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主体的思考(刘妤)

第一篇：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主体的思考(刘妤)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主体的思考

“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多中心”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它们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相互签订各种各样的合约，并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者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

而失地农民的“多中心”主要是指失地农民权益保障主体的多元，即包括政府、社区、社会这三个主体。他们在保障失地农民权益问题上，通过合作但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来作用于不同的机制，来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失地农民权益的“多中心”治理即意味着政府、社区、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手段的应用。这种治理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责任全部由政府承担，决策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弊端。政府、社区、社会每个主体都拥有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有限处理权，对自己的行为以及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政府主体主导的是利益协调机制和财税保障机制，社区主体的主导机制体现在社区发展机制，而社会主体主要是作用于社会融入机制，这三个主体通过自己主导的不同机制以及结合其他辅助的机制，三者的合作来使失地农民这个权利主体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

第二篇：对如何做好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工作的思考

对如何做好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工作的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无业农民不断增加。我县因县城迁建、道路交通等重大工程建设，近几年来，全县新增失地农民已达到了15001人。因失地失所，极易引发群体上访事件。笔者认为，推动失地无业农民的就业保障工作，必须直面问题，知难而进，创新工作，确保稳定。

一、转变观念，领导重视是前提

失地农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失地无业农民再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政府既避不了，也绕不开，它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去年，国务院出台了36号文件，提出了城乡统筹就业的崭新理念。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在答英国金融时报和法新社记者提问时，也明确指出，要切实有效保护群众的利益，土地出让金主要应该给予农民。但一些地方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思想比较保守，存在以下几种顾虑：一是担心工作难度大，好事办不好；二是顾虑资金压力大，财政吃不消；三是对建立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制度不理解，工作难落实。但事实是失地无业农民不允许你彷徨、犹豫，他们要吃饭，要房住。如果拖而不办或者抓而不紧，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在发现或预测问题后，要高度重视，奋发有为，通过积极工作，主动化解矛盾。把问题消弭于无形。

二、把准对象，政策落实是关键

“失地无业农民”是一个新概念，官方定义为：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因国家征用土地后转为城镇居民，且处于失业状态并有就业愿望的人员。字面上看通俗易懂，界定明确，但实际情况却很复杂。在征地及征地时间、农转非及就业状况等诸多问题上，不少地方争议较大。比如什么是“国家征用土地”，原则上是省级以上政府土地管理职能部门批准使用才算，小集镇占地则不在这一范围内。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但使用、经营权是承包农户，国家一再承诺他们有永久的使用、经营权，所以因国家征用，剥夺了这份权利，得到应有的补偿是理所当

然的事。但因集镇建设等原因失地的农民，他们的看法却很简单，不管是谁征用土地，享受的权利应该一视同仁。又如征地时间的界定，由于征地是分批次、渐进的过程，有的征后马上使用，有的征后数月数年才开发，所以，征地使用时间很不好掌握，而这个时间在政策上很敏感，也许差一天，政策受益上就差了很多。又如在“农转非”的问题上，有的给了指标转了非，有的给了指标不愿转非，还有的根本就没有给转非指标。再有是否就业也很不好界定，调查其本人大部份人的答复是否定的，向村干部走访了解也少有道出实情的，除学生、军人、实体老板等状况清楚外，灵活就业及外出务工人员等就很难把他们定性为再就业者。

三、狠抓落实，群众满意是标准

在建立失地无业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失业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要讲究策略和方法，而检验执行力度和工作绩效的唯一标准是群众的满意度。把失地农民纳入失业保险范畴，并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是一种手段，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因失地、失所导致的暂时生活困难问题。而最终目的是要通过就业服务，促进他们再就业。所以，失业保险机构应严格操作程序，通过调查、登记办理《失业证》，把准享受对象，并督促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个人缴费义务，申领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待遇必须按月发放，动态管理，不得打卡直发。享受待遇期间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转业培训，不接受职业介绍或中途再就业人员一律停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对于志在创业，资金又不足的人员，在工商、税务等部门手续齐备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把其应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一次发放，作为创业启动资金。在对失地无业农民开展失业保险工作的同时，必须同步搞好就业服务，制定就业援助总体规划，实施项目扶持、社会救助等综合措施，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尤其要对失地无业农民中的困难就业对象：“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等采取更为积极、稳健的扶持政策。对未享受到失业保险待遇的失地无业农民，政府要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支持社区搭建创业平台等办法进行扶持和安置，对于年龄偏大的人员给予一定的社保补贴，立足建立长效机制的同时，化解各类矛盾，弘扬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失地无业农民再就业及社会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各部门应该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政策，加大工作力度，同心同德，齐抓共管，就一定能够收到明显成效。

