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
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
由于西方的文化是处于强势的，在几百年，近几百年都是处于强势，所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远远不如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的中国的大学生对西方文化里边重要的人物，它的大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大家都会知道，但是一个西方，一个美国的学生或者欧洲的学生要问他中国大诗人是什么？有哪些大的思想家？有哪些大的这个文学家，大概他们都不会知道。或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除非他是专门学中文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知识的不平衡。这知识的不平衡其实反映出来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所谓软实力或者说整个国家的这个实力方面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其实一般地来讲是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过随着中国最近几十，十多二十年，几十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强大，在经济上越来越发展，在政治上也，在国际政治上也起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愿望是越来越增加了。
西方文化当然是非常重要一个文化，在近几百年几乎可以说从16世纪以来到现在，西方文化是在全世界都占着强势，就是说它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呢，当然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非常长的这个历史传统，我们从先秦一直到现在，有很长的历史，中国跟西方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接触，所以我们对这个先讲一下它的历史的这个中西方的文化的这个历史的状况。我们知道最早有所谓丝绸之路，那是一个基本上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一个交换，在古代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在中国先秦到汉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交流。但是呢，由于地理的原因，在古代不像现在我们这个交通很方便，所以互相之间的来往就比较多，但是在古代要从欧洲到中国，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阻力。不光是地理的这个遥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西方我们说西欧到中国中间隔着一个中东，隔着阿拉伯世界。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呢，基督教文化和这个伊斯兰教文化之间是有冲突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曾经有好几次的十字军远征，所以跟西方人、欧洲人、基督教跟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是发生冲突的。所以那个时候从西方要到中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耶稣比默罕默德早出生半个多世纪，他们创立各自宗教不是为了日后发生冲突，然而当公元3世纪基督教就成为地中海背面最大宗教，默罕默德则在公元6世纪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大帝国，矛盾产生了，公元1096年西欧国家的骑士们就组成十字军东征，开始争夺地中海东岸以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之后的200年间十字军总共进行8次东征，最大战果就是与伊斯兰教结下了1000年来都无法解开的仇怨，阿拉伯世界横亘欧洲各国与中国之间，阻隔着东西两端的相互探索，直到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异军突起。
最早的一个欧洲人到中国来，就是马克·波罗在13世纪，那个时候马克·波罗为什么可以到中国来？是因为蒙古人在那个时候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到后来很多蒙古的这个军队呢，可以说是打破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这个道路。所以那个时候，马克·波罗从威尼斯就是现在的意大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威尼斯可以一直沿着这个丝绸之路的路线，从这个，努力从水陆两个方面最后到了中国，到了元代的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么马克·波罗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意义在他，他所谓《马克·波罗游记》这本书，在西方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要知道《马克·波罗游记》不是马克·波罗自己写的，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本书。
因为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当时威尼斯在意大利，那时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威尼斯跟热那亚这两个不同的城市在打仗，他从中国回去以后，他在中国住了25年，回去以后呢，参加了这个威尼斯的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被这个热那亚的军队把他俘虏了，俘虏了以后坐在监狱里边，在他同在，住在同一个这个牢房里边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就是在中世纪的那种小说，所以马可·波罗给他讲了他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人叫Rustichello，就把他的经历写出来，这本书叫做《马可·波罗游记》，所以大家知道《马可·波罗游记》要知道不是马可·波罗自己写的，但是是依据马可·波罗自己的经历来写的。这本书在写出来的当时，不是被很多人所接受，虽然这本书非常流行，我们现在还有100多种手抄本，就可见这本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那么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受到很多人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忽必烈，把蒙古人讲得非常有文化，他曾经说，在那个书里边他说把欧洲所有的财富和国王的力量加在一起都没有蒙古人，都没有忽必烈这个大汗这么大的财富。把中国的文化讲得非常的，但当他所讲的中国是元代的中国，就是说以蒙古人作为统治的时候的中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不可信的，就是说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是蒙古人在元代的时候，所以他对于汉族的文化了解的不多，所以他在书里边没有提到中国这个有孔子，没有提到儒家的文化，也没有提到中国的这个用毛笔写字啊、喝茶啊，甚至没有提到中国的女人包小脚啊这些事情，也没有提到长城，很多人都认为马克·波罗的书是不可信，因为他没有提到我们现在认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东西。
又是过了400多年，也就是说到了明末的时候，不是元代，到明末的时候，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也是从意大利到中国来，那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呢，就跟马可·波罗非常不一样。利玛窦是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士，而耶稣会在基督教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会里边是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的一个教派。那么利玛窦呢，因为他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个人，他到中国之后他就发现，那个时候，中国在明末的中国，其实文化是非常发达的。所以他中国以后呢，他发现不可能像这个，在有些地方，他们基督教传教的方式是非常直接的，就说你必须要信我的教，因为你没有文化，我来给你传这个上帝的文化，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所谓适应策略，就是他去学了中文，用中文来写《天主实义》就是他写他自己的那个讲基督教的书。而且呢，他是跟中国的很多士大夫有很多交往，比如说徐光启，大家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徐光启、杨庭钰、李之藻这三个人是当时这个朝廷的很高的官。他们都跟利玛窦成为朋友，皈依了基督教。
利玛窦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到中国之后呢，他最先他知道佛教在中国是有的，而佛教呢，是一种宗教，所以他到中国以后他最先穿的是袈裟，是和尚的这个服装，结果他穿着袈裟跟和尚服装以后发现没有多少人对他很重视，他才发现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宗教在中国没有很高的地位，佛教虽然在中国也很普遍很多地方都有寺庙，但是和尚跟士大夫跟做官的比较起来那是地位是不如的，所以他非常聪明马上就换了儒服，他就把和尚袈裟给脱了，那个黄的衣服不要穿上读书人的那种袍子，然后自称自己是西儒，是西方来的儒。所以就受到很多读书人的尊重，所以他后来很成功地把徐光启、李之藻、杨庭鈺这样的人都变成基督教的教徒。
他跟徐光启合作翻译了这个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本）》的前面的六部，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先在中西的文化上，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交流，可以说是利玛窦的时候才做了很大的贡献跟马可·波罗时代就很不一样了。但是不幸的是明代快就被清灭掉了，所以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呢，一开始对于教会，对于基督教也是很允许，也是很宽容的。康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对耶稣会教士的那些数学的知识非常有兴趣，所以康熙几乎每天都跟几个传教士跟他们讨论数学的问题，我们知道清代的钦天监，钦天监就是观察天文的，对于一个朝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有钦天监的监正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几乎都是欧洲人，都是耶稣会教士来做的，最有名的就是汤若望和南怀仁，这18世纪非常重要的两个欧洲的这个耶稣会的教士到中国来做了钦天监的监正。而康熙对他们非常尊重。
康熙初年，曾是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礼仪之争。利玛窦当年为了传教尝试融入东方文化的做法遭到罗马教廷的质疑，教皇坚持认为儒家的祭奠与天主教教义冲突，禁止中国教徒赞誉祭祀活动。然而这场争斗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吗？这个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讲在教皇的权力，跟这个远方的一个君主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其实教皇跟康熙的冲突。康熙就把所有的这些基督教的教士全部赶出中国，就禁教。那么能够要留在中国传教的人必须要按照利玛窦的方式来传教，而且必须一辈子在中国不能回去。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传教在中国后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我讲的都是历史，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后来康熙到了乾隆到后来中西方这个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个冲突呢就已经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利益。因为最先就是英国的西方那个时候经过了这个文艺复兴，经过了宗教改革尤其经过了这个17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19世纪的这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进入了近代，在国力上又非常强大，所以西方就开始向外扩张就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以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就被英国人打败了，然后这个各国都到中国来，有很多租界，然后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就是造成了一个中西方的在国力上的一个很不平衡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下半叶，那么中国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很弱的这个地位，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那么近30年以来就是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使中国有很大的变化，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经济实体。对美国，对欧洲来讲都不能不对中国引起重视，那么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呢，在政治上，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也发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中国跟西方现在在很多方面，既有交融的方面也有，可以说是碰撞的方面，这碰撞的方面我刚才讲了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实际的利益和权利的问题。
