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第一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常怀生命之感

今日阅读了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著作中的许多部分都对我有所触动，引我思考。思考数日，觉得最为受益的便是：生命之感。

生命之感，在贾老师讲解中国哲学，讲解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过程中，有过多次的介绍。同时，生命之感在我个人的生活学习过程中也有过体验。生命之感是由生命个体体验到的，倘若进行概括定义，恐怕就会改变本意。但为明确生命之感，我将自己认为的生命之感描述一下。生命之感，主体自然是人。感，感触，真情实感。感的对象既可以是本体，也可以是源于本体的万物。故生命之感即人对万物及本体的真情实感。但是这里的真情实感必须加以界定说明。生命之感并非单纯的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情绪变化。感，必须与生命联系起来，生命之感应是人对万物的最真实流畅的回应。如果一定要对这种回应有个概括，勉强称之为生命直觉的情感（此处直觉非生物学之直觉），也可以说是儒家讲的“性”。

生命之感是人所固有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孟子所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皆是生命之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说明这一点。但生命之感并非本能。

生命之感表现在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或方法上。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方法有两种：一为直觉感应，一为理智认知。真正的生命之感是同所感对象的共鸣，既是对所感对象的生命直觉之感，也是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开显。这并无主客之分。但是一旦带着认知的态度或者功利的思想，那就不再是流畅真实的生命之感，而是死板的主客二分的物我关系。孔子因宰我认为服丧期间食稻衣锦可心安，而叹“宰我不仁”。“不仁”即为无生命之感，这全因宰我“情感薄直觉弱”，不能通达一体性。宋代朱熹的话“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对人与所感对象关系，人对所感对象的态度做了很好的阐释。“天理”即中国哲学之本体，本体是人生命开显的最完满阶段，是生命之感不断累积发展的最终结果。“‘人欲’即私心之欲，它不一定是声名利的欲望之类，更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因而“存天理，灭人欲”是要让人回到直觉下的绝然一体性状态，而不是理智下的主客分离状态。

生命之感之所以不能运用理智，而需借助直觉，是因为倘若用理智去判断，形容，对比等，就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而直觉是把所感之物纳入自己的生命中来，与所感对象产生共鸣。借助这样直觉的生命之感，可以将人与所感对象的关系极大松动，使人的生命拥有无限之开显，进而获得生存的真正自由。而在理智思考下的物我关系，只

是死板的工具化对象化的关系，一切可能的开显状态，都被一个固定概念封死。在这种狭隘的生存视野，生存状态下，人类的危险性也是很明显的了。因而常怀生命之感，算是很重要的事情。

常怀生命之感应是通达形而上学最高本体，到达“圣人”最基本的道路。《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率性：遵循人的本性，即遵从人的生命之感。人的绝然一体性就应该是基于生命之感的。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那么就不可能证得本体，达到至善。

因怀生命之感以至至善，达本体，孔子与释迦牟尼可谓典范。孔子固然是随感而应，“喜怒哀乐皆发而中节”，但我认为孔子的人生态度或者情感倾向，应是“乐”居主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能寻出这种看法。相比较，释迦牟尼则是其生命之悲过于强烈，才导致其寻找出世之路。（个人认为，悲乐同喜怒哀惑恶惧忧等情感是不同的）

孔子的生命之乐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有这样的描述：“他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致系以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绝没有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叶公与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儿子让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初看孔子所言，觉有待商榷，实际上孔子所言极是。孔子所言“直”正是不计算打量，单靠直觉的生命之感。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因为巧言令色遮蔽了本应顺应本体的真实情感，自然就“不仁”，就失去了主客合一的一体性，而落入计划打量的二分状态，理智状态。孔子常怀生命之感，因而其情感皆为真实流畅的，发而中节。孔子的生命之感虽以“乐”为主，但也不免悲时——“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子之恸，而谁为？’”孔子因高足之逝而悲，也是孔子怀生命之感的一个表现。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详细论述了释迦牟尼出世的原因，即深感生命之悲苦。书中将释迦牟尼的四次出行归为两种问题：一为众生的生活都是相残的，二为众生的生活都是无常的。因这四次出行，两种问题，释迦牟尼深感生命之悲苦，这种悲苦之感不是理智作用后的结果，而是纯粹直觉的。梁先生有言：“印度人之怕死，非怕死，而痛无常也。于当下所亲爱者之死而痛之，于当下有大哀哭其亲爱之死而痛之，不是于自己的未来之死而虑之。”此种情感唯有出世可以平息。而释迦牟尼最终修得正果，与他这超人的生命之感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儒家是要从现世生命解放，实证本体；儒家是从现有生命中，来证到生命的绝然一体性，但他们基于的都是能达主客一体的生命之感。