第三篇：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

作者：刘峰、孔新峰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2010年01期 来源日期：2010-2-2 本站发布时间：2010-3-5 20:42:27 阅读量：728次

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值得注意的是，奥斯特罗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四十年来第一位获奖的女性，还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政治学家，这在该奖项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奥氏以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理论为代表的学术创见，既昭示着金融危机下制度主义的再度回归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科际整合趋向，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不乏启迪意义。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分析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动向;二是梳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三是探讨该理论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有益启迪;四是指出该理论价值前设与实践运用中可能蕴含的危险成分。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方向的调整

总体观之，本届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均属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这是继1991年科斯(Ronald Coase)与1993年诺斯(Douglass North)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肯定制度研究的成就，实际上是把奖颁给了“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家通常研究市场，然而今年的两名得主却并非专研市场的专家。按照评奖委员会的说法，两人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均集中在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ance)领域。威廉姆森主要研究私人领域的经济治理，对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论证;而奥斯特罗姆则具有更为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主要研究公共领域的经济治理，证明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他组织(尤其是自主的用户组织)可以更好地管理公共资源，并对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时代背景当属全球金融危机。伴随着这场规模及烈度空前深广的危机，正统经济学由于其“市场原教旨主义”遭到了经济学界内外人士的众多诘难。两位得主的研究都迥异于建立在完美市场及完全理性行为基础之上的纯理论研究;均触及市场失效概念;均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兴衰及变迁，因此更能兼顾经济变动中的政治、社会及历史因素，而不仅仅局限于纯经济的层面。全球金融危机始于金融机构治理和监管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失衡，直接体现为治理的失败，再次促使人类关注和重视经济治理和公共治理问题，将视角转向对经济现实的研究。由此，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经济学不再局限于市场的理论，必须拓展其关注的领域，走出对模型与计量的盲目崇拜，借助跨学科的研究路径，重建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励方向，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思考和界定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方向，不能单纯建立在逻辑推演尤其是数学模型上，必须关注现实世界，并借鉴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本是政治学出身，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现在仍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学讲座教授;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教授也是久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两人合办的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本身便是高度强调科际整合的“工作坊”(workshop)，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奥斯特罗姆夫人本人娴熟掌握经济学界习用的数学和博弈论方法，更广泛深入地进行跨文化、跨国别的调查分析，大量运用案例分析与实验方法，致力打碎传统经济学“万能药”的神话，最终以政治学家的身份获得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以及本届诺奖。近二十年来政治学各子学科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有三本，奥氏的代表性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便位列其中。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对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承接英国社会学家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其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奥氏的研究证明：与政府强加各项规章以及纯粹的市场化方式相比，当地社区可以独自更好地管理森林、湖泊和渔场等公共资源。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有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多中心”一词现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更成为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

首先，多中心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多个生产者，公共事务的多个处理主体。作为一种治理思路，多中心治理首先意味着在公共物品生产、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事务处理方面存在着多个供给主体。试图在保持公共事务公共性的同时，通过多种参与者提供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物品，从而在传统中由单一部门垄断的公共事务上建立一种竞争或准竞争机制。通过各个生产主体之间的竞争，来迫使各生产者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增强回应性。并且，公民还可根据各生产者的相对优势，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选择。

其次，多中心治理意味着政府、市场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手段的应用。不论是政府垄断还是纯粹的市场提供，都没有跳出“政府vs.市场”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从其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单中心的治理思路，因而，也各有缺陷。政府垄断公共事务会造成公共物品提供的单一，无法满足多种偏好，而且会导致政府扩大、效率的丧失以及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市场是以“成本—效益”为核心的处理思路，因此“私有化”策略在公共事务的处理方面，会导致公共性的缺失和公共利益的不足。而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则跳出了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主张政府和市场既是公共事务处理的主体，又是公共物品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和机制，主张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既充分保证政府公共性、集中性的优势，又利用市场的回应性强、效率高的特点，综合两个主体、两种手段的优势，从而提供了一种合作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新范式。

