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活动课一中国民生百年变迁(20世纪初～21世纪初)

第一篇：探究活动课一中国民生百年变迁(20世纪初～21世纪初)

探究活动课一中国民生百年变迁（20世纪初～21世纪初）

——历史展览

●教学目标

1.通过相关探究活动，使学生多渠道、多层次地去进一步感受中国民生百年变迁情况，培养历史意识。

2.通过相关探究活动，锻炼和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历史信息能力和综合运用历史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3.通过相关探究活动，使学生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培养和增强人文素养与民族精神。

●教学建议

1.活动形式

本节活动课教材提供的形式是举办“历史展览”。建议教师在教学中还另外尝试其他形式的活动。例如可以围绕中国民生百年变迁情况，要求学生在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演讲词，开展“演讲比赛”；也可以注意整理发掘民生变迁的趣味话题或内容，撰写相声与小品作品，并进行相关文艺表演；还可以进行“模拟电视访谈”等。

2.教材对本节课活动的内容、任务、目的、成果、过程、方法都作了详细的说明或指导，建议教师在以下方面加强对学生活动的指导。

（1）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这一百多年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到百年的器物、习俗、环境、服饰、住房、交通、饮食、通讯、娱乐等诸多方面。因此教师要求学生要选择好更具体的活动主题。然后对本班或本年级同学中选题情况进行统计归类，按相同题类进行分组，要求同组同学加强协同合作与研究。

（2）要让学生明确活动的任务是什么，或相关展览会、或文艺演出、或演讲比赛等。

（3）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明白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简言之，就是通过活动，使学生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百年民生的变迁情况，并进一步探索其历史原因和影响，培养学生历史学习与科研的能力。

（4）制定一个较详细和完备的活动过程、步骤的流程表。

如：

（5）学生在活动实践中，教师要对资料搜集与整理的一些常见方法、历史分析与探索的规律性因素进行说明和指导。

●教学案例

【例1】 “中国女性服装百年时尚回顾”——小型历史学习展览会。

在确定了活动主题后，制定一个流程表，有序地去进行探究活动，最后展示活动成果。

图1清末旗女的旗服和汉女的上衣下裳制女服

（17世纪，随着清军入关，清王朝开始在全国的统治，其妇女着装形式逐渐成为中国妇女着装的流行样式；汉女在继承了明代妇女着装和借鉴满族旗服形式的基础上，流行如上图所示上衣下裳制女服）

图2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女士丝绸旗袍

（这一时期中国女性着装继承了晚清旗袍的样式，同时又有创新和发展，即相对于封建时期旗服来说，着装比较开放、优雅，能更好地展现女性魅力。这也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统治在中国结束的时代反映）

图3“文革”时期的绿军装和军棉大衣

（“文革”时期，在“红色革命”时代主旋律的影响下，全国着装表现出明显军事化特征，即所谓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图4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流行的喇叭裤、夹克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服装款式借鉴西方样式，体现出新颖、自由、奇特的特征）

图5模特在展示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服饰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女性着装进一步自由和开放，更加注重人体的线条美，突出了性感主题）

【例2】 车轮滚滚

央视国际《走近科学》栏目2004年09月22日17:1

1解放前

清末时期，北京城基本没有汽车，少数有钱人的代步工具也只是人力车和畜力车。1913年，北洋政府开始提议组建北京电车有限公司。到1921年，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作为官股，并吸收商股，筹办官商合资的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12月，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开通。这条从前门至西直门的线路，全长9千米，往返行驶有轨电车10辆，俗称“铛铛车”„„北京的城市公交事业由此起步。

当时，电车公司的车辆大多购自法国，或由法国向日本、英国、瑞士等国家购进。到1930年，北京电车的营运线路已经发展到了6条，线路总长度为39.787千米。1935年初，北平市政府决定开办公共汽车，筹资30万元订购了30辆大客车，目的是弥补市区电车运力的不足，同时发展郊区和游览线路。

但到1949年解放前夕，电车公司没有新增一辆车，也没有新开一条线路，日常运营仅靠贷款修复部分车辆。在册车数虽有141辆，但能够行驶的只有49辆，北平公交运营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建国初期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前门开入，欢呼的群众挤满了街道。这座千年古都迎来了一个新纪元，但昔日辉煌的都城如今却是百废待兴。街道上有人力车，马车，甚至还有轿子。作为公共交通的主力还是始建于1924年的有轨电车。但在解放的时候，只有49辆电车勉强能走，将近100辆电车停在车场里，无法动弹。

但在当时的公共交通条件下，还就是乘坐电车，才能够代步。尤其是西直门一带，劳动群众比较多。他们上天桥，那就得坐有轨电车。由西直门上车，一直坐到天桥一带。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经过半年的抢修，所有的电车终于又奔跑在长安街上。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许多群众乘坐电车，来到了天安门前，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不久，北京公交开通了贯穿长安街的电车线。每逢周末，市民们都可以乘坐电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跳舞、参加大合唱。但当时乘坐电车并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那时车门是从来关不上的，就是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外边还挂着好几个人，甚至车后面，也要挂着几个人，可想而知当时交通的紧张状况。

有轨电车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它的上面都有一条像大辫子一样的电杆，接受电流，驱动车辆。电杆与电线会发生碰撞，丁当作响。可是这些在长安街上跑的电车都是法国制造的，已经使用了25年，性能老化，驾驶电车完全是一项力气活。

当时北京的有轨电车以前门为中心，共有10条线路，票价五分。建国后不久，北京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由于有轨电车需要铺设铁轨，这就占用了宝贵的城市道路。电车的运行线路短，不能输送更多客流，从1956年起，所有有轨电车的铁轨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轨电车，曾经丁当作响的有轨电车从此就从长安街上消失了。

