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腐败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党风廉政建设的策略

第一篇：浅谈腐败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党风廉政建设的策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总体上是适应的，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腐败问题影响党的形象。今年1月份《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已由党中央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作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党的反腐倡廉方针的坚持、完善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腐败现象的深层原因

1、心态不平衡。许多贪官在忏悔书中普遍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几大主要原因：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能接受监督、唯我独行、心理不平衡、利欲熏心的赌徒心理。心态不平衡，“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就是腐败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2、制度存在缺陷、执行不力。首先是制度的缺陷问题。早在199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根据规定，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县(处)以上领导干部，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但是，这个《规定》并没有要求官员进行任职前和离职前的财产审查和申报，所以每年的例行申报也就只能走个过场，没有人会去调查他们的申报是否准确，除非他们已经被立案调查。由于这项措施在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规定基本流于形式。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腐败案件中，没有哪一位贪官是因《规定》的实施而翻身落马。其次，制度的执行困难重重，许多制度形同虚设，没能真正得到强有力的执行和落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的执行更加重要，制度纵使再多，如果不严格执行，也就等于没有制度。

3、监督困难。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这个“三太”现象是监督困难的根本。同时，对举报缺乏应有的保护措施，举报人屡屡遭到打击报复，举报的成本之大，科长郭光允（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遭到打击报复）就是“样本”。这就使得人们即使发现问题也不敢大胆举报，群众监督就流于形式。

4、本性贪婪。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中国有开后门一说，人在谈论办什么事的时候，就打听谁有没有后门可开，那时对此好像不觉为耻，一些交际人物往往向人吹嘘自己能开后门，引来街坊邻居的羡慕。直到了90年代的金钱开道，人们才恍然大悟：这就是腐败啊！《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写有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实际上，在我们相当一些部门和地区，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那里，权力早已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乐趣甚至是很大的乐趣了。在这种乐趣中，你想让他不去贪图享受，不去谋取私利，不去腐败堕落，常常是很难的。

5、“慈悲”心理与侥幸心理。说起反腐败，有两个人我们不易忘记。一是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二是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对这两人的处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对已经不在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处理。一般来说，对不在位的人，我们总是怀着一颗仁慈之心，有着“放他一马”的心理。总认为，他毕竟已经是死老虎了，下台了，不在位了，让他过几天安稳日子吧。于是，这几年的大案要案中，已经退休而被追究查处的就很少见了。法律这把剑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显得“心太软”，锋利不起来。人们前些时候常说的“59岁现象”，恐怕就与人们的这种心理有一定的关系。

6、法不治众心理。有人说，如果把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的排队枪毙，可能会冤枉了好人，如果一个间隔一个枪毙，则难免会有漏网之鱼。说明了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和群体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大家都在贪，队伍庞大，人多势众，这样就更加安全了，毕竟大家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法律总不会不顾及这些吧，总不会一下子处理这么多人吧，于是，就心安理得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二、党风廉政建设的策略

针对腐败现象，《纲要》要求，要充分发挥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党员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要稳步推进制度创新，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要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要认真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全面形成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

1、教育反腐。要针对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抓好经常性教育。一是针对理想信念问题，经常开展理论教育。二是针对法纪观念的问题，开展经常性党纪政纪法纪教育。三是针对心存侥幸的问题，经常性地开展正反典型教育，教育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制度反腐。一要重视制度建设，使党风廉政建设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正常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惩治腐败，主要的办法是搞群众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立了不用政治运