其三，多中心治理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角色与任务。奥氏指出，在公共物品的生命周期中，大致存在着三个角色：“消费者、生产者和连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中介者”。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过程中，三个角色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来扮演。因此，多中心治理既反对政府的垄断，也不是所谓的私营化。它不意味着政府从公共事务领域的退出和责任的让渡，而是政府角色、责任与管理方式的变化。多中心治理中政府不再是单一主体，而只是其中一个主体。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从以往的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在多中心治理中，政府更多地扮演了一个中介者的角色，即制定多中心制度中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和便利。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降治理思潮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并构成其核心内涵。而治理思潮既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又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政府改革。根据治理理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应予摒弃，公私机构之间的界限和责任变得模糊，国家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渐趋淡化，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空前张扬;管理对象的参与倍显重要，以期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在政府完成社会职能的手段和方法方面，政府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由此可见，奥氏多中心治理理论早已超出了诺奖委员会所谓“经济治理”的框限，已然成为一派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潮与社会运动。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建立在多国生动案例的基础之上，就其有助于解答什么制度才能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共享、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不乏启示意义。对于我国这种既保持大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同时又建立起市场机制的国家，类似于“第三条道路”的治理理论更有其契合之处。

首先，多中心治理强调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重要性，认为治理源于政府和公民社会有序的互动，治理的质量取决于发生在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的质量。奥氏所倡导的，其实是一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概念。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组织形式，“社会”无疑大于“市场”，也比“市场”本身更具有建设的价值。我国近年来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等等，在因应世界治道变革趋势的同时，也可以从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汲取丰厚的思想资源。

其次，多中心治理理论可以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当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承受着不断增长的压力，公众期望越来越高，在服务标准、成本—效率、公平和透明度方面，服务绩效评估日益苛刻;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要求政府部门增强灵活性和回应性，等等。要回应这些挑战，必须通过改善公共服务的运行模式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这就需要吸收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科学界定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多地利用独立机构、公私伙伴关系及合同外包，促进政策和执行的分离，增强公众参与，强调顾客导向。

第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一个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追求共同富裕、社会公正与和谐的时代。多中心治理理论高度关注“地球温室化”等环境问题，格外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于我们从制度层面统筹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在挑战公共资源“受害”问题或谋求“治理”方法的过程中，现场的“用户组织”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将会关系到市场运行的好与坏，有时它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共同”发挥出来的积极作用，甚至比政府介入来保护资源的做法更为有效。思考“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模式，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及政策制定上汲取这种多中心、多维度的治理智慧。

四、警惕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可能隐蔽的“木马”

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期，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更需增强敏锐的政治鉴别力，详查每种政治思潮的渊源流变，防范与有益成分捆绑而来的理论“木马”，做好外来学说的本土化吸收与转换工作。对待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亦应秉持这种态度。

从理论语境上看，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之所以产生，可能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门社会科学出现的某些范式危机有关。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律—宪法传统，以及传统的政治哲学研究，遭到了政治学内部一场巨大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人们抨击传统研究方法只关注价值或“应然”问题而不关注现实或“实然”问题。另外，随着“冷战”局面的终结，壁垒森严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以及各种各样的“主义”话语也越来越没有市场，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一些过分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治理”理论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从国际政治看，治理的这一特性被所谓“新中派”或“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者及时地运用于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而在某些外部势力及国际组织有条件援助或立项的“治理”实践中，包括多中心治理在内的治理思潮也被打上了较深的新自由主义烙印。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型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devolution)，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而就国际治理的主体与标准而言，则可能蕴含普遍主义、单边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因素。

从国内政治看，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大量自组织的集体行动亦能有效运行。然而，如何判定其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对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实践，绝不可一概而论地推而广之。另外，多中心治理组织特征与传统有所不同，是多重规模的组织并存，并通过组织之间的竞争、协作和冲突解决模式，使不同的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如果无规则的不良竞争出现，导致无法协作，冲突无法解决，这样的地方分权只是形似多中心，而不是真正的多中心。只是单纯强调竞争性的多中心治理并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而确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多中心治理并不是万能的，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绝不能完全把国家或政府排除出去，它们依然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扮演着重要乃至关键的角色。一种审慎的“治理”概念，对于传统的政府管理而言，并不是颠覆性的，而应是建设性的。同时亦应明确，不同的社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与阶段以及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寻找最符合秩序与稳定大局、最为有效也最为经济的治理模式，也就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治理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治理模式历史上不存在，未来恐怕也不会有。社会治理模式是路径依赖的，社会管理的实践和历史传统在社会治理机制的确立和演进中至关重要。只有在明确上述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进入技术化的环节，思考如何方能求得收益最大的治理模式。因此，国家主权之捍卫、西方理论之本土化等问题，均应成为建构有中国特色之治理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刘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孔新峰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师)