佛教言众生皆苦，而这苦根本源于二执：我执，法执。一切苦都是有所执着，执着既是情感也是态度。而这执着粗略理解起来，便是理智的判断，打量等，都是将所感之物对象化导致心生执著。对象只有依赖人的生命才能得以显现，而人却将这必不能分的所感对象置于

生命之外。因而这一切理智作用下的执着之感都是不真实的。

然而反观今日，且不说一体性的生命之感，就连基本的人的理智情感（理智情感，道德情感，生命之感应该各有不同）都很缺乏了。同样是面对生命，孔子“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现在社会之人，在面对一个生命的消逝时，有的却是笑眼围观的态度，何等残忍。对人如此，对动物，对植物，对建筑，对实物更是肆无忌惮。《中庸》有言：“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这直接指出了现实社会如此之原因——人类早已远离生命之感，不是中庸，不是本体。所有行为，乃至所有感触皆要有所回报，一颗心忙于算计比较打量，全然不顾自己所走之路实为死路！

因而，要想唤醒人类本善的心性，就必须使人常怀生命之感。只有常怀生命之感，才能真正将人类生存的狭隘局面打破。设想一个人若能做到怀生命之感，那他绝不会视其他生命之痛而不动心，绝不会残害他物而不洞然，因为这痛就是自己内心之痛，有物被残害实为自己被残害，没有外于心的物，也就没有外于心的痛。同样，因为没有外于心的物，何来苦苦执着？于此可见，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非从生命之感入手不可。不然单纯的提倡道德，依靠法律，只能是表面的敷衍，一时的自我麻痹。并非是要人人来做哲学家，但是不能做到常怀生命之感，纯靠理智去计算打量判断，只能是固步自封，绝无生存自由之希望。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田郁

第二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推荐）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读书笔记

10工程管理2班 吴嘉昊 10010821 书中令人难忘的部分：

“人类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注意到精神和意识的差别。精神是很有力量的，而意识是没有力量的。物质决定意识是对的，但物质决定不了精神。所以，我觉得：不如说是欧洲人的精神上的特质，使他们产生了民主之道，而间接地使经济现象变迁，科学发展，产生出其制度，这样更有力。”

之所以这段话让我难忘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意识与精神区分开。高中上政治课，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老师总会跟我们强调物质决定意识。而我却私下里很喜欢唯心主义学说，总觉得那很有感觉。比如直到现在都记得的那个小故事：“有俩和尚山门闲聊，忽见河中一船飘过。二人对船的动力问题产生了兴趣，继而热烈地讨论。一曰：风动。一曰：帆动。莫是一衷。这时一老和尚给他们做了总结发言：不是风动，亦非帆动。乃仁者心动。”还比如：“闭上眼睛，世界就不存在。”虽然明知这是不科学的，可对它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总觉得那更贴近内心的感受。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非常强大的缘故。平时过多强调了物质决定意识这半句，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而梁漱溟先生把这二者区分开来，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无非也是想要强调意识所具有的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罢了，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冲突乃至谬误的部分。

本人最喜爱的部分：

“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让我最喜爱的部分是书中形象生动的比喻，本以为这种大师级人物写的书必定是枯燥无味的，没想到竟也可以如此贴切和便于理解。看来是以前对大师存在偏见了，大师不应该是写一些晦涩的文字，让一般人看得不知所云的人，真正的大师语言必定精炼而明晰。水平的高低不应体现于文字，而应寓于思想。阳春白雪诚然曲高和寡，然而纯粹为了附庸风雅而把下里巴人伪装起来，显示出一副曲高和寡的样子，未免不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曲高和寡本是一种无奈，下里巴人未尝不值得欣赏与玩味。

本书传递的思想：

一、西方文明强在哪里？

此次中西文明遭遇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和过程。蓝眼睛、高鼻子的黄毛鬼子不就是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洋枪打败了我泱泱天朝上国嘛，没有关系，只要我们也发明和生产和他们那样的战舰和枪支，我们仍然可以制服他们。魏源的“师夷长计以制夷”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之后的“洋务运动”也只是在这个层面发力，模仿和学习西方的“长计”。

第二个认识阶段从器物过渡到制度发生在中日黄海海战前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办报纸、开学堂、设学会等活动和之后的“百日维新”运动。当然，此前的众多儒士如龚自珍、冯桂芬、王韬、郭嵩涛等人亦早已看出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制度上的差异，而此种差异远甚于器物上的差异。“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斯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 但是，他们的言论大都流于文字纸张上，不曾像维新派那般奔走呼告，亲历亲为，深入群众，因此真正使广大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从器物过渡到制度，笔者认为其功非康梁维新派莫属。