21世纪，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与战火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吗？为何伊斯兰文化世界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事实上，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文化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可以去克服，可以去了解，就是在面临到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的时候，跨文化理解，可以说是有效地去消除这些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办法，我们现在知道，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反恐的战争，那么反恐战争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情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伊斯兰这个整个的文化和伊斯兰的这个，现在的极端主义把它混在一起，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宽容的文化。比如说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很长时间版图非常大，奥斯曼帝国在统治的下面犹太人和基督教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把伊斯兰文化看成就是恐怖主义或者说等同于恐怖主义这是不对的。当然伊斯兰文化也有它很大的问题，比如现在我就觉得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这个王国，它跟这个挖瓦哈比的这个所谓神学就是这个伊斯兰教有很多派别，不同的派别，那么这个瓦哈比这种派别呢，可以说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就是非常严格地去规定人应该怎么样去做事情，有很多非常这个原教旨的那种没有宽容性的方面，所以这是造成现在阿拉伯文化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我们一般人对阿拉伯文化都非常缺乏了解，我自己对于阿拉伯文化也非常缺乏了解，但是我觉得为了要消除一些问题，要消除我们现在世界所面临的矛盾的话，去理解不同的文化包括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尊敬不同文化的这个理解，尊敬文化互相之间的尊重它的差异，但是与此同时呢，不要造成这种这个极端的冲突，不要有极端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不要以自己的文化是唯一的一个文化，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需要的东西。
提问1：我们知道中东地区跟我们东亚地区的文化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跟西方地区文化呢，就是完全不同，那么现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动荡，比如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地区冲突，以及包括西方国家跟中东国家的冲突，比如美国和北约对伊拉克的一些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些冲突的原因的根源是因为文化冲突吗？那么文化冲突是否会造成实际上的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灾难？
张隆溪：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说现在中东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冲突，比如说美国、北约然后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然后伊拉克还有像叙利亚现在造成了很多这个难民，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它的根源是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冲突我刚才讲了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文化只能有差异，冲突都是涉及到政治和实际的经济政治的实际的利益，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利益和权利是有冲突的，所以我认为中东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实际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这个原因。
自2014年起极端组织ISIS通过频繁袭击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了伊斯兰国，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在占领地区恐怖治国，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屠杀异教徒，“伊斯兰国”能代表真实的伊斯兰世界吗？ISIS与西方世界的宿怨是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吗？如何才能使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而不是人类的灾难呢？
张隆溪：我刚才讲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在18世纪以后，它的那个王室就是沙特的这个王室跟瓦哈比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的教派这个互相之间就有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是以亲结亲的关系来做同盟的，所以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呢，都一定是一个家族的男人来担当，但是另外一个家族呢就作为这个教会的最重要的领袖，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宗教跟政治，政改合一。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沙特阿拉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支持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宗教的排他性跟沙特后来的发展是有关系，为什么沙特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冲突？是在于石油。沙特那个地方，沙特阿拉伯的地方，是石油非常丰富的，所以沙特阿拉伯非常非常有钱，是完全是由于石油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中东是个产石油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后它的这个冲突的背后，其实跟这个经济，跟这个控制你比如说现在所谓伊斯兰国它也是控制这个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产油这个地区，所以现在很多去轰炸它的时候，法国和美国、北约去派兵轰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炸它的这个运油的车和产油的这个油田的地方，打击它经济的来源。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的冲突问题，而跟这个实际的利益和经济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提问2：您之前一直说文化本身没有冲突只有差异，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要求我们去理解这种文化的差异，然后去减轻由此带来的冲突，会不会很难？因为像现在信息那么发达，我们始终对于世界另外半边的文化都会理解上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是不是就是比较难，让大部分人能够去理解对方？理解不同的文化？然后来消除，来减轻这种矛盾？
张隆溪：当然要对不同的文化能够理解当然是很难的事情，我刚才讲了孔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读书的人应该有的态度，知道是很难的事情才去做它，因为难的事情做了才有价值，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解决比如说像中东的问题，伊斯兰教文化的问题，不能够简单地靠一个战争，不可能。战争永远不可能解决，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人的头脑，要去改变。包括在阿拉伯文化里边伊斯兰教文化里边，它有它理性的声音，也许在现在很极端的时候，原教旨主义，这个原教旨主义很有影响，很有这个吸引力的时候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许这样理性的声音被淹没了，但是我相信最终要改变，要解决这种问题是需要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这个宗教里边自己的理性这种声音，来产生一个对社会有很好的正面的影响的东西，你刚才讲，现在我们这个好像信息都很发达，信息发达发生一件什么事情都知道了，比如说哪里打仗啊什么，确实这个现在这个传媒尤其新闻报道阿，还有评论，对我们的影响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对我们一般人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对了解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坚持说要对历史要有了解，不能只看现在的一些事件，报道往往新闻报道都讲坏的事情比较多，你说哪里发生了很好的事情，有人结婚了，有人这个在一起吃饭，很高兴，这个大概不会是新闻上很有吸引力的话题，你说哪里杀了一个人，哪里炸掉了一个房子，马上就可以很多人去关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文化的了解，对于一个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为什么要做他们做的事情？这个是需要去了解的，包括一些采取极端行动的人，他们也不是说他生下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去自杀的这个炸弹，不可能嘛。他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对这样的东西，都要需要有理解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提问3：我刚刚想到的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最大的与我们中学生最息息相关的就是，就是东西方的教育文化。就是我想知道东西方教育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什么？而且对于我们现在的教育越来越西化，我想知道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以及您觉得它的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的？
张隆溪：这个说起来当然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教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教育制度，但是教育作为观念来讲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普世性的，就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都觉得教育是重要的，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在这一点上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我刚刚讲了中国最大的影响的是儒家的文化那么这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一个传统。而且中国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设计考试制度（的国家），我们中国在隋代的时候在唐以前就开始把考试作为一个正式的，科举制，科举考试制度，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当然读的都是这个儒家的经典，通过考试呢，就可以参加这个统治的阶层做官，所以读书做官这是中国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也形成中国人对文化的重视，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可以想到自己身边很多例子，就说有些家庭很贫困，父母不识字，当然现在文化，文盲的程度已经很少了，所以大家不识字的已经没有，但是几十年以前不识字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即使是不识字的那些人，他们一定会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这是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这个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不是每个文化都是这样子，但是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那么西方的文化呢，尤其是犹太人的文化也是这样，犹太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当然不光是说犹太人，我刚才讲耶稣会教士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所以在西方，在中国，在伊斯兰教的世界其实也是，我们讲到伊斯兰教世界的时候，往往把它讲到现在，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非常落后的时候，欧洲很多人都不识字的时候，在伊斯兰的世界里边，很多把古代希腊的像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在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学者，去把亚里士多德这个重要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作了很多注释，这些东西后来到了13世纪的时候，被重新翻译为拉丁文，回到了欧洲，对于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会，提出很大的挑战。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跟当时的神学是有冲突的，所以在13世纪最重要一个神学家就是托马斯·阿奎纳，这个阿奎纳，托马斯·阿奎纳写的《神学大全》基本上是把传统的基督教的神学跟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把它调和起来，所以对于整个的中世纪到后来的文艺复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有人说13世纪就已经有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就是说在我们一般讲文艺复兴是15世纪到16世纪，可是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已经把这个由阿拉伯世界传回来的当时或者重新在欧洲也发现的这个古代希腊的一些哲学和这些思想，跟基督教神学做了一个调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文化和任何一个民族呢都是非常重视这个教育的问题，你现在说中国的教育，现在越来越西化呢，这是跟当然跟这个20世纪以后有关系，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是科举教育，科举制度，就是读儒家的经典而且这个以四书五经，或者说诗词歌赋来作为考试的内容，但是20世纪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整个教育制度的改变，是把很多新的教育内容，就是把科学，把西方的那些什么生物、化学这些东西作为教育的内容。
