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旧的碰撞与融合——浅谈鲁迅的旧诗创作
新旧的碰撞与融合——浅谈鲁迅的旧诗
现代中国文学史周四九十节谢忠凯 2016213450 【摘要】：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新文化的普及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他的旧学造诣极高，他的旧诗创作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的旧诗内容丰富，意蕴涵咏，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实密切结合，体现出广博的知识和高超的写作技艺。本文主要从宏观处着手，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内容，形式及艺术手法等方面研究鲁迅的旧体诗具体怎样实现“新与旧的碰撞与融合”，并最终得出鲁迅的旧体诗创作乃是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型，为我们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关键词】：鲁迅旧体诗文化传承碰撞与融合
一、引言
对鲁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小说和杂文，而对他诗歌创作的研究却较少。而对其旧体诗的研究则更少。为鲁迅旧体诗作注的前辈，包括周振甫，张向天，林伟等，皆侧重于诗歌的具体分析而缺少相应的宏观叙述。本文在抽象分析鲁迅几十首旧体诗的基础上，从宏观处把握，首先从形式上着手，阐释鲁迅怎样娴熟运用旧体诗的格律以及诗歌语言和杂文化相关问题，再从内容及艺术手法上，分析鲁迅旧体诗的意象，手法等继承与创新的问题，阐释鲁迅旧体诗所反映出的“新旧碰撞与融合”。
二、形式上：承古而萌新
中国的旧诗是相对于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新诗而言的一种诗歌形式。包括古体 诗和近体诗，对格律要求严格。在类别上包括辞赋，律绝，词曲等。鲁迅所创作的旧体诗在形式上既有继承旧诗的传统，又积极的创新，在文坛上别具一格。在形式上，鲁迅的旧体诗“承古”之处主要表现为：
首先，鲁迅所创作的六十多首旧体诗，涵盖了旧诗体裁的大部分。既有以《我的失恋》为代表的拟古诗，也有以《庚子送灶即事》为代表的五绝，以《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无题（灵台无计逃神矢）》等为代表的七绝，还有以《湘灵歌》《自嘲》等为代表的七律，以《学生和玉佛》《无题（大野多钩棘）》为代表的五律。除了这些近体诗之外，鲁迅还创作了以《祭书神文》为代表的离骚体诗歌，还有宝塔诗，打油诗等等。目前所知道的鲁迅的旧体诗创作，有六十余首，这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并不算多，但是在六十余首创作中却涵盖了旧诗体裁的一大部分。鲁迅自己说过：“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但就是这样“胡诌几句”却让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名留青史。
其次，鲁迅创作的格律诗大部分合律。旧诗，尤其是近体诗非常强调格律的和谐，要讲究音韵，对仗，平仄和谐等。鲁迅的大部分诗基本符合近体诗的这些要求。以《自嘲》为例：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音韵上，首句入韵，全诗押平水韵中下平十一“尤”韵，音韵和谐；对仗上，颔联和颈联是工对，严格而工整；平仄上，全诗平仄相对，且相邻两联符合“粘对”原则，读起来朗朗上口。从格律的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首标准的七言律诗，完全符合古代旧体诗的格律要求。鲁迅的其他律诗，绝句大多也和《自嘲》一样，符合格律的要求。这是鲁迅的旧体诗创作在形式上的“承古”之处。
除了继承古代的基本规则，鲁迅旧体诗创作还在积极的创新，这些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
首先，语言上雅俗兼用。旧体诗创作，强调的是“典雅”“清丽”。历代的诗人都力求自己作品的语言能够免于流俗。而鲁迅受到新文化的的影响，首先打破了这一种限制，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既有典雅的语言，也不乏通俗的俚语方言。但鲁迅的创作并不因此而减损价值，相反，因为他将俗语引入旧诗创作，使他能别具一格，另有一番风味。其典雅的语言如《无题》中“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湘灵歌》中“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其通俗的语言如《教授杂咏四首》中“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等。在语言上雅俗兼用既是当时时代的要求，也是鲁迅创作中的有意为之。这一种形式的运用，使得鲁迅的旧诗更接近受众，使读者感受到更深层的魅力。
其次，在于诗歌杂文化的倾向。鲁迅的旧诗在外在形式上保持着诗的特征，但在内在形式上，却又有着杂文化的倾向，带有论辩的色彩。古代“以文为诗”的作家很少。而鲁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种特色。如《题赠冯蕙熹》一诗如下：
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
这首诗带有明显的杂文化倾向，前四句对比论证，后两句根据前四句得出结论。可谓一气呵成，在结构形式上，是典型的杂文。再例如《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浩荡足行吟。
这首律诗在内在结构上也蕴含杂文的倾向，前六句用典，援古证今，后两句总结结论，劝郁达夫不要移居杭州。
鲁迅的杂文写的非常好，他把杂文的结构引进旧体诗创作，以实现“节调”“押韵”“自然”。他的这一种杂文化倾向，使古老的诗体和杂文实现了文体间的融合，激活了旧诗的活力。也体现出了在“承古”之外的“萌新”。
三、内容上：时代的记录者
文学不可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它必定会或多或少的反映现实。鲁迅旧体诗的 内容无一例外的反映了那段历史。鲁迅的旧诗创作，内容广泛。既有旧诗中常有的送别诗，如《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抒怀咏志诗如《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莲蓬人（芰裳荇带处仙乡）》，更多的则是讽喻诗，他紧扣时代，把当时的许多历史融入到旧诗创作中，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这样的诗比如《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这首诗通过用典，揭露了湖南军阀何键的暴行，他大肆屠杀红军，使湘水都 变成了血红色，鲁迅用“湘灵”的传说，非常形象地写出湘水变红的情况，辛辣地指出了军阀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样的诗再比如《秋夜有感》：
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
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
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
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
这首诗就形象的揭露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及假道学的虚伪面孔。一句“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写国民党政客在杀人场地边做道场，深刻揭示出了其伪善的嘴脸。
鲁迅旧诗在内容上与传统旧诗相比既有传承也有创新。传承之处在于，鲁迅继承了传统文人中的“济世救民”的思想内核，带有明显的忧国忧民气质，同时也沿袭了古代文人在诗歌内容上的基本因素，在抒发个人感情，展现自我意识的层面也有佳作。
而鲁迅旧诗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旧诗创作内容融入了时代的特质，更趋于理性，他的旧诗与时代深刻的结合在一起，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文学。鲁迅旧体诗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反映出革命的精神和战斗精神，这是殊为难得的，可以说是对旧体诗的一个大跨越，他的大部分诗，如上文所提及的《湘灵歌》，便是通过对军阀的批判，反映出战斗精神，以此来号召人民为现实战斗，推翻暴力与黑暗。
四、手法上：“鲁氏风格”独具特色
鲁迅的杂文具有鲜明的特色，能让我们很容易的区别于其他作家，我们暂且 称这种特色为“鲁氏风格”。在他旧诗创作艺术手法中，也能看到很多“鲁氏风格”的影子，这些特色也是融合了古代优秀文化与他自己的创作风格。在艺术手法上，这些特色主要为： 首先，大量贴切的用典。鲁迅旧体诗运用大量古代的典故来反映所述的事情，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旧诗里面有大量楚辞里的典故。由此可见屈原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的用典非常贴切且非常常见，并没有特别偏僻的典故。例如上文中所提到的《秋夜有感》一诗首句中“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便是运用了《论语》中的典故，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运用了望帝的典故。这两句用典故写出国民党政客的伪善和文艺界的凋零，非常形象。
楚辞对鲁迅旧诗的影响非常大，鲁迅六十余首旧诗中涉及楚辞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如上文提到的《湘灵歌》中涉及的“湘灵”，如《无题》中“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明显带有楚辞的特色，这首诗是劝阻郁达夫不要移居杭州，并用屈原比喻郁达夫，认为如果郁达夫去杭州，将和屈原一样“泽畔难吟”，最终会自投汨罗。全诗运用楚辞的典故，可谓意蕴无穷。再如《送O.E.君携兰归国》，《报载患脑炎戏作》等都有大量楚辞的影子。鲁迅推崇屈原并不是偶然的，鲁迅身上的精神和屈原的精神非常相像，他们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却往往不被世俗所理解，在鲁迅身上我们看到了屈原的影子。
其次，曲笔与反讽手法的运用。受国民党高压政策的影响，鲁迅在创作时，也不得不使用曲笔、暗喻和反讽的手法。他创作了大量的《无题》但恰恰是这些手法的运用，使鲁迅的作品别具一格，尤其是他的反讽手法，简直让人拍案叫绝，辛辣的讽刺就仿佛是一记重重地巴掌打在统治者的脸上。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鲁迅的主基调，我们不妨举几例。首先以上文所提到的《湘灵歌》尾联“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前半句写弹完了瑶瑟却没有一个人听到，后半句却写南京城里一片太平景象（秋门借指南京），前后对比，意图不言自明。用“太平成象”反讽统治者粉饰太平，可谓是精彩至极。再如《无题》：
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
这首诗也是典型的曲笔和讽刺。诗作的背景是日本疯狂的轰炸中国，生灵涂 炭。诗歌首句便用辛辣的讽刺说“中国多飞将”，就是讽刺老百姓不仅要遭受本国军队战机的疯狂轰炸，还要遭受外国侵略军队的轰炸。第二句继续用讽刺，写如果照这个程度，恐怕只有那些避居深山的隐士才能存活下来了。后两句又对这些“逸民”进行讽刺，他们因为活了下来，所以在晚上“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作者对此怀着浓浓的鄙夷之情。纵观这首诗，短短的二十个字，却句句反讽，既表现出对日军侵略的愤慨，有表现出对苟且偷生者的鄙夷，确实十分精彩。有时，鲁迅的曲笔讽刺还透露出一丝冷幽默，更加深了对所讽对象的表现力度。例如《二十二年元旦》：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诗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依旧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实行高压统治。诗的前两句用“高岫”代指庐山，委婉的写蒋介石赴庐山部署剿共，对根据地进行轰炸。后两句写新春的租界里，一片祥和，打牌声阵阵。前两句和后两句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后两句在一丝冷幽默中传达出作者对租界里人们醉生梦死，贪图安逸的讽刺和愤慨。在鲁迅的其他旧体诗，例如《赠蓬子》《教授杂咏四首》等等都运用了反讽的手法，使他的旧体诗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之外独具另一番特色。