动的办法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８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让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003年11月召开的全国纪检监察法规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的规划；200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2004年又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等党内条规和行政法规相继颁布实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迈出这么大的实质性步伐，这是建党、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二要不断完善制度，使制度建设具有针对性、时代性、完整性。针对制度不完善的问题，《纲要》明确指出：“对现行反腐倡廉法规，已经过时的要及时废止，有明显缺陷的要适时修订完善，需要细化的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实现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三要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使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震慑力、高效性、持续性。我们反腐有很多高压线，但高压线必须带电，而且要带强电，如果高压线不带电，就只是一根根金属线而已，贪官是不怕的。从反腐败法规建设上讲，仅十五大到2003年11月初，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就达2000项，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了120多项，既然在监督上“有法可依”，监督的主体又多种多样，为什么“一把手”仍频繁“落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相当部分的制度和措施没得到有效执行，甚至形同虚设。《纲要》提出，要全面实行纪检监察机关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经常性监督。

3、监督反腐。众所周知，成立于1974年2月15日的香港廉署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廉政公署的职权独立而超然，发现问题即可依照法律避开障碍，对贪污者进行突然的、出其不意的打击。今天的香港，贪污不再是集团的行为，而是个别人的行为，贪污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市民对贪污的容忍度大大降低，投诉贪污更主动积极，对廉署也更加信任。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公务员贪污的容忍度，从以前的“可以容忍”降到了去年的0.9％，接近“零度容忍”。在香港，97％以上的腐败案件是通过举报发现的，但内地高官腐败案则远低于这个数字。人们对腐败的举报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对举报人的保护很欠缺。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干部群众在对腐败现象进行监督的同时，遭遇打击报复，有的甚至身陷囹圄。对此，《纲要》在保护人民群众揭发、检举违法违纪行为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指出要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及其人员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

4、源头治腐。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致力于铲除腐败行为产生的土壤，是新时期中央反腐斗争的一项重点。“不仅要‘反对腐败’，而且要‘反对和防止腐败’”，增加了一个“防止”，意义和效果大不一样。“反对腐败”是亡羊补牢式的被动措施，而“防止腐败”则是未雨绸缪式的主动出击。这个主动出击明确告诉我们，中央已经明白腐败不是无根之木，它有着制度性的根源，是那些居心叵测的官员大钻国家法律和政策空子的结果。过去的反腐败行动之所以未能取得满意效果，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这样的认识及针对性措施。因此，反腐败既需要用“加法”，通过加大力度，严厉惩治，使其不敢腐败；也需要用“减法”，通过分解权力，注重预防，使其不能腐败。懂得用“加法”和“减法”反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懂得了制度反腐。

5、自律反腐。在2004年11月22日召开的全国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电视电话会议上，吴官正同志在讲话中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他强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是端正党风的关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做到：不许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准“跑官要官”；不许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和身边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活动谋取非法利益；不许参与赌博；不许借婚丧嫁娶之机收钱敛财。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和锻炼，加强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做到廉洁从政，自觉抵制腐败思想与贪念的诱惑和侵蚀，做一个对党、对社会、对人民、对自己负责的人。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一直有增无减，一大批腐败分子得到了严厉惩处，真正做到了对腐败分子决不手软，无论职务高低，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在党纪、国法和政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随着《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全面贯彻实施，惩治腐败的力度必将不断加大，预防腐败的效果必将更好，随着中国特色的防治腐败体系的建立健全，腐败行为必将得到有效遏制，党风、政风和民风必将全面改进。

第二篇：浅谈腐败现象的深层原因及党风廉政建设的策略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总体上是适应的，但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腐败问题影响党的形象。今年1月份《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已由党中央正式颁布实施。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作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党的反腐倡廉方针的坚持、完善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一、腐败现象的深层原因

1、心态不平衡。许多贪官在忏悔书中普遍总结了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几大主要原因：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能接受监督、唯我独行、心理不平衡、利欲熏心的赌徒心理。心态不平衡，“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就是腐败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2、制度存在缺陷、执行不力。首先是制度的缺陷问题。早在199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根据规定，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县(处)以上领导干部，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但是，这个《规定》并没有要求官员进行任职前和离职前的财产审查和申报，所以每年的例行申报也就只能走个过场，没有人会去调查他们的申报是否准确，除非他们已经被立案调查。由于这项措施在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使得规定基本流于形式。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腐败案件中，没有哪一位贪官是因《规定》的实施而翻身落马。其次，制度的执行困难重重，许多制度形同虚设，没能真正得到强有力的执行和落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的执行更加重要，制度纵使再多，如果不严格执行，也就等于没有制度。

