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历史三调》读书笔记
《历史三调》读书报告
《历史三调》的读书报告是我大学第一学期里唯一的文科作业，读完此书时，概括来我得到了对“义和团”运动的大致了解和对“历史”本身的所思所想以及几点对学习历史的启示，收获不小。
关于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在读此书之前，我和很多同学一样知之甚少。什么是义和团?它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它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回顾?......简要概括，义和团运动就是在封建阶级的统治下，下层劳苦人民的生活质量连年下降，导致群众自发的组建自卫组织，其后来的发展又历史性的遇到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由于当时人们的无知，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无知的”拳民“们甚至残忍杀害了无数信教的中国同胞。如果说这种极端情绪只是在民间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不过很不幸的，这股力量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被迅速催生成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义和团的极端行为引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打压。这场运动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告终，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为义和团陪一两银子，同时俄国还趁机占领了东北。
我认为“义和团”运动本身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西方文明和古老的东方文明交汇的时期。也许出乎其参与者意料的，它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又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义和团“运动仍被冠以“反帝爱国运动”的美名，只是这样的美名未免太过牵强。他们真的在“反帝“吗？他们分明是在非黑即白的“排外“，他们真的”爱国“吗？光是被他们杀害的同胞数目就远在洋人之上，还”顺带“让中国又多一次耻辱。这让很多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曲解了这段历史，失去了从义和团运动中反思的机会。
关于历史
柯文教授的这本专著不同于大部分的历史专著，他在向我们揭开义和团的面纱之前煞费苦心的撰写了一些文字，其中辩证的向读者说明了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有着比表面上更复杂，细腻的关系。这些文字对我来说比这本书的主题“义和团”更有意义，它让我认识到，同一段历史，用不同的眼光去回顾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历史事件的真相被淹没在错综复杂、含混不清的实际经历和被神话化的各种碎片中。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客观、有条理地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但是经历和神话包含着人类的情感，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是很强的干扰和很重要的影响。人类的历史不可能离开人类的情感和而独立存在，我想，没必要把历史的真相和实际经历，后世的神话化剥离开，因为正是后者的存在才能让现在的我们从中反思，总结，不犯相同的错误。
解读历史，柯文和他的《历史三调》为我们展示了的另一种方式。
第二篇：《历史三调》的读后感
《历史三调》这本书，虽然其主题是义和团运动，副标题就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周祯伟：柯文《历史三调》读后感。在读完全书之后发现，这本书讲的就是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历史，用这三个维度来理解。柯文在书中所提到的作为事件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学家研究所得到的历史。作为经历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历史。作为神话的历史指的就是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为现实服务的历史。
一
作为事件的历史是指历史学家研究所得到的历史，历史学家的工作顾名思义是解释和理解历史，但是历史学家的解释和理解是有要求的。“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是根据知识层面的确当性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来勾勒历史画卷。…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确当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1]其实这就是章学诚所指出的史德的观念即著书者的心术，这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职业标志。同时“历史学家是在已经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的，这是历史学家的另外一个职业标志。”[2]于是柯文就提醒历史学家，必须十分小心，“(知道结果)可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所知的意义。”[3]这也就是历史学家解释的历史在一些重要方面会完全不同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历史学家不要用后见之明来对待历史和阐述历史。
还有，柯文指出：“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虽然比直接参与者拥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证据，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不为人们所知了'。”[4]因而对于历史研究中史料即证据的运用和掌握也是历史学家所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王家范老师的一次讲座中，对于李伯重所认为江南在明清时期已经是前工业化或者之类的说法批评时，王老师说，我手上有很多资料，我可以拿出很多来证明李伯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同时我也可以拿出很多的材料，而且是完完全全意见相左的史料。通过这句话，可见历史学家在叙述自己的历史时，很容易用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和史料，而对于其他的会进行一定的过滤，也可以说是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
