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文档

第一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文档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

摘要：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资源特征、地域特征、季节性特征和就业结构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社会经济结构、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有着重要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障碍是：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城市化水平低导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农村人口持续增长与农村资源持续减少的矛盾。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从乡村向城镇的空间转移和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可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改善社会经济结构，推动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稳步上升，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1998、1999、2000年分别为6．03％、6．38％、8．28％，1998、1999年基本持平，2000年比1999年增加2个百分点。

1．劳动力转移的资源特征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资料显示：人均占有土地越少，劳动力转移速度越快。从劳动力转移与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关系看，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越多，则劳动力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强，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步伐越慢。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的，劳动力转移率高达94．87％，而人均耕地面积在2亩以上的，劳动力转移率只有20．68％。

2．劳动力转移的地域特征

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1999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平原地区当年转移5．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8个百分点；山区6．4％；丘陵地区7．5％，高出平原1．9个百分点。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以省内转移为主，在省内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多半数：1998、1999、2000年分别为66．16％、64．94％、58．95％。同时也显现出向省外转移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三年分别为33．84％、35．06％、41．05％。

2000年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有：江西输出的劳动力占全国转移劳动力总量的13．85％，四川11．95％，湖南10．71％，安徽10．48％，湖北9．24％，河南7．52％，重庆6．74％，广西6．68％，贵州4．80％，江苏4．35％。从2000年转移到省外的输入地来看，到广东的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51．61％，其次是浙江占7．71％，上海5．94％，北京5．11％，福建4．32％，江苏3．47％。

显然，哪里就业机会多、哪里收入高，流向那里的劳动力就多。因此，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需求缺口大，是农民流向的首选地区。

3．劳动力转移的季节性特征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具有季节性特点而引起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农业生产与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之间的一个极为显著的差异就是，农业生产具有农忙与农闲之分，用工数量明显不同。农忙时劳动力甚为紧张，农闲时大量劳动力则无所事事。因此，季节性转移的显著特征是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返乡务农，农活、外出两不误，属于“兼业型”转移劳动力。季节性转移的劳动力多于常年性转移的劳动力。

4．转移劳动力就业结构特征

从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特征来看，1998、1999、2000年，在农业就业的分别为

2．11％、4．11％、3．00％，其中主要就业于种植业；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占了转移劳动力的大部分，三年分别为53．54％、54．19％、53．46％，工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分别占44．35％、41．7％、43．54％，其中，服务业就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1／3，其次是商业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从就业的行业特征来看，重新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很少，劳动力需求量大的行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其次是工作技术要求低的行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多。

5．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年龄、文化素质特征

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中，以男性为主，女性逐年增加。男劳动力占转移总量的比重1998－2000年分别为67．41％、67．11％、64．66％。从这三年的情况看，男性占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重逐年减少，女性比重在上升。从转移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看，青壮年较多。

向外转移的劳动力的文化层次并不高，但转移出的劳动力文化素质呈上升趋势。转移劳动力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80％以上。初中及以下、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之比1998、1999、2000年分别为5．59∶1∶0．06、5．39∶1∶0．06、5．53∶1∶0．06，转移的100个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还不到1个。文盲和小学文化的转移劳动力呈下降趋势，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在增加，受过专业培训的比重在下降。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分析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对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全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推动全国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家庭收入水平

外出做工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有效途径。统计数据显示，从农民纯收入的来源看，农民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也越来越依赖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纯收入年增长率“八五”、“九五”期间分别为18．1％、7．4％，工资性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20．6％、14．7％；“九五”期间工资性收入年增长率是纯收入年增长率2倍，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超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85－2000年间，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比重从18．15％提高到了31．17％，提高了13个百分点。近年来，劳务收入的增加成为纯收入增加的主渠道，2000年纯收入的增长有1／2是劳务收入增长的贡献。事实上，中国农民近几年从土地获得的收入是递减的，而农民收入却是递增的，这递增的部分是由劳动力转移带来的。

2．改善了社会经济结构，推动了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扩大规模经营。目前在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组织形式。农民经营的土地零散，不能实现规模经营，难以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原来承包的土地尤其是全家迁移出后抛荒的土地，可以调配给种田能手，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有利于种植业人均收入的提高，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

（2）促进城市就业市场化，改善城市就业结构。农民进城就业一开始就遵循市场化的劳动用工制度。由于农民具有起初工资要求低、就业期望值不高、吃苦耐劳等特点，他们的到来增强了城市就业的竞争性，推动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加快了城市就业的市场化进程。农民进城就业，填补了城市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缺口，改善了城市就业结构，促进了城市各行业的发展。