斯柯达

据老司机们回忆，过去培养司机都是由北京公交总公司的驾校培养。那个时候学司机的条件相当高，可不像现在这样人人都能学开车，那时候的青年工人必须要达到北京市劳模的标准，才能够送到驾校去学开车。但在1954年，由于交通事业的发展，进口了大批的车，这就需要大量司机，所以由各个车厂自己来培训。那个时候学开车也挺快，有的司机学了28天半，就出来开车了，社会上都称他们是28天半的司机。很快他们就开上了一种新的公共汽车——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

当时引进的公共汽车是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斯柯达。这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大客车，一次能拉四五十人，由于采用汽油发动机，时速可达60千米。这和以前的电车相比，简直是鸟枪换炮。但当时我国的石油严重匮乏，斯柯达跑起来也很勉强。

当时老百姓就抱怨说，你们这个公交车，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

九十人推。车一灭了怎么办，发动不起来，就得靠许多老百姓去推。

坐斯柯达，竟然还得随时准备推车，不仅让市民叫苦连天，也让司机们头疼不已。但这可是当时北京城唯一能跑的公共汽车。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司机们称为“土豆”的客车，竟然创下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它们最长的使用年限30年，最长的运行里程240万千米才报废，平均斯柯达报废里程180万千米。

算下来，每辆斯柯达绕地球跑了45圈，运送8千万人次。斯柯达车确实到了极限，它也为北京的交通作了贡献。一直到1984年，斯柯达车才从长安街的滚滚车流中消失，但它们创下的纪录，恐怕再也不可能被打破。

其实，斯柯达车还被改装过很多次。最有意思的是在1956年，人们也是敢想敢干，在这个斯柯达车的后面，给挂上了一个拖车，这个拖车跟现在的铰接式的公交车可是不一样，这个铰接是用铰接盘把前后车给它连动起来，它可以通的。当时挂的那个拖车，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车，用一个牵引杆把它连起来。特别是在长安街沿线跑的这个拖车，很大，相当于一个解放卡车的车身了。但人坐在里面，是非常不舒适，一颠一颠的。可是它能多装人，因为当时我们的公交车基本上都是进口的，数量还是不够。于是人们迫切地盼望国产的公交车能早点出来。

解放牌汽车问世

1956年7月15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缓缓开下了生产线，整个汽车城沸腾了。从这些老镜头里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欢欣鼓舞的气氛。第一批驶下生产线的解放牌汽车，是一款以苏联吉斯150为蓝本制造的汽车，载重量为4吨，最大时速65千米。1956年10月，第一批40辆解放卡车就运到北京，由北京客车厂改装成公共汽车。

但这40辆还是比较简陋的，连驾驶室都没动，直接在后边做了一个公共汽车的车厢，也不大，只是4米多长，也就能拉30多人，而且地板也比较高。从这时起，工程技术人员开始仿造斯柯达的样式，打造全金属的公共汽车。

1957年底，解放牌客车终于驶上了长安街。这是第一辆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大客车。从此，它和斯柯达一起，成为北京公共交通的中流砥柱。但在司机们的眼里，开解放车仍然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因为解放客车的发动机噪声特大，密封也不好，一发动，驾驶室里连黑烟都冒出来。

从1960年起，我国的汽油供应又一次遇到严重困难。为了让有限的汽油发挥最大效益，公交司机们想了各种方法。有的司机，为了用脚踩油门的时候感觉更好一点，他就不穿鞋，只穿一个很薄的鞋帮，就跟鞋垫一样，就是为了踩油门的时候能更好地感觉油门的深浅。

为了缓解不断增长的交通压力，长安街开始不断拓宽，1958年，长安街东面的复兴门和西面的建国门相继被拆掉，十里长街开始显现出来。当时在长安街上跑的基本上都是公共汽车，车少，路宽，司机们根本不必担心塞车。但由于公交车的数量太少，在汹涌的人流面前，公交车很快就不堪重负。拥挤，几乎是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坐公交车的写照。北京的公交在重载下艰难前行。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神州大地。古老的北京城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建设高潮。无论是斯柯达，还是老解放客车都已经服役了25年，它们已经到了车辆使用的极限。工程技术人员必须设计一种新的公共汽车来取代它们。

这一方案经过反复修改后，被定为黄河客车，它将彻底取代老解放。1984年，黄河客车终于出现在长安街上。乘客们第一次发现，现在的公交车似乎比以前的要多出一截。不仅装的人多了，而且上下车也更方便了。

过去，斯柯达车从地面到车厢，有1米1高，乘客一共得踏三步，才能踏到1米1的高度，显然给乘客带来了不便。现代的公交车都没有这么高的地板。黄河客车的车厢高度，只有0.7米高，比斯柯达要低40厘米，乘客上下车变得方便了。发动机的功率也提高到120

马力，速度更快了。但司机的驾驶环境还是非常简陋。方向盘重，离合器也重，时间一长，司机感觉相当疲劳。

最让人头疼的是，乘车的拥挤状况并没有改变。每天上下班的高峰期，也是乘车人最痛苦的时候。长安街上跑着的公交车几乎都挤得满满的，人们像沙丁鱼塞在罐头里一样。以至于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别挤了，别挤了，为什么公交车总是这么挤。

当时北京的客运部门做过调查，在车厢里面一平方米的面积，如果是39号鞋的话，才能码下11双39号的鞋垫，可是实际的调查结果是，一平方米当时要坐13个人。可见当时的公共汽车的拥挤程度。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古老的北京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北京已经是一座有千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北京的公交车就像忙碌的工蜂，每天要运送数百万次的人流，公交车拥挤不堪的状况会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呢？

巡洋舰

宽阔的街道曾是北京的特征，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赞美道，元大都的一些街道“其宽广的程度，前所未闻”。但是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那些原本为马车和驼队准备的宽阔街道已经变得太过拥挤。原来的长安街就是从西单到东单这一段，既窄又短，为了缓解交通压力，长安街不断拓宽，才变成今天的模样。如今交通部门已表示，北京旧城的路已没有可拓之处。于是北京的公交部门提出，新的公交车必须做到三大：一大就是大容量，就是车身能多装乘客；再一个大就是大马力，速度快；再一个大，就是要大开门，因为人多，只有车门大，才能快上快下。