但是是不是在如此多甚至可以说是致命性的难题和困难面前，历史学家的努力都可以被否定了呢?柯文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不要求历史学家提供他们无法提供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历史，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的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是有价值的-至少因为它们与历史的直接创造者的理解和解释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一切的努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历史本身的不可知性或者说其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正是其不断吸引历史学家去研究它的魅力所在。[5]在笔者看来，如果历史的所有真相都原原本本地摆在那里，那还要历史学家干什么?历史也就只是那些死气成成的档案和文件了。
二
而作为经历的历史是指历史事件直接参与者的历史，可是“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6]这也让我们会对经历者所留下的所谓原始史料抱有一定的警惕。比如诸多名人的日记，翁同和、胡适等等，他们或者是要回避一些在他们或者后人看来见不得人或者不可轻易见人的东西，甚至会大量删改，或者向胡适很早就认为自己的日记是会被人看的，所以在写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回避的内容。但是柯文指出：“我们虽不能按照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理解和认知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但我们能谈论过去，描述过去的某些方面，以大体上接近事实的语言讲清楚历史真相与神话化的历史和故事化的历史之间的不同之处，读后感《周祯伟：柯文《历史三调》读后感》。”[7]
同时柯文指出：“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人事先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并无清晰的预见。”[8]“而实际的历史经历使真实的历史截然不同于复述的历史和神话化的历史。这个特点与亲历者的动机意识有关。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感情和目的。直接参与者也许会做些努力，试着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而他们很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亲历之事加以神话化。但是与主要的目的(如享乐、求生存…)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的、辅助性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在形成人们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常常其重要作用动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这些动机常常被曲解，神话制造者尤其如此，而历史学家也不遑多让，他们也许保持着警惕，但他们总是把历史的动机意识强行地导入多少有点合理性的阐释体系-'发生于其后必是其结果'的分析模式。”所以对于经历的历史也要抱有一种警惕。
三
神话的历史是指被政治、感情等利用而为现实服务的历史。首先神话一词是指“人为虚构”或“不真实”的事情。但是在文中其所要表达的意思远非如此，作为历史而言，作为历史学家而言，是在于追求历史的真相，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柯文提到“关于某件往事的明确结论一旦深深印进人们的脑海里(和心中)，人们就会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即使这一真相与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至少这样的结论与人们'相信'的真相是相符的，因而准能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9]就像本书中的例子义和团运动，由于人们在长期的宣传和教育之后，对于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是亚洲革命风暴的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结论被我们当作真相而记在心中，而忘记了其是否与过去的发生的真相相符。在这个过程中，义和团运动已经被神话化继而被我们接受了。这就是作为神话的存在了。
可是神话是如何来的呢?其实一言以蔽之，神话的历史就是人们以自己需要而对于历史进行不同的解释和神化。举例说明，书中第七章开始就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对于义和团神话的构建进行分析。神话的历史，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鲁迅对于义和团的神话化，即不以义和团为历史的陈迹，而是随时都可能出现的幽灵。将之视为中国大众普遍的落后性，新文化中的干将们试图革新中国的文化，因而其对于旧的、落后的事物必须进行反对。因而义和团被作为落后、盲目排外的象征而遭受批斗。他们为了革新的需要而找到义和团作为落后象征的靶子，供其攻击。
而且当过去被当作神话的时候，其内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等到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反对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展了，由于反帝的需要，义和团又被美化了。这一时期由文化层面上的对于义和团的神话转为以政治目的，带政治色彩的神话。
在第三个阶段，在文革中义和团再次被神话化，其被政治利用的痕迹更为明显。最初作为打倒对于《清宫秘史》中的政治倾向进行分析界定来找到可以打倒刘的证据(刘曾赞许过该剧)。还有江青为了抬高自己，打击以前的竞争对手，而对于红灯照大加发挥。种种均是赤裸裸的一政治为目的的对历史的利用。从这些神话化的过程可见，在具体情况下，人们对义和团进行神话化，主要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潮流。
小结
对于这三个维度进行理解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柯文笔下所展现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它们都是确实存在，这也就是罗生门在历史中的反映。既然凡是存在都有其合乎道理的一面，但是作为历史工作者来说，神话的历史似乎是要断然否定的，但是历史学者的无意“神话”有该怎么办呢?我有时候很迷惑，因为从结果来看，有意造伪和无意造伪是一样的，都不能原谅，但是经验告诉我，历史原原本本的真相是找不到的。我的导师路老师老是说，史学家应该抱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的理想，加上史家本身的操守，凭着良心做事了。
第三篇：历史读书笔记
