

读完《部长与国家》一书，我的内心充满感慨——为余秋里、康世恩等老一辈石油工业的领导者们精湛的指挥艺术而感慨，更为以王进喜、马德仁为代表的5万石油人忘我拼搏、为国分忧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感动之余又让人沉思：是什么力量让5万石油人，在莽莽荒原创造了这震惊世界的奇迹?

我觉得，这种奇迹的创造，靠的是大庆石油人“爱国、创业、求实二奉献”的精神，靠的是老—辈革命家、石油人的艰苦奋斗，忘我拼搏。《部长与国家》介绍得很平凡，但全书闪烁着的老一辈石油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却是令人震撼的。

读完《部长与国家》一书，我的内心充：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传家宝”、更是创业兴业的传世之 宝，依靠这一传世之宝，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一再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这一 精神最终使得敌人“让你们红着进来，黑着出去”的预言彻底破灭。

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继续发 扬艰苦奋斗精神?

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发表了题为“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优良 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要牢记毛泽 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 苦奋斗的作风，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牢固树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长期艰苦奋斗的 思想„„

艰苦奋斗是我们用无数实践证明了的战胜一切困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在困难条件下，是激励无数人们在奋斗中勇于历经磨炼从而创造奇迹的精神利器。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在物质条件日益优越的现阶段、在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环境中，人们容易贪图享受，容易放弃崇高的目标。因此，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既是发扬优良传统，更具现实意义。作为我们领导干部，不但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而且要作艰苦奋斗的模范。

笔者认为，要发扬好艰苦奋斗精神，最首要的是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要求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

我觉得，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必须坚持做到以下 几点：

一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抵制享乐主义的侵蚀。胡锦涛同志指出： “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就是牢固树立和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正是基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艰苦奋斗，使我们党涌现出了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一 批“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好干部；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会使人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在物欲上贪得无厌，作风上腐化堕落，丧失党性人格，把人引向歧路，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数。我想，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要在实践 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始终做到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

二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克服官僚主义。“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领导干部特别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自觉克服讲排场、比阔气思想，像大庆人一样，做实在人，干实在事。要靠艰苦奋斗出业绩，不靠权力弄票子、保帽子、升位子。艰苦奋斗贵在长期坚持，重在刻苦实践。只有长期坚持，勤于实践，才能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现在，公管中心的基本职能就是做好服务，通过我们的艰苦努力，让石油员工的家园安全又舒适。当前，一定要特别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尤其要关注他们的基本生活、大病治疗等现实问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实现企业的大和谐。

三是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历览前 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奢侈享乐既是消极颓废的表现，也是腐败现象产生和蔓延 的温床。近年来，中国石油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各项工作取得不斐成绩，石油职工生活得 到了有效改善。与此同时，一些同志开始不那么谨慎了，不那么讲艰苦奋斗了，一些领导干 部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事讲排场，摆阔气，讲条件，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必须狠刹这股歪风，否则会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胡锦涛同志说得好：“千个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这深刻揭示了艰苦奋斗对党对国家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我们石油企业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牢记大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磨炼意志，廉洁自律，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歪风邪气，自觉地为企业的生存发展而奋斗。：-

党的十七大拟定了国家发展新的宏伟蓝图，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我们一定要让大庆 艰苦奋斗这面旗帜，永远飘扬，激励一代又一代石油人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作出 新贡献。

第三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无产阶级领导人，列宁同志的著作。无法一次性消化其著作里的所有内容，只能凭借着读书过程中的感觉，慢慢渗透慢慢领悟，总结和思考，才能有所体会。下面是我对读书过程中的一点想法。

显然，本书的研究主体是社会革命。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过分的分析性简化”，没有严格区分开社会革命和政治冲突、集体性暴力等。作者对社会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作者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一方面，社会革命不同于一般造反行动，其原因在于，造反行动虽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结构性变迁；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区别于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政治革命所改造的仅仅是政权结构，并且并不必然由阶级冲突来实现；此外，社会革命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转型，比如工业化进程，其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尽管改造了社会结构，但一则没有基本的政权结构的变化，最为关键的是工业化进程“并不必然带来突发的政治剧变”。