（3）增加二、三产业人口和产值比重，改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第二、三产业，从贫困地区到发达地区，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由于增收在非农业较农业容易实现，1995－2000年间在农民生产性收入中，从农业生产中得到的收入，从996．51元／人提高到1136．09元／人，增加了139．58元／人；而非农业收人从692．98元／人提高到993．49元／人，增加了300．51元／人。非农业收入在农民生产性收入中的比重逐年增加，从1995的32．65％上升到2000年的46．65％，五年间上升了14个百分点。非农业越来越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产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非农生产，推进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

（4）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充分利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村劳动力适应城市发展要求而合理流动转移的问题。农村城市化，实质上就是农村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为提高其效益，逐步向城市集中，把城市文明导向农村，缩小乃至最后消除城乡差别。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同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素质，为农业现代化储备了高素质的人才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的相互吸引和互动过程，早已超越了人口流动初期劳动者单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阶段，更多地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城市经济的“扩散效应”，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困境分析

由于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宏观政策、农村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存在着许多障碍与困境。

1．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矛盾

（1）文化素质低。2000年农村劳动力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占40．31％，高中及以上文化的仅占11．62％。而农村劳动力素质高低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程度高度正相关。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转移成本相对较低，容易实现非农就业。而全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成为其转移的一个障碍。

（2）接受专业培训的劳动力少。农村目前开展的短期技术培训，大多仅限于农、林、牧、渔业知识，时间短，内容简单。在转移的劳动力中，经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很少，仅占1／4。因此，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农业科技人员少。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农、林、牧、渔业四百个农业从业人员中仅有1个专业技术人员。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先转移出去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变得更低，将直接导致农业技术推广难、农业生产率提高难、非农转移难的“三难”问题，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不稳，也直接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城市化水平低导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矛盾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地域是城市，但由于长期以来，在产业政策上，超前推行资本集约度高而劳动力密集度低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却很少。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而城市化水平较低。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

3．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内在需要的矛盾

乡镇企业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蓄水池”，在90年代中期以前是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主渠道，1996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发展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批规模小、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的企业纷纷亏损破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作用急剧下降。

4．农村人口持续增长与农业资源持续减少的矛盾

农业资源的有限性、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使用上的流转补偿，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伐，还影响了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另外，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对土地的粗放经营，甚至荒芜，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篇：浅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毕业论文

浅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摘要

农劳动力的转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对城市的建设、农村的发展、社会的总体进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很多的阻碍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城市化进程缓慢、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作用发挥不充分、劳动力主体质量不高等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变得十分困难，这就导致了城市发展的不协调、农村发展的滞后、社会的不和谐等一些问题。这就需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铲除这些阻碍因素，使农村劳动力能够高效地转移，才能满足城市的高速发展的需求，才能为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关键词：

农村

劳动力转移

阻碍因素

有效措施

目录

摘要................................................................1 引言................................................................3 1.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作用................................3

1.1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分析.......................3 1.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4 2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因素..................................4

2.1制度因素....................................错误！未定义书签。2.2社会经济因素................................错误！未定义书签。2.3其他因素....................................错误！未定义书签。3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对策分析..............................5

3.1制度方面.....................................................5

3.1.1加快土地制度改革.......................................5 3.1.2促进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6 3.1.3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7 3.2社会经济方面.................................................8

3.2.1加快城市化进程.........................................8 3.2.2健全劳动力市场.........................................9 3.2.3完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9 3.3其他方面....................................................10 3.3.1充分有效发挥政府职能..................................10 3.3.2开展对劳动力主体的教育培训工作........................11 4结束语...........................................................12 参考文献...........................................................14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个方面都进入高速发展状态。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其中体力劳动者占到很大比例，单靠城市中的劳动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从农村转移出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到城市中去参加城市的建设。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发展不够迅速、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跟城市还有很大差距，基于此原因我国已经开始注重并已经实施了新农村建设，并已经取得不小成绩。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很多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过剩，使得人均耕地变少，不能发展规模化耕作、规模化经营，严重阻碍了农村、农业的发展。这也需要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来缓解农村内部的压力，为规模化耕作与经营提供有力条件。

1.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作用

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也不尽相同。我国工业发展较晚，高科技产业还不多，占很大比例的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差距较大，这些因素都使得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不同的特点。尽管各国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不同，但是其作用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都能够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能够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1.1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分析

从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分析来看：第一，多从事低层次技术行业。在我国，由于农民受教育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农民的素质、技能水平普遍较低，所以很难达到城市企业招聘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实现高层次的转移，只能在低层次低技术行业中得以实现。他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业、运输业等简单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其中从事制造业39.4%，建筑业17.3%，服务业11.8%，住宿餐饮业批发7.8%，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5.9%。第二，以兼职为主。由于城乡二元管理制度原因，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多都是比较低层次、不稳定的转移，使得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缺乏保障的，而土地确实他们手里唯一的保障。如果在外失去了工作，他们还可以回到家中继续从事农业，所以，在我国，对于那些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土地是很难割舍的，这就造成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多以兼职为主。