历史读书笔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在写完《史记.孔子世家》时，最后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现在树碑仁寿县城高峰天街公园中心位置。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二十来岁游历沅湘苏浙齐鲁，寻迹历史风云人物故里，如刘邦丰沛故里、宿迁项羽故里、淮阴侯韩信故里、薛城孟尝君故里、曲阜孔子故里。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曝了自己行迹，说“曾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次他是因公出差，大致沿今日西安成都昆明高速公路一线，跋山涉水，游览过成都都江堰，最远到达昆明（今日大理丽江地域）。我有时想，仅凭这一点，司马迁不仅应该树为中国大历史学家，也应该树为中国大旅行家。汉武帝时代，张骞九死一生，凿空西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走出国门，向西方开放。据说今日葡萄、胡萝卜等可以溯源到张骞。张骞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外交家和国际旅行家。更有价值的是他在阿富汗等地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证实南方丝绸之路这条民间商贸物流通道早就存在。前不久西南交通大学召开“中国高铁走出去高峰论坛”，主题就是高铁外交，我看着眼点就是张骞发现的南方丝绸之路和亲历的北方丝绸之路的高铁化。我梦想有朝一日乘坐高铁从成都出发，经过西昌、丽江、腾冲、密支那，直达印度新德里、伊朗德黑兰、埃及开罗。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沿线风土人情旅游价值感觉也许要比北方丝绸之路丰富多彩一些。司马迁是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大旅行家、大天文学家、大百科全书家。我看他不仅是中国汉朝史坛冠军，也是汉朝文坛冠军。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的赋在过去曾为汉代文学标杆，今日汉赋已经淡化老死，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古文常读常新。司马迁的文笔真是神出鬼没，有如李白谪仙诗笔。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片言口语，如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李斯的“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韩信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等等，一字一句就见历史人物风度神韵，摹写刻画太精当了，听来品来太过瘾了。以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著作，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人，也是做得最为成功的，这是《史记》几千年魔力密码所在。
司马迁《史记》本纪十二篇，我看只有《今上本纪》写得最差，这肯定不是司马迁原笔，学术性没有《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强，文字没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好。按理秦始皇为离开他最近的著名皇帝。千古一帝，奠定了中华腹地核心生存区域（辽河海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度量衡与文字一统格局。今上汉武帝就活在他眼前，耳濡目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中华文化和民族心理统一。后世没有那个封建帝王的格局、规模、气度比得上他俩。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今日秦始皇没有留存诗文，只知道他喜爱韩非文章，见到李斯一篇“谏逐客书”，就从谏如流。汉武帝倚重司马相如、司马迁，本人留有“秋风辞”等，我感觉他们二位还是有文化底蕴，识得文字好坏的皇帝。司马迁有文人傲骨，没有拍当权者马屁。这两个皇帝确也凶暴独裁。秦始皇长相蜂目豺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欲行仁义，司马迁这样写，确实要有非凡的勇气。汉朝接续秦朝，汉朝人把秦朝说得坏，以便证明本朝才是最好，这是自然的。司马迁写本朝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夸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写他在逃生关头连老婆孩子都不要，要推下车去。项羽要烹刘太公，他小子倒好，说“分我一杯羹。”写绝了刘邦的流氓无赖不孝本性。这样写，换到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司马迁肯定脑袋早就搬家了，哪里允许他选择宫刑，还能继续呆在汉武帝身边担当中书令。虽然司马迁自认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我感觉汉武帝内心还是很欣赏司马迁的文才、史才的。《今上本纪》真本估计被汉武帝及其子孙利用皇权毁尸灭迹了，后世历史学家考证说现本《史记.孝武本纪》是把《封禅书》稍微改动一下充数。《史记》中十篇有录无书。秦始皇、汉武帝乞求长生不老，干下不少哈儿事情，上了徐福、栾大等江湖术士的当。这种期望不死的心理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乞求平平安安活到百岁，只有皇帝才敢期望活到万岁、长生不死。后世李世民、嘉靖、雍正都是聪明之主，不也照样相信术士的甜言蜜语，乞求长寿，反促早死。可惜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原本不在，班固写的汉武帝本纪，功力也比司马迁写的秦始皇本纪差些。
司马迁创立列传体史书的五体格局（12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我看司马迁这个创造最为伟大，后世中国历史学家都逃不出司马迁的五体牢笼。正史都是纪志表传，只是把世家降为列传。为什么《史记》各体篇目数这样，后世研究有多种解说，说司马迁本是天文家数，有意拿一纪12星次，一年 12月，一月30天来天人合一，我个人感到这样解释有点牵强附会，或许这种篇目数只是一种巧合而已。一些历史学家深挖《史记》五体格局和130篇目取名的微言大义，诸如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该不该列？西汉开国三杰为什么降韩信为淮阴侯列传，陈涉为什么要列入世家？封建史家对司马迁和《史记》有点吹毛求疵了，班固等虽然赞誉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又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更严重的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今日想来，我倍感司马迁人格伟大，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五体格局比四体格局更具有等级层次性，对于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权衡度量显得更为灵活精准些。项羽、吕后实际主宰天下，该列本纪。孔子、陈涉都是一种文化学术事业、一种改朝换代功业的开创者，两千年来绵绵不绝，与西汉开国元勋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并列世家，我都感觉显得低了一点。