概而言之，作者所研究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结构变迁；第二，社会革命必然导致基本的政治结构的变化；第三，社会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用作者的话说，社会革命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作者认为无论是聚合-心理学派、系统-价值学派、政治-冲突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对社会革命的解释都采用的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方法。即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从而认为革命的发展是一种劝诱的过程。这种认识未免过于

简单化。原因在于，“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的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同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还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即要受到“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社会革命不可能严格按照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的控制所发展，即使这些集团和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关注革命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各个集团的相互互动模式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必须关注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是否产生了影响，并且对国内的各个集团的结构性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模式如何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大小。

具体来说，纳入作者分析视野的结构性关系包括：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结合作者对三个国家的考察，其关注的三种关系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即三个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三个国家的特定的结构性因素是如何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独具特点社会革命的路径选择？在此，以中国革命为例，分析作者如何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存在这一个独特的支配阶级——士绅。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制于皇权，即帝制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和农业基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帝制中国从来没有试图永久的将官员们割裂与家庭之外，即官员和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具体来说，由于帝国的行政从来没有深入到每个村落和标准集镇，所以连接帝国国家和农业社会的纽带就落到了士绅的身上，即士绅是建立在帝制中国和农业社会的接合部。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并且日益强大的外来压力，感受到这种压力的首要主体是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增长道道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帝国当局的财政由于自1712年来各省的土地税额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以及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加，帝国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同步发展导致地方官员们不得不更多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领导来实现对帝国的秩序维持。这种办法一方面加大了基层农民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无法有效的应对外部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农民对政权的矛盾，可谓内忧外患交织，且互相加剧和恶化。面对这种状况，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尤其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认识，即只有通过由中央当局发动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国免予持久的国际屈辱地位或沦为殖民地。如果说在早期是帝国缺乏真正的机会来采取主动的措施改革的话，那么此时由帝国改革官员推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则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的阻挠而告终，这加剧了支配阶级和帝国国家的矛盾和裂痕。

就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早期的农民起义更为普遍、组织的更好的农村造反形式是反对帝国政权的官员，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反对本地地主。其原因在于，帝制中国的“会社、庇护网络，以及扩展开的半血缘关系跨越了传统中国的农民和士绅地主之间的阶级分野，乡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鼓励、彼此竞争。”即不具备以地方村社为基础的自治权，所以农民的反抗不具备潜在的革命性质。这种情势决定了，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意味着对农村社会的彻底改造，即要把农民发动起来，且同时能够有一种替代士绅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军阀控制地方基层的方式采用与乡绅合作的途径，把行政和军事控制渗透到地方基层。这就决定了必须彻底铲除乡绅对农民的控制，并取而代之；同时重新确立中央权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逐步改变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逐渐依赖“新占的华中地区中国商人的财政支持，依靠来源于通商口岸的国际贸易税收以及西方列强的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则“把知识分子后备军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农民的利益最终成功的协调起来”，成功的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社区，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一演进逻辑和路径，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和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惯性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中共的政权是一种“政治化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种像法国那样的理性—法治行政国家；也不同于俄国的片面的偏重于城市和重工业的发展，而是“两条腿走路”战略，即更多的侧重于农业的发展，注重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强调全国层面和地方、省份之间的协调与领导责任；多次尝试运用“群众路线”进行集体政治动员；平等主义等。

第四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

1、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换句话说，是国

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

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然而，对于国

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1、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因此，认为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邓小平不仅敢想，而且敢做。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全书6章。第1章，阶级社会和国家；第2章，国家与革命，1848-1851年的经验；第3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第4章，续前，恩格斯的补充说明；第5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第6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全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反动国家观，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编辑本段]主要观点:

1.列宁针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极力掩盖国家阶级性的谬论，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2.列宁独创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3.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一致性。

4.列宁还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发展规律，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多样性，集中说明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编辑本段]著作评价: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学说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不仅清除了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并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加以丰富，使它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普遍规律。

