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比较文学（定稿）

第一篇：鲁迅与比较文学（定稿）

鲁迅与比较文学

徐晓云

摘要：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本文主要从西方哲学、文学两个方面对鲁迅的影响展开论述。

关键词：鲁迅 比较文学 进化论思想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学、文学的影响，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创作、翻译、批评与研究等。

一、西方哲学对鲁迅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严复是“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学者”（史华兹语）也是最早从总体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思想家之一，他抓住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命脉，将西方文化精神归结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思想上为后人吸收西学开辟了方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影响很大。

鲁迅的思想深受严复影响，他在南京与日本求学期间系统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等许多著作，并且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和文化思想，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朝花夕拾·琐记》中谈到，他在南京城南，花500文钱买了一部白纸石印的厚书——《天演论》。翻开一看，——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一个新鲜奇异的世界就这样被打开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唤起了鲁迅的生命自觉意识，引导他进入高层次的思考，西方“新学”成为鲁迅智慧与激情的原动力，表现为激进的思想、奔放的感情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中转站，日本也是中国有志之士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展进步革命活动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学生活使鲁迅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与文学，形成了他以文学救国的思想。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来主义”原则，在进化论中他接受了历史发展的观点，而摒弃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从而保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自主与独立。更重要的是鲁迅将自己接受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实践，在进化论“青年必胜过老年”的观点影响下，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进化论对鲁迅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而且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二、西方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比较，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摄取与融化，是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鲁迅独特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是鲁迅介绍、评价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评价西方文艺思潮的论著，他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一个民族能否获得文化上的自觉，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反观自身。地域的阻隔，农业文明造就的封闭环境使中国人一直以文明古国而自诩，在对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攻破了国门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鲁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普遍进化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近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也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它表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不仅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即国民精神。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读书时，就常常与他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的是“诚”和“爱”，后来又将劣根性归结为“瞒和骗”“卑怯”。认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徐旭生与鲁迅讨论时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听天由命与中庸，大约是惰性的缘故。鲁迅回答说“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创作中是揭示了国人精神的贫弱、人格的萎缩，最显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同时中国国民的愚昧、麻木需要“別求新声于异邦”，把那些能够真正纠正中国文化本体偏枯，激发个体精神力量的东西引进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而各种报刊和杂志争相译介西方近代的各种文艺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刷新了中国旧文化的面貌。鲁迅认为西方文明的根底在于人的个性与精神，中国要与列强竞争，关键是立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从“人的精神”层面揭示中外文化的本质区别，主张中国人应该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世界先进文化，“五四”新文学基于启蒙精神，呼唤人的觉醒，追求个性解放，对国民的愚弱状态进行深刻剖露，鲁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被当时的青年认为是勇敢的反抗，鲁迅对这种反抗无疑是赞美与支持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中子君的话曾经风靡一时。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写出个性主义的可贵，而且指出了个性主义的脆弱。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为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做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时说：“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伤逝》中的子君就是中国版的娜拉，她的命运形象地回答了出走的结局，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不彻底，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命运思考比易卜生来得更实际更深刻。

作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巨人，鲁迅创造了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文学。贯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深刻学养使鲁迅的作品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受果戈里、契诃夫、安特莱夫、拜伦的影响，他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手法交互使用，形成了一种融描写、叙述、抒情、讽刺、议论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因此成为现代文学“散文体小说”“抒情诗体小说”的开创者。在小说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中西皆用的态度，在《呐喊》与《彷徨》中近代西方小说的“横切式结构”约占三分之二，而古典小说的“直缀式结构”则不到三分之一，可以说鲁迅的创作是深受外国文学影响又完全具有民族特点的创作。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走出封闭奏响世界文学华彩乐章的历史背景下，重温鲁迅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具有着现实的意义。通过对现代文学史上中外文学交流历史的回望，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之路的泥泞与艰辛，而且重新认识了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下的民族作家与作品，从而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鲁迅 著《坟·文化偏至论》 2． 鲁迅 著《坟·摩罗诗力说》 3． 严家炎 著《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鲁迅作品集》序 4． 杨兹举 著《荒原野狼 鲁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作者简介：徐晓云，女，1968年出生，河北张家口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第二篇：比较文学论文(鲁迅与契诃夫的比较研究)

摘要：比较文学中关于契诃夫和鲁迅的比较之多，笔者从两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入手比，试图比较分析两者创作的异同点。如创作的手法，作品

情感的倾向，人物的塑造等等。

关键词：鲁迅 契诃夫 比较 文学 狂人 讽刺

鲁迅文学与契诃夫文学的比较

鲁迅，一个为众人皆知的名字，一个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其作品以无穷的魅力风行了大半个世纪，从《阿Q正传》到《孔已己》、从《药》到《狂人日记》，从《彷徨》到《呐喊》，再到《朝花夕拾》鲁迅先生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子，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千古名言‘。他一生都为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忙碌着。年轻时看到整个民族病弱的状态激发了他学医救国的志向，后来在日本学习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人是病在思想上，因此弃医从文，决心用自己手中的笔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他的精神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民族魂，他就是有思想、有民族大义、思想开放进步，时代造就的伟大的文学家鲁迅。

