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鲁迅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的关系

第一篇：谈谈鲁迅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的关系

谈谈鲁迅的生活经历和他创作的关系

鲁迅的生活经历对鲁迅的创作可谓是举足轻重的。

一、童年生活经历

童年经验，无疑主要是对家庭和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生活的印象与经验。最重要的便是致发家道中落的两件大事：祖父周福清入狱逝世，父亲周伯宜突生急病，几年后去世。在这段时期中，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负，在世人的冷眼中受尽了“侮蔑”和炎凉，遭到和忍受了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如果说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他幼嫩的心灵曾为家庭的不幸而感到悲伤，那么，被称为“乞食者”的轻蔑和长辈亲朋的倾轧以及乡邻的流言，还有那药房与当铺间的连年奔走，则使他过早地尝遍了人生的酸苦。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而目。”

鲁迅的童年直接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自己生活的影子，特别是少年时期生活的影子。如《社戏》、《故乡》、《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寄予了很多好的理想和对童年快乐生活的回忆。《社戏》中鲁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展现了一幅作者记忆中理想的农村画卷。而《故乡》虽然整体感情基调是沉重悲哀的，反映的是封建统治下农村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但中间穿插的有一部分鲁迅对少年时可爱伙伴闰土的回忆，也是对美好童年的追忆。但是闰土长大成人后，在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下，在封建的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老实人”，一个讲“道德”的人。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情景的

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小说创作弥漫着极其浓重的悲剧气息，这与鲁迅童年所经历的无数悲剧事件分不开的。在鲁迅的人格与心理发生与发展的最关键的十多年里，家庭一直是变故迭起，厄运不断，似乎人世间所有的悲剧都集中在鲁迅的而前，让他不能不看，不能不记，纵使多年之后也“不能全忘却”。

二、鲁迅的医学情结

纵观鲁迅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寻找到这样一个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疾病给鲁迅带来了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贯穿了作家的一生。也正是医学情结,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巨大的源动力。

鲁迅与医学结缘,大抵应该说是从中医开始的。发端就是幼年时期他父亲的病。《呐喊·自序》说到:“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那时鲁迅每天要为父亲四处求医买药,饱尝了人情世故。父亲的病,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所以,鲁迅不顾母亲的哀求毅然决定外出求学寻求一条救己救国的道路。经过努力,他终于在1904年获得了到日本学医的机会。选择学医本来是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但亲历的“幻灯片事件”使身在异国的鲁迅遭遇到了心灵的伤害。他深刻感受到自尊心的重创,觉得改变国人麻木的灵魂更为迫切。最终,弃医从文,用笔来拯救国民麻木的心灵。