相关资料

在2009年经济学奖颁奖声明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称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经济治理研究做出的卓越分析”，使经济管理学从“边缘”到“前沿”，证明了公共资源怎样成功地由利用它的企业所管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证明了用户组织(userassociations)如何成功管理公共财产。

新制度经济学专家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学院的主任SandervanderLeeuw对她如此评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开创性地将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打开了制度经济学和公共决策研究的新视角，作为一名科学家，她不仅才华卓越、具有革新精神，并且十分谦虚和慷慨，始终如一地与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同行共享研究成果。”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第一人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简介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现为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主任之

一、政治学教授。奥斯特罗姆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同时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她曾在2005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詹姆士?麦迪逊奖金，2005年获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2006年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博士。2009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

另，奥斯特罗姆教授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第四篇：十堰市妇联关于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情况的调研与思考

十堰市妇联关于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情况的调研与思考 土地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农村妇女赖以生存发展和实现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妇女从中深深受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虽然《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进行了立法保护，但在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部分地方还存在着歧视、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象。为全面了解我市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落实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探索充分保障妇女土地权益的有效途径，减少侵害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发生，全面促进和谐十堰建设，近日，十堰市妇联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对全市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现状

为全面了解我市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落实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我们对我市的张湾、茅箭两区的2个街道1个开发区的6个村进行了专题调研，听取了街道、开发区的情况回报，召开了6个村负责人和部分妇女群众参加的座谈会，查看了街道、村两级土地二轮延包资料，走访了部分农户。从调查结果来看，我市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落实情况较好。

1、妇女群众对土地承包政策的贯彻落实较满意。各级政府严格依法依规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特别是自1996年国家出台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后，各级均成立了土地二轮延包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工作专班，市县乡村各级妇联组织均参与了土地延包工作，妇女群众对农村的土地承包政策的知晓率较高，对政策的落实基本满意。

2、程序规范，土地矛盾纠纷少。被调查的乡镇、村，在开展完善二轮延包工作过程中，严格按照市、区的统一部署，依法规、按政策办事，较好地坚持了民主协商、公开公平公正和男女平等的原则。各地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工作方针，按照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对于人地矛盾突出的地方，按照三分之二以上农户的意愿，在民主参与、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因村制宜进行了微调，有效地化解了部人地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婚嫁妇女的土地承包权。

3、土地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土地延包工作完成后，各地依托地域优势确定了适合本地发展的农业特色产业，按照市委市政府“分区域规划、分产业布局、分类型指导、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统三分战略，全市形成了以烟叶、蔬菜、粮食、药材、畜牧等特色支柱产业基地，充分调动了农村妇女依托土地致富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存在的问题及主要表现

我市各级政府在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工作中，都较好地贯彻执行了“男女平等”原则。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对土地的非农建设性需求不断增大，城市周边土地被大量征用，而在土地利益格局的分配调整中，歧视和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象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

（1）因婚姻的变化而丧失土地承包权

一是因结婚丧失土地承包权。农村女性出生后，按照土地承包政策，由其户籍所在地分给土地，一般都能享受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而在结婚后户口会迁移到男方家庭，由于农村实行 “三十年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加之绝大多数乡村在土地承包或延包过程中都没有预留机动地，也没有新开垦地或村民自愿交回的承包地，农村妇女结婚后在新居住地就很难取得承包地，同时也无法带走在娘家时分得的承包地，从而丧失了土地承包权。

二是因离婚丧失土地承包权。土地不同于一般财物，无法迁移转走。所以农村妇女在离婚过程中，很少有人对土地权益进行争取，法院判决离婚时一般也不把土地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即使对土地进行了分割，也很难执行。致使农村妇女在离婚后土地承包权难保。