所以在中国的现代的教育，所谓现代教育跟传统的科举考试不一样就在于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教育，这个现代教育呢，就是包括了西方的很多这个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说是一个西化，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人类的知识的一部分，物理学不是西方的物理学，中国人也有物理学，这个物理化学从来没有人说这是法国的化学，那是英国的化学，化学就是化学，对不对？所以这种是一个普世的知识，大家都应该去了解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教育但是不应该说是西化的教育，所以中国传统上那我刚才讲了，教育，中国人很重视教育，而且考试在中国是最早的，西方人考试是从中国的考试受到启发以后，18世纪以后才有这样的制度。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其实都分不清楚谁是西方的，谁是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观念去看，在历史上的形成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么教育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对西方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21世纪发展文化的新格局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达到对话与共融而不是对立和冲突，因此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也绝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一种和谐但同时又保持各自文化身份的共生关系。
第二篇：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摘要：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关键词：法律；法律文化；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062-06
法律在当代生活中不可或缺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但对于孤独的个体而言，“我”是否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就不得而知了，何况“法律是什么”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法律似乎只有关乎个体生存才能证实其真切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法学研究必须超越冰冷的条文而体察温存的法理。①人们体察温存法理的场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文化。在这一场域中，法律与生死、伦理、救赎之间的关系得以完整地展示，由此可以发现，中西方不同的法律文化所对应的乃是伦理与宗教的分野，二者在型构人们生活的意义上殊途同归。本文探讨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法理学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新时期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
一、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透视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在具体的法律文化中体现为“天道”和“人道”的观念。“天道”是自然、神明、道德以及和谐、仁政等诸多观念的集合体，“人道”则体现为“应天、顺天、法天”，合乎“人道”的法律同时符合“天道”。由于仁政等观念体现了道德层面的要求，所以法律条文乃至法律体系符合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正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体现。②质言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伦理化”了的法律文化③。在这种法律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仅依据社会价值观进行内心确认，认为如果有人做了坏事，则其即使未受到法律制裁，也会被众人唾弃，会遭受上天给予的诸如一命偿一命、父债子还等报应。④这种道德审判经常出现在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中，并一度成为文学（影视）作品⑤的主题。坏人的下场可以说是道德审判的结果，或者说是未经审判的强制执行。这种神明（广义道德）的社会约束力显示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古代法律文本中可以得到验证。如《唐律疏义》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之语，德礼―政教―刑罚的逻辑顺序揭示出在古代中国，道德是刑罚的根本依据。法律在传统社会的实施中呈现出一种“广场化”的色彩，表现为某种泛伦理的司法过程。司法者在日常生活中，在田间地头，通过现身说法和道德说教，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来阐述是是非非，使当事人明白利弊，从而不仅实施法律，也维护了道德秩序，彰显了法律的道德性和伦理性。⑥自董仲舒鼓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伊始，中国传统法律就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与控制。汉朝“以礼入法”并推行春秋决狱制，使“礼”成了重要的法制指导思想。直至清末变法，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伦理化”法律制度结构才开始松动。但即便如此，伦理也并未彻底退出中国法律思想的舞台，礼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之深注定了其与中国法律的分离是一个漫长、艰难甚或无法实现的过程。⑦
法律伦理化突出表现在帝王施政中。《资治通鉴》开篇就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天子的职责是“礼”，那么“礼”到底是什么？有论者认为“礼”是“张扬和保护等级制度、特权制度的应有尽有的综合性社会行为规范，刑法和刑罚是它的强大后盾”，天子利用“礼”所达到的礼治是“在刑法和刑罚的强制力量维护下的人们备礼品、送礼物、行礼仪、懂礼节、讲礼貌、尚礼让、守礼法、遵礼制、崇礼学的生活状态”。⑧简言之，“礼”是一种道德意识形态化的治国思想。帝王通过礼制划定不同的社会等级，封建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天下之人得自守其位而永不逾越。如此，帝王便处于世俗社会的顶层，享有至上特权；同时，帝王以天之名管理位于其下的各级人等，让他们各守其位。维持着这种伦理秩序，社会也就处在一种动静相间的平衡之中。
古人在产生了难以自我解决的冤情时，就会求助于上天这个全能且正义的力量。帝王既然是身处礼制顶层的天之代表，“告御状”自然而然就成了人们蒙受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一根且最有力的稻草，这就是传统社会中最高层次的国家救济渠道。有论者曾经概括古代“告御状”的陈情特色：历代都把“告御状”规定为权利救济的最后途径，但一般禁止直接向中央衙门“告御状”，而是要求逐级陈情；一般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程序后，由官员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一般情况下皇帝并不亲自坐堂问理或书面审理，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皇帝斟酌决定。这一套制度从夏朝沿袭到晚清，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青天”和“天道”的终极理念。⑨通过这套制度建立的国家统治秩序中，君为臣纲，国法为帝王所用；国法之下是家法，父为子纲，家法为家长所用。古代族长与家长在一族一家内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可以代国家行使惩罚犯罪之权。“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⑩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父权家长制所体现的“三纲五常”思想对人们影响很深，具有强大的道德震撼力和法律刚性约束力。
按照苏力的说法，儒家的“三纲五常”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化，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而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必须”。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伦理性的，其核心是主张法律的正当性在于符合道德，最终也就是符合纲常；君权和父权共同支撑起传统法律制度，并使其顺利运作。伦理化色彩浓厚的中国古代法律以刑法为主，这也就意味着强制性与专制色彩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基调；至于刑法以外的法律关系，如有关家族内部事务、地方日常事务以及民商事活动等的法律关系的调整，则交由道德去完成。这些都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表达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早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宗教与法律混合，到宗教与法律分离（罗马帝国时期），再到宗教凌驾于法律之上（教会法时期），直至宗教改革，“政教分离原则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确立。这一措施永远结束了教会和教会法曾经在11―13世纪时期作为国中之国、法上之法的‘光荣’历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等结束了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和教会法的‘光荣’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也终止了基督教及其教会法对西方法的继续影响”。在现代西方国家，人们不再将宗教与法律相提并论，但法律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仍多与宗教教义相一致，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摩西十诫”里的诫命同时为法所认可。
宗教与法律的交融在西方古已有之。“苏格拉底之死”既可以说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也可以说是对法律至上（正义）的坚守。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将宗教与法的起源相提并论。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认为：“自然法”是人的“自然理性”（真、善、美等人的灵性、智慧本能或良知）的体现，它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判断真伪、善恶、美丑、是非的标准，“人定法”必须符合“自然法”，人的理性是法律的本质或源泉。以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为代表的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派特别强调，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就是神的意志、神的智慧，人定法不过是人们把自己所理解的神意书面化、规范化而已，服从神意即服从自然法是人的义务。在西方，宗教作为自然法的起源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形塑作用是无可非议的。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虽已与宗教分离，但其法文化中所蕴含的宗教气息是无法剥离的。当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中依然透漏出浓厚的宗教气息，西方国家的许多司法制度和程序设计中也体现着宗教传统。
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证人宣誓制度，是研究现代西方司法制度中包含宗教传统的较好视角。在西方国家，证人宣誓制度具有悠久历史。该制度源于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法传统。教会法的诉讼程序要求一切证据都必须基于宣誓而提出，在教会法庭的审判中，证人宣誓表示不作伪证后，法官才根据案情疑点向其提问。受此影响，现代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将宣誓作为保障证人证言真实性的程序性制度。如英国制定了专门的《宣誓法》，对宣誓的形式、执行、誓词、主体等作了详细规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证据法对宣誓作了详细规定，德国、法国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证人宣誓的内容。宣誓制度下的具体誓词也明显体现着西方宗教传统。如在英国，证人宣誓的誓词是：我向全能的上帝（或者证人所信宗教的神明）发誓（被调取证言者可以说“允诺”），我将提供的证言是真情，全部是真情，只是真情。按照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6条的规定，在作附宗教起誓的宣誓时，法官对证人念誓词道“你在全能全知的上帝前发誓，你尽其所知，所述之言纯属实言并且无任何隐瞒”，然后证人回应道“我发誓，上帝保佑我”；在作无宗教起誓的宣誓时，法官对证人念誓词道“你发誓，你尽其所知，所述之言纯属实言并且无任何隐瞒”，然后证人回应道“我发誓”。可见，现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宣誓制度深受宗教传统的影响，法官在接受证人宣誓的时候，已不再是单纯的司法人员，而是演化为“上帝”，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这样的司法戏剧化的场景增强了宗教对证人的震慑力。
上述关于西方国家证人宣誓制度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都显示了在西方社会，人们认为程序正义在逻辑上能以最小的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抑或生命成本）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认识容易导致极端情况发生，即人们在处理个案时，往往只关注某项制度能否滴水不漏地保证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然后将事实代入法律进行个案处理，而越来越少地思考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这容易导致法律制度在人伦关怀方面有所缺失。以程序正义为基点的法律制度果真正确吗？现代法律从古典自然法演变而来，其在基本原则上并未改变，只是使人们受约束的力量从心理性力量转移到了外在的国家强制力，从而，人的犯罪行为或许违背了他的信仰，但他受到刑事处罚的原因却是违背了法律。西方基督教主张“不可杀人”，但若不以死刑来完成对杀人罪的惩戒，便难以彰显人的生命的神圣并构成对意欲杀人者的威慑。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它经常要面对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恶”是合法的，但在基督教教义看来则不一定是正当的，因为这类“恶”是人的自然性情因素使然，而性情方面的缺陷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那么，什么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呢？
三、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碰撞与殊途同归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五种需求，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按层次逐级上升。在西方，经济发展使人的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自然就产生了。但在中国，人们虽然也有安全需求，但古往今来人们最注重的是生理需求即衣食住行之需要，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鲜见私法的身影。《礼记?礼运》中有言：“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梁治平认为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古代没有私法的原因，即不讲权利、没有个人、追求绝对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实际上是礼治秩序的基本内容，这种礼治是阻碍民法成长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因而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没有私法，而且根本就不能够产生私法。