从自身而言,鲁迅是从少年时起染上的肺结核。七八岁时就患龋齿,体质孱弱,已有肺结核的伏根。1923年兄弟失和后,鲁迅和朱安迁进一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吃流质食物,卧病一个多月。许广平曾在写给常玉书等人的信中谈到,1925年到 1926年之间大病中的鲁迅“面面受敌,心力交瘁„„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抱厌世置病不顾。”1936年,他于病中写给母亲的信说,“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现实的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显然对于鲁迅的思想、心理及情绪起着影响。“无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疾病所战胜;但是,也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把疾病看作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幼年的心灵伤痛,加上一生病魔时不时地困扰,医学的影响在鲁迅 的心理上一直就不曾中断。最直接的表露,就是通过一系列作品对伤痕、病态、死亡予以关注。读《祝福》、《孔乙已》、《阿 Q正传》等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小说的祥林嫂、孔乙己、阿 Q等都是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每个人的伤痕又都有屈辱的故事,这些伤痕又都是人们嘲笑的对象。鲁迅既写出了人物的遭遇和思想性格,又通过人物与伤痕的关系,深刻地反映了人物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伤痕,正是人物心灵创伤和民族劣根性的双重象征。由于鲁迅接受西学,从睡梦醒来以后,也曾在无奈的现实中求助过“精神胜利法”,所以他又对阿 Q病态灵魂进行过透彻的描写。由于长期紧张和高压的情绪状态得不到释放，就容易引发抑郁症。小说《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长明灯》里的疯子、《头发的故事》里的先生、《白光》里的陈士成等,精神都变得异常、丧失理智,甚至处于癫狂状态。鲁迅运用准确的精神病的病理知识和生动传神的描绘,使“狂人”以一个集精神病人典型的病理特征和一个被压迫的革命先觉于一体的经典形象,朝着戕害中国几千年的“吃人”的封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实际上以狂人为替身,就像蒲松龄假借助鬼魅狐仙表达自身愿望一样,展示自己的个性与追求。疾病,很大程度上成为生与死之间唯一的中介环节。表现疾病和死亡,也因此成为了鲁迅创作的一个主题。正是由于疾病使得鲁迅体会着人生的 “残缺”,才使他偏爱于对死亡的描述。《呐喊》中有 4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因为偷了丁举人家的东西被人打残双腿,加速了他的死亡。《药》中的华小栓患“痨病”,即肺结核病。人血馒头并没有治好小栓的“痨病”,小栓最终还是死在了病痛的折磨之下。《明天》中单四嫂的孩子宝儿得了“焦塞症”(消化不良),单四嫂用高价买回来的保婴活命丸也没能救回孩子的生命。《白光》中陈士成所患的是精神病,最终发狂坠河而死。《彷徨》中有 3篇:《祝福》中祥林嫂的第二个丈夫年纪轻轻就死于伤寒。《在酒楼上》中顺姑起先患的只不过是小伤风,最后发展至吐红和流夜汗而死。《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所得的也是“痨病”。他夜晚经常失眠和吐血长伴,最终以死亡结束了自己艰难的一生。这些作品中的患病人物最终都走向了死亡,可见鲁迅把疾病当作死亡的前奏。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偏爱描写疾病与死亡,并且渲染着一种悲凉的氛围。

人们都说鲁迅的文笔像匕首、投枪,实际上更像手术刀。这把犀利的手术刀,毫不留情地、深刻地解剖了封建社会和旧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人生各态,将人吃人 的、血淋淋的封建社会的本质和当时国民的愚昧捧到读者的面前,使人感到窒息。对待病态社会,鲁迅先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些在文坛乱骂的人,多是怀着一己的小恨发泄。而鲁迅有大恨。他恨世道昏黑、生民愚昧,他恨得上下求索,恨得言如厉鬼。鲁迅还有大怒,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如此严厉地咤骂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人。

三、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鲁迅青年时代目睹和经历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之一幕。从革命的舆论准备到实际的武装斗争，从胜利到失败，都在他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这过程中，他有过不满与悲哀，烦恼与欢乐，激昂慷慨的议论与批评，在沉默中进行长期的思考与探索。直到五四以后，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仍然是他从事文学创作的题材。鲁迅明确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辛亥革命前夕，颇为苦闷的鲁迅在文言小说《怀旧》中表明自己对即将来临的革命的看法。小说的基本思想是，要改革中国，当务之急在于改造封建旧文化，旧思想，拯救年轻的新一代；如果再去发动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只能像“长毛造反”，给人民带来祸害，以失败告终。这一思想和几年前写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小说把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和“长毛造反”联系起来，自然反映了作者对这场革命的看法。辛亥革命的爆发，武昌起义的胜利曾经给鲁迅带来了新的喜悦与兴奋。他积极地迎接了家乡的“光复”，革命胜利的现实也使他开始改变着原来的某些看法，并准备为新的共和国贡献力量，然而很快他就发现革命队伍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再加上不久就出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使他“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颓唐得很了。” 四、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先进知识分子仍然只能从文化思想上、从国民性上去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五四”以后，鲁迅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生活的小说：《药》、《阿Q正传》等是鲁迅长期以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改革问题的艺术结晶，也可以说是从鲁迅的视角中对辛亥革命及其失败的艺术反映。即改革国民性、“立人”的角度。直到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鲁