三是丧偶妇女土地权承包权危机重重。最好的情况是：丧偶妇女年龄较大，在夫家生活时间长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子女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妇女在夫家及家族中的地位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土地权益在这股力量的庇护下得到保全。而最常见的情况则是：妇女丧偶时，子女尚小，自己改嫁的可能行较大，原家庭或家族对其感情逐渐淡化，土地有可能被村集体收回，也可能被夫家兄弟分割；或者是丧偶妇女平常就与夫家家族摩擦不断甚至有纠纷，丧偶后，则完全没有了在婆家继续居住、安定生活的可能，不得不离开婆家的居住地，土地承包权也相应失去。

（2）征地补偿款分配权得不到保障。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对土地的非农建设性需求不断增大。土地征用补偿金用于补偿被征地农民日后生产生活之需。在分配土地补偿金时，虽然县、镇街道两级政府都明确要求要实行男女平等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少数村的“村规民约”存在着歧视妇女特别是“农嫁居”妇女、离婚妇女的现象，往往在操作结果上剥夺了这一妇女群体的村民待遇，不分或少分土地征用补偿金。有的村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财产分配时，嫁到外村的出嫁女或离婚妇女通常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款。

(3)因人口流动而丧失土地承包权。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是税改前，土地需缴纳农业税，对于外出打工者的土地，或抛荒或由村级收回后转给他人耕种。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农户法律意识不强，没有签订合同或协议的，一旦发生纠纷，土地承包者尤其是女性的土地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二是农村妇女外出打工，在外结婚后村里便把她们当做“城里人”，将她们的土地收回转包，当她们返乡安家时，又很难得到应有的土地承包权。

三、原因分析

1、资源缺失造成的利益分配矛盾。当前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当地一般都按人口分配经济收益及宅基地。农村户口利益的优厚使经济发达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其他村，而同城镇男子结婚的“农嫁居”妇女更不愿随其夫将户口迁往城镇。长此以往，导致农村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性的矛盾比较突出，人地关系压力逐年加大，利益分配矛盾加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们认为是“出嫁女”、“离婚妇女”分走了“蛋糕”，本村自身的利益被剥夺，所以纷纷排斥“出嫁女”、“离婚妇女”等边缘人群。

2、传统文化对女性权益的忽视。长期以来，在广大农村仍留有残余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男尊女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在农村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部分村民重男轻女观念十分顽固，法律意识也很淡薄，认为“嫁出去的女儿”理应不和当地的村民争土地、争饭吃。这是诸多损害“出嫁女”权益的村规民约得以通过的思想基础。男性是“顶门立户之人”的观念在农村得到极为普遍的认同，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农村几乎户主都是男性，女孩往往只被看作家庭的暂时成员，早晚是“人家的人”，一旦结婚，就不得再享有娘家的权利，当然包括土地权益。妇女出嫁后只有依靠丈夫在夫家及其家族中取得财产和继承权，从而使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的争取上永远只能处于依附地位。

3、法律及政策保障的缺失。从一些法律政策的条文上看是中性的，但是由于立法者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给女性带来不利。如我国现有的土地法律法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基于不同性别利益上的差异，忽视了由于婚姻关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的权益，造成对出嫁女、离婚女土地权益以及相关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可操作性不强。《承包法》

第30条规定，如果出嫁女在新住地没有分得土地的话，其原住地不得收回其承包地，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承包给家庭的土地是否应作为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使出嫁女分割娘家或夫家土地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

4、法律法规对“村规民约”的监管力度不够。《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农村过分强

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村规民约很多，什么事情都用村规民约来规范，却忽略了“依法”的限制。特别是在贯彻落实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政策方面，部分村仍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由，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甚至剥夺作为少数人的农嫁女、离婚妇女、大龄女的土地权益，出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现象。

5、保障措施不力。土地权益遭受侵害的农村妇女在找村干部解决问题时，村干部往往以村规民约的规定和村民代表的反对而无能为力；找镇政府或街道解决，他们认为土地是村里的，村民思想做不通，是不能强制执行的。起诉到法院，由于法律条文中对妇女土地承包权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法院在受理、判决此类案件时难度很大。即便妇女胜诉，执行起来也很难。因此系统性的保障措施乏力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损的最重要原因。