曲笔与反讽手法的运用可以说是鲁迅风格的一个标志，这也是鲁迅对旧诗的一大创新，他改变了单纯的文人诗，使诗歌与现实的结合更加密切，成为揭露腐朽统治者和黑暗社会的一把利器。
五、结语
总的来说，鲁迅创作的六十余首旧体诗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它证明中国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断层。鲁迅的旧体诗便是反映出一种创新的趋势，即古为今用，不断创新。在鲁迅的旧体诗中，不管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或是艺术手法上，都反映出这样一种新与旧的碰撞与融合。鲁迅的这种创作方式留给我们很多启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块宝库，我们在进行文化创作时，既要借鉴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又要积极的创新。
参考资料： [1] 林伟：《鲁迅诗歌注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2] 周振甫：《鲁迅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新1版 [3] 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08月版 [4] 施向东：《诗词格律初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5] 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6] 李遇春，魏耀武：《论鲁迅旧体诗的杂文化倾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福建社会科学院，2014年01期 [7] 夫里：《鲁迅旧体诗初探》，《人文杂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80年06期 [8] 李耿，李建平：《鲁迅旧体诗思想艺术特色探微》，《广西社会科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2年02期 [9] 叶肇增：《鲁迅旧体诗与楚辞关系浅探》，《温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温州大学出版社，1984年02期 [10] 李怡：《鲁迅旧体诗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现代文学馆，1997年02期 [11] 王华祝：《鲁迅旧体诗讽刺艺术散见》，《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出版社，1981年04期 [12] 倪墨炎：《论鲁迅旧体诗的艺术风格》，《文史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1年04期
第二篇：文学时空 鲁迅与旧诗
文学时空 鲁迅与旧诗
张宗子
和朋友聊天，说起各自最喜欢鲁迅哪首诗，我想都没想，说最喜欢他1933年题写给日本友人的那首《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鲁迅还有不少诗，短短几句写自己的形象，非常生动，如“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还有著名的《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朋友喜欢的《亥年残秋偶作》，其中的“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写出了鲁迅心中的寂寞，这一联在鲁迅的七律中也是我特别珍重的。
鲁迅旧诗功底深，但不有意作旧诗，这和他一贯的文学主张是统一的。发誓从文，立意在启蒙，“抨击旧礼教，暴露社会的黑暗，鞭策中国病态的国民性”，所以他选择最有力的武器：杂文和小说。这一点他在书信里，特别是致杨霁云的信里，曾反复申明过。他的终生挚友许寿裳说：“鲁迅之旧诗，多半为索书者而作。”许广平也说：“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友朋邀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哂笑。”尽管如此，许寿裳说：“诗虽不多，然其意境声调，俱极深闳，称心而言，别具风格。”
读鲁迅的诗，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楚辞的亲密关系。许寿裳说，鲁迅熟读屈原作品，诗中采用屈赋词语最多，像“一枝清采妥湘灵”这一首，“全首用骚词”——类似的还有另一首《无题》中的“洞庭木落楚天高”。小说集《彷徨》的题词选用的是《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北京时，鲁迅书房“老虎尾巴”的墙壁上挂的是他集离骚句，由乔大壮书写的一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许寿裳回忆说，早年和鲁迅谈天，曾经问过鲁迅，《离骚》中最爱的是哪几句？鲁迅马上答出下面四句：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高丘无女，即回望故国、茫然无同道之人的意思。王逸注：女喻臣。这个典故，鲁迅曾反复引用，既见于《摩罗诗力说》：“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又出现在悼丁玲的诗中：“瑶瑟凝尘清愿绝，可怜无女耀高丘。”《湘灵歌》中也有“高丘寂寞竦中夜”的句子。《离骚》此四句所表达的情怀，正应和了“老归大泽菰蒲尽”那一联。如果说，上下求索代表了鲁迅精神中的一面，哀高丘之无女，则代表了另一面。明知无望，依旧锲而不舍，以无望为希望，同时又愤惋于现实的强大和个人力量的微薄。鲁迅身上始终有一种易水萧萧的悲壮气氛，这正源于他对黑暗的决不妥协和对现实的无奈。
文章，鲁迅最重南北朝，这是人所共知的。诗，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诗歌方面他最喜爱的，楚辞之外是陶诗，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李杜元白他也不菲薄，只是并不是他所尊重的。”有意思的是，李贺、李商隐、温庭筠，都是深受楚辞影响的，尽管表现不同。
鲁迅爱陶诗，爱李杜诗，但他很少写古体，写的多半是律诗。他的律诗，看得出来，技法是中晚唐和宋以后的，但没有晚唐的衰颓气，也不像宋人那样一意精雕细琢，气魄和寓意则是高古的。他的七律重理，偏向宋诗一路，七绝则有唐人的风致，比如这一首：“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他有一两首绝句和龚自珍相像，那是因为龚自珍也很受楚辞影响，并非鲁迅学他。像《自嘲》和《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则有近代诗的影子。
鲁迅个性强烈，文如其人，作为“余事”的诗也是如此，所以要说像谁，接近谁，实在很勉强。古代常有某人诗作混入他人集子的情况，仅看诗本身，无从分别。他的文字风格独特，是不容易和别人混淆的。
鲁迅的日记里有一条：为杨霁云书一直幅，录夏穗卿诗：“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乌太平迟。”其后开玩笑似的注明：“此夏穗卿先生诗也，故用僻典，令人难解，可恶之至。”鲁迅不用僻典。他的戏拟诗用“今典”，如不知本事，难以明白，又多反话，便无异于杂文了。
第三篇：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
东西文化融合与碰撞
由于西方的文化是处于强势的，在几百年，近几百年都是处于强势，所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远远不如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的中国的大学生对西方文化里边重要的人物，它的大的作家、思想家、哲学家大家都会知道，但是一个西方，一个美国的学生或者欧洲的学生要问他中国大诗人是什么？有哪些大的思想家？有哪些大的这个文学家，大概他们都不会知道。或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除非他是专门学中文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知识的不平衡。这知识的不平衡其实反映出来在这个文化的，这个所谓软实力或者说整个国家的这个实力方面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其实一般地来讲是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不过随着中国最近几十，十多二十年，几十年以来中国越来越强大，在经济上越来越发展，在政治上也，在国际政治上也起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愿望是越来越增加了。
西方文化当然是非常重要一个文化，在近几百年几乎可以说从16世纪以来到现在，西方文化是在全世界都占着强势，就是说它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在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呢，当然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文化，而且有非常强的非常长的这个历史传统，我们从先秦一直到现在，有很长的历史，中国跟西方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接触，所以我们对这个先讲一下它的历史的这个中西方的文化的这个历史的状况。我们知道最早有所谓丝绸之路，那是一个基本上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一个交换，在古代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在中国先秦到汉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交流。但是呢，由于地理的原因，在古代不像现在我们这个交通很方便，所以互相之间的来往就比较多，但是在古代要从欧洲到中国，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阻力。不光是地理的这个遥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西方我们说西欧到中国中间隔着一个中东，隔着阿拉伯世界。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呢，基督教文化和这个伊斯兰教文化之间是有冲突的，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曾经有好几次的十字军远征，所以跟西方人、欧洲人、基督教跟中东的阿拉伯世界是发生冲突的。所以那个时候从西方要到中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耶稣比默罕默德早出生半个多世纪，他们创立各自宗教不是为了日后发生冲突，然而当公元3世纪基督教就成为地中海背面最大宗教，默罕默德则在公元6世纪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大帝国，矛盾产生了，公元1096年西欧国家的骑士们就组成十字军东征，开始争夺地中海东岸以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之后的200年间十字军总共进行8次东征，最大战果就是与伊斯兰教结下了1000年来都无法解开的仇怨，阿拉伯世界横亘欧洲各国与中国之间，阻隔着东西两端的相互探索，直到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异军突起。
最早的一个欧洲人到中国来，就是马克·波罗在13世纪，那个时候马克·波罗为什么可以到中国来？是因为蒙古人在那个时候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到后来很多蒙古的这个军队呢，可以说是打破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这个道路。所以那个时候，马克·波罗从威尼斯就是现在的意大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威尼斯可以一直沿着这个丝绸之路的路线，从这个，努力从水陆两个方面最后到了中国，到了元代的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么马克·波罗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他的意义在他，他所谓《马克·波罗游记》这本书，在西方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要知道《马克·波罗游记》不是马克·波罗自己写的，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本书。