迅才转换了视角，开始从武装斗争和社会改革的角度去认识辛亥革命的贡献与不足，经验与教训。

1918年，鲁迅在教育部做官比较迷茫、苦闷。后来他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钱玄同（《新青年》编辑部成员）找到他，让他写东西。至此，他写出了《狂人日记》便一发而不可收。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做了很多文化启蒙工作：文学创作《呐喊》、《彷徨》、杂文；参加思想论争，反对复古派；支持青年学生工作，扶持青年成长；创办文学杂志《语丝周刊》，成立社团：语丝社，开创了“语丝文体”等等。

五、南下：低潮中的彷徨与自省

厦门时期，在鲁迅的人生中是一个相对萧瑟的时期，不仅和前不久的北京师范大学**时期联络教员们支持学生、家中坐满了青年学生的热闹、踔厉风发不同，也与之后初到广州时的努力重整不同，离开了亲朋好友和熟悉的北京生活，鲁迅在厦门过得颇为不习惯和寂寞。1926年9月，他和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本有工作两年的打算，实际尝试下来确实“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而终于提前一年半离开了。厦门大学的生活环境恶劣，而现代评论派的“接踵”而来，更是他心绪恶劣，后接到广东中山大学发出邀请，便去了广东中山大学任教。那时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割，鲁迅感到失落、彷徨，写下了《彷徨》---“两天余一足，荷戟独徘徊” ；《野草》等。

六、生命的最后十年

1927.10鲁迅从广东回到上海，1927.4.12国民党发生政变，广东爆发重大事件，鲁迅的好友毕磊（共产党员）被抓沉黄浦江，多名学生学生被抓。使得鲁迅对学校很失望，之后他看了很多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献，纠正了自己前期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后来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此后在上海便开始了文化启蒙工作：创作大量的杂文；参加文艺思想论争（主要针对新月派，第三种人展开论争）；扶持文学青年，接纳萧军、萧红；参与筹建左联等等。此外还参加了十多个民间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文化大同盟等等。可谓最后十年，病中的鲁迅依然没闲着。

总之，鲁迅的创作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

第二篇：浅谈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创作的关系

浅谈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创作的关系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二十世纪的文学巨人。生于浙江绍兴，原名周樟寿，字豫山，1892年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改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取名周树人。