1.2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社会经济的积极作用

首先，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众所周知，农民的收入主要通过种植农作物来取得。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农业耕地有限，农业劳动力总量却居高不下，这就造成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一矛盾：一方面，通过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有利于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增加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的收入平均每人经营耕地面积，另一方面：城市的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所以农民进城后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其次，有利于推进“城市化、城镇化”的进程。城市化是我国向发达工业国迈进的必经之路，因此城市化进程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历的转移，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数千万的农村劳动力活跃在城市的各行各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通过农民向城镇聚集，农业向非农业转移，逐步成为城市居民，扩大了城市的范围，从而加快城市经济的发展。

2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因素

众所周知，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效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但目前我国仍存在着许多的不利因素，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现阶段，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都在原有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和完善。而广大农村地区，除对养老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进行了改革外，其他的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者无法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雇佣他们的企业也不为他们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手续，一旦遇到重大波折，基本生活就得不到保障，不得不返回农村。因此，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风险，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转移。

3促进中国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对策分析

在以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将主要探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对策。主要从制度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考虑，包括赋予农民部分土地所有权、建立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等。浅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3.1制度方面

政府应加快促进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改革，是转移的劳动力能依法享受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和承担应尽的义务。下面我们将主要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着手，力求寻找解决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对策。3.1.1加快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属于产权方面的制度。土地制度是否合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重大。在农村劳动力没有获得永久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就不能携带土地权证离土进城，就不能将原籍的土地进行处理，以获得转移所需的资本，就难以割舍与土地的联系，就难以彻底实现转移。因此，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举措。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从权属关系角度来看，是土地集体所有、农产家庭承包所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从经营形式来看，是农民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但一般以家庭经营为主。但存在一些问题：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土地的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模糊、地流转权缺失、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平。针对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

首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依法自愿自偿原则；

二、公平与效率原则；

三、因地制宜原则。

其次，农用土地制度改革的措施具体有：

第一、完善土地产权关系，构建农地权益新框架。因为土地产权关系明晰规范是农村土地有效流转的基本前提，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是我国农村经济缺乏可持续发展、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制度性原因之一，不仅剥夺了农民对土地完整的收益权，也制约着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成为农村劳动力实现彻底转移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第二、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首先，对那些有转移意愿的农户，应该允许他们按照市场价格转让其所有的土地和住宅。其次，完善土地流转程序，进一步明确农户在土地转让中的主体地位。最后，建立交易中介服务组织，设立多种形式的服务机构。

第三、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首先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建议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其次要提高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完善补偿安置方式。最后要严格执行土地的征收程序，完善监督机制。3.1.2促进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统户籍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之间的矛盾。但是改革也有它的局限性，缺乏全局性、理论指导，又缺乏落实力度，对解决根本性矛盾的作用很小。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呼唤更加彻底的户籍制度。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的目标是实现自由迁徙，能够适应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最佳市场配置。具体而言，其措施这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登记制度和统计方法，建立以居住地为标

准的户籍登记制度。户籍的功能就是对住户人口进行登记注册，以实现对住户与人口的管理。我国当前应该要做的就是使户籍制度恢复其本来面目。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淡化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界限，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

二、尽快消除附属在城市户口之上的特权和社会经济利益。改革就业、入学和社会保障体制，分离附在户籍上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功能，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统一、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

三、实行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户籍管理方式。户籍管理实行户口登记与人口登记并存，由以户为主转向以人为主，逐步实现由户为中心的静态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动态管理过渡。

3.1.3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城市职工通过最低工资等形式的积累得到了适当的补偿。而对农民仅仅是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救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改革严重滞后。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看，因地制宜、适时地分层分类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农村方面：

（一）建立农村养老保险。老龄化趋势日益增强，使得老年人，特别是农村孤寡老人的赡养问题突出，成为阻碍社会和谐发展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其必要性；

（二）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民有病可看、有病看得起。

（三）建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二、在城市方面：(一)建立工伤保障制度。企业必须按时定额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保证农民工一旦出现职业伤害事故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二)建立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制度。对于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且有稳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的农民工，可参加当地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三)建立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帮助他们度过重新就业前的难关。(四)逐步推进农民工养老保障。首先要先建立一个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制度。其次，要降低门槛，实行不同的缴费标准。