他是19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与法国莫泊桑、美国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契诃夫；他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容貌、衣裳、心灵、思想；人的智慧上应当是明豁得，道德上应该是清明的，身体上应该是清明的‛。他也曾和鲁迅一样关注人类的精神世界‚知识分子，偶然遭受一两次痛苦，便会觉得这个刺激过于强烈，便会大叫起来；可是广大的群众，无时无刻不受着痛苦的压迫，即便感

便麻木了，他们在大街上或者在住宅中所能看见的，只有沉默的人们，毫无声息地在活着动着他们到了过于痛苦的时候，反而只吹一声口哨。‛他就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契科夫。

-契诃夫与鲁迅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作家,虽然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但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然而,他们的小说创作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人称鲁迅为“中国的契诃夫”.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说过：‚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们的弱点这一点，鲁迅和契诃夫是相似的。‛

郭沫若为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曾专门著文，认为‚鲁迅与契诃夫的极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他感觉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也就是契珂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

同一个地球，不同的地域，两个不同国籍的人，去碰撞出无数火花，向人们昭示着他们的共同与不同。

（一）契诃夫和鲁迅笔下的‚狂人‛

契诃夫和鲁迅在创作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物，那就是‚狂人‛。契诃夫笔下的‚狂人‛诞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他笔下的狂人与众不同的是，都是一些睿智的学者、思维活跃、具有超

越时代的意识，可以说他们都是俄罗斯思想界的先驱，是俄罗斯这个巨大的沉闷的套子里的最坚决破坏者。

鲁迅受契诃夫影响至深。鲁迅的整个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狂人日记》和《第六病室》有着十分相通之处。如《第六病室》里病人格罗莫夫的心理，处于《狂人日记》的狂人的感觉，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作出相似的、病态的、恐惧的反应。一个是被虐狂一个是迫害狂，可以说这一疯、一狂都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封建社会‛

但是由于东西方传统和文化的不同鲁迅的狂人在侧重上却各有不同，这都与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契诃夫的小说有着鲜明的道德取向，也正如其自己的宣称，道德上的败坏意味着愚蠢和美感的幻灭。中国也有自己的道德伦理但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真正的精神信仰，而是一种孔孟之道的强烈的理性道德，这种儒家所提倡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体系有一个严重的缺陷，那就是缺乏以人为本的到的尊严和价值尺度。用它来规范人，让人会变得冷漠而自私、虚伪。批判吃人的传统文化机制变成了鲁迅文章的根本。

（二）契诃夫和鲁迅的讽刺艺术

其二者的讽刺不是简单的嘲笑，而是深入人灵魂的致命一击。鲁迅与契诃夫讽刺艺术的相同点：

通过小人物，用讽刺来挖掘生活的真实。如《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以及华老栓的肉血馒头，无不是对当时下层人民的无知和讽刺，他们用深邃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他们用笔作刀锋将那隐藏在常见的一般生活里的丑陋本质曝光于世人，他们的一生都在与丑恶的庸俗的社会现实在斗争，揭露着人性的弱点。他们的文章不会去猎奇，而是选取生活中的小事来挖掘深刻的人性。正如鲁迅所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有曾经有的实事，但必须有会有的实情。‛艺术本身就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作品‛，艺术的完美与深刻更在于他以其独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想要表现的真实。无论是契诃夫的奥楚蔑耶夫、普里希别叶夫，还是鲁迅笔下的华老栓及七大人，都是在通过生活中常见的小事情小人物在彰显深刻的主题。

讽刺的程度他们都表现得恰到好处，做到了讽刺尖锐，但从不尖酸刻薄。

鲁迅的一生都在寻找病态的社会根源，他‚叫喊于生人之中‛，他希望所谓的‚生人‛能被自己的‚呐喊‛惊醒，他希望能疗救病态的社会和扭曲的人性。契诃夫在写作上他致力于揭露庸俗和市侩习气。他们讽刺的共同点是都在嘲笑、鞭挞着‚不合理的、可笑的、可鄙甚至于可恶‛的社会现象，以唤起人类正常的精神心理。

契诃夫与鲁迅短篇小说讽刺艺术的不同点：(三)表现手法上的不同。

契诃夫侧重于漫画式的手法。如契诃夫的作品《装在套子里的人》，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漫画版的主人公别里科夫，那诡异的装束足够读者笑个半晌‚在顶晴朗的天气也要穿雨鞋带雨伞，而且一定要穿着暖和的大衣，把里暗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张精彩绝伦的漫画，把一个总是限制在陈规旧俗圈子里、不越雷池半步的沙皇专制制度维护者的丑态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