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与其后期的创作有相当大的联系。首先就是家道中落的两件事。其一，祖父的入狱之灾。其二，父亲的病。鲁迅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少年时代，正值家道式微，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经济来源的大动脉被切断，父亲患病不起，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途中，他深深地领略了社会的世态炎凉。祖父事情的发生，家人怕受到连累都出外避难时，鲁迅也被安排到外婆家寄居，跟舅舅一起生活。他虽然受到了周围一些贫苦农民的热情款待，却被一些势力人物所轻视。鲁迅说：“我寄居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后来，鲁迅回到家中，不久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也就是在那以后没多久，其父亲就病倒了。在经历过一位姓冯的医生无效的救治后，鲁迅先后又请了姚之仙与何廉臣。他们也算是江湖派的代表，为了抬高诊金，从事剥削，就缺乏科学依据的追求药引的奇特。最终，父亲还是去了。鲁迅父亲卧床三年，受尽了“医者，意也”的庸医的敲诈勒索和欺骗。之于鲁迅的父亲，他被耽误了治病，因而失去了一条命，之于鲁迅，不但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且由于奇特药引找寻的困难，失去了整整天年的宝贵光阴。因此，给少年鲁迅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对其以后的创作也有深刻的影响。同时，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家中困窘，鲁迅不得不来回奔波于当铺，正是这段在药房与当铺连年奔波的经历，使鲁迅过早的尝遍了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酸苦。凡这些，对他以后思想情感的变化，无不起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切，他在其后的《呐喊？自序》中曾有过一些反应映。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从这时开始更加深刻些：“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在自己后来的一封信中也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然后，便是在与农村关系的问题上。小时候，由于家庭算是殷实，同时母亲的娘家在农村，因此，鲁迅就有了机会跟母亲直接到农村去。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同农村的朋友们一起伏在河边钓虾，一起在密如蛛网的河上划船，一起欣赏河上的夜景，一起观看绍兴的民间戏曲，大口的呼吸着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相对立的农民阶级的空气。这个广阔的天地之于鲁迅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在这里与许多孩子交上了朋友，深切体会到农村孩子的天真、淳朴。这些童年生活直接影响了鲁迅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自己生活的影子，特别是少年时期生活的影子。如《社戏》、《故乡》等。《社戏》中鲁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展现了一幅作者记忆中的农村画卷。《故乡》则伴有一部分鲁迅对少年时期伙伴闰土的回忆，也是对美好童年的追忆。同时，鲁迅在农村生活的那些个日子，在农村看到的经济萧条及人们落后、愚昧的场景，在其创作中，尤其是乡土小说中深有体现。最后便是民间文化、非正统文化的影响。鲁迅幼年的读书生活，全是在封建私塾里度过的。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曾经悲愤地说：“回忆起我的同窗校友的童年……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被爱的吊唁。”在小说《怀旧》中，鲁迅曾以沉痛的心情，形象的表现了封建私塾里霉腐发臭的封建主义教育给儿童所带来的灾难。后来鲁迅到一个族叔祖周子京开设的私塾里读书去了，他在这里应该是很不适宜的，因为周子京正如他在小说《白光》中所写的陈士诚式的人物，最终也得了个悲惨的结局。最终，鲁迅到了三味书屋。那里被称为全城中最严厉的一个私塾。鲁迅说：“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这位“戴着大眼镜”的老塾师就是寿镜吾。他对于学生们既关心又“严格”，所以家长们都愿意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鲁迅也就是这样进三味书屋的。三味书屋给鲁迅的印象是深刻的。寿镜吾不愿意占人家的便宜，但也不肯自己吃亏；他生活简朴。当然，给鲁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反清思想以及爱国情怀。鲁迅说：“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的母亲姓鲁名瑞，她没有读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遇不平处，就会慷慨激昂的十分激动。母亲的这种勤奋好学和刚强正直的性格，对于青年鲁迅的认真学习，一直是一种无形的催促的力量。鲁迅这个笔名的“鲁”字，就是从母亲的姓上取来的。祖父和父亲，从小孩看来都是“威”而“严”的人，最可近的当然还是母亲，此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外祖母。外祖母很懂民间艺术，个性也很幽默。幼时鲁迅常同外祖母去乘凉，这时外祖母便给鲁迅讲故事猜谜语。譬如“水漫金山”“猫是老虎的师父”等等……这些故事在鲁迅后来的《狗.猫.鼠》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鲁迅幼年时代的家庭，就是这样一户家庭。威严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往仕途路上走的人，但父亲在这条路上并没有走通，后来终于对这条人生歧路表示了怀疑。祖母和母亲都是来自农村，这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些农村的气息，也给鲁迅接触农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鲁迅说：“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什么是满汉……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算她对我讲的最多。”这位年老的女工，是一个一向带领鲁迅的保姆，她是一个既有劳动者的质朴，又带有不少迷信习俗的女人，鲁迅母亲和别的许多人都客气的叫她长妈妈，只有祖母叫她阿长。鲁迅平时叫她“阿妈”。长妈妈这位劳动妇女，和其他劳动群众，这样帮着鲁迅来了解历史，认识社会。使鲁迅学到了许多在私塾里根本无法学到的东西。这些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有所体现。