3、监督困难。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这个“三太”现象是监督困难的根本。同时，对举报缺乏应有的保护措施，举报人屡屡遭到打击报复，举报的成本之大，科长郭光允（举报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遭到打击报复）就是“样本”。这就使得人们即使发现问题也不敢大胆举报，群众监督就流于形式。

4、本性贪婪。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中国有开后门一说，人在谈论办什么事的时候，就打听谁有没有后门可开，那时对此好像不觉为耻，一些交际人物往往向人吹嘘自己能开后门，引来街坊邻居的羡慕。直到了90年代的金钱开道，人们才恍然大悟：这就是腐败啊！《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写有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实际上，在我们相当一些部门和地区，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那里，权力早已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乐趣甚至是很大的乐趣了。在这种乐趣中，你想让他不去贪图享受，不去谋取私利，不去腐败堕落，常常是很难的。

5、“慈悲”心理与侥幸心理。说起反腐败，有两个人我们不易忘记。一是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二是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对这两人的处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对已经不在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处理。一般来说，对不在位的人，我们总是怀着一颗仁慈之心，有着“放他一马”的心理。总认为，他毕竟已经是死老虎了，下台了，不在位了，让他过几天安稳日子吧。于是，这几年的大案要案中，已经退休而被追究查处的就很少见了。法律这把剑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显得“心太软”，锋利不起来。人们前些时候常说的“59岁现象”，恐怕就与人们的这种心理有一定的关系。

6、法不治众心理。有人说，如果把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的排队枪毙，可能会冤枉了好人，如果一个间隔一个枪毙，则难免会有漏网之鱼。说明了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和群体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就在于某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大家都在贪，队伍庞大，人多势众，这样就更加安全了，毕竟大家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法律总不会不顾及这些吧，总不会一下子处理这么多人吧，于是，就心安理得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二、党风廉政建设的策略

针对腐败现象，《纲要》要求，要充分发挥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党员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的积极性；要稳步推进制度创新，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要切实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成有效防范腐败的机制；要认真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全面形成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

1、教育反腐。要针对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抓好经常性教育。一是针对理想信念问题，经常开展理论教育。二是针对法纪观念的问题，开展经常性党纪政纪法纪教育。三是针对心存侥幸的问题，经常性地开展正反典型教育，教育党的领导干部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制度反腐。一要重视制度建设，使党风廉政建设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正常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惩治腐败，主要的办法是搞群众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立了不用政治运

第三篇：腐败现象增多的原因

腐败现象增多的原因：

1、制度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客观上导致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见缝插针、伺机而动——利令智昏、心存侥幸、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坠入犯罪深渊。

2、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管监督、群众不能监督、体制不利监督——导致权力成为以权谋私、徇私舞弊搞腐败的工具——最终锒铛入狱。

3、选人用人风气不够端正——选拔和任用干部过程中——推荐不公、考察不严、选拔不准、任用不当——人情风、关系网、走后门风气不正——缺乏公平、公开、公正、民主、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为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留下了空间。

4、腐朽文化涤荡不够彻底——陈旧腐朽封建残渣泛起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涌入——意志薄弱，蜕化变质。

如何治理腐败

一、强化一个能力建设——反腐倡廉能力——控制腐败的能力

二、健全两方面的体系

预防 和 惩治

三、抓住三大关键环节

1、加强教育引导，筑牢“不想贪”的防线

抓好全党全社会的教育也抓好重点对象的教育

长——推荐、考察、选拔、任用、考核全过程

宽——廉政进社区、学校、家庭、企业、农村等

高——高危人群与高位领导，人事权、财权、物权的领导和公职人员

深远——重点行业、岗位、人员的预防职务犯罪教育。

既要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又要推动教育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2、健全制度体制，扎进“不能贪”的篱笆