进入2000年，北京的公交车却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北京市的汽车总数已经超过200万辆，每天早晚，超过80万辆的汽车会行驶在外城和二环之间，这时一场小小的事故，庞大的车队就会立刻被塞得不能动弹。在上下班的高峰期，整个北京城区的道路基本处于拥堵状态，所有的人都叫苦不迭。

技术人员开始希望有一种既能有火车那样的载客量，同时又具有汽车灵活机动性的公交车，这就必须把公共汽车做得非常大。

2000年起，一种全新的大客车，驶上了长安街，它有一个气派的名字——巡洋舰。无论是长度还是容量，巡洋舰都称得上是北京最大最先进的公交车。车上装有液晶电视，随时发布天气和道路信息，售票员也不用大声吆喝。

现在的巡洋舰已经是一辆融合高科技的现代客车。它的心脏是一台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发动机，对环境的污染很低，动力强劲，时速高达120千米。司机驾驶时，加速减速，只需要轻踩油门，一次可以运送220人，但这还算不上什么，一种比巡洋舰更先进的客车即将问世。

这是一种低地板的公交车，这种低地板公交车，只有一级踏步，车箱内是平的，车厢最低离地可以达到240毫米。这种车投入使用后，无论对老年人，对儿童，还是对残疾人都是一种非常方便的车。

但长安街上的车流与日俱增，要让公交车在滚滚车流中杀出重围，多拉快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不久，北京将在南中轴路上，开辟我国第一条大容量快速公交线，从前门到南郊的德茂庄。这条线路仿效著名的公交城市巴西库里提巴的经验。公交车将在封闭的专用公交车道上行驶。这样几乎不会塞车，或许才能使北京公交车彻底告别55年来的拥挤堵塞之苦。

从丁当作响的电车到冒黑烟的斯柯达，从第一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大客车解放到今天现代化的京华巡洋舰。55年间，北京的公交车用自己的滚滚车轮，见证了长安街的点滴变迁，见证了北京城的沧桑巨变。

第二篇：21世纪初中国国内大事记（最终版）

2001年 中国加入WTO

2002年胡锦涛当选为新一任总书记

2003年 京九铁路复线全线贯通非典蔓延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重庆开县高桥镇发生井喷事故

2004年 中国内地的冯锦华张立昆等7名民间保钓人士成功登陆钓鱼岛中国在北极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建成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2005年 中国人口达13亿胡锦涛在北京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会谈。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

2006年 取消农业税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08年 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在京举行中国荣登奖牌榜榜首神七发射成功翟志刚首次出舱活动成功

2009年 乌鲁木齐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2010年 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上海世博会成功举行

2011年 中国“十二五”计划正式开始实施歼20试飞成功重庆打黑唱红活动展开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出海试航“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完成5000米级海试回国

第三篇：2010年《21世纪初教育新理念》读后感(一)

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学海无涯，书山有路勤为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些话不仅仅是说给孩子们听的，更应该对我们这些处于新世纪的教师说，这是我阅读了《教育新理念》这一书最深的感触。

课改是当今非常“新潮”的一个教育新理念。但在实际操作运用中，我们也要冷静地琢磨思考一下：有不少“新课堂”与新课程的理念“形似神异”，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肤浅和浮躁。这其实反映了教师的追求和困惑，也是新课程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

一、课堂规则与孩子自主学习。

有序的课堂规则体现了孩子良好的习惯养成。有效的课堂规则是孩子自主学习的基础也是铺垫。教师只有维持好了有序的课堂常规，才能保证教学的有效性。教师根据课堂教学和孩子的掌握情况，灵活机动地设计活动，引导孩子大胆地进行尝试性的操作，允许孩子操作的失败和错误，肯定孩子富于创新意识的作品。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教师要遵循“一扶——半扶半放——放”的程序，精心培养。“扶”就是教师提出良好学习习惯的标准，教给孩子方法，让孩子照着去做，并经常检查。“半扶半放”就是在孩子已经知道良好学习习惯应该怎样做并有一定的自觉性后，教师视情况，间隔性地加以检查督促，巩固其自觉。“放”就是良好的学习习惯进入养成阶段后，教师督促、检查、提醒的次数可以大幅度减少，但不能取消，要视情况而定。

在当前的环境中，仍然需要依靠课堂规则来保证教学的有效进行。但在规则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应与时俱进，灵活运用，应将规则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为，正如在不论有无警察的情况下，遇见红灯都应停下等待绿灯。教学中只有具有规则，并且在切实实施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人的主体地位、同时才能保证自己主体地位的实现。

二、课改与孩子自主学习。

新课程提出赋予孩子更多自主活动、实践活动、亲身体验的机会，因而在课堂上呈现了较多的活动，这是合理的。我们的课堂上常会有为了“活动而活动”，形式上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内容上却是乱七八糟，该讲的没讲清，该听懂的没听懂，课堂秩序大乱。有活动值得肯定，活动太多则过犹不及。活动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进行的，是印证、运用、探究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但活动是载体，不是目的。而且活动多了，难免目的性差，设计不周全。对于幼儿园的孩子，常常要想一些小游戏、表演之类的激发他们的兴趣，也总是会出现孩子吵翻天要费好大力才能静下来的情况，为了避免无效而无价值的浪费我们活动的设计上应该更多的注重其内在的品质，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对活动的指导水平，将对活动形式的重视与活动的质量与有效性有效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活动过程与活动结果有效性的关系。

现在的课堂上也重视让学生去发现、去探索。但也正如文章中所说：提倡生活世界的回归，强调教学与生活联系，是非常必要的。但孩子的生活经验毕竟是有限的，教育不但要保持个体经验，而且要提升个体经验，将人类更广泛意义上的经验传授给孩子。