因为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人，当时威尼斯在意大利，那时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威尼斯跟热那亚这两个不同的城市在打仗，他从中国回去以后，他在中国住了25年，回去以后呢，参加了这个威尼斯的军队，在打仗的时候被这个热那亚的军队把他俘虏了，俘虏了以后坐在监狱里边，在他同在，住在同一个这个牢房里边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就是在中世纪的那种小说，所以马可·波罗给他讲了他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这个人叫Rustichello，就把他的经历写出来，这本书叫做《马可·波罗游记》，所以大家知道《马可·波罗游记》要知道不是马可·波罗自己写的，但是是依据马可·波罗自己的经历来写的。这本书在写出来的当时，不是被很多人所接受，虽然这本书非常流行，我们现在还有100多种手抄本，就可见这本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那么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受到很多人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把忽必烈，把蒙古人讲得非常有文化，他曾经说，在那个书里边他说把欧洲所有的财富和国王的力量加在一起都没有蒙古人，都没有忽必烈这个大汗这么大的财富。把中国的文化讲得非常的，但当他所讲的中国是元代的中国，就是说以蒙古人作为统治的时候的中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不可信的，就是说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是蒙古人在元代的时候，所以他对于汉族的文化了解的不多，所以他在书里边没有提到中国这个有孔子，没有提到儒家的文化，也没有提到中国的这个用毛笔写字啊、喝茶啊，甚至没有提到中国的女人包小脚啊这些事情，也没有提到长城，很多人都认为马克·波罗的书是不可信，因为他没有提到我们现在认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东西。
又是过了400多年，也就是说到了明末的时候，不是元代，到明末的时候，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也是从意大利到中国来，那就是利玛窦。利玛窦呢，就跟马可·波罗非常不一样。利玛窦是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士，而耶稣会在基督教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会里边是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的一个教派。那么利玛窦呢，因为他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一个人，他到中国之后他就发现，那个时候，中国在明末的中国，其实文化是非常发达的。所以他中国以后呢，他发现不可能像这个，在有些地方，他们基督教传教的方式是非常直接的，就说你必须要信我的教，因为你没有文化，我来给你传这个上帝的文化，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所谓适应策略，就是他去学了中文，用中文来写《天主实义》就是他写他自己的那个讲基督教的书。而且呢，他是跟中国的很多士大夫有很多交往，比如说徐光启，大家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徐光启、杨庭钰、李之藻这三个人是当时这个朝廷的很高的官。他们都跟利玛窦成为朋友，皈依了基督教。
利玛窦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到中国之后呢，他最先他知道佛教在中国是有的，而佛教呢，是一种宗教，所以他到中国以后他最先穿的是袈裟，是和尚的这个服装，结果他穿着袈裟跟和尚服装以后发现没有多少人对他很重视，他才发现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宗教在中国没有很高的地位，佛教虽然在中国也很普遍很多地方都有寺庙，但是和尚跟士大夫跟做官的比较起来那是地位是不如的，所以他非常聪明马上就换了儒服，他就把和尚袈裟给脱了，那个黄的衣服不要穿上读书人的那种袍子，然后自称自己是西儒，是西方来的儒。所以就受到很多读书人的尊重，所以他后来很成功地把徐光启、李之藻、杨庭鈺这样的人都变成基督教的教徒。
他跟徐光启合作翻译了这个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本）》的前面的六部，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先在中西的文化上，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交流，可以说是利玛窦的时候才做了很大的贡献跟马可·波罗时代就很不一样了。但是不幸的是明代快就被清灭掉了，所以就是在清朝的时候呢，一开始对于教会，对于基督教也是很允许，也是很宽容的。康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对耶稣会教士的那些数学的知识非常有兴趣，所以康熙几乎每天都跟几个传教士跟他们讨论数学的问题，我们知道清代的钦天监，钦天监就是观察天文的，对于一个朝代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有钦天监的监正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几乎都是欧洲人，都是耶稣会教士来做的，最有名的就是汤若望和南怀仁，这18世纪非常重要的两个欧洲的这个耶稣会的教士到中国来做了钦天监的监正。而康熙对他们非常尊重。
康熙初年，曾是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然而接下来却发生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礼仪之争。利玛窦当年为了传教尝试融入东方文化的做法遭到罗马教廷的质疑，教皇坚持认为儒家的祭奠与天主教教义冲突，禁止中国教徒赞誉祭祀活动。然而这场争斗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吗？这个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讲在教皇的权力，跟这个远方的一个君主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其实教皇跟康熙的冲突。康熙就把所有的这些基督教的教士全部赶出中国，就禁教。那么能够要留在中国传教的人必须要按照利玛窦的方式来传教，而且必须一辈子在中国不能回去。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传教在中国后来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我讲的都是历史，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后来康熙到了乾隆到后来中西方这个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个冲突呢就已经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利益。因为最先就是英国的西方那个时候经过了这个文艺复兴，经过了宗教改革尤其经过了这个17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19世纪的这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进入了近代，在国力上又非常强大，所以西方就开始向外扩张就是殖民主义的时代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以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就被英国人打败了，然后这个各国都到中国来，有很多租界，然后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就是造成了一个中西方的在国力上的一个很不平衡的时代，可以说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下半叶，那么中国可以说在很长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很弱的这个地位，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那么近30年以来就是文革以后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使中国有很大的变化，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上中国现在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经济实体。对美国，对欧洲来讲都不能不对中国引起重视，那么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呢，在政治上，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也发生，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中国跟西方现在在很多方面，既有交融的方面也有，可以说是碰撞的方面，这碰撞的方面我刚才讲了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实际的利益和权利的问题。
21世纪，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与战火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吗？为何伊斯兰文化世界会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事实上，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文化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可以去克服，可以去了解，就是在面临到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碰撞的时候，跨文化理解，可以说是有效地去消除这些矛盾的一个最重要的办法，我们现在知道，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的反恐的战争，那么反恐战争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复杂的情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伊斯兰这个整个的文化和伊斯兰的这个，现在的极端主义把它混在一起，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是宽容的文化。比如说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到19世纪很长时间版图非常大，奥斯曼帝国在统治的下面犹太人和基督教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把伊斯兰文化看成就是恐怖主义或者说等同于恐怖主义这是不对的。当然伊斯兰文化也有它很大的问题，比如现在我就觉得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这个王国，它跟这个挖瓦哈比的这个所谓神学就是这个伊斯兰教有很多派别，不同的派别，那么这个瓦哈比这种派别呢，可以说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就是非常严格地去规定人应该怎么样去做事情，有很多非常这个原教旨的那种没有宽容性的方面，所以这是造成现在阿拉伯文化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注意的，我们一般人对阿拉伯文化都非常缺乏了解，我自己对于阿拉伯文化也非常缺乏了解，但是我觉得为了要消除一些问题，要消除我们现在世界所面临的矛盾的话，去理解不同的文化包括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尊敬不同文化的这个理解，尊敬文化互相之间的尊重它的差异，但是与此同时呢，不要造成这种这个极端的冲突，不要有极端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不要以自己的文化是唯一的一个文化，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非常需要的东西。