3.2社会经济方面

通过制度方面的讨论分析，我们已经得到一些解决措施，下面我们将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主要包括健全劳动力市场、发挥政府职能、注重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工作。3.2.1加快城市化进程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滞后的城市化已成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就必须加速城市化与城镇化进程。

一、适度发展大城市

大城市有着基础设施完善、经济规模大、就业机会多的优势，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投资效率，增进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界的增长有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却很低。因此，我国的大城市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其实力还需要迅速增强。

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我国中小城市较多，它也有众多优势，如规模不大，需要的物力、财力较少，发展空间大，进入门槛低。它的发展介于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具有双向吸纳能力，有利于大城市的资本、科技力量和来自乡镇的人力资源的结合。这样一来就能缓解大城市的种种矛盾，且能基本发挥聚集效应。

三、合理发展小城镇

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提高城镇化水平是农村实现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要发展小城镇得从以下两个个方面落实。首先，通过合理有序地推进村村合并、村镇合并等方式，形成一定数量的中心镇赉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要积极稳妥地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是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互促互动、互为依托、共同发展。

3.2.2健全劳动力市场

一、健全劳动力市场要坚持以下原则：(一)要以充分开发、高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为出发点，建立统一性、流动性、开放性、自由竞争性和有效保障性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面向城乡的劳动力市场。(二)加快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系统。(三)切实保证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的经费投入。(四)加快建立和完善工资指导价位调查发布制度。

二、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一)建立全国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该市场要具有以下特征：①是劳动力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交易地位平等；②劳动力的供给方可以根据工资的高低，自由地选择工作地域、工作单位、工作职业和工作岗位；③劳动力的需求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支付工资的能力自由地选择劳动力。

(二)制定公平对待进城民工的政策。取消各类限制性、歧视性就业政策和规定，保证他们的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享受与当地居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

(三)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提供各种服务。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在抓好地区性、区域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同时，要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3.2.3完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有着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因而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所以我要大力发展发展第三产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里去，加快促进城镇化进程。

一、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开始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所以要优先发展农产品等大中型批发市场，通过改善市场基础设施，扩展尺长交易范围，扩大市场容量，建设一商业流通为主的专业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经营中介组织，解决农民在农产品结构调整上市场的问题，而且可以吸纳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鼓励第三产业中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他们不仅创

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但是现在任存在不平等的政策待遇，行业准入难、税收重、信贷难等。所以应当废除这些壁垒，促进第三产业中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他们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3.3其他方面

3.3.1充分有效发挥政府职能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是以民间自发的形式为主，这种自发的盲目流动既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常转移就业，又加大了交通的压力、加剧了部分城市的就业安置的困难。所以，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一、输出地政府的职能

（一）要广泛搜集市场用工信息，为外出农民工搭建信息桥梁。由于农村地区劳务市场体系不健全，缺少劳务信息的获取渠道，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流动不能及时获取真实有效的市场用工信息，他们往往凭借亲戚朋友的信息而盲目出发进城，结果不能及时找到很好的工作，甚至导致一些人选择了非法职业。所以，这就要求输入地政府努力掌握本地区劳动力知识需求信息、企业用工技术信息，可以把双方需求进行汇总、梳理、归类，利用多方面的信息为双选择提供更多成功的机会。

（二）要做好转移过程中的一系列跟踪服务工作。对转移人员进行简单的考试和体检，并分类进行一段时间的强化培训，然后再分批转移。在转移出去之后还要在当地成立管理联络小组，负责签订合同等工作，保证他们的权益。

（三）输出地政府还要转变传统观念，不仅通过向外转移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拓展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可以发展以农产品为主的大中型批发市场，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发展观光农业，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二、输入地政府的职能

(一)要宣传改变传统观念，不能担心输入外来劳动力会挤占当地劳动力的就

业机会，担心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对外来劳动力进行不公正的对待。相反，要认识到外来劳动力的流入，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相互流动的客观规律，有利于竞争上岗，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发展劳动中介组织，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向与流量，影响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目前尚缺乏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体制，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方式较落后、信息传递迟缓，政府应该积极开展以职业介绍为主要内容的各类中介服务，帮助劳动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因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和就业服务网络，为农民提供合理快捷的就业信息渠道。3.3.2开展对劳动力主体的教育培训工作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与其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未受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农民工，其适应力相对较弱，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淡薄，通常只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很难拓宽其就业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主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教育和培训经费不足是导致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带来大批低素质人口的沉积。虽然我国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很多农村跟城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方面问题更为严重，国家很少有组织地针对成年农民进行技能培训。由于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政府是投资主体，但是考虑政府的财力状况，单靠政府的力量肯定不够，还需要社会团体的帮助。所以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应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合理分担的多元机制。