四、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目前农村妇女所面临的土地权益困境，涉及到农村户籍制度、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农民内部的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在现有的社会保障程度以及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之下，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特别需要法律、政策的制度性保护，需要有效的司法救助，需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积极介入和监督。我们根据十堰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一是要进一步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决策层、执法者、基层干部的男女平等意识，彻底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二是要广泛深入地抓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学习。三是要提高妇女群众的法律意识，使她们充分了解国家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利，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积极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实现。

2、正视性别差异，完善法律条文。各地应尽快研究制定新时期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土地补偿和村级集体福利分配的实施细则，出台有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规范性文件，使农村妇女不论结婚与否或婚姻状况改变后都享有应有的户籍、居住地选择权及相应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将妇女个人的土地承包权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的合理有效方式。

3、提高妇女参政议政比例。当前农村，女性参政的比例偏低，妇女进入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等农村权力机构的很少甚至没有，导致在农村重大事务的决定包括涉及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过程中，妇女的利益要求和意见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往往是由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决定，妇女在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建议出台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代表大会中妇女应占有的一定比例，保证农村妇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

4、加强和完善对村规民约的审查和监督。规范政府监督和管理村规民约的具体权限和程序，确保村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自治权。确保村规民约与法律的一致性。

5、政府协调支持，多渠道解决妇女土地承包权问题

第五篇：对个人征信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思考——基于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视角

对个人征信信息主体

权益保护的思考

——基于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视角

摘要

近年来，商业银行违规查询使用客户个人信用报告、侵犯客户信息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通过对商业银行侵害客户征信信息权益的表现形式、深层原因等进行分析，借鉴国外征信业成熟国家维护信息主体权益的经验做法，从加强对商业银行监管的角度提出如何维护客户征信信息权益的建议。

一、商业银行侵害个人客户征信信息主体权益的表现形式

（一）因数据录错导致信用报告背离真实情况，案例描述：王女士，状告某银行错报其“婚姻状况”，导致其信用报告展示为“已婚”，严重侵犯了其声誉。经调查，是该行工作人员在办理信用卡业务时，将其婚姻状况录错所致的。

由于个人信用报告信息绝大部分是由各商业银行总行通过接口程序将自身信贷系统中的数据报送至个人征信系统，因此商业银行信贷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到客户个人信用报告的准确性。如果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疏忽大意，没有认真审核客户原始资料，错误将客户的婚姻状况、居住情况录错，就会导致客户“被结婚”“被购房”，甚至会影响其他商业银行对其的信贷决策、审批流程，如要求客户提供配偶的情况、对客户执行二套房贷政策，从而损害客户的经济权益。

（二）因系统程序出错或更新不及时导致信用报告记录不实

案例描述：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在开展个人征信执法检查时，发现当地某银行自2011年9月后个人信贷业务就未在个人征信系统中进行过更新，经了解，是其上级机构系统升级所致；此外，抽查某银行60笔个人信贷业务，发现信用报告中的“剩余还款期数”均比其信贷系统多1期。

在商业银行自身信贷系统数据正确的情况下，客户信用报告记录与实际不符的原因大多出在数据报送环节，因此由于报送程序出错或报送不及时，极有可能导致客户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形成逾期或长期得不到更新，误导他行对客户信用状况的判别和信贷决策，客户贷款申请也极有可能遭拒贷。

（三）异议处理不及时、不规范

案例描述：吴先生，2006年在某银行有一笔个人消费贷款，2008年在他行申请信用卡时发现，其信用报告中有两笔该贷款，且逾期12次。经核查，该银行为吴某出具了证明，并向征信中心提出异议申请（仅写了异议申请的报告，并传真给征信中心）。由于异议一直未解决，导致吴某在他行的贷款没有得到批准，造成一定经济损失。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有关规定，我们认为，此案例中该银行作为代理人直接向征信中心提出异议申请时，没有严格按照规定提交相关申请材料，导致征信中心无法及时受理并解决客户的异议，并影响了吴某在他行的贷款审批。

（四）未经授权违规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案例描述：郭先生，状告民生银行和南京银行未经其本人授权，以信用卡审批和贷款审批名义私查其信用报告，侵犯其隐私权。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管部调查认定属实，依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对两家银行均处以2万元的罚款。

为规范商业银行查询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个人征信系统上线之前就发布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第13条规定除对已发放个人信贷进行贷后风险管理的，商业银行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应当取得被查询人的书面授权。但部分商业银行违反规定，在客户授权前或授权要素不全的情况下查询，甚至未经客户授权，以“二次客户开发”等名义擅自查询客户信用报告，令客户对自身信息安全担忧。