提问1：我们知道中东地区跟我们东亚地区的文化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跟西方地区文化呢，就是完全不同，那么现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动荡，比如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地区冲突，以及包括西方国家跟中东国家的冲突，比如美国和北约对伊拉克的一些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些冲突的原因的根源是因为文化冲突吗？那么文化冲突是否会造成实际上的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灾难？
张隆溪：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说现在中东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冲突，比如说美国、北约然后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然后伊拉克还有像叙利亚现在造成了很多这个难民，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它的根源是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呢？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文化的冲突我刚才讲了文化是不会有冲突的，文化只能有差异，冲突都是涉及到政治和实际的经济政治的实际的利益，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利益和权利是有冲突的，所以我认为中东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实际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这个原因。
自2014年起极端组织ISIS通过频繁袭击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了伊斯兰国，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在占领地区恐怖治国，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屠杀异教徒，“伊斯兰国”能代表真实的伊斯兰世界吗？ISIS与西方世界的宿怨是因为文化差异引起的吗？如何才能使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机遇，而不是人类的灾难呢？
张隆溪：我刚才讲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在18世纪以后，它的那个王室就是沙特的这个王室跟瓦哈比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的教派这个互相之间就有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是以亲结亲的关系来做同盟的，所以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呢，都一定是一个家族的男人来担当，但是另外一个家族呢就作为这个教会的最重要的领袖，宗教领袖，所以这个宗教跟政治，政改合一。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沙特阿拉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支持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宗教的排他性跟沙特后来的发展是有关系，为什么沙特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冲突？是在于石油。沙特那个地方，沙特阿拉伯的地方，是石油非常丰富的，所以沙特阿拉伯非常非常有钱，是完全是由于石油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中东是个产石油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后它的这个冲突的背后，其实跟这个经济，跟这个控制你比如说现在所谓伊斯兰国它也是控制这个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产油这个地区，所以现在很多去轰炸它的时候，法国和美国、北约去派兵轰炸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炸它的这个运油的车和产油的这个油田的地方，打击它经济的来源。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的冲突问题，而跟这个实际的利益和经济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提问2：您之前一直说文化本身没有冲突只有差异，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要求我们去理解这种文化的差异，然后去减轻由此带来的冲突，会不会很难？因为像现在信息那么发达，我们始终对于世界另外半边的文化都会理解上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是不是就是比较难，让大部分人能够去理解对方？理解不同的文化？然后来消除，来减轻这种矛盾？
张隆溪：当然要对不同的文化能够理解当然是很难的事情，我刚才讲了孔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读书的人应该有的态度，知道是很难的事情才去做它，因为难的事情做了才有价值，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解决比如说像中东的问题，伊斯兰教文化的问题，不能够简单地靠一个战争，不可能。战争永远不可能解决，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还是需要人的头脑，要去改变。包括在阿拉伯文化里边伊斯兰教文化里边，它有它理性的声音，也许在现在很极端的时候，原教旨主义，这个原教旨主义很有影响，很有这个吸引力的时候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许这样理性的声音被淹没了，但是我相信最终要改变，要解决这种问题是需要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这个宗教里边自己的理性这种声音，来产生一个对社会有很好的正面的影响的东西，你刚才讲，现在我们这个好像信息都很发达，信息发达发生一件什么事情都知道了，比如说哪里打仗啊什么，确实这个现在这个传媒尤其新闻报道阿，还有评论，对我们的影响都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对我们一般人对这个世界的这个看法，对了解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坚持说要对历史要有了解，不能只看现在的一些事件，报道往往新闻报道都讲坏的事情比较多，你说哪里发生了很好的事情，有人结婚了，有人这个在一起吃饭，很高兴，这个大概不会是新闻上很有吸引力的话题，你说哪里杀了一个人，哪里炸掉了一个房子，马上就可以很多人去关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对于文化的了解，对于一个不同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为什么要做他们做的事情？这个是需要去了解的，包括一些采取极端行动的人，他们也不是说他生下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去自杀的这个炸弹，不可能嘛。他总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包括对这样的东西，都要需要有理解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提问3：我刚刚想到的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最大的与我们中学生最息息相关的就是，就是东西方的教育文化。就是我想知道东西方教育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什么？而且对于我们现在的教育越来越西化，我想知道您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以及您觉得它的发展趋势会是怎么样的？
张隆溪：这个说起来当然也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教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教育制度，但是教育作为观念来讲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普世性的，就说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都觉得教育是重要的，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在这一点上中国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
我刚刚讲了中国最大的影响的是儒家的文化那么这是一个重视文化的一个传统。而且中国呢，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设计考试制度（的国家），我们中国在隋代的时候在唐以前就开始把考试作为一个正式的，科举制，科举考试制度，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当然读的都是这个儒家的经典，通过考试呢，就可以参加这个统治的阶层做官，所以读书做官这是中国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也形成中国人对文化的重视，我们大概都可以知道，可以想到自己身边很多例子，就说有些家庭很贫困，父母不识字，当然现在文化，文盲的程度已经很少了，所以大家不识字的已经没有，但是几十年以前不识字的人还是很多的，但是即使是不识字的那些人，他们一定会让自己的子女去读书，这是中国人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观念，这个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不是每个文化都是这样子，但是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那么西方的文化呢，尤其是犹太人的文化也是这样，犹太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当然不光是说犹太人，我刚才讲耶稣会教士也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所以在西方，在中国，在伊斯兰教的世界其实也是，我们讲到伊斯兰教世界的时候，往往把它讲到现在，其实在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非常落后的时候，欧洲很多人都不识字的时候，在伊斯兰的世界里边，很多把古代希腊的像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在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学者，去把亚里士多德这个重要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作了很多注释，这些东西后来到了13世纪的时候，被重新翻译为拉丁文，回到了欧洲，对于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会，提出很大的挑战。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跟当时的神学是有冲突的，所以在13世纪最重要一个神学家就是托马斯·阿奎纳，这个阿奎纳，托马斯·阿奎纳写的《神学大全》基本上是把传统的基督教的神学跟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的希腊哲学把它调和起来，所以对于整个的中世纪到后来的文艺复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有人说13世纪就已经有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就是说在我们一般讲文艺复兴是15世纪到16世纪，可是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已经把这个由阿拉伯世界传回来的当时或者重新在欧洲也发现的这个古代希腊的一些哲学和这些思想，跟基督教神学做了一个调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任何的一个文化和任何一个民族呢都是非常重视这个教育的问题，你现在说中国的教育，现在越来越西化呢，这是跟当然跟这个20世纪以后有关系，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是科举教育，科举制度，就是读儒家的经典而且这个以四书五经，或者说诗词歌赋来作为考试的内容，但是20世纪就是五四（运动）以后，整个教育制度的改变，是把很多新的教育内容，就是把科学，把西方的那些什么生物、化学这些东西作为教育的内容。