二、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在培训方式上，应注重长期和短期相结合，讲求实效，充分发挥多种教育形式的作用。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教育培训基地，按照劳动力市场对劳动数量、素质的要求，开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向结合，不断为城乡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三、加强进城农民工培训

进城农民工的思想、文化和科技素质水平，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所以如何提高他们的素质，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各级政府应把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纳入议事日程，制定农民工培训计划。其次，实行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将企业和培训机构紧密联系，而且要尽量到农村里办学，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促进劳动力有效转移，为企业输送合格实用的人才。

4结束语

在20世纪的时候，我国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今，在21世纪，摆在我们面前的农民问题应当是农民的转移就业问题。十七大也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同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服务业结合起来。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后来又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如果农民的转移就业问题都不能解决好，又何谈建设新农村。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这样才能使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加入到城市化的建设队伍当中去，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长久的、缓慢的过程，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制定适时的政策，最终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效转移这一巨大的任务圆满完成。

最后，我要感谢张文静老师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与教诲，以及同学对我论文排版方面的帮助，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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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丽君 《农村劳动力开发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年6月 [6]李长安 《转轨时期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9月 [7]张永丽 《流动转型与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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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赵显洲《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经济社会出版社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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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0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17]《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第三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对策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对策

李巧 2010201306

一、立足农村内部就业，实施就地就近转移

1．挖掘农业内部潜力，拓宽农业内部就业空间。

①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快发展林业以及水产养殖业和畜牧业。发展和推广劳动密集型农业，以扩大农业内部的劳动力总量,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②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

③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大力发展开发性农业，拓宽就业渠道。建设现代农业经营科学化、集约化、市场化、生态化的农业。

2．加快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①发展乡镇企业，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②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促进农村的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

3．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二、跨地区转移，合理分流。

中西部地区可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加大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输出力度，合理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以工补农、以劳务补农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界限，实行城乡一致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制度，还广大农民以应有的平等权利。可以采取国际通用的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办法，以身份证取代户口簿，实行以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为主要依据申报城镇户口的制度，相应改变就业、入学、住房等规定，在权利义务方面平等对待新进城镇落户的居民。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是扩大社保覆盖面，将农民工以及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如个体商贩等，纳入社保体系，逐步建立起面向城镇非农产业劳动者“五保合一”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对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要给予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

3．改革土地流转制度。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创造条件。4．建立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取消各种歧视性就业的规章，取消“三证”“五证”限制，保障农民工劳动就业权利。

5．尽快建立和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善劳动就业环境。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管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6．加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服务，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入就业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准入资格。

7．进行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开发，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其就业择业能力。

三、跨国转移，对外输出

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有差别地组织剩余劳动力出国，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采取依靠我国跨国公司，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走出国门等形式，对外转移农村劳动力。

第四篇：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接近八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并且在这个庞大的队伍中，仍有一亿多中年以上为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现象，并且大多数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西部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

造成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原因

一是中国的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并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二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体制发生革命性变革，解除了对农村经济活动的诸多限制，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更加明显。三是随着农业要素的不断投入，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将不断减少，可耕地有限，而且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农民就业的余地越来越小。中国农产品面临国际市场的价格压力，使农民收入难以通过农业大幅度提高，而且进口农产品势必导致国内农产品的需求减少，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

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原因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一个社会现象。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日趋活跃，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产业，纺织业，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提高，服务业也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服务业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的收入高于农村，成为吸引他们进城的主要经济因素，城市公共设施和教育水平吸引部分农民进城。这些原因导致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

农民工的出现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是的重要力量，农民工满足了工业化进程中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也促进了城镇服务业的发展。中小服务企业对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要求较低，工资成本也往往低于其他企业，这对于文化水平不高和工资要求较低的农村劳动力较为合适，餐饮，娱乐，新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选择。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之所以能吸引外商投资建厂，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最重要原

因之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中国的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能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农民工大多数在城市中干无人愿意干的“粗，重，脏，累，差”的工作，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其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以及企业制度的改革，城市中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无疑将缩小下岗工人再就业的空间，同时也增加了城市住房，交通和环境的负担。

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不但在经济收入和整体素质上与之前相比有大幅度提高，对未来生活和自身的规划也有所改变。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比进城前普遍有所增加，同时多数外出务工青年农民学到了技术，管理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并且进城务工的经历使农民工对自身教育和职业培训需求有所增长。在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家庭和诸多社会问题。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就是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产生的，同时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以及地区间差距日渐增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收入不均衡以及减贫有重要的影响，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已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中城乡收入和地区收入部均衡及其快速增长尤为明显。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消除地区不平等和减贫都有积极作用。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正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有助于减缓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大量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到在东部沿海省份能起到缓解地区部平等的作用。