鲁迅采用的是中国画中的手法就是白描的形式进行讽刺。他用高度凝练的笔墨，朴实无华的表现生活，对丑恶的现象揭露无疑。如在《祝福》中，写到辛亥革命后封建制度仍然笼罩下的旧中国农村小镇鲁镇的生活，他将主人公的生与死都安排在一个特定的节日里，也就是在辞旧过新年的冬天，祥林嫂在别人的‚祝福祭祀‛中，在‚毕毕剥剥‛的鞭炮声中悲惨的死去了。在环境的鲜明对比下，深刻的揭露了像四叔一样的封建卫道士对祥林嫂一类人的残害，从而直接的揭露了文章的主旨。可以说祥林嫂身上所发生的并不一定真的是一个人的遭遇，他将多个人的遭遇集中的、典型的反应在一个人身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其实祥林嫂身上的这些事情是中国很多妇女遭遇的一个集合体，可以说鲁迅先生的白描艺术，真正的反应了艺术源于生活却又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规律，让文学作品在高度凝练的笔墨下达到至高的境界！

（四）批判的深度和尖锐不同。

由于写作手法的不同，总是让我们感受到契诃夫的漫画式的主人公在给予我们的总是一种滑稽的表演和快乐的享受，之后才是对社会的一种剖析。而鲁迅的作品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总能从其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如《阿q正传》里的阿Q，我们在阿Q的自我宽慰和嘲解中感受到那似乎就是在写自己，在阅读中无形之间就在进行着自我的反思和觉醒。

（五）契诃夫和鲁迅笔下的‚忧郁情结‛

‚忧郁情结‛是指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阴郁、苦闷、彷徨、悲愤的艺术氛围。他是作家创作的一个整体情绪的表现，鲁迅及契诃夫的作品中都有这样的情结存在，下面试以例来阐述：

环境描写的忧郁。

鲁迅的作品中的环境描写始终都是处于一种阴冷的灰暗的感受和色彩中，小说《故乡》中说‚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缝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其中‚萧索‛‚冷风‛‚阴晦‛‚呜呜响‛‚苍黄‛ 没有一些活气。通过对故乡阴冷天气和萧条景象的描写，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渲染了萧条的气氛，烘托了作者悲凉的心情，为下文目睹故乡人的变化，心生悲哀作铺垫。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我们感受到了鲁迅对社会的由于不满苦闷和彷徨。

契诃夫的环境忧郁体现在人物生活背景的灰色和阴冷。契诃夫小说中的背景多为牢笼、拘留所、精神病院，狭小的空间、令人压抑的办公场所等等，在《第六病室》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那些尖端朝上的钉子、院墙、小屋本身都带着阴郁的、罪孽深重的特殊模样‛这样的忧郁的场所是契诃夫为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所设臵的最合适的生存环境。

人物的忧郁情结。

除了环境的由于外我们还感受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由于，你看那个迂腐的被人打断腿的，又懒且偷的孔乙己满载着别人的嘲笑；那个迷信麻木而又悲苦的华老栓，还有自我麻痹的自欺欺人的阿Q,我们发现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有其自身的忧郁也有鲁迅对国民性的担忧。

契诃夫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数是孤独凄凉、自轻自贱、敏感多疑、冷漠内向、谨小慎微、对任何事物缺少信心的。他们似乎总有派遣不完的苦闷，总是烦躁忧郁。

结局的忧郁和迷惘。

契诃夫的小说在结局上试图表现作品中人物的出路和对生活的希冀，但是由于作者本人在思想上的困惑和当时社会的黑暗结局却总是让人迷惘和忧郁的，《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伊凡在看到别里科夫的死之后呢自己也认识到了不能这样的生活下去，然而在结尾处他却并没摆脱自我的由于和苦闷，最后只能成为一个‚梦醒了无路可走的人‛

鲁迅的小说人物最终的结局也都是悲哀的，祥林嫂的悲剧的一生也未换来圆满的结局，最终仍然被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吞噬。

不同国度、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地域和民族风俗，但却成就了两个在小说创作上异常相似的人物。无论是说契诃夫小说的传入影响了鲁迅，还是说鲁迅在为自我国家的解放苦苦的挣扎与奋斗着，我们必须承认，二位伟大的小说创作家都在为我们所谓的人性弱点奋斗着，为我们民族的崛起，灵魂的清灵在贡献着自己的毕生力量，再此，我们为两位文学大师敬礼！

参考文献：

[1]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2]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3]李广宏 契诃夫《第六病室》中的话语权利[J] 广西社会科学 2004（2）110-115 [4]汪晖 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78-80 [5]徐家荣 不同国度的两部—狂人日记[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2）：34-38