所以在中国的现代的教育，所谓现代教育跟传统的科举考试不一样就在于它是一个现代化的教育，这个现代教育呢，就是包括了西方的很多这个内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说是一个西化，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人类的知识的一部分，物理学不是西方的物理学，中国人也有物理学，这个物理化学从来没有人说这是法国的化学，那是英国的化学，化学就是化学，对不对？所以这种是一个普世的知识，大家都应该去了解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教育但是不应该说是西化的教育，所以中国传统上那我刚才讲了，教育，中国人很重视教育，而且考试在中国是最早的，西方人考试是从中国的考试受到启发以后，18世纪以后才有这样的制度。所以这两个东西呢，其实都分不清楚谁是西方的，谁是中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观念去看，在历史上的形成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么教育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对西方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21世纪发展文化的新格局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达到对话与共融而不是对立和冲突，因此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话也绝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而是一种和谐但同时又保持各自文化身份的共生关系。
第四篇：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摘要：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关键词：法律；法律文化；法治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062-06
法律在当代生活中不可或缺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但对于孤独的个体而言，“我”是否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就不得而知了，何况“法律是什么”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法律似乎只有关乎个体生存才能证实其真切存在，这也就意味着法学研究必须超越冰冷的条文而体察温存的法理。①人们体察温存法理的场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文化。在这一场域中，法律与生死、伦理、救赎之间的关系得以完整地展示，由此可以发现，中西方不同的法律文化所对应的乃是伦理与宗教的分野，二者在型构人们生活的意义上殊途同归。本文探讨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法理学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新时期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
一、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透视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在具体的法律文化中体现为“天道”和“人道”的观念。“天道”是自然、神明、道德以及和谐、仁政等诸多观念的集合体，“人道”则体现为“应天、顺天、法天”，合乎“人道”的法律同时符合“天道”。由于仁政等观念体现了道德层面的要求，所以法律条文乃至法律体系符合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正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体现。②质言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伦理化”了的法律文化③。在这种法律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仅依据社会价值观进行内心确认，认为如果有人做了坏事，则其即使未受到法律制裁，也会被众人唾弃，会遭受上天给予的诸如一命偿一命、父债子还等报应。④这种道德审判经常出现在古往今来的社会生活中，并一度成为文学（影视）作品⑤的主题。坏人的下场可以说是道德审判的结果，或者说是未经审判的强制执行。这种神明（广义道德）的社会约束力显示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在古代法律文本中可以得到验证。如《唐律疏义》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之语，德礼―政教―刑罚的逻辑顺序揭示出在古代中国，道德是刑罚的根本依据。法律在传统社会的实施中呈现出一种“广场化”的色彩，表现为某种泛伦理的司法过程。司法者在日常生活中，在田间地头，通过现身说法和道德说教，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来阐述是是非非，使当事人明白利弊，从而不仅实施法律，也维护了道德秩序，彰显了法律的道德性和伦理性。⑥自董仲舒鼓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伊始，中国传统法律就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润与控制。汉朝“以礼入法”并推行春秋决狱制，使“礼”成了重要的法制指导思想。直至清末变法，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伦理化”法律制度结构才开始松动。但即便如此，伦理也并未彻底退出中国法律思想的舞台，礼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之深注定了其与中国法律的分离是一个漫长、艰难甚或无法实现的过程。⑦
法律伦理化突出表现在帝王施政中。《资治通鉴》开篇就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天子的职责是“礼”，那么“礼”到底是什么？有论者认为“礼”是“张扬和保护等级制度、特权制度的应有尽有的综合性社会行为规范，刑法和刑罚是它的强大后盾”，天子利用“礼”所达到的礼治是“在刑法和刑罚的强制力量维护下的人们备礼品、送礼物、行礼仪、懂礼节、讲礼貌、尚礼让、守礼法、遵礼制、崇礼学的生活状态”。⑧简言之，“礼”是一种道德意识形态化的治国思想。帝王通过礼制划定不同的社会等级，封建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天下之人得自守其位而永不逾越。如此，帝王便处于世俗社会的顶层，享有至上特权；同时，帝王以天之名管理位于其下的各级人等，让他们各守其位。维持着这种伦理秩序，社会也就处在一种动静相间的平衡之中。
古人在产生了难以自我解决的冤情时，就会求助于上天这个全能且正义的力量。帝王既然是身处礼制顶层的天之代表，“告御状”自然而然就成了人们蒙受不公正待遇时的最后一根且最有力的稻草，这就是传统社会中最高层次的国家救济渠道。有论者曾经概括古代“告御状”的陈情特色：历代都把“告御状”规定为权利救济的最后途径，但一般禁止直接向中央衙门“告御状”，而是要求逐级陈情；一般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程序后，由官员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一般情况下皇帝并不亲自坐堂问理或书面审理，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交皇帝斟酌决定。这一套制度从夏朝沿袭到晚清，体现了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青天”和“天道”的终极理念。⑨通过这套制度建立的国家统治秩序中，君为臣纲，国法为帝王所用；国法之下是家法，父为子纲，家法为家长所用。古代族长与家长在一族一家内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可以代国家行使惩罚犯罪之权。“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中。”⑩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父权家长制所体现的“三纲五常”思想对人们影响很深，具有强大的道德震撼力和法律刚性约束力。
按照苏力的说法，儒家的“三纲五常”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化，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而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更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必须”。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伦理性的，其核心是主张法律的正当性在于符合道德，最终也就是符合纲常；君权和父权共同支撑起传统法律制度，并使其顺利运作。伦理化色彩浓厚的中国古代法律以刑法为主，这也就意味着强制性与专制色彩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基调；至于刑法以外的法律关系，如有关家族内部事务、地方日常事务以及民商事活动等的法律关系的调整，则交由道德去完成。这些都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表达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早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宗教与法律混合，到宗教与法律分离（罗马帝国时期），再到宗教凌驾于法律之上（教会法时期），直至宗教改革，“政教分离原则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以确立。这一措施永远结束了教会和教会法曾经在11―13世纪时期作为国中之国、法上之法的‘光荣’历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等结束了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和教会法的‘光荣’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也终止了基督教及其教会法对西方法的继续影响”。在现代西方国家，人们不再将宗教与法律相提并论，但法律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仍多与宗教教义相一致，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摩西十诫”里的诫命同时为法所认可。
宗教与法律的交融在西方古已有之。“苏格拉底之死”既可以说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也可以说是对法律至上（正义）的坚守。自然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将宗教与法的起源相提并论。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认为：“自然法”是人的“自然理性”（真、善、美等人的灵性、智慧本能或良知）的体现，它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判断真伪、善恶、美丑、是非的标准，“人定法”必须符合“自然法”，人的理性是法律的本质或源泉。以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为代表的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派特别强调，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就是神的意志、神的智慧，人定法不过是人们把自己所理解的神意书面化、规范化而已，服从神意即服从自然法是人的义务。在西方，宗教作为自然法的起源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形塑作用是无可非议的。现代社会的法律制度虽已与宗教分离，但其法文化中所蕴含的宗教气息是无法剥离的。当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中依然透漏出浓厚的宗教气息，西方国家的许多司法制度和程序设计中也体现着宗教传统。