总之，鲁迅青少年的经历无不与其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三篇：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的犀利尖刻，沈从文的诗情画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坛中闪发着异样的光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从文被列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南辕北辙，艺术主张差异很大，但他们在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性精神上殊途同归。鲁迅的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小说则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正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尽管他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国民性，但在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风格上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一、鲁迅专注人性丑的批判，沈从文专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罗斯画家列宾说：“光秃秃的线条也可以跃然纸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象，犹如一幅幅清理脱俗的风景画，简直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时，又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扩大作品的弹性和拓深人物的审美品位，读者可以自己的经历，知识构成，审美倾向自由填充，这样，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由于他从小就喜欢上绘画，他对美有着独特的感悟和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是美和力的结合体，天真、纯洁、善良、勇敢、热情、坚韧、执著„„“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跃然纸上。《三三》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种脱俗的美——爱岗敬业。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边城》里描写翠翠听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一个美的化身——翠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就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回味无穷。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鲁迅的小说，是以一种医生的眼光看待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性，病态的人情。他热嘲冷讽，只是为了揭露病苦，引起疗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笔下，犀利、刻薄、无情、反思、质疑、批判„„利剑般直射国民的劣根性，想彻底摧毁中国人民身上的牢笼，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任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试图重铸国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中华民族危机。他批判的笔尖深深地刺进社会各阶层，深深地关注和揭露着病态社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华老栓、闰土、单四嫂、祥林嫂、阿Q是农民的代表，他们承受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腐蚀，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蚀了。特别是阿Q，鲁迅的批判笔墨最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被社会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创的精神胜利法里忘了还乡路。他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隶，沉醉在没有根据的自尊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后很快就忘记一切并且“有些高兴了”；为了平衡被欺负的压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中得到满足；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遭到赵老太爷的欺负：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揭露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冷峻地解剖了他们陷入社会的无人之阵里，一次次的突围，一次次的失败，更加暴露了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楼上》写出辛亥革命独战多年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伤逝》揭露出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抗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在《药》，夏瑜被杀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群众“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启蒙者竟然被被启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甚至启蒙本身。

二、鲁迅的语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种迫切的紧张与沉思；沈从文的语言明净纯真，轻快中蕴藏着对人性人性深层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的。”高尔基这句话告诉我们，语言是通向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读者进入作家精神世界和体验文学美感的必经渠道，因此，理解语言是理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

鲁迅小说的语言，犀利、深沉、简练，和沈从文明净、纯真、轻快相比，多了几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在酒楼上》：“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孔乙己》：“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第二年的端午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压抑，苍白萧条的场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残酷与凄凉，把死亡与苍白的社会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有一种威压，逼迫读者直面现实，反思自己和社会。

沈从文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语言明净纯朴，诗感浓郁，从中迸射出来的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意象，就像一连串坠地有声的珍珠，不但给人视觉上的享受，还给人听觉，甚至触觉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笔调，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陶醉在湘西明净和谐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朴的民族风情里，流连在还没有受到都市腐蚀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诗意的语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边城》中介绍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长的环境时，其实就是一首诗——“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须修饰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儿女，纯洁、善良、天真、美丽，“皮肤变得黑黑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一个天使般纯洁的女孩瞬间闪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是美的化身？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华？《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在《长河》的《人与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大总统来出钱也不卖。”

“嘿，宝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卖！”

古人说“入境问俗”，若知道“不卖”和“不许吃”是两回事，那你听说不卖以后，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

„„

“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个？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

短短的几句对话，轻轻松松地把一个世外桃源似的湘细农村勾画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狡诈，没有欺骗、没有斗，更没有大都市的喧哗、紧张、忙繁和唯利是图。透过这段文字，读者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受到都市污染的农村自然朴质的美和没有被社会扭曲的纯净的人心。

第四篇：谈谈“鱼水关系”

谈谈“鱼水关系”

一说到“鱼水关系”，大家自然就联想到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就一语道破了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之真谛。

其实“鱼水关系”在孔夫子的《论语中》早有所述。如，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其内涵是以此教育君王要施仁政，得道才能多助，要懂得民心所向。对于政治来讲，要想成功的治理国家需要什么？答案是得民心，若想得民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施仁政，善待国民。