第三篇：浅谈语言学与比较文学

浅谈语言学与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与文化语言学

比较文学之所以作为一门国际学术研究的学科得以成立，与语言的跨界和学科的跨界有关。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交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不同语系之间，因此他们必然是本土文学与异质文学的对话者，而文学建立在语言的书写形式——文字的基础上。所以，比较文学研究者以本土的语言及其思维观念来透视异质语言书写的文学现象时，他们第一时间所无可回避的就是语言问题，也就是文字的问题。不同的语言必然造就其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也正是不同文字书写的思维观念在跨界中构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点。

我们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首先面对的是作为母语的中文与外语的差异。汉语在书写的形态上是由语素文字构成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文化的思维观念上，汉字文学一定不同于由音素文字与音节文字所书写的两种文学现象。不同于国族文学研究，语言身份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及其思维观念。国际语言学界将文字划分为语素文字、音素文字与音节文字，则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者是运用音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而把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则运用语素文字从事国际文学研究。

有学者认为，“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就西方印欧语系的音素文字来判断，书写的字母只是对语音声波的连续带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直接参与思维的表达方式，也因此，音素文字的字母延缓与遮蔽了声音表达意义的鲜活在场性。汉字思维应该成为现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及西方的汉学家或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前沿学术问题。

二、语言学与比较文学译介学实践

比较文学派强调文学的多元体系，认为翻译是译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是另一文本的再现。作为翻译研究来说，其对象不仅是文学文本，还应包括普通语言文本和特殊语言文本。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也是文化转换，不仅仅是解码过程也是交际行为。以国人翻译外国文学的初期状况为例，“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文言在中国语言文化系统中占统治地位，与之相对的，中国早期的文学翻译大都采用文言作为译入语。但是从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发展的总体来看，以文言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翻译作品使用的译入语都是现代白话——现代汉语。文言和白话虽同属于汉语语言文化系统，从文言到白话的变化也是汉语语言文化系统内的变化，但这两者之间却有很大的区别。它们的不同涉及到语言观、社会观乃至文化观的不同。

文言有着鲜明的稳定性，首先是语言层面上的稳定性。文言有它常用的字眼和词汇，有相当严格的句法系统，对所有使用它的人都具有约束力。文言自汉代基本定形后，就成为一个可以不随时间和地域而变化的相对稳定的语言系统。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前，在此之前，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基本都是用文言作载体的。长期的两相结合，使文言与中国古代文化之间形成牢固的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关系。现代汉语则吸收了文言、外语的因素创造出了浑然一体的新语言风格。与相对固定的文言相比，现代汉语紧随时代的发展，表现新意的力量要强得多。但从另一方面说，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可以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却不一定真的能与现代汉语相溶合。文学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翻译文学中甚至含有两种或多种文化的成分。早期的中西文学文化交流首先表现为文学翻译，这两种彼此存在巨大差异又相互不了解的文化就在文学翻译中直接交锋，使得误译、错译的现象时常出现。

三、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大特点是把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翻译理论研究迎来语言学转向。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对尤金·奈达翻译理论的影响为例，受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启发，奈达认为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蕴含语言的普遍规律，语言背后实则埋藏具有普遍意义的语义规则。人类语言在语义层面的共通性和相似性正是翻译得以进行的基础。基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结合自身的理论实践，奈达提出“逆转换”和“动态对等”两个重要概念。转换生成语法认为，语言的深层结构通过转换机制可以得到其表层结构，但在翻译时，译者可以对源语言进行解构，从源语言的表层结构追溯到深层结构，进而得出源语言的核心语义。逆转换得以实现的关键之处在于人类语言在深层结构具有相似性。奈达“动态对等”理论则借鉴了“读者反应”理论。动态对等注重的是翻译结果，即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动态对等是指基于源语言和目的语双方深层结构所具有的相似性，由逆转换机制得出的译文，可以使目的语读者获得和源语言读者一样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动态对等在翻译过程中实现与否及其实现程度的强弱直接决定了翻译质量的高低。因此，动态对等是衡量逆转换是否正确、翻译是否成功的一把标尺。语言学理论不仅推动了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第四篇：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三、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

一、概述

1、概念厘清

女性文学有三种字面上的含义：一是研究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二是研究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三是研究表现出女性意识的文学。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文学只是指第一种含义：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

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就可以全都称为女性文学？因此，这里仍然要两说：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没有表现女性意识；另一个是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里面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那么哪一种才是女性文学？

答案是后一种才是我们所指的女性文学，即那些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表现了女性意识的文学。但是，这些文学并不一定描写女性生活的。可以是描写大社会的，但她同样表现了一定的女性意识，则可以称之为女性文学。

因此，在这里，女性文学的含义是：表现了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它可以专门描写女性生活，也可以描写其他人的生活或反映大社会的情况。

2、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 Feminism 在中国，有两种翻译：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

顾名思义，女权主义，是为女性争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选举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的权利等等一些关于那个所谓的“人”所该拥有的一切权利，说白了，就是男人拥有的那些权利，女性也要拥有。这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保障。