基本制度——前（报告制度、收入申报制度、行为规范）中（权力制约监督）后（惩处追究）配套制度——配套体制改革、公开制度、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 落实制度——制度重在落实、关键在落实。

3、强化监督惩处，高悬“不敢贪”的利剑——改变“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法纪监督太晚”的局面——克服监督乏力的弊端，实现监督合力、重点环节监督、重点部位、薄弱环节、高危职位的监管——法律的震慑力，杀一儆百。

四、牢记四句话方针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第四篇：浅析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浅析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很多人在关注这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也有很多人在追溯它的原因。在此仅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对危机的认识不断加深，也不断指出危机产生的原因，并相应提出应对和防范措施。归纳起来，目前人们认为危机反映出来的问题主要有：住房贷款过度扩张，风险控制不严;金融产品创新过度，大量结构型产品太复杂，难以准确估值，风险不透明;金融机构杠杆率过高，风险管理模式存在缺陷;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协调，监管不到位，问责不严厉;中介机构不够尽职，财务审计和信用评级有偏差;金融机构激励过度、薪酬过高，容易刺激管理者冒险逐利等等。必须承认，上述问题都是存在的，但却又可能只是直观的、表面的问题。这次危机从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危机开始，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 金融危机，全球股价、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等剧烈波动，在短时间内发生超乎想像的巨幅涨落，危机发展的速度和造成影响的程度大大超出世界范围原有的估算，说明其中一定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原因，必须更深刻更审慎地加以分析。

这次危机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性严重的金融危机，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以下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一、环境的因素

1、美国的经济环境：宽松的货币和利率政策。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通常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相结合的还款方式，即：购房者在购房后头几年以固定利率偿还贷款，其后以浮动利率偿还贷款。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泡沫型的高房价，使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借款人，如果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2、美国民众的消费观。

美国的民众从来都是今天花明天的钱。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在低利率的诱惑下，及时没有还贷的能力，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和银行签约，住上了高楼大厦。正是这种理所当然埋下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祸根。当高房价的泡沫破碎和短期利率的提高一起夹攻的时候，零储蓄的美国民众无力偿还贷款，这就引发了后面的房贷公司，银行，证券公司等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

二、货币体系问题

1971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1944年美国发起和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后，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受黄金约束的金本位货币体系转变成为纯粹信用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按理说美元的国际地位应该受到大冲击，国际金融体系应该发生很大震荡。但美国幸运的是，当时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可以与美国抗

衡，也没有另外一种货币可以与美元抗衡，所以，尽管当时美元汇率也出现了不小的波动，主要货币之间由固定汇率转化为有控制的浮动汇率，但却并没有震撼美元的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很快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等相继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其大量吸引投资和对外贸易主要以美元计价，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这就使美元在放弃与黄金挂钩之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其中可能带来的深刻问题，仍然像之前一样相信美国、相信和接受美元，而并没有研究和建立放弃金本位制之后约束货币投放总量的新机制新秩序，客观上把货币控制权过多地让渡给美国政府和货币当局。并且自从1976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就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多种储备货币鼎足的格局。凭借着美元的强势地位，美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中占尽了优势，为了确保足够的外汇储备，各国致力于将本国的商品销往美国，以换取“硬通货”美元，为了让受众的美元能够保值增值，各国有纷纷购买了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衍生品。而美国也乐得到处赊账消费，反正到时如果没有钱还债的话，就直接开动印钞机来印美元就可以了，这样反而更加省事和节约成本。正是凭借着美元的这种强势地位，美国巧妙地让全世界的人为自己的消费和福利来买单，还在享受之后把善后工作推给了其他人来负责。这为其后美元大量投放，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严重通货膨胀奠定了最重要的货币体制基础。