要想让自己学会如何学习，学会如何合作、学会如何交往，那么教育者本身就应该处在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位置，要以全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并将这些理念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第四篇：中国新诗 世纪初的观察 刘思敏

中国新诗:世纪初的观察

吴思敬

内容提要 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表现为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世纪初的中国新诗的发展态势，既折射出百年新诗的曲折历程，又预示了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大致走向。我们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传统面前妄自菲薄，中国新诗的薪火将在新的世纪得以延续。

永不休耕的土地里

只有一个女人挎着篮子默默播撒种子

这是青年诗人蓝蓝近作《现实》中的诗句。我摘引在这里，觉得这三行诗不仅是蓝蓝的自我抒怀，更可以把它看成是世纪初的中国诗坛守望者的集体塑像。

无庸讳言，在全球性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歌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诗人已从中心走向边缘。但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诗的传统的国度，诗的火种却不会轻易地灭绝。不仅是那些坚持终生写作的老诗人，而且一批批的中青年诗人，依然在诗歌的土地上耕耘着，默默地播撒着诗的种子。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并没有枯萎、凋零，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态势。要对这种态势做一全景式的描绘是比较困难的，这里仅就笔者观感所及，把这种态势概括为三句话: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并存。

消解深度与重建新诗的良知并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具理性泛滥，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社会上形成某种“价值中空”。面对这种价值虚无主义，一种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的看法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一些人不管现实，不管读者，只管自顾自地跳着自己的孤独的小步舞。还有些人在写作中寻找刺激，游戏人生。这形形色色的观点，均可以归结为对诗的人文理性内涵和诗性内涵的消解。而且直到世纪初，这种消解深度的作法在诗坛上仍有相当的市场。有位诗人在网上宣称诗歌只不过是语言游戏:“尽管会遭到多数人，主要是那些精神和心灵卫士的批驳，我仍固执地将诗歌看作一个不附带任何价值目的的游戏。„„游戏就是游戏，它没有服膺于他物的工具论意义，也就用不着去考虑主体在赞颂/否定、美/丑等二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了。” ①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诗人都赞同这类观点的。实际上，当一些诗人在自顾自地进行其语言狂欢的时候，与之对抗的另一种声音也始终存在，而且到了世纪初，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柏桦说:“要面对我们自身的命运，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欢乐、眼泪——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请人们写下来!庞德曾说:‘诗人是一个民族的触须’。西方亲得太多了，不要亲了，要亲亲自己的祖国。我们目前的处境认识得还不够。我们自身为什么不好好去面对自己的祖国?” ② 江一郎说:“站在百姓的立场，以一个平民之子的身份去写作，不仅有助于找准位置，更有助于抛弃那种小资的矫情„„一个诗人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为底层百姓悲苦的命运倾注更多的同情，怜悯和爱。” ③ 江非说:“诗歌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 ④

刘虹说:“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应警惕将诗歌沦为丧失心跳的把玩物，乃至狎亵品„„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 ⑤

这里引的都是世纪之交最活跃的青年诗人的自白，还没有包括老诗人如郑敏先生等对年轻人的音犹在耳的告诫和呼唤。难道这些声音还不够有力，还不能说明当下青年诗人人文理性的复归和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吗?

发生在2003年春天的SARS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众灾难。SARS考验着每个民族的凝聚力与生存智慧，也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与品德。面对严重的生命威胁和生存困难，是恐慌逃离，还是冷静面对?是积极自救，还是消极求救?是救己，还是救人?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几十年来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国人从未经历的严峻考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诗人不仅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而且在这场斗争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SARS致人死命的方式是病毒侵入患者的肺部，最终导致病人呼吸衰竭而死。当医务人员在紧急时刻为患者切开喉管、插入呼吸机时，极容易感染病毒。在这种情况面前，那些白衣天使没有退避，而是把生的希望带给患者，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面对那些已逝的、高尚的灵魂，我们的诗人坐不住了，他们拿起了笔，不是由于领导的命令，而是出自一位诗人的良知，正如一位青年诗人所说的:“我从没有为一场灾难写下诗行/可当我在拯救灾难的现场/看到那么多女人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抗击死神的疯狂/用天使的静美/去战胜心灵的恐慌/当一个女人在日记里说/我不想做一个逃兵时/如果我不歌颂不将“奉献”“崇高”和“伟 大”/这些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珍贵的词/连同我感动和愧疚的泪水/一起送给我的姐妹/那么人类的良知/将宣布一个诗人的死亡” ⑥。在这种感情的激励下，女诗人康桥写出长诗《生命的呼吸》，以史诗般的庄严文字记下了这场特殊的战争，献给在非典时期被SARS的风刀霜剑所磨砺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诗人的探索并未局限于抵御SARS本身，而是由此思考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是刘虹在SARS肆虐期间写给抗“非典”英雄钟南山的一首诗: 山知道自己重但没有使命重/山知道自己高更知道什么再高/也高不过——人的生命!„„/他还把诚实的自己插进我们衰老的气管里/使我们与世界的呼吸畅快起来

（《人物·一座山——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诗人不是一般意义上对英雄唱赞歌，而是从钟南山的身上悟出了诚信、公开与透明对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重要。

我不会忘记2003年6月22日在北京海淀购书中心由民间自发举行的“睁开眼睛——SARS以后的中国诗歌”专场朗诵会，此时北京“疫区”的帽子还没摘，世界卫生组织尚未解除北京旅游禁令。因此，这个非常时期的朗诵会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在这个时候参加这样一种公众活动，也正是在灾难面前，显示一个中国诗人的立场与胸襟。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来了，不仅有牛汉、屠岸这样德高望重的老诗人，而且包括“非非”诗人、“莽汉”诗人、“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口语写作”诗人，乃至不同流派的、艺术观相左、平时很难坐在一起的诗人，全都汇聚一堂，现场朗诵了在SARS期间的新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这场朗诵会的总题目——“睁开眼睛”，简单的四个字表现了诗人的立场:关注生存，面对现实，勇于承担。这也正是对新世纪诗人良知的呼唤。