女性主义，是认为，在那些基本的人的权利之外，女性还有自己独特的性别意识，比如为母亲的意识、一直以来被压制在家庭与社会地位底下之列所造成了历史创伤（纵观历史上，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天使圣母一般的，天使是那些贞女、圣母是那些孟母啊、贾母啊、岳飞那英雄的母亲啊之类的；另一类是魔鬼下流的，比如妖狐鬼怪中美若仙子的女性，比如潘金莲之流水性杨花的女性、还是那些乱国的女性；总之，当国家亡时，人们指责是女性祸国殃民，当国家兴时，女性的地位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历史上，在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一直被处于边缘：孔子的那一句话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也。让女性一直背负一个负面的、消极的、底下的包袱。）、一直现在仍然存在的歧视现象所给女性带来的压力等等。这些是女性独有的意识，或许只有女性作家才能够书写出来的意识，因为那些是需要个体体验的意识。

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过渡，一般认为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开始。在此之前，学界认为feminism这一流派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社会权利和权益。随着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获得之后，女性的关注点投射到女性自己的意识方面，并且认为，女性的革命比一场社会革命所需的时间更长，因此任务更重。只要有歧视存在，只要女性还被潜意识认为是第二性，那么女性主义的任务就仍然没有完成。

女性主义这一大流派之下，其思想意识并非那么统一。在文学方面，由原先的女权思想（比如秋瑾为革命的思想）、到女性主义哲学思想（比如那些从西方引进来的哲学思想，有波伏瓦、克里斯蒂娃、阿伦特、伍尔夫、桑塔格、西苏、伊利格瑞等等），再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比如凯特米莱特的性别政治话语、玛丽艾尔曼的阳物批评话语、艾莲娜肖瓦尔特的姐妹情谊话语、吉尔伯特的女性的精神疯狂话语等等），中国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话语的提醒、启示之下，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没有间断它的发展势头。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到性别批评，期间还有酷儿理论，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随之进入了性别批评时代。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批评的不同在于，前者只关注女性作家创作的那些带有明显的女性意识的作品；后者在于关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那些在表现性别意识方面独特的作品。比如说，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下，在中国当代文学范围内，学者只去关注陈染、林白、徐坤、王安忆、刘索拉等作家的作品；在性别批评之下，学者们也去关注那些男性作家的作品，比如在90年代性话语大兴之时，有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一系列作品，还有苏童的《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性别批评作者注意到，这些男性作家喜欢去女性的身体不厌其烦地性色彩描写，而且对于强奸的描写几乎乐此不疲。然而，在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那里，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对于女性身体的描写，是唯美的，是自立的，是不屈不饶的，女性的身体是自我做主的。也就是说，在男性作家那里，女性的身体是被窥视的，是好似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作家在向一个个具有窥阴癖的读者描写那具客体的女性身体；而在陈染、林白作家笔下，女性身体是自我书写的、是自我在表达自己的需要、欲望，是由身体的自我主张而达致精神上的自我独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体书写。这些的深刻的揭露只有在性别批评当中才实现了。

在市场经济之下，女性被再次沦陷为消费对象，一具客体，一个卖点，难道这与传统的对于女性的看法有何不一致？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就是性的代表，就是一具被消费的客体。在市场经济之下，可悲的是女性的命运仍然如此。

因此，在当下，许多社会上的权利不管是名义上的也好还是实际上的，女性的地位所有上升。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命运并没有好多少。因此，女性主义还需要继续存在下去。

而且，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如果你不了解女性主义或性别话语，那么你就过时就是老土，就是顽固的男权分子。如果你不但不了解女性主义，而且你还公然发表反对女性主义的言论和思想，那么你势必被逐出这个地球，并永不遣返。除非你以后别在公共场合发言，否则你的反女性主义言论将让你身败名裂，并永世不得翻身。

但是女性需要思想，需要哲学，需要倾听不同的言论，而且女性主义哲学一直都在如此做。而且，女性主义哲学已经在当下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那个含义，而代表了一种为弱势群体而发言的思想。同性恋话语也是在女性主义的启发和引导之下蓬勃发展。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女性主义话语一道，在为弱势群体争取话语权方面，它们始终是一股不能被忽视的力量。

二、西方女性主义

在当今学术界，女性主义取代了女权主义的说法，因此在这里一律用女性主义这个称谓。

1、动力来源

首先，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成果，是女性主义哲学理论的前提和来源，也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批评的前提和来源。

其次，女性文学传统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性文学实践是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内在动力和基础。

最后，20世纪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多元发展，为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提供了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参照。

由于强调的理论重心、秉承的文学观念及采纳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欧美女性主义诗学大致分为美、英、法三家学派。一般来说，美国女性主义诗学较为注重对文本的批评实践，而在英国批评界，由于存在深厚的左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较为突出，对文化研究表现出更大的关切。学者们更加擅长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将女性有报酬与无报酬的劳动与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法国由于是新精神分析、解构理论与语言学等当代重要理论思潮的中心之一，号称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露 2 丝·伊利格瑞和朱丽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均深受上述思潮的影响，故女性主义诗学更加注重理论方面的建构。