在唐朝初年，魏征在上疏唐太宗中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个意思要比李世民说的“水可载舟，水可覆舟”更为深刻。覆舟和载舟是说如何保证老百姓永远是“载舟之水”，而不要成为“覆舟之水”，而“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则进一步说明，统治者不能离开老百姓，离开老百姓的皇帝必是亡国之君；而王朝更替，天下易姓，老百姓仍然是老百姓。一句话，统治者不能离开老百姓，而老百姓却并不依赖统治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就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上面阐述了统治者个人与老百姓的关系。作为执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即任何政党及个人，无论其能量多大、本领多大，都不可能超越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人常喜欢用拿破仑的狂言：“一支由狮子指挥的老鼠军队，比一支由老鼠指挥的狮子军队要好得多。”来眩耀政党及个人的权威统治，殊不知拿破伦的话意只能说明谁更适合担任统帅，但如果没有士兵，任何统帅都只能是孤家寡人。唐代诗人刘长卿的《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云：“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统帅的力量在于士兵，士兵越多越有力量。没有士兵的统帅，只能徒有其名。没有士兵的统帅，其力量还不如一名手握武器的普通士兵，说得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取得执政权后，都要扩大执政的群众资源，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列宁曾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这是对党执政后干群关系的阐释。

要做到党群关系如同鱼水关系，则是打江山时容易坐江山时就难，也就是共苦容易同甘难。在共产党“打天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衣食住行、行军打仗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援，群众也明白共产党及其队伍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的政党和子弟兵，自然舍生忘死地坚决拥护与支持。进城了、掌权了，一些官员就忘了“延安精神”，忘了是老百姓的簇拥才使自己登上了权力的台阶，手中的权力也是来自于人民。正如有的群众所说：“过去干部对群众是又扫院子又挑水，大爷大娘不离嘴；现在是吃白了，养胖了，把大爷大娘全忘了”。正是因为如此，从毛主席到习总书记历任党的领导人都反复告诫全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鱼水关系是党群关系的根基，背离它党将无法生存。然而，要使党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说之容易做之难，特别是持之以恒难。笔者认为要永保党群鱼水关系必须做好三方面工作：首先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接“地气”，把自己始终融入群众之中；其二要过好权利关，真正落实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允许公权私用。要体现党没有自身私利，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因而要废除一切不合理的特权；其三要做到与人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

过去党提出的“三同”，即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起到了很好地密切联系群众的促进作用，还得继续发扬光大。针对时下的一些弊端，要与时俱进地融入新时代的元素。因而笔者提出了“新三同”的设想，以供大家参考。即：同改革进退；同利益悠关；同荣辱与共；下面分别阐述如下：

一、同改革进退

改革开放是我党在新时期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涵，是党领引全国人民圆“中国梦”不二的选择。今天改革的市场就如同昔日的战场，党员干部及官员群体理应率先垂范地身体力行为群众做出榜样，毫不犹豫身先士卒地投入到改革洪流中去。可是，面对当今社会最大的两大民生领域的改革，即在养老社保和住房市场的改革中，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与公务员群体不但没有起好的表率作用，而是把民众推入改革市场20多年后，自己仍然一头拿着市场经济的高工资，另一端又享受着计划经济的高福利待遇，与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极不相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改革玩弄于股掌之中，有利益与群众博亦时毫不犹豫地把群众“改革掉”，当自身利益涉及在改革中时，改革就成了永无休止的“讨论会”，方案探讨、顶层设计可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其中社会反响最大的就是在对待两大“双轨制”的问题上： 一是养老金“双轨制”；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由于薪金制度是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相当于工作人员在职时已将一部分工资预交了国家，而国家则承担其养老退休金、免费医疗、子女半价学费和医疗费报销（若夫妻双方都为国有身份工作人员则可全报）及提供极低廉的公租房等福利。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冲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保险制度。为平衡不同企业的退休费用负担，广东等地开始试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随着企业用工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从此企业员工的养老保险即被纳入了社会保险之路。本来与企业员工具有相同国有身份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应一起纳入养老社保的，可是掌握权力与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群体，担心自己今后的养老金会在改革中受损，迟迟不愿进行改革。直到今天还找各种“理由”搪塞将养老社保改革拒之自己门外，造成十分不好地社会负面影响。如今养老金“双轨制”问题已发酵上升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官员们已很难找出任何理由置之不理。于是上面所述说的“讨论会”就没完没了地开起来了。笔者认为：目前此事想回避采取拖延的办法是躲不过去的，一定要破僵局才能主动。是否先以企业社保个人比例标准开征公务员的应缴存社保金？并以此作突破口开展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工作。理由是：企业下岗员工都得从自己的饭钱里抠出来交社保，你公务员拿着高工资享受高福利，不交一分钱社保咋说都说不过去呀，这不把改革当成了免费的午餐吗？你们已经错了20多年了，现在只有马上主动纠错，才可能赢得群众的谅解。否则，肯定免不了一场“地震”。二是住房的“双轨制”；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从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公房福利分配制度寿终正寝，商品化住房制度拉开了序幕，国人正式进入了住房市场化时代。然而，1999年8月16日中办、国办下发了一份编号为“厅字[1999]10号”的文件，转发了建设部等部门制定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份文件第十八条有三款：“⒈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宅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⒉有建房土地或对拥有产权的危旧住宅小区进行改建的单位，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近期可利用本单位现有土地自建住房，按不低于同等地段经济适用房价值向本单位职工出售。⒊支持职工购买北京市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提供的经济适用住房。”随后上行下效，各地方政府都掀起了为公务员集资建房及售经适房的热潮，加上公务员内部福利分房“潜规则”的延续，这住房“双轨制”一下就把官员与民众分隔为“新旧社会两重天”，老百姓立刻就成了市场高房价的独自承受者。官员群体则一手拿着市场经济的高工资，同时又享受着计划经济年代的住房福利制度，好不悠哉啊。