《史记》共130篇，我最为喜欢的篇章是秦始皇、项羽、高祖三本纪和李斯、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周勃等世家列传，他们都是秦汉相交楚汉争雄时代的历史风云人物，我觉得这几篇是《史记》的精华所在，司马迁文笔的精妙所在，看来司马迁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如果换一个人来写，我看写不出司马迁这种活色生香的文字，诸如李斯列传的两次感叹老鼠，诸如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事，诸如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三大场面。我觉得《史记》全书写得最好、最为顶尖的篇章就是《项羽本纪》，诚为一代英雄绝唱。项羽虽然只活了31岁，主宰天下才5年。楚汉相争刘邦最后赢得天下，执政了8年，刘姓王朝还一直延续到三国蜀汉刘备刘禅。司马迁的天才文笔让项羽这个失败了的真英雄一直活到了现在，让刘邦这个真皇帝一直陪伴他到了现在。我真想不出一代英雄人物，这些细节，这些语言，司马迁是如何晓得的。他以小说笔法来写正史，写得来还让后人觉得没有出格，真实的历史内情似乎就是这样。司马迁写《史记》刻画历史人物群像须毛生动，后世难有史家企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没有司马迁这种文字魔力。我感觉司马迁是有意这样对立典型描写，所谓互见法，不仅文字互见，史实互见，更重要的是人格互见，人品互见。同是皇帝，项羽、刘邦是这样写。同是宰相，李斯、萧何是这样写。同是大将，曹参、韩信是这样写，李广、卫青是这样写。看司马迁的《史记》，必须交换互看，才能看到文字的背后，才能知道刘邦底细，才能明白韩信冤枉。司马迁本是奇人一个。他是有点好奇，喜欢为奇人、奇事、奇功、奇迹列传。对于权位人物，即使在刘邦开国分封功臣表中位列前
十、爵位一品的大员，他也不是面面俱到，有的仅仅在表中列名而已。这时才能真正感觉司马迁创建史表记录格式的妙处。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等实现了异地同时、同地异时的王、国纵横相处。我感觉写历史最难的也许不是写本纪、写列传、写书志，我觉得最难的最显史家功力的也许是写史表，可惜现在不少出版商为了节约篇幅，把《史记》的史表删除了。想到司马迁时代还是以竹简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他整出来的史表，如三代世表、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10表，后世怕只有感谢他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非凡毅力和细心精心。
司马迁写《史记》，用130篇、52万多字的篇幅就拿下黄帝以来中华三千余年历史，而班固写《汉书》，西汉只有二百三十年，还用了100篇、80万字，汉武帝以前的历史还是多数抄袭《史记》文字。班固写《汉书》还是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父子兄妹等四人接力，司马迁写《史记》最多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合力，司马谈也许只是列出一个大纲。看完司马迁《史记》的表和志，再看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等各个正史的表和志，让人更加佩服司马迁的严谨和精心，他的大手笔学不来，他的小精心更是学不来的。司马迁生于天文史官军事经济文化世家，我看他生下来就有超强的自信力，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小子意在斯乎。”他是把自己作为周公、孔子文史道统的继承者来自认的。面对汉武帝让他选择自杀还是自宫时，他为了《史记》宁愿忍辱求生。只要看看汉武帝一朝多少宰相都被汉武帝逼得自杀，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汉人比较有血性，更加彰显司马迁这个选择的不容易。司马迁活着为《史记》，死也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第130篇太史公自序，加上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自己为自己作的列传。班固很聪明，写《汉书》时直接采录。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再有权力的帝王都是一时的。汉武帝执政长达54年，今日看来司马迁的历史影响力已经超出汉武帝，未来更是无期。话也要说转来，我们还要感谢汉武帝时代，有给予文人自杀、被杀或自宫选项的机会，没有出现后世班固自杀、范晔被杀等历史惨剧；感谢汉武帝时代有允许私人撰修国史的制度，没有唐代以后只能官修的限制。司马迁，成也汉武帝，毁也汉武帝。惺惺惜惺惺，伟大人物遭遇了伟大王朝，才有司马迁这种史学文学双料巨擘出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遇到司马迁和《史记》，我只有五体投地的选项。
第四篇：历史读书笔记
读《近代新疆史事论述》《龟兹古国》有感
王振楠
学号2009061620
*** 我去图书馆的时候，老师推荐的很多关于新疆历史的书都被一扫而光了，而且其他书也不多了，觉得挺遗憾的，就顺便借了几本，还读了同学借的几本，就是觉得《宗教论》挺好的，还有一些关于西藏的事情。
我们所处的民族不一样，信仰也会有所差别，宗教在世界有很多，在中国也分很多类，那是人们希望的寄托和舆论约束的动力。
对于之前新疆发生的事情我不做评价了，就说说新疆的近代历史吧！
新疆称西域，位于我国西北边疆，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这一名称出现于清代）
在这里居住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同祖国内地发生着密切联系。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60年），中央王朝就在西域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等行政机构，进行统治管辖，西域正式统一于中国版图。
清朝时期，清政府平定西域准噶尔部叛乱（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对新疆实行大规模移民，主要是守边屯田，后把西域改称新疆（1884年建立新疆省，文见《新疆一词的由来》），在惠远(今霍城县)设伊犁将军府，统辖整个新疆的军事、行政事务。此时，汉人成为移民新疆的主要人员构成，居住于巴里坤、木垒、古城（今奇台）、昌吉、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后因屯垦需要，汉人从上述地区迁往塔里木盆地四缘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吐鲁番、和阗（今和田）等地。光绪元年（1875），左宋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湘军入疆，不少人定居，袁大化任新疆巡抚时，来
了不少河南人，杨增新任新疆省长时，许多云南人到疆落户。另外，清代遗迭的犯人来疆每年不下六七百人。
特别是在清政府腐败之后签订的种种条约，真让人心疼。
（近代新疆的第一次危机：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爆发了维吾尔族及回族等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事）
抗战时期，由于新疆不像内地那样战乱那样，局势相对稳定，内地（陕甘等地）许多人迁来新疆。
解放后，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随后，很多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汉族）就地转业，分布于新疆各地，组建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10余个师和100多个农牧团场，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汉族人迁入新疆。
1952年，兵团从上海、湖南、湖北、山东等地招调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属进疆，1958年到1959年，山东、安徽、江苏支边青年来新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地大批汉族人自流来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边青年来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来疆。