2、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容

（1）审视与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信息，努力运用文学批判功能呼唤男女两性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与平等意识，最终使女性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家庭内部等方面获得与男性等同的权利和地位，探索和谐、完美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

（2）通过对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史等的重新梳理与挖掘，尝试以注入了性别意识的新的文学观念重构文学传统。

（3）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多察女性作品中存在的特殊意象、运用的题材、表达的主题、塑造的形象、蕴涵的情感等等，寻找文本中存在的隐喻、象征、反讽、暗示或者对男性创作的戏拟，关注女性创作的特殊语言与风格，考察女性创作中所接受的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的影响及其分别在她们自己创作中的表现，梳理并确立女性文学的传统；

（4）研究女性写作与其生理及心理经验之间的可能联系，尝试建立一套适用于对妇女作家与作品进行恰如其分的公正评价的“女性美学”体系；

（5）在立足于自己的性别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将性别维度与文学批评的其他维度结合起来，避免文学批评的简单化、政治化与主观随意性，努力建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而又符合具体文学实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三、中国女性主义

在大的学术背景之下，在主流方面，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理论体系，同样，也没有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只能说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批评。

我们所说的中国女性主义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或者说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对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我们还得从历史谈起。

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时间上要比欧洲晚一个世纪。与西方妇女自发、自觉地为自身性别群体的利益而奋起抗争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首倡者与先行者往往是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男性知识分子，这也先在地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运动男女放同作战、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对女性与男性的共同桎梏的基本特征，这和西方激进的女权运动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普遍状态构成明显的差异。

在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9世纪末这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晚清维新派知识分子，以西方自由民主观念为参照，开始对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人权问题进行思考。

康有为便以“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为立论的基础，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男女各有自主之权”的主张；

在西风东渐、女子教育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背景下，梁启超写下《倡设女学堂启》一文，将两性平等与合作看成是富国强民的先决条件，认为美国“胜”、日本“强”的关键正在于“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动的日本”之故；

谭嗣同则在著名的《仁学》一书中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故而理应“平等相均”。在此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进行的一系列对妇女教育启蒙的努力，亦可说打开了介绍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最早的窗户。他们的工作和中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相互呼应与补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根据史料，1844年，英国女性爱尔德赛夫人(Miss Aldersay，在浙江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

“据统计，到1877年，基督教新教在华所设女日校有82所，寄宿女39所，共招收女学生2101人；天主教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数量更多。”②女学的开设，开创了中国女性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先河，亦为维新派知识分子寻求中国女性自由解放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作为维新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运动开始兴起，针对以缠足为代表的对女性身体进行扭曲与戕害的一系列行为的不缠足运动和本土女学的兴办，旨在使中国妇女获得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放。

1898年，中国人自行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在上海开学，成为中国近代妇女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

1902年，蔡元培等亦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

“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章程，女子教育初步获得合法地位，官办女子小学和师范学堂推广到各省。

1905年，在华基督教诸差会联合创办了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为中国高等女子教育之始。”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进人20世纪之后，中国妇女的主体性也逐渐增强。她们纷纷自己兴办团体、创办报刊、出版图书。据不完全统计，1901-1911年问涌现出的妇女团体达四十多个，妇女报刊有三十余份。

这其间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有陈撷芬1899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1902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丁初我1904年在上海创办的《女子世界》，秋瑾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等等。

在图书出版领域，1903年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女界钟》，可谓学界公认的中国本土第一部专门研究妇女问题、倡导女权的著作。作者金天翮响亮地提出了妇女应享有“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之权利”的主张，被誉为“妇女界的卢梭”。

该时期最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是秋瑾，她提出了在当时最为完备的妇女解放主张，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经济自主、反对缠足、提倡女学、妇女参政等等。女权作为“天赋人权”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也在秋瑾著名的《勉女权歌》中表现了出来：“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③