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证人宣誓制度，是研究现代西方司法制度中包含宗教传统的较好视角。在西方国家，证人宣誓制度具有悠久历史。该制度源于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法传统。教会法的诉讼程序要求一切证据都必须基于宣誓而提出，在教会法庭的审判中，证人宣誓表示不作伪证后，法官才根据案情疑点向其提问。受此影响，现代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都将宣誓作为保障证人证言真实性的程序性制度。如英国制定了专门的《宣誓法》，对宣誓的形式、执行、誓词、主体等作了详细规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证据法对宣誓作了详细规定，德国、法国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证人宣誓的内容。宣誓制度下的具体誓词也明显体现着西方宗教传统。如在英国，证人宣誓的誓词是：我向全能的上帝（或者证人所信宗教的神明）发誓（被调取证言者可以说“允诺”），我将提供的证言是真情，全部是真情，只是真情。按照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66条的规定，在作附宗教起誓的宣誓时，法官对证人念誓词道“你在全能全知的上帝前发誓，你尽其所知，所述之言纯属实言并且无任何隐瞒”，然后证人回应道“我发誓，上帝保佑我”；在作无宗教起誓的宣誓时，法官对证人念誓词道“你发誓，你尽其所知，所述之言纯属实言并且无任何隐瞒”，然后证人回应道“我发誓”。可见，现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中的证人宣誓制度深受宗教传统的影响，法官在接受证人宣誓的时候，已不再是单纯的司法人员，而是演化为“上帝”，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这样的司法戏剧化的场景增强了宗教对证人的震慑力。
上述关于西方国家证人宣誓制度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都显示了在西方社会，人们认为程序正义在逻辑上能以最小的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抑或生命成本）实现实质正义。这种认识容易导致极端情况发生，即人们在处理个案时，往往只关注某项制度能否滴水不漏地保证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然后将事实代入法律进行个案处理，而越来越少地思考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这容易导致法律制度在人伦关怀方面有所缺失。以程序正义为基点的法律制度果真正确吗？现代法律从古典自然法演变而来，其在基本原则上并未改变，只是使人们受约束的力量从心理性力量转移到了外在的国家强制力，从而，人的犯罪行为或许违背了他的信仰，但他受到刑事处罚的原因却是违背了法律。西方基督教主张“不可杀人”，但若不以死刑来完成对杀人罪的惩戒，便难以彰显人的生命的神圣并构成对意欲杀人者的威慑。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它经常要面对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恶”是合法的，但在基督教教义看来则不一定是正当的，因为这类“恶”是人的自然性情因素使然，而性情方面的缺陷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那么，什么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呢？
三、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碰撞与殊途同归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五种需求，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按层次逐级上升。在西方，经济发展使人的生理需求得到了满足，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自然就产生了。但在中国，人们虽然也有安全需求，但古往今来人们最注重的是生理需求即衣食住行之需要，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鲜见私法的身影。《礼记?礼运》中有言：“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梁治平认为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古代没有私法的原因，即不讲权利、没有个人、追求绝对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实际上是礼治秩序的基本内容，这种礼治是阻碍民法成长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因而中国古代社会不仅没有私法，而且根本就不能够产生私法。
现代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与文化的迟滞不前形成鲜明对照。这或许是由于制度对社会生活予以积极回应，而文化因扎根于传统而不能自觉改变；或许是由于不论制度如何变革，文化都具有对制度或事实的解释力，从而人们认为文化无须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空场景在不断转变，而内化于人心的文化结构却依然牢固。就此便能解释为何中国的法文化就现代与古代相比而言变化并不明显。有论者指出，中国古代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状态等给中国古代法律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现代中国，尽管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已被推翻，儒家思想也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及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并未有明显改变。不论是传统法律文化还是经过西方法律移植和中国法律制度转型、重构之后塑造出的现代法律文化，就实质而言，中国法律文化中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即伦理化的法律思想。现代中国虽然有了民法，但其在普通人的观念中并未扎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经常适用它（这也是伦理化的法律文化对社会长期影响的结果）。在很多情形下，一旦发生了民事纠纷，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尤其是道德习惯；对于纠纷处理，人们希望依习惯获得道德上说得过去的结果而并非法律规定的结果。换言之，在中国法律制度逐渐西化的同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还处于传统法律文化笼罩之下。民众仍然习惯于借助法律来获得道德上的积极评价，他们期待通过法律制度达成中国化的纠纷化解结果，而并非真想遵从文本上的法律；他们甚至不知道适用法律的结果是什么，而只是希望要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理”，而理、义或礼是相通的。这样的意识状况与当下日渐西化的法律语境格格不入，产生了许多法律文化上的冲突。
从中西方观照的角度而言，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并不相同。例如，“摩西十诫”的内容也符合中国人对道德的理解，然而苏力通过分析西方经典戏剧《安提戈涅》，得出西方人提及道德时更注重法律本身的道德性的结论。西方一些法学家认为现实的法律是人类通过揣度神意而得，当法律不符合道德时，不是神意出错了，而是人类对神意的理解错了。因此，法律应合乎理性，更应合乎宗教：合乎理性是因为法律是人的智慧的体现；合乎宗教是因为人的智慧应当用在对神意的理解上，同时，这种理解神意的智慧也是神赋予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对司法者的素质要求很高，通常将法官的个人道德水准（然后才是其案件审理能力）作为判断法官称职与否的标准。道德水准高者即清官，其即使对个案的事实判断有所失误，也依旧受人爱戴。在民众心目中，清官即好官。但实际上，一个人清廉与否显然不能佐证其履行职责的能力。
就上述而言，苏力将中西方道德分别称为“司法者的道德性”与“法律或司法的道德性”是很有道理的。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总归都是在说明道德与法律互相联系。至于如何联系，诚如**所言：“法律与道德，都是人世的物件，居家过日子的家什罢了。”就本质而言，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伦理在中国、宗教在西方，都是统治者用来治理社会的软性力量。“法律与宗教，在对待违法犯罪现象、违法犯罪者的态度与做法上的确是一硬一软，也就是法律显得严厉，宗教显得宽容，目的无非是要使误入歧途者幡然醒悟”，“法律的严厉与宗教的宽容就好像是同一商品的两种不同的包装，里面的货色却完全相同”。伦理亦是如此，它在为法律提供正当性资源，让法律不再显得空洞与苍白。因此，宗教抑或伦理，都为冰冷的法律赋予智慧和意义，使法律真正成为关注社会生活的，温情与暴力同在的秩序设计。这或许就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殊途同归。
四、中西方法文化的融合与中国法治秩序建构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法律秩序被解构，西方法律被引入中国。但如前文所述，道德是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正当性所在，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构成原理是道德原理。中国民间社会对传统观念和传统法律文化的坚守，事实上导致了西方法律在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现象，导致人们对当前所施行的法律以及正在建构中的法律秩序产生了某种怀疑，也对西方移植来的法律能否在中国真正生长起来表示担忧。有论者认为，清末以来中国在制度层面断然放弃了传统法，并以从西方和前苏联引进的法律取而代之，但传统法律文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意识。譬如，20世纪90年代为人们所熟知的法治本土资源论，法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相关争论除了要促进构建法治秩序的共识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法律文化差异对法治秩序建构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
尽管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包括法律文化逐步在中国得到发展，但若仅仅强调学习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法治秩序建构而言就有失偏颇。制约中西方法律文化融合并进而影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的外部因素，主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构成不同。随着中西方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耦合与制约因素正在被新的耦合与制约因素所取代，使得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一定程度地殊途同归的情况下又面临新的变量。例如，在西方，伴随现代社会的分化，法律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系统，法律的正当性脱离了宗教、道德和文化基础，其要么与政治互相“循环论证”，要么通过其内部诸要素的互动而悖论式地实现循环性的“自创生”，这似乎可以促成中西方法律文化缩小差异的好时机。然而，西方的法律走得太远，其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特征和与道德、文化相分离的实证化趋势，这又为中西方法律文化融合造成了新的隔阂。又如，源自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的利益可以不顾公民的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该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规范颇有契合之处。但若在中国适用“法律父爱主义”，则在坚持该理论关于法治保障人权与自由的基本内核的同时，必须强调将其限定在不得侵犯作为基本权利核心的人性尊严的范围内。