现代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与文化的迟滞不前形成鲜明对照。这或许是由于制度对社会生活予以积极回应，而文化因扎根于传统而不能自觉改变；或许是由于不论制度如何变革，文化都具有对制度或事实的解释力，从而人们认为文化无须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空场景在不断转变，而内化于人心的文化结构却依然牢固。就此便能解释为何中国的法文化就现代与古代相比而言变化并不明显。有论者指出，中国古代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状态等给中国古代法律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现代中国，尽管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已被推翻，儒家思想也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及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并未有明显改变。不论是传统法律文化还是经过西方法律移植和中国法律制度转型、重构之后塑造出的现代法律文化，就实质而言，中国法律文化中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即伦理化的法律思想。现代中国虽然有了民法，但其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并未扎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经常适用它（这也是伦理化的法律文化对社会长期影响的结果）。在很多情形下，一旦发生了民事纠纷，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尤其是道德习惯；对于纠纷处理，人们希望依习惯获得道德上说得过去的结果而并非法律规定的结果。换言之，在中国法律制度逐渐西化的同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还处于传统法律文化笼罩之下。民众仍然习惯于借助法律来获得道德上的积极评价，他们期待通过法律制度达成中国化的纠纷化解结果，而并非真想遵从文本上的法律；他们甚至不知道适用法律的结果是什么，而只是希望要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理”，而理、义或礼是相通的。这样的意识状况与当下日渐西化的法律语境格格不入，产生了许多法律文化上的冲突。
从中西方观照的角度而言，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并不相同。例如，“摩西十诫”的内容也符合中国人对道德的理解，然而苏力通过分析西方经典戏剧《安提戈涅》，得出西方人提及道德时更注重法律本身的道德性的结论。西方一些法学家认为现实的法律是人类通过揣度神意而得，当法律不符合道德时，不是神意出错了，而是人类对神意的理解错了。因此，法律应合乎理性，更应合乎宗教：合乎理性是因为法律是人的智慧的体现；合乎宗教是因为人的智慧应当用在对神意的理解上，同时，这种理解神意的智慧也是神赋予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对司法者的素质要求很高，通常将法官的个人道德水准（然后才是其案件审理能力）作为判断法官称职与否的标准。道德水准高者即清官，其即使对个案的事实判断有所失误，也依旧受人爱戴。在民众心目中，清官即好官。但实际上，一个人清廉与否显然不能佐证其履行职责的能力。
就上述而言，苏力将中西方道德分别称为“司法者的道德性”与“法律或司法的道德性”是很有道理的。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总归都是在说明道德与法律互相联系。至于如何联系，诚如**所言：“法律与道德，都是人世的物件，居家过日子的家什罢了。”就本质而言，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伦理在中国、宗教在西方，都是统治者用来治理社会的软性力量。“法律与宗教，在对待违法犯罪现象、违法犯罪者的态度与做法上的确是一硬一软，也就是法律显得严厉，宗教显得宽容，目的无非是要使误入歧途者幡然醒悟”，“法律的严厉与宗教的宽容就好像是同一商品的两种不同的包装，里面的货色却完全相同”。伦理亦是如此，它在为法律提供正当性资源，让法律不再显得空洞与苍白。因此，宗教抑或伦理，都为冰冷的法律赋予智慧和意义，使法律真正成为关注社会生活的，温情与暴力同在的秩序设计。这或许就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殊途同归。
四、中西方法文化的融合与中国法治秩序建构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法律秩序被解构，西方法律被引入中国。但如前文所述，道德是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正当性所在，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构成原理是道德原理。中国民间社会对传统观念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坚守，事实上导致了西方法律在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导致人们对当前所施行的法律以及正在建构中的法律秩序产生了某种怀疑，也对西方移植来的法律能否在中国真正生长起来表示担忧。有论者认为，清末以来中国在制度层面断然放弃了传统法，并以从西方和前苏联引进的法律取而代之，但传统法律文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意识。譬如，20世纪90年代为人们所熟知的法治本土资源论，法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相关争论除了要促进构建法治秩序的共识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法律文化差异对法治秩序建构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
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包括法律文化逐步在中国得到发展，但若仅仅强调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法治秩序建构而言就有失偏颇。制约中西方法律文化融合并进而影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构成不同。随着中西方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耦合与制约因素正在被新的耦合与制约因素所取代，使得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一定程度地殊途同归的情况下又面临新的变量。例如，在西方，伴随现代社会的分化，法律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法律的正当性脱离了宗教、道德和文化基础，其要么与政治互相“循环论证”，要么通过其内部诸要素的互动而悖论式地实现循环性的“自创生”，这似乎可以促成中西方法律文化缩小差异的好时机。然而，西方的法律走得太远，其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特征和与道德、文化相分离的实证化趋势，这又为中西方法律文化融合造成了新的隔阂。又如，源自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的利益可以不顾公民的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该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规范颇有契合之处。但若在中国适用“法律父爱主义”，则在坚持该理论关于法治保障人权与自由的基本内核的同时，必须强调将其限定在不得侵犯作为基本权利核心的人性尊严的范围内。
在此，需要再次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与道德的统一性问题。这是关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法律内在价值的认识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人们认为法律是国家借助强制力来惩罚不道德行为的规范，法律须以彰显道德为前提，否则司法者就是违反道德的不仁不义之徒，其裁判就不具备正当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系不认为法律能够内在地证成其正当性，反而认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每一步以及司法运作的过程及其结果，都应以道德作为正确与否的唯一评价标准。这一点与西方自然法有着某种内在的同质性，自然法也承认法律具有外在证成的可能。但是，经过实证主义的洗礼，自然法更加强调法律的体系性，其对法律具备内在道德性的肯定实际上承认了法律体系的内在证成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律适用的随意性。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法律与道德一体化存在极大不同。从规范层面来看，中国传统的伦理性法律文化强调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因而在法制建设上主张重实体轻程序，这恰恰阻碍了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有论者指出，法与道德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及其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牺牲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同时也背离了道德的本性。在现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框架内，通过强调过程本身的正当性即通过过程的正当来实现结果的正当，这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涵之一，即正当程序。这对当前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是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所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个节点。
当前中国法律文化深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法律制度和法治秩序会反映社会的最新面貌。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正逐步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中国法律文化重焕生机的表现，为中国法治秩序的良性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应当注意到，中国法治建设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烙印。一百多年西学东渐的历史表明，中国建构法律体系和法治秩序的努力受到了西方法律文化及其法律体系的较大影响。中国在法律规范和法治秩序上的应然状态，就是要结合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涵，构筑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与法治秩序。这决定了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学习与吸收，不仅需要关注国内，而且需要关注西方国家。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必须与中国自身特色及国情相符，同时在规范层面可以借鉴西方法律体系或者法治模式。这是当前中西方法律文化碰撞背景下建构中国法治秩序所需要重视的问题。
五、结语
法律文化是考察法律体系与法治秩序的良好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具有伦理色彩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具有宗教色彩的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得以充分展现。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在联系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殊途同归，这为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尽管很难说中国法治的现代性问题已经解决，也很难评论西方法律文化的渗入对中国法律体系和法治秩序建构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应当同时关注中国与西方的法律文化。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碰撞既给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消弭文化差异的基础，又带来了新的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仍然需要关注法治秩序的本质问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以及道德与法律的联系问题；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社会的新型社会规则，把握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新走向。因此，既要学习西方法律文化以完善中国法制，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既要学习西方构建现代法治秩序的基本经验，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中国；在法治建设中既要重视道德的作用，又要防止道德泛化及其可能引发的法律权威弱化等问题。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马小红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指导与帮助。
注释