重建诗的良知，是指诗中应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有对人性的深刻开掘，有思想的光芒，有厚重的历史感。欲达到这点，就要如青年诗人叶舟所说:“必须在诗中埋入一颗良心。这颗良心是由敬畏、正义、道德、神祗和高洁的自然构成。它是经典和伟大诗歌的第一前提，也是一个纯粹诗人唯一痛苦而优美的姿势。” ⑦ 重建诗的良知的努力，要求诗人有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他不仅是体味着个人的苦难，更要有一种为人类承担苦难的勇气。青年诗人牛庆国的故乡在甘肃会宁，这地方曾被左宗棠称之为“苦甲天下”。他出生的小村叫杏儿岔，顾名思义，杏树、杏花是小村的独特景观。这是他笔下的杏花——

杏花我们的村花

春天你若站在高处像喊崖娃娃那样喊一声杏花鲜艳的女子 就会一下子开遍家家户户沟沟岔岔 那其中最粉红的就是我的妹妹和情人

当翻山越岭的唢呐大红大绿地吹过杏花大朵的谢了小朵的也谢了

丢开花儿叫杏儿了酸酸甜甜的日子 就是黄土里流出的民歌 杏花你还好吗

站在村口的杏树下握住一颗杏核

我真怕嗑出 一口的苦来（《杏花》）这首诗，表层写的是杏花，实际写的是西部少女的命运。由盛开的粉红的杏花写到苦杏核，暗示了西部少女的一生。苦杏核之苦，正是西部少女命运之苦。他对西部妇女的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显示了一种深厚的悲悯情怀。

灵性书写与低俗欲望的宣泄并存

诗歌既然是由诗人来写的，以人为表现对象，自然要以人性为基础。离开了人性的诗，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更不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五四”以来的优秀诗篇，总是以展示美好人性为指归的。进入新 时期以来，诗人们开始了自觉的人性的寻求，尤其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渴望和呼唤。不过在朦胧诗人的呼唤与宣告中，仍能明显地感觉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80年代中期崛起的新生代诗人，乃至延伸到90年代的诗歌写作，政治主题逐渐淡化，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书写自己、展示自己，欲望化的人性写作在诗坛弥漫开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世纪初的今天。这期间，在网络上和民间写作中出现的“下半身写作”与“垃圾运动”，标榜“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以及“崇低”、“解构”、“另类”、“贱民思想”„„在其作品中，欲望化的身体得到全面释放，诗歌中充满本能冲动、放纵乃至疯狂状态。这种基于本能、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与其说是人性的彻底解放，不如说是这些诗人在追求放纵的快感。从这些诗人的审美初衷上看，他们也许是在以癫狂式的肉身来抗拒现存的社会价值秩序，挑战庸俗的现实。但从实际效果看，他们的写作不仅达不到对抗庸俗的现实的目的，反而与庸俗的现实同流合污，他们的行为已与诗人的称号渐行渐远。

这种低俗欲望的宣泄，受到许多年轻诗人的抵制，实际上在世纪初的诗坛并没有多少市场。相形之下，那些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坚持灵性书写的诗人在这样一种混沌杂乱的背景下面貌却逐步清晰起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谓灵性书写，强调的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由欲望、情感层面向哲学、宗教层面的挺进，追求的是精神的终极关怀和对人性的深层体认。让我们读一下卢卫平的《在命运的暮色中》:

在命运的暮色中/一个盲人在仰望天空/一个聋子在问盲人看见了什么/盲人说看见了星星

聋子沿着盲人的方向望去/有星闪烁/聋子问你是怎么看见的/盲人说坚持仰望/就有不灭的星在内心闪耀

你听见星星在说什么/盲人问聋子/聋子说星星正和我们的患难兄弟/哑巴在交谈/哑巴的手语告诉我/星星将引领我们走向光明的坦途 这是一首带有浓重的寓言色彩的诗。盲人和聋子，他们尽管肉体的感官有缺陷，但他们依然能够凭心灵感官感应这个世界，这种特殊的感应能力是基于信仰与大爱:他们坚持仰望，坚持倾听，最终都获得了心灵的补偿。

每一位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这种灵性书写往往在精神上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为了让生命超越短暂的现实枷锁从而进入永恒之中。面对在庄稼地里松土时发现的一小节骨头，青年诗人白连春写道:“突然我觉得我的心在接近一颗久远年代的灵魂/这颗灵魂的拥有者已成为我脚下的泥土，我看见/他从时间的那一头朝我走过来”。这是组诗《逆光劳作》的开头。这里“光”即是时间，“逆光”就是诗人的思绪迅速流动，穿过“时间隧道”，把历史与现在衔接起来。于是通常意义下的“劳作”也就获得了全新的命名。“劳作”不只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而是联接历史与未来的一种庄严的行为——“我感到我和他是同一人:他喘息的声音以及/阳光下他额上闪烁的汗水和我一模一样/而且我们始终走着同一条路，就是最后成为/泥土的路。我相信几十年以后同样会有一个和我/一样松土的人，在庄稼地里发现我的一小节/骨头。”在这里，历史、现在与未来，古人、今人与后人完全打通了。诗人透过一小节骨头，对历史、对前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并发出时间是无尽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一浩叹，一种宗教的救赎感油然而生。在近作《天使》中，白连春坦然宣称:“我相信自己就是一个天使，虽然/折断了翅膀，也忘记了飞翔，但是正好，这人间/就是我的全部理想，我有脚，可以走和跑/我有手，可以工作和抚摸，我还有嘴，可以说话/喝水，吃饭，也可以亲吻，这一切，足够了/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需求，如果硬说有，我只要/你知道我的爱恋和感谢，能够呼吸你呼吸过的/空气，我高兴，能够走你走过的路，我高兴/如果可能，我还愿意坐你坐过的板凳/我还愿意握你的手，记住你的模样和名字/因为越来越，我相信，和我/一样，你也是健康和善良的/也是一个下凡的天使”。读这样的诗，不难感受其中充溢的博大的人类之爱与深厚的终极关怀。白连春在“中国星星跨世纪诗歌奖”颁奖会的答词中曾把他的诗学追求概括为:“企图用诗在复杂的现实中寻找直逼灵魂的抵达，指出众生赖以为生的神的法度、公义和典章，引心走上救赎的路。”应当说在白连春的优秀诗作中，这一追求部分地实现了。