然而清廷积重难返，维新变革亦是遭到保守派的极力阻挠最终无情扼杀，士大夫和清末明初的知识分子在制度层面的反思和行动仍在继续，然而更进一步——整个中西文化上——的反思成为此后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够概括。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概有三股主要力量：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前两者是纯粹的舶来品，“救亡图存”的时代紧迫感和西方社会的既有优越性使得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情境下极具话语主导性。西方成为中国迈进的目标，而文化守成主义者大致包括新儒家则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落后、顽固的代表。然而，随着“救亡”的紧迫感慢慢退却、西方文明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毛病和顽疾，文化守成主义者及新儒家们关于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阐述却逐渐显现出它的客观、冷静和中肯的价值。在此以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绪论开篇就先给“文化”一个判断：“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但在如此宏大的话题下，梁漱溟先生认为社会人生才是文化的关键，也是本书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心和侧重。梁漱溟先生如此这般理解中西文化，才不至于像其他人因器物上的技不如人或者经济政治上的不同而失去自信，滑入卑微的低地。

梁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极强度的个性，包括独自创发、延绵不断、极强的同化能力和影响能力等等，但其最重要的个性却是“文化早熟”，这也正是秦汉之后两千余年不复有改变与进步的原因。文化早熟意味着中国文化内部具有高度的妥当性和调和性，这在中西文化不曾遭遇之前毫无问题，中西文明各美其美，无论历史再走过几百年、几千年，在中国亦不会产生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法治。

但是，事实上偏偏发生了中西文化的遭遇。因此，早熟的中国文化在新生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先生和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遇上了，小伙子当仁不让的说：我们比拳击，看谁厉害！于是乎，小伙子三下五除二，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老先生打倒在地。小伙子洋洋得意、盛气凌人，老先生颜面扫地，痛定思痛以为换上小伙子一样的衣服和鞋子就能制服他，不然！以为跟小伙子一样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伙食和训练方法也能够赶得上小伙子的步伐，亦不然！最终，老先生无可奈何，相形见绌，自愧不如，捶胸顿足。

其实老先生和壮小伙的比较并非只能是“拳击”，以拳击赛场上的胜负判定先生和小伙之间孰优孰劣只能反映出军事层面的好坏，当然在以拳击判定一切的标准和游戏规则上，拳打不过别人，那就说明其他的你也比不过别人了！这是一种强加于中华民族的游戏规则和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要是我们能够跳出这种游戏规则，好好的打量一下老先生和小伙子，看看他们各自身上都有些什么宝贝，或许就能够得到一个客观、冷静和中肯的评价。梁漱溟先生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在我看来确实是一个较为中肯的评判。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生有三个问题，对应于此三个问题的分别有三种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一个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第一态度即向外用力的态度，即从身体出发，这是西方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二个问题是人对人的问题；第二态度即转而向内用力的态度，即从心（理性）出发，这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第三个问题是对自我的问题；第三态度即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印度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路向。

梁漱溟先生关于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把握是极为深刻和高明的。对于人的“意欲”的不同解决方法决定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不同走向，也开出了不同的花果。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发力的文化，对于意欲的解决也是向外和向前要求，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而印度文化（佛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这是一种禁欲的态度。

同时，梁漱溟先生提出了文化的“三期发展说”，即第一期为西方文化，第二期为中国文化，第三期为印度文化。此种论述当然跟梁漱溟先生是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其一生思考和探求的两大问题，然而更多的是在剖析中西印文化后得出的判断和预言。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然面对这个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也就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人对物的第一个问题和人对人的第二个问题，至于第三个问题：自我，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概念。“自我”概念在许多哲学家眼中是不存在的，没有自我，有的仅是身体或者欲望。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按赵汀洋的讲法“共在存在论”来看，他者是我存在的本体论条件，自我必须要放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才能都成立。因此，纯粹地谈论自我是不成立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梁漱溟先生的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伪问题，完全可以放在第二个问题中来解决，两者的区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

三、从“事”与“物”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事物”是一个能够很好的分析和比较中西文化之间差异的名词，也就是梁漱溟先生的前两个问题：身体问题和心的问题。前面讲到人面对着两个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如何面对和看待天、地等自然世界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后一个问题：关于生活世界的问题或者心的问题（事的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第一个问题，即自然世界的问题（物的问题）。因为这个自然世界（物）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追问关于对象的知识，这是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问题，而且物以其自然方式存在着（to be as it is），并不能给人以意义或者价值，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

