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及原因剖析
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及原因剖析
一、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类型增加。从腐败类型来看,个体腐败与群体腐败并存,串案、窝案和法人犯罪案件增多。违法违纪者往往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群体性、帮派性的特征更具明显。在一些大案、要案中,往往是带出一个个
串案、窝案。
(二)腐败主体蔓延。
从腐败行为主体来看,行为主体从基层向中层、高层领导干部蔓延,“一把手”腐败现象严重。自从进入90年代,党内高层干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已由昔日的县处级向地厅级、省部级发展。在一些大案中“一把手”违纪违法较为突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三)腐败区域扩展。从腐败发生区域来看,腐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新闻出版、学术教育界也未能幸免。管理党风廉政工作、查处腐败分子的机关也出现了腐败现象,近几年纪检监察干部贪赃枉法、徇情枉法,以及自身腐败、包庇腐败现象行为时有发生。
上述特点全景式地展示了目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现状。一直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不谓不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何仍不尽如人意?原因主要有: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一)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虽然一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是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在宣传教育、社会舆论、识人用人等方面,与无产阶级道德观念大有所悖,致使一些人产生了模糊观念和错误心态:认为廉政吃亏,等待观望;法不责众,随波逐流;你捞我捞大家捞,不捞白不捞。
(二)分配不公和公务员低薪导致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瞩目,但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大,国家工作人员工资低,且上下级之间又不统一。特别是分配不公中的不良暴富,对社会起了不良示范作用,一些意志薄弱者竞相效仿。原先的心理平衡被打垮,取而代之是一种“吃亏”、“补偿”心理。一些高官比大款,追享受,走向堕落。县乡基层干部攀行业、比部门,千方百计捞油摸水。这种“心理不平衡”是清官变贪官的“思想铺垫”,公仆变蛀虫的“精神基础”。
(三)对腐败行为打击惩治不力导致腐败。
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给腐败分子带来一种侥幸心理,有的自恃有老同乡、老亲戚、老同学、老同事掌权,碰碰高压线,搞点小动作,不会出事。一些司法人员徇情枉法、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使一些腐败分子得以漏网、逍遥法外。对于一些手握大权的人来说,任人唯亲、培植亲信、徇私舞弊等寻求支持。而对于被保护者来说,寻求庇护以谋取职位而被迫编织各种关系网、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为此,各种腐败现象也相伴而生。腐败的收益大于风险,使一些人产生侥幸心理,铤而走险。腐败的原因很多,党风不正和公民文化素质的低下也是滋生大量腐败现象产生的因素。公民文化不发达,压抑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和对国家的有效监督。只有深刻的探寻腐败产生及其蔓延的原因,才能确立有效的对策,这是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的迫切要求。
参考文献:
[1]过勇.经济转轨滋生腐败机会的微观机制研究——从594个腐败要案中得出的结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05)
[2]李晓鹏.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0(06)
第二篇: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甚至把“小姐”带到家里嫖宿。被“双规”后,张二江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妇女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天门人戏称张二江是“梁山寨主”。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从理论上看,廉政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廉政教育直接面对的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廉政教育狭隘化,而是要把廉政教育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社会文化的内核在于价值观念,许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腐败分子的堕落,都与价值观念的崩塌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看,腐败与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文化价值观的“价值博弈”。因此,廉政教育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有的官员日常生活中对于“吃一点、拿一点、要一点、卡一点”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一桩,无碍大节;一些官员对于“小腐”习以为常,逢年过节收“禧礼”、子女嫁娶收“红礼”、生日寿辰收“寿礼”、丧葬之际收“白礼”,以为是人情世故算不得什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就是靠这些不起眼的“小打小闹”发家致富,聚敛起数千万元的家产,最终成为贪得无厌的“巨贪”。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财产申报制度,即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被称为“阳光法”。它使公职人员的财产受到了严格监督。任何个人财产的不良变动都会受到查处。对于建立财产登记申报制度,许多国家的做法是:首先,制定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次,建立接受和审查申报书的机构;最后,定期审查和公布财产公布书。我们国家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1)制度内容。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2)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譬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于抽查中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3)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那些没有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敛财的最大“动力”就是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有些高官,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也是从为儿子筹钱出国留学时开始走向堕落的。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在案发后说:“看到别人送子女出国留学,特别是进入国外名牌学府,自己也不甘落后,总想为子女多创造一些条件。”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该制度要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的监督责任,明确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权力运行负监督总责,重点监督领导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一把手”,同时实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问责制,凡党委(党组)书记未履行监督责任的,追究其监督责任。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针对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各责任主体,就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推荐、考察、决定三个环节的规定加以细化,制定具体的工作规范、操作办法和监督措施,建立一套系统、规范的选拔任用工作责任体系。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要求落实定期谈话,上级党组织每年至少要找下级领导干部谈话一次,特别是当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和退休时、个人遇有重大事项时、班子内部出现不团结苗头时,群众有较多反映时应及时进行谈话。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考核时,领导干部要在干部群众大会上进行一次述职述廉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民主测评,考核和民主测评结果应向本人反馈,述职述廉报告要交上级党组织备案。民主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一定比例的,视情况作出组织调整或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处理。将述职述廉、评议结果、整改措施等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的重要依据存入档案。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 辛向阳)