从上述影响我国民生最广最泛的两件大事可看出，面对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政府官员群体理应带领群众在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坚克难，在改革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但他们根本没这样做，不仅没当改革大军的“领头羊”，而是把无领队的群众队伍推出去自己都没尾随，跟咱老百姓都不在一条战壕里。说得好听点是不与群众同为一战壕的战友，说难听些即是当了改革战场上的逃兵。这样哪还有党群鱼水关系呢？所以要想取信于民，我们的官员须马上废止两大“双轨制”，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处身涉地的为他们着想，立刻将自己投身到改革的大潮中来。只有与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改革进退，才能完成恢复党群鱼水关系第一大要务的工作。

二、同利益悠关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党与人民必须是利益共同体。根据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因此限制公权废除不合理的特权是新时代鱼水关系的必要条件。这些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公权私用泛滥、特权范围失控。有的网友说得好：“住洋房、吃海鲜、买高档礼物，领导根本不管单位还有多少钱，只管叫我签单开票。往往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有的经济发达的地市要100万元以上，这只是职务消费的基本数额。这一级的副职一般至少配三辆车：轿车、越野车、商务车，加上公车私用等，仅领导用车的浪费就非常惊人。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手机及话费、差旅费、公车及燃油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等，数额越来越大，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有的干部私人请客或家人聚会，都会拿发票到单位报销。一位县委书记私下告诉记者，单靠财政这点钱，不可能有太多职务消费。他大致算了一笔账：仅春节一次，近百个县直单位多数会有孝敬，富单位一万两万，穷单位三千五千，加上金融、电信等企业，总数不会低于一两百万元，如果再算其他节假日和婚丧嫁娶活动，特别是动干部帮人办事，即使不去主动腐败，一年下来也数目可观。因此，干部的奢侈消费更多来自这些灰色收入”。人民日报微评说得好“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百万以上，令人错愕。职务消费本无原罪，但是，如果把吃喝玩乐理解为权力福利，把消费异化为铺张浪费，就瓦解了职务消费的正当性。如果“只花不拿，纪律不查”成为潜规则，职务消费就会沦为腐败黑洞。该管管“不落腰包的腐败”了！”对于既成事实的普遍现象，这一切都是特权惹的“祸”。把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财政税收以及其他公款经这么一糟蹋，哪还有钱用于民生领域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滋生了腐败的土壤，促长了腐败风气的蔓延。党中央要求：“要想人民过好日子，官员必须过紧日子。”非常贴切到位，深受人民拥护。所以，党与群众同利益悠关，废除不合理的特权制度，是恢复党群鱼水关系的重要前提。