事的问题重于物的问题，在梁漱溟先生那里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认为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看，身心的发育成长是新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的；社会生命的发育生长亦是如此。“文化之发生以至开展，则最先是环绕着生存问题（第一问题）这一中心。所以社会之发育成长，此时实寄于那些从身体出发的活动上。” 但与此同时，社会发育成长还有另外一面：心的问题（事的问题）。人绝对不可能以孤立的单个人生存，必定要“群”而存之，此时即有人与人之间的第二个问题：心的问题。文化必定包括这两个方面，并由于这两个方面之逐渐开展，社会才得以发育成长。“通常应该是这两面彼此辗转增上，循环推进的。其间盖必有一种最适当之配称关系，凡不相称者，必出毛病。”最后，梁漱溟说到：第一期文化即身的文化不过是给人打下生活基础，第二期文化才是人的生活。

“西方人主理智而短理性，中国人主理性而短理智”，理智对应的是身（物）的问题，而理性对应着心（事）的问题。西方人从身体出发向外发力，对于意欲也是通过向外求来满足，其表现即“人的觉醒、解放”和人的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为自然立法”，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的客体加以对待，盲目的开发利用和迫害自然正是在这种理性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正是西方现代化的动力和代价。而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偏重于事的问题，他人之心的问题显然重过我与身外之物的问题。儒家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都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我与他人关系的伦理问题，我与“自然”的问题绝不会像近代西方那样成为一种主客观的关系，这种高明体现在“天人合一”观中。

“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同时，老子《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地道”和“人道”彼此并不隔绝和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贯通的关系，因此，中国人很少会直接发问“天”是什么？“天道”是什么？或者说如此这般的问题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天人合一”观。“天道”亦“人道”，人站在天与地之间，是连接天地的重要一环，天地生万物，而人却是成外物。这样的一种天地观或者说宇宙观隔绝了西方式的人与自然绝对主客观的路向。

人与自然的问题（梁漱溟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在“天人合一”观中被极高明地转化为“人道”的问题，而人道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人之心的问题，他人之心不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哀公问：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礼记?哀公问》）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主“人道”，主伦理与政治，这也就是中国文化理性早熟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

事的问题和物的问题是人存在所面临的两个大问题，物如其所是的存在，不论我们怎样地去认识它，只能获得对象的知识，仅是一种冰冷的理智之光。只有当物进入事之后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因此，事的问题的重要性强过物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文化胜过西方文化的关键所在。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第一种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表现为奋斗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勇于改造世界；

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满足，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第三种是最违背生活本性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对种种欲望的禁欲。

对应这三种路向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各有其代表，代表第一种路向的是西方文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的事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走的“第一路向”，到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西方自希腊人走第一条路，在科学、哲学、美学、文艺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着罗马顺此路向往下走，在政治、法律方面又都有所成就，然而这些思想却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风俗大敝，“简直淫欲、骄奢、残忍、纷乱的不成样子”，于是借来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来收拾挽救。“这自然于补偏救弊上也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不能使那个文明进益发展，却是维系保持之功实在也是很大。”然而，宗教主导一切带来的流弊也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来，哲学、文艺、美术、成为宗教的奴隶，科学遭到摒弃，教权极盛，教会横行，导致了中古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产生，“文艺复兴”借着研究古希腊的文艺，重新提倡古希腊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宗教改革”与希腊潮流相表里，两股潮流使得西方文化回复的第一路向上来，“差不多后来的耶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主流上是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彩色是：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的异采和德莫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代表了对种种权威实力的抗奋斗争）。而中国文化对应的是第二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科学来，有的只是和自然和谐相处，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道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是所谓的“第三路向”。

相比而言，西方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文化分为三种路向：意欲向前、调和持中、意欲向后。生活分为三个方面：物质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人生有三种层次的问题：可满足的对物质世界的需求、能否满足不一定的对他人的要求、绝对不能满足的要求（要求没有生老病死等）。

西方化的核心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而这两者的根源都是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西方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文化，那时的文化就是第一个路向的，但却是无意识地或说是未经批判地走了这条路，后来的中世纪对现世的漠视和欲望的禁止可以看作是第三路向的，而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则是重新回到第一路向上来。这时的回归是经过了不同道路的尝试后做出的选择，并至此沿着这一路向走了下来成为今日之西方文化。它着力解决并成效显著的就是对第一种需求的满足，自然科学的发达就是对自然掌控的集中体现，而表现在民主精神方面就是一直向前对自由的追求。这里梁先生也讲到民主的含义：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而别人不得干涉，在处理公众事务时人人都有参与权来保证有权力的人只拥有有限的权力。但西方的经济变迁，表面华丽，内里痛苦。（后面会讲到这种经济的变革需求）