辛亥革命期间，女性同男性一样，战斗在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前线，参政议政意识进一步滋长。1912年，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没有对妇女权利做出相应规定，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其他几个妇女团体便联合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了修改《临时约法》的主张。在请愿受挫后，她们又通电全国，表示不承认《临时约法》，并提出了“实行男女平等权利、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妻制、提倡婚姻自由”等九条政纲，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妇女运动。到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期居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妇女解放成为实现民主与人权的基本前提与重要标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纷纷发表文章或文学作品，用民主的思想和科学的精神对妇女贞操问题、男女社交公开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随着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名剧《玩偶之家》引人中国，中国文学艺术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强烈共鸣集中体现在对《玩偶，之家》的介绍、讨论与热演上。“‘五四’主要新文化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常常组织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妇女问题的热烈讨论，其始作俑者往往颇受易卜生的影响。”①五四时期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专门塑造娜拉式女性主人公的戏剧“娜拉剧”。“1919年，胡适的《终身大事》拉开了‘娜拉剧’的序①那位勇敢赶冲出玩偶之家、挣脱被玩弄的依附地位的西方女性娜拉，唤起了许多中国女性把握自己的命运的美好希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重外来之利器以抗拒封建桎梏的国人心目中，娜拉的出走似乎多地被解读出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人的意义，而不是抗拒夫权与父权桎梏的女性个体的意义。也就是说，娜拉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个冲出西方核心家庭与夫权制度的“女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从中国传统封建大家庭和家长制中被解放出来的“人”。由于中国读者与观众反抗封建专制的历史处境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现实心理预期，他们对易卜生作品的接受便很微妙地从原著所强调的性别重心转移至社会问题之上了。从接受美学的意义上而言，中国读者与观众的这种择与失落，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政治需要以及妇女解动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的。

1949年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保障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基本国策的指导下，一系列的行政指令与法律条条文纷纷出台，它们分别从政策与法律的层面确认了中国妇女应当享受的劳动、接受教育、就业、婚姻自主等基本人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3年的《选举法》规定了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随后，国家还陆续制定颁布了与妇女地位相关的《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民法》、《刑法》等十余部基本法和40种行政法规与条例，以及八十多种地方性法规。1992年，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实现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禁止歧视和残害妇女提供了法律保证。此外，中国政府还颁布了一些与妇女利益有关的法令，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等等。因此，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和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构成新中国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显著的特点。较之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中国妇女在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和受教育层次上、在爱情与婚姻自主权的获得与使用上、在参政议政的参与程度上、在社会劳动权利保障等方面，都是远远走在前列的。

总之，在有关妇女发展的问题上，原来人们曾经乐观地以为，只要实现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女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历史与现实却告诉我们，妇女问题只是被暂时遮蔽了而已，它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社会阶段甚至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由此看来，较之表层的政令法规，潜藏的文化价值观的力量更为强大、影响更为深远、矫正也更为不易。

正如波伏瓦所说：妇女解放要远比一场社会革命需要的时间更长。

2、本土的妇女运动甫一开始，便呈现出两个基本的特点： 一是参与者中极少有女性，更遑论由女性自觉发起。即便运动中有少数知识女性，但她们要么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配偶、女儿，要么便是其他女眷，因耳濡目染了亲人的先进思想而萌生了初步的女性觉醒意识。由于长期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压制，中国女性并未获得普遍的觉醒，运动的倡议者往往是男性，运动因而也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启蒙特征，这就使妇女缺乏追求自身性别群体独立解放的自觉意识，相反具有依赖性。但同时，这也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天地不具备与男性之问剑拔弩张的对立紧张意味，而往往呈现出温和友好的协作特征。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甚至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

二是由于中国妇女运动本身即是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的一部分，因此它自始即与民族危亡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也始终保持了这一特征。

这也导致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往往呈现以下特点：

（1）趋向宏大话语。更喜欢将女性作品的意识、思想作为社会改革和革命的一部分去分析，这一趋向实际上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那些表现女性意识的作品的独特性。

（2）批评重于理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成果较为显著，但理论却显不足。

（3）散重于集中。体系性不够，各说各话，并不能称为一个流派，或一个组织，力量单薄。

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

第一次译介高潮：大约始自1986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将妇女问题上升到理论与学术的层面进行探索的趋向。一系列呼吁和身体力行地展开妇女研究的文章出现了，它们因最先刊登于各大报刊上而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也为妇女研究的学术化与理论化更有效地造出了舆论上的声势。第一次高潮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便是介绍性文字与学术论文的大批出现。如1986年间，即有李小江在《外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在《外国文学动态》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柳门在《读书》第7期上发表的《欧洲女权运动之星的陨落：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逝世及其生平与著作》、孔海立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第8期上发表的《一股极为盛行的文艺思潮在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谭大立在《南京大学学报》增刊上发表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次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始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全面启动并逐渐获得了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双重合法性。商品化、物质化的潮流使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与学批评退居到了社会的边缘，成了一个灰姑娘。清高并自恃优越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一下子滑落到了文化的边缘，产生了无名的失落与失重之感。物质的喧嚣与欲望的泛滥冲击着正统的道德准则与意形态，轻飘而非厚重的生活追求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信条。理想的消解与价值的失衡促使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也成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多元化形态出现的基本语境。

物质化、世俗化、大众化和消费化的趋向，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发展产生了影响。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揭露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标准等等中间潜藏的性别歧视信息，暴露化、符码化的性别角色的人为性质，努力运用其文化批判功能和审美教育功能，呼唤男女两性之间真正尊重的相互关系和平等意识。