在此，需要再次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与道德的统一性问题。这是关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法律内在价值的认识不足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人们认为法律是国家借助强制力来惩罚不道德行为的规范，法律须以彰显道德为前提，否则司法者就是违反道德的不仁不义之徒，其裁判就不具备正当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系不认为法律能够内在地证成其正当性，反而认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每一步以及司法运作的过程及其结果，都应以道德作为正确与否的唯一评价标准。这一点与西方自然法有着某种内在的同质性，自然法也承认法律具有外在证成的可能。但是，经过实证主义的洗礼，自然法更加强调法律的体系性，其对法律具备内在道德性的肯定实际上承认了法律体系的内在证成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律适用的随意性。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法律与道德一体化存在极大不同。从规范层面来看，中国传统的伦理性法律文化强调道德与法律的统一性，因而在法制建设上主张重实体轻程序，这恰恰阻碍了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有论者指出，法与道德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及其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牺牲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同时也背离了道德的本性。在现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框架内，通过强调过程本身的正当性即通过过程的正当来实现结果的正当，这正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内涵之一，即正当程序。这对当前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是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所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个节点。
当前中国法律文化深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法律制度和法治秩序会反映社会的最新面貌。中国法律制度建设正逐步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中国法律文化重焕生机的表现，为中国法治秩序的良性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应当注意到，中国法治建设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烙印。一百多年西学东渐的历史表明，中国建构法律体系和法治秩序的努力受到了西方法律文化及其法律体系的较大影响。中国在法律规范和法治秩序上的应然状态，就是要结合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涵，构筑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与法治秩序。这决定了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学习与吸收，不仅需要关注国内，而且需要关注西方国家。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必须与中国自身特色及国情相符，同时在规范层面可以借鉴西方法律体系或者法治模式。这是当前中西方法律文化碰撞背景下建构中国法治秩序所需要重视的问题。
五、结语
法律文化是考察法律体系与法治秩序的良好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具有伦理色彩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具有宗教色彩的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得以充分展现。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在联系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殊途同归，这为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尽管很难说中国法治的现代性问题已经解决，也很难评论西方法律文化的渗入对中国法律体系和法治秩序建构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当前中国法治秩序建构应当同时关注中国与西方的法律文化。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碰撞既给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消弭文化差异的基础，又带来了新的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仍然需要关注法治秩序的本质问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以及道德与法律的联系问题；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社会的新型社会规则，把握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新走向。因此，既要学习西方法律文化以完善中国法制，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既要学习西方构建现代法治秩序的基本经验，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中国；在法治建设中既要重视道德的作用，又要防止道德泛化及其可能引发的法律权威弱化等问题。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志铭教授、马小红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指导与帮助。
注释
①See Watson，Alan.“Legal Change：Sources of Law and Legal Cultur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983.Vol.131，No.5.②参见范忠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③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张中秋先生的《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法与宗教伦理：伦理化与宗教性”中有十分详尽的阐述。④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认为在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超自然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因此，当一个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上天报应便是人们所预想的超自然“反应”或“还报”，它承载了人（尤其是弱者）的情感抒发与价值期待。参见[美]杨联?：《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段昌国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⑤如电影《审死官》、《九品芝麻官》、《杀诫》、《秋菊打官司》等。⑥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⑦关于礼与法的关系，参见曾宪义、马小红：《中国传统法的结构与基本概念辨正――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⑧余宗其：《中国文学与中国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⑨参见范忠信：《古代中国人民权益损害的国家救济途径及其精神》，《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⑩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第5―6页。如电影《审死官》中有一场景：状师宋世杰自知打不过会武功的妻子，便“躲”到自家祖宗牌位前，因为他知道妻子武功再厉害也不敢在列祖列宗（即家长）面前做出打夫君这种违反纲常之事。人们在死去的家长面前尚且如此，足以说明古代家长地位之高。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1页。参见于浩、曾航：《论维多利亚宗教法律思想》，《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4期。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分析，可参见于浩：《正义之殇――苏格拉底之“死不足惜”》，付子堂主编《经典中的法理》，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363―391页。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4页。何家宏、张卫平：《外国证据法选译（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参见孙长永、纪虎：《宗教化的法律仪式――证人宣誓本源意义初探》，《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关于中国古代法律如何体现和谐精神，马小红教授有过精到的论述。她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中国古代法律在内容上以礼为主；第二，中国古代法律强调执法时要注重社会效果，旌表与惩罚并用；第三，中国古代法律中官署的职能规范、完善；第四，中国古代法律强调刑罚的负面作用，主张通过多种方式安民富国。参见马小红：《试论中国传统法中的“和谐”观――兼论古今法理念的连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梁治平：《论礼法文化》，《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参见于浩：《行政调解与中国法律传统的契合与断裂》，《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1期。See Zhang Jinfan.“Ancient China's Legal Tradition and Legal Thought”，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3.Vol.34，No.2.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官司系因私事而起，由侵犯人格的私法纠纷发展成导致轻伤的治安案件。片尾村长被呼啸的警车带走时秋菊迷惑地自问：“我就是要个说法，我就没让他抓人，他怎么把人抓走了？”这一场景就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还处于传统法律文化笼罩之下的一个典型体现。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37页。参见苏力：《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法律的道德与不道德》，《中国法律》2010年第2期。在马小红教授看来，正是这种“神事”和“人事”的密切结合，也正是由于礼的这种综合、圆通，使得中国古人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理智，使中国古人的政治与生活从未陷入宗教的狂热与迷茫中，更未陷入宗教战争的泥潭之中。参见马小红：《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9页。马教授这种“推中抑西”的态度虽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但其或许轻视了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正向作用，无意间抹煞了伦理（或者说“礼”）与宗教的相同功效。余宗其：《外国文学与外国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112页。黄宗智教授在评述中国法律“移植论”与“本土论”时，曾认为“本土论”缺乏具体意见，尤其是缺乏立足于中国传统历史实际的具体意见，这就要求汉语法学界在提炼传统文化中的本土资源时，必须努力实现与西方法律制度及精神的契合，唯有如此，才能突破“移植论”与“本土论”舍一不可的困境。参见黄宗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清华法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参见张中秋：《传统中国的法秩序及其构成原理与意义》，《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参见高鸿钧：《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参见张志铭、于浩：《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参见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参见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参见于浩、陈肇新：《以法治的名义――评〈罪刑法定本土化的法治叙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参见张志铭：《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See Yngvesson，Barbara.“Inventing law in local settings：Rethinking popular legal culture”，Yale Law Journal，1989.Vol.98，No.8.责任编辑：邓林