中国的文化，梁先生认为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走得不及西方快，而是根本就在不同的路向上，中国的知识术多学少，非理性的精神很发达，玄学很发达。与科学不同，玄学把事物看作是流动不居的。所以在物质需求即自然科学发展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人是有一点便满足一点，幸福感胜于西方。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民众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帝王的情形，所以导致“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既没有个性的伸展也没有社会性的发达。中国的哲学走的是调和持中的路，遇事持忍让态度，绝无反抗的意识，所以社会制度能够几千年没有根本转变，所以不能想象没有帝王的生活。但是中国人的尊卑五常虽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遵从之意，但都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所以“感情”的成分又较西方重些。至于中国是怎么走到这么个路向上来的，梁先生认为我们的先哲（黄帝、周公、孔子之辈）太天才以至于无人出其右，这些天才一上来就把中国文化定位在了第二条路向上，“所谓孔子太周到妥贴的，不是别的，就是他那调和的精神；从这精神出来的东西是最能长久不倒的，却由此就耽误了中国人。”

印度的文化 在梁先生看来基本就是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走的就是第三路向。从佛教的创始和发展可以看出，它的产生是源于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花开花落之事，解决的办法就是意欲向后的厌现世、求出世。

比较三方文化，梁先生得出结论：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根据文化的比较与分析，梁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会有以下的变迁：

1，事实（经济、文化）的变迁：由消费本位到生产本位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生产过剩而大家反倒享用不到的情形，现在需要把个人本位的、生产本位的经济重新归到社会本位的、消费本位的经济，即社会主义。

2，见解（科学）的变迁：心理学由只关注有意识的一面到关注无意识的一面；由关注竞争的一面到关注互助的一面。

3，态度（哲学）的变迁：由向外的视线转为向内的视线。由运用理智、着眼外界物质的西洋文化到运用直觉、着眼内在的中国文化，再到运用现量（感觉）、着眼将在无生本体 的印度文化。

总之，梁先生认为西洋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发达之势是因为适应了当前的问题（人生第一层次的物质问题），而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早熟的文化，在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二、第三路向。重新回头去走第一路向自不可能，而硬要把西洋文化下发展而来的科学、民主应用于中国文化情景之下更是无法奏效。所以要采取第一路向的态度奋勇向前，但要把它融入第二种态度里。“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

个人疑惑及观点：

作者认为西洋中国印度三方的文化特点不仅代表了所走的文化路向，恰恰也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读到这里尽管比较心潮澎湃，但是不禁也有沉思：中国文化儒家思想是不是能够担此大任？

对个人的启发：

当代中国人难免浮躁，无法静下心来研究什么，无法真正做学问。而据梁漱溟先生所言“现时西洋文化的第一路向走到了尽头，必然会转向走第二路向的路子。而这第二路向正是以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为代表的。”他认为在较近的未来，“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这样的说法又会使某些人有盲目膨胀的可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固然不可取，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却更是可笑，当代中国人应该戒骄戒躁，真正承担起大国的责任来，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复兴才真正指日可待！

第三篇：读后感一些东西

读《鲁滨逊漂流记》有感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感悟到了人生的道路中不能遇到困难就唉声叹气，应该勇于面对困难遇事还要乐观一些,都不要把任何事都看的那么绝对，要多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像鲁滨逊一样虽然身陷荒岛确不坐叹命运不济，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缝制衣服，把荒岛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家园。就像在发现有野人的时候刚开始手忙脚乱，可是最后他沉着冷静以他的勇气与智慧和“星期五”并肩作战，一起打退了野人，这也体现出一个人遇到困难只要沉着冷静的去应对就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对人就像一颗种子他会想尽办法冲破泥土去感受太阳的温暖，当他经历晚千辛万苦回头望去，他已是枝繁叶茂的苍天大树了，在我们的旅途中不能只停留在原地，要时刻想着只要我努力明天会更好，这样才不会因满足于现状而自失。

鲁滨逊又是个彻头彻尾的“经纪人”。他热衷于航海，并不因为什么浪漫的追求，而是完全为了经济利益。他在海岛上曾发过几句金钱无用的感慨，但说过以后立刻就把见到的钱币一一收好，最后又一钱不落带回英国。