①See Watson，Alan.“Legal Change：Sources of Law and Legal Cultur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83.Vol.131，No.5.②参见范忠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③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张中秋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法与宗教伦理：伦理化与宗教性”中有十分详尽的阐述。④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认为在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超自然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因此，当一个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上天报应便是人们所预想的超自然“反应”或“还报”，它承载了人（尤其是弱者）的情感抒发与价值期待。参见[美]杨联?：《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段昌国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⑤如电影《审死官》、《九品芝麻官》、《杀诫》、《秋菊打官司》等。⑥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⑦关于礼与法的关系，参见曾宪义、马小红：《中国传统法的结构与基本概念辨正――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⑧余宗其：《中国文学与中国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⑨参见范忠信：《古代中国人民权益损害的国家救济途径及其精神》，《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⑩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第5―6页。如电影《审死官》中有一场景：状师宋世杰自知打不过会武功的妻子，便“躲”到自家祖宗牌位前，因为他知道妻子武功再厉害也不敢在列祖列宗（即家长）面前做出打夫君这种违反纲常之事。人们在死去的家长面前尚且如此，足以说明古代家长地位之高。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1页。参见于浩、曾航：《论维多利亚宗教法律思想》，《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4期。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于浩：《正义之殇――苏格拉底之“死不足惜”》，付子堂主编《经典中的法理》，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363―391页。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何家宏、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译（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参见孙长永、纪虎：《宗教化的法律仪式――证人宣誓本源意义初探》，《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关于中国古代法律如何体现和谐精神，马小红教授有过精到的论述。她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中国古代法律在内容上以礼为主；第二，中国古代法律强调执法时要注重社会效果，旌表与惩罚并用；第三，中国古代法律中官署的职能规范、完善；第四，中国古代法律强调刑罚的负面作用，主张通过多种方式安民富国。参见马小红：《试论中国传统法中的“和谐”观――兼论古今法理念的连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梁治平：《论礼法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参见于浩：《行政调解与中国法律传统的契合与断裂》，《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1期。See Zhang Jinfan.“Ancient China's Legal Tradition and Legal Thought”，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3.Vol.34，No.2.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官司系因私事而起，由侵犯人格的私法纠纷发展成导致轻伤的治安案件。片尾村长被呼啸的警车带走时秋菊迷惑地自问：“我就是要个说法，我就没让他抓人，他怎么把人抓走了？”这一场景就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还处于传统法律文化笼罩之下的一个典型体现。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37页。参见苏力：《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法律的道德与不道德》，《中国法律》2010年第2期。在马小红教授看来，正是这种“神事”和“人事”的密切结合，也正是由于礼的这种综合、圆通，使得中国古人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理智，使中国古人的政治与生活从未陷入宗教的狂热与迷茫中，更未陷入宗教战争的泥潭之中。参见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页。马教授这种“推中抑西”的态度虽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但其或许轻视了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正向作用，无意间抹煞了伦理（或者说“礼”）与宗教的相同功效。余宗其：《外国文学与外国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112页。黄宗智教授在评述中国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论”时，曾认为“本土论”缺乏具体意见，尤其是缺乏立足于中国传统历史实际的具体意见，这就要求汉语法学界在提炼传统文化中的本土资源时，必须努力实现与西方法律制度及精神的契合，唯有如此，才能突破“移植论”与“本土论”舍一不可的困境。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清华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参见张中秋：《传统中国的法秩序及其构成原理与意义》，《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参见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参见张志铭、于浩：《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参见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参见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参见于浩、陈肇新：《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参见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See Yngvesson，Barbara.“Inventing law in local settings：Rethinking popular legal culture”，Yale Law Journal，1989.Vol.98，No.8.责任编辑：邓林
第三篇：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从中式洋节浅析文化独立与文化融合 [摘要] 西方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必然发生碰撞。文化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文化融合的前提是文化独立。本文首先从中式洋节来展示中西文化的碰撞，进而对将中式洋节视为文化入侵的片面看法进行反驳。然后探讨中华传统文化衰落的真正原因，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其次针对中华文化独立提出相应策略，最后分析文化融合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中式洋节，文化独立，文化融合，和而不同
Abstrat: The western culture comes into our life, so that there will appear cultural shock.The cultural fusion is the trend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emise of which is the ccultural independent.This paper firstly show the cultural shocck through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in order to refute the one-sided opinion about that the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 are regarded as cultural invasion.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ue reasons about the delin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ow to protect it.It is followed by the stratagies to Chinese cultural independent.The effect of cultural fusion on the Chinese cultural.Key words: Chinese western festivals,cultural independent,cultural fus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不仅局限于经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近几年在中国，西方快餐，好莱坞电影，洋节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中。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必然产生新的火花--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融合也必将对中西文化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可是这种融合并不意味着复制，同一。对文化融合的片面看法莫过于文化入侵，这种看法过于绝对，因为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将保持独立，秉持各自鲜明独特的个性，并且融合的结果是和而不同。1.0中式洋节与文化入侵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式各样的节日也日益增多。仅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就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不胜枚举。同时，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流行过“洋节”，如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洋节”越来越多地走入中国，走近中国人。西方许多节日的庆祝方式与中国节日都有所不同，对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刺激的，因此人们现在比较乐于过西方的节日。例如，西方人过圣诞节，除了大家在一起挂圣诞树、吃烤火鸡聚餐，大人们还会把孩子们向往已久的节日礼物装在一个大袜子里，在平安夜悄悄放在孩子们的床头送给他们。甚至在大街上有穿着红色圣诞服、头戴圣诞帽、脚蹬圣诞靴的圣诞老人背着大布袋分发礼物，这对孩子们说是新奇的、新鲜的，他们都非常喜欢过圣诞节。而在中国只要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就高兴。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越来越不像中国人了，马上就要全部被西化了，洋节就是文化入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它忽略了“洋节”已经在我们身边被本地化、中国化，发挥着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以圣诞节为例，在中国，圣诞节与历史、传统、亲人或者礼物转送无关。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盛行脱离了其原本的宗教性质，仅仅保留了其“狂欢”、“个性”、“新奇”、“张扬”的娱乐性质。有些圣诞产品是专为迎合中国人的品味而定制的：比如，吹奏萨克斯管的圣诞老人是一种常见装饰品——只因为萨克斯和圣诞老人都源于西方，中国人就顺理成章地3将两者放在一起。今年，有些商店摆出了戴着圣诞老人帽子的羊：明年2月份的农历新年将是羊年。有专家把中国人过洋节看做“集体无意识”，这就将节日文化过于意识形态化。中国人过洋节无非是一个消费放松的借口（上班族工作压力大）、一个增强个人身份认同感的工具、一个聚会狂欢的理由（中国人喜欢节庆）、一个浪漫表白的机会”。2.0中华传统文化衰落与保护 有专家抵制西方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造成的。将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归罪于“西方文化入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是不公平的。西方大量文化的引入，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质量。至于我们传统文化的衰落，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发展规律的原因，也就是一些不符合人们现实生活需要的“传统文化”被自然淘汰了。比如“二十四节气”（坚持抵制观点的北大某教授提出的）。由于现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二十四节气”已不能准确涵盖现在的天气状况；另外由于农业科技的发达也不完全靠“二十四节气”来进行生产活动。因此“二十四节气”逐渐被淘汰不用了。而这只能赖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洋鬼子的“文化侵入”无关。二是，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原因。在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发展与更新，而成了社会前进的累赘。比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就输在了“市场价值”面前。
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只能通过抵制西方文化来实现，那么中国就又回到了闭关锁国的时代。在文化竞争的浪潮里，保护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才是可取的做法。重视传统文化应从政府做起 政府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应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关于中国传统节文化的宣传、立法问题，政府和立法机关以及宣传部门确实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重现。比如所有的传统节日都应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对于传统节日，立法者怀有敬畏之心才是最根本的。传统文化的保护，除了民众的力量，行政的力量也非常重要。其次挖掘文化内涵，加强传统文化宣传与教育。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要大力挖掘和宏扬。国民的文化教育让人民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让民族文化渗入百姓日常生活。最后发扬传统文化的关键是创新。在历史不断前进的车轮下，传统文化也要做到与时俱进，只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入新鲜活力，才能让其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熠熠生辉。3.0文化独立