伟大的诗人总是能深刻地体察人性，优秀的诗篇总是能展示美好的人性，维护人性的尊严。不同 于放纵疯狂的欲望写作，近年来，不少青年诗人致力于开掘普通人身上美好的情操，在作品中闪现出灵性的光辉，如江非的《妈妈》、张执浩的《扶母亲过街》、洪烛的《母亲的晚年》、李以亮的《梦见父亲》、金轲的《父亲!父亲!》、李琦的《我一百零三岁的祖母》等。这是江非的《妈妈》:

妈妈，你见过地铁吗/妈妈，你见过电车吗/妈妈，你见过玛丽莲·梦露/她的照片吗/妈妈，你见过飞机/不是飞在天上的一只白雀/而是落在地上的十间大屋吗/你见过银行的点钞机/国家的印钞机/门前的小河一样/哗哗的点钱声和刷刷的印钞声吗/妈妈，你知道么/地铁在地下/电车有辫子/梦露也是个女人她一生很少穿裤子吗/妈妈，今天你已经爬了两次山坡/妈妈，今天你已拾回了两背柴火/天黑了，四十六岁了/你第三次背回的柴火/总是比前两次高得多

地铁、电车、飞机、玛丽莲·梦露、银行的点钞机„„这些在城市中司空见惯的景象，对于一个乡村中的妇女却如天方夜谭。诗歌的前半部分，是为写农村中的妈妈所做的铺垫，这种铺垫越充分，构成的情绪的反差就会越大。诗歌的后半部分，直接写妈妈，用极朴素的语言写出妈妈每天的劳作，没有任何渲染，只是运用平行组接的蒙太奇手法，便凸显出妈妈的性格与命运，而诗人对妈妈的关爱与崇敬之情也就渗透其中了。

金轲是位“70年代后”诗人，但他的文笔已颇为老到，请看他这首《父亲!父亲!》:

我出门望了三次，天黑尽了/父亲才回来/背上背着个背兜/背兜里装着个猪食桶/他耙了田，在离家/五百米远的地方伺候他的那些猪/饱食了最后一顿才满意归来/作为一团移动的黑影/他从竹林下边一点一点上来/显得特别巨大

二十五瓦灯泡的光照下/桌子上放着一条烟/两瓶酒/他说烟太贵，酒太淡/你把我当外人了 这是一首唱给父亲的深情的颂歌，标题中“父亲!父亲!”，两声急促的呼唤，两个感叹号，让人感受到诗人对父亲的说不尽的亲情。诗歌正文却与标题的强烈呼唤构成反差，采用的是冷抒情的叙事手法，在冷静、客观、素朴的描述中，传递出中国式的父子情深，诗中充盈着饱满的张力。爱情，永远是诗人写不尽的主题，世纪初的诗坛依然如此。但是古今中外的爱情诗名篇实在太多了，突破已有窠臼，谈何容易?不过在大量的浮泛的爱情诗作中，我们仍不时能读到让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这是女诗人李见心的《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

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像艾略特的妻子一样的疯/像罗丹的情人一样的疯 那时我就会/不用沉默而用语言/不用语言而用行动/去爱你/毫不留情地爱你

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向你展示我全部的美丽而不忸怩/向你展示我全部的丑陋而不知耻/把尘土当作粮食/把花朵当作伤口/把生当作死/把死当作生„„

你如果是人/我就是你的神/你如果是神/我就是你的人 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可理智已像穿过耶稣身上的钉子/钉在我身上/从不松动

杨键的《生死恋》则是另外一种格调:“一个人死后的生活/是活人对他的回忆——/当他死去很久以后，/他用过的镜子开始说话了，/他坐过的椅子喃喃低语了，/连小路也在回想着他的脚步。„„/一个活人的生活，是对死人的回忆——/在过了很久以后，/活人的语调，动作，/跟死去的人一样了。”——这是一首现代版的“遣悲怀”，表现对爱情的生死不渝。像这样的作品，不仅诉诸读者的情感，更诉诸读者的良知。

宏大叙事与日常经验写作共存

这里的所谓“宏大叙事”，不只是指围绕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的写作，而且包括史诗性写作的追求。某些围绕重要政治事件和中心任务的写作，由于受“节日”情结或“任务”情结的制约，事过境迁，很难沉淀下来。倒是有一些取材于重大时事政治的小型制作，以其独特的构思和对人性的张扬，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像胡续冬的这首《战争》:

电视里，我看见一个伊拉克小孩/头部被炸伤，在医院里/号啕大哭。白纱布底下，是/焦黄的小圆脸，塌鼻子，大眼睛。/我和妻子几乎同 时发现/他和幼时的我十分相像。

这首诗是从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中的一幅电视画面写起的，涉及的是重大题材，但是诗人并没有正面去写战争，而是把镜头对准一个伊拉克战争中头部受伤的小男孩，并同自己的幼时经历相对照，写出了战争对普通人命运的伤害，令人心酸。近年来涉及“宏大叙事”又能给人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作品，主要还是那些史诗类的写作，其中尤值得提及的，一部是大解的《悲歌》，一部是梁平的《重庆书》。