（五）非法出售客户个人征信记录

案例描述：2012年3.15央视媒体曝光了国内3家银行员工非法售卖客户征信记录的事件，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随后不久江苏银行上海某支行在未与客户发生业务关系的情况下，查询了3万余人的个人信用报告，并将部分查询结果提供给某公司的事件再度引发了公众对个人征信信息安全的担忧。

虽然《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保证个人信用信息安全的管理制度，不得将个人信用报告用于规定以外的其他用途，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明确处罚办法，但依然有部分商业银行为利益驱动选择“铤

而走险”，将客户的征信记录作为商品非法售卖，不仅侵害了客户的信息权益，在信息落到不法分子手中进行信用卡、身份证伪造骗贷时，进一步损害客户的经济权益。

二、商业银行损害个人客户征信信息主体权益的原因剖析

（一）主观因素——疏忽管理、漠视客户权益、对《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领会不透

1．疏忽管理。检查中发现，商业银行或多或少存在违规查询、授权制度执行不严、用户离职不及时停用、设置公共用户等问题，这些问题均有可能导致损害客户信息权益。问题根源之一在于商业银行认识不到位，管理粗放。

2．漠视客户权益。从违规查询到非法出售信用报告，无不体现出商业银行对客户信息权益的漠视，在损害客户权益的同时，也损害了银行的声誉和形象，引发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危机”。据调查，不少非恶意个人逾期记录仅仅是因为遗忘或是贷款利率卜调，少还上调利息所致，如果商业银行能给予及时提醒，这种非恶意的逾期记录一定会大幅减少。

3．对《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领会不透。目前《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范围、授权要求、用户及信息安全管理、异议处理、违规处罚均有明确规定。但一些商业银行对严令禁止的行为不清、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不明，不按制度查询，不按制度管理，必然产生极大的风险隐患。

（二）客观因素——缺少法规、系统故障

1．缺少法规。综观商业银行对客户信息安全方l面的法律法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储蓄管理条例》，但这两部法规涉及客户信息安全的规定均是从存款人角度制定，未从贷款人角度明确，因此对个人信用报告信息查询使用方面违规行为没有约束力。《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虽是针对个人信用报告查询使用制定的，但只是部门规章，级别较低，处罚金额较小，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力较弱。

2.系统故障。非人为的系统故障是导致信用报告信息不实的客观因素之一。系统故障，可能会产生数据漏报、数据重复、数据无法上报等问题，并导致个人信用报告中出现贷款重复、贷款未结清、错误的异议信息得不到纠正等现象。在当前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审贷必经环节的情况下，与实不符的信用报告可能会误导银行的审贷决策。

三、客户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国际经验

综观国际上征信业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均对消费者信息主体权益给予了严格的保护，尤其注重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信用信息流转和传播巾涉及的信息提供者、使用者、征信机构与信息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法律责任、监督部门等保护信息主体的信息安全，防止损害客户信息权益。

（一）征信立法是保护客户信息主体权益的必由之路

美国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建于20世纪60年代，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16部法律，核心是《公平信用报告法》。英国与征信有关的法律是消费信贷和数据保护方面的法案，即1974年的《消费信用法》和1998年的《数据保护法》。法国保护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主要法律是1978年的《法国数据处理、数据文件及个人自由法》。德国没有专门的征信管理法，有关征信管理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商法、民法、银行法和数据保护法中，2001年5月生效的《联邦数据保护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个人数据保护法。欧盟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是其15个会员国修订数据保护立法的依据，共34条，包括数据控制人的义务及数据主体的权利两部分。

（二）国外征信法律对个人信息在收集、传播、使用环节的保护

1．收集环节。美国规定，在合理的动机和目的下，如出于信贷活动、就业、保险等目的，征信机构收集和获取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不需要经过信息主体授权。英国对信息采集的目的和范围有两个原则：(1)不得超过已经声明的目的所要求的范围采集、保存和使用数据；(2)敏感数据不能作为采集范围（特殊目的除外）。“必须公平合理地取得八人信息，不允许以欺骗手段从数据主体那里取得信息，必须要征得个人同意”。法国要求数据应公平合法地获得与处理。德国要求只有在法律允许或者数据主体同意时，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使用才被许可。