第五篇：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的犀利尖刻，沈从文的诗情画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坛中闪发着异样的光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从文被列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南辕北辙，艺术主张差异很大，但他们在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性精神上殊途同归。鲁迅的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小说则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正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尽管他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国民性，但在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风格上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一、鲁迅专注人性丑的批判，沈从文专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罗斯画家列宾说：“光秃秃的线条也可以跃然纸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象，犹如一幅幅清理脱俗的风景画，简直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时，又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扩大作品的弹性和拓深人物的审美品位，读者可以自己的经历，知识构成，审美倾向自由填充，这样，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由于他从小就喜欢上绘画，他对美有着独特的感悟和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是美和力的结合体，天真、纯洁、善良、勇敢、热情、坚韧、执著„„“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跃然纸上。《三三》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种脱俗的美——爱岗敬业。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边城》里描写翠翠听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一个美的化身——翠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就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回味无穷。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鲁迅的小说，是以一种医生的眼光看待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性，病态的人情。他热嘲冷讽，只是为了揭露病苦，引起疗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笔下，犀利、刻薄、无情、反思、质疑、批判„„利剑般直射国民的劣根性，想彻底摧毁中国人民身上的牢笼，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任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试图重铸国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中华民族危机。他批判的笔尖深深地刺进社会各阶层，深深地关注和揭露着病态社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华老栓、闰土、单四嫂、祥林嫂、阿Q是农民的代表，他们承受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腐蚀，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蚀了。特别是阿Q，鲁迅的批判笔墨最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被社会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创的精神胜利法里忘了还乡路。他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隶，沉醉在没有根据的自尊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后很快就忘记一切并且“有些高兴了”；为了平衡被欺负的压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中得到满足；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遭到赵老太爷的欺负：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揭露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冷峻地解剖了他们陷入社会的无人之阵里，一次次的突围，一次次的失败，更加暴露了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楼上》写出辛亥革命独战多年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伤逝》揭露出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抗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在《药》，夏瑜被杀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群众“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启蒙者竟然被被启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甚至启蒙本身。
二、鲁迅的语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种迫切的紧张与沉思；沈从文的语言明净纯真，轻快中蕴藏着对人性人性深层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的。”高尔基这句话告诉我们，语言是通向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读者进入作家精神世界和体验文学美感的必经渠道，因此，理解语言是理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
鲁迅小说的语言，犀利、深沉、简练，和沈从文明净、纯真、轻快相比，多了几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在酒楼上》：“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孔乙己》：“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第二年的端午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压抑，苍白萧条的场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残酷与凄凉，把死亡与苍白的社会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有一种威压，逼迫读者直面现实，反思自己和社会。
沈从文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语言明净纯朴，诗感浓郁，从中迸射出来的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意象，就像一连串坠地有声的珍珠，不但给人视觉上的享受，还给人听觉，甚至触觉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笔调，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陶醉在湘西明净和谐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朴的民族风情里，流连在还没有受到都市腐蚀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诗意的语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边城》中介绍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长的环境时，其实就是一首诗——“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须修饰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儿女，纯洁、善良、天真、美丽，“皮肤变得黑黑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一个天使般纯洁的女孩瞬间闪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是美的化身？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华？《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在《长河》的《人与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大总统来出钱也不卖。”
“嘿，宝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卖！”
古人说“入境问俗”，若知道“不卖”和“不许吃”是两回事，那你听说不卖以后，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
„„
“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个？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
短短的几句对话，轻轻松松地把一个世外桃源似的湘细农村勾画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狡诈，没有欺骗、没有斗，更没有大都市的喧哗、紧张、忙繁和唯利是图。透过这段文字，读者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受到都市污染的农村自然朴质的美和没有被社会扭曲的纯净的人心。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