世妇会之后，中国的女性主义诗学研究在前述两次浪潮的基础上依然保持了稳健的发展 势头。虽然引起轰动效应、广有影响的学术力作并不多见，在多元化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写作也不再成为文坛一致瞩目的热点，但女性主义的观念、立场与研究方法却深入人心，成为学者们观照历史与文化现象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分析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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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比较文学视角看鲁迅与契科夫

从比较文学视角看鲁迅与契科夫

提到《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这些让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大家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到中国的文学大师——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为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而奋斗。年轻的他选择学习医术，救死扶伤。后来却毅然弃医从文，转而用文字激发和唤醒国人的心灵，环顾中国历史，鲁迅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魂”。契科夫是俄国现实批判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作品硕果累累。他和欧·亨利，莫泊桑被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三巨匠”。

鲁迅和契科夫都是在文学史上大名鼎鼎耳熟能详的作家虽然他们生活的年代相近，但是二人无论是接触和学习的文化，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经历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我们阅读了他们二位大师的作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小说的创作上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一方面，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就曾经说过：“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能了解他们的弱点这一点上，鲁迅和契科夫是极其相似的。”可以说在很多文学创作的层面上，鲁迅都深受契科夫的影响。

契诃夫小说常从冷静客观的角度分析问题，文章短小精悍、含而不露。鲁迅的文风与其十分接近，也是对社会中的黑暗面和现实的残酷问题给予一针见血的评价和冷酷无情的分析批判。他们在语言的简练、擅长于讽刺、善于以小人物为描写对象等方面,都比较相似。在由于当时的世界黑暗残酷的大社会背景之下，使得契诃夫和鲁迅在作品都充满了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鞭挞。.在我对鲁迅和契科夫作品的一些比较分析上，可以看出，鲁迅和契科夫作品的相似之处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对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的同情

在鲁迅和契科夫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中，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这些鲜活的人物大都是当时社会中普通民众的代表和缩影，两位作者在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寄予的多是对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例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闰土。契科夫《凡卡》中的少年凡卡。这些人物的故事和悲惨命运，读来让人不禁伤感和悲愤。底层人民是黑暗残酷社会最直接的受害者和受压迫者。他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食物链的最底层的人。饱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毒害。被剥削和被压榨使得他们贫困，贫困又导致他们无法接受教育，从而变得无知，长此以往，无限的轮回循环，罪恶的社会葬送了数不清可怜的生命和灵魂。自幼就亲眼目睹过农民和城市贫民悲惨生活的契诃夫和鲁迅，深知人民的痛苦。他们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创作，表现了他们对受压迫、受剥削、受歧视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二、对黑暗腐朽会的批判和揭露

借文学作品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十九世纪批判实施主义作家作品的主要特点。我们不妨来看看二位作家的代表作。《第六病室》是契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阴暗恐怖的第六病室原型正是俄国当时黑暗的社会。在小说中“被虐狂”格罗莫夫实际上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被当做疯子关进第六病室之前，他针砭时弊抨击黑暗，被关进病室后，他还清醒的驳斥拉京医生的“懒汉哲学”和“托钵僧精神”。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这一人物的塑造告诉读者，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动脑筋和爱思考的人被认为是“疯子”，而能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人却恰好是这些“疯子”。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的描绘，成功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诞无情。在这一方面，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与契科夫不谋而合，“狂人”也被认为是一个疯子，他发现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和行为，但是当他越要反抗这“吃人的礼教”，他就越不能被周围的人接受，越被大家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三、对充满奴性灵魂的“呼喊”

在鲁迅和契科夫的小说中还体现出的，是对下层社会可怜可悲，却又麻木不仁，充满奴性人群的当头棒喝。在《阿Q正传》中，主人公阿Q在自己发明的“自我欺骗法”中得过且过，欺软怕硬软弱无能却依然能自得其乐。这种处世哲学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以及《藤野先生》中围观同胞被斩首还高呼过瘾的中国人，《药》中用烈士鲜血治病的愚昧老板。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中小公务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前座将军的头上，将军大人并没有在意，但小公务员却三番五次去向将军道歉，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他而对他施加报复，不利于他今后的发展。从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就一命呜呼。二位作者的作品中表达的正是对这些人物的同情和愤慨。

鲁迅和契科夫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描写的手法，契诃夫漫画式的讽刺手法散见于他的四百多篇中、短篇小说之中,他的这种手法能使人一目了然,摸到手里就感到一种火辣辣的味道。作者的笔仿佛一把解剖刀,他对那些假、恶、丑的东西不留情面,使作品在奇特的构思中又现出生活的真实,做到了笔意深长,发人深省,给读者创造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鲁迅白描式的讽刺手法,是用高度凝练的笔墨,朴实无华地表现生活,对丑恶现象给予辛辣的讽刺，更加深刻地反映了艺术来源生活而又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规律,使艺术提炼和艺术概括达到极高的境地,使他的作品充满着肯定生活的力量。