《国家与革命》是最整、最集中论述国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就其基本立场和方法来说，启发和指导意义是深远的。《国家与革命》在集中论述国家问题的同时，一些极有价值的相关论述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

第五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列宁在1917年8-9月份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国家与革命”，当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因此这篇文章对于领导俄国革命和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几十年来，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都是全盘接受的。我认为列宁在此文中的主要观点有：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2、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

3、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4、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5、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对于那时可能出现的“个别人捣乱”的现象，可以通过文明人劝解打架的办法解决，不必要采取镇压（即法律）的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近百年的历史演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社会矛盾已经与列宁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同。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地重新认识有关国家的问题，将可能不利于我们正确利用国家机器，保证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一个是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另一个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一、关于国家的功能和命运：

1、国家是否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

列宁在他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国家的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在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时所发挥的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和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集团的镇压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家的对外功能则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无论是当时的法西斯联盟还是反法西斯联盟，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并不是以某个阶级的国际联合对付另一个阶级的国际联合。换句话说，是国家利益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阶级利益的对抗主导了这场世界大战。可见，国家不仅具有阶级压迫的功能，而且也具有抵御外来干涉的对外功能。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都没能经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影响最广泛的战争，因而不可能就国家的对外功能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和发挥国家的对外功能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缺乏认识，因此对国家功能的认识存在片面性。例如在国际交往中，过分强调了以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划线，忽视了国家的对外功能与对内功能的差异性。比如说我们过去就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会对外扩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发生摩擦甚至战争。又比如，我们过去总对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百倍警惕，迟迟不敢对外敞开国门。事实证明，国家间的矛盾与国内的阶级矛盾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并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和对内功能的不同。因此，仅仅重视研究国家的某一方面功能是不够的，这将导致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出现偏差。

2、国家是否具有调节国际间冲突的功能？

“二战”之后，联合国诞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逐步成为了调节和解决国际间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国际机构。联合国是以国家为成员构成的，并通过国际法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善待，必须成为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我国加入TWO，也是这个道理。在我国申请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由于我们的认识不够，没有积极要求同时恢复我国在GATT（关税总协定）中的成员国地位，结果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谈判，我们才得以进入WTO。可见，不重视发挥国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就会付出代价。

3、国家是否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

在历史上，犹太民族曾遭受过多次“灭顶之灾”，仅在“二战”中就有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占当时全球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犹太人自身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同情，联合国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为建立以色列国扫清了道路，然而也为巴以之间的“拉锯战”埋下了祸根（目前巴以之间的问题最终也要用分立两个独立国家的办法解决）。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从而结束了犹太民族无家可归的历史，并为永久保持犹太民族的特性和利益提供了保障。可见，国家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产物和工具，它具有包涵和延续人类不同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

又比如，国家为捍卫民族利益所发挥的作用也生动地体现在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却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张、杨两位爱国将领出于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从而掀起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高潮。为了民族利益，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过去“围剿”过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一起，携手抗日。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功能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超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系。

现在少数“台独”份子还在试图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全然不顾中华民族的利益自古以来就是以中国的统一为保障的这一历史事实。对于这些分裂祖国的小丑，中国人民是不会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的。

4、国家是否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

国家还具有特殊的管理功能。国家通常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如边界、海关、军队、警察、监狱等“硬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国家还具备了卫星、雷达、电子屏障、检疫、网络安全等“软件”。现在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艾滋病、疯牛病、毒品、难民流、网络病毒、生化武器的威胁，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保护，任何地方产生的“瘟疫”都将会畅通无阻、很快蔓延到全世界。可见，保持合理的国家格局和边界，对遏制人为的、或自然界的灾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5、国家真的会“消亡”吗？