2．传播、使用环节。美国规定，除当事人有权取得自身的信用调查报告和复本，其他合法使用消费者信用调查报告的机构或个人必须符合信贷、就业、保险、获得政府许可证或其他利益等8个条件。金融机构不得向非关联第三方披露客户非公开个人信息，除非金融机构已明确告知消费者，且消费者有权终止该信

息披露。英国明确只为合法、特定的目的才能使用个人数据。使用或者披露个人数据的方式不能与其目的相违背。如果使用个人数据的目的是有期限的，则使用期不能超过该期限。法国规定数据处理必须得到数据主体同意；数据因具体、明确且合法目的收集获得后不得以与该目的相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德国强调个人数据的存储、修改和使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取得数据主体授权同意。

（三）国外征信法律对个人数据质量及安全保护的要求

美国要求对征信机构提供信息的机构，必须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并负有协助征信机构对信息再调查的义务。金融机构有尊重客户隐私的义务，并保护客户的非公开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机密性。英国规定个人数据必须准确，及时更新；必须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个人数据未经授权被更改、披露及销毁。法国规定个人数据应准确、完整，如有必要，保持更新。银行工作人员都要对客户、第三者提交的非公开资料保密。欧盟强调个人数据资料必须正确且随时更新。应当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保护自动化数据文档中的个人数据，使其免受破坏或意外丢失，同时免受未经授权的获取、变更或分解。

（四）国外征信法律赋予信息主体的权利

征信法制健全的国家普遍在法律上赋予了消费者知情权、异议权、投诉权和纠错权，来维护其个人信息权益。美国每个人有权查看自己的信用档案，了解自己的信用数据；对于其信用数据存有异议时，有权要求征信机构对该数据进行再调查，纠正或删除不准确的信息。英国规定个人有权知道被收集了什么信息及谁使用了这些信息，有权在支付了合理费用之后向征信机构查询本人信用报告，并在适当的情况下要求修改。德国规定数据主体对自身数据享有知情权、异议权和投诉权，若数据主体认为数据控制者在收集、处理和使用其数据时损害了个人合法权益，数据主体有权向联邦数据保护专员投诉。

四、强化商业银行维护客户信息权益的建议

（一）健全信用信息管理法律制度

通过立法保障客户信息主体权益，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征信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由于法律层级较低，处罚金额少，商业银行违规成本较低，对商业银行制约力相对较弱。《征信管理条例》目前尚未出台，《个人征信信息保护暂行规定》仍在研讨之中。可以说，当前我国在信用信息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依然是空白，这与个人征信系统使用的现状要求明显不符。建议尽快出台《征信管理条例》 《个人征信信息保护暂行规定》，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从立法上明确商业银行在查询使用个人信用报告中涉及影响客户信息权益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对商业银行违规违法行为处罚金额。

（二）强化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

商业银行在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和使用中同时兼具信息采集者、提供者和使用者三种角色，是信用报告流转环节中的关键。因此，维护客户信息权益必须从商业银行信用信息采集、使用、管理等环节把关，加强现场核查，强化监督管理。要核查商业银行是否将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录入相关业务系统；信息向征信系统报送、商业银行查询信用报告是否得到客户的书面授权；是否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符合规定的程序下查询信用报告；是否采取了可靠的安全措施，确保只有得到内部授权的人员才能接触信用报告等，要督查商业银行是否建立了从信用信息采集、使用、管理各个环节维护客户信息权益的制度和规章。要加强对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资格考核，增强其维护客户信息权益的责任和意识。

（三）改进个人征信系统相关功能

目前人民银行在开展对商业银行征信执法检查时，需提前向征信中心申请反馈商业银行查询记录，不能随时掌握商业银行的查询情况，基层人民银行核查商业银行的违规查询行为具有一定的难度，不便于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建议进一步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增加商业银行查询记录下载功能，以便于基层人民银行随时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督查；同时，建议个人征信系统查询原因中增加“数据核查”项目，基层人民银行可以通过查询打印商业银行客户信用报告来核查商业银行数据报送质量。

（四）充分发挥个人异议投诉机制的作用

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建立了客户异议投诉机制，各级人民银行要充分利用此机制为维护客户信息权益发挥作用。进一步畅通异议投诉渠道，加大投诉热线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知晓度，使广大社会公众能够充分利用异议投诉渠道来切实维护自身的信息权益，并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社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