大解的《悲歌》是一部长达一万六千行的长诗，诗人通过精心塑造的主人公——公孙的形象，展开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与精神史。公孙不仅是诗中的人物，更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是诗人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寻觅出的一个原型。这首诗在结构安排上以公孙的精神漫游为主线，把历史、神话、民俗、社会、自然、和平、战争等融合在一起，时空交错，视域开阔，提供了一幅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图景，其气魄与写作的难度，在当代诗人的创作中还是不多见的。

梁平于2003年推出的长诗《重庆书》，是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城市精神的作品。《重庆书》是对重庆的特殊的城市精神的现代抒情，它以探讨重庆这座城市的灵魂为基调，把重庆三千年的历史与现代的人生场景交织在一起，把个人的经验与城市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把现实与理想、大地与天空、私人空间与公共叙事联系在一起，多侧面地展示了一个城市的灵魂，在当代诗歌的城市书写中提供了新的经验。

在《悲歌》与《重庆书》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到诗人追求的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也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永久的意识”与“暂时的意识”的统一:“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 ⑧ 做到“永久的意识”与“暂时的意识”的统一，诗歌也就具备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感。

在一些诗人热心“宏大叙事”的同时，另一些诗人则显示了对日常经验的重视。在抒情诗创作中强化叙事性，日常经验入诗，这种在90年代渐成声势的诗歌写作场景，到了世纪初，仍然持续并发展着。日常经验与诗的抒情特质并不矛盾，相反它为诗人抒发情感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疗治青春写作的滥情主义与空泛的形式雕琢的有效药方。诗人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凌空蹈虚的驰骋想象上，同样也表现在将繁复而杂乱的日常经验织入精巧的诗歌文本并显现出一种葱茏的诗意上。青年女诗人路也，主张写细微而具体的日常生活，她批评那些远离生活的诗作:“一个诗人不该把自己架空，跟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呀岁月呀流浪呀马呀月光呀荒原呀梦呀心中的疼呀黑暗呀永恒呀搅和在一起，我害怕那种诗，在那种诗里生命大而无当，连谈一场恋爱都那么虚幻，没有皮肤的触摸的快感，仿佛爱的对象是万米高空上的云或者峰顶上的雪莲——写诗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离地球越来越远，而离火星和天王星越来越近么?” ⑨ 路也所写的《单数》，则透过日常生活的罗列，写尽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心境。此外如荣荣的《鱼头豆腐汤》、朱零的《身边的事》、洪烛的《垃圾之歌》、老刀的《钱》、刘虹的《汽车时代》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写的全是日常经验，但这些作品却不是日常经验的线性堆积，而是经过艺术的处理，使之散发出氤氲的诗意。

日常经验入诗，表现形形色色。或者在冷静的观察基础上客观描述生活场景，或者实录人物对话纳个人情绪与客观情境于一炉，或者设计戏剧性场景来间接地抒情写意，或者还原一个生活细节以拓宽表现疆域与情绪容量。世纪初，中国的经济保持了高速、稳定的发展，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的种种标志，诸如私人汽车、房地产开发、快餐、超市、网络、复制„„不仅全面进入当下生活，也进入了诗人的观察视野，而诗人则不满足于仅只是把它们描绘出来，更重要的是借这些新鲜的甚至是光怪陆离的意象，抒写出当代人的真实的感受。

一个时代因笔的缺席而失语/被扁扁地塞进打印机/隔着B3或A4，人的面孔模糊走形/复印过的爱情丧失体温/传真去的信誉怕留指纹/一切都可以拷贝/只是真诚，不能设副本„„（刘虹《笔》）网络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办公方式、工作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这首诗便抒发了键盘代替笔的书写功能后的感触，白领阶层的读者尤能共鸣。应该说，在迅疾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我们的诗人并未丧失与生活对话的能力，而由于诗歌创作的相对方便与快捷，在各种文体写作中诗人总还是能最快地做出反响。

随着世纪初的到来，中国新诗也就迎来了它的诞生的一百年。世纪初的中国新诗的发展状况，既折射了百年新诗的曲折历程，又预示了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大致走向。尽管对中国百年新诗的评价上，在中国新诗是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上，学界还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新诗已脱离了旧诗的樊篱，成为一种崭新的诗体迄立于文坛，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传统面前妄自菲薄，中国新诗的薪火将在新的世纪得以延续，因为年轻的诗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2005年5月4日

注释

①《网络观点》，见《2001年中国新诗年鉴》，第589页，海风出版社2002年版。

②孙文涛:《大地访诗人》，第51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③江一郎:《写作者的身份:他是谁》，《中国诗人》2004年第1期。

④江非:《2001年的个人提纲》，见《诗刊》2003年第4期下半月刊。

⑤刘虹:《为根部培土》，见《诗刊》2004年第6期上半月刊。⑥卢卫平:《护士长日记》，见《诗刊》2003年第6期上半月刊。⑦叶舟:《可能的诗篇》，见《锋刃》第三辑。

⑧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新批评”文集》，第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⑨路也:《诗歌的细微和具体》，见《诗刊》2003年第8期上半月刊。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第五篇：试论21世纪初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大片化（范文模版）

试论21世纪初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大片化

论 文 摘 要

2009年的一部《建国大业》无疑给“奄奄一息”的主旋律电影注入新鲜的活力，这剂强心剂让创作者们充满了希望，越来越多主旋律电影创作重视与商业元素结合的“大片化”模式，以争取市场份额“自负盈亏”。此前便有《云水谣》、《集结号》等成功尝试，而后也有《风声》《十月围城》《建党伟业》等主旋律电影在票房收益上取得了不错的回报。在继承了“主旋律”电影的基本传统的同时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经验，满足受众口味的同时有效地进行了主流价值的宣扬。努力做到在商业化“主旋律”电影时，也该保证其核心价值的本身意义不被瓦解。