综上所述，国家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国家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的细胞，它不仅具有解决阶级矛盾的功能，而且对于调解世界各地区和民族的纷争、维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已不像一百年前那样分明和尖锐，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激化，贫富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与地区间矛盾的程度。因此，仅仅把是否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作为“国家消亡”的唯一条件，显然已不符合今天的情况。我甚至认为，即使是到达了完全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无阶级社会，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和矛盾也可能仍然存在。民族和宗教是先于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可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但并不会导致民族与宗教的消灭。因此，国家对于调解民族与宗教矛盾的社会功能将会长期存在。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我们都认为我国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是否因此就可以削弱国家机器的作用呢？恰恰相反，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我国现在的社会秩序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腐败问题、造假问题、走私问题、黄睹毒问题、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邪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比“文革”以前严重。所以，国家机器只能加强。当然，在处理不同矛盾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必须镇压的要坚决镇压，而对于民族矛盾、宗教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否则将可能激化矛盾，把事情搞糟，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我并不是说列宁的文章写的不对，就俄国当时的情况看，阶级矛盾是俄国的主要矛盾，所以列宁自然要强调国家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然而，对于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会“自行消亡”的论述，现在看来，无论是俄国的革命还是中国的革命都没有能为我们提供旁证和依据，需要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

1、人类社会是否需要管理？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能没有对社会的管理。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有管理。马克思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同样需要有一个管理机构根据可能取得的社会财富，按照人们的需求进行财富的分配。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允许人们完全自由地、任意去索取。

由于自然资源在自然界的分布不均匀，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不均衡，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能得到的生活条件也会有差别。因此，如果没有管理，人们就会放弃条件艰苦的地区，纷纷向资源丰富、条件优越的地区聚集。在人口的负担超过了某一地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需要一个社会机构来协调和控制以上情况的发生。这个机构只能是国家，或者是联合国。

近年来的“难民流”已经成为了一些国家的头疼事。昨天“欧盟”已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准备联合起来应对“难民流”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或国家的联盟，允许人们随心所欲地涌向任何一个地区，恐怕要比任何军事进攻都难以对付。

2、没有法治、只靠“思想工作”行吗？

我从来不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懒、性本贪”可能更符合实际。孩子生下来，如果你不教育他，他是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或帮助大人干活的。成年人也一样，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谁都可能干损人利己的事。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差异，但矛盾和冲突不可能不发生。无论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社会交往中，都会产生矛盾。解决矛盾如果仅仅靠“文明人劝架”的办法，恐怕不行。即使是家庭问题，如果没有“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作为依据，你又如何去“劝架”呢？总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吧？如果还需要保留一些法规，没有法院和法官又如何断明是非呢？完全靠邻居来“评理”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连清官都难断的事，靠邻居、靠所谓“文明人”就能解决吗？

我过去也当过一官半职，也做过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可一些人照样以权谋私、照样贪污。无论你如何与他们“谈心”、帮助他们提高觉悟都无济于事，结果还是把他们告到法院，一张判决书解决了问题。看来，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靠“思想工作”去解决也是远远不够的，不靠国法民规，不靠国家机器，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3、国家机器与共产主义矛盾吗？

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应当脱离无序的状态。现在一些“医学家”已经在制造“克隆人”，如果不加以制止，人类社会等不到共产主义的到来，就将会面临这种“新人类”的威胁。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任凭每个人去“自由发展”，不知还会造出什么怪物来。所以，认为共产主义不需要管理、不需要法治，就等于是在谈论人类社会的毁灭一样。

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形态，他可以为阶级压迫服务，也可以为维护社会公平服务。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当在多个国家同时出现；但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公有制社会是完全可能的。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实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对台湾也适用，但前提是国家的统一。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国家的组织形态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平共处，公平竞争。可见，国家只是管理社会秩序的工具，只要运用得当，它对于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是有益的和适用的。因此，认为国家对于

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观点也是偏激的，它无异于把未来共产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相混淆。

理论只有被实践所验证才能具有生命力。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它固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往往会脱离理论家所划定的轨迹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发生的许多事情，马克思和列宁也无法预见得到。因此，用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精神遗产，才是正确的。如果把前人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经”，那我们今天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而邓小平不仅敢想，而且敢做。我们应当学习他的政治勇气，用鲜活的实践成果，来丰富革命理论的百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