三．政治体制问题

在纯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通货膨胀和货币资产(虚拟经济)泡沫，应该通过危机爆发从而使得大量不良资产的核销、利润的核减、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倒闭等加以消除，从而使严重偏离价值的价格得以回归，使过度逐利而严重削弱的社会理性得以恢复。但是，随着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更愿意采取各种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而在出现通货膨胀乃至金融危机时，政府往往因为考虑选民情绪和政局稳定，在泡沫尚未完全消除之前，就会采取措施救市和刺激经济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扩大财政和货币投放，以稳定人心和社会，维持政局和统治。结果会使已经产生的泡沫无法完全消除，这种情况不断积累，越积越大，最终必然要在政府或国力无法控制时彻底爆发，形成巨大的冲击。这又为通货膨胀乃至全球化金融危机的最终爆发奠定了重要的政治体制基础。

四、社会局势问题

苏联解体后，国际政治两大阵营抗衡的格局发生巨变，美国成为世界单一超级霸主，大大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相应的，失去两极或多极制衡的必要基础，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逐步减弱，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控制世界货币投放，平抑世界主要货币汇率方面无法发挥作用，原来已经建立和运行的“特别提款权”随之消亡，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则越来越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则越来越不受国际秩序的约束，在世界上行动自由，以“国际警察”自居。这期间，里根政府竭力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削弱联合国以及 国际贸易 和金融组织等的影响力，增强美国的影响力。这使得美元的大量投放进一步失去国际秩序必要的约束，为美元的大量投放进一步打开了方便之门。

五、全球化造成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新的一轮全球化是建立在当时全球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差巨大，少数发达国家(如七国集团)经济金融在全球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基础上的。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基础加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与环境消耗型产业，从而利用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和环境保护成本，赚取大大超出在本国生产的高额利润，并利用所在国的出口额度，减缓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与此同时，则不断加大相关产品的进口，并利用产业转移和廉价进口抑制本国的物价上涨，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并控制劳动力成本，削弱工会的影响力。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受益巨大。

然而，这种格局却造成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美元越来越多地为外国所拥有。但是，由于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和贸易最终的清算主要通过美国金融机构，表面看美国对外投资或扩大进口使大量美元外流，但实际上全球的美元头寸仍基本保留在美国金融机构(包括美联储)，只是在金融机构内部由本国企业存款转化为外国银行存款而已。这客观上使得美国金融机构对外负债持续增长。

在美国对外债务规模巨大，其中国际社会大量以美元计价的收入，客观上只能被动存放美国或购买美国债务的情况下，一方面推动美国为追求本国利益很容易推行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大量廉价资金又容易推动美国政府与社会扩大投资和货币投放。

不仅如此，对通过吸引投资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净流入的国家而言，要么实行中央银行强制收兑政策，从而相应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和本币投放;要么允许社会保留外汇，允许银行开展外币存贷款，而外币贷款又会增加相应货币的流通量。

可见，扩大货币投放是全球贸易和金融严重失衡必然产生的货币现象。

第五篇：社会浮躁深层原因

社会浮躁深层原因

就国家而言，太平、安康、稳定、持久是理想的发展目标。就个人而言，岁月静好、心亦安然，似乎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更高境界。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中国人太浮躁了”。在当下中国，“浮躁”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情绪和心理状态，更是一种社会状态、公众情绪、普遍性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甚至是人们用以阐释社会运行逻辑的流行概念。人们对浮躁和摆脱浮躁有共识，却难逃“浮躁—焦虑”恶性循环。

从个人的急躁、惶恐，到社会整体对立竿见影的过度追求、对速成快富的推崇，再到制度层面对经济效率的倾向性引导及社会整体安全感的缺乏，浮躁突破了阶层、行业的藩篱，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良性运行。“个体的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社会的浮躁。整个社会的阶段性浮躁不可怕，可怕的是浮躁彻底失去约束。”对于中国而言，反思当前社会浮躁的成因，分析其形成机理，应该是正当其时。