中国农村剩余老动力的未来发展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将长期存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将产生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将持续拉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供方市场来看，每年新增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将有所下降。到203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从现在的3亿减少到1.6亿，在未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民工的转移目标地区和目的企业将有所改变。中国沿海省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将减少该地区制造业对农民工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劳动密集产业已不适合东部沿海省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土地成本，人均收入，劳动成本都有大幅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已非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优势，东部地区将需要更多的依靠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东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是东部地区的工业部门对农民工的需求降低，产业结构的升级将使东部地区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程度有所降低，从而减少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有很大一部分从进城务工中学到了知识技术，并且最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为自己家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创业也将吸

引很多的劳动力选择留在家乡务工。

对于一系列由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发的问题，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能知识，加强农村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素质。目前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虽然填补了低技术劳动岗位的空缺，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现有劳动者的整体知识技能结构难以满足生产的要求。所以要高度重视对青年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加大农民工技术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多种途径提高城市务工人员知识技能，政府要着力加大宣传和引导力度，营造重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良好社会环境；制

定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激励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和农民工主动参加培训，要从上至下加大监督力度，抓好农民工培训政策的落实。要完善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工作体系，整合社会资源。

发展农村有优势的产业，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乡镇企业以吸纳当地民工就业是眼下解决庞大剩余农村劳动力的根本出路之一。各地应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以优质粮油、猪牛羊肉、奶制品、茶叶和中药材等重点的农产品精深加工，拉长带动农民增收和就业的产业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长期而言解决农村城镇劳动力大范围迁移的根本办法是农村的城镇化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减少劳动力周期性流动和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根本路径之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人口迁移，迁移加快了城镇化；城市现代部门由于吸收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而不断扩张。城镇化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二元制导致的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难题，有利于消除城乡居民的两极分化。还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放开对农村人口进城的限制，以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第五篇：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三大命题刍议

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三大命题刍议

一、“民工荒”引发的争论

2004年春，珠三角、闵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密集地区的企业普遍遭遇“招工难”问题的现象引起政府、学术界与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其后几年来，这一问题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并不仅仅局限于东南沿海，“民工荒”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如何解读“民工荒”？以蔡昉、王德文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者认为，由于过去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已经大为减少，同时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趋缓，“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也将逐渐消失，因此，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从长期以来的“供过于求”转向“有限剩余”、“总量过剩，结构短缺”，企业的经营将会受到越来越强的工资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工荒”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王德文、蔡昉、高文书，2005；蔡昉、王美艳，2006、2007；蔡昉主编，2006、2007、2008；蔡昉，2007a、2007b、2007c、2008、2009、2010；王德文，2009；姚上海，2009；张晓波、杨进、王生林，2010）蔡昉等人的解读在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争议，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综合来看，反对的理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强调“民工荒”只是假象，是个“伪问题”，中国农村依然存在大量潜在剩余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事实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发展依然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孙立平，2004；聂志红，2004；樊纲，2005；陆学艺，2005；周天勇、胡锋，2007；张曙光，2007；潘璠，2007；侯东民，2009；赵显洲，2010；贾先文、黄正泉、黄蔡芬，2010）（2）强调企业遭遇“招工难”问题以及涨工资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劳动力供给的不足或者“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足以作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证据；（王诚，2005；刘建进，2007；周祝平，2007、2009；张雨帆，2007；孙自铎，2008；白南生，2009；章磷、王福林，2009；宋世方，2009）

（3）强调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宏观上的城市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微观上农民工劳动供给的有限自由度都不支持“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判断。（党国英，2005；童星，2005；姜华东，2007；孟昕、陆铭、陈钊，2007；徐建荣、陈圻，2007）为什么对“民工荒”的解读会引起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对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否终结以及“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民工荒”现象本身而言，正如盛来运等人（2005）所指出的，“低工资是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几无异议。然而，既然工资低导致了招工难，那么企业的应对之策自然应该是涨工资。问题恰恰由此而生：根据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或者说“农民工”是“无限供给”的，这一特征应该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后才迎来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刘易斯转折点”。①因此，在蔡昉等人看来，既然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了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是不应该出现企业招工难与涨工资问题的，那么，企业出现招工难与涨工资问题自然就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正在走向终结，而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正在走向终结，那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前提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反观各种反对意见，他们反对的并不是蔡昉等人所依据的理论逻辑，而是对相关事实的认定。然而，本文所关注的正是上述争论所依据的共同的理论逻辑中的问题。（1）不可否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即使工资水平长时间没有实质性提高，即使要忍受各种恶劣的劳动条件，即使随时可能遭遇欠薪、扣资，即使不得不接受诸如被收容遣返等各种类似“二等公 当然，刘易斯（1954）也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也有可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前就出现，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二元经济发展陷入停滞。①