改革开放时期。上世纪80年代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新疆的发展呈现大跨步发展，商业、流通业、科技业等促进了内地人才来新疆发展，主要分布于城市和兵团及地方的团场乡村，从事科技、工农业和流通业以及边贸等。
有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汉族的人口有780余万人，占全疆总人数的39.75%。读后感之乌鲁木齐
新疆日报有文说：
“60年来，乌鲁木齐人民确实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建设这座美丽的城市。”蔡美权说。几十年前，乌鲁木齐旧城外都是一片戈壁，如今绿地点缀在城市的各个街区，几座美丽的人工湖出现在原先的荒山之间，特别是最近十年，乌鲁木齐的绿化面积扩大了5倍，这反映在地图上即是越来越多的绿色。“是我们让红山变绿了。”，位于乌鲁木齐市中心区域的红山，曾因裸露出紫红色的岩石而得名。上世纪80年代初，数万青年学生与解放军战士用书包、脸盆把黄土运到山上，“包住”了这座寸草不生的荒山，这才有了种树的条件。现在，红山早已变成“绿山”，上面建起了公园，成为众多乌鲁木齐市民休闲晨练的场所。
对比2009年与1977年、1947年的城区地图，除了绿色，代表水域的蓝色也越来越多。蔡美权指给记者看，位于市区南面的“水上乐园”可谓是荒山出平湖，“1966年到1970年，我们乌鲁木齐各族人民出动70万劳动力，搬运了30万立方米土，在山岭之间筑起大坝，拦截成这样一个大湖。”
蔡美权说，这个原先用于为市区供水的湖，随着用水不再紧缺，在1984年到1986年改建成了一个水上乐园。“像这样靠人工形成的湖在乌鲁木齐很多，让这座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有了足够湿润的气息。” 从毛驴到汽车飞机，佳话代代延续
1941年，1947年，1977年，2009年，四幅图覆盖的区域越来越大，道路也越来越密、越来越多。
解放初期，乌鲁木齐好走的路很少，也很窄，骑毛驴要比坐汽车方便。”蔡美权回忆，通火车是1960年以后的事。当年库尔班大叔要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就是“行路难”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
火车站、飞机场、昆仑宾馆、八一剧场……这些城市建设的地标都在1977年的《乌鲁木齐市街区图》上留下了历史印迹，而“反帝路”“反修路”等路名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味道。此时的乌鲁木齐，路网已经初成规模，公路、铁路，组成了乌鲁木齐市内外一条条交通动脉，市民出行、物资运输的条件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翻开2009年的地图，乌鲁木齐的路网规模又比1977年扩大了数倍，密如蛛网的道路能容纳下如今数十万辆的汽车保有量，绕城的外环路和一批不断拓宽的主干道大大缓解了交通拥堵，“行路难”彻底成为历史。
“街衢不见寸草生，濯濯童山环孤城。”这是清代诗人纪晓岚1768年被乾隆皇帝发配新疆后，在乌鲁木齐留下的诗句。而如今，乌鲁木齐早已换了人间，天山也已是满目青葱。自汉代以来，中国的西北边陲从来都是多事之地，部落战争、民族纠纷、宗教冲突从未间断，放在历史的视野中，1949年之后的新疆，算得上稳定和繁华，对外没有了边境战争，对内没有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大规模对抗。
然而2009年的夏天，注定将写入中国的边疆史。7月5日这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活动袭击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1700多人受伤，近200人死亡，这样的伤亡数字超过了过去10年新疆民族冲突中伤亡人数的总和。
“7·5”事件之后半个月，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上，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叫卖和田玉、英吉沙小刀和吐鲁番干果的商人与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比肩而过。这是今日新疆最典型的镜像：一面是开放而通达的新疆，扩建中的机场直通中西亚各国，27个对外口岸繁忙如昔；一面是紧张而脆弱的新疆，互联网断网，手机短信屏蔽，缺乏安全感的人们对武警的依赖前所未有。
复杂的西北边疆
7月底，来到新疆最西北的哈巴河和布尔津等地时，当地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最为热衷的话题是开矿、旅游、以及如何卖东西给哈萨克人、蒙古人和俄国人。
今天的新疆早已不是那个汉族人生活在兵团、机关，而少数民族则居住在乡村、市井，二者相对隔离的时代。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传统的诸如和田玉、英吉沙小刀这些维族人的营生，汉族人也开始经营起来，在国际大巴扎、二道桥等乌鲁木齐传统的旅游商业圈里，汉族人和维族人比邻做生意的情形早已成为日常景象，甚至维汉通婚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频繁而不可避免的交往、竞争中有着不同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几乎不可避免。在人口高度流动的今天，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非流动社会的诸多传统的治边之策和自治操作模式，在今天这个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适应力不足的现实问题。今日中国西北边疆早已不再仅仅是政治、军事的问题，也不只是贸易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多民族高度杂居社会里的民生问题。“7·5”之痛
尽管分裂主义运动是否真的是新疆社会的头号问题，学界尚有争论，但近年来，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新疆却往往与暴力和恐怖相伴，“7·5”事件更是将此印象推向了极致。在乌鲁木齐最为繁华的二道桥、国际大巴扎等公共场所，一夜之间，暴徒杀死了近200人，行凶者大多来自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喀什、和田等地，而受害者则多为汉族平民。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中国社会还没有哪个城市出现过如此惨烈的种族仇杀。
半个月后，当地的电视台、报纸等各类媒体播报的几乎只有两件事，一是对“7·5”事件暴徒的追击令，二是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官方在追击歹徒的同时，也在尽一切办法希望弥补事件造成的不同民族间的裂痕。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上，对于边疆的统治总是在怀柔与高压之间徘徊。1949年之后，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摇摆。建国初期，经过大规模的剿匪之后，新疆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但“文革”的到来，使得整个国家秩序大乱，新疆也不例外，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了破坏。“文革”结束之后，作为拨乱反正的一部分，198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对民族自治政策做了相当大的调整，大批的汉族干部纷纷撤回内地，甚至连工程技术人员都撤了不少，但随后的巴仁乡**和1986年因司马义·艾买提上调中央而引起的新疆大学生静坐示威，让这些短暂的改革都被中止了。