第三篇: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与反腐败的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群体化、高管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反腐败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人民民主,加强选人用人制度建设,强化反腐倡廉教育,推进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完善干部考核与监督制度等。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新特点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其六,国际化。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裸体官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即任职期间有意将妻儿送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而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其七,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开展反腐败斗争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反腐败措施比较少导致新兴领域腐败案件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与异性直接相关的腐败现象不可轻视,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指出: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3)党代表常任制。(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留出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4.推广离岗考察制度。所谓离岗考察制度,就是指主要领导干部获得提拔需要离岗时,在公示提拔信息以后,适度延长公示时间,令其脱离原工作岗位,暂不进行新的任命或暂不就任新职,而是安排其到党校进行为期至少三个月的培训。在此期间可以排除干扰,使“一把手”得到最充分的监督。这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进一步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完善选拔任用决策机制,防止考察失真“、带病提拔”等问题。有一些干部“带病”的问题会在离岗考察期间显露出来。
(三)进一步强化反腐倡廉教育
1.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密切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因势利导,大力弘扬以腐败为耻、以廉洁为荣的先进价值观念。
2.善于从大贪案件中总结出小蠹演化为大贪的内在规律性,不断进行倡廉教育。大贪往往是从小蠹演化而来的,没有天生的大贪。从近几年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腐败分子一般都是从贪小开始的,得手后胆子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多,从小到大,从隐蔽到公开,直至无法自拔。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大力弘扬巴黎公社原则所体现的奉献精神。
(四)坚定不移地推进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等制度建设
1.逐步完成领导干部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向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过渡。
2.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制度。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到国外深造。他们一边把女儿送出国留学,一边大肆受贿,终于落入法网。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并在全国推广领导干部亲属子女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
(五)完善干部监督制度
1.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该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任期届中、届末和晋升、调任、转任、退休、辞职时要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结果应作为领导干部选拔、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并归入个人档案;被审计者如存在经济责任问题,应及时查处。
2.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即问责制。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制。该制度要建立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明确推荐、考察、任用等关键环节的责任主体、责任要求、违规行为和责任后果。
4.建立和健全谈心谈话制度。该制度要求落实任前廉政谈话,上级党组织对新上任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廉政谈话,要求其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既要干净干事,又要主动抓好管辖范围内的廉政建设。
5.建立和完善考核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结合班子考察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对领导干部落实情况进行一次考核。
6.建立和健全廉政监督员制度。各单位要聘请廉政监督员,对廉政监督员的建议和意见,要认真办理,及时向本人反馈。
7.建立和完善班子成员相互监督制度。班子成员对其他成员违纪违法情况故意隐瞒、不汇报的,一把手明知班子成员有违纪违法情况而不提醒、不批评、不汇报的,要追究其责任。
8.建立和健全巡视制度。上级部门要通过巡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落实一把手监督及干部八小时外管理的情况实施检查监督。
第四篇:谈谈当代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谈谈当代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 众所周知,腐败现象由来已久。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对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社会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谈论。久而久之,腐败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正确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探讨腐败现象的根源、实质,对于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腐败现象原因对策
腐败现象是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凡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滥用权力和公共资源等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腐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其实并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不够充分、社会主义体制还不完善造成的。腐败问题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各国,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资本主义强国均普遍存在,根治腐败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1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认真的对待腐败问题,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持之以恒的去解决腐败问