关键词：21世纪初；主旋律；大片化

2009年的一部《建国大业》，让貌似失去“民心”的主旋律电影以新鲜的方式再次走进大众，成为观影主流。据统计，“首映半天票房就达到1500万，上映三天半后便突破1亿.....上映一个多月以来，创造了4.1亿票房”，这无疑给“奄奄一息”的主旋律电影注入新鲜的活力，这剂强心剂让创作者们充满了希望，越来越多主旋律电影创作重视与商业元素结合的“大片化”模式。其实，此前便有《云水谣》、《集结号》等成功尝试，而后也有《风声》《十月围城》《建党伟业》等主旋律电影在票房收益上取得了不错的回报。

一、中国主旋律电影历史沿革

中国电影自有以来，便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与价值。30年代的左翼电影强调电影应该具有“进步思想”、反应社会现实，继而出现了“国防电影”的高潮，比如有名的《联华交响曲》系列，《风云儿女》《上海24小时》等。注重电影的宣传与教化意义传统一直沿袭至今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意识形态确定电影的功能性被过分地注重：17年及“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在政策和方针的要求下“戴着镣铐跳舞”，中国的电影全是主旋律电影。“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是当时创作者们基本的心态，小心翼翼地“歌颂过去”，比如《南征北战》《林则徐》《红色娘子军》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还有“歌颂现实”，比如《五朵金花》《李双双》《阿诗玛》等反应普通人生活的影片。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电影”的概念被提出，90年代这类电影重新崛起和兴盛，此时的“主旋律”电影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种是“以宏大叙事为重要特征，以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在纪实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光彩的“历史巨片”类型”，如《大决战》《周恩来》等；另外一种就是“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当代生活和当代人物（也包括一部分当代英雄模范人物），在充溢着道德感和东方伦理精神的生活氛围中，完整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社会现实片”类型”，如《焦裕禄》《过年》等。这些影片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要求。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化促使“国有电影事业单位转企改革”政策实行，这使“主旋律”电影创作者们不得不考虑由之前的单纯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表达转向商业元素的摄入，以争取市场份额“自负盈亏”。

二、21世纪初的商业化探索

国家进行电影改制以来，之前受到国家制度保障的“主旋律”电影失去了稳当的庇护，必须开始考虑投入与收益的问题，面临市场严峻的考验。于是“主旋律”电影由完全的“意识形态”载体开始嵌入商业元素以保证市场的收益而不亏本是其必行之道。

21世纪以来，融入商业元素的“主旋律”电影越发走向了大片化，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历史题材献礼片。而正是《建国大业》在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获得了商业上的大成功，极大的鼓舞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发展。所谓“大片化”，是指“投资大、制作成本高的影片,多为题材重大、影响面广并有著名影星主演的电影片”生产模式。《建国大业》这类“主旋律”电影完全符合“大片化”，在继承了“主旋律”电影的基本传统的同时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经验，满足受众口味的同时有效地进行了主流价值的宣扬。具体商业化探索策略分析如下：

（一）明星

《建国大业》令人惊异地动用了172位明星，大多数都是目前中国最红的演员，各自拥有很多的“粉丝”，不否认观众中很多人就是单纯地冲着数明星而去，体验荧幕奇观。《十月围城》也是用了当红的“大明星”们，票房号召力没有怀疑，加上剧情的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保持主旋律格调的同时给个体演员充分的发挥空间，亮点不断闪现，给人强烈的审美震撼”。

（二）大投资

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引入商业元素，必然进行了大投资。据了解，长影厂投资拍摄的《辛亥革命》斥资一个多亿人民币，使用大量特技再现革命场景，同时也符合了观众的审美倾向。《建党伟业》投资了7000多万元，《风声》总投资将近8000万，“主旋律”电影的创作都选择了大投资的商业化道路。

（三）剧本

“主旋律”电影创作者在把握历史题材时，惯常使用宏大叙事鸟瞰历史，注重场面的壮观、气势的震撼，往往在电影文本叙事方面不足。而近来的如《风声》《集结号》等“主旋律”电影在剧本创作上有了突破，尝试在情节方面下功夫，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尤其“《风声》依靠精彩的剧本构划出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在血雨腥风的历史背景中铺展传奇，在极富张力的情节表现里摄人心魄，时而加快节奏，突破观众的心理预期，时而舒缓下来，所说革命情怀”。“主旋律”电影在剧本处用心做尝试，显然是必要的。

三、可持续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主旋律”电影选择的商业模式成功了。首先让“主旋律”电影再次高调地进入观众视野，并引起热议，也获得了票房上的支持；其次，“主旋律”电影成功地宣传了意识形态，观众在不同程度的接触历史的时候，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其意识形态。可以这样说，“主旋律”与商业元素的结合，使电影“寓教于乐”，引领当下的主流价值观。《建国大业》等影片的这种尝试无疑值得中国“主旋律”电影未来发展去借鉴。

但是，在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怎么样做到让“主旋律”电影在赢得商业回到的同时不失其“政治严肃性”呢？这是值得电影研究者们深思的问题。要使“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健康，应该考虑其可持续发展策略，首先要保证不一味地以突兀的“奇观”“噱头”讨好观众，而要注意内容的丰满，且不能失去“主旋律”电影的核心价值。然后就是注意“主旋律”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和谐统一”。

四、结语

“主旋律”电影在经过政治性和艺术性的融合之后，在商业化探索的道路上已有成效，不断地找寻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是值得欣慰的。作为中国电影必须存在的一部分，“主旋律”电影肩负的中国电影的繁盛之责重大，必须不断地与社会发展适应和调和，才能厘清当下的方向。而在商业化“主旋律”电影时，也该保证其核心价值的本身意义不被瓦解。

参 考 文 献

1.丁寅博，中国主旋律电影商业化探究.社会科学论坛.2010,20.2.万国庆，变革与转型社会语境中的“主旋律电影”——90年代的中国电影论析.咸宁师专学报.第19卷第5期.3.电影那些事儿之——主旋律电影的商业成败.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