1990年代以来，新疆跟整个国家一样，转而开始经济建设。“7·5”之后的乌鲁木齐就是新疆矛盾与希望的交汇点，一边是蓬勃的经济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有着宏伟志向的城市，新疆资源丰富、疆土辽阔，且处于亚洲地理中心，邻国众多，四通八达，完全有实力成为整个中亚的中心城市，但另一边，却在民族纠葛的泥潭里难以自拔。暴力事件留下的阴影，仍将笼罩这个充满希望的城市。觉得这段比较好，就誊到这上面来了。
新疆的未来
事实上，民族矛盾不独中国有，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无论政体，为了消化民族矛盾，都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民族同化政策。所谓的民族同化就是少数民族向主要民族靠近，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几个成功的例子，相反，经常导致更加剧烈的民族冲突。
中国的内陆边疆，没有哪个地方像新疆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边境线，而且，比邻的都是拥有丰富资源、辽阔疆土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有着极强的互补性。与远赴非洲做生意的风险和艰辛相比，跟中亚邻国的生意显然更加便利，这些都将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足够的缓冲。
新疆对于中国而言，不再仅仅是国防前线，更是开放前沿和持续发展的战略要地，几乎所有的战略观察家都预言，未来15年，新疆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腹地的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也因此，如果让恐怖与反恐成为新疆的主要议题，这不仅是对新疆的损害，更是对整个国家的伤害。
“7·5”事件之后半个月，中央政府迅速调拨了40亿元，用于南疆三地州改善民生项目的建设，据新疆发改委透露，40亿主要用于南疆三地州抗震安居工程、行政村及社区文化室、兴边富民工程、贫困乡村生产基础设施、广播电视基础设施、乡镇干部周转用房等7个造福南疆三地州各族群众的专项规划。此次暴力事件的歹徒大多来自于南疆各地，一直以来南疆三地州都是新疆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
但在哈德斯看来，安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新疆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黄金等自然资源，近年来，资源开发如火如荼。但是资源开发如何惠及当地民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资源都在新疆境内，应该先让新疆人享受到开发的好处，矿区所在地的就业、教育等等方面都应该得到财政上的优先照顾。”哈德斯说，但在照顾原住民利益过程中，绝不能按照民族来区分，不管是汉族、维族、哈萨克族，所有的族群都应该被一视同仁，而不是谁闹得凶就给谁更多的好处。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治理思路，在西北边疆内部紧张局面的缓和上，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但是显然靠此一招已经不够用。追求怎样的发展？发展如何真正惠及民众，这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遭遇的命题，在西北边疆显得尤为紧迫。从某种程度上讲，新疆的问题是民族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问题的交织，能否在民族问题剧烈爆发前，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关乎新疆的未来，也关乎国家的未来。
作为哈萨克族人的领导者，哈德斯曾不止一次前往邻国哈萨克斯坦访问，在他看来，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中国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无论是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服装、食品等生活用品的供应，还是科学、教育的发展，哈萨克斯坦都与中国差距巨大，但是，他们也有比我国做得好的，那就是社会保障程度，在哈萨克斯坦，每一个国民，即使是农民，只要到了退休年龄，都会得到国家丰厚的养老金，而且，读书、看病都是免费的。”
自古以来，中央政权的稳定和强大，都是消除边患最大的保障。今天也不例外，强大而开放的中国保障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相较于中亚各个邻国，中国工业化、商业化的高度发达，让中国的西北边境到目前仍然处于一种相对的优势地位。这些因素注定了新疆的分裂主义难成气候，但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也已经到了必须认真求解的时候，否则，随着邻国的强大和崛起，内外因素将使西北边疆再次陷入复杂的局面。
西藏的历史与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从1949年初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逐渐明晰和具体，并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与来访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谈到解放西藏的问题。他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为了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完成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西藏。1949年8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在进军西北时，要为解决西藏问题作准备。随后，又根据实际情况，将进军西藏的战略任务主要赋予中共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1950年10月,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分裂势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阴谋，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中共中央在决定进军西藏的同时，采取一系列举措，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因为，西藏如果能够实现和平解放，对于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是十分有利的。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抵达北京。经过一个月的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实现了藏族与全国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了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十七条协议》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同日，**大师及**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6月1日，**致电毛主席，表示真诚拥护协议，为实现协议，为西藏民族永远地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获得解放和发展而努力。