题。
腐败现象如此严重,而且几乎在各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那么到底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享乐主义思想的存在。享乐主义在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强调个人欲望的极度扩张,反对欲望的适度控制;在行为方式上会有奢侈挥霍、腐化堕落、全盘西化、追求享乐、自私狭隘等私欲极度的膨胀。腐败是既有成本又有收益的,官员对腐败与否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如果他认为前途重要,他会放弃金钱;而如果他认为金钱对他更重要,他又会放弃前途。在现实中,官员越到退休的时候,越容易产生腐败的问题,因为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他不会再有升迁的可能,不可能有政治前途的考虑,所以他会很容易选择贪污腐败,而最终留下了臭名。
体制上的漏洞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都还处于改革完善的过程中,许多新建立的制度还不成熟,有些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这在客观上难免会出现制度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从而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而且我国把很大权力集中在国家官员手中,这些人控制着很多别人想要的稀有商品,因此这就为他们的腐败提供了机会。此外还有社会风气的混乱……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关乎着能否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是腐败的高发阶段。对
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加强领导干部廉政教育。通过教育增强领导干部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所说“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廉洁自身,腐败才能远离他们。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3 腐败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政治上,腐败影响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在经济方面,腐败侵吞的社会财富客观上影响了
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在文化方面,腐败会导致一种腐败的文化。在精神上,腐败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治理,人们将对腐败现象产生麻木和疲劳。对统治者而言,腐败长期得不到治理,会导致统治者内在的担忧和恐惧感。
当代大学生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知识来武装我们,把腐败现象扼杀在摇篮里。最后,让我们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注释:
1《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09年1月13日
2《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2013年4月19日 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8日
第五篇:谈谈当代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谈谈当代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 众所周知,腐败现象由来已久。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对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社会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谈论。久而久之,腐败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正确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探讨腐败现象的根源、实质,对于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腐败现象
原因
对策
腐败现象是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凡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滥用权力和公共资源等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腐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其实并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不够充分、社会主义体制还不完善造成的。腐败问题从古到今,从中国到世界各国,从社会主义国家到资本主义强国均普遍存在,根治腐败现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保证”。1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认真的对待腐败问题,才能一步一个脚印,持之以恒的去解决腐败问题。
腐败现象如此严重,而且几乎在各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那么到底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享乐主义思想的存在。享乐主义在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强调个人欲望的极度扩张,反对欲望的适度控制;在行为方式上会有奢侈挥霍、腐化堕落、全盘西化、追求享乐、自私狭隘等私欲极度的膨胀。腐败是既有成本又有收益的,官员对腐败与否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如果他认为前途重要,他会放弃金钱;而如果他认为金钱对他更重要,他又会放弃前途。在现实中,官员越到退休的时候,越容易产生腐败的问题,因为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他不会再有升迁的可能,不可能有政治前途的考虑,所以他会很容易选择贪污腐败,而最终留下了臭名。
体制上的漏洞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都还处于改革完善的过程中,许多新建立的制度还不成熟,有些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这在客观上难免会出现制度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从而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而且我国把很大权力集中在国家官员手中,这些人控制着很多别人想要的稀有商品,因此这就为他们的腐败提供了机会。此外还有社会风气的混乱……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关乎着能否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政府是腐败的高发阶段。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加强领导干部廉政教育。通过教育增强领导干部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所说“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廉洁自身,腐败才能远离他们。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3 腐败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政治上,腐败影响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在经济方面,腐败侵吞的社会财富客观上影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在文化方面,腐败会导致一种腐败的文化。在精神上,腐败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治理,人们将对腐败现象产生麻木和疲劳。对统治者而言,腐败长期得不到治理,会导致统治者内在的担忧和恐惧感。
当代大学生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知识来武装我们,把腐败现象扼杀在摇篮里。最后,让我们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注释:
1《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09年1月13日
2《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2013年4月19日 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