文化独立就是指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品格。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文化独立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在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失去了文化个性，那么中华文化将不复存在。只有坚持文化独立，才能使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也是文化融合的前提，否则文化融合就变成了文化入侵。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独立可以通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第一，坚持文化自觉原则。“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要做到文化自觉，首先需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对于文化背景，文化发展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其次是要理解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合。最后在各种文化都实现了自觉之后，多元文化各展其长、共同发展。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就是要积极探寻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内在契合性，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性意义的精神特质，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世界文化转型中具有自主能力。第二，坚持文化自信原则。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多元化的今天，每一种文化都是当今社会文化的瑰宝。我国的传统文化绵延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精髓，比如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深厚广泛的民众基础。传统节日反映了民族的审美情趣、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寄托着整个中华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在多元文化并存、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应该秉持着自信的信念，让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人们的时代生活中延续和发扬光大，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再铸传统，有所创造性的改造，始终保持传统文化的活力。4.0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指具有的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间接触、交流沟通进而相互吸收、渗透，学习融为一体的过程。文化融合的过程：一接触，两种文化由传播而发生接触，这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二撞击和筛选，每种文化都具有顽强地表现自己和排斥他种文化的特性，两种文化接触后必然发生撞击。在撞击过程中进行社会选择，即选优汰劣。三整合，以原来的两个文化体系中选取的文化元素，经过调适整合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如现代美国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21世纪的人类文化将是一种全球性的综合文化。这种综合不是实体性综合，不是东方文化归属西方文化，也不是西洋文化统摄东方文化，这种综合是文化生态功能意义上的综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泰山不让土壤方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包容精神。比如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人含蓄，不善于表达个人情感。而父亲节，母亲节以及感恩节给中国人一个去表现爱与感恩的契机。当然，洋节入土中国，并不是说多多益善，因为这一种文化渗透也有着潜在的副作用。例如，对洋节的过分追求可能会导致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忽略和对西方文化的盲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的日常消费等。因此，我们需要用辩证的观点和理性的态度正确对待洋节，既不能一味崇尚洋节，也不能盲目排外。在理性接受西洋文化的同时，还不要忘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要运用 “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剔去糟粕，充分彰显我们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的包容与心胸。5.0结语
文化全球化对中华传统文化是挑战，对于其他不同文化的冲击，中华传统文化要秉着文化自信，屹立于多彩的文化盛会。同时全球化也是机遇，中华传统文化借机取长补短，永葆活力。在同一文明空间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相互竞争、相互激荡中相互依存、相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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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6 来源: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五个文明形态
在这样的五个文明形态中，按照今天已有的考古学的资料，最早的文明应该还是两河文明。两河文明是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出现了城市，比如说像苏维尔这样的城市。已有的国际界的通行的标准，人们改变和告别了游牧的生活，开始过上了固定的城市生活，有了专职的国家集团，有了固定性的庙宇祭祀中心，有了文字，这一系列都有了，我们说就是到了文明了。到公元前350年左右，在两河之间就出现了文明。这是最早的。
第二个稍晚一点的就是埃及尼罗河文明，大概在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最早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才出现。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说是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是爱琴文明，主要是在克里特岛上，是地中海通往爱琴海的口上，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东北角上，这个克里克岛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且是达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克里特文明，是最早的爱琴文明，是受到了来自南边的埃及文明和东边的两河文明的共同影响。保留了很多埃及文明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神话中半人半神的人兽结合体。爱琴文明是深受这两个文明的影响。
第四个是克拉达文明，这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大概也是公元前2500-公元前2600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土居人，是最早的当地居住者。在英国的考古家在死者的坟墓的地方发掘出了很多水平很高的文化遗体，被证明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出现的古代文明。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先秦文明，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帝的后人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是伪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炎黄嫡系，我们有自己的传说，大家就喜欢当真了，炎黄王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部落中的人物，是一个氏族，或者是一个部落。我们说是炎黄子孙，真正的编年史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不是正史，现在翻开历史学的辞典，《汉语大辞典》后面的中国编年史也都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都是传说，真正的开始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商周从这里开始的中国文明史。国际学术界对于文明的标准，它认为中国的文明史要从商代开始，而不是夏代开始，知道的理由是三代文字现在没有确证，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不被承认，一种专门用于记事的文字，没有记事的文字的文明就不被承认。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在清朝末年，明朝初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骨文，这是商朝中期的文字，商朝早年的文字都找不到了，更别说是夏代了。如果是从商朝算起，我们的文明时代只有3500多年，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距今是3500年，推到夏禹王姑且可以算做是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是从商朝算起只有3500多年的文化史。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这样的五个文明最初是在人类的亚欧大陆上，这样的五个文明是非常有意思，一字摆开正好是同样的纬度，可能是这个纬度的气候、雨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五个文明，从地图上看最早都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在纬度上整个五个文明上下，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三十五度之间，这样的狭长的地带，五个文明一字摆开，每个文明所在的纬度是一个都达不到，是很小的，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最早的夏商周的城市就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到黄河入海口，这样的区域，珠江流域最早虽然也有原始的文化，但是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有的狭长的地带中，北纬是可以统一的，经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文明所占的经纬度都没有小。在它们的周围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五个文明的南边往往不是大海就是一些蛮荒之地，而在这样的五个文明的北边，那是草场，是很多游牧民族。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发展是没有规律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在定居的农耕来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他们都没有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有农耕民族才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样的一些游牧民族，在五个文明的北边，也包括在他们的中间，经度中间有很大的孔隙，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低于农耕的文明。南边是五个文明构成的文明地带，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南农北牧，南边是农耕生活进入了文明，北边是游牧的民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状态。南富北穷，南边是有大量的剩余产业，而北边的经济是发达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计划性的，他们的整个经济水平是比较贫穷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同时在军事力量上，确是南弱北强，为什么呢？北边是长期吃肉形成的彪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体力比较强健，养成了他们的一种凶悍的性格。而南边的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播秋收，这样的非常安逸，养成了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战斗力也是没有北边的人强，一切都是拼机动性，体力和勇敢，所以南边就不如北边的民族了。看中国的历史是有很好的佐证，都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商周时代开始，一代代的游牧民族都是从北边过来了，到匈奴，党项、契丹、蒙古，等等都是从西北过来的，有的甚至是颠覆南方的政权，比如说元朝。像西方世界里，希腊人首先是被北边来的特洛伊人打败了，还有罗马人都是入侵者，都是从北边来的。刚才举的例子是北方的民族不断的冲击南方的民族。
入侵效应和酵母效应 这样的冲击的结果就导致了两个效益，这个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总结。这个效益从时间上的效益，就是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北边的游牧世界对南方的农耕世界有大规模的入侵，每次都是持续300多年，时间上就导致了农耕的文明发生了形态的改变。旧的文明形态消灭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重新开始了，重的来看就是形态的蜕变，就有点像是春蚕了。大家注意到一开始是一个卵，然后就是不断蜕皮，然后吐丝、结茧，然后再成蛾吐丝再成茧，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但是还是一条蚕，主体还是那个主体，这个文明也是如此的。爱琴文明由于当时有一批原始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导致了爱琴文明发展成为了希腊罗马，而两河文明发展成为波斯文明，克里克文明成为了古代的一种文明。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也经过了混杂的春秋战国，秦国本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开始养马再开始富裕，最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的效应称之为“春蚕效应”，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变化，一个旧的文明消失了，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了。
还有一种叫做空间上的变化“酵母效应”，以前蒸馒头要用酵母，包裹起来的面团用了酵母，留一段酵母下一次再发面。农耕被游牧民族入侵，就导致了文明的发酵，看起来是游牧民族包围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掉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农耕民族以柔克刚，反过来把游牧民族消灭掉了，本来最初的五个文明都是弹丸之地，随着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入侵，一次次的扩大了农耕民族的范围，几乎整个世界都便成了农耕民族的世界，游牧民族变了，没有了。三代以来，夏商周以来，一次次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你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始的游牧民族呢？这些游牧民族都不见了，满族人今天都没有了，而华夏文明不断的向世界扩展，今天来说，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上到黑龙江下到珠江地区，都是农耕民族的世界了。