10月24日，**喇嘛致电毛主席，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分别从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军。1951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抵达拉萨。9月9日是藏族的“雪顿节”，这一天，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市区，并举行了先遣支队入城仪式。10月24日，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进驻拉萨郊区。26日，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欢迎仪式在军乐队高奏国歌声中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进藏解放军致敬，献哈达。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五星红旗和毛泽东、朱德画像引导下，以军乐队、红旗队为前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威武雄壮地进入拉萨城区。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三大寺的**、堪布、藏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拉萨全城红旗招展，鼓号齐鸣，哈达纷飞，人山人海，人们争相目睹这一盛大的历史场面。
实行民主改革，既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西藏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在西藏地区要进行民主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范围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
西藏和平解放时，中共中央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上层真正愿意改革的时候再去改，并且在改革中要坚决做到少出乱子和不出乱子，否则宁可暂缓进行，而不要勉强进行。”同时，中央作出西藏六年内不实行民主改革的方针。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敌视中国的外国反动势力的唆使和支持下，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他们一面对中央虚与应付，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一面暗中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加紧策划分裂祖国的活动，在西藏各地不时挑起局部武装叛乱，并加强其内部的统治和控制，极力巩固其罪恶的农奴制度。到1958年前后,西藏的局部叛乱逐步升级，严重威胁到西藏各族人民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对此，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和驻藏人民解放军一再采取克制和忍让态度，并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担负起平息事态、制止叛乱的责任。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却反其道而行之，由暗中支持武装叛乱逐步演变为公开支持并亲自组织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以**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西藏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全面武装叛乱。3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3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撕毁了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发动西藏的全面叛乱。中央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决定立即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了旧西藏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和各种野蛮刑罚，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西藏地方的主人。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和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推动了西藏社会的巨大进步，给各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百万农奴带来了巨大利益。百万翻身农奴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妄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的丑恶面目则暴露无遗。
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翻身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西藏全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人民从此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事务的权利，与全国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3月28日定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关于龟兹我就不多说了，它位于今新疆库车县境内。
这是我写的读后感，感觉自己收获不少，虽然是理科生在中学很少接触历史，不过以后加强对这方面的知识。
2010-4-6
我轻轻的唱有一点吵,看著哥们儿你冰冷的身体在燃烧,多想陪你飞可我却做不到,聼我为你祈祷这一秒下,Isee you soul,你一直在我左右,仿佛当初,跟你说no你却说wo,but I feel you,dog,在跟我握握手,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你存 感觉得到你的爱,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没有我的爱,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无论我身在何处你都在我身边,深信你是我的守护天使落入凡间,当爱变成习惯你却已经不在,犯错的到底是谁,我们都太傻,纯真的爱却在受罚,开门的瞬间期待的扑闹,却只剩下一阵酸楚无奈的苦笑,甚至开始怀念怀念混乱的一切,都伴着音符在心里随处飘飘,我要我们在一起,一起散步,一起啃排骨,像老虎却胆小如鼠,但为我你愿意全部付出,只要一个微笑就可以止哭,没有你存在,感觉得到
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没有我的爱,怕你看不清未来,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角落是否太暗,宝贝是否害怕有个地方叫天堂,那里从来没有伤害,生命没有排