在他看来，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是次要的，他被海盗俘获时曾鼓动同为海盗奴隶的小男孩佐立一起逃跑，并许诺要使他成为“了不起的人”。然而一旦出逃成功又有人出了个好价钱，他只稍经犹豫、略讲价钱就把那孩子卖了。后来他在荒 岛上解救了一名土著，给他起名“星期五”，便顺理成章地把他收为奴仆。从这些看来一个人也要存在一些利益观念也要具备一些经济头脑,会分辨哪些对自己有利哪些对自己有害不能满足于现状有事要做一些长远的打算才能更保险一些。

全书最精彩、最令人难忘的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作者用第一人称以及生动逼真的细节把虚构的情景写得使人如同身临其境一般，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另外，小说的语言自然流畅，文字通俗易懂，这也体现出了笛福小说的一大特点，整部作品似乎在向读者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也正是这篇小说的魅力所在。读《三国演义》有感

翻开那泛黄的历史画卷，手执卷端，望去，我看到的是罗贯中先生用画笔描绘出的烽火连天，饿殍遍野，战事频仍，沧海横流；我看到的是罗贯中先生用心血铸造的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纵观三国，不知多少英雄人物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不知多少盖世英雄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在这里，有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英武潇洒的周瑜，坚忍不拔的刘备，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而在这之中我是有所偏爱的，我固执的偏爱于曹操，偏爱于他的一切。

纵然曹公是世人口中的奸雄，是戏剧中的白脸，是奸诈的化身，但是，又有多少人不得不为曹操的才情与智慧所折服，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但无论世人对曹公有何种评价，他都是我心中的英雄。汉贼，乱臣的骂名说到底只是用来套住对前朝愚忠愚民的绳索，真正雄才大略之人，又有何人说曹公不是英雄。破黄巾，灭袁绍，诛吕布，败张鲁，收刘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表现了曹公杰出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手腕。酾酒临江，横槊赋诗，高唱人不厌高，海不厌深。更是表现了曹公广阔的胸襟和浪漫的情怀。

自古时势造英雄，岂不是英雄就时事耶？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王司徒在为讨伐董贼掩面哭泣的时候，只有曹操独当一面，决意实际行动去刺杀董卓。在袁绍等人为眼前的点滴之功沾沾自喜不思进取的时候，只有曹操看准时机，乘胜追击。时事造就了曹操这样的英雄人物，奈何时事不就英雄，让曹操未能成功，未能使他圆了贤臣的梦想，助大汉保住天下。同时，也让曹操看清了这混沌的世界，开始

了数十年的“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军事生涯，以自己的力量去开辟这片疆土，为这黄土地上的受苦百姓打造出一片安居乐业的地方。蜀吴的人民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候，魏地的人民至少还有一口饭吃，这难道不是曹操的仁政么？ 而世间又有谁像曹公一般，及军事政治勇气谋略一身呢？曹公是这世间的强人，是世间的英雄。

军帐前，曹公盈樽独饮，举剑问天，不禁亦要仰天长啸，抒胸中之激荡；行于蒿里，见白骨露野，千里无鸡鸣，心之恸切，念断人肠；东临碣石观沧海，沉吟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敞开胸怀欲将天地包容；江心横槊，生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感叹；指点于江山，激昂文字，荡气回肠；于马背上勒缰摇须，豪情满帐，酝酿新的诗篇……

只有曹公自知“是非成败转空头，浪花淘尽英雄。”功过留与后人评，吾只管把酒临风，歌以咏志。

转眼之间，画卷已到末尾，右手轻轻合卷，闭上双眼，静静回味，那风云际会，豪杰纷争，试问群雄逐鹿，天下英雄谁敌手，忠良歼佞，粉墨登场，且看五洲大地风雷激荡，浩气动长空，不正是三国吗？

读《水浒传》有感

《水浒传》这本书讲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好汉从聚义梁山，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故事。读完全书，给我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字：忠，义。

忠，即是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杀，这也是忠。在当今这个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一个”义”字。

一个”义”字，包括了太多的内容。《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一个”义”字。由

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

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水浒传》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经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没有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义。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刘胡兰的义举，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些都是炎黄子孙大义的延续，是中国历史上挥之不去的光辉。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作为祖国的教育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的后代培养成为新一代人才，以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更富强昌盛的国家。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

第四篇：哲学读后感

我看了几章后，感觉有些受益的地方，记录如下。

一、哲学的定义

说句实话，在拜读《哲学与人生》之前，我还真没有深究过，在这里有必要先熟悉一下哲学的定义：哲学的原意是“爱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