两个效应，一个是文明时代时间上的突变，还有空间地域上的扩张，西方工业化文明崛起之前，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15世纪之前，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结合图表就简单的把这个过程拉一个线，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刚才说的是一般性原则，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开始，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000为止，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大入侵，入侵之后统治了农耕民族，被农耕民族潜移默化同化了，看起来是征服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被农耕民族同化了，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发展的。游牧民族是很彪悍的，久而久之是接受了你的文明生活方式，改变了野蛮的原始文化，而接受了你的文明。满人的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久而久之，基本上就变成了文人了，多尔衮那些子弟兵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各大文明圈都是这样的，彪悍的民族来了，几百年之后，全部没有了，都被弱化了。文明的发展过程
简单的对于几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做一个讲解。在3500年的时间中，一共是发起了三次大入侵，第一次是一批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到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西方的语言学家就吃惊地发现，从西班牙语到法语、英语，包括了波斯语、拉丁语这些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同源性，具有共同的词根，相似的语法变化规格。有学家就假想了，最早这些语言有一个母体，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块地区，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亚历安那地区，就把这个地方的语言称之为亚利安语。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首先是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游牧民族向三个方面大入侵。一个是向西南，一个是向正南，一个是向东南。西南这一支入侵之后，就冲入了西欧的半岛，后来我们说的希腊人，意大利的祖先罗马人，西班牙的祖先高卢人，都是这一支向西南冲入的雅利安人。所以第二个文明，希腊的罗马文明本身就是由一批最早的入侵者，当时原始的爱琴文明创始人融合的，本来这些都是入侵人，希腊人最早就是荷马诗史中所描写的，这是一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西欧人的祖先，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凯尔特人，都是今天欧洲国家的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于文明世界冲击时来到的。经过了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之后，创建了新时代的罗马文明。往正南的一批，包括了波斯人，他们在入侵之后，和两河流域相结合，最后开创了波斯文明，这是最后的文明，但是最强大的，这是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波斯文明。
往东南的这一支往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一批人被征服了，沦为了奴隶。印度语中这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征服者都是鼻子比较高的，当地人说是没有鼻子，其实是鼻子比较扁平，就被称为印度的贱民，有身份的人的四大种姓，其他的都是贱民，这样的四大种姓是征服者，在古代的印度文明，是他们的宗教文明，印度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万花筒，和民族的杂交和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三支分别的向西南、正南、东南入侵，导致了前面的两个文明，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应运而生，完成的这种嬗变。
刚才说到了秦就是西南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混杂进入了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汉时代，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强悍时代，唐汉是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代有博大的胸怀，是一种繁盛，而汉代是雄兵重武轻文，这个时候是很强大的。经过雅利安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时代的入侵之后，引起了文明的蜕变。古希腊的文明是由于当时的地理位置，那时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好的，北边有地中海，游牧民族往北边来的时候，往往是侵入不到它，一碰到水他们就傻眼了，不会划船，埃及文明在当时是比较幸运的，在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中幸免遇难，他们没有发生文化的毁灭。
一个生物学中一个生物过于纯种系是不太容易生存的，这个埃及文明的命运就是太“纯洁”了，埃及文明的两个象征，一个木乃伊和金字塔，文明成为了木乃伊和金字塔了，那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叫做埃及而已，先后被波斯化、罗马化，伊斯兰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而已了，已经没有了文明了。已经绝后了，没有了传承，古代的文明经过了第一次入侵之后，就变成了四大文明了。波斯帝国也是非常不得了，喜欢打仗，发起了三次战争，始终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谁来征服它都不能改变它的信仰，这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冲击之后导致的结果。紧接着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入侵了，这次是由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人是冲击的发起人，匈奴自从汉高祖的时候就开始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威胁，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的山脚，对当时的匈奴王四十万大军围困了，当时贿赂了单于的妻子才放了刘邦一命，后来就有了和亲的策划。当时就开始打匈奴了，打到了后汉的时期，由于汉朝主动的打匈奴，打匈奴他们就往西跑，平静的游牧民族被挤压着草原上的其他的人往西跑，逼迫这些人打不过匈奴人，他们是形成了比较大的部落集团，就逼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南跑往西跑了，这些人跑到南方的农耕世界，就导致了第二次的大入侵。到了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呢？日耳曼人虽然是凶悍，但是打不过匈奴人，所以不得不去打罗马帝国了，西罗马帝国被一批日尔曼蛮族，一直进入到罗马帝国，把这个罗马帝国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在西边，东边的秦汉帝国灭亡的时候，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因为匈奴等五支游牧民族来了，把整个中原占领了，建立了蛮族政权，这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结果。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混乱，一直到隋朝的崛起才开始统一，到了唐代这个时候开始文明了。第二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这几个民族的改变，罗马帝国，秦汉时期，还有唐宋元明清，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印度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受到大的入侵，但是也是受到了北匈奴的影响，还有阿拉伯人，这是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进行入侵的奠基，这是一支在沙漠中崛起的帝国，对周围的农耕世界进行了大入侵，结果是对波斯王国进行入侵，出现了一种大的改变，成为了统治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四大宗教文明
这样的四个不同的宗教，分别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这样的四大文明，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产生的，我们是非常的熟悉，这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儒家的文明是从孔子的地方算起，这是春秋时代，但是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的时候，独尊儒术，都是第二个文明出现了，第三个文明时代才形成了气候，因为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伦理体系，被官方所接受，到深入民心，成为所有这个地区人民自觉加以奉行的价值观念，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基督教真正的成为普遍的宗教，是在蛮族大入侵之后，公元前7世纪之后，成为了自己的安生的原则，全部都接受了基督教。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西欧的所有的文明都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思想影响，欧洲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家，中世纪有很多个国家，德国还有几百个国家，是无法用国家的形态来解释那时候的状态，只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不管你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德国、北欧还是南欧，不管是哪一个贵族的领地，你从生到死都是基督教的教民。东汉之后就乱了，佛教也是顺势而来了，唐宋之后，儒家思想才真正的深入。唐宋之前，这个思想是比较混乱的，儒家、佛、道，三教互补合一，在唐宋之后，才形成了新的儒学，真正的深入人心，从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使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你要成为人上人，就要读儒家的思想，只要把儒家的思想参悟透了，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当官走上仕途。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了中国人真正奉行的安身立命的思想。阿拉伯帝国出现的问题，我的国家的宗教信仰到哪里，我的阿拉伯人就到哪里，全部都是伊斯兰教。印度有一种宗教思想，婆罗门教，印度人坚决相信的是印度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教产生之后，很多的游牧民族来入侵，特别是阿拉伯人一次次的占领和控制了印度，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印度人的基本信仰印度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四大宗教，中国是伦理，并不是宗教，儒家是一种伦理。四大伦理确立之后，意味着各大文明圈的人有了自己不倒的精神脊梁，从此以后，不管是暴力入侵还是和平渗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以后，差不多近1000多年的时间，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西方人都是在基督教的理念支持之下，开始发展的。启蒙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高涨，告诉大家，基督教在西方人的心中是怎样的地位？美国人有70%的人是基督徒，在全体的人数中，这是占了很大的分量。尽管是科技发达的地区，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到周末都要去做礼拜，因为是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我是渺小的，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到今天仍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往前推100年，1910年的时候，西方基督徒是95%以上都是基督徒，现在是比较自由化的时代，美国是80%，西欧是70%，而北欧是80%都是基督徒，到今天经过了启蒙运动，仍然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去教堂做礼拜祈祷，尽管可能是科学家，学问家，但是仍然会去向基督祈求。一天是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室中的做科学实验，但是星期天的时候，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罪，这个问题要由上帝来解决，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以缺少的。这就是基督教。而伊斯兰教，今天中东所有的伊斯兰都是伊斯兰教的教民，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不是穆斯林的话，那么你的命运就很难说了。这是国家立法规定的。印度教世界，虽然说佛教是由印度教产生的，这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宗教，已经有3亿7千人的佛教徒了，这个佛教不容易统计，这个组织化不强。印度教在公元四世纪产生的，有多少印度教徒呢？有8.5亿印度教徒，印度有10亿人。上一届的印度总理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要以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跟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相似。