社会浮躁为何会从点到线再演变到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什么，以至会如此被浮躁问题所困扰？对此，专家的解读有很多种。比如，社会浮躁与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社会转型大背景密不可分，急速社会变化引发制度变革造成的不确定感和人们在精神与心理上的失落感、压迫感造成社会浮躁；社会利益结构、关系网络、价值观念、利益需求模式和文化传统改变，导致主体心理机制趋于不稳定、冲动与非理性相交织的浮躁状态；社会竞争加剧、个人攀比心理、欲望过强等造成的个体心理亚健康；媒体的引导不当，渲染负面心理、负面价值，导致的浮躁蔓延等等。由此可见，社会浮躁的形成绝非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各种因素交错影响下的综合作用。

社会发展变革决定了不确定性必然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确定性无从获得。在不确性中寻求确定是破解浮躁问题的切入点。既然社会浮躁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对社会浮躁的化解和消除，也应多管齐下。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需要社会与个人的互动与合作。在体制范围内作适当的制度调整以及进行价值重建，社会的基准共识才会显露出来，以可行的程序、机制来推进制度建设和公共治理，健康的社会公共生活才会慢慢形成。媒体客观理性的舆论导向，个体心理调适、正确归因、选择多重参照系、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浮躁的社会心态才会趋于沉淀消解。

本期策划我们约请朱力、管健、赵晖、蔡乐渭、褚松燕等诸位专家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制度因素等角度探究社会浮躁问题，深入剖析社会浮躁形成机理以及深层原因、社会浮躁特性及其危害，并着重从制度建设与公共治理角度探寻化解社会浮躁的途径，以期促成良好健康的社会心态，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社会浮躁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可归纳如下：第一，没有计划性。第二，没有持久性。第三，没有稳定性。第四，急躁性。第五，恐惧性。第六，不平静。浮躁是一种冲动性、情绪性、盲动性相交织的病态社会心理，它与艰苦创业、脚踏实地、励精图治、公平竞争是相对立的。浮躁使人失去对自我的准确定位，使人随波逐流、盲目行动，对组织、国家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极为有害，必须予以纠正。

—朱 力

浮躁之气，不仅影响个人的成长进步，也阻碍工作的创新、社会的发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由此而滋生。力戒浮躁之气，需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浮躁症候群由何而来，找到病灶。一个浮躁的领导只能好大喜功、盲目自大，一个浮躁的组织无法反躬自省，健康成长。力戒浮躁之气，需倡导求实之风。

—管 健

社会浮躁起源于个体心理活动的不稳定运行，并通过社会互动行为而扩大影响，进而成为一种非正常的、失衡的普遍社会心理。市场经济发展为产生社会浮躁心态创造了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程序规则意识淡薄、程序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导致了浮躁心态。遵循程序正义原则可以制约对结果的过分追求，帮助个体获得理性认知以避免认知偏差，限制情感欲求对心理机制的过分影响，进而达到认知理性与欲求感性的平衡，防止冲动多变、混乱无序的浮躁心态的形成，最终遏制社会浮躁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赵 晖 周 赟

社会浮躁既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更是一种社会行为状态。对于制度来说，其所关注的是人们行为的调整，它并不能直接调整社会心理状态，但基于浮躁行为与浮躁心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法律制度）可通过调整人们的行为而达到间接调整浮躁心理的作用。

—蔡乐渭

化解社会浮躁之道就在于在不确定性中探究确定性，或者说，在社会中发现制约不确定性的规律或“定数”，用“定数”来稳民心。古今中外的治理智慧显示，这个“定数”，就在于一定价值共识基础上的制度建设和责任共担，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当前人们对社会浮躁的抱怨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浮躁的反思，这也使得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治理来约束、沉淀社会浮躁获得了较好时机。

—褚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