民”般的不公平待遇，中国经济发展似乎也从不缺乏“无限供给”的“农民工”。问题是，这样一种事实能不能简单地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来解释？（2）同样不可否认，即使“民工荒”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但至少为通过制度创新终结这种“劳动力无限供给”创造了契机。从近年来《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规的颁布实施所引起的争议来看，真正的分歧似乎并不在于“中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而在于这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终结究竟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对就业的促进。（3）上述两方面问题又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究竟能否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用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命题上：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三大命题，就不会由“民工荒”引发中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否终结、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等一系列争论。那么，这三大命题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否存在某种理论上的“遮蔽”？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和反思的。

二、三大命题之“解蔽”

1、农村劳动力剩余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事实判断，第一个命题似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纵观近30年来经济学的农村劳动力剩余研究似乎只有一个“中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即使是这一问题也只是被视为是一个“经验问题”（蔡昉，2007），其估算结果从数千万到数亿，从未形成过真正的共识。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固然与估算标准、方法的多样化以及基础数据来源的不一致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与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长期被经济学置于一种既重要又不重要的位置上有着很大关系：说其重要，每当“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经济增长内需不足的时候，“剩余”问题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即“太多的农民生产了太少的GDP”；说其不重要，“剩余”仅仅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而“转移”则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剩余”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转移”或者“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换言之，真正重要的是“转移”而非“剩余”问题。

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究竟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问题是为什么重要？强调“太多的农民生产了太少的GDP”其实是倒果为因，它只是解释为什么重视这一问题的一个理由。关键在于，如果要用农村劳动力剩余来解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仅仅证明“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事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一社会事实是如何对其它社会事实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这才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95）强调“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1995/1919：125）的本意。

以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的关系问题为例。近20年来，学术界在讨论农民外出就业现象时经常涉及到“‘转移’的究竟是不是‘剩余’的？”之类的问题，并以此质疑“因为‘剩余’所以‘转移’”的逻辑。其实，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基于“比较利益”基础之上的“转移”本来就不需要“剩余”这样一个前提，而如果把“剩余”当作“转移”的前提反倒是架空了“剩余”问题。更重要的是，纠缠于“‘转移’的究竟是不是‘剩余’的？”这类问题实际上“遮蔽”了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剩余”作为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事实，其“决定性”影响并不在于要不要“转移”，而在于对“转移”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农村人口非农就业行为上，同时也体现在其农业生产行为上，不仅仅体现在“被转移者”的行为选择上，同时也体现在作为“转移者”的企业的行为选择上，经济学把“农业剩余劳动力”一般地理解为“超出农业需要的农业劳动力”就是用“转移”定义“剩余”的典型表现，因为“超出农业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不过是“需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的另一种表达而已。①①

不仅仅体现在单个个体的行为机制上，同时也体现在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上。不去认识这种普遍存在的制约作用，一味纠缠于“中国农村究竟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或者“究竟谁是‘剩余’的？”之类的问题，会导致对“剩余”问题的理解出现刻舟求剑、舍本逐末的倾向。

2、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

从逻辑上说，第一个命题是为第二个命题服务的。一般认为，“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来自于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在这篇论文中，刘易斯提出用“零值劳动力”假设①来说明资本主义部门为什么能够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理论上说，如果“零值劳动力”假设真的成立，“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命题的确是可以不证自明的。然而，刘易斯同时又指出，“无论边际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1989/1954:4），后来甚至承认“提到它也许是个错误”（1989/1972:105）。刘易斯在“零值劳动力”假设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引起过很多争议。然而，本文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要理解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上的深层语境。

在《经济增长理论》（1955）一书中，刘易斯曾指出：“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要创造无地阶级。这件事可以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来完成，如某种程度上像英国过去的圈地运动那样；或者由于人口过剩造成这种情况。”（1983/1955:107）他之所以强调“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要创造无地阶级”，是因为他意识到把附着于土地的农民转化为“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不可能没有阻力：“使用劳动力，不仅受到过于分散的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且也受到把人束缚于特殊职业或雇主的制度的限制”（1983/1955:108），而“人口过剩”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能“像圈地运动那样”打破这种“制度的限制”。显然，在刘易斯看来，“零值劳动力”假设的确不重要，因为真正重要的是要为经济增长创造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而“人口过剩”只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把“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与“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作为“大规模地改变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相提并论。（1983/1955:55）