这种态度称为“爱智”。作者同时指出“爱智”的原则，“拥有智慧不等于爱好智慧”。爱智代表的是一种追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特色就是一直保持心灵的开放。所强调的“过程”，要不停地质疑与询问，永远在等待着接受惊讶。这是否暗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问题导引、学生自学的认知理论的本源和基点呢？

既然“爱智”是一种追求过程，那么又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去追求它呢？

“最先要指出的就是人的身体。因为人体是物质的，有惰性同时也是软弱的。这种软弱会妨碍人类拥有智慧。比如，有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早起，却怎么也爬不起来，这时候会觉得身体实在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身体如此沉重，就是因为它是物质，所以有惰性。又有时候我们很愿意帮助别人，这代表心灵上的美好，却可能因为需要花时间、花力气，所以懒得行动。由此可知，人的身体是软弱的。人应该减少身体的控制程度，亦即要让身体的惰性无法对个人产生影响力。如此，才能让心灵自由地追求智慧。

教师的重要工作不也包含了督导学生、引领他们走向事物的真善美、远离假恶丑、使学生们的素养日臻完善、成为有健全人格、健康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的社会公民。

二、哲学的三个层次

哲学到底揭示了什么？不同的哲学流派以不同的方式描述解释了世界的本质属性和客观规律，进而思考人生。

“哲学”出现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它的原始定义，philosophy，它源自希腊文，叫做“爱好智慧”。三个层次，首先，感受或接受到信息，感知，比较感性，这是感觉。第二，把掌握的信息整合起来变成知识，比如现在的学生们都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古人无法了解的。但是这种知识是分而不合，每种学科都有不同的知识。第三叫做智慧，融会贯通且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从信息、感觉到知识、智慧是三个层次，到智慧的时候代表完整而根本。所以，谈及人生经验的全面反省，因为牵扯到反省和根本。人们一定会说这样讲太抽象了，但是它会落实到自身的生命里，所以看任何事情不只会看现在，他一定会看未来、既看现象又洞察本质。教育者施教时不也是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无他，教育规律使然。

比如教育学生上车让座，学生会思考：我现在把座位让给老人家，这个动作我就要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让座？因为每个人都有先到先得的权利，毕竟我是先坐的位子。如果教师导入哲学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老，也需要别人让座，但是没有人保证你现在让座给别人，你老了别人会让座给你。如果从哲学角度解释这个道理，人跟人相处的时候这个模式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做就会心安理得，不但能看到现在，还能想到将来。

下一个要点就水到渠成了。

三、哲学是对人生经验的全面反省

人生就好象航海一样，如果你没有罗盘，就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罗盘就是哲学，哲学是对人生的经验做全面的反省。人们可以向哲学家借这样的一个罗盘或者指南针，参考他们思考后的见解，也可以在自己内心里面启发这样的智慧，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的罗盘，只不过他不一定经过严格的训练或者是适当地去反省而找到。

所以离开人生，哲学是空洞的，它没有内容。如果离开哲学的话，人生是盲目的，人生变成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很多时候教师不知不觉的在给学生们说“你要懂人生的道理，要走好人生的每一步”，这里就有哲学的含义在里面。所以，人生的智慧，它归结为生命历程中不同的抉择。

书的作者傅佩荣用三句话来描写哲学：第一句，培养智慧，这跟西方的传统很接近。第二，发现真理。因为人常常发现变化的事物，觉得非常迷惘，你就要发现变化背后有没有不变真实的东西。比如道家，道就是最后的真实，让你知道这些变化有来源，有归宿。第三，验证价值。价值不能离开主体，不能离开你我他每一个人。

前面培养智慧，然后发现真理，然后去验证价值。这样就会使生活产生具体的改变，懂得自己往哪里走，就像在航海的时候我有指南针，别人说这个路线不好，但是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选择。人最怕不知道，这样选择是受风气的影响，受别人的影响，甚至是别人的操纵，结果走的路好像很多人都走，到最后不见得是自身愿意走的路。

由此看来哲学是人在早或者晚一定要碰到的题材。在生命的阶段，尤其是遇到重大的转折点、重大的痛苦、罪恶或者是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特别需要能不能有一个方向让我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或者给自身这样一个选择的机会，让自身可以改变生命不同的路线。

四、哲学性的思维：理性的反省

“人当用理性反省经验的时候，才是真正清醒的时刻”。不过，理性思考有时候是很困难的，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也经常因此，一句“明天再说吧！”到最后干脆不想，就是因为实在想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发生。

看书到这里，我想，这不正是阻碍我们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吗？我想学习哲学，应该学会用哲学性的思维，来思考这些事，才能更快的解开这些迷雾。