序,my best friend 相信有一天我们还能再相聚,剩下自私的空间,原来只是孤寂一片,最忠诚的你消
失不见
看到太多虚伪的脸,纯真的一面慢慢毁灭,i'm sorry,这就是你所信赖的世界 baby dont go,let me know,何时才是尽头sit wow,握手,你总是那么优秀,吐吐舌
头
just let it go,oh my bestfriend you 没有你存在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没有你存在 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没有你存在 感觉得到你的爱 最好的朋友 我等你回来
没有我的爱 怕你看不清未来 期待的色彩却是苍白
周杰伦-七里香 专辑:七里香 作词:方文山 作曲:周杰伦
演唱:周杰伦 ★白色之枫 制作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 在纸上来来回回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秋刀鱼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 那温暖的阳光
象刚摘的鲜艳草莓 你说你舍不得吃掉这一种感觉 雨下整夜 我的爱溢出就象雨水
院子落叶 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诗的每一页 窗台蝴蝶 象诗里纷飞的美丽章节 我接着写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 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
那饱满的稻穗 幸福了这个季节 而你的脸颊象田里熟透的蕃茄
你突然对我说 七里香的名字很美 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整夜 我的爱溢出就象雨水
第五篇：历史读书笔记
从甲午战争中得到的外交启示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将魔爪伸向朝鲜，威胁到了中国在朝鲜唯一宗主国的地位。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没有胜算，所以极力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清政府极力催促朝鲜向西方开放，以打击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另一方面，在与日本的外交斡旋中，清政府寄希望借西方的介入来取得自身的谈判优势。但是他们得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反而，他们的妥协和对帝国主义抱有的幻想使之失去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也许西方各国是想利用日本再次打开中国国门，以便坐收渔翁之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帝国主义已经几次试图打开朝鲜国门。但是，李鸿章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相同的侵略本质，妄想“以夷制夷”，这是对外交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此同时，日本倒是极好地分析出了中国、西方对日本在朝鲜利益的影响。他们想方设法地鼓动中国削弱西方国家在朝鲜的影响，缓解混乱的朝鲜局势，为其扫清障碍。以便日后只需面对中国，减轻占领朝鲜的压力。
对比之下，我们得出：利用第三方牵制敌人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宝。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别国替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在任何时候，国家利益都是本国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别国不可能不惜代价援助我们。唯有认清国际形势，积极提高自身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当前，我国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的考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重视与相关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寻找出口和应对办法，采取强硬的外交态度维护国家利益。
同时，甲午海战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本质。
不少用于军事建设的费用被官员拿来挥霍，而李鸿章却没有去阻止，其中一点原因便是不少官员都是他的亲戚。这些人借助他的官职搜刮利益，浪费了很大财力，也是甲午海战失败的之一。首先，清政府独断专制，割裂政府与百姓的联系，百姓自然没有渠道和权利去监督政府。而且在自然经济的影响下，百姓自给自足，民族意识自然就欠缺。当今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民主监督制度，民众民主意识提高，但是官官相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贪污腐败现象依然明显。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高人民的政治素养，拓宽民意反映渠道，促进政府决策透明度的提高，降低政府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体现了两国国力的较量，也反映了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民族意识大大提高，他们将自己与国家联系起来，积极投身国家建设。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割裂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此人民对国家的政策一无所知。所以在甲午海战中，日本是“全民族参战”，而中国只是北洋舰队出战，力量对比就更加悬殊了。
联想到现代，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国民民族意识的培养，因为团结的民族才是有力量的民族。想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国民自发将随身贵重金属物品捐献出来以缓解国家经济压力，韩民族的民族精神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一轮财政危机。面对钓鱼岛危机，中国国民有组织有纪律的大规模游行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也展示了我国人民坚定的保岛决心。这些事实启示我们，一个国家国民的精神状态，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的走向。
中华民族遭受过的屈辱警示我们：弱国无外交。只有大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才能提高国际地位，占据外交的主动。我们应该把自身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努力提高个人素质，提升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刚健有力。我们的行为虽不能足到让对手畏惧，但至少可以证明我们不是随便给人家欺负的。我们要努力成为中国外交强大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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