文明的冲击 中国儒家的文明就不多说了，这一百多年是受到了多次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认为的批得很臭了。现在主要是倡导了儒家文明，儒家是主干，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000多年，儒家文化是深入人心的，从唐代开始，更不要从秦汉和春秋了，真正的有影响，是从唐宋到五四运动，1000多年的时间，儒家的思想是深深的深入到中国人的心脉之中，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这四大宗教，一旦形成，很难改变。这样的世界，文明就是以这些东西为基本的依托和纽带，有了这个东西，再往下看，紧接着后面的第三次的大入侵，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由中国西北部的蒙古人开始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整个中亚、西亚，一直到了小亚细亚和俄罗斯的南边的中亚，建立了四大王国，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所有的文明就全部的占领了，这样的时候，四大宗教已经确立了，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只能是昙花一现。蒙古人为什么很快就完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拒不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当时忽必烈是比较开放的，之后的接班者就不一样了，希望在马背上打天下，也要马背上治天下，这是行不通的，金国之后就是汉人，还有偏南方的南人，这里的南人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是南宋子民，这个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是很高的，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沪、宁、杭这个地方，上海是不算的，是洋鬼子来了之后逐渐的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发展起来的就是金陵、杭州这个地方，是在南宋时代发展起来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心南移，金陵、杭州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经济文化中心，蒙古人把南人列为最底下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多尔衮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汉治，一系列的用汉人的字，接受汉族人的文化，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在其他的四大蛮国，不是被伊斯兰教改造就是被基督教改造，不然就完蛋了。这样的四大宗教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改变的，这样的一两百间，这些国家是昙花一现，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对于西方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黄祸，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人。当时是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把基督教的堡垒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之后，就成功了抵御了伊斯兰教的一次次入侵，1453年终于被土耳其人打下来了，这样一下子就退缩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就成为了抵制土耳其人的前线，最后一次围攻维尔纳的时候没有成功，一个新兴的西北欧开始崛起了，然后很快的开始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的殖民化浪潮。把所有的非西方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阿拉伯地区全部被法国人、意大利人占领了，印度成为了殖民地，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这样的全世界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系统，这样的分野就被掩盖住了，这里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东方和非东方，这是一个工业世界将传统的农耕世界一下子抹掉了。农耕文明的底盘拿过来之后，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上几乎就没有了什么游牧民族的立足之地了，已经不能构成自己的世界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旅游观赏的对象了。紧接着从18世纪开始，第二次的殖民化，亚非拉所有的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变成了工业世界。工业世界征服农耕世界的故事，现代化就是殖民化，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殖民化中开始的，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就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个主题就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还有政治形态的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也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借助全世界的舞台来展开，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两大阵营的冲突，是西方内部冲突的地域扩大化，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西方内部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设计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从近代以来，18世纪之后，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第一个是通过海洋途径，在全世界建立了西方的传统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像印度，和中国香港都变成了殖民地了，像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还包括中东，通过海洋的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变成了殖民地国家。西方用一只手抱着半个世界，另一只手抱着另外半个世界，然后两只手打假，这是西方世界自己的事情。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前殖民地的地区纷纷获得了政权，文化一定会复苏，这个文化的保守就是回到自己的根，建设现代化的根基。一个方式就是像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这些地方由于西方殖民者来到之前，这些地方还是蛮荒状态，南美洲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明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到文明，来了之后进行了殖民化，灌输了西方的文化，最代表西方的并不是西欧，而是美国，美国最早是印第安人的地方，是殖民地，今天却成为了西方的带头人。成功的进行了西方的殖民改造，来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文明，所以很容易被同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长大之后的举止思想都是美国式的了。这些地区当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好像西方的殖民者已经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殖民化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表面上已经改造了，但是到一定时候会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生机。文明的回归
所以你看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地区，一旦获得了独立，国家的政治独立，马上向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今天了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教义，代表了穆斯林的呼声。当代的国际格局中，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是西方造成的，本来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然后被西方分割成了一个个酋长国，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这个矛盾是西方制造的。在亚洲，比如说美国的意义很清楚的，中国的发展对于他来说是不宜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讲功利的国家，不相信别人的道义承诺，所以大力的扶持日本和印度来牵制中国，形成了一个制衡关系，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做大，这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半径的，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向北回归线回归，印度总理的本身就宣扬了用印度教的教义来发展印度。在19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老百姓说是印度语，俨然就是英国的风格的印度官员。1834年，英国派驻印度的迈克先生写备忘录的时候，我们在印度正在培养这样的一批人，除了肤色和血缘之外，其他的都是英国人，把印度的上流社会改造成了英国社会。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圣雄甘地恢复印度教传统，印度总理本人就是大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印度的发现》，到今天来说，印度教是在印度全部的复兴，占了整个人口的85%都是信印度教的，在公开的场合都不穿西服了，穿自己的民族服饰了，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振兴民族文化发展，然后提出了我们两岸三地放弃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不讲我们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讲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文化，现在还不好公然的说复兴儒家文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的恢复是需要批判，批判是需要批判地，还是要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原理，不可能被同化，其情况就好像，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很快就变成了美国人，把我这样的人送去美国，二十年、三十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儒家世界，不管是暴力的入侵还是渗透，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四大文明之间的分野肯定会再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的分野也会出现的，会导致冲突也会导致和平的分野。
1996年出了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现》，是提醒了世界文明关注这种可能性，从而把文明冲突的范围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之内，我觉得这是很负责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冲突，在事实判断上是有道理的，指导了人类文明的批判。盲目批判的历史学家是不懂文明史的，要了解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必须要了解世界的昨天。
第五篇：中西舞蹈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中西舞蹈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国贸1521班 罗经纬 21号
关键词：舞蹈文化 中国舞蹈 西方舞蹈
摘要：舞蹈，作为一门人体动作的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确实与特定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它以肢体作为符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该民族特有的符号系统，保存、传递着该民族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而中西方不同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背景造就了各自意蕴丰厚的舞蹈文化，并伴随着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产生碰撞，不断融合，激发出新的艺术活力。
当我们论及中西方的舞蹈艺术时，首先需要了解熟悉的便是舞蹈本身。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使用身体来完成各种优雅或高难度的动作，一般有音乐伴奏，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它一般借助音乐，也借助其他的道具。舞蹈本身有多元的社会意义及作用，包括运动、社交/求偶、祭祀、礼仪等。在人类文明起源前，舞蹈在仪式，礼仪，庆典和娱乐方面都十分重要。舞蹈活动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起源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构成一样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多种因素的，所以人们通常采用“劳动综合论”加以解释，即：舞蹈起源于人类求生存、求发展中劳动实践和其他多种生活实践的需要，如果再详细一点来说，舞蹈起源于远古人类在求生存、求发展中劳动生产（狩措、农耕）、性爱、健身和战斗操练等活动的模拟再现，以及图腾崇拜、巫术宗教祭祀活动和表现自身情感思想内在冲动的需要。它和诗歌、音乐结合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中国传统舞蹈文化的形式与内涵。中国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舞蹈，它产生于奴隶社会，发展到秦汉之际已形成一定特色。可以说，中国有多少年的文明，就有多少年的舞蹈史。从最蒙昧的上古时代开始，中国传统舞蹈经过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具中国独特形态和神韵的东方舞蹈艺术。在原始时代，舞蹈是最基本的文化形态。而到了周代，中华乐舞文化进入第一个高峰，其乐教思想在先秦儒家著述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与发展，形成了身心一元论的明确的乐舞美思想。两汉之际舞蹈百技纷呈，是俗乐舞文化的高峰。魏晋南北朝时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舞蹈文明在这个时期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为隋唐乐舞文化的新高峰奠定了基础。唐代舞蹈文化灿烂辉煌，达到了艺术巅峰。唐代继承隋代的设置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宫廷各种乐舞机构，使唐代舞蹈成为吸收异域优秀文化和传播东方文明精华的博大载体。宋元以来，民族民间舞蹈兴盛，许多前朝有名的古典舞蹈逐渐被新兴的戏曲中的舞蹈所替代。明清时期，戏曲舞蹈渐趋成熟，其丰富的特技表现手段，大大增强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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