书中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也在此摘录下来，做为对自己的勉励吧！

精彩语录：

“当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一个人的生命里不同阶段会有不同体验。经过某些磨难或是考验，觉得生命不像以前那么乐观，就会悲观，所以人会有乐观、悲观各种不同的想法。

五、书中给出的关于培养智慧的启示案例：

爱因斯坦曾说过“专家只是训练有素的狗。”这句话的用意并不在骂人，而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专家，还要设法透过自己的知识进一步体验到智慧。智慧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结为两点：“完整”与“根本”。

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许多人因生活环境从小就在责骂声中长大，形成了气质自卑，甚至认为自己的人生都是黑暗的。然而难道人生就真的只有这短短二十、三十年就可以决定了吗？林肯曾为人刷盘子，低人一等的生活非但没有让他屈服，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的信念。人只要还没有进棺材，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要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对任何事情成败得失的判断，都不能只看某一点，而要考量整体生命。只有完整的看待，才能够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很快地重新振作，重新出发，以及在得意的时候知所收敛。

人活在世界上，有些问题只是表面的小问题，而有些问题则是属于根本的大问题。生死就是最根本的大问题。除了生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属于根本的问题。譬如：人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命运及不一样的遭遇？为什么有些人做坏事却没有遭受报应？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必须受苦受难？

总的来说，培养智慧代表要超越感性的限制，慢慢在知识的范围里面奠定基础。有了基础之后就要进一步达到完整而根本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和个人主体的觉悟和体验有关。这里的觉悟是要我们放弃个人成见，去发现真理，所谓“道并行而不悖”，通往目标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体验是需要人来完成的。如果光是叙述各种道理与格言，而没有自己去体验的话，到了最后还是只能在知识的迷雾中打转。当克服身体的惰性，让自己的心灵更加自由，去接受体验的时候，由体验去印证价值，那么随着生命的成长，他的经验将越来越丰富。

第五篇：哲学读后感

对于中国哲学简史以及其他部分哲学书表面处理之后得到的读后感：

全部--部分--相对立面

死亡----生存:相对的解释.没有死亡的感觉体会不到你还在生存.死亡可以给你存在的相对感觉.如一切明天都没有了,你会珍惜今天的所有一切.大多数时间死亡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或者是我们不可能清晰的体验到死亡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还有明天.实际上有太多的意外不在我们掌控中.grey里面的,t如果爱就说吧,也许明天一切都没有了.任何一个感觉和词语,都是要一个反衬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如果世界尚没有悲伤,那也不会有快乐了.如果某一种感觉全部的占据了你的内心,那么你要留意去寻找相对的感觉,因为那个全部的感觉一定不是真实的也根本没有价值.

日常--->惯性动作可以让人产生惰性.就是上面的全部感觉,你必须要找到如何突破惰性,找到那种相对立的感觉去突破自己.

灵魂的电流--->应该是部分感性的存在.回忆对人是重要的.是人最宝贵的财富,在一生中不停的做着计划和回忆的互动动作.虽然很多理论让你把握当前,其实,这很难.至少从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出.多数是在幻想未来,和回味过去.只是今天也会成为回忆,未来也会成为今天.把握当前的心态就是要突破惰性,要在一种全部的感觉中找到那种相对立的感觉.比如你有一个钻石,你会永远拥有它.它放在你的仓库里面.永远不去提取.你偶尔会想想它的光芒,但实际生活中你不会天天带着它.但是有一天你的仓库失窃,钻石没有了.你就会经常想起那个钻石,想如果天天带着它的话也许仓库失窃的时候就不会丢了.但是你不知道哪天你的仓库会失窃.失窃前,你也会经常忘记你拥有这个钻石,这个就是计划之内的东西,也是在你回忆里面的东西,其实不属于你的现在.我觉得,改变,或者是体验到存在感,或者价值等方法就是一定要知道相对立的体验感觉.事物矛盾的对立面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灵魂的电流基本是一种情感发挥到一定程度所体现出来的物理现象.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的观点:他把我们体验到存在边缘的状态定义为“边缘状态”。通常，我们如此地执迷于和熟悉日常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不能够看破世俗--我们用自己的观点造了一个藩篱。只有当我们处于边缘状态，如疾病、痛苦、烦恼或者破产使我们远离正常的生活，把我们放置在一个新的位置时，我们才会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去看待和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说生命和死亡就像在镜子里互相观望一样，当我们说已经为死亡做好了准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活得没有任何遗憾；而当我们说自己生活得很幸福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为死亡做好了准备。

其实内心中,生活应该正在朝着这么一个轨迹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