从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上的这种深层语境出发，“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以能否创造“无地阶级”为标准，刘易斯那里作为一种消极手段的“人口过剩”所产生的效果与“分田到户”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显然存在天壤之别，倒是与90年代后期农民税费负担加重等“三农”问题恶化所造成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外流以及“圈地运动”所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有着几分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符合刘易斯本意的命题应该是“‘三农’问题恶化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第二个命题也并不完全认同。例如曹正汉（1994）曾明确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是劳动力大量剩余”是对“刘-费-拉”模型的误读。他的理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不仅需要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同时还需要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以压制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努力。应当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无限供给”代表了当下经济学界普遍的观点。然而，这种理解是否真的符合刘易斯的本意呢？不可否认，刘易斯的确重视“经济自由”问题、强调“只有靠雇佣就业，劳动力才是流动的”（1983/1955:107），但这种重视与强调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前提的，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没有“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等消极手段或“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等积极手段，根本不可能给市场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没有这种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市场或者说资本又如何能够压制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努力呢？显然，把“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前提其实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上，刘易斯甚至并不认为他的二元经济 “零值劳动力”假设并非刘易斯的首创。“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的提出者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曾指出：“在这些国家中，即使农业技术不予改变，也可以抽走很大一部分从事农业的人口而不致降低农业产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隐蔽失业。”参阅纳克斯（1953）：《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第40-41页，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①

发展道路仅仅适用于所谓“民主社会”而不适用于所谓“集权社会”，因为后者在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方面往往更有效。正因为如此，所以刘易斯（1958）强调：“我们不应该力图从这一经济发展模型中推导出任何关于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制度的规定。”（1989/1958:74）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并不属于那种新古典意义上的经济自由主义者。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本文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写成的，作出古典学派的假设，并提出古典学派的问题。”（1989/1954:1）应当说，他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解的确是“古典”的，即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44）所言：“劳动者别无选择，要么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要么忍饥挨饿。”（2007/2001:141）

3、“劳动力无限供给”：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表面上看，第三个命题似乎是多余的，因为从前两个命题完全可以推论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既定前提，也就谈不上什么“必要”的问题了。事实上，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愿意接受第三个命题而只愿意在第二个命题的基础上强调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不得不接受”的客观前提。然而，既然“农村劳动力剩余决定劳动力无限供给”本身是个伪命题，那么这种“强调”显然就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

其实，尽管刘易斯在“零值劳动力”问题上态度模棱两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与二元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却是非常明确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二元经济发展能否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如何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前防止工人工资的上涨——也就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提前终结与“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来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个命题才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所在，前两个命题恰恰是可有可无的。然而，由于后来的经济学家——包括费景汉与拉尼斯——仅仅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解为刘易斯模型的外生给定前提，刘易斯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实际上在模型化的过程中被“抽象”掉了，导致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不管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立场的学者——都把焦点集中在“零值劳动力”、“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是否成立等问题上，进而出现方向性的误读。①

为什么刘易斯如此重视劳动力无限供给对于二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原因很简单，因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其实质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行的全部收益都（应该）归（资本家）剩余；这是因为实际工资是不变的，工人在（资本主义部门）扩大中所得的全部好处只是他们之中有更多的人按高于维持生计部门收入的工资水平

②得到就业”（刘易斯，1989/1954:18）。从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Ricardo）的“工资

铁律”到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强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工资“侵蚀”利润？他们不是没有意识到“工资铁律”或者“劳动力无限供给”背后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成本问题，只是在他们看来，这种问题与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而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

这种代价的付出真的是值得的吗？在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真的存在所谓“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吗？抑或如亚当·斯密（1776）所言，“所谓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的自然征候”（1972/1880:67）？我不打算讨论这些“抽象”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敌”不过一个“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是凭借“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学术界也正是鉴于这“铁一般的事实”而不得不接受用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的问题是，这一“事实”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仅仅是GDP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刘易斯忽视农业发展是其理论模型的重要缺陷，实际上恰恰相反，刘易斯正是由于意识到农业发展对“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利才故意“忽视”农业发展问题。② 括号里文字是笔者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在译文基础上所加。①的亮丽数字？我们究竟又失去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究竟在付出何种代价？仅仅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或许经过这样的考察之后，我们才能最终就这一问题得出结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究竟是中国二元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抑或仅仅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副产品？

三、未尽的讨论

林毅夫（2007）曾指出的“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时，此时正是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本文认为，“民工荒”所引发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否终结、“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等问题的争论所彰显的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然而，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已知的理论去取代既有的理论，也不是换一种解释思路这么简单（例如用“制度短缺”解释“民工荒”）。理论创新是因为既有的理论“遮蔽”了人们对现象和事实的理性认识，因此理论创新的本质是“解蔽”。那么，应该如何“解蔽”？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寄望通过以下简短的讨论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