三、同荣辱与共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艰难困苦的环境走出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她与群众荣辱与共：党和群众荣辱紧密相连，真正做到了一荣共荣、一损俱损。才会使党和群众密不可分，才会得到群众全力支持，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然而在今天，我们一些党的干部早不把群众放在心上，一心只想踏着群众的肩膀往上爬。随之而来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及派生出的高房价，还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都接踵而来。究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员与群众的荣辱观是脱节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官员的升迁进嚼是其最大的荣耀，根据过去干部考核的一些标准，官员们的升迁只与所谓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及催生的GDP增速挂钩，与百姓生活好不好，幸福指数高不高等民生问题不甚相干。这势必容易造成官员与百姓的荣辱感观反向，那还从何谈党群鱼水关系呢？所以，只有从干部考核指标上重新定位，将老百姓的生活好坏及幸福指数等民生指标放在考核干部的重要位置，才能促使官民同荣辱与共，才能重现党群鱼水关系。

目前我们的党群关系已十分严峻，很多地方的党群关系从原来的“鱼水关系”褪化到了“蛙水关系”，有的地方还滑向了“油水关系”。因此，再塑党群干群“鱼水关系”要靠改革，要拓展党执政的群众认同资源和阶级基础，使“蛙水关系”升华为“鱼水关系”，止住其滑向“油水关系”是当务之急之举措，也是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内涵。首先，要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提升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自觉性。对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观内涵作出新的界定，党员领导干部唯有在世界观和思想深处重新认识新型“鱼水关系”的重要性，才会自觉克服“蛙水关系”，清除“油水关系”，才能构建“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筑牢我党的执政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干部制度特别是分配体制改革及健全相关机制，增强社会的公平公正度，提高和扩大人民群众在选人用人上的话语权，解决利益分配不公问题。以制度和体制威力来构建新的干群“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为党执政提供永固的群众资源。“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话与“载舟覆舟，所遗深慎”的道理是相通的。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亲民、爱民、为民，必须正确处理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生存之本。真正做到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做到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时刻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才能在人民群众这片沃土上扎根、成长、壮大，在群众这片源泉中滋润成长。

第五篇：谈谈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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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医患关系紧张是不争的事实。隔不了多长时间，大家难免会在一些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看到一些患者与医生关系紧张的新闻。我们细细回顾一下这些事件，不难看出，这里面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多数是由于收费项目不透明所造成的。当然有些时候确实也与某些医生的医德存在直接的关系，笔者作为五官科医院专家，在这里对这一点不作评论。作为一个医生，首先，得弄清楚一点，救死扶伤本是自己的第一要责，这一点把握不了，也是愧对于自己从医的准则的。

再者，当前国内的医疗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加之人口众多，许多不特定因素也直接影响国内医疗事业。很多时候，医患关系的紧张正是对这种现实的一种印证。还要弄清楚一点的是，在某些国人心里，自己本身消费不透明也是最大的一个心理障碍。特别是一些手术，它不同于药物治疗，都是明码标价的，通常手术治疗多少钱还是医生说了算。

相信许多在公立医院看过病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经常是自己挂了号之后，基本上就没人管了，排号的队伍又那么长。好不容易等到自己了，医生两句话就给打发走了。当然，这一点，也不能完全是医生的责任，有一点事实是当前国内医生的数量比例依旧很低。按照国内千人拥有医生数的平均水平算，大概有200万左右注册医生，扣除科研和学校的，再扣除辅助科室的。一线城市应该有150万。公立私立比例按照病人数推算应该比例15%:10%:50-75%。这个比例在目前看来，还是很低的。

所以，这里面某些医生也不免犯难，挂号的后面排那么长，要是在某一个患者身上耽误太多时间，对后面的后者自然又是不公平的。所以要解决当下医患关系的紧张关系，不得不在以下两点上下功夫。

一、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需要医院在某些项目收费上做到透明化，只有这样，患者才会消除本身的疑虑性，对于一些情况才能有所了解。

二、解决医患关系紧张需要在二三线城市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医资力量一定要加大数量和质量上的配备，减少大家对于北京、上海这些大规模医院的依赖性。

当然，真正医患关系解冻不仅仅是以上两点解决就一定可以了。更多时候，是需要我们之间的互相理解，许